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革命论

第四章不断革命论在实践中是怎样的？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不断革命论》（1928）（林骧华．伊阳明．范毓民译）第四章不断革命论在实践中是怎样的？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拉狄克在批判我的理论时，将由这个理论而产生的策略也列入批判范围。这点补充倒显得非常重要。官方在这个问题上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批判尚且小心翼翼地限于理论方面。但是，拉狄克感到意犹未尽。他正在努力斗争，以反对在中国执行一条明确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他需要用攻击不断革命论的手法来使这条路线名誉扫地。为此，他必须证明，或者假装似乎已经由谁证明了，过去的一条错误的策略路线就是源出于这个理论。拉狄克在此蒙骗他的读者。也许他自己对革命历史毫无所知，因为他本人从未直接参加过革命，而且地也没有作出丝毫的努力，根据文件来考察一下这个问题，而这些文件的主要部分已经收集在我的《全集》第二卷中。每个识字的人都可以查核这些文件。据此，拉狄克就可以明白：差不多在第一次革命的所有阶段中，我对革命力量及其一系列任务的评估都和列宁完全一致，尽管在整个1905年里我是秘密地住在俄国的，而1906年我是在监狱里度过的。在这里，我不得不使自己只限于提出最低限度的证据和例证。在第一次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大会（历史上称它为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召开前的两三个月，也就是我在1905年2月份写成，3月份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人民与沙皇之间进行的那种只知道胜利别无他念的激烈斗争；作为这一斗争最高峰的全民起义；临时政府作为人民战胜衰朽敌人的革命桂冠；临时政府解除沙皇反动派的武装，将人民武装起来；在拥有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秘密的投票权力的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以上这些就是革命各个阶段的明确目标。”（见《全集》第232页）为了明辨我在提出基本策略问题方面同布尔什维克完全一致的观点，只要把上述这段话同1905年5月召开的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对比一下就够了。除此之外，在克拉辛的同意之下，我在彼得堡根据这篇文章的精神阐述了临时政府的提纲，这一提纲当时是秘密发表的。克拉辛在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大会上为这一提纲作了辩护。下面这段话可以证明列宁是以多么赞同的态度来评价这一提纲的： “我完全同意季明同志的观点。作为一个写文章的人，我自然很注意这个问题在文字上的提法。季明同志十分正确地指出了斗争目的的重要性，我不折不扣地同意他的意见。谁若不想占领要害位置，谁就不能作战……。” [1] 克拉辛所作的内容广泛的修正，其主要部分体现在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我建议读者不妨一读。而这些修正意见却出自我手，我至今保存着约克拉辛的便条可以为此作证。加米涅夫和其它人对于党史上这一段插曲的来龙去脉都了如指掌。农民问题，即设法使农民接近工人苏维埃，以及同农民协会协同工作的问题，日益地引起了彼得堡苏维埃的重视。也许拉狄克意识到了苏维埃的领导权并已转移到了我的手里？以下是我就革命的策略任务所表述的千百条意见中的一条： “无产阶级创建了遍及城市的各级苏维埃来领导城市群众的战斗行动，并把同军队和农民结成联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开端报》第四期，旧历1905年11月17日，新历11月30日）坦率地说，引用一些话来证明我从来没有说过某些话，例如所谓从专制主义“跳跃”到社会主义，实在令人感到无聊与惭愧。但是别无他法。例如，关于立宪会议的任务，我在1906年2月写过下面一段话，我绝没有像拉狄克现在一样追随斯大林，为了用极左的扫帚清除掉昨天机会主义的踪迹，在中国问题上急急忙忙地把立宪会议同苏维埃对立起来。 “解放了的人民将依靠自己的力量召开立宪会议。立宪会议的任务将是巨大的。它应该根据民主的原则，即人民充分掌握政权的原则，来改造国家。它应该组织民兵，实行广泛的土地改革，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累进所得税。”（见《全集》第二卷上册.第349页） 1905年，在一份专门论述“立刻”实行社会主义的鼓动性的传单中，我是这样写的： “可以想象在我们俄国现在就实行社会主义吗？不，我们的农村还太愚昧，太无知。农民中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还太少。我们首先应该推翻使人民大众处于黑暗之中的专制制度。应该为农村的穷人免除所有的捐税；应该实行累进所得税和普及义务教育；最后，应该使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同城市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组成一支社会民主大军。只有这样的军队才能完成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见《全集》第二卷上册，第228页）由此可见，早在拉狄克尾随斯大林和台尔曼，开始对我讲授这个问题之前，我就已指出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区别。二十二年前，我写道： “当社会主义的报刊上论述关于不间断的革命的观点时，亦即论述要随着社会冲突日益升级、新的民众阶层不断加入起义、无产阶级对统治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不断地发动进攻，用社会主义革命来扫除专制制度和农奴制，这时，我们的“进步”刊物却齐声发出了怒吼。”（《我们的革命》，1906年，第258页）首先，我请大家注意在这一番话中，我对不间断革命所下的定义：不间断革命将消灭中世纪制度，同伴随着社会冲突日益尖锐而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连接在一起。那么跳跃在哪里呢？哪儿忽视了民主阶段呢？难道在1917年不正是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吗？不能不顺便提一下，这些“进步”报刊在1905年关于不间断革命所发出的吼声绝不能同那些在二十五年之后干预此事的当今御用文人与微不足道的迟到者所发出的无进步可言的吼声相提并论。那个在列宁小心翼翼地主编下的布尔什维克派主要机关报《新生活》是如何对待我在报刊上提出的“不断革命论”问题的呢？无疑在这一点上不曾不使人们感兴趣的。“激进”的资产阶级报纸《我们的生活》载文，试图用列宁的更加“理智”的观点来反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针对这篇文章，布尔什维克的《新生活》在1905年11月27日作出了如下答复： “这是一种随心所欲的说法，当然是一派胡言。托洛茨基同志说，无产阶级革命可以不停留在第一阶段上而继续发展，继而将剥削者推开。列宁指出，政治革命仅仅是第一步。《我们的生活》的政论家很想从中看到一种反对意见…。所有这些误解首先出于《我们的生活》对社会革命的本身含义的恐惧；其次，这家报纸希望在社会民主当人中间找到尖锐的和耸人听闻的意见分歧；再次，是由于托洛茨基同志用了‘给予一击’这样一种形象的说法。” 在《开端报》的第十期上，托洛茨基同志十分明确地阐明了自己的思想：“革命的彻底胜利意味着无产阶级的胜利”，托洛茨基同志写道。而这种最后的胜利同样也意味着革命的进一步的不间断性。无产阶级要实现基本的民主任务，而作为巩固其政治统治的直接斗争的必然逻辑，在某一时刻向无产阶级提出的将纯粹是社会主义问题。在最低和最高纲领之间形成了一种革命的不间断性。这并不是简单‘一击’也不是一天或者一个月的事情，而是一整个历史时期。力图事先计算出这种革命的持续时间是荒谬的。” 这一段文字在一定程度上完全点出了这本小册子的主题。对于不肖门徒们后来的一切批评所进行的驳斥，有谁能比列宁的《新生活》那种用赞同的口气援引我在报纸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所进行的这种驳斥更加清楚，更加确切和更加无可争辩的呢？我的那篇文章阐述了，胜利的无产阶级在实行民主的过程中，由于其地位的原因，在一定的阶段不可避免地会面临纯粹的社会主义问题。也就是说，无产阶级专政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那种最低和最高纲领之间的不间断性的原因就在于此。这既非一次打击，亦非一次跳跃──我对当时小资产阶级阵营中的批评者作如此解释──这是一整段历史时期。而列宁的《新生活》是完全同意这一种前景预测的。我想，更为主要的是这一事实在现实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证实，它已在1917年被肯定是完全正确的。除了《我们的生活》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们之外，主要是孟什维克分子在1905年，尤其是在革命开始遭到挫折后的1906年谈论有关用民主制“跳跃”到社会主义的幻想。在孟什维克分子中间，以马尔丁诺夫和已故的约尔丹斯基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顺便提一下，他们俩后来成了死心塌地的斯大林分子。在我1906年的一篇专论中，我非常详尽地、通俗地向那些硬往我头上扣“跳跃到社会主义”帽子的孟什维克的作家们解释，他们的观点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愚蠢的。我今天几乎可以全文重印这篇文章来驳斥不肖门徒们的批评。但是，在下面一句话中概括的结论也许已经够说明问题的了： “我深知──我可以明确地对批评我的人（约尔丹斯基）说清楚在一篇报纸文章中越过政治障碍并不意味着在实践中越过了障碍。”（见《全集》第二卷上册，第454页）也许这足够了吧？如果不够，我可以继续援引一些话，能让像拉狄克这样的批评家找不到借口说，他们“手头”没有那种使他们可以自由地作出判断的数据。 1906年，我在狱中写了一本小册子《我们的策略》，当时由列宁负责出版。这本册子的特点在于作出了下述结论： “无产阶级可以依靠农村的起义──而在作为政治生活中的城市里，无产阶级能够完成它自己开创的事业。无产阶级依靠农民的力量并领导农民，这样不仅仅能给予反动派以最后的胜利的一击，而且还可以巩固自己的革命成果。”（见《全集》第二卷上册第448页）这像是忽视农民吗？顺便提一下，在这本小册子中，下述思想也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 “考虑到革命的发展不可阻挡，我们的策略当然不该忽视革命运动中不可避免的，或者是可能的，或者甚至仅仅是或然性的时期和阶段。”（见《全集》上册，第436页）这难道像是幻想中的跳跃吗？在我的《论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教训》（1906年）一文中，我以下述文字描述了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前景，或者正如事情所表明的那样，是新革命的前景： “历史不会重演──新的苏维埃不必重新再一次经历五十天事件（1905年10月–12月），但它完全能够从这一时期得出自己的行动纲领。这个纲领非常清楚。同军队、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最低层平民进行革命的合作。废除专制制度，摧毁它的物质组织：部分实行改组，部分通过解散军队；消灭官僚警察机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武装居民，首先是──无产者。将苏维埃转变为城市革命的自治机关建立由农民代表组成的苏维埃（农民委员会）作为地方上的土地革命的机构。组织立宪会议的选举，根据人民代表的明确工作纲领进行竞选斗争。”（见《全集》第二卷下册.第206页）这难道像是跳过了土地革命，或者从总体上轻视了农民问题吗？这难道像是我对革命的民主任务视而不见吗？不，根本不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拉狄克画的政治画像究竟像什么呢？什么都不像。拉狄克慈悲地、但很模棱两可地将被他已经曲解了的我在1905年的立场同孟什维克的立场区别开来，他没有领悟到自己正在重复孟什维克对我的批评的四分之三；拉狄克阴险地说，即使托洛茨基运用的方法同孟什维克一样，但是目的不同。拉狄克这种主观的提法彻底损毁了自己解决问题的途径。连拉萨尔都知道，目的依赖于手段，并且最终以手段为先决条件。关于这个论题，他甚至还写过一本戏剧（《弗朗茨．冯．济金根》）。我的方法在哪一个方面回孟什维克的方法一样呢？这就是对待农民的态度。拉狄克为了证明这一点，从列宁1916年的文章中引证了前文中援引过的三行。顺便说明一下，列宁虽说在这里点的是托洛茨基的名，但在事实上是同布哈林及拉狄克本人在论战。除了那段我们都看到的被列宁文章的整个内容所推翻的引语之外，拉狄克还引用了托洛茨基本人的话。在1916年的一篇文章中，我在揭露孟什维克概念的空虚时问道：如果不是让自由资产阶级来领导的话，那么让谁来领导呢？说到底，你们孟什维克就是无论如何都不相信农民的独立政治作用。因此，拉狄克立即抓住我的辫子说托洛茨基“同意”孟什维克对于农民作用的看法。孟什维克认为，因为同农民结成的联盟不可靠和不牢固而“拒绝”自由资产阶级，那是不能容忍的。这就是孟什维克的“方法”。而我的方法是抛开自由资产阶级，为革命农民的领导权而斗争。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我同列宁没有意见分歧。在同孟什维克斗争时，我对他们说：“你们无论如何都不想让农民担任领导角色。”这句话并不像拉狄克诽谤的那样：同意孟什维克的“方法”，而是清楚地提出一种选择：或者是自由财阀专政，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我在1916年提出来反对孟什维克的证据同样是完全正确的，而现在拉狄克又很不诚实地企图用我的论据来反对我，实际上早在九年前，在1907年的伦敦党代表大会上，我已经运用了这一论据，来捍卫布尔什维克关于对待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提纲。在此，我引证我在伦敦代表大会上那篇演讲的主要部分。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年中，我的这篇演讲不止一次地被收入各种文件汇编和文选中，作为布尔什维克在革命中所表明的对待阶级和政党问题的立场。就在这篇演讲里，我简明扼要地表述了不断革命论： “对孟什维克同志们来说，他们自己的观点显得异乎寻常的复杂。我曾一再听到，他们责难我对俄国革命的过程的论述过于简单化。然而，孟什维克的观点尽管变幻莫测，显得很复杂，但是，也许正是这种变幻莫测，却成了连米留可夫先生也能明白的非常简单的东西。” “在最近出版的《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是怎样进行的？》一书的跋中，立宪民主党的思想领袖写道：“至于说到狭义的左派集团，即社会主义革命集团，要想同他们达成协议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如果没有明确的积极原因，那么，至少也有一些很有力的消极原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达成协议。他们的目的──批评我们，损害我们的声誉。为此，我们就必须挺身而出，争取行动。我们知道，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全世界，目前进行的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革命。这场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民主派来完成。在全世界，没有哪一个社会主义者已准备好在这种民主制中占有地位，如果国家将他们大批地派往杜马，当然不是为了现在实现社会主义，或者用自己的手实行作为准备阶段的“资产阶级”改革‥因而，他们将议会议员的角色交给我们来担任，这比由他们自己担任这一角色而有失体面要有利得多。” “我们可以看出，米留可夫直接把我们引到问题的核心。以上引语反映出了孟什维克对革命、对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所取的立场的所有最重要的方面。” “‘正在进行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第一点，也最最重要的一点。“必须由资产阶级民主派来完成资产阶级革命’──这是第二点。社会主义民主派无法用自己的双手来实现资产阶级改革，它的作用仍然是纯粹的反对派的作用：“批评和损誉”，这是第三点。最后，即第四点，为了使社会主义者依然能保持反对派的地位，“我们（即资产阶级民主派）必须站出来并采取行动。’” “但是，如果‘我们’，不站出来，那该怎么办呢？如果没有一个能够领导资产阶级革命前进的资产阶级民主派，那该怎么办呢？那就必须造一个出来。这正是孟什维克主义所得出的结论。它所制造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及其特点和历史，全都产生于他自已的想象。” “作为唯物论者，我们必须首先提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社会基础问题：它可以依靠哪一个阶层或者哪一个阶级？” “大资产阶级是不能作为一种革命力量来依靠的──我们都同意这一点。甚至在法国大革命（从最广义说，这是一次民族革命）时期，里昂的某些实业家所起的也是反革命作用。但是我们听说，中层资产阶级，尤其首先是小资产阶级，他们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力量。那么，这个小资产阶级代表的是哪些人呢？” “雅各宾党人依靠的是城市民主派分子，这个民主派产生于手工业行会、小店主、工匠以及同他们有密切联系的城市居民，构成革命的无套裤汉大军──他们是主要的政党山岳党的支柱。正是这大批城市群聚经历了手工业行会的漫长历史锻炼，把整个革命担子挑在了自己肩上。这种革命的客观结果是为资本主义剥削创造了“正常的”条件。然而，历史进程中的社会机制却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即，“群氓”、街头民主分子、无套裤汉为资产阶级统治创造了条件。他们的恐怖专政帮助资产阶级在推翻了小资产阶级民主专政以后清除了旧的社会渣滓，顺利地执掌政权。” “现在我提一个问题──哦，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如果无产阶级仍然站在反对派的地位上，那么，在我们国家里，由那个社会阶级来推行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使它掌握政权并使它有可能完成巨大的任务呢？这就是问题的核心，我再一次向孟什维克提出这个问题。” “的确，在我们的国家里，革命的农民群众为数甚多。但是，孟什维克的同志们同我一样清楚，不管农民的革命性有多么强，他们是不能担任独立的政治角色的，更不用说担任领导的政治角色了。毫无疑问，农民可以被证明是一支为革命服务的巨大力量，但是，如果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一个农民政党能够使自己居于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地位，同时依靠自己的主动性能够把国民生产力从使他们受尽折磨的古老桂梏下解放出来，那么，这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是毫无价值的，城市是现代社会的主宰者，因此，只有城市能够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担任主宰者的角色。 [2] “那么，在我们国家里，能够率先领导国家的城市民主派在哪儿呢？马尔丁诺夫同志一直手持放大镜在寻找。他找到了萨拉托夫的教师们，彼得堡的律师们和莫斯科的统计师们。同他们所有的同道者一样，他甚至不想注意，产业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所夺取的地盘就同十八世纪末的无套裤汉半无产阶级手工业民主派所夺取的地盘一样。同志们，我提请你们注意这一根本事实。” “我们的大工业并不是从手工业有机地发展起来的。我们的城市经济史对基尔特时期完全是陌生的。在我国，资本主义工业也是在欧洲资本的直接压力下兴起的。它在基本上没有遇到手工业文化体系的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一片未开垦的，处于原始状态的处女地。外国资本是通过国家借债的途径和私人发起的渠道流入我国的。它将工业无产阶级聚集在自己周围，而压制了手工业的产生和发展。这一过程的结果是，在我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时刻，一种极其高度地发展了的社会形式中的产业无产阶级成了城市的主要力量。这是事实。这一点无可辩驳，必然将此作为我们的革命策略结论的基础。” “如果孟什维克同志们相信革命会取得胜利，或者哪怕是承认有取得这种胜利的可能性，他们就不能反驳下面的事实：在我国，除了无产阶级以外，没有别的历史角色可以问鼎革命权力。就像法国大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城市民主派站在革命的民族最前列一样，无产阶级，这个城市中唯一的革命民主派，应该在农民大众中寻得支持并掌握权力──只要革命能有胜利的前景。” “ 一个直接依靠无产阶级和通过无产阶级依靠革命农民的政府，仍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专政。我现在并非在谈论无产阶级政府的远景。也许无产阶级注定要失败，就像雅各布布布布宾民主派的失败一样，它只能为资产阶级统治扫清道路。我想明确指出的只有这一点：如果我国的革命运动像普列汉诺夫所预言的那样，作为工人运动而获得胜利，那么，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的胜利，才能使我国的革命胜利成为可能──否则革命就根本不可能胜利。” “我特别强调坚持这一结论。如果认为，无产阶级和农民大众之间的社会性对抗使无产阶级不能领导农民大众，无产阶级本身也没有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那么，结论必然只有一个：即我们的革命从根本上注定是不会胜利的。在这样的条件下，革命的自然结局必定是自由资产阶级同旧政权达成协议。这是另一种结局，我们绝对不能否定有这种结局的可能，但是很显然，这种结局只摆在革命失败的道路上，而且是受到了革命的内在弱点的制约。从本质上看，孟什维克们所作出的一切分析──首先是他们对无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与农民可能建立的关系的估价──不可逆转地将他们引上了一条革命悲观主义的道路。 ” “但是，他们长期坚持放弃这条道路，而在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这一点上才能产生革命的乐观主义。” “从这一点上衍生出他们对待立宪民主党人的态度。他们认为立宪民主党人是资产阶级民主的象征，而资产阶级民主派则又是革命权力的天然问鼎者。……” “那么你们根据什么来相信，立宪民主当人还会崛起并且屹然挺立呢？是根据政治发展的事实吗？不，只不过是根据你们的方案罢了。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你们需要城市资产阶级民主派。你们急切地寻找它，但是除了立宪民主当人之外，你们什么都没找着。从你们对他们的期望中滋长了令人惊讶的乐观主义。你们帮他们乔装打扮，你们想迫使他们扮演一种他们不愿扮演、不能扮演，将来也不会扮演的富有创造性的角色，对于我的基本问题──我无数次地提出这个问题──我尚未听到回答。你们对革命没有作出什么预断。你们的政策缺乏伟大的远景。” “还有一点与此有关，你们对资产阶级政当的态度可用代表大会应该牢记的一句话来概括：按照情况可能提出的要求，无产阶级并不假想进行一场有系统的斗争以对人民大众产生影响，它也不设想用一种单一的指导思想来决定自己的战术步骤，即：将一切劳动者和被压迫者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成为他们的先驱和领袖。”（《第五次党代表大会纪录和决议》，第180一185页）这篇演讲简明扼要地概括了我在1905年至1906年期间的全部文章、演说和行动。它得到了布尔什维克的全力赞同，更不用说罗莎．卢森堡和梯什科了。（在这篇演讲的基础上，我同他们的联系更为密切，这种联系导致了我在波兰报纸上同他们合作）。列宁没有原谅我对孟什维克所持的调和态度──他是正确的──他本人对我的这篇演讲的反应是颇为审慎的。他这样说： “我只想指出，托洛茨基在《保卫党》这本小册子中公开表示他同意考茨基的观点，即在当前的俄国革命中，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经济利益是一致的。托洛茨基承认说成立反对自由资产阶级的左派联盟是可以允许的，是适宜的。在我看来，这些事实足以说明托洛茨基同我们的观点相近。撇开“不间断革命”问题不论，这里在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上，基本观点是一致的。” [3] 列宁在演讲中并未对不断革命论作过总评价，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在演讲中就无产阶级专政的进一步前景这一问题展开过论述。他显然没有读过我论述这一问题的基本著作，否则他不会在谈到我“接近”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时，将此作为一件新鲜事来谈论。因为在伦敦的那次演讲仅仅简要地阐述了我在1905一1906年发表的著作中的观点。列宁用非常审慎的态度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因为当时我还站在布尔什维克派的圈外。然而，更正确一点说，正因为如此，他说的话才没有留下任何曲解的余地。在关于对待农民和自由资产阶级的态度问题上，列宁确认，“我们之间在这个问题的基本点上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并不像拉狄克故意混淆视听地称之为那种目的上的一致性，而恰恰是方法上的。有关民主革命长入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列宁在这里恰恰将它作为“撇开不间断革命问题”的保留点。这种保留意味着什么呢!显然，列宁全然没有像那些不学无术而又心怀叵测的不肖门徒们所施展的惯技那样，将不断革命同忽视农民或者跳过土地革命混为一谈。列宁的思想是这样的：我们的革命将能走得多远，无产阶级在俄国是否比在欧洲能够更早地取得政权，以及这一点为社会主义展现了那哪前景──这个问题我不去触及；然而，在无产阶级对待农民和自由资产阶级的态度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之间在这里是一致的。” 我们从上面已经看到，布尔什维克的《新生活》差不多早在不断革命论刚刚诞生的时候，即还在1905年是怎样对它作出反应的。我们再回忆一下，列宁《全集》的编辑在1917年以后是怎样评价这个理论的。在第十四卷下册第481页的注释 [4] 中说： “甚至在1905年以前，他（托洛茨基）就提出了最初的而现在还特别值得注意的不断革命论，他断言， 1905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将直接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构成一系列民族革命中的第一次革命。” 我承认，这绝非是认定我对不断革命问题所写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但是无论如何，这是认定了拉狄克有关不断革命问题所写的是错误的。“ 资产阶级革命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这恰恰是一个论述长入问题的理论，而不是主张跳过某个阶段的理论：从这一理论引申出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的策略，而不是冒险的策略。那么“目前特别意义重大的不断革命论”，这几个字意味着什么呢？这几个字意味着，十月革命以其新的光芒照亮了这个理论的某些方面，它们先前对许多人来说还是蒙蒙胧胧的，或者纯粹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列宁《全集》第十四卷下册问世的时候，列宁还活着。成千上万的党员都读过这条注释。直到1924年以前，还没有人说它是伪造的。只是到了1928年，拉狄克才有此说法。但是，既然拉狄克所谈及的不仅是理论，还有策略，那么，我于1905年和1917年实际参加了革命这一事实的性质毕竟成为反击他的最重要的论据。1905年我在彼得堡苏维埃所做的工作，同我在对革命性质的看法（这些看法遭到了不肖门徒们至今连续不断的攻击）上所作出的彻底的努力是相一致的。他们所说的我的错误观点怎么可能丝毫也不反映于我在众目睽睽之下所进行的和每天见诸于报端的政治活动中呢？如果假设这种错误理论能确实反映在我的策略中，那么当今的执政官儿们当时为什么保持沉默呢？更为重要的是，为什么列宁在革命的最高涨时期和革命失败以后，都那样竭力地维护彼得堡苏维埃的路线呢？同样又是这个问题，仅仅是以更为尖锐点的形式，摆到了1917年的革命问题上。我在纽约写的一系列的文章，用不断革命的理论来评估二月革命。所有这些文章现在都又重版了。我在策略问题上所作出的结论与列宁于同一时期在日内瓦所作出的结论完全一致，因此，就同加米涅夫、斯大林等等一批不肖门徒们的结论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我到彼得堡之后，没有一个人向我问起过是否放弃了不断革命论的“错误”。确实无人来问过，斯大林窘迫地在几个角落里东躲西藏，心怀一个愿望：党尽早地忘却他在列宁回国前所鼓吹的政策。雅罗斯拉夫斯基当时还不是监察委员会里的一个鼓动者 [5] ，他同孟什维克们、奥尔忠尼启则和其它人一道在雅库茨克出版一份微不足道的半自由派小报。如米涅夫指责列宁是托洛茨基分子，当他遇到我的时候口称： “现在是你们时来运转了。”在十月革命前夕，我在布尔什维克中央机关报上写文章论述不断革命的前景。谁也不曾想到要出来反对我。我与列宁的观点一致是彻底的和毫无疑问的。包括拉狄克在内的那些批评我的人到底要说什么呢？难道我自己完全不明白自己维护的理论，难道在历史的最关键时期我的行动要同我的理论背道而驰才能算是十分正确吗？倒不如说，批评我的人就像不了解其它许多事情一样不了解不断革命论，这岂非更简单些？因为假定这些姗姗来迟的批评家不仅能够很好地理清自己的思路，而且能自如地分析他人的思想，那么，他们这些人毫无例外地在1917年采取那种令人失望的立场，并在中国革命问题上要永远蒙受耻辱，这该怎么解释呢？但是，也许有的读者会忽然想到，你们的最主要的策略口号：“不要沙皇，只要工人政府”，那究竟怎么解释呢？这条论据在某些范围里被视为其有决定性的意义。托洛茨基的可恶的“口号”：“不要沙皇”充斥于每一篇对不断革命进行批评的文章之中；有些批评家把这一点看成是一条最终的、最重要的和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论据；而其余批评家则把它看成是头脑疲倦后的现成避风港。不学无术和背信忘义的“大师” [6] 将这种批评推到了更为深奥的地步，他在那本举世无双的《列宁主义问题》一书中说： “我们不来多讲（绝对不是!——列．托．）托洛茨基同志在1905年的态度，当时他“简直”忘掉了农民是革命力量，提出了“不要沙皇，只要工人政府”的口号，即不要农民参加革命的口号。”（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第174一175页） [7] 尽管面对这种不愿意“详述”的无情的批评，我的处境几乎是毫无希望的了，我还是试图指出一些不那么严重的情形。确实有一些情况值得一说，我提请大家注意看下去。即使说我在1905年的某一篇文章中提到过一个孤立的、模棱两可的，或者说是不妥当的、可能引起误解的口号，那么，事隔二十三年后的今天，也不应该孤立地把它挑出来进行攻击，而应该将其同我就这一题目所写的其它著作联系起来，最重要的是，应该同我在一系列政治事件中的参与情况联系起来看。切不可只告诉读者一个他们所不知道的（连批评家也不知道的）著作题目，然后往这个题目上强加进同我所写以及所做完全背道而驰的意思。但是，也许补充一点不曾显得多余──哦！批评家们──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点，我都没有写过、说过和提出过“不要沙皇，只要工人政府”这样一句口号。在对我作出裁决的法官们所提的这个主要论据的基础上，除了其它一切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可耻的不顾事实的错误。事实上，那份题为“不要沙皇，只要工人政府”的宣言传单是帕尔乌斯于1905年夏天在国外写成并发表的。当时我早已在彼得堡秘密地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我同这张传单都毫无关系。我是很晚才从一些论战性的文章中知道这个口号的。我从未有时机或者机会来表达自己对它的看法。我从未见过这份传单，更末读过（其实，我的一些批评者们也同我一样）。这件引人注目的事情的事实就是如此。我很抱歉，我必须让台尔曼和塞玛尔之流放弃这个最不费力而又最能令人轻信的论据。然而事实毕竟比我的仁慈情感更加有力。事情还未就此了结。真是无巧不成书，正当帕尔乌斯在国外发表那份我所不知的“不要沙皇，只要工人政府”的传单的时候，我也在彼得堡写了一篇题目为 “既不要沙皇，也不要地方自治者 [8] ，而要人民” 的声明，并秘密地出版了。这个题目作为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一个口号，不断地重复出现在传单的内容中，它的本意是用一种通俗的形式来反驳后来关于跳过革命的民主阶段的论点的。这份呼吁书已经收入我的《全集》（见第二卷上册，第256页）。我还有一些针对农民本身而发的声明，由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公布，而按照斯大林的绝妙的说法是我“简直忘掉了”。到此一步，事情仍然没有完。就在不久前，中国革命问题的理论家和领导人之一，尊贵的拉斐斯在刊登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理论机关报上的一篇文章中，又说起了托洛茨基在1917年所提出的这个可恶的口号。不是在1905年，而是在1917年!其实孟什维克分子拉斐斯还是有辩解的理由的--差不多到1920年前，他还是彼特留拉的“内阁大臣” [9] ，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国家大事搞得心神不宁的他，哪会去琢磨在十月革命阵营中所发生的事情呢？那么，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的那帮编辑又怎么样呢？真是怪事一桩，或多或少是件荒唐的事……。 “但是那怎么可能呢？”一位近几年来读了这拙劣作品的有良知的读者会喊叫起来。“成千上万的书籍和文章难道不是教导我们……？” “是的，朋友，是教导过。但是你们现在得重新开始学习。这就是反动时期的附加学费，这毫无办法。历史不是呈直线发展的。它暂时走进了斯大林的死胡同。” 注释： [1]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就关于临时革命政府决议案的修改意见所作的发言》。列宁在此处使用的是克拉辛在党内的名字：季明。（《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39页。） [2] 专放马后炮来指责不断革命论的批评家们是否同意这一点？他们是否准备把这个基本命题扩大到印度、中国等东方国家去呢？究竟“是”还是“否”？──列．托。 [3] 亦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文献：就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报告所作的总结发言》，《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340页。 [4] 这里指在列宁生前出版的《列宁全集》第二版的注。──中译者注 [5] 雅罗斯拉夫斯基从1923年起担任俄共（布）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党书记，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党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这里指的当系这两项职务。──中译者注 [6] 指斯大林。 [7] 《十月革命和共产党人的策略》，《斯大林全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6页。 [8] 即地方自治机构自治局的成员。这种机构是在沙皇统治末期建立的。只拥有有限的权力，自由派和贵族在其中占统治地位。──中译者注 [9] 1877一1926，乌克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在1918一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期间曾在乌克兰建立政权。──中译者注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第五章 “民主专政”在我国实现了吗？是在什么时候实现的呢？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不断革命论》（1928）（林骧华．伊阳明．范毓民译）第五章 “民主专政”在我国实现了吗？是在什么时候实现的呢？拉狄克乞助于列宁的话之后断言，民主专政是在双重政权的形式下实现的。是的，列宁偶然地，而且是有条件地如此提出过问题；我承认这一点。“偶然的吗？”拉狄克怒气冲冲，指责我蓄意攻击列宁最根本的思想之一。然而，拉狄克所以要怒不可遏，仅仅是因为他错了。在问世四年之后也遭到拉狄克批评的《十月的教训》一书中，我就列宁的“实现”民主专政的话是这样解释的： “民主的工农联合只能成为一种不成熟的，不能真正取得政权的权力形式――它只是一种倾向而不是具体事实。”（《全集》第三卷上册，第21页）关于这一解释，拉狄克评道：“对列宁著作中最精彩的理论篇章之一的内容作如此转述是毫无价值的。”紧接着这句话，拉狄克情绪激昂地求助于布尔什维克的传统，最终得出结论说：“这些问题太重要了，因此不可能用列宁偶尔说过的话来回答。” 拉狄克想用这几句话来捏造一种画面：我对列宁的一个最精彩的思想持漫不经心的态度。但是，拉狄克的愤怒和激昂是枉然的，这里只需有一点理解力就够了。尽管我在《十月革命的教训》中所作的门述十分简短，但绝不是出自根据间接引语而突发的念头，而是根据对列宁著作的真正的全面研究。它反映了列宁关于这个问题的思想实质。而在拉狄克的冗长表述中，尽管大量地旁征博引，却丝毫都没将列宁的思想中任何一点富有生命力的见解保留下来。为什么我要使用“偶然地”这一带有限定意义的词呢？因为，这才反映事情的本来面目。应该指出，关于民主专政在双重政权下的形式下“实现”（以一定的形式和达到某种程度）这一点，列宁只是在1917年4月至l0月间提到过。也就是说，在民主革命真正地实现之前提到过。拉狄克既没有注意到，又不明白，也无法理解这一点，当年在同现在的这批不肖门徒的斗争中，列宁在提到“实现”民主专政这一问题时，有着严格的限定意思，他并没有将双重政权从性质上看作一个历史阶段――倘若这样的话，那倒反而成了无稽之谈――而是据理反驳那些期待着将独立的民主专政修修补补后再度出台的人们。列宁的话仅仅是指，除了双重政权可悲地流产之外，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其它形式的民主专政，所以应该“重新武装”党，也就是说，要改变党的口号。把拒绝给予农民以土地，并且打击布尔什维克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同资产阶级的联合说成是“实现”布尔什维克的口号，这要么是有意颠倒黑白，要么是彻底丧失理智。关于孟什维克的问题，有一条论据可以提出来，它在某种程度上同列宁驳斥加米涅夫的论据十分相似：“你们等待着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完成它的“进步”使命吗？这个使命早已实现过了：罗将科 [1] 、古契可夫 [2] 和米留可夫所起的政治作用是自由资产阶级所能提供的最大限度的政治作用，正如克伦斯基主义是民主革命可以作为独立阶段来实现的最大作用一样。” 退化器官在解剖学方面无可争辩地证明了。我们的祖先是有尾巴的，这足以证明动物界起源的一致性。但是说得坦率些，人毕竟是没有尾巴的。列宁向加米涅夫指出了在双重政权制度下民主专政的退化器官，并且警告说，不要期待在这些退化的器官上会长出任何新的器官来。尽管我们完成的民主革命比其它任何地方、任何时候所完成的更加深刻、更加坚定、更加纯粹，但是，我们从未建立过独立的民主专政。拉狄克应该反思一个事实，如果民主专政确实已在二月至四月间实现，那么，甚至连莫洛托夫都会承认它。党和阶级所理解的民主专政是这样一种制度，它将毫不留情地摧毁君主制的旧国家机器，并且彻底地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但是在克伦斯基时期，丝毫没有出现过此种迹象。然而，对于布尔什维克党来说，这是一项事实上实现革命任务的事业，而不是一件寻找某些社会学和史学上的“退化器官”之事，列宁为了在理论上启发他的政敌们，精辟地论述了这些未得到发展器官特征，他所做的无非是这些。但是，拉狄克却郑重其事地竭力要我们相信，在双重政权时期，也就是无产阶级政权时期存在过“专政”，也实现过民主革命。可是，你们看，为了认识这种“民主革命”，竟然需要列宁的全部天才。然而，正是这一点恰恰意味着，民主革命并没有实现。名副其实的民主革命是俄国或中国的每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都能毫不费力地认识的东西。就形态特征而言，那却是一种颇为困难的事了。例如，尽管有加米涅夫那样的俄国式教训，但是依然没能使拉狄克最终注意到在中国，民主专政也同样地在列宁所说的意义上（通过国民党）“实现了”，而且比我们通过双重政权机构实现的更全面，形式上也更完善。只有那些不可救药的傻瓜才会期待“民主”在中国以修改过的形式再度出现。如果说民主专政在我国仅是以那个曾经扮演劳埃德．乔治约克雷蒙梭的走卒的克伦斯基主义形式出现的话，我们不得不说，这是历史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战略口号所作最残忍的嘲弄。幸亏事实并非如此。布尔什维克的口号确实实现了――它并不表现为一种形态上的迹象，而表现为一种最伟大的历史现实。但是，这一口号不是在十月以前，而是在十月以后实现的。根据马克思的表述，农民战争支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十月的道路使两个阶级合作在极大规模的基础上实现了。当时甚至用不着列宁解释，每一个愚昧的庄稼汉都领悟和感受到了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实现了。列宁本人的评价是，十月革命一一它的第一阶段一一是民主革命的真正实现，尽管布尔什维克的战略口号实际上改变了体现形式。应该全面地把握列宁的思想，最主要的是十月以后，列宁从更高的境界观察和评价了事态发展。所以应该用列宁主义的方式来理解列宁，而不是用那些不肖门徒的方式。有关革命的阶级性质和它的“长入”问题，列宁在十月以后他的一本驳斥考茨基的书中曾加以评析。拉狄克应该认真思考一下此处摘录的其中一段话： “是的，当我们同全体农民一起前进时，我们的革命（指十月革命。――列．托）是资产阶级革命，这是我们竭力可以清楚地意识到的；我们自从1905年以来说过千百次，而且我们从未试图跳过历史过程的这个必经阶段，也未曾试图用法令将它取消掉。” 列宁接着说： “如果正如我们所说的一样。革命的进程证实了我们的推论是正确的。第一步，同“全体”农民一起，反对君主制度，反对地主，反对中世纪制度（在这个范围内，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同贫农、半无产阶级和一切剥削者一起反对资本主义，其中包括农村的富人、富农和食利者，这样才使革命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第十五卷、508页） [3] 列宁对革命的进程，对十月革命所作的完备的、概括的、全面的评价就是如此。他不是“偶然地”，而是经常地，更确切地说是一贯这样说的，“结果正如我们经常说过的一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以工农联合的形式来实现的。是在克伦斯基时期吗？不，是在十月革命之后的第一阶段。真是这样吗？确实如此。但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实现，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不是通过民主专政的形式，而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陈旧的代数公式的必要性最终也化为乌有了。如果将列宁于1917年在特定条件下驳加米涅夫时的论据，同后来几年列宁对十月革命所作的完善的评述，不加批评地并列起来，而且得出结论说：我们已经在俄国“实现”了两次民主革命。这样说法言过其实了，尤其是因为无产阶级的武装起义将第二次革命和第一次革命公开了。现在把刚才从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援引的话，同我在《总结和展望》一书中所阐述的论点对比一下。在后者的《论无产阶级政治制度》一章中，有关专政的第一阶段及进一步发展的前景概述如下： “消灭分等级的农奴制，定将得到纳税阶层的全体农民的支持。根据收入征收的累进税也会得到绝大多数农民的赞成。然而为保护农业无产阶级而实施的法律措施，不但不会得到大多数农民这种积极的赞同，相反还会遇到少数农民的积极抵制。” “无产阶级不得不将阶级斗争引向农村，这样就会侵犯无疑是每个农民都有的──虽然是相对狭小范围内的──共同利益。无产阶级从它刚刚掌权的那一刻起，就必须从农村的贫农和富农之间、农业无产阶级和农业资产阶级的对抗中寻求立足点。”（《我们的革命》，1906年，第255页）上面所述哪一点像是我“忽视”了农民，哪一点像是我将两条路线即列宁的路线同我的路线截然“对立”起来呢！上面所引证的列宁的话，在他的著作中绝不是独一无二的，相反，通常的情形是，一旦列宁对事态的发展有了一种深刻的想法时，这种想法，将成为他在一整段时期内演讲和文章的核心。列宁在1919年3月就这样说过： “在1917年10月，我们同全体农民一起夺取了政权。这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农村中的阶级斗争还没有展开.”（第十六卷第143页） [4] 列宁在1919年3月党的代表大会上也是这样说的： “在无产阶级在农民的帮助下取得政权，充当了小资产阶级革命的代理人的国家里，在组织贫农委员会之前，也就是直到1918年夏天甚至秋天之前，我们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资产阶级革命”。 [5] 列宁经常在不同场合以不同形式重复这些话。但是拉狄克却随意地回避了在争论中起决定作用的列宁这一最基本的思想。列宁说，无产阶级在十月同全体农民一起夺取了政权，因而，这场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种说法正确吗？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正确的。但是要知道，这意味着真正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旨在彻底地消灭君主制和农奴制，夺取封建领主的土地。这种专政不是在十月革命以前而只是在十月以后才得以实现的。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种专政是依靠农民战争的辅助、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来实现的，然后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开始长入到社会主义专政。难道这一点真的很难理解清楚吗？难道我们现在还有必要为此争论下去吗？根据拉狄克的观点，“不断”论的罪恶在于它将资产阶级阶段同社会主义阶段混淆在一起。事实上，阶级的动力是那么不可分割地“混合”在一起，也就是将这两个阶段联合在一起，以至使我们这位可怜的形而上学家一点头绪都摸不着。当然，在《总结和展望》一书中能够找到许多缺陷和不正确的观点。但是要知道，这本书不是在1928年写的，而是根据十月前的基本特征写成的。是在1905年10月前写的。有关不断革命论的一些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我当年一些基本论点中的缺陷问题，拉狄克还未曾涉及到。因为，他追随自己的老师们――那些不肖门徒们，攻击的不是理论上的一些缺陷，而是同历史发展相吻合的强有力的论点。拉狄克既没有全面地研究过、也没有透彻地思考过列宁的提法，就堂而皇之地谎称是从列宁的提法中得出结论，并用以攻击我的理论中有说服力的一面。总而言之，全体不肖门徒们在玩弄引文的把戏时，的确有独到的水平，然而这在哪儿都不能割断现实中的历史进程。当“托洛茨基主义”的反对者们不得不分析一下十月革命的实际发展，并且认真地、不违反良心地进行研究时，他们中的一些人有时不可避免地得出一些他们所不愿意接受的理论结论。我们可以在阿．雅柯夫列夫研究十月革命史的专着中找到最明显的例子，这位统治集团中的佼佼者 [6] 毫无疑问要比其它斯大林主义者，尤其比斯大林本人更有学问，他对旧俄的阶级关系是这样论述的 “……我们看到农民暴动（1917年3月到10月）的双重局限性，这种暴动上升到农民战争的程度之后，并没有克服自己的局限性，没有突破仅仅消灭周围地主这项紧迫任务的范围，没有使之变成一场有组织的革命运动；没有克服农民运动本身固有的自发性反抗的性质。” “农民暴动就其本身而言──一种其目的仅限于消灭周围地主的自发性的暴动──不可能取得胜利，不可能摧毁那个敌视农民并且支持地主的国家政权。因而农民运动只有在相应的城市阶级的领导下才能获胜……。这就是土地革命的命运从根本土来说为什么不取决于几十万个农村而取决于几百个城市的原因，只有工人阶级在全国中心给予资产阶级以决定性的打击，才能使农民暴动取得胜利；只有当工人阶级在城市取得了胜利，才能使农民运动冲破千百万农民自发地同成千上万的地主发生冲突的框框；最后，只有工人阶级的胜利，才能为一个新型的农民组织奠定基础，使它团结贫农和中农，不同资产阶级而同工人阶级联合。农民暴动获得胜利的问题就是工人阶级在城市里获得胜利的问题。” “当工人阶级在十月给予资产阶级政府以决定性打击之后，这也意味着他们同时解决了农民暴动取得胜利的问题。” 他继续说： “……问题的全部实质在于，由于历史上形成的条件，1917年俄国资产阶级同地主结成了联盟，甚至连最左翼的资产阶级派别，诸如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没越出一种对地主有利的交易范围，我们俄国革命的条件同一百年前的法国革命的条件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此……。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农民革命不可能在1917年取得胜利。（正是如此！──列．托）农民革命面临两条出路。或者在资产阶级和地主的联合力量的打击下被摧毁；或是作为一个伴随和附属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运动取得胜利。因为俄国工人阶级肩负起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阶级所肩负的使命，肩负起农村民主革命的领导使命。所以才使无产阶级的革命胜利成为可能。” （《1917年农民运动》，国家出版社1927年版第10~11页，11~12页）雅柯夫列夫论证的基本要素是什么呢？农民没有能力担当独立的政治角色，由此可得出不可避免的结论，必须由一个城市阶级来担任领导；俄国资产阶级在土地革命中无法担当领导角色；从而得出结论必须无产阶级来担负起领导角色；无产阶级作为土地革命的领袖去夺取政权；最后，创立依靠农民战争的无产阶级专政开辟社会主义革命新时代。所有这一切从根本上使关于这场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和“社会主义”性质问题上一切形而上学的提法都站不住脚。问题的实质在于，事实上构成资产阶级革命基础的土地问题，在资产阶级统治之下是无法得到解决的。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在完成农村民主革命之后登上舞台的。而恰恰是完成这一场革命的心不可少的先决条件。简言之，在雅柯夫列夫回顾往事的概述中，我们找到了我在1905年所阐述的不断革命理论的基本要素。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历史预言的问题。而雅柯夫列夫却在第一次革命后的二十二年，十月革命后的十年，依靠整整一群青年研究工作者的初步研究，才对三次革命事件作出结论。那么结论是什么呢？雅柯夫列夫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了我在1905年提出的论点。然而，雅柯夫列夫用什么态度来对待不断革命论呢？他的态度同每一个想保住自己职务，甚至想爬得更高的斯大林主义官僚一样，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雅柯夫列夫又是怎样把对十月革命动力的评价，同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调和起来呢？非常简单，他根本不必顾及这种调和。正如沙皇政府中的某些自由派官员一样，他们既承认达尔文的理论，又定期出席圣餐会。雅柯夫列夫也是在形式上参与鞭答不断革命，以此为代价，换来不时地表达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权利。这种例子可举出几十个。还需要补充一点，上面提及的那部有关十月革命历史的著作，雅柯夫列夫并不是根据自己的初衷写成的，而是根据中央委员会的一项特别决议，这项决议还委托我编审雅柯夫列夫的著作。 [7] 当时人们还期待着列宁的康复。因此还没有一个不肖门徒想就不断革命论挑起一场人为的争论。无论如何，作为一部十月革命正史的正式编辑，更确切地讲是受命担任的编辑，我可以非常满意地指出，该书的作者自觉或不自觉在一切有争论的问题上，一字不差地使用了我那本遭到禁止、被称为异端的不断革命论著作（《总结与展望》）中提到的那些论点。列宁本人对布尔什维克口号的历史命运所作的全面评估不容置疑地证明，两条路线即“不断”路线和列宁路线之间的区别仅是次要的和从属的，而两者之间的联系才是最根本的。这些根本要点现在使最终被十月革命揉合在一起的两条线，不仅同斯大林的“二月――三月路线”和加米涅夫、李可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四月――十月路线”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不仅同斯大林、布哈林、马尔丁诺夫的一整套中国政策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且同拉狄克目前的“中国”路线也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如果拉狄克在1925年至1928年下半年之间彻底地改变了自己的价值判断，千方百计地指责我不理解“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复杂性”，那么我就反击道：二十三年前我在《总结与展望》一书中发展了的一系列基本思想，已经完全被事态发展所证实，所以它同布尔什维克的战略路线是一致的。特别是，我没看到有丝毫理由要我收回我在1922年写的《1905年》一书的序言中有关不断革命的论述。序言在列宁在世时出版了无数版次，也印刷了无数次，当时全党都阅读和研究它，只是到了1924年秋天才使加米涅夫感到“不安”，在1928年秋天使拉狄克第一次感到“不安”。这篇序言中说，“正是在1905年1月9日到10月罢工期间，作者在俄国革命发展的性质上形成了那些被称为不断革命论的观点。这个异乎寻常的名称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即俄国革命所直接面临的是资产阶级的目标。但是，这场革命不能仅停留在这些目标上。除非使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否则这场革命是不可能解决它急需解决的资产阶级任务的……。” “虽然时隔十二年，但是这种评估已经被证明完全是正确的。俄国革命不能在建立了资本阶级民主制度后就宣告结束，它必须将政权转交给工人阶级。如果工人阶级在1905年还太弱小，没有能力夺取政权，那么，它势必不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而是在6月3日沙皇统治 [8] 的秘密状态下成熟和壮大起来。” （列．托洛茨基，《一九O五年》序言，第4~5页）这里再补充援引一段我就“民主专政”口号所提出的最尖锐的论战观点。1909年，我在罗莎．卢森堡主持的波兰机关报上写道： “如果孟什维克从‘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这一抽象概念出发，得出这样一个想法，即无产阶级的一切策略都要与自由资产阶级的行动合拍，直至夺取国家政权，那么布尔什维克就从“民主的而不是社会主义的专政”这一同样赤裸裸的抽象概念出发，得出这样一个想法，即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应自我限制在资产阶级的民主范围内。在这一问题上，两者之间的区别，确实事关重大。孟什维克的反革命一面现在已经暴露无遗，而布尔什维主义的反革命特点只有在革命取得胜利之后才造成巨大的危险性。” 就收在我的《一九O五年》一书俄文版中那篇论文中的一段，我在1922年5月作了下述注释： “众所周知，这些情况并未发生，因为布尔什维主义在列宁的领导下（并非没有内部斗争），在1917年春天，即夺取政权之前，在这个极为重大的问题上完成了自己思想上的重新武装。” 这两段引文自1924年以来一直遭到激烈的批评。现在，事隔四年之后，拉狄克也加入了批评者的行列。但是如果仔细认真地思考一下上面所引证的话，那就不会不承认，其中包括了一项重要的预见，一个同样重要的警告，要知道，事实仍然是，所有那些被称为布尔什维克的“老禁卫军”，在二月革命期间，都站在用民主专政赤裸裸地对抗社会主义专政的立场上，列宁的最亲近的学生们，根据列宁的“代数学”公式编织了一种纯粹是空洞的构思，用以反对革命的实际发展。在最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在俄国国内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采取了一种反动立场，若不是列宁及时回国，他们也许会打着同托洛茨基作斗争的旗帜，扼杀十月革命，就像他们后来扼杀中国革命一样。拉狄克非常虔诚地把党的整个领导层的错误立场说成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对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斯大林、莫洛托夫、李可夫、加里宁、诺金、米柳亭、克列斯廷基、伏龙芝、雅罗斯拉夫斯基、奥尔忠尼启则、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以及其它十数字“老布尔什维克”的庸俗的民主立场作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也未必合适。承认在旧日的布尔什维克的数字公式中蕴含着危险性，不是更恰当了吗？政治的发展从来不是按既定公式进行的，而且其中充满了敌视无产阶级的内容。显而易见，如果列宁当时住在俄国，日复一日地观察着党的发展，尤其是在战争期间，他定会及时提出必要的纠正和说明。对革命来说，幸运的是，尽管列宁回国的时间晚了一点，但是，对于进行思想上必须的重新武装却是足够早的了。那些曾经确保布尔什维主义工作得以进行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本性和基层党员的革命压力，使列宁在同最高领导的斗争中，反其道而行之，在足够的时间内，将党的路线转到新的轨道上来。难道我们由此就可得出结论，今天我们必须对中国、印度和一些其它的国家采用列宁1905年的代数学公式即无法确定的公式，然后让中国的和印度的斯大林和李可夫（即谭平山、罗易等人） [9] 用小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内容来充实这一公式，然后等待列宁的及时出现，带来4月4日式的纠正吗？但是这种纠正在中国和印度有保证吗？如果将已被俄国以及中国的历史证明为必要的经验早一点去充实这一公式，不是更正确吗？是不是应该将上述这段话理解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口号纯粹是错误的呢？现在我们都知道人的全部思想和行为可分为两种范畴：一种是完全正确的，即归属于“总路线”的；另一种是完全错误的，即同这条路线背道而驰的。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今天宣布为绝对正确的东西明天宣布为绝对错误的。但是，在“总路线”出现之前，由于思想和实际发展，也会导致获得掌握不断接近真理的方法。甚至连数学中的简单除法，在选择数字时也必须经过试验，或是从大的数字开始，或是从小的数字开始，然后选其一，而淘汰其它的数字。炮兵在试射的时候，那种不断接近目标的方法被称为“交叉射击法”。在政治上，也完全不能避免接近法，整个问题仅仅在于要及时地明白，没有打中就是没有打中，要毫不延误地加以必要的纠正。列宁公式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条件下，它彻底地解决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和政治问题，即各种各样的小资产阶级集团──首先是农民──所能达到的政治上独立问题，由于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至1917年间取得了完整的经验，它牢牢地关上了“民主专政”之门，列宁亲手在门上写下这样的话：不准进去，不准出来。他是这样归纳的：农民不是跟着资产阶级走，就是跟着工人走。但是，不肖门徒们完全无视布尔什维主义的旧公式所得出的这个结论，相反地，他们崇尚一种临时的假设，把它纳入纲领。总而言之，不肖门徒的本质就是这样的。注释： [1] 1859－1924，俄国十月党领袖之一，曾任第三、四届国家杜马主席。──中译者。 [2] 1862－1936，俄国“十月十七日同盟”的创建者之一，曾任第一届临时政府海军部长。──中译者注。 [3]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229页。 [4]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19页。 [5]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19页。 [6] 雅柯夫列夫最近已被任命为苏联农业人民委员──列．托 [7] 1922年5月22日中央委员会组织周会议纪录第二十一号摘录：“:兹任命雅柯夫列夫同志．．．编纂一本关于十月革命历史的教科书，由托洛斯基同志审定。”──列．托 [8] 1909年6月3日（俄历16日），政变完成，从此正式开始了张牙舞爪的反革命时期。──中译者注 [9] 1893－？印度劳工领袖，1920年任共产国际远东部领导人。──中译者注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不断革命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