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
“如果我们问一问自己这种制度的真实基础，如果我们想弄清曾经迫使我们的原始祖先、而且现在还在迫使现存的野蛮人坚持或多或少表现显著的共产主义的那些原因，我们就特别要弄清原始的生产方式。因为财富的分配和消费要由财富的创造方式来决定。对于这个问题民族学是这样说的：渔猎民族之谋取食物通常是大群大群地进行的……在澳大利亚，猎取袋鼠是由几十甚至几百土人组成的武装队伍进行的。在北方诸国猎取鹿的时候情况也是如此……毋庸置疑，一个人不可能单独地维持自己的生存;他需要援助和支持，而联合起来则会大大加强他的力量……因此我们把社会生产以及作为它的必然的天然结果的社会消费看作社会发展的基础。民族学有很多的事实证明这一点。” [1]
[1] 马·柯瓦列夫斯基（M. Kovalevsky）：《家庭和所有权的起源和进化的情景》（Tableau des origins et de l’évolution de la famille et de la propriété），斯德哥尔摩，1890年版，第52-53页。在已故的尼·齐别尔的《原始经济文化概述》一书中读者可以找到许多事实再明白不过地说明占有方式为生产方式所决定。——作者原注
柯瓦列夫斯基先生援引勒米尼埃关于私有制从个人的自我意识中发生的唯心主义理论时继续道：
“不对，事情并非如此。不是因为这个缘故原始人才想到个人占有用来作为他的武器的、经过砍削的石头或用以遮身的兽皮。他得出这个想法是由于把他个人的力量应用于对象生产的结果：他用作斧子的石头是他用自己的双手砍削的。在他同无数同伴一起从事的狩猎中，他给了野兽最后一击，因此这个野兽的毛皮就成了他个人的财产。野蛮人的习惯法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准确性。它关切地规定，比方说，被追击的野兽落到了两个猎手的共同打击之下，这时兽皮就判给发出的箭深入到靠近心脏部位的那个猎手。野蛮人习惯法也规定在已经受伤的野兽被偶然遇到的猎手打死的那个场合下怎么办。个人劳动的使用合乎逻辑地因之也就产生个人的占有。我们可以通过全部历史仔细研究这个现象。谁种了果树，谁就是果树的所有者……后来，夺得某种虏获物的战士就成了这虏获物的绝对所有者，所以他的家庭对这虏获物已经没有任何权利；同样情况，祭司的家庭对于信徒们供献的那些牺牲也没有权利，这些牺牲归入祭司的个人财产。这一切同样清楚地为印度的法律以及南方斯拉夫人、顿河哥萨克或者古代爱尔兰人的习惯法所证实。而且重要的恰恰是不要弄错作为运用个人的努力来获取某种对象的结果而出现的这种占有的真正原则。实际上，当一个人的个人努力同他身边的人们的帮助结合起来时……获得的对象已经不成为私有财产了”。 [1]
[1] 马·柯瓦列夫斯基：《家庭和所有权的起源和进化的情景》，斯德哥尔摩，1890年版，第95页。在已故的尼·齐别尔的《原始经济文化概述》一书中读者可以找到许多事实再明白不过地说明占有方式为生产方式所决定。——作者原注
在上述一切之后就容易理解，最先成为个人占有对象的是武器、衣服、食物、装饰品等等。“从一开始驯化动物的时候起，狗、马、猫、役畜就成了个人占有物和家庭占有物最重要的资源”。 [1] 然而生产组织继续影响占有方式到何种程度，比如这样的事实可作说明：在爱斯基摩人那里，捕鲸是在大舢板上由大队的人群进行的；用于这个目的的舢板是社会财产，而用来运输归家庭所有的物品的那些小舢板则属于各个单个家庭或者“最多三个有血缘关系的家庭”。
[1] 马·柯瓦列夫斯基：《家庭和所有权的起源和进化的情景》，斯德哥尔摩，1890年版，第57页。——作者原注
从农业出现以后，土地也成了占有的对象。成为土地所有权主体的是多多少少大规模的血缘联盟：这自然是 社会 占有的形态之一。怎样说明这种占有的起源呢？柯瓦列夫斯基先生说：“我们觉得，它的原因就在某个时候曾经导致占有大部分动产的同一社会生产中。” [1]
[1] 马·柯瓦列夫斯基：《家庭和所有权的起源和进化的情景》，斯德哥尔摩，1890年版，第93页。——作者原注
不用说， 私有 财产一旦产生，就会同比较古老的 社会 占有方式发生矛盾。凡是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为“诸个体的努力”开辟着日益广阔的场所的地方，社会财产就会相当迅速地消失，或者会在可谓 残存的 制度的形态下继续自己的存在：下面我们会看到，原始的社会所有制的这一瓦解过程，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按其自然的、物质的必然性，理应有很大的不同。现在我们只要指出现代法学的那个普遍结论： 法的概念 ——即法的信念，像普赫塔会说的那样——到处都是 由生产方式决定的。
谢林当年说过，磁性现象应当理解为“主观的东西”之深入“客观的东西”。为法的历史寻找唯心主义解释的一切企图都不过是唯心主义自然哲学的补充、“Seitenstuck” [对应物、补足物]。这依然是对自满自足、 自我发展 的精神这个题目的那种有时光辉机智然而始终任凭臆断始终没有根据的议论。
法的信念光凭这样一点就不可能 产生 在生活实践之前：如果它不是 从生活实践中生长出来 的，那么它的出现就会是完全 没有原因的。爱斯基摩人之所以赞成个人占有衣服、武器和劳动工具，是由于一个简单的原因，即这种占有方便得多，而且是 事物的性质本身 所暗示的。为了学会好好地掌握自己的武器、自己的弓或飞旋镖，原始猎人应当 适应它，好好地研究它的全部个别的特点，并且尽可能 使它适应 自己本身的个人特点。 [1] 私有财产在这里比任何其他占有形态都要理所当然得多，所以野蛮人才“确信”它的好处：他，像我们所知道的，甚至认为个人劳动的工具和武器同它们的所有者有某种神秘的联系。不过他的信念是在生活实践的基础上生长的，而不是产生在生活实践之前，也不应当把信念的起源归因于他的“精神”属性，而要归因于他所接触的那些事物的属性，以及归因于在他的生产力的特定状态下对他说来必不可免的那些生产方式的性质。
[1] 大家知道，猎人和他的武器之间的紧密联系在所有原始部落那里都是存在的。马尔齐乌斯谈到巴西原始居民时说，“猎人不应使用任何别人的武器”，同时他还说明这些野蛮人的这种“信念”是从哪里来的：“特别是那些用气管射击的野蛮人断言，外地人使用这武器，会把它弄坏的，所以他们不让它离开自己的手”。参见《论巴西土著人的法律关系》（Von dem Rechtszustande unter den Ureinwohnern Brasiliens），慕尼黑，1832年版，第50页。“使用这种武器（弓和箭）需要很高的技能和不断的练习。旅行者报道说，凡是野蛮民族使用武器的地方，小孩们已经用儿童用的武器进行练习射击了”。参见奥斯卡尔·佩舍尔（Oskar Peschel）：《民族学》（Volkernunde），莱比锡，1875年版，第190页。——作者原注
原始法中存在着的许多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表明，生活实践在何等程度上先于法的“信念”。生产方式改变了，生产过程中人们的相互关系也就跟着改变了，生活实践改变了，而“信念”却保存其旧日的形态。信念和新的实践相矛盾，于是就出现虚构的东西、象征性的标记和行为，它们的唯一目的就在于形式上消除这个矛盾。随着时间的流逝，最后，矛盾被根本上消除：在新的经济实践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法的信念。
确认特定社会中出现对这些或另一些对象的私人所有制，不足以用来规定这个制度的性质。私有制总是有界限的，这些界限完全依赖于社会的经济。柯瓦列夫斯基先生说：“在野蛮状态下，人占有的只是直接对他有利的事物。多余的东西，即使是他双手劳动所得，他通常也是无偿地让给其他人：家庭的或氏族的或部落的成员”。茵克关于爱斯基摩人所说的话是完全一样的。 [1] 在野蛮民族那里，这些制度究竟是从哪里产生的呢？用柯瓦列夫斯基先生的话说，它们应把自己的起源归因于野蛮人不知道储蓄。 [2] 这个不十分明确的用语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特别是因为庸俗经济学家们过分滥用了它。然而我们这位作者在什么意义下使用这个用语则是明白易懂的。原始民族确实不知道“储蓄”，原因简单，因为他们实行储蓄是不方便的，干脆地说，是不可能的。被杀死的野兽的肉基本上不能“储蓄”：肉会变坏，那时就完全不宜于食用了。当然，如果可能把它卖掉，那么把卖得的钱币“储蓄起来”是很容易的。然而在经济发展的这个阶段，钱币还不存在。所以，原始社会经济本身给“节约”精神的发展规定下有限的空间。况且，今天我有幸杀死一头大动物，于是我把它的肉分给其他的人们，而明天（狩猎是不可靠的事情）我空手回来时，我们氏族的其他成员就会把猎获物分给我。这样，作为类似相互保险的某种东西的分享的习惯出现了，没有这种保险，狩猎部落的生存是完全不可能的。最后不要忘记，在这些部落那里私有财产只存在于萌芽状态中，占统治地位的还是 公有 财产；在这个基础上生长的习惯和风俗反过来限制着私有者的个人意愿。信念在这里也是跟随在经济后面的。
[1] 指亨利·茵克：《爱斯基摩人的神话和传说，附及他们的习惯、宗教、语言和其他特征简述》（Tales and traditions of the eskimo with a sketch of their habits, religion, language and other pecliarities），爱丁堡和伦敦，1875年版。——俄文版编者注
[2] 指亨利·茵克：《爱斯基摩人的神话和传说，附及他们的习惯、宗教、语言和其他特征简述》，爱丁堡和伦敦，1875年版，第56页。——作者原注
洛贝尔图斯在自己的著作中常常喜欢引用的那个例子说明人们的法概念同他们的经济生活方式的联系。大家知道，古代罗马著作家们强烈地抨击了 高利贷。卡托监察官认为高利贷者比小偷坏两倍（老头子【按：指洛贝尔图斯】也这样说：等于两倍）。在这方面基督教神父们同异教的著作家们是完全一致的。然而——值得注意的事情！——无论这些人或那些人都抨击 货币 资本产生的利息。对于实物借贷和 这些借贷带来的暴利，他们的态度就无比的温和。为什么有这种差别呢因为正是货币的、高利贷的资本在当时社会产生了骇人听闻的破坏，因为正是这种资本“ 毁灭了意大利”。法的“信念”在这里也是同经济携手并进的。
波斯特说：“法是必然性或者确切说是需要的纯粹的产物。我们徒然在法中寻找任何理想的基础” [1]。如果我们这位学者没有暴露出相当大的和按其后果很有害的概念混淆，我们就会说，这完全符合现代法科学的精神。
[1] 阿尔贝·波斯特博士（Dr. Alb. Herm Post）：《法的起源。普遍比较法科学导论》（Der Ursprung des Rechts. Prolegomena zu einer allgemeinen vergleichenden Rechtwissonschaft），奥登堡，1876年版，第25页。——作者原注
一般说来，任何社会联盟都力求制定出这样的法系统：它最好地满足这个联盟的需要，它是特定时期有利于这个联盟的。法设施的特定总和对社会是有益还是有害的这一情况，无论如何不会取决于任何什么“理想”或任何什么人的“理想”的属性： 它取决于，像我们看到了的，那些生产方式，取决于人们之间那些由这些生产方式所创造的相互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法没有也不可能有 理想的 基础，因为法的基础始终是 现实的。然而任何特定法系统的 现实基础 并不排除来自特定社会成员方面的 对待这个系统的理想态度。整个说来社会只会从社会成员对待特定法系统的这种态度中获得益处。相反，在社会的过渡时期，当社会中现存的法系统已经不能满足由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而生长出来的社会需要时，居民中的先进部分就可能而且定会把比较符合“时代精神”的 新的设施系统 理想化。法国文献充满着对事物来临的新秩序的这种理想化的例子。
法之起源于“ 需要”只有在习惯于把 需要 划入 粗俗的物质 领域并将这一领域同“纯粹的”、异于任何需要的“精神”对立起来的那些人的观念中才会排除法的“ 理想的”基础。在现实中只有那种对人们有益的东西才是“理想的”，而且任何社会在制定自己的 理想 时都仅仅以自己的需要为指导。这个毋庸置辩的普遍规则中的一些表面上的例外，可以用 社会理想 往往由于 社会的发展 而落后于 新的 社会 需要 来解释。 [1]
[1] 波斯特正是属于还远没有同唯心主义断绝关系的人们之列。例如他认为氏族联盟适合于狩猎生活和游牧生活；随着农业和与之相联系的定居生活的出现，氏族联盟就让位于“Gaugenossenschaft”（我们可以说：邻居公社）。一个人不在别的东西中而在生产力的发展中寻找说明社会关系史的钥匙，看来是明显的？在一些个别场合，波斯特几乎总是相信这种方向正确。不过这并不妨碍他把“活在人身上的永恒的创造精神”看成法的历史的基本原因。这个人似乎是为了使卡列也夫先生高兴而故意创造出来的。——作者原注
社会关系依赖于生产力状况的意识越来越深入现代社会科学，尽管许多学者有不可避免的折衷主义，尽管他们有唯心主义的偏见。“正如比较解剖学将拉丁谚语‘睹爪知狮’提升到科学真理的水平，民族学也可以从特定民族的武装准确地推断出该民族的文明程度”，——我们已经引用过的奥斯卡尔·佩舍尔说 [1]，——“社会的分化同食物的谋得方式最紧密地联系着。在人与人相结合的一切地方都出现某种权力。在巴西流浪的狩猎游牧人群中社会的束缚最为薄弱。然而他们也不得不捍卫自己的领域，而且他们至少需要一个军事首领……游牧部族大都处在父权制统治者的权力之下，因为畜群通常是属于一个主人的，与他同部族的人们或者先前独立后来却贫困了的畜群所有者都侍奉他。游牧生活方式多半（虽然不是唯一）习惯于民族大迁徙，像在旧大陆北部以及南部非洲；相反，美洲的历史只知道野蛮的狩猎部族偶然攻击引起他们兴趣的开化民族的田野。整个民族离开自己先前居住的地方以后，只有带着自己的、一路给他们提供必不可少的食物的畜群才能进行大规模的、长时期的远征。此外，草原畜牧本身就促使牧场的变更。跟定居的生活和农耕一起立即出现了利用奴隶劳动的企图……奴隶制迟早就导致暴政，因为有最大数量奴隶的人可以借助他们使最弱小的人们服从自己的个人意愿……自由民和奴隶的区分是社会等级区分的开始”。 [2]
[1] 《法的起源。普遍比较法科学导论》，第139页。——当我们摘引这段话时我们想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会从自己的座位上迅速站起来喊道：“我可以对此进行争论：中国人可以用英国的枪械武装起来。允不允许根据这些枪械判断中国人的文明程度呢”很好，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从英国人的枪械推论出中国人的文明是不合逻辑的；从这些枪械推论出的正是英国人的文明。——作者原注
[2] 《法的起源。普遍比较法科学导论》，第252-253页。——作者原注
在佩舍尔那里有许多这类议论。其中一些是完全公正的和很有教益的，对另一些“可以争论”，不是只有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一人。不过在这里对我们说来重要的不是细节，而是佩舍尔思想的一般倾向。而这个一般倾向同我们在柯瓦列夫斯基先生那里已经看到的那个倾向完全一致： 他在生产方式中，在生产力状况中寻找法的历史，甚至整个社会制度的解释。
而这也正是马克思早就坚决地建议从事社会科学的人去做的事情。《政治经济学批判》（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那篇著名序言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虽然不是全部（读者下面会看到，为什么我们说：不是全部），也就在这里。这篇序言在我们俄国这么不走运，读过它的原本或摘要的大多数俄国著作家都如此可怕如此奇怪地不理解它。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遇到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 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 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的现实基础”。 [1]
[1]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译者注
黑格尔讲到谢林时说，在这位哲学家那里，体系的基本命题仍然是没有得到发挥的，而且绝对精神 像手枪发射那样 突如其来地出现。 [1] 当中等的俄国知识分子听说，在马克思那里，“一切都归结为经济基础”（另一些人简单地说：“归结为经济的东西”）时，他感到迷惑，仿佛他耳边突然手枪发射：“干吗归结为经济的东西呢？”——他厌倦而狐疑地问。“当然，经济的东西也重要（特别是对于贫困的农民和工人）。不过要知道，智能的东西也同样重要（特别是对于我们，对于知识分子）”。我们希望上面的叙述已经向读者表明，中等俄国知识分子的狐疑之所以发生在这种场合只是因为他这个知识分子对他认为“ 特别重要的”“ 智能的东西”总是有点漠不关心。当马克思说“ 公民社会的解剖应当到它的经济中去寻找”时，他根本没有想到用突如其来的发射使学术界困惑不解：他只是对于 整个世纪以来 折磨着善于独立思考的头脑的那些“老大难问题”作出了直率的和确切的回答。
[1] 参看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7页。——译者注
法国唯物主义者在彻底发挥他们的感觉论观点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具有其全部思想、感觉和意愿的人乃是他周围社会环境的产物。为了进一步把唯物主义观点运用于人的学说，理应解决究竟什么东西制约着社会环境的结构以及社会环境的发展有哪些规律的问题。法国唯物主义者不善于回答这个问题，从而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惯例，回到旧时的、他们如此猛烈指责的 唯心主义 观点：他们说，环境由人们的“ 意见”所创造。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不满足于这个肤浅的回答，给自己提出了分析社会环境的目的。他们分析的结果是那个对科学说来极其重要的结论： 政治结构 生根在 社会关系 中，而社会关系是由 所有制的状况 决定的。同这个结论一起，在科学面前产生了一个如果不加以解决科学便不能前进的新问题： 所有制状况又取决于什么？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结果无力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他们不得不用根本说明不了任何东西的关于人性的属性的种种看法来避开问题。跟他们生活和活动在同一时代的伟大的德国唯心主义者——谢林和黑格尔——已经清楚地懂得人性观点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黑格尔尖刻地嘲笑了这个观点。他们都懂得解释人类历史运动的钥匙应当在人的本性 之外 去寻找。这是他们作出的巨大功绩，然而要使这一功绩成为对科学充分富有成效的东西，理应指出 到底应该在什么地方寻找这把钥匙。他们是 在精神的属性中，在 绝对观念的发展 的逻辑 规律 中寻找钥匙的。这是伟大的唯心主义者们的根本错误，这一错误转弯抹角地使他们回到 人性的观点，因为绝对观念——我们已经看到这一点——无非是我们的逻辑思维过程的化身。马克思的天才发现改正了唯心主义的这一根本错误，从而给予它以致命的打击：所有制的状况，而同它一起的还有社会环境的全部属性（在关于唯心主义哲学的一章中，我们已经看到，黑格尔不得不承认“所有制状况”的决定性意义），不是由绝对精神的属性决定的，也不是由人性的性质决定的，而是由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过程中”，即在自己为生存而进行斗争中彼此必然发生的那些相互关系所决定的。人们常常把马克思比之于达尔文。这种比拟使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卡列也夫先生及其同伙产生止不住发笑的心情。下面我们将说明应该在怎样的意义上理解这个比拟，不过许多读者大概无须我们提醒也都看到了这一点；现在，请我国的主观思想家们别介意，我们来作另一番对比。
在哥白尼以前，天文学曾教导说，地球是不动的中心，太阳和其他星球围绕地球旋转。用这种观点不可能说明天体力学的许多现象。这位天才的波兰人从完全相反的方面着手说明这些现象：他假定，不是太阳绕地球旋转，而是相反，地球绕太阳旋转，于是正确的观点找到了，于是哥白尼以前弄不明白的事情中许多东西开始弄明白了。——马克思以前研究社会科学的人们从人性概念出发，因此人类发展最重要的问题始终不可能解决。马克思的学说对事态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说法：当人为维持自己的生存——马克思说过——而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界时，他也就改变着自己的本性。 [1] 所以，对历史发展进行科学解释的事业应当从完全相反的一端开始：应当弄清楚，人通过生产而作用于外部自然界的这一过程是怎样进行的。按其对科学的巨大重要性来说，可以大胆地拿这一发现同哥白尼的发现相提并论，以及同最伟大的、最富有成效的科学发现相提并论。
[1]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译者注
老实说，马克思以前的社会科学比哥白尼以前的天文学更加没有坚实的基础。法国人过去和现在都把有关人类社会的一切科学称作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 （精神的和政治的科学） [1]，以别于“sciences”这个本来意义下的“科学”，人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sciences”是唯一确切的科学。同时必须承认，马克思以前的社会科学不是也不可能是确切的。当学者们把人的本性看作最高审判庭而向之上诉时，他们就必然要用人们的观点、人们的自觉活动来说明他们的社会关系；然而自觉的活动乃是人的这样一种活动，它必然要被人看成是自由的活动。可是自由活动是排斥必然性概念即规律性概念的，而规律性则是对现象的任何科学解释的必然基础。自由观念排挤了必然性概念，从而妨碍了科学的发展。这种谬误的见解到现在为止可以异常明白地在“主观的”俄国著作家们的“社会学”著作中看到。
[1] 这里的“精神科学”包括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逻辑学、美学等。——译者注
然而我们已经知道： 自由应当成为必然性。由于排挤了必然性概念，自由观念本身就变成极端暗淡而且很少令人快慰的东西。从大门赶出去的必然性从窗口飞了进来；研究者们从自由观念出发，时时刻刻都碰到了必然性，而且终于只得伤感地承认必然性的注定不幸的、无法抗拒的、任何东西也阻挡不住的作用。使他们觉得惊奇的是，自由原来是孤立无援和不可救药的终身纳贡者，是盲目的必然性手中无能为力的玩具。而且最清楚最高尚的唯心主义头脑有时产生过的那种悲观失望真是令人感动。“已经有几天了，我每分钟都握着笔，——乔治·毕希纳说，——可是写不出一个字。我研究了革命的历史。我感到了自己仿佛被令人恐怖的历史宿命论所压倒。我在人的本性中看到叫人厌恶的平庸，在人类的种种关系中看到一般说来属于所有人个别说来不属于任何人的、不可克服的力量。个别人物只是浪潮表面的泡沫，伟大只是偶然，天才的权力只是木偶似的恶作剧、反对铁的规律的可笑的企图，这种规律充其量只能认识，却不能使它服从自己的意志”。 [1] 可以说，就是为了避免其实完全合乎规律的悲观失望的这些发作，值得哪怕暂时离开旧观点和试图 放弃自由，以便向这个嘲笑自由的 必然性 本身求诉；应当再一次重新审查唯心主义 辩证法家 已经提出的关于自由是不是从必然性中产生，这个必然性是不是构成人类自由唯一坚实的基础、唯一可靠的保证和必不可少的条件的问题。
[1] 载1833年给未婚妻的一封信。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写的注释：这不是曾经宣传“一般哲学意义下”的唯物主义的那个毕希纳；这是他早已故去的兄弟、著名悲剧《丹东之死》的作者。——作者原注
我们会看到，在马克思那里这种企图达到什么样的结果。不过我们预先要力求弄清楚马克思的历史观点，以便我们对这些观点没有留下任何误解。
在生产力特定状况的基础上形成一定的生产关系，这些关系在人们的法的概念中和在或多或少“抽象的规则”中，在不成文的习俗和成文的法律中得到自己的观念的表现。证明这一点对我们说来已经没有必要了：现代的法科学，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替我们证明了这一点（读者尽可以回忆一下柯瓦列夫斯基先生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话）。然而不妨从另一方面，即从下述方面看看这个问题。一旦我们弄清楚了人们的法 概念 怎样由他们的 生产关系 所创造，我们就不会对马克思下面的话感到惊奇了：“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即决定他们的社会生存形式），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1]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至少对意识的一个领域，事情确实如此以及为什么如此。接下来我们只要解决，事情是否永远如此，以及如果是的话，那么究竟为什么会永远这样？暂时我们只讲到那些法概念。
[1]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译者注
“社会 生产力 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便同这个社会中现存的 生产关系，或者用法律的语言说，同生产力一直在其内部发展着的所有制关系发生矛盾。这些关系从 促进 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生产力发展的障碍。那时社会革命时代就到来了。” [1]
[1]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9页。——译者注
动产和不动产的社会所有制，其产生是由于它对原始生产过程是适合的，尤其是必要的。它维持着原始社会的生存，它促进原始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所以人们坚持这种所有制，他们认为它是自然的和必然的。然而正是 由于这些所有制关系以及在这些关系之内，生产力发展到为运用个人的努力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园地。现在社会所有制在某些场合变成对社会 有害 了，它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它就让位于 个人的占有：在社会的法设施中进行着或多或少迅速的变革。这种变革必然引起人们的法概念中的变革：以前认为只有社会所有制才对头的人们，现在开始觉得在某些场合个体占有更好些。其实，不，我们说得不准确，我们描述为两个个别过程的，乃是完全不可分离的东西，只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实际关系理应改变，而且这些新的实际的关系表现在新的法概念中。
卡列也夫先生硬要我们相信，唯物主义运用于历史时也像唯心主义一样是片面的。按照他的意见，无论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只是完全的科学真理发展中的“契机”。“跟随第一个契机和第二个契机之后应该出现第三个契机：正题和反题的片面性在作为完全真理的表现的合题中找到自己的调和”。 [1] 这将是很有趣的综合。“这种综合会是什么呢？——教授先生补充道，——我暂时不来说。”可惜呀！幸而我们这位“历史学哲人”并不很严格地遵守他自己给自己规定的这条沉默的戒律。他立刻使人们懂得，这一完全的科学真理是什么以及从哪里生出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真理最后将为文明人类所理解，不过暂时只有卡列也夫先生知道。它是从以下的见解中产生的：“每一个人类个体都由肉体和灵魂组成，过着双重的生活——物理生活和心理生活，在我们面前他不是仅仅出现为具有其物质需要的肉体，也不是仅仅出现为具有其智力需要和精神需要的灵魂。无论在人的肉体那里还是人的灵魂那里都有自己的需要，这个需要寻求着自己的满足，并且使单个的人处于对外部世界即对自然界和对其他人们也就是对社会的各种不同的关系中，而且这些关系都是双重种类的” [2]。
[1] 《欧洲通报》，1894年7月，第6页。——作者原注
[2] 《欧洲通报》，1894年7月，第7页。——作者原注
说人由灵魂和肉体组成，这个“合题”是公正的，不过已经不那么很新鲜了：如果教授先生懂得近代哲学，那么他应该知道，关于它，关于这么一个“合题”，近代哲学史在整整几个世纪的流程中已经说得舌敝唇焦了，却并未能以应有的方式对付得了。而且如果他想用这个合题替他揭示“历史过程的本质”，那么瓦·沃先生本人应当会同意，他的“教授”遇到某种不顺手的事，而且不是卡列也夫先生注定会成为“历史哲学”的斯宾诺莎。
随着引起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相互关系发生变化的生产力的发展，全部所有制关系也在变化。不过要知道，基佐早就告诉过我们，政治结构生根在所有制关系中。这一点完全为现代科学所证实。血缘联盟之让位于地域联盟正是由于所有制关系中产生的变化。多少庞大的地域联盟之融合为被称作国家的机构，也是由于所有制关系中已经发生的变化，或者由于社会生产过程的新的需要。这一点例如对于东方各大国是很好地弄清楚了的。 [1] 这一点对古希腊罗马各国也是同样好地弄清楚了的。 [2] 而且一般说来，对任何特定的、关于其起源我们有足够知识的国家，都不难指明这一点。这里只需要不有意无意地使马克思的观点变成狭隘的。我们想说的意思有如下述。
[1] 参看已故的列·梅契尼柯夫论《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河流》*一书．在这本书里，作者实质上只是总结了最权威的历史学家例如勒诺尔芒得出过的那些结论。埃利泽·邵可侣在该书序言中说，梅契尼柯夫的观点构成科学史上的一个时代。这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个观点不是新的：黑格尔早就以最确定的方式发表过它。然而无可置疑的是，如果彻底坚持它，科学得到的好处将是异乎寻常之多的。——作者原注 *：普列汉诺夫讲的是列·伊·梅契尼柯夫的著作《文明和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河流》（La civilisation et les grands flerves historiques），附埃利泽·邵可侣的序言，巴黎，1889年版。苏联“劳动之声”版，1924年。【对于这本书的评价请看本书附录四。】——俄文版编者注
[2] 参看摩尔根的《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一书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作者原注
生产力的特定状况制约着特定社会的 内部 关系。不过要知道，这种状况也制约着 特定社会 对其他社会的 外部关系。在这些外部关系的基础上，社会出现 新的需要，为了满足这些需要生长出 新的机构。如果用肤浅的观点看问题，各个社会的相互关系看起来似乎是一系列同经济没有直接关系的“政治”活动。实际上各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基础正是 经济，经济既决定各氏族之间和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的实在的（而不是仅仅外部的）根据，也决定这些关系的结果。生产力发展中的每一个阶段都需要自己的武装系统、自己的战术、自己的外交、自己的国际法。自然可以指出，在许多场合下国际冲突同经济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且马克思的信徒中间没有人会想要对这些场合的存在提出异议。他们只是说：不要停留在现象的表面，要更深入些，要问问自己，特定的国际法生长在什么基础上？某种国际冲突的可能性是什么造成的？——于是您最终要转到经济上。诚然，考察各个个别场合是有困难的，因为参加斗争的往往是经历 经济发展不同阶段 的各个社会。
不过在这里眼光敏锐的论敌们异口同声地打断我们。“好，——他们喊道，——假定政治关系生根在经济关系中。可是一旦有了政治关系，这些关系——不管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反过来会影响经济关系。所以这里存在着相互作用，而且除了相互作用什么都没有。”
这个反对意见不是我们虚构的。下面这桩“真实事件”说明“经济唯物主义”的论敌们对这个反对意见珍视到何等程度。
马克思在自己的《资本论》中引用事实说明英国贵族利用自己的政治权力办妥自己在土地占有方面的勾当。在《黑格尔的及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Die Geschichtsphilosophie Hegel’s und der Hegelianer）标题下写了“批判的经验”的保尔·巴尔特博士抓住这一点责备马克思陷于矛盾 [1]：据他说，您本人就承认这里存在着相互作用；而作为相互作用真正存在的证据，我们的博士引证施特尔涅格的一本书，这位著作家为研究德国经济史做了许多工作。卡列也夫先生认为，“可以把巴尔特书中用来批判经济唯物主义的几页指定为应当怎样解决经济因素的历史中的作用这个问题的范例。”不言自明，他没有放过机会向读者推荐巴尔特的反对意见和伊纳马·施特尔涅格的权威声明，“声明甚至表述了这样一个普遍的论点：政治和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乃是一切国家和一切民族发展的根本特点”。应当哪怕稍微分析一下这个乱七八糟的思想。
[1] 普列汉诺夫指保尔·巴特尔在《黑格尔的和马克思与哈特曼以前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Die Geschichtphilosophie Hegels und der Hegelianer bis auf Marx und Hartmann，莱比锡，1890年版，第49-50页）一书中向马克思提出的反对意见。——俄文版编者注
第一，伊纳马·施特尔涅格实际上说了什么呢？关于加洛林时代 [1] 的德国经济史他提出以下的见解：“构成一切国家和一切民族发展根本特点的政治和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这里可以最确切地进行仔细考察。落到特定民族身上的政治作用，对该民族力量的进一步发展，对该民族社会设施的格调和制定，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一个民族固有的内在力量和这个民族发展的自然规律，同样准确地决定着它的政治活动的手段和方式。完全一样，加洛林辈的政治制度对当时人民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制度、经济关系的影响，并不小于人民的自发力量、他们的经济生活对这一政治制度的影响，给它打上了特有的印记。” [2] 如此而已。不过这不多的话被认为足以驳倒马克思。
[1] 加洛林时代，指加洛林王朝时代。加洛林王朝，指法兰克王公元751年起的王朝和公元800年起的帝国王朝。第一个国王是矮子丕平。王朝称号取自查理大帝的名字。公元843年帝国解体后，该王朝在意大利统治到公元905年，在德意志统治到公元911年，在法兰西统治到公元987年。——译者注
[2] 《加洛林辈时期结束前德国经济史》（Deutsche Wirtscha ftsgeschichte bis zum Schluss der Karollngenperiode），莱比锡，1889年版，第1卷，第233-234页。——作者原注
第二，现在我们想起马克思关于经济对法和政治的关系所说的话。
“法的和政治的设施是在人们在生产的社会过程中的实际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到时候，这些设施 促进着 民族的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民族经济生活的繁荣。”这是马克思的准确的话，我们要问随便哪个认真负责的人，这些话中有没有否定政治关系在经济发展中的意义以及提醒马克思注意这个意义的那些人是否驳倒了他？说马克思那里连这种否定的影响都没有以及上述那些人根本没有驳倒任何东西，难道不对吗？真的到了这样一种程度，竟然不得不认为不是是否驳倒马克思的问题，而是为什么对他理解得那么坏的问题么？而对这个问题，我们只能用法国谚语“世间最漂亮的姑娘也不能提供比她所有更多的东西”作答。马克思的批判家们不可能超越乐善好施的天性准许他们理解的那个限度。 [1]
[1] 马克思说：“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所以，——巴尔特推断说，——政治，按照您的意见，对经济完全没有影响，然而您自己就举出种种事实说明……等等——好哇——卡列也夫先生喊道，——这就是我称之为应当怎样同马克思争论的那种模范！卡列也夫先生的“模范”一般说来显现出令人吃惊的思想力量。“卢梭，——模范说，——生活在等级差别和特权盛行到极点，所有的人都屈从于有无限权力的专制制度的社会中；但是，卢梭运用从古希腊罗马那里借用的、理性地建立国家的方法（这个方法，霍布斯和洛克也利用过）来创立以普遍平等和人民专制为基础的社会理想。这个理想同法国现存的制度是完全矛盾的。卢梭的理论为国民公会在实践上实现了；因此，哲学影响了政治，而通过政治的中介又影响了经济。（前引书《加洛林辈时期结束前德国经济史》，第58页）这个光辉的论据使您多么高兴，为了这个论据，卢梭，这位贫穷的日内瓦拥护共和政体者之子原来是贵族社会的产物？同巴尔特先生争论，等于反复讲同样的话。不过关于对巴尔特鼓掌的卡列也夫先生，说什么呢？嘿，瓦·沃先生，不好，天哪，您的“历史教授”不好！我们毫无私心地建议您：给自己找个新的“教授”吧！——作者原注
政治和经济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这就像卡列也夫先生不理解马克思一样，同样没有疑问。然而相互作用的存在是否禁止我们在分析社会生活的工作上继续前进呢？否，这样想就几乎意味着以为卡列也夫先生暴露的不理解似乎会妨碍我们获得正确的“历史学哲人的”概念。
政治设施影响经济生活。它们 或者促进 经济生活的发展， 或者阻碍 这种发展。第一种情况从马克思的观点看来丝毫不会使人感到惊讶，因为特定政治制度之所以创立，正是 为了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自觉地还是不自觉地创立，在这个场合对我们完全一样）。第二种情况丝毫不会跟这一观点发生矛盾，因为历史的经验表明，一旦特定的政治制度不再符合生产力的状况，一旦它变成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它就开始走向衰落，最后被消灭。不仅这种情况不违反马克思的学说，它还是最好不过地证实着他的学说，因为正是这种情况表明，在怎样的意义上经济主宰着政治，生产力的发展怎样先行于民族的政治发展。
经济的进化引起法的变革。这一点 形而上学者 是不容易理解的，他虽然大肆宣扬相互作用，却习惯于一个接一个而且互不相干地考察现象。相反，一个哪怕稍微能作 辩证 思维的人则不难理解这一点。他知道， 量的变化 逐渐积累以后，最终会 引起质的变化，而且质的这些变化乃是 飞跃、 渐进性中断 的契机。
在这里我们的论敌自己已经忍不住了，并且喊出“СЛОВО ИАЕЛО”【暗语，意即“有人造反”】 [1]：要知道黑格尔就是这样议论的，——他们叫嚷着。 整个自然界 都是这样 行动 的，——我们答道。
[1] 在莫斯科罗斯及1762年前的俄国，有人向当局告密，说某某人要造反时，就喊这句暗语。——译者注
说话容易做事难．运用到历史，这句谚语可以改为这样：故事说来很简单，但事情做起来却极端复杂。要知道，说生产力的发展引起法设施中的变革，这是容易的！这些变革乃是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各成员的利益以最奇异的方式聚合在一起。对于一些人说来维持旧秩序是有利的，于是他们使用他们所能用上的一切手段来保卫这些秩序。对另一些人说来，旧秩序已经变成有害的和可恶的，于是他们竭尽他们所有的全部力量来攻击这些秩序。而且这还不是一切。革新者的利益也远不是始终相同的：对一些人说来，某些改革更重要，对另一些人则另一些改革更重要。在改革者的营垒中产生了争论，斗争变得复杂起来。而且，按照卡列也夫先生公允的见解，人是由灵魂和肉体组成的，争取最无可怀疑的物质利益的斗争，必然在进行争论的各方面前提出毫无疑问属于精神上的问题： 关于正义的问题。旧秩序同正义矛盾到什么程度？新要求同正义适合到什么程度？这些问题必然会在斗争者的头脑中产生，不过斗争者并非总是把正义简单地称为正义，而是也许用任何一种类人的或者甚至是类兽的女神的形态把它体现出来。于是，违反卡列也夫先生给它们定下的誓词，“肉体”产生“灵魂”： 经济斗争，引起 道德 问题，而“灵魂”在更仔细的观察下原来是“肉体”： 守旧派的正义 原来往往是 剥削者的利益。
以如此惊人的机智硬说马克思否定政治的意义的同一些人又断言，似乎不论对人们的道德概念、哲学概念，还是宗教概念、或者美学概念，他都根本没有赋予任何意义，他到处都只看见“经济的东西”。这又是造作的废话，如谢德林所说。马克思没有否定所有这些概念的“ 意义”，他只是说明它们的起源。
“什么是电？——特种运动。什么是热？——特种运动。什么是光？——特种运动。啊，原来如此！这么说来，您既没有给光，也没有给热，又没有给电以意义啰？在您那里一切都只是运动，概念多么片面，多么狭隘！”正是这样，正是狭隘，先生。您出色地理解了能量转化学说的意义。
生产力发展的任何特定阶段必然引起社会生产过程中 人们的一定的集合，也就是 一定的生产关系，即 整个社会的一定结构。而一旦有了社会结构，就不难理解这结构的性质一般说来会表现在人们的全部 心理 上，表现在他们的全部习惯、风尚、感觉、观点、意图和理想上。习惯、风尚、观点、意图和理想必然要适应人们的生活方式，适应 他们为自己谋得食物的方式 （佩舍尔的说法）。 社会的心理始终符合社会经济的目的，始终适应社会的经济，始终由社会经济所决定。这里重复着希腊哲学家们早在自然界中就看到了同一种现象：合目的性取得胜利是由于这样一个简单的原因，即不合目的的东西因为自己的性质本身注定要灭亡。社会心理对社会经济、对社会生活条件的这种适应，对于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的社会说来是不是有利呢？非常有利，因为不适应于经济的、同生存条件相矛盾的习惯和观点，会有碍于维护社会的生存。合乎目的的心理对社会说来同样是有益的，正如很好地适应自己的目的的器官之有益于有机体一样。然而说动物器官应当适应动物生存的条件，这是否等于说器官对动物没有意义呢？完全相反。这等于承认器官的极大的、器官的 极重要的意义。只有很贫乏的头脑才会用另外的方式理解问题。至于心理，情况也是完全一样的，先生们，正是完全一样。承认心理适应社会经济，马克思从而也就承认了心理巨大的、任何东西也取代不了的意义。
马克思和例如卡列也夫先生之间的区别，这里归结为后者尽管有其对“合题”的爱好，却仍然是地地道道的二元论者。在他那里，这边是经济，那里是心理；一个口袋里装着灵魂，另一个口袋里装着肉体。这些实体之间有相互作用，不过它们中间每一个都保持自己独立的存在，这个独立存在的起源是无人知道的。 [1] 马克思的观点消除了这个二元论。在他那里， 社会经济 和社会 心理 乃是人们的“生命生产”、他们争取生存的斗争这同一现象的两个方面，在斗争中他们由于生产力的特定状况而以某种方式集合起来。争取生存的斗争创造他们的 经济；在经济的这个基础上生长出他们的 心理。经济本身像心理一样也是某种派生的东西。而且正因为如此，任何进步着的社会的经济都 在变化：生产力的新状况引起新的经济结构，同样也引起新的心理、新的“时代精神”。由此可见，只有在通俗讲话中才能说经济是一切社会现象的 最初原因。远在成为最初原因之前，经济本身乃是结果，是生产力的“函数”。
[1] 不要以为，我们在诽谤可敬的教授。他满口赞扬地引用巴尔特的意见，按照这个意见，“法有独立的、虽然并非不依賴的存在”．就是这个“独立性，虽然并非不依赖性”妨碍卡列也夫先生认识“历史过程的本质”。究竟怎样妨碍，下面正文中马上就要详细讲。——作者原注
现在就来详细讲讲注释中承诺过的话。“无论在肉体那里还是在灵魂那里都有自己的需要，这个需要寻求着自己的满足，并且使单个的人处于对外部世界即对自然界和对其他人们……的各种不同的关系中。……人对自然的关系，依赖于个人的物理需要和精神需要，因此这种关系一方面创造出旨在保障个人的物质存在的各种技艺，另一方面则创造出全部智能的和道德的文化…… [1] 人对待自然界的唯物主义态度生根在肉体的需要中，生根在物质的属性中，应当在肉体的需要中去寻找狩猎、畜牧、农耕、制造业、贸易和货币业务的原因。——按照健全的看法，这自然是如此；要贸易和黄金呢？不过另一方面也应该说：没有灵魂的肉体是什么呢？不过是物质，然而要知道，物质是死的。要是物质本身不是由灵魂和肉体组成的话，它自己是任何东西也创造不出来的。因此捕捉野兽，驯养牲畜，耕种土地，搞贸易和在银行开会，不是物质凭自己的智慧，而是根据灵魂的指示进行的：因此，人对自然界的唯物主义态度所以产生的最后原因应该在灵魂中去寻找。因此，在灵魂那里也有双重的需要；因此，灵魂也是由灵魂和肉体组成的，而其结果有点儿很荒谬。而这不是一切。并且还由于下面的原因不由自主地感到“疑惑”。按照卡列也夫先生，结果是在肉体需要的基础上生长出人对自然界的唯物主义态度。但这是否确切呢？只对自然界么？卡列也夫先生也许记得修道院院长吉贝尔怎样诅咒力图使自己摆脱封建枷锁的城市公社，这些“卑鄙的”机关，它们存在的唯一目的似乎是逃避封建赋役的公允执行。这里，在修道院长吉贝尔身上说话的是什么呢：“肉体”还是“灵魂”？如果是“肉体”，那么因此我们又要说，肉体也是由“肉体”和“灵魂”组成的；而如果是“灵魂”，那么因此灵魂是由“灵魂”和“肉体”组成的，因为灵魂在所考察的这个场合很少显现卡列也夫先生所说的构成“灵魂”特有特点的那种对待现象的无私态度。这里请把它弄个明白吧！也许卡列也夫先生会说在吉贝尔修道院长身上说话的其实是灵魂，不过是在肉体的指使下说话的，而且在抓捕野兽、在银行开会等等的事务上所发生的情况也是一样的。然而第一，为了指使，肉体也应当由肉体和灵魂组成，而第二，“粗陋的唯物主义者”可能指出，要是灵魂是在肉体指使下说话的，因此人由灵魂和肉体组成这一情况就根本保证不了任何东西：也许在整个历史上灵魂只做了在肉体指使下说话这件事？卡列也夫先生对这种假设自然感到气愤，于是开始驳倒“粗陋的唯物主义者”。我们坚定地确信，胜利会在可敬的教授一边，不过在这场斗争中，人由灵魂和肉体组成这一无可争辩的情况对他的帮助多不多呢？
[1] 引自卡列也夫的文章“历史中的经济唯物主义”，载《欧洲通报》，1894年7月，第7页。——俄文版编者注
而且这还不是一切。在卡列也夫先生那里我们读到，在个人精神需要的基础上产生出“神话和宗教……文学和艺术”以及一般地——“对外部世界（还有对自己本身），对存在和认识问题的理论态度”，以及“对外部现象（和自己本身的意念）的无私的、创造的再生产”。我们相信了卡列也夫先生。不过……我们有位熟识的、热心研究制造业技术的工学院大学生，在他那里对于卡列也夫先生所有列举的东西的“理论的”态度并没有显现出来。于是我们这里出现一个问题：我们这位朋友莫不是由一个肉体组成的么？我们请卡列也夫先生尽快解决这个折磨我们、也使这位年轻的、极有才干、甚至可能是天才的工学院学生感到受辱的疑问。
如果卡列也夫先生的议论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这意义就只是：人身上有高级的需要和低级的需要，有利己主义的意图和利他主义的感情。这是最无可争辩的真理，但是完全不能成为“历史哲学”的基础。凭着这个真理，您不会比对人性这个题目的没有内容的早已陈腐不堪的议论走得更远，它本身无非就是这样的议论。
当我们同卡列也夫先生谈话时，我们那些眼光敏锐的批评家开始抓住我们的自相矛盾，主要是我们同马克思的矛盾。我们说过，经济不是一切社会现象的最初原因，同时我们又断言，社会心理适应社会经济，这是第一个矛盾。我们说，社会经济和社会心理是同一现象的两个方面，然而马克思本人说，经济是现实的基础，在它上面耸立着思想体系的上层建筑，这是第二个矛盾。对我们说来，尤其不光彩的是，在这里我们同我们着手叙述其观点的那个人发生意见分歧。让我们解释一下吧。
社会历史过程的基本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这个说法同马克思的一字不差，可见这里没有任何矛盾。所以，如果什么地方有矛盾的话，那就只在社会经济对社会心理的关系问题上。我们来看一看究竟有没有矛盾。
请读者回忆一下私有财产是怎样产生的。生产力的发展使人们处于这样一些生产关系中，在这些生产关系的条件下个人占有某些物品对生产过程是比较适合的。因此，原始人的法概念变化着。社会 心理 适应着社会的 经济。在这个 经济基础 上必然耸立起适合该基础的 思想体系的上层建筑。然而另一方面，生产力发展中的每一个新步骤使人们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处于新的、相互的、同过时的生产关系不相符的状态中。这些新的、从未有过的状态必然反映在人们的心理上，使它发生很大的变化。究竟朝哪个方面变化呢？一些社会成员保卫旧秩序，这是些停滞不前的人。另一些认为旧秩序对他们不利的社会成员则主张前进；他们的心理向逐渐 取代古老过时的经济关系的那些生产关系 的方向改变。心理对经济的适应，正如您现在看到的那样，在继续，然而缓慢的心理进化 先于 经济革命。 [1]
[1] 实质上这是现在欧洲无产阶级经历着的同一心理过程：它的心里已经在适应新的未来的生产关系。——作者原注
这个革命一旦实现，就会建立社会心理和社会经济之间的完全适应。那时新经济的基础上就会出现新心理的极度繁荣。在某段时间内这种适应是牢不可破的；它甚至会越来越巩固。然而慢慢地出现新的不和谐的幼芽：先进阶级的心理由于上面指出的原因，其生命再次超越旧的生产关系：由于一刻也不停止去适应经济，它重又适应着构成未来经济萌芽的 新的 生产关系。喏，这难道不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么？
直到现在我们主要是举财产法领域中的例子来说明马克思的思想。这种法无疑正是那个思想体系，不过是初等的、可以说低级的思想体系。应该怎样理解马克思对高级思想体系即对科学、哲学、艺术等等的观点呢？
说经济在这些思想体系的发展中是基础，这意思是指，社会应当达到一定的富裕程度，以便抽出某一阶层的人，专门把自己的力量贡献于科学的以及其他类似的事业。其次，上面引用的 柏拉图 和 普鲁塔克 的观点说明，社会中脑力劳动的 方向 本身是由 社会的生产关系 决定的。关于科学，维科早就说过，科学是从社会需要中生长出来的。对于像政治经济学这样的科学说来，凡是稍微知道一点它的历史的人都会明白这个道理。别基奥伯爵公正地指出，政治经济学特别证实这个规则：实践永远和到处都先于科学。 [1] 当然，这一点也可以在很抽象的意义上加以解释；可以说：“当然啦，科学需要经验，而且经验越多，科学就越圆满。”问题不在这里。试拿亚里士多德或色诺芬的经济观点同亚当·斯密或李嘉图的观点比较一下，这样您就会看到，在古代希腊的经济科学为一方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科学为另一方之间不仅存在着 量的 差别，而且存在着 质的 差别：对对象的完全不同的观点、完全不同的态度。用什么来解释这个差别呢？很简单，就是 现象本身变化了：资产阶级社会中生产关系不像古希腊的生产关系。生产中的不同关系造成科学中的不同观点。不仅如此，请比较一下李嘉图的观点同无足轻重的巴师夏的观点，于是您会看到，这两人是用不同的眼光观察 按其一般性质 始终未变的生产关系即 资产阶级 生产关系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李嘉图时代这些关系刚刚才繁荣起来，刚刚才得到巩固，而在巴师夏时代它们已经开始趋于衰落。同一些生产关系的不同状况必然地理应反映在保卫这些关系的那些人的观点上。
[1] “直到它（政治经济学）在十七世纪刚刚开始萌芽时为止，某些民族已经在几个世纪的过程中仅仅依靠自己的实践经验取得了成就。后来科学就利用这个经验来说明自己的原理”（《政治经济学史在意大利等等》，卢加诺，1829年版，第11页）。约翰．穆勒重申：“在人类活动的每一个领域，实践都长期领先于科学。……因此将政治经济学看作科学的一个分支是最近的事。但是它所研究的主题在一切时代都必然是人类主要的实践利益之一。”【中译本参阅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页。】——作者原注
或者我们拿国家法这门科学来说吧。它的理论是怎样发展的呢？为什么发展呢？贡普洛维奇教授说：“对国家法的科学分析只有在统治阶级相互间就属于它们各自的权力范围发生冲突的时候才会开始。例如，我们在欧洲中世纪后半期遇到的第一次大规模政治斗争、世俗权力和教会权力之间的斗争、皇帝和教皇之间的斗争，给予德国的国家法科学以第一次推动。造成统治阶级内部分裂并推动对国家法相应部分进行政论性分析的第二次引起争端的政治问题是关于皇帝选举的问题” [1] 等等。
[1] 《法的国家和社会主义》（Rechtsstaat und Sozialismus），因斯勃鲁克，1881年版，第124-125页。——作者原注
什么是各阶级的相互关系呢？这首先就是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相互间发生的那些关系： 生产关系。这些关系在社会的政治组织中以及在各阶级的政治斗争中得到自己的表现，而这种斗争乃是各种不同的 政治理论 产生和发展的动力：在经济的基础上必然耸立着符合该基础的思想体系的上层建筑。
而且这仍然是思想体系，如果不是初级的，那么无论如何也不是最高级的。比如就哲学，就艺术来说，情况会怎样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稍稍离开一下本题。
爱尔维修从 人只是感觉 这个命题出发。从这个观点看，很清楚，人将避开不愉快的感觉，而力求获得愉快的感觉。这是有感觉的物质的不可避免的、天然的利己主义。然而如果这是对的，那么人身上怎么会产生热爱真理、英雄气概这样一些完全无私的意向呢？这就是爱尔维修本来要解决的课题。他没有能够解决它，为了摆脱困境，他干脆把他保证要算出的那个X、那个未知数一笔勾销。他开始说，没有任何一个学者会无私地热爱真理，每个人都只把真理看作通向荣誉之路，把荣誉看作通向金钱之路，把金钱看作获得愉快的生理感觉之手段，比如用来购买美味佳肴或漂亮女奴。不用说，这样的解释是多么的站不住脚。这些解释仅仅表明我们上面已经指出的法国 形而上学 唯物主义无力对付 发展问题。
人们把无非是重弹爱尔维修形而上学调子的这种对人类思想史的观点硬加在现代 辩证 唯物主义之父的头上。人们常常大概这样来理解马克思对历史，例如对哲学史的观点：如果康德研究了先验美学问题，如果他谈到了悟性范畴或理性的二律背反，那么在他那里这只是一些空话：实际上无论对美学，无论对二律背反，无论对范畴，他都毫无兴趣；他需要的唯一只是：给他所属的阶级即德国小资产阶级提供尽可能多的美味佳肴和“漂亮女奴”。范畴和二律背反在他看来乃是达到这个目的的上佳手段，他才来“聊起”它们。
难道需要使人相信这是十足的废话么？！如果马克思说，这个理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某一时期，他绝不是想以此说明在这个时期内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善于独立思考的代表人物自觉地使自己的观点迎合自己那些多少富裕、多少慷慨的恩人的利益。
当然，诽谤者随时随地都有，然而并不是他们推动了人类理性的进步。真正推动理性进步的人们关心的是真理，而不是当代权势人物的利益。 [1]
[1] 这并没有妨碍他们有时候害怕权势人物。例如康德讲到自己时说过：“谁也强迫不了我说跟我的想法相反的话，可是我下不了决心去说我想到的一切”。——作者原注
马克思说：“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各种不同的特殊的情感和幻想、观点和概念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生存条件以及跟这些条件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 [1] 思想体系的上层建筑的产生过程是 在人们不知不觉中 发生的。人们不是把这个上层建筑看成一时的关系的一时的产物，而是把它看成某种按其固有本质说来天经地义的和必不可少的东西。在教育的影响下以及一般说来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下形成其观点和情感的各个人，可能对在或多或少 狭隘的阶级利益 基础上历史地产生的那些观点和那些社会生活形式充满着最真诚的、完全 无私的态度。对整个政党也可以说同样的话。1848年法国民主派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意向。小资产阶级当然力求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然而马克思写道：“但是，如果以为小资产阶级自觉地力求维护利己主义的阶级利益，那是目光短浅的。相反，它认为它获得解放的 特殊 条件乃是唯一能使现代社会得到挽救并使阶级斗争消除的一般条件。同样也不应该认为小资产阶级的所有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者。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阶级生活环境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也就是小资产者由于其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而在实践上得出那些任务和决定。特定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为一方同这一阶级本身为另一方之间的关系，一般说来都是如此。” [2]
[1]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49页。——译者注
[2] 拉马克在证明生活条件影响动物机体时提出一个意见，为了避免误解，这里回忆一下这个意见将是有益的。他说：“谁停留在我的话的字面意义上，他就会把错误的观点硬加在我的头上。因为无论生活条件怎样，这些条件都不会在动物的形态和组织上引起任何直接的变化”。由于生活条件中的重大变化，在动物那里出现新的、和以前不同的需要．如果这些新的需要始终不变，或者存在很长时期，那么它们就会导致新习惯的出现。“而一旦新的生活条件……引起动物身上出现新的习惯，即刺激动物进行新的活动，成为习惯，——结果就会是一些器官得到更好的锻炼，而对于另一些器官则完全没有锻炼，成为没有用处的东西”。加强锻炼或者没有锻炼不会不影响到器官的结构，因而影响到整个机体。参见拉马克（Lamarque）：《动物学哲学》（Philosophie zoologique etc），沙尔·马丁新版，1873年，第1卷，第223-224页。经济的需要以及从中产生的其他需要对民族心理的影响，也应当作这样的理解．这里发生着由于锻炼或没有锻炼的缓慢的适应过程；而我们的“经济”唯物主义的论敌们认为，似乎按照马克思的意见，人们在出现新的需要时就会立即故意改变自己的观点。很明显，在他们看来这是荒谬的事情。然而这种荒谬的事情乃是他们自己臆想出来的：在马克思那里根本没有类似的东西。总之，这些思想家的反对意见使我们想起一位神甫反对达尔文的下述得意扬扬的论据：“达尔文说，把鸡丢进水里，它会长出蹼来，我则断言，鸡干脆会淹死。”——作者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