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一革命前夕的德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恩格斯 ->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革命前夕的德国

欧洲大陆革命剧的第一幕已经闭幕了。1848年大风暴以前的“过去的当权者”，又成为“现在的当权者”了。曾经一度多少受人欢迎的统治者，如临时执政者、三执政、独裁者以及尾随他们之后的成群的议员、民政委员、军事委员、地方长官、法官、将军、官佐、士兵等等，都被抛到异国，“赶到海外”，赶到英国或美国去了。他们在那里又组织起新的《in partibus infidelium》〔“非现实的，在异国的”〕［注：直译是：“不信教国家中的”。天主教主教被任命为非基督教国家的纯粹名义上的主教时，其头衔上添有这种字样。——编者注］政府、欧洲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国民委员会，以堂哉皇哉的文告宣布它们的成立，那些文告的庄严堂皇，并不亚于真正当权者的文告。

很难想象出还有什么失败能比欧洲大陆的革命党（更确切些说是各革命党）在全战线各个据点所遭受的失败更为惨重的了。但这有什么关系呢？为了争取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英国资产阶级不是经过了四十八年、而法国资产阶级不是经过了四十年空前的斗争吗？资产阶级不正是在复辟了的帝制以为自己的地位比任何时候都巩固的时刻才最接近自己的胜利的吗？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的那种迷信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强烈地普遍地感觉到，因此还不能立即得到胜利；但是，如果企图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它愈来愈强烈，直到最后把它的枷锁打碎。所以，如果我们被打败了，我们就只有再从头干起。值得庆幸的是，在运动的第一幕闭幕之后和第二幕开幕之前，有一个大约很短的休息使我们有时间来做一件很紧要的工作：研究决定这次革命必然爆发而又必然失败的原因。这些原因不应该从几个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震动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1848年2月和3月突然爆发的运动，不是少数几个人活动的结果，而是人民的要求和需要的自发的不可遏止的表现，每个国家的各个阶级对这种要求和需要的认识程度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已清楚地感觉到，——这已经是一件公认的事实。但当你问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你却到处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某甲或某乙“出卖”了人民。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解释半点东西，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而且，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就只是知道某某人不可靠这一件事，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

此外，研究和说明革命震动和被镇压下去的原因，从历史的观点上说，也有极重要的意义。所有这些琐屑的个人争论和互相责备，所有这些互相矛盾的论断，说把革命之舟驶向暗礁以致使它触礁沉没的是马拉斯特，或者是赖德律-洛兰，或者是路易·勃朗，或者是临时政府的其它成员，或者是他们全体，——这一切对于远隔重洋来观察这种种运动、因而不了解事件的详情细节的美国人或英国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呢，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都永远不会相信，十一个人［注：即法国临时政府的成员。——编者注］（他们大多数都是庸才，既不能为大善也不能作大恶）能在三个月之内毁坏一个有三千六百万人口的民族，除非这三千六百万人辨认方向的能力和这十一个人同样缺乏。问题正在于这三千六百万原先在一定程度上暗中摸索的人怎么突然就能自己决定走什么道路，而后来他们又怎么迷了路而让他们从前的领袖暂时回到了领导地位。

因此，如果我们要向“论坛报” [2] 的读者说明1848年德国革命所以必然发生以及它所以必然在1849年和1850年暂时遭到镇压的原因，我们就无需叙述德国发生这些事件的全部历史。将来的事变和后代的评论会判定，在这一大堆杂乱的、看来是偶然的、互不连贯而又矛盾的事实中，哪一部分将构成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解决这一任务的时候尚未到来。我们现在只限于在可能范围内加以论述，而如果我们能根据确凿的事实找出合理的原因来说明运动的主要事件和主要转折，使我们能够确定下一次、也许不远的将来就会出现的爆发将指示给德国人民的方向，那我们也就满足了。

那末，首先，革命爆发时德国处于怎样一种状况呢？

在德国，作为一切政治组织的基础的人民中的各个阶级的构成比任何别的国家都更为复杂。在英国和法国，集中在大城市，特别是集中在首都的强大富裕的资产阶级，已经完全消灭了封建制度，或者至少像在英国那样，已经使它只剩下一些微不足道的残余，而德国的封建贵族却仍然保有很大一部分旧日的特权。封建土地所有制差不多到处都还居于统治地位。封建领主甚至还保有对佃户的审判权。他们虽然被剥夺了政治上的特权——对各邦君主的控制权，但他们几乎原封不动地保持着对他们领地上的农民的那种中世纪的统治权以及不纳税的权利。封建制度在有些地区比在另一些地区更为盛行，但除了莱茵河西岸以外，它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完全被消灭。这种封建贵族在当时人数很多，一部分也很富裕，曾被公认为是国内的第一个“等级”。他们充任政府的高级官吏，军队里的军官也差不多全是他们。

当时德国的资产阶级远没有英国或法国资产阶级那样富裕和集中。德国的旧式工业因蒸汽的采用和英国工业势力的迅速扩张而被摧毁了。国内其它地方所建立的、在拿破仑的大陆体系 [3] 之下开始发展起来的较为现代化的工业，既不足以补偿旧式工业的损失，也不能保证工业有足够强大的影响，以迫使那些对于非贵族的财富和力量的任何一点增强都心怀忌妒的各邦政府考虑工业的要求。法国在五十年的革命和战争中胜利地经营了丝织业，而德国在这个时期却几乎完全丧失了它的旧式的麻织业。此外，德国的工业区少而分散；它们大都在内地，主要是用外国的——荷兰或比利时的——港口进行进出口贸易，所以它们与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大商港很少或毫无共同的利益；而最重要的是，它们不能建立像巴黎和里昂、伦敦和曼彻斯特那样巨大的工商业中心。造成德国工业的这种落后状态的原因很多，但是只要举出两个就足以说明问题了：第一是国家的地理位置不利，距离已经成为世界贸易要道的大西洋太远；第二是从十六世纪到现在，德国不断卷入战争，而这些战争又都是在它的国土上进行的。英国资产阶级自1688年即已享有政治统治权，法国资产阶级自1789年也已夺到了政权，但德国的资产阶级由于人数少，尤其是由于不集中，没有能够获得这种权力。可是，自从1815年以来，德国资产阶级的财富不断增加，而且随着财富的增加，他们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也不断增长。各邦政府虽不愿意，却也不得不至少考虑一下资产阶级的最直接的物质利益。我们甚至可以直截了当地指出，各小邦宪法中给予资产阶级的每一点政治势力，在1815—1830年和1832—1840年的政治反动时期虽然都又被夺去，但资产阶级却得到了更实际的利益作为补偿。资产阶级每次政治上的失败，总是伴随着一次贸易立法上的胜利。当然，1818年普鲁士的保护关税条例以及关税同盟的建立 [4] 给德国工商业者的好处要比在某一小公国的议会中对内阁阁员们表示不信任的那种不大可靠的权利大得多，他们在议会中的投票，只能使阁员们发笑而已。这样，随着财富的不断增多和贸易的不断扩展，资产阶级很快就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它发现它的最重要的日益增长的需要由于本国政治制度的妨碍而得不到满足，如国家被三十六个意图和癖好互相矛盾的君主所任意分割，封建压迫束缚着农业和与之相联系的商业；愚昧而专横的官僚统治对资产阶级的一切事务都严加监视。同时，关税同盟的扩大与巩固，交通的蒸汽化，国内市场上竞争的增长，使各邦各省的商业阶级互相接近，使它们的利益一致起来，力量集中起来了。这一情况的自然结果，就是他们全都转入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营垒中去，德国资产阶级争取政治权力的第一次严重斗争获得了胜利。这个变化可以说是从1840年开始的，从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取得对德国资产阶级运动的领导的时候开始的。我们以后还要谈到1840—1847年的这个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运动。

国民的大部分是既不属于贵族，也不属于资产阶级的，他们包括城市里的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和工人，以及乡村中的农民。

在德国，由于大资本家和工业家阶级不发达，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人数很多。在较大的城市中，它几乎占居民的大多数；在较小的城市中，由于没有更富裕的竞争对手同它争夺势力，它完全居于支配地位。这个阶级在所有现代国家和现代革命运动中，都居于极重要的地位，而在德国尤其重要，在最近德国各次斗争中，它常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的地位是介于较大的资本家（商人和工业家）即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或产业工人阶级之间，这种地位就决定了它的特性。它力图爬上资产阶级的地位，但命运中的一点点不顺利就把这个阶级中的某些人抛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去。在封建君主制的国家里，这个阶级的生存要仰赖于宫廷和贵族的惠顾，失去这些主顾，这个阶级的大部分就要破产。在较小的城市里，守备队、地方当局、法院及其属员通常便是这个阶级繁荣的基础，没有这些，小店主、裁缝、鞋匠、木匠等就无法生存。因此，这个阶级永远摇摆在两者之间：一方面希望跻身于较富有的阶级的行列，一方面惧怕堕入无产者甚至乞丐的境地；一方面希望参加一份对公共事务的领导以保障自己的利益，一方面惟恐不合时宜地对抗行为会触怒政府，——他们的生存是操在政府手里的，因为政府可以使他们失掉最好的主顾；他们拥有的财产很少，而财产的稳固是与财产的数额成正比的，因此，这一阶级的观点是极端动摇的。它在强有力的封建或君主专制政府面前卑躬屈膝，百依百顺，但当资产阶级得势的时候，它就转到自由主义方面来；一当资产阶级获得了统治权，它就因强烈的民主主义幻想而如醉如狂，但当低于它的那个阶级——无产阶级企图展开独立的运动时，它马上就变得意气消沉，忧虑重重。我们以后将会看到，在德国，这个阶级如何在这种种不同的状态中变来变去。

德国工人阶级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发展比英国和法国的工人阶级落后，正像德国资产阶级比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落后一样。主人是什么样，仆人也是什么样。人数众多、强大、集中而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的生存条件，是与人数众多、富裕、集中而强有力的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同时发展的。在资产阶级的各个部分，尤其是其中最进步的部分即大工业家还没有获得政权并按照他们的需要改造国家以前，工人阶级运动本身就永远不会是独立的，永远不会具有纯粹无产阶级的性质。而在这以后，企业主与雇佣工人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就会提到日程上来，要延缓这一冲突再也不可能了；那时，工人阶级再也不会被虚幻的希望和永不兑现的诺言所欺骗了；那时，十九世纪的重大问题——消灭无产阶级的问题，终于要十分明朗地毫无保留地提出来了。在德国，大部分雇佣工人并不是受雇于现代的工业巨头（英国的工业巨头是这个类型的最好标本），而是受雇于小手工业者，他们的全部生产制度，只是中世纪的遗迹。就像棉纺业大王与鞋匠或裁缝这些小业主之间有很大的不同一样，繁华的现代工业中心的十分觉悟的工厂工人也根本不同于小城市里的温顺的裁缝帮工或木匠学徒，后者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方法，与五百年前很少差别。这种普遍缺乏现代生活条件、缺乏现代工业生产方法的情况，自然要伴随着差不多同样地普遍缺乏现代思想的现象；因此，无怪乎在革命刚爆发时，很大一部分工人都要求立即恢复行会和中世纪的享有特权的手工业行会了。然而，在现代生产方法占优势的工业区域的影响之下，由于交通的发达，由于许多工人迁徙不定的生活使他们的知识有了发展，于是便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核心，这个核心关于本阶级解放的思想更加清楚得多，而且更加符合于现存的事实和历史的需要；但这些工人只是少数。如果说资产阶级的积极运动开始于1840年，那末工人阶级的运动则开始于1844年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注：即捷克。——编者注］的工人起义 [5]。我们在下面很快就有机会来考察这一运动所经过的各个阶段。

最后，还有一个广大的小农业主阶级，农民阶级。这个阶级加上附属于它的农业工人，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但这个阶级本身又分为不同的部分。第一是富裕的农民，在德国叫做Groß-和Mittelbauern〔大农和中农〕，这些人都拥有面积不等的大片农田，都雇用几个农业工人。对这个地位处在不纳捐税的大封建地主与小农和农业工人之间的阶级来说，最自然的政治方针当然就是同城市中反封建的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第二是小自由农，他们在莱茵省占居优势，因为这里的封建制度已经在法国大革命的有力打击之下消失了。在其它省份的某些地区也有这种独立的小农存在，在这些地方，他们赎买了从前加在他们土地上的封建义务。可是这个阶级只是名义上的自由的所有者阶级，他们的财产大都在极苛刻的条件之下抵押出去了，以致真正的土地所有者并不是农民，而是放债的高利贷者。第三是封建佃农，他们不容易被赶出所租的土地，但他们必须永远向地主交租，或永远为地主服一定的劳役。最后是农业工人，在许多大农场中，他们的生活状况和英国这个阶级的状况完全一样，他们由生到死都是处在贫穷饥饿之中，作他们雇主的奴隶。农民中后面这三个阶级——小自由农、封建佃农和农业工人，在革命以前是从来不怎么关心政治的，但这次革命显然已经为他们开辟了一个充满光辉灿烂的前景的新的天地。革命对他们每个阶级都有利，因此可以预料，一旦运动全面展开，他们就会一个跟着一个参加进来。但同时，农村居民由于分散于广大地区，由于极难达到大多数意见的一致，所以他们永远不能胜利地从事独立的运动，这一点也同样是十分明显而为各个现代国家的历史所证实了的。他们需要更集中、更开化、更活动的城市居民的引导和推动。

上面对最近这次运动爆发时构成德国民族的各个最重要的阶级的概述，已经足以说明这次运动中普遍存在的不一致、不协调和显然的矛盾的大部分了。当这些如此各不相同、如此互相矛盾而又如此奇异地互相错综起来的利益发生剧烈冲突的时候，当各区各省的这些互相冲突的利益以各种不同的比例混合起来的时候，尤其重要的是，当德国没有伦敦或巴黎那样一个大的中心的时候（这种城市的各项权威性的决定，可以避免每一个地区每一次都要用斗争来重新解决同一的争论），除了斗争被分解成许多不相联系的格斗，因而耗费大量的鲜血、精力和资本而仍然得不到任何有决定意义的结果而外，还能希望得到什么呢？

德国在政治上分解成三十六个大大小小的邦，也同样要用组成这个国家、但在每个地方又各有特点的各种成分的混乱与复杂来解释。没有共同的利益，也就不会有统一的目的，更谈不上统一的行动了。不错，德意志联邦曾宣称是永远不可分割的，但联邦和它的代表机关联邦议会 [6]，却从来没有代表过德国的统一。德国中央集权所达到的最高点，是关税同盟的成立。北海一带的各邦也曾经因此不得不组成它们自己的关税组织 [7]，而奥地利却仍然关起门来实行它自己单独的寓禁关税。这样，德国可以满意了，因为它为了自己的实际目的现在仅仅分成三个独立的大国，而不是三十六个邦。当然，1814年建立起来的俄国沙皇的无上权威，并没有因此而有所变动。

根据我们的前提得出这些初步结论之后，下一篇文章里我们就要谈到德国人民的上述的各个阶级怎样一个跟着一个参加了运动，以及这个运动在1848年法国革命爆发后所具有的性质。

1851年9月于伦敦

注释：

[2] “论坛报”（《Tribune》）是美国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的简称，1841年至1924年出版。这份由著名的美国记者和政治活动家霍拉斯·格里利创办的报纸，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成为共和党的机关报。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该报采取了进步的立场，反对奴隶占有制。参加该报工作的有许多著名的美国作家和记者，从四十年代末起，曾经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查理·德纳是该报的编辑之一。马克思从1851年8月开始为该报撰稿，一直到1862年3月，共达十年以上；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大量文章，都是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而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包括了国际和国内政治、工人运动、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殖民地扩张、被压迫国家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等最重要的问题。在欧洲的反动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这家销路很广的美国进步报纸，通过具体材料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以及它所固有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且指出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常常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采取为所欲为的态度，有些文章被删去作者的署名作为编辑部的社论发表，有时编辑部还对文章加以篡改。马克思曾经对编辑部的这种做法不止一次地提出抗议。从1857年秋天起，美国爆发了经济危机，“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经济状况也因此受到影响，这时马克思不得不减少自己给该报写稿的数量。在美国国内战争开始时，马克思完全停止了给该报写稿；“纽约每日论坛报”同马克思的决裂，主要是由于编辑部中主张与实行奴隶占有制的各州妥协的人数增多以及该报离开了进步立场而引起的。——第7页。

[3] 大陆体系是指1806年拿破仑宣布的大陆封锁政策，这个政策禁止欧洲大陆各国同英国进行贸易。——第8页。

[4] 1818年的保护关税条例废除了普鲁士境内的国内税并且为建立关税同盟创造了条件。确定了共同税界的德意志各邦的关税同盟，是在1834年由普鲁士主持成立的。后来，这个同盟包括了除奥地利和一些小邦以外的德意志所有各邦。由于必须建立全德意志市场而成立的关税同盟，后来也促进了德意志政治上的统一。——第9页。

[5] 指1844年6月4—6日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起义（这是德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第一次大规模的阶级搏斗）和1844年6月下半月捷克工人的起义。这种捣毁工厂、破坏机器的工人运动遭到政府军队的残酷镇压。——第12页。

[6] 德意志联邦是1815年6月8日在维也纳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德意志各邦的联盟。德意志分成三十六个邦，它们各自保持着封建专制制度，这就加深了德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分散状态，阻碍了德国的进一步发展。联邦议会是德意志联邦的中央机关，它由德意志各邦的代表组成，会址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联邦议会是德意志各邦政府实行反动政策的工具。——第13页。

[7] 在1834年5月成立了所谓“税务同盟”（Steuerverein），这个同盟的成员是愿意同英国进行贸易的德意志各邦——汉诺威、不伦瑞克、奥登堡和绍姆堡-利珀。到1854年，这个单独的同盟瓦解了，该同盟的参加者并入了关税同盟。——第13页。

二普鲁士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恩格斯 ->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二普鲁士邦

德国中等阶级或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从1840年开始。在这以前，已经有许多征象表明，这个国家的拥有资本和工业的阶级已经成熟到这样一种程度，它再不能在半封建半官僚的君主专制的压迫下继续消极忍耐了。较小的德国封建君主们，都相继向自己的臣民恩赐了或多或少带有自由主义性质的宪法，这部分地是为了保证他们自己有更大的独立以对抗奥地利和普鲁士的霸权，或对抗他们自己邦内贵族的势力，部分地是为了把由于维也纳会议 [8] 而统一在他们治下的各个分散的地区团结成一个整体。这样做对他们自己是毫不危险的，因为，如果联邦议会——它只是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傀儡——要侵犯他们作为主权君主的独立性，他们知道，在反抗议会的命令时舆论和本邦议会会作他们的后盾；反之，如果这些邦议会的势力太大时，他们可以很容易地运用联邦议会的权力击败一切反对派。巴伐利亚、维尔腾堡、巴登或汉诺威的宪法制度，在这种情形下并不能推动争取政治权力的严重斗争；因此德国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对于各小邦立法议会中的琐碎的争端，一般是不加过问的，他们清楚地知道，如果德国两个大邦的政治和国家制度没有根本改变，任何次要的努力和胜利都是没有用处的。但同时，在这些小邦议会中却生长出一大群自由主义的律师和职业的反对派；罗泰克、韦尔凯尔、勒麦、约丹、施梯维、艾森曼等等这类大“名人”（Volksmänner），在做了二十年喧嚷的然而总是毫无成效的反对派之后，被1848年的革命浪潮推上了权力的顶峰，而后来，他们暴露了自己的极端无能和微不足道，顷刻之间又被推翻了。这是第一批德国土产的职业政客和反对派的标本；他们用演说和文章使德国人耳熟了立宪主义的词句，并用他们的存在本身预示着这样一个时刻即将到来，那时，资产阶级将利用这些夸夸其谈的律师和教授们所惯用然而却不大了解其真实含义的政治词句，并赋予它们以真正的意义。

1830年的事件 [9] 把整个欧洲投进了政治骚动中，德国文学也受到这种骚动的影响。当时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大谈其不成熟的立宪主义或更加不成熟的共和主义。在这批人中间，特别是在低等文人中间，逐渐形成了一种习惯，他们用一些能够引起公众注意的政治暗喻来弥补他们作品中才华的不足。在诗歌、小说、评论、戏剧中，在一切文学作品中，都充满所谓的“倾向”，即反政府情绪的畏首畏尾的流露。为了使1830年后在德国盛行的思想混乱达到顶点，这些政治上的反对派便同大学里没有经过很好的消化的对德国哲学的记忆以及被曲解了的法国社会主义、尤其是圣西门主义的只言片语掺混在一起；这一群散布这些杂乱思想的作家，傲慢不逊地自称为“青年德意志”或“现代派” [10]。后来他们曾追悔这种青年时代的罪过，但他们的文风却丝毫未见改善。

最后，当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 [11] 一书中宣称君主立宪是最高的、最完善的政体时，德国哲学这个表明德国思想发展的最复杂但也最准确的指标，也站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换句话说，黑格尔宣布了德国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时刻即将到来。他死后，他的学派没有停止在这一点上。他的门徒中最激进的一部分，一方面对一切宗教信仰给予严酷的批评，使基督教的古老建筑根本动摇，同时又提出了德国人从未听到过的大胆的政治原则，并且企图恢复第一次法国革命时期的已故的英雄们的应有的荣誉。用来表达这些思想的晦涩的哲学语言，把作者和读者都弄得昏头昏脑，同时它也把检查官的眼睛蒙蔽了，因此“青年黑格尔派”的作家便享有其它任何一个学术部门都不能享有的出版自由。

这就是说，德国的舆论界显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些即使是在君主专制制度下也因教育和生活状况而能够得到一些政治知识并形成某种独立政治信念的阶级中的大多数，渐渐地联合成一个反对现存制度的强大集团。在批评德国政治进步迟缓时，任何人都不应该不看到：在德国要得到对任何问题的正确认识都是困难的。在这里，一切知识的来源都在政府控制之下，从贫民学校、主日学以至报纸和大学，没有官方的事先许可，什么也不能说，不能教，不能印刷，不能发表。就以维也纳为例，维也纳居民在从事劳动和经营工业生产的能力方面在全德国可以说是首屈一指，论智慧、勇敢和革命魄力，他们更是远远超过别人，但他们对于自身的真正利益，却比别人更为无知，他们在革命中犯的错误也比别人更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对于最普通的政治问题也几乎一无所知，而这乃是梅特涅政府愚民政策的成果。

在这样一种制度下，不用再解释也很清楚，政治知识为什么几乎完全被社会中那些有钱私运政治知识到国内来的阶级，尤其是利益最受现存制度侵害的阶级——工商业阶级所一手垄断了。因此，这些阶级首先联合起来反对继续保持在不同程度上伪装起来的专制政体，而他们进入反对派队伍的时刻，应该看做德国的真正革命运动的开始。

德国资产阶级宣告反对政府，可以说是从1840年、即从前普鲁士国王［注：即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编者注］ ——1815年神圣同盟创始者中寿命最长的一个——去世时开始的。大家知道，新王不赞成他父亲的那种主要是官僚军阀性质的专制政体。法国资产阶级在路易十六即位时所希望得到的东西，德国的资产阶级也希望在某种程度上从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手中得到。大家一致认为旧制度已经腐朽、衰败了，应该摈弃了；老王在位时人们沉默地加以忍受的一切，现在都被大声疾呼地宣布为不能容忍的事情了。

可是，如果说路易十六——“被渴望的路易”是一个平庸的无野心的蠢才，多少自觉到自己的无能，没有一定的主见，主要是依靠受教育时取得的成规来维持统治，那末“被渴望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却完全是另一种人物。他的性格确实比路易十六更加软弱，但他却有自己的抱负、自己的见解。他涉猎了大多数科学的基本知识，因此便自以为具有足够的学识，可以对一切问题作出最正确的判断。他深信自己是第一流的演说家，在柏林没有一个商品推销员能比他更擅于卖弄聪明，更擅于辞令。而最重要的是，他有自己的主见。他憎恨而且轻视普鲁士专制政体的官僚主义，但这只是因为他的一切同情都属于封建主义。作为所谓历史学派（该派所信奉的是博纳德、德·梅斯特尔及其它属于第一代法兰西正统派的作家们的思想）的“柏林政治周刊” [12] 的创办人和主要撰稿人之一，他力图尽可能充分地恢复贵族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国王是他治域中的第一个大贵族；环绕着他的首先是一班显赫的朝臣——有权势的枢密近臣、王公侯伯，其次是许多较低级的富裕贵族。他按照自己的意旨统治他那些忠顺的市民和农民，作为社会各等级或阶级的无上的主宰。而各个等级或阶级都有各自的特权，它们彼此之间应该用门第的或固定不变的社会地位的几乎不可逾越的壁垒分隔开来；同时，所有这些阶级或“王国的各等级”都应该在权势方面恰好达到互相平衡，使国王能保持充分的行动自由。这就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过去准备实现而现在又在努力实现的beau idéal〔美好理想〕。

不很了解理论问题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过了相当一段时间才看出了国王的真正意图。但是，国王所一心要做的和他们所需要的恰恰相反，这个事实他们却很快就看出来了。新王的“辩才”刚刚因他父亲之死而得到解放，他便用无数的演说宣布他的意图；而他的每次演说、每一行动，都使他更加失掉资产阶级对他的同情。如果不是一些严酷而惊人的现实打断了他的美梦，对这种情形他还会不大在意的。可惜，浪漫主义是不很会打算盘的，而封建主义自唐·吉诃德时代起就总是失算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对于轻视金钱这种十字军后裔的最高贵的传统是承袭得太多了。在他即位时，政府组织虽然已经相当节约，但用费依然浩繁，而国库已经不太充裕。过了两年，一切节余都在朝廷宴会，国王巡狩，以及对贫困、破落而贪婪的贵族的赐赠资助等等上面用光了，正常的税收已不够宫廷和政府的开支了。于是，国王陛下很快就遭到了严重的财政赤字和1820年法令的夹攻；1820年的法令规定，如不得“将来的人民代议机关”的许可，任何新的公债或增税都是非法的。而这时还没有这种人民代议机关；新王甚至比他父亲更不愿意建立它；而即使他愿意建立的话，那他也不能不知道，自他即位以来，舆论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的确，资产阶级曾经一度期望新王会立刻颁布宪法，宣布出版自由，成立陪审法庭等等，总之，期望国王自己发起资产阶级获取政治权力所需要的和平革命，现在他们发觉自己错了，于是便对国王发动猛烈的攻击。在莱茵省（全普鲁士各地在不同程度上也是这样），资产阶级的不满情绪如此强烈，他们由于本身缺乏能够在报刊上代表他们意见的人才，竟同我们在上面提到的那一极端的哲学派别结成了联盟。在科伦出版的“莱茵报” [13]，便是这个联盟的果实。这个报纸虽然出版了十五个月就被查封，但可以说它是德国现代期刊的先声。这是1842年的事。

可怜的国王在经济上的困难，是对他那些中世纪嗜好的最尖锐的讽刺；他很快就看出，如果他不向“人民代议机关”（它作为1813年和1815年那些早被遗忘的诺言的最后一点遗迹体现在1820年的法令中）这种普遍要求作些小小的让步，他便不能继续统治下去了。国王觉得实施这个讨厌的法令的较好的方法，是把各省议会的常任委员会召集在一起开会。各省议会是1823年成立的。普鲁士王国八个省的省议会的成员是：（1）上层贵族，前德意志帝国的各个皇族，它们的首脑是等级会议的当然成员；（2）骑士或下层贵族的代表；（3）城市的代表；（4）农民或小农业主阶级的代表。各个省议会都是这样组织的：在每个省议会里总是以两部分贵族占大多数。八个省的省议会都选一个委员会，现在这八个委员会都被召到柏林，以便组成一个代表会议来投票决定发行国王所渴望的公债。据说国库是充裕的，发行公债不是为了当前的需要，而是为了建筑一条国有铁路。但联合起来的委员会断然拒绝了国王的要求，声言它们不能行使人民代议机关的职权，并要求国王陛下履行他父亲在需要人民帮助反对拿破仑时许下的诺言——实行代议制。

联合起来的委员会的会议表明，怀有反政府情绪的已不只是资产阶级了。一部分农民已经站到资产阶级方面来；许多贵族也宣布反对政府，赞成代议制的要求，因为他们本身就在自己的田庄上经营大农场，并且买卖谷物、羊毛、酒精和亚麻，所以也同样需要获得反对专制政体、反对官僚制度、反对封建制度复辟的保障。国王的计划完全破产了；他不仅没有得到一文钱，反而增加了反政府的力量。此后接着召开的各省议会会议，更加不利于国王。所有省议会都要求改革，要求履行1813年和1815年的诺言，要求宪法和出版自由；有些议会的决议措词颇为不恭，国王在激愤之下所作的答复，使事态更加恶化。

同时，政府的财政困难日渐增加。有一个时期由于缩减对政府各部门的拨款，由于通过《Seehandlung》 [14] （它是一个拿国家作赌注进行投机的商业机关，很早以来就充当着国家的财政经纪人）进行欺诈交易，曾经维持了表面上的支付能力；增发国家纸币也起了一些作用；整个地说，财政状况的秘密保守得颇为紧严。然而所有这些计谋很快就显得不够用了。于是又试行另一个计划：设立一个银行，其资本部分出自国家，部分出自私人股东，主要的管理权属于国家，也就是说，使政府能够大量取用这个银行的资金，从而继续进行已经不能再通过《Seehandlung》进行的欺诈交易。但是，很自然，没有一个资本家愿意在这种条件下投资；于是银行的章程必须改变，必须保证股东的财产不受国库的侵犯，然后才会有人认股。而当这个计划也失败之后，除了发行公债以外再没有别的办法了，当然，这就需要找到一批资本家，他们不要求那个神秘的“将来的人民代议机关”的允许和保证就愿意出借他们的现款。于是求助于路特希尔德，但他说，如果公债有“人民代议机关”作保，他马上就认购，否则，他就根本不打算谈这件事。

这样，一切弄钱的希望都破灭了，想避开命中注定的“人民代议机关”已经不可能了。路特希尔德拒绝贷款是1846年秋天的事，次年2月国王就把八个省议会召集到柏林，把它们组成一个统一的“联合议会”。这个议会的任务，就是完成1820年的法令在需要的情况下所要求做的“工作”，即表决公债和增税，此外它不应该有任何权利。它对总的立法方面的意见，只是谘议性的；它开会无定期，国王想什么时候开就什么时候开；政府喜欢让它讨论什么问题它就讨论什么问题。当然，议员们很不满足于扮演这种角色。他们一再申述他们在各省议会中提出的愿望；他们和政府的关系很快就恶化起来，而当要求他们通过发行公债（仍然说是用来建筑铁路）时，他们又一次加以拒绝。

这个表决使会议很快就结束了。愈来愈愤怒的国王解散了议会，并对议员们严加申斥；但钱还是没有到手。的确，国王是有充分理由为他的处境感到惊慌不安的，因为他看到以资产阶级为首并且把相当大一部分下层贵族和蕴积在各个下层等级中的各种各样的不满分子包括在内的自由派，决心要获得它所要求的东西。国王在联合议会开幕时的演说中宣称，他永远不会赐给现代意义的宪法，但这话等于白说；自由派坚持要求的正是现代的、反封建的代议制宪法及其一切成果——出版自由、陪审法庭等等；在他们未得到这种宪法以前，他们是分文不出的。事情很明显，不能这样长久继续下去，必须有一方让步，否则就一定要发生破裂和流血斗争。资产阶级知道它正处在革命的前夜，而且已准备进行革命。它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争取城市中工人阶级和农村中农民的支持。大家知道，1847年末，在资产阶级中间是很难找到一个出名的政治人物不冒充“社会主义者”以取得无产阶级的同情的。下面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这些“社会主义者”的实际行动了。

先进的资产阶级所以急于要给自己的运动至少在表面上披上一件社会主义的外衣，是因为德国工人阶级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从1840年起，一部分曾到过法国和瑞士的德国工人多少都受到了一些当时法国工人中间流行的不成熟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思想的熏染。1840年以后，这些思想在法国愈来愈引人注意，这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德国也成了时髦的东西，而且从1843年起，所有的报纸都絮絮不休地讨论起社会问题来了。德国很快就出现了社会主义学派，这一学派的特点与其说是思想新颖不如说是思想含混。它的主要工作是把傅立叶派、圣西门派和其它派别的学说，从法文翻译成晦涩的德国哲学 [15] 的语言。与这一学派完全不同的德国共产主义学派，大致也在这个时候形成了。

1844年发生了西里西亚的织工起义，接着又发生了布拉格印花工厂工人的起义。这些被残酷镇压下去的起义，这些不是反对政府而是反对企业主的工人起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进一步推动了在工人中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宣传。饥荒的1847年的粮食暴动也促进了这种宣传。简单地说，正像大部分有产阶级（大封建地主除外）团结在立宪反对派的旗帜周围一样，大城市的工人阶级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当作自己解放的手段，虽然在当时的出版法之下，关于这些学说他们能够知道的只是很少一点。当时也不能希望他们对于自身的需要已经有很明确的了解；他们只知道：立宪派资产阶级的纲领不包含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他们的需要决不局限在立宪思想的范围之内。

当时德国没有独立的共和党。德国人不是君主立宪派，就是或多或少地比较明确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

由于这些因素，最小的冲突也要引起严重的革命。当时只有上层贵族和上层文武官员是现存制度的唯一可靠的支柱；下层贵族、工商业资产阶级、各大学、各级学校的教员甚至一部分下层文武官员都联合起来反对政府；在这些人后面还有心怀不满的农民群众和大城市的无产阶级群众，他们虽然暂时赞助自由主义反对派，但已在以异常的方式议论着要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里；资产阶级准备推翻政府，无产阶级则准备随后再推翻资产阶级，而就在这样的时候，政府却顽固地沿着那条必然要引起冲突的道路走去。1848年初，德国已处在革命的前夜，即使没有法国二月革命的促进，这次革命也是一定要爆发的。

这个巴黎革命对于德国影响如何，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谈到。

1851年9月于伦敦

注释：

[8] 在1814—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欧洲反动势力的首领奥地利、英国和沙皇俄国，不顾各国人民的民族统一和独立的利益，为了使各个正统王朝复辟而改划了欧洲地图。——第15页。

[9] 指1830年的法国七月革命以及继七月革命之后在比利时、波兰、德国和意大利等一系列欧洲国家发生的起义。——第16页。

[10] “青年德意志”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产生于德国的一个文学团体，它受海涅和白尔尼的影响。“青年德意志”的作家（谷兹科夫、文巴尔克和蒙特等）在他们的文艺作品和政论中反映出小资产阶级的反抗情绪，他们起来捍卫信仰自由和出版自由。青年德意志派的观点的特点是思想上不成熟和政治上不坚定。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很快就堕落成庸俗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第16页。

[11] 乔·威·弗·黑格尔“法哲学原理”1821年柏林版（G．W．F．Hegel．《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Berlin，1821。——第16页。

[12] “柏林政治周刊”（《Berliner politisches Wochenblatt》）是极端反动的刊物，1831年至1841年在许多法的历史学派的代表参加下出版，受到皇太子弗里德里希-威廉（1840年起即位为德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支持和保护。法的历史学派是十八世纪末产生于德意志的历史学和法学中的一个反动流派。该派以胡果、萨维尼等为自己的著名代表人物，反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关于这一学派的特征，见卡·马克思“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97—106页和第452—467页）两篇文章。正统派是法国1792年被推翻的、代表世袭大地主利益的波旁王朝的拥护者。1830年，在这个王朝第二次被推翻之后，正统派组成了政党。——第18页。

[13]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Handel und Gewerbe》）自1842年1月1日至1843年3月31日在科伦出版。该报是莱茵省一些反对普鲁士专制政体的资产阶级人士创立的。该报曾吸收几个青年黑格尔分子撰稿。1842年4月卡·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日报”撰稿，同年10月起成为该报编辑之一。“莱茵日报”也发表了弗·恩格斯的许多文章。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该报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政府对“莱茵日报”进行了特别严格的检查，后来把它封闭了。——第20页。

[14] 海外贸易公司（Seehandlung）是1772年在普鲁士成立的贸易信用公司。该公司享有许多重要的国家特权，它给予政府巨额贷款，实际上起了政府的银行老板的作用。1904年正式成为普鲁士国家银行。——第21页。

[15] 指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主要在德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广泛流行的一种反动思潮。“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卡·格律恩、莫·赫斯、海·克利盖等用仁爱和友情的温情宣传冒充社会主义思想，否认在德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反克利盖的通告”、“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533—640页，第4卷第3—20页、第223—275页、第461—504页）中批判了这种思潮。——第23页。

三德国其它各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恩格斯 ->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三德国其它各邦

在前一篇文章中，我们几乎仅仅限于谈到1840年至1848年间在德国的运动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的一邦，即普鲁士邦。现在我们则应该略微考察一下同一时期德国的其它各邦。

自从1830年革命运动以后，各小邦完全处于联邦议会的独裁之下，也就是外于奥地利和普鲁士的独裁之下。各邦的宪法一方面是用来抵御大邦的专横霸道，一方面是为创制宪法的君主们在群众中树立声望并把由维也纳会谈不依任何指导原则建立的各色各样的省议会统一起来。这些宪法虽然虚有其名，但在1830年和1831年的风暴时期，对各小邦君主的权力仍然是一种危险。所以它们几乎全部被废除，侥幸保存下来的则更加有名无实，只有像韦尔凯尔、罗泰克和达尔曼这帮絮絮不休的自我陶醉的人才会设想，他们在这些小邦的无力的议会里被允许表明的那种掺和着可耻的谄媚的、不值钱的反对立场，能够获得什么结果。

这些小邦里比较坚决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1840年后很快就完全放弃了他们从前希望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这些附庸小邦里发展议会制度的一切想法。当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和同它联合起来的各阶级郑重表示决心要为在普鲁士实行议会制度而斗争时，他们便立即被公认为除奥地利以外的全德国的立宪运动的领袖。现在，这已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中部德国那些后来退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并因他们召开单独会议的地点而被称作哥达派的立宪主义核心分子，在1848年以前很久就讨论过一个计划，后来，在1849年，他们把这个计划略加修改就提交给全德国的代表。他们力图把奥地利完全排除于德意志联邦之外，建立一个在普鲁士保护之下的新的联邦，制定新的宪法，成立新的联邦议会，把小邦归并于大邦。只要普鲁士一实现君主立宪，实行出版自由，采取不依赖俄国和奥地利的独立政策，因而使各小邦的立宪派能够真正控制各该邦的政府，上述一切便可以实现。这个计划的发明者是海得尔堡（巴登邦）的盖尔温努斯教授。这样一来，普鲁士资产阶级的解放，就预示着全德国资产阶级的解放，预示着一个对抗俄国和对抗奥地利的攻守同盟的建立，因为奥地利被看作一个十分野蛮的国家（这点我们下面就要谈到），人们对它很少了解，而所知道的一点，也不是奥地利人的什么光彩的事。因此，当时奥地利不被看作是德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至于各小邦里的其它社会阶级，它们都或快或慢地尾随着他们普鲁士的弟兄。小资产阶级越来越不满意他们的政府，不满意加重捐税，不满意剥夺他们那些虚幻的政治权利（他们在同奥地利和普鲁士的“专制的奴隶”相比时，是常常以这些权利自夸的）。但从他们的反对立场中，还看不出什么明确的、与大资产阶级的立宪主义不同而足以使他们成为一个独立的党派的东西。农民中间的不满情绪也在增长，但大家都清楚地知道，这一部分人民在平静的时期，从不会提出自身的利益，不想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除非在已经实行普选制的国家。城市工业企业中的工人，已感染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毒素”。但是在除普鲁士以外的别的地方，重要城市很少，工业区更少，所以，由于缺乏活动和宣传的中心，这个阶级的运动在各小邦是发展得极为缓慢的。

政治反对派所遇到的种种障碍，在普鲁士和各小邦都促成了宗教上的反对派，例如平行地进行活动的德国天主教和自由公理会 [16]。历史给我们提供了许多例子，说明在那些享受国教的祝福而政治问题的讨论却受到束缚的国家里，冒险的反对世俗权力的凡俗反对派，常常隐藏在更加神圣的、看来更加无意于世俗利益而一意反对精神专制的斗争后面。很多政府不许对自己的任何行动进行讨论，但它们却不敢贸然制造殉教事件和激起群众的宗教狂热。1845年，在德国的每一邦里，或者是旧罗马天主教，或者是新教，或者是两者同时，被视为该邦国家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每一邦，这两个教派中的任何一派的或所有两派的教士，都是官僚政府制度的重要因素。因此，攻击天主教或新教正统，攻击教士，就等于变相攻击政府本身。至于德国天主教派，他们存在的本身就是对德国各天主教政府的攻击，尤其是对奥地利和巴伐利亚政府的攻击；而这些政府也正是这样理解这一点的。自由公理会的信徒，反对国教的新教徒，有点像是英国和美国的一神论派 [17]，他们公开宣称反对普鲁士国王和他的宠臣、宗教和教育事务大臣艾希霍恩那种教权主义和严格的正统主义的倾向。两个新教派都曾一度得到迅速的发展，前一派发展于旧教国家，后一派发展于新教国家。它们除了起源不同而外，没有别的区别；至于教义，两派在最重要的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都认为一切已确定的教条是没有根据的。这种不确定性便是它们的真正实质。它们自称要建筑一个伟大的神殿，使所有德国人都能在这神殿的屋顶下联合起来；这样它们就用宗教的形式表达了另一种当前最引人注意的政治思想，即统一德国的思想。可是它们自己中间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取得一致。

上述这些教派企图发明一种适合于所有德国人的需要、习惯和趣味的特制的共同宗教以实现（至少是在宗教方面）德国的统一的这种思想的确传布很广，尤其是在各小邦中。自从德意志帝国被拿破仑灭亡 [18] 以后，要求将德国的一切disjecta membra〔分散的成员〕联合起来的呼声，已成为对于现状不满的最普遍的表示，在各小邦尤其是这样，因为在小邦里维持宫廷、行政机关、军队等等的巨大开支，——简言之，沉重的捐税负担，——与各该邦的微小和贫弱成正比地增加着。但是，如果德国的统一得到实现的话，那末这种统一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呢，在这一点上各党派的看法是有分歧的。不愿有严重革命震动的资产阶级，满足于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的他们认为“切实可行的”东西，即要求在普鲁士立宪政府的领导下建立除奥地利之外的全德联盟。当然，既然要避免危险的风暴，当时实在也只能到此为止了。至于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如果说农民也愿意过问这类事情的话），他们从来没有能够对他们后来所大声疾呼地要求的德国统一有任何明确的观念；少数的梦想家（多半是封建的反动派）希望恢复德意志帝国；一些无知的so-idisant〔所谓的〕激进派崇拜瑞士的政制（他们当时还没有实际了解这种政制，后来了解以后他们才十分滑稽地大失所望），主张建立联邦共和国；只有最极端的党派敢于在当时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 [19]。这样看来，德国统一问题本身就孕育着分歧、争执，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孕育着内战。

我们可以对1847年末普鲁士和德国其它小邦的情况作如下的总结。资产阶级已经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它决定不再忍受封建官僚专制制度用来束缚他们的商业事务、工业活动和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而进行的共同行动的枷锁；一部分农村贵族变成了只是拿到市场上出售的产品的生产者，他们由于同资产阶级的利益相同而与资产阶级结合起来；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很不满意，他们埋怨捐税，埋怨加于他们营业上的种种障碍，但是并没有明确的、足以保障他们在社会和国家中的地位的改革方案；农民在一些地方饱受封建的苛捐杂税的盘剥，在另一些地方则备受放债人、高利贷者和律师们的压迫；城市工人普遍不满，他们对政府和大工业资本家同样憎恨，并且深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感染。总之，反对政府的群众是由各种各样的成分组成的，它们的利益各不相同，但整个说来是受资产阶级领导，而走在资产阶级最前列的又是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尤其是莱茵省的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各邦政府在许多问题上不一致，彼此互不信任，尤其不信任普鲁士政府，虽然它们不得不依靠它的保护。在普鲁士，政府已遭到舆论的唾弃，甚至遭到一部分贵族的唾弃，它所依赖的军队和官僚也一天比一天更多地感染了反对政府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愈来愈受他们的影响；除了这一切之外，这个政府又确实是一文不名，除了乞求资产阶级反对派，便不能得到一分钱去弥补日渐增多的亏空。有哪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在反对现存的政府、夺取政权时曾经处于比这更有利的地位呢？

1851年9月于伦敦

注释：

[16] “德国天主教”是1844年在德国的许多邦中发生的、有中小资产阶级广大阶层参加的宗教运动。这个运动反对天主教会中的各种极端的神秘主义和伪善行为。“德国天主教徒”反对罗马教皇的最高权位以及天主教会的许多教条和仪式，他们竭力使天主教适应于德国资产阶级的需要。 “自由公理会”是1846年在“光明之友”运动的影响下从官方新教中分化出来的。“光明之友”运动是一种反对在新教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以极端神秘主义和伪善行为为特征的虔诚主义的宗教派别。这个宗教反对派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资产阶级对德国反动制度不满的一种表现形式。 1859年“自由公理会”和“德国天主教徒”协会合并。——第27页。

[17] 一神论派或反三神论派是反对“神的三位一体”的教条的宗教派别。一神论派运动产生于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时期，是人民群众和资产阶级激进派反对封建制度和封建教会的斗争的反映。在英国和美国，一神论派出现于十七世纪。十九世纪一神论派的教义反对宗教的表面的仪式，而把宗教中的道德伦理因素提到首位。——第27页。

[18] 拿破仑在德国的胜利导致了所谓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崩溃。1806年8月奥皇弗兰茨一世取消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这个在十世纪建立起来的帝国并不是中央集权国家，而是各个承认皇帝的最高权利的封建公国和自由市的联合。——第28页。

[19] “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这一口号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革命前夕提出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350页）。这个口号在1848年3月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拟定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1页）中，被提出作为第一条要求。——第28页。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