《国家与革命》

国家与革命

3．考茨基与潘涅库克的论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1917年8—9月）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被机会主义者庸俗化

1．普列汉诺夫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

2．考茨基与机会主义者的论战

3．考茨基与潘涅库克的论战

国家对社会革命的态度和社会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象整个革命问题一样，是第二国际（1889—1914年）最著名的理论家和政论家们很少注意的。但是，在机会主义逐渐滋长而使第二国际在1914年破产的过程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甚至当他们直接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还是 竭力回避 或者不加理会。

总的看来可以说，由于在无产阶级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上采取了有利于机会主义和助长机会主义的 躲躲闪闪的态度，结果就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的 歪曲 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完全庸俗化。

为了说明（哪怕是简要地说明）这个可悲的过程，我们就拿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来说吧。

1．普列汉诺夫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

普列汉诺夫写了一本专门论述无政府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态度问题的小册子，书名叫《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于1894年用德文出版。

普列汉诺夫竟有这样的本事，能够论述这个主题而完全回避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中最现实、最迫切、政治上最重要的问题，即革命对国家的态度和整个国家问题！他的这本小册子有两部分特别突出：一部分是历史文献，其中有关于施蒂纳和蒲鲁东等人思想演变的宝贵材料；另一部分是庸俗的，其中有关于无政府主义者与强盗没有区别这样拙劣的议论。

这两个主题拼在一起十分可笑，很足以说明普列汉诺夫在俄国革命前夜以及革命时期的全部活动，因为在1905—1917年，普列汉诺夫正是这样表明自己是在政治上充当资产阶级尾巴的半学理主义者 [35]，半庸人。

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无政府主义者论战时，怎样极其详尽地说明了自己在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上的观点。恩格斯在1891年出版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时写道：“我们〈即恩格斯和马克思〉那时正在同巴枯宁及其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最激烈的斗争，——那时离〈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36] 闭幕才两年。”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106页。——编者注］

无政府主义者正是企图把巴黎公社宣布为所谓“自己的”，说它证实了他们的学说，然而他们根本不懂得公社的教训和马克思对这些教训的分析。对于是否需要 打碎 旧的国家机器以及 用什么东西 来代替这两个具体政治问题，无政府主义者连一个比较接近真理的答案都没有提出过。

但是在谈“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时回避整个国家问题， 不理会 马克思主义在公社以前和以后的全部发展，那就必然会滚到机会主义那边去。因为机会主义求之不得的，正是完全 不 提我们刚才所指出的那两个问题。光是这一点， 已经 是机会主义的胜利了。

2．考茨基与机会主义者的论战

考茨基的著作译成俄文的无疑比译成其他各国文字的要多得多。难怪有些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开玩笑说，在俄国读考茨基著作的人比在德国还多（附带说一说，在这个玩笑里含有比开这个玩笑的人所料到的更深刻得多的历史内容：俄国工人在1905年对世界最优秀的社会民主主义文献中的最优秀的著作表现了空前强烈的、前所未见的需求，他们得到的这些著作的译本和版本也远比其他各国多，这样就把一个比较先进的邻国的丰富经验加速地移植到我国无产阶级运动这块所谓新垦的土地上来了）。

考茨基在俄国特别出名，是因为他除了对马克思主义作了通俗的解释，还同机会主义者及其首领伯恩施坦进行了论战。但是有一个事实几乎是没有人知道的，而如果想要考察一下考茨基在1914—1915年危机最尖锐时期怎样堕落到最可耻地表现出张皇失措和替社会沙文主义辩护的地步，那又不能放过这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考茨基在起来反对法国最著名的机会主义代表（米勒兰和饶勒斯）和德国最著名的机会主义代表（伯恩施坦）之前，表现过很大的动摇。1901—190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捍卫革命无产阶级观点的、马克思主义的《曙光》 [37]，曾不得不同考茨基进行 论战，把他在1900年巴黎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 [38] 上提出的决议叫作“橡皮性”决议，因为这个决议对机会主义者的态度是暧昧的，躲躲闪闪的，调和的。在德国的书刊中还刊载过一些考茨基的信件，这些信件也表明他在攻击伯恩施坦之前有过很大的动摇。

但是另一件事情的意义更重大得多，这就是：现在，当我们来研究考茨基最近背叛马克思主义的 经过 的时候，就从他同机会主义者的论战本身来看，从他提问题和解释问题的方法来看，我们也看到，他恰恰是在国家问题上一贯倾向于机会主义。

我们拿考茨基反对机会主义的第一部大作《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来说。考茨基详细地驳斥了伯恩施坦。但是下面的情况值得注意。

伯恩施坦在他著的有赫罗斯特拉特名声的《社会主义的前提》一书中，指责马克思主义为“ 布朗基主义”（此后，俄国机会主义者和自由派资产者千百次地重复这种指责，用以攻击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布尔什维克）。而且伯恩施坦还特别谈到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企图（我们已经看到，这是枉费心机）把马克思对公社的教训的观点同蒲鲁东的观点混为一谈。伯恩施坦特别注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的1872年序言中着重指出的结论，这个结论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05页。——编者注］

伯恩施坦非常“喜爱”这句名言，所以他在自己那本书里至少重复了三遍，并且把它完全歪曲成机会主义的见解。

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是想说工人阶级应当 打碎、摧毁、炸毁 （Sprengung——炸毁，是恩格斯用的字眼）全部国家机器。但在伯恩施坦看来，似乎马克思说这句话是告诫工人阶级 不要 在夺取政权时采取过激的革命手段。

不能想象对马克思思想的歪曲还有比这更严重更不象样的了。

而考茨基在详尽驳斥伯恩施坦主义 [39] 的时候是怎样做的呢？

他不去分析机会主义在这一点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头彻尾的歪曲。他引证了我们在前面引证过的恩格斯为马克思的《内战》所写的导言中的一段话，然后就说：根据马克思的意见，工人阶级不能 简单地 掌握 现成的 国家机器，但一般说来它是 能够 掌握这个机器的。仅此而已。至于伯恩施坦把同马克思的真正思想 完全相反的东西 硬加在马克思的身上，以及马克思从1852年起就提出无产阶级革命负有“打碎”国家机器的任务，考茨基却只字不提。

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问题上的最本质的差别被考茨基抹杀了！

考茨基在“ 反驳”伯恩施坦时写道：“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我们可以十分放心地留待将来去解决。”（德文版第172页）

这不是 反驳 伯恩施坦，同他进行论战，实际上是向他 让步，是把阵地让给机会主义，因为机会主义者现在所需要的，恰恰是把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的一切根本问题都“十分放心地留待将来去解决”。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年到1891年这40年当中，教导无产阶级应当打碎国家机器。而考茨基在1899年，当机会主义者在这一点上完全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却用打碎国家机器的具体形式问题来 偷换 要不要打碎这个机器的问题，把我们无法预先知道具体形式这种“无可争辩的”（也是争不出结果的）庸俗道理当作护身符！！

在马克思和考茨基之间，在他们对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工人阶级进行革命准备这一任务所持的态度上，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我们再拿考茨基后来一部更成熟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驳斥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写的著作来说。这就是他那本论“社会革命”的小册子。作者在这里把“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制度”的问题作为自己专门的研究课题。作者发表了许多极宝贵的见解，但是恰恰 回避了 国家问题。在这本小册子里，到处都在谈夺取国家政权，并且只限于此，也就是说，考茨基选择的说法是向机会主义者让步的，因为他认为不破坏国家机器也 能 夺得政权。恰巧马克思在1872年认为《共产党宣言》这个纲领中已经“过时的”东西，考茨基却在1902年把它 恢复了。

在这本小册子里，专门有这样一节：“社会革命的形式与武器”。其中既讲到群众性的政治罢工，又讲到国内战争，又讲到“现代大国的强力工具即官僚和军队”，但是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公社已经给了工人什么教训。可见，恩格斯告诫人们特别是告诫德国社会党人不要“盲目崇拜”国家，不是没有原因的。

考茨基把问题说成这样：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将实现民主纲领”。接着他叙述了纲领的各条。至于1871年在以无产阶级民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的问题上所提出的一些新东西，他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考茨基用下面这种听起来好象“冠冕堂皇”的陈词滥调来搪塞：

“不言而喻，在现行制度下我们是不能取得统治的。革命本身要求先要进行持久的和深入的斗争来改变我们目前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

毫无疑义，这是“不言而喻”的，正如马吃燕麦和伏尔加河流入里海的真理一样。所可惜的是他通过“深入的”斗争这种空洞而浮夸的言词 回避了 革命无产阶级的迫切问题： 无产阶级 革命对国家、对民主的态度与以往非无产阶级革命不同的“深入的地方” 究竟在哪里。

考茨基回避这个问题， 实际上 就是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向机会主义让步，但他 在口头上 却气势汹汹地向它宣战，强调“革命这个思想”的意义（如果怕向工人宣传革命的具体教训，那么试问这种“思想”还有多大价值呢？），或者说“革命的理想主义高于一切”，或者宣称英国工人现在“几乎与小资产者不相上下”。

考茨基写道：“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同时并存的可以有……各种形式上极不相同的企业：官僚的〈？？〉、工会的、合作社的、个人的”……“例如，有些企业非有官僚〈？？〉组织不可，铁路就是这样。在这里，民主组织可以采取这样的形式：工人选出代表来组成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由这个议会制定工作条例并监督官僚机构的管理工作。有些企业可以交给工会管理，另外一些企业则可以按合作原则来组织。”（1903年日内瓦版俄译本第148页和第115页）

这种论断是错误的，它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70年代用公社的教训作例子来说明的倒退了一步。

从必须有所谓“官僚”组织这一点看来，铁路同大机器工业的一切企业，同任何一个工厂、大商店和大型资本主义农业企业根本没有区别。在所有这些企业中，技术条件都绝对要求严格地遵守纪律，要求每个人十分准确地执行给他指定的那一份工作，不然就会有完全停产或损坏机器和产品的危险。在所有这些企业中，工人当然要“选出代表来组成 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

但是关键就在于这个“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 不 会是资产阶级议会机构式的议会。关键就在于，这个“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 不 会仅仅“制定条例和监督官僚机构的管理工作”，象思想没有超出资产阶级议会制框子的考茨基所想象的那样。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工人代表组成的“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当然会“制定条例和监督”“机构的”“管理工作”， 可是 这个机构却 不 会是“官僚的”机构。工人在夺得政权之后，就会把旧的官僚机构打碎，把它彻底摧毁，彻底粉碎，而用仍然由这些工人和职员组成的新机构来代替它；为了 防止 这些人变成官僚，就会立即采取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分析过的措施：（1）不但选举产生，而且随时可以撤换；（2）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3）立刻转到使 所有的人 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 所有的人 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 任何人 都不能成为“官僚”。

考茨基完全没有弄清楚马克思的话：“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关，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关。”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58页。——编者注］

考茨基完全不理解资产阶级议会制与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区别，资产阶级议会制是把民主（ 不是人民享受的）同官僚制（ 反人民的）结合在一起，而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则立即采取措施来根除官僚制，它能够把这些措施实行到底，直到官僚制完全消灭，人民的民主完全实现。

考茨基在这里暴露出来的仍然是那个对国家的“盲目崇拜”，对官僚制的“迷信”。

现在来研究考茨基最后的也是最好的一部反对机会主义者的著作，即他的《取得政权的道路》的小册子（好象没有俄文版本，因为它是在1909年我们国内最反动的时期出版的 [40]）。这本小册子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它不象1899年所写的反对伯恩施坦的小册子那样泛谈革命纲领，也不象1902年写的小册子《社会革命》那样不涉及社会革命到来的时间问题而泛谈社会革命的任务，它谈的是那些使我们不得不承认“革命纪元” 已经到来 的具体情况。

作者明确地指出了阶级矛盾一般都在尖锐化和帝国主义在这方面起着特别巨大的作用。在西欧“1789—1871年的革命时期”之后，东方从1905年起也开始了同样的时期。世界大战已经迫在眉睫。“无产阶级已经不能再说革命为时过早了。”“我们已经进入革命时期。”“革命纪元开始了。”

这些话是说得非常清楚的。应当把考茨基的这本小册子当作一个尺度来衡量一下，看看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前 答应要做 什么，在战争爆时它（包括考茨基本人）又堕落到多么卑鄙的地步。考茨基在这本小册子里写道：“目前的形势会引起这样一种危险：人们很容易把我们〈即德国社会民主党〉看得比实际上温和。”事实表明，德国社会民主党实际上比它表面看来要温和得多，要机会主义得多！

更值得注意的是，考茨基虽然如此明确地说革命纪元已经开始，但是就在他这本自称为专门分析“ 政治 革命”问题的小册子里，却又完全回避了国家问题。

所有这些回避问题、保持缄默、躲躲闪闪的做法加在一起，就必然使他完全滚到机会主义那边去，这一点我们马上就要谈到。

德国社会民主党，以考茨基为代表，好象是在声明说：我仍然坚持革命观点（1899年）；我特别承认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是不可避免的（1902年）；我承认革命的新纪元已经到来（1909年）；但是，一涉及无产阶级革命在对待国家方面的任务问题，我还是要从马克思在1852年所说的话向后倒退（1912年）。

在考茨基与潘涅库克的论战中，问题就是这样明摆着的。

3．考茨基与潘涅库克的论战

潘涅库克以“左翼激进”派的一个代表的资格出来反对考茨基，在这个派别内有罗莎·卢森堡、卡尔·拉狄克等人，这个派别坚持革命策略，一致确信考茨基已经转到“中派”立场而无原则地摇摆于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之间。这个看法已经由战争充分证明是正确的，在战时，“中派”（有人称它为马克思主义的派别是错误的），即“考茨基派”，充分暴露了它的丑态。

潘涅库克在一篇谈到了国家问题的文章《群众行动与革命》（《新时代》第30年卷（1912）第2册）里，说考茨基的立场是“消极的激进主义”立场，是“毫无作为的等待论”。“考茨基不愿看到革命的过程。”（第616页）潘涅库克这样提出问题，就接触到了我们所关心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在对待国家方面的任务问题。

他写道：“无产阶级的斗争不单纯是 为了 国家政权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且是 反对 国家政权的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容，就是用无产阶级的强力工具去消灭和取消〈Auflösung——直译是解散〉国家的强力工具……只有当斗争的最后结果是国家组织的完全破坏时，斗争才告终止。多数人的组织的优越性的证明，就是它能消灭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的组织。”（第548页）

潘涅库克表达自己思想的时候在措词上有很大的缺点，但是意思还是清楚的，现在来看一看考茨基 怎样 反驳这种思想倒是很有意思的。

考茨基写道：“到现在为止，社会民主党人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对立，就在于前者想夺取国家政权，后者却想破坏国家政权。潘涅库克则既想这样又想那样。”（第724页）

如果说潘涅库克的说法犯了不明确和不具体的毛病（他的文章中其他一些与本题无关的缺点，这里暂且不谈），那么考茨基倒恰恰是把潘涅库克指出的 具有原则意义的 实质抓住了，而就在这个根本的 具有原则意义的 问题上，他完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立场，完全转到机会主义那边去了。他对社会民主党人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区别所作的说明是完全不对的，马克思主义完全被他歪曲和庸俗化了。

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区别是在于：（1）马克思主义者的目的是完全消灭国家，但他们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把阶级消灭之后，即导向国家消亡的社会主义建立起来之后，这个目的才能实现；无政府主义者则希望在一天之内完全消灭国家，他们不懂得实现这个消灭的条件。（2）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得政权之后，必须彻底破坏旧的国家机器，用武装工人的组织组成的、公社那种类型的新的国家机器来代替它；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破坏国家机器，但是，他们完全没有弄清楚无产阶级将 用什么 来代替它以及无产阶级将 怎样 利用革命政权；无政府主义者甚至否定革命无产阶级应利用国家政权，否定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3）马克思主义者主张通过利用现代国家来使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准备；无政府主义者则否定这一点。

在这场争论中，代表马克思主义的恰恰是潘涅库克而不是考茨基，因为正是马克思教导我们说，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夺取国家政权，也就是说，不能只是把旧的国家机构转到新的人手中，而应当打碎、摧毁这个机构，用新的机构来代替它。

考茨基离开马克思主义而转到机会主义者那边去了，因为正是机会主义者所完全不能接受的破坏国家机器的思想在他那里完全不见了，而他把“夺取”解释成简单地获得多数，这也给机会主义者留下了后路。

考茨基为了掩饰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就采用了书呆子的办法：“引证”马克思本人的话。马克思在1850年曾说必须“坚决使权力集中于国家政权掌握之下” [41]。考茨基就得意洋洋地问道：潘涅库克是不是想破坏“集中制”呢？

这不过是一种把戏，正象伯恩施坦说马克思主义和蒲鲁东主义都主张用联邦制代替集中制一样。

考茨基的“引证”是牛头不对马嘴。集中制无论在旧的国家机器或新的国家机器的条件下，都是可能实现的。工人们自愿地把自己的武装力量统一起来，这就是集中制，但这要以“完全破坏”常备军、警察和官僚这种集中制的国家机构为基础。考茨基采取了十足的欺骗手段，回避了大家都知道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公社的言论，却搬出一些文不对题的引证来。

考茨基继续写道：“……也许是潘涅库克想要取消官吏的国家职能吧？但是，我们无论在党组织或在工会组织内都非有官吏不可，更不必说在国家管理机关内了。我们的纲领不是要求取消国家官吏，而是要求由人民选举官吏……现在我们谈的并不是‘未来的国家’的管理机构将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而是 在我们夺取国家政权以前 〈黑体是考茨基用的〉我们的政治斗争要不要消灭〈auflöst——直译是解散〉国家政权。哪一个部和它的官吏可以取消呢？”他列举了教育部、司法部、财政部、陆军部。“不，现有各部中没有一个部是我们反政府的政治斗争要取消的……为了避免误会，我再说一遍：现在谈的不是获得胜利的社会民主党将赋予‘未来的国家’以什么样的形式，而是我们作为反对党应该怎样去改变现今的国家。”（第725页）

这显然是故意歪曲。潘涅库克提出的正是 革命 问题。这无论在他那篇文章的标题上或在上面所引的那段话中都讲得很清楚。考茨基跳到“反对党”问题上去，正是以机会主义观点偷换革命观点。照他的意思：现在我们是反对党，到夺取政权 以后 我们再专门来谈。 革命不见了！ 这正是机会主义者所需要的。

这里所说的不是反对党，也不是一般的政治斗争，而正是 革命。革命就是无产阶级 破坏 “管理机构”和 整个 国家机构，用武装工人组成的新机构来代替它。考茨基暴露了自己对“各部”的“盲目崇拜”，试问，为什么不可以由——譬如说——拥有全权的工兵代表苏维埃设立的各种专家委员会去代替“各部”呢？

问题的本质完全不在于将来是否保留“各部”，是否设立“各种专家委员会”或其他什么机构，这根本不重要。问题的本质在于：是保存旧的国家机器（它与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浸透了因循守旧的恶习）呢，还是 破坏 它并用 新的 来代替它。革命不应当是新的阶级利用 旧的 国家机器来指挥、管理，而应当是新的阶级 打碎 这个机器，利用 新的 机器来指挥、管理，——这就是考茨基所抹杀或者完全不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 思想。

他提出的官吏问题，清楚地表明他不理解公社的教训和马克思的学说。他说：“我们无论在党组织或在工会组织内都非有官吏不可……”

我们 在资本主义下，在 资产阶级统治 下是非有官吏不可的。无产阶级受资本主义的压迫，劳动群众受资本主义的奴役。在资本主义下，由于雇佣奴隶制和群众贫困的整个环境，民主制度受到束缚、限制、阉割和弄得残缺不全。因为这个缘故，而且仅仅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内的公职人员是受到了资本主义环境的腐蚀（确切些说，有被腐蚀的趋势），是有变为官僚的趋势，也就是说，是有变为脱离群众、站 在 群众 之上、享有特权的人物的趋势。

这就是官僚制的 实质，在资本家被剥夺以前，在资产阶级被推翻以前， 甚至 无产阶级的公职人员也免不了在一定程度上“官僚化”。

在考茨基看来，既然选举产生的公职人员还会存在，那也就是说，官吏在社会主义下也还会存在，官僚还会存在！这一点恰恰是不对的。马克思正是以公社为例指出，在社会主义下，公职人员将不再是“官僚”或“官吏”，其所以能如此，那是 因为 除了选举产生， 还 可以随时撤换， 并且还 把薪金减到工人平均工资的水平， 并且还 以“工作的即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构去代替议会式的机构。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58页。——编者注］

实质上，考茨基用来反驳潘涅库克的全部论据，特别是考茨基说我们无论在工会组织或在党组织内都非有官吏不可这个绝妙的理由，证明考茨基是在重复过去伯恩施坦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那一套“理由”。伯恩施坦在他那本背叛变节的作品《社会主义的前提》中，激烈反对“原始”民主的思想，反对他所称为“学理主义的民主制度”的东西，即实行限权委托书制度，公职人员不领报酬，中央代表机关软弱无力等等。为了证明这种“原始”民主制度的不中用，伯恩施坦就援引了维伯夫妇所阐述的英国工联的经验。据说，工联根据自己70年来在“完全自由”（德文版第137页）的条件下发展的情形，确信原始的民主制度已不中用，因而用普通的民主制度，即与官僚制相结合的议会制代替了它。

其实，工联并不是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 而是在完全的资本主义奴役下 发展的，在这种奴役下，对普遍存在的邪恶现象、暴虐、欺骗以及把穷人排斥在“最高”管理机关之外的现象，自然非作种种让步“不可”。在社会主义下，“原始”民主的许多东西都必然会复活起来，因为人民 群众 在文明社会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站起来了，不仅 独立地 参加投票和选举， 而且独立地 参加 日常管理。在社会主义下， 所有的人 将轮流来管理，因此很快就会习惯于不要任何人来管理。

马克思以其天才的批判分析才能，从公社所采取的实际措施中看到了一个 转变。机会主义者因为胆怯，因为不愿意与资产阶级断然决裂而害怕这个转变，不愿意承认这个转变；无政府主义者则由于急躁或由于根本不懂得大规模社会变动的条件而不愿意看到这个转变。“根本用不着考虑破坏旧的国家机器，我们没有各部和官吏可不行啊！”——机会主义者就是这样议论的，他们满身庸人气，实际上不但不相信革命和革命的创造力，而且还对革命害怕得要死（象我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害怕革命一样）。

“ 只 需要考虑破坏旧的国家机器，用不着探究以往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教训，用不着分析应当 用什么 来代替和 怎样 代替要破坏的东西。”——无政府主义者（当然是无政府主义者当中的优秀分子，而不是那些追随克鲁泡特金之流的先生去做资产阶级尾巴的无政府主义者）就是这样议论的；所以他们就采取 拚命的 策略，而不是为完成具体的任务以大无畏的精神同时考虑到群众运动的实际条件来进行革命的工作。

马克思教导我们要避免这两种错误，教导我们要以敢于舍身的勇气去破坏全部旧的国家机器，同时又教导我们要具体地提问题：看，公社就是通过实行上述种种措施来扩大民主制度和根绝官僚制，得以在数星期内 开始 建立 新的 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我们要学习公社战士的革命勇气，要把他们的实际措施看作是具有实际迫切意义并立即可行的那些措施的一个 轮廓，如果 沿着这样的道路前进，我们就一定能彻底破坏官僚制。

彻底破坏官僚制的可能性是有保证的，因为社会主义将缩短工作日，使 群众 能过新的生活，使 大多数 居民无一例外地 人人 都来执行“国家职能”，这也就会使任何国家 完全消亡。

考茨基继续写道：“……群众罢工的任务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是 破坏 国家政权，而只能是促使政府在某个问题上让步，或用一个同情无产阶级的政府去代替敌视无产阶级的政府……可是，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条件下，这〈即无产阶级对敌对政府的胜利〉都不能导致国家政权的 破坏，而只能引起 国家政权内部 力量对比的某种 变动 ……因此，我们政治斗争的目的，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以取得议会多数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政权，并且使议会变成政府的主宰。”（第726、727、732页）

这真是最纯粹最庸俗的机会主义，是口头上承认革命而实际上背弃革命。考茨基的思想仅限于要一个“同情无产阶级的政府”，这与1847年《共产党宣言》宣告“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9页。——编者注］ 比较起来，是倒退到了庸人思想的地步。

考茨基只得去同谢德曼、普列汉诺夫和王德威尔得之流实行他所爱好的“统一”了，因为他们都赞成为争取一个“同情无产阶级的”政府而斗争。

我们却要同这些社会主义的叛徒决裂，要为破坏全部旧的国家机器而斗争，使武装的无产阶级自己 成为政府。这二者有莫大的区别。

考茨基只得成为列金和大卫之流，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夫、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的亲密伙伴了，因为他们完全赞同为争取“国家政权内部力量对比的变动”而斗争，为“取得议会多数和争取一个主宰政府的全权议会”而斗争，——这是一个极为崇高的目的，在这个目的下，一切都可以为机会主义者接受，一切都没有超出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的框子。

我们却要同机会主义者决裂；整个觉悟的无产阶级将同我们一起进行斗争，不是去争取“力量对比的变动”，而是去 推翻资产阶级，破坏 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建立公社类型的民主共和国或工兵代表苏维埃共和国，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 ※ ※

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比考茨基更右的派别，在德国有《社会主义月刊》 [42] 派（列金、大卫、科尔布以及其他许多人，其中还包括斯堪的纳维亚人斯陶宁格和布兰亭），在法国和比利时有饶勒斯派 [43] 和王德威尔得，在意大利党 [44] 内有屠拉梯、特雷维斯以及其他右翼代表，在英国有费边派和“独立党人”（即“独立工党” [45]，实际上始终依附于自由派的党），如此等等。所有这些无论在议会工作中或在党的政论方面都起着很大作用而且往往是主要作用的先生，都公开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实行露骨的机会主义。在这些先生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与民主“矛盾”的！！他们在实质上跟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并没有重大的区别。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第二国际的绝大多数正式代表已经完全滚到机会主义那边去了。公社的经验不仅被忘记了，而且被歪曲了。他们不仅没有教导工人群众说，工人们应当起来的时候快到了，应当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新的国家机器从而把自己的政治统治变为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的时候快到了，——他们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教导工人群众相反的东西，而他们对“夺取政权”的理解，则给机会主义留下无数的后路。

当着国家，当着军事机构由于帝国主义竞赛而强化的国家已经变成军事怪物，为着解决究竟由英国还是德国、由这个金融资本还是那个金融资本来统治世界的争执而去屠杀千百万人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歪曲和避而不谈无产阶级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就不能不产生极大的影响。

［注：手稿上还有下面这一段：

“第七章

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

这一章的题目非常大，可以而且应当写几卷书来论述它。这本小册子自然就只能涉及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在对待国家政权方面的任务直接有关的最主要的经验教训了。”（手稿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

注释：

[35] 学理主义者指盲目地拘守某种学理，崇尚空谈，脱离实际的人，意思同“教条主义者”相近。——99。

[36] 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即国际工人协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872年9月2—7日举行。出席大会的有15个全国性组织的65名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是在马克思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激烈斗争的形势下召开的。代表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关于总委员会的权力和关于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这两个问题。大会通过了关于扩大总委员会的权力、关于总委员会会址迁往纽约、关于巴枯宁派秘密组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活动等问题的决议。这些决议大部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代表大会就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这个问题通过的决议指出，无产阶级的伟大任务就是夺取政权，无产阶级应当组织政党，以保证社会革命的胜利和达到消灭阶级的最终目的。大会从理论上、组织上揭露和清算了巴枯宁派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破坏国际工人运动的种种活动，并把该派首领米·亚·巴枯宁和詹·吉约姆开除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对无政府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胜利，为后来建立各国工人阶级独立的政党奠定了基础。——99。

[37] 《曙光》杂志（《Заря》）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刊物，由《火星报》编辑部编辑，1901—190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共出了4期（第2、3期为合刊）。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机会主义错误思潮。杂志第1期曾刊登格·瓦·普列汉诺夫的《略论最近一次巴黎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一文，批评了卡·考茨基在第二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决议案。——101。

[38] 指第二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第二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00年9月23—27日在巴黎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参加第二国际的各国社会党的代表791名。俄国代表团由24名代表组成，在大会上分裂为以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为首的多数派和以格·瓦·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少数派。代表大会注意的中心问题，是与1899年法国社会党人亚·艾·米勒兰加入资产阶级的瓦尔德克-卢梭政府这一事件有关的“夺取公共权力和同资产阶级政党联盟”的问题。大会就这一问题通过了卡·考茨基提出的决议案，其中说：“个别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不能认为是夺取政权的正常的开端，而只能认为是迫不得已采取的暂时性的特殊手段。”俄国代表团多数派投票赞成考茨基的这个含糊其词的“橡皮性”决议案，少数派支持茹·盖得提出的谴责米勒兰主义的决议案。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建立由各国社会党代表组成的社会党国际局和在布鲁塞尔设立国际局书记处的决议。——101。

[39] 伯恩施坦主义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一书是伯恩施坦主义的全面阐述。伯恩施坦主义在哲学上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上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竭力掩盖帝国主义的矛盾，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在政治上鼓吹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传播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伯恩施坦主义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和第二国际其他一些政党的支持。在俄国，追随伯恩施坦主义的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等。——102。

[40] 卡·考茨基的小册子《取得政权的道路（关于长入革命的政论）》的俄译本是1918年出版的。——106。

[41] 这句话出自《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97页）。《告同盟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50年3月底写的，1885年恩格斯把它作为附录发表在马克思的《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一书中。——109。

[42] 《社会主义月刊》派是围绕《社会主义月刊》杂志而形成的集团。 《社会主义月刊》（《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是德国机会主义者的主要刊物，也是国际修正主义者的刊物之一，1897—1933年在柏林出版。编辑和出版者为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约·布洛赫。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14。

[43] 饶勒斯派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让·饶勒斯为首的右翼改良派。饶勒斯派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持修正态度，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不会通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取得，这一胜利将是民主主义思想繁荣的结果。他们还赞同蒲鲁东主义关于合作社的主张，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合作社的发展有助于逐渐向社会主义过渡。在米勒兰事件上，饶勒斯派竭力为亚·艾·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背叛行为辩护。1902年，饶勒斯派成立了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1905年该党和盖得派的法兰西社会党合并成统一的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社会党领导中占优势的饶勒斯派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114。

[44] 指意大利社会党。 意大利社会党于1892年8月在热那亚代表大会上成立，最初叫意大利劳动党，1893年改称意大利劳动社会党，1895年开始称意大利社会党。从该党成立起，党内的革命派就同机会主义派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1912年在艾米利亚雷焦代表大会上，改良主义分子伊·博诺米、莱·比索拉蒂等被开除出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15年5月意大利参战，意大利社会党一直反对战争，提出了“反对战争，赞成中立！”的口号。1914年12月，拥护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政策、主张战争的叛徒集团（贝·墨索里尼等）被开除出党。意大利社会党人曾于1914年同瑞士社会党人一起在卢加诺召开了联合代表会议，并积极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1915年）和昆塔尔（1916年）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1916年底意大利社会党在党内改良派的影响下走上了社会和平主义的道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意大利社会党积极支持保卫苏维埃俄国的运动，1919年宣布参加共产国际。1921年，革命的一翼退出该党，建立了意大利共产党。——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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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版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1917年8—9月） 第一版跋

这本小册子是在1917年8、9月间写成的。我当时已经拟定了下一章即第7章《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的提纲。但这一章除了题目以外，我连一行字也没有来得及写，因为1917年十月革命前夜的政治危机“妨碍”了我。对于这种“妨碍”，只有高兴。但是本书第2册（《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看来只好长时间拖下去了；做出“革命的经验”是会比论述“革命的经验”更愉快、更有益的。

作者

1917年11月30日于彼得格勒

1918年在彼得格勒印成单行本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3卷第1—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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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1917年8—9月）

《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二版）

前言

本卷刊载的是列宁在1917年8—9月间所写的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名著《国家与革命》，在《附录》中还收载了被称作“蓝皮笔记”的《马克思主义论国家》以及1916年夏至1917年9月的有关材料。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矛盾进一步加深和激化，这些矛盾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得到根本解决；帝国主义时代迅速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和高度集中的垄断经济形式，则为社会主义创造了物质前提。正如列宁所说，帝国主义已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各国经济的严重破坏，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战时空前加重的压迫和剥削迫使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奋起斗争。欧洲许多国家在客观上出现了革命的形势，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日趋成熟。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在当时的形势下，无产阶级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政治实践上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但是，国家问题恰恰是被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搅得最乱的问题。特别是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领袖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严重地歪曲和篡改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在社会主义运动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为了捍卫和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批判机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歪曲，列宁从1916年秋天起就精心研究国家问题，阅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国家问题的大量文献，翻阅了考茨基、伯恩施坦等人的著作，在1917年1—2月间作了《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的笔记，准备写一篇关于马克思主义对国家态度问题的论文。

1917年3月，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推翻了沙皇政府，建立了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国内形成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积极争取群众，为和平地实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而斗争。但是，在当时的苏维埃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却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奉行妥协投降的政策，致使政权完全落入反革命资产阶级手中。七月事变标志着形势的急剧变化，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已告结束，反革命势力开始向以布尔什维克为代表的革命力量猖狂反扑，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武装夺取政权的问题提上了日程。这时，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不仅具有一般现实意义，而且具有了最迫切的意义。为了从思想上武装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向他们说明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应当做些什么，列宁在拉兹里夫湖畔的草棚中开始撰写《国家与革命》这部光辉的著作。

本书分为六章，列宁原来打算写的第七章《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只开了一个头，因忙于直接领导十月革命而没有写成。

在第一章中，列宁根据恩格斯的著作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最基本的观点，说明了国家的起源和本质、国家的基本特征和职能、国家消亡与暴力革命的关系等问题。他指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压迫阶级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而无产阶级国家只能“自行消亡”。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同时，列宁批判了资产阶级和俄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把国家看作阶级调和机关，以为有了普选权，资产阶级国家就能体现大多数劳动者的意志等错误观点，着重揭露了考茨基“忽视或抹杀”暴力革命的行径。

在第二章至第四章中，列宁按照历史顺序叙述了1847年至1894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观点的发展。

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欧洲1848年革命的前夜已经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利用这种政治统治剥夺资产阶级，把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尽快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而国家就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列宁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一个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

列宁引用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总结1848—1851年革命的论述，认为马克思总结1848年革命经验得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结论与《共产党宣言》相比，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认为这个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的原理。但当时还没有提出应当怎样以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的问题。

1871年巴黎公社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实践经验。列宁摘录了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对巴黎公社经验的分析，着重阐释了马克思根据公社经验得出的而且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必须加进《共产党宣言》的一个基本教训，即“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接着，列宁详细论述并高度评价了马克思所总结的公社为代替被破坏的国家机器而采取的实际步骤、公社的国家制度和政治形式。列宁最后总结说：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形式，是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代替已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政治形式。

在叙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时，列宁反复强调马克思的严格的科学态度。他指出，马克思始终忠于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在每一历史阶段都不是根据逻辑的推论，而是根据事变的实际发展作出自己的结论，并且根据群众运动的经验重新审查自己的理论，修改过时的结论，提出新的论断。列宁也正是以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运用唯物辩证的方法研究世界形势的新发展，总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俄国1905年、1917年两次革命的经验，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许多方面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新的理论概括。

列宁揭示了一切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本质，指出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本质是一样的，都是资产阶级专政。列宁根据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国家的主要统治工具——官吏和军队普遍得到加强的事实，进一步论证了打碎旧国家机器的必要性，认为这是一切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

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核心。针对机会主义者的歪曲，列宁详尽地阐发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的最高表现；只有使无产阶级转化成统治阶级，使它能够镇压资产阶级必然要进行的拚死反抗，并组织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去建立新的经济制度，才能推翻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需要专政的国家，既是为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也是为了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调整”社会主义经济，以便最终消灭阶级，过渡到无阶级的社会。因此，“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懂得这一点的人，才算掌握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见本卷第33页）。

列宁总结了俄国两次革命中群众创造的苏维埃的经验，认为苏维埃是继巴黎公社之后的又一种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他还科学地预言：“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样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见本卷第33页）我国出现的人民民主专政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充分证实了列宁的这一预见。

另外，列宁还揭示了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根本区别，阐明了民主与社会主义、作为上层建筑的民主与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他指出，资产阶级民主是只供少数富人享受的、残缺不全的民主，而无产阶级民主却是大多数人的民主，它能保证大多数人真正当家作主，参加国家的管理。列宁在引述了恩格斯总结的巴黎公社为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所采取的措施后指出，民主扩展到一定的界限，彻底的民主就变成社会主义，同时也要求实行社会主义。彻底发展民主，找出彻底发展的种种形式，用实践来检验这些形式，是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任务之一。任何单独存在的民主制度都不会产生社会主义，但在实际生活中总是“共同存在”的民主制度，既受经济发展的影响，又会影响经济，推动经济的改造。

在探讨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的第五章中，列宁阐明了专政和民主的关系、无产阶级国家的消亡和经济基础的关系。根据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论述，列宁进一步发挥了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学说。列宁指出了两个阶段的共同特征，又说明了两者之间的差别。在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从而消除了人剥削人的可能性，在这一点上和高级阶段有共同之处，但由于受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人们觉悟水平的限制，社会主义阶段实行的是按劳分配的原则。这就要求国家和社会对劳动量和消费量进行极严格的计算和监督。列宁认为，计算和监督“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调整好’，使它能正常地运转所必需的主要条件”（见本卷第97页），只有到了各方面完全成熟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能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

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列宁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即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考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发展的。他批驳了那种把社会主义看成“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形而上学观念，他指出：“实际上，只是从社会主义实现时起，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才会开始出现迅速的、真正的、确实是群众性的即有大多数居民参加然后有全体居民参加的前进运动。”（见本卷第95—96页）

列宁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各章中对考茨基等机会主义者的歪曲作了有力的批判，最后又专辟一章（第六章）揭露机会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行径。在这一章中，列宁集中批判了考茨基“盲目崇拜”国家、“迷信”官僚制度、取消打碎旧国家机器的任务、把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目的局限于“取得议会多数”、“使议会变成政府的主宰”等错误观点。列宁指出，这是最纯粹最庸俗的机会主义，是从马克思主义倒退到了庸人思想的地步。此外，列宁还揭露了普列汉诺夫在1894年与无政府主义者论战时完全回避革命对国家的态度和整个国家问题的错误。

本卷《附录》收载了《马克思主义论国家》这一读书笔记，笔记中摘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问题的重要论述以及考茨基、伯恩施坦、潘涅库克的著作。列宁读书时所作的大量批注包含着许多深刻的思想，其中大部分在《国家与革命》中得到了进一步发挥，但是还有一部分材料以及列宁在批语中所阐述的思想并没有反映在他的著作中，因此笔记具有独立的科学价值。列宁本人曾十分关切这本笔记的出版。

《附录》所载的《未写成的〈关于国家的作用问题〉一文的材料》是在1916年夏天至冬天形成的。从这组材料中可以看出，当时针对布哈林在《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理论》和《帝国主义强盗国家》这两篇文章中的某些错误观点，列宁准备写文章阐述国家的作用问题。在广泛收集材料、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之后，列宁的想法有改变。他在1917年2月给柯伦泰和印涅萨·阿尔曼德的信中说，他得出的结论与其说和布哈林的见解不同，不如说和考茨基的见解针锋相对。后来写成的《国家与革命》一书反映了列宁的这一想法。

本卷《附录》中的文献未收入《列宁全集》第1版。

《国家与革命》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列宁在书中阐述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不仅教育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他们创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而且也对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结合本国具体实际解决本国的革命问题具有指导意义。十月革命后，列宁总结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作出新的理论概括，进一步发展了《国家与革命》一书中的思想。列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同来自各方面的歪曲作不调和的斗争，同时又总结群众革命实践的经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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