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十一维也纳起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恩格斯 ->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十一维也纳起义

现在我们来谈谈一个有决定意义的事变，这次事变对于德国的革命意义正像巴黎的六月起义一样，它使优势一下子转到了反革命政党方面去。这次事变就是1848年10月的维也纳起义。

3月13日革命胜利以后维也纳各阶级的地位如何，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也看到，德意志的奥地利的运动如何同非德意志的奥地利各省的事变互相交错在一起，以及后者如何阻碍前者。所以，我们现在只要简短地叙述一下引起德意志奥地利的这次最后的、最勇猛的起义的原因就可以了。

作为梅特涅统治的主要的非正式的支柱的上层贵族和金融资产阶级，三月事变后仍然保持了对政府的决定性影响，这是因为他们不仅利用了宫廷、军队和官僚，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利用了在资产阶级中间迅速传播开来的对“无政府状态”的恐怖。他们很快就大胆地放出了一些试探气球，这就是：出版法、奇妙的贵族宪法和以旧日的“等级”区分为基础的选举法 [32]。由怯懦无能的半自由派官僚组成的所谓宪制内阁，5月14日竟敢直接攻击群众的革命组织，解散了国民自卫军代表和大学生军团代表的中央委员会（这个团体是专门为了监督政府并且在必要时动员人民群众的力量来反对它而组织的）。但这种行动激起了5月15日的起义，政府被迫承认了上述委员会，取消了宪法和选举法，并且把全权授予由大选产生的制宪议会来起草新的根本法。这一切都由第二天的圣论确认了。但是在内阁中派有代表的反动政党，不久就促使他们的“自由派”同僚再度向人民的胜利发动进攻。大学生军团是从事运动的党派的堡垒，是经常的鼓动的中心，正因为如此，它就为较温和的维也纳市民所厌恶。5月26日，内阁下令把它解散了。如果只要一部分国民自卫军来执行这个命令，这次打击也许能够成功，但是政府连国民自卫军也不相信，它调动了正规军队，于是国民自卫军立即倒戈和大学生军团联合起来，从而破坏了内阁的计划。

但是皇帝［注：即费迪南德一世。——编者注］和他的宫廷早在5月16日就离开维也纳逃到音斯布鲁克去了。这里四周是狂热的提罗耳人，这些人由于看到撒丁-伦巴第的军队有入侵的危险，他们对皇室的忠心重新激荡起来；这里有拉德茨基的军队驻在附近，他们同音斯布鲁克的距离在大炮的射程之内。反动政党仗着这一切，便把这里当作自己的避难所，在这里它可以摆脱任何监督和注视，毫无危险地集结它被击溃的力量，把它的阴谋之网重行修补，撒布全国。和拉德茨基、耶拉契奇、文迪施格雷茨以及各省行政组织中可信赖的人们之间的联系恢复了，和斯拉夫族领袖们之间的阴谋活动开始了；这就是说，反革命的宫廷权奸掌握了真正的力量，而维也纳的无能的阁员们却得以在与革命群众不断的冲突中，在关于将要来到的制宪议会的辩论中消耗着他们短暂而低微的声誉。因此，对首都的革命运动暂时听之任之的政策，在法国那样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中会使从事运动的政党变得无比强大，而在奥地利这样一个五光十色的政治结合体里则是重新调动反动力量的最可靠的方法之一。

维也纳的资产阶级以为，在宫廷连续遭到三次失败之后，在有了由大选产生的制宪议会以后，皇党已经不再是一个可怕的敌人了，于是就愈来愈陷入厌倦和冷漠，老是呼吁秩序和安静；在猛烈的动荡和由此产生的工商业混乱之后，这个阶级充满了这样的情绪。奥地利首都的工业，几乎完全是生产奢侈品，而对奢侈品的需求，自从革命发生和宫廷逃亡以后，当然是大大缩小了。要求恢复正常的治理制度和宫廷还都（这二者都被指望会带来商业的重新繁荣），现在已成为资产阶级的普遍呼声。7月间制宪议会的召开被当作革命时代的终结而受到热烈的欢迎。宫廷的归来也受到同样的欢迎；而宫廷在拉德茨基在意大利获胜和多布尔霍夫反动内阁上台之后，感到自己已经足以抵挡住人民的浪潮，同时它认为也需要回到维也纳以完成它同在议会中占多数的斯拉夫议员策划的阴谋。当制宪议会讨论把农民从封建束缚下解放出来并且免除他们为贵族作强迫劳动的法律的时候，宫廷耍了一个巧妙的手腕。8月19日，有人要皇帝去检阅国民自卫军，皇室、廷臣和将军们竞相恭维这些武装的市民，这些市民看到他们被公开承认为国家的决定性力量也就洋洋得意起来。紧接着发布了一道由内阁中唯一有声望的阁员施瓦策先生签署的命令，取消国家一向发给失业者的补助金。诡计成功了。工人举行了示威；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宣称拥护他们的阁员的命令；他们向“无政府主义者”进攻，他们像猛虎一样扑向手无寸铁、毫未抵抗的工人，他们在8月23日那天屠杀了许多工人。革命的战斗力量的团结和威力就这样被摧毁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在维也纳也演成了流血的搏斗，反革命的宫廷权奸则看到，它可以进行致命打击的日子已经临近了。

匈牙利的事态使反革命的宫廷权奸很快就找到借口公开宣布他们行动中所要遵循的原则。10月5日官方的“维也纳日报”发表一道皇帝敕令（敕令没有一个匈牙利责任阁员副署），宣布解散匈牙利议会并且任命克罗地亚的统治者耶拉契奇作该国的文武总督；耶拉契奇是南方斯拉夫反动派的一个领袖，他曾经公开反对匈牙利的合法政权。同时，维也纳的部队奉令出动，加入支持耶拉契奇政权的军队。可是，这么一来马脚就过于明显地露出来了；每一个维也纳人都觉得，向匈牙利开战，就等于向立宪制度的原则开战。这个原则在这个敕令中已经遭到蹂躏，因为皇帝企图不经责任阁员的副署就使自己的命令发生法律效力。10月6日，人民、大学生军团和维也纳的国民自卫军举行了群众起义，阻止军队的出发。一些掷弹兵转到人民方面来；人民的武装力量和军队发生了短时间的搏斗；陆军大臣拉图尔被人民杀死，到晚间人民取得了胜利。这时在施土尔威森堡［注：匈牙利称作：塞克希费黑伐尔。——编者注］被佩尔采尔击败的耶拉契奇，逃到了维也纳附近的德意志奥地利的领土上。本应开去援助他的维也纳卫戍部队，现在也对他采取显然敌对和戒备的态度；皇帝和宫廷再次逃亡，这次是逃到半斯拉夫人的领土奥里缪茨［注：捷克称作：奥洛摩茨。——编者注］去了。

宫廷在奥里缪茨的处境和它从前在音斯布鲁克时的处境完全不同了。它现在已经能够直接进攻革命了。它周围是成群流入奥里缪茨的制宪议会的斯拉夫族议员，以及帝国各个部分的斯拉夫族热心家。在他们看来，这次战争将是一个斯拉夫人复兴的战争，是一个歼灭侵入他们认为是斯拉夫人领土的两个入侵者——德意志人和马扎尔人——的战争。布拉格的征服者，现在集结在维也纳四周的军队的司令官文迪施格雷茨，一下子变成了斯拉夫民族英雄。他的军队迅速地从各方面集中。从波希米亚、莫拉维亚、施梯里亚、上奥地利和意大利，一团一团的军队开往维也纳，与耶拉契奇的队伍和原来的维也纳卫戍部队会合。这样，到10月末就集结了六万多人，他们立刻从四面八方把帝国的首都包围起来，到10月30日，他们已经推进到可以作决定性的攻击了。

这时，笼罩着维也纳的是混乱和束手无策。刚刚获得胜利的资产阶级，又对“无政府主义的”工人阶级抱定从前那种不信任的态度了。工人们也还清楚地记得六个星期以前武装的资产阶级对待他们的态度，记得整个资产阶级的摇摆不定的政策，因此不愿意指靠他们去保卫维也纳城，而要求自己取得武器，成立自己的军事组织。热望与横暴的帝制作斗争的大学生军团，完全不能了解两个阶级彼此隔膜的真正原因，或者说完全不能了解当前局势的需要。群众和领导者的头脑里都是混乱一团。议会中残余的德意志族议员和几个给他们的奥里缪茨的朋友作侦探的斯拉夫族议员（几个革命的波兰议员除外）是经常开会的。但是他们并不采取坚决的行动，却把时间消耗在能不能在不越出宪法惯例的范围内抵抗帝国军队这种无聊的辩论上。差不多全部由维也纳各民主团体的代表组成的安全委员会虽然决心抵抗，但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多数是市民、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这些人永远不允许采取坚决果敢的行动。大学生军团的委员会虽然通过了一些英勇的决议，但它完全没有领导的能力。不受信任、没有武装、也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还很少解脱旧制度加于他们的精神奴役状态，觉悟还很差，他们不是真正觉悟到，而只是本能地感觉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和适合于他们的政策。他们只能在喧嚷的示威中表现自己；不能指望他们去克服当时的种种困难。但是只要能得到武器，他们是准备战斗到底的，在德国革命时期他们一向都是这样。

这就是维也纳当时的情形。在城外是经过整顿的奥地利军队，他们由于拉德茨基在意大利的胜利而大受鼓舞，他们的人数共有六七万，武装和组织都很良好，尽管指挥不很好，但至少总还有指挥者。在城内却是一片充满阶级矛盾的混乱和涣散状态；国民自卫军有一部分决定根本不打，一部分犹豫不决，只有一小部分准备行动；无产阶级群众数量虽然很大，但是没有领袖，没有受过一点政治训练，他们容易无缘无故地激怒，也容易慌乱，一切流言蜚语都能影响他们；他们决心战斗，但是没有武装（至少开始是没有的），而当最后被带去打仗的时候，也是武装不全，组织很差；议会束手无策，在火差不多已经烧着他们头上的屋顶的时候，他们还在讨论一些琐屑的理论；领导委员会既无精神，又无魄力。一切情形都和3月和5月的那些日子不同了，那时反革命营垒中充满混乱，唯一有组织的力量是革命所创造的力量。这样一场斗争的结局如何，几乎是不问可知的；即使还有什么疑问，那末10月30、31日和11月1日的事变也已经作出解答了。

1852年3月于伦敦

注释：

[32] 1848年4月1日奥地利政府公布的出版暂行条例规定必须交纳大量保证金才能取得出版报纸的权利。由于保留书报检查制度和“出版方面犯罪”的人交由行政法庭（而不是陪审法庭）审判的制度，政府官吏就有可能禁止任何一本著作的出版。 1848年4月25日宪法规定了在选举议会方面的苛刻的财产资格限制和居住资格限制，建立了两院——下院和上院，并且保留了各省的等级代议机关。宪法将执行权和军权交给皇帝并授予皇帝否决两院通过的法律的权力。 1848年5月11日选举法剥夺了工人、日工和仆役的选举权。一部分上院议员由皇帝任命，另一部分上院议员则按照两级选举制从纳税数目最多的人中间选举。下院的选举也是两级制。——第65页。

十二对维也纳的攻击。对维也纳的背叛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恩格斯 ->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十二对维也纳的攻击。对维也纳的背叛

当最后文迪施格雷茨集中起来的军队开始攻击维也纳的时候，能够动员起来进行防御的力量是很不够的。国民自卫军只有一部分可以调到战壕中去。不错，无产阶级的自卫军最后终于仓促组成了，但由于决定这样来利用这一部分人数最多、最勇敢、最坚决的人民的时刻已经太迟，所以这支队伍未能充分学会掌握武器使用和得到最基本的训练，因而也就不能胜利地抗击敌人。因此，人数有三四千名、训练有素、纪律也相当好的勇敢热情的大学生军团，从军事观点来说便成为能够胜任自己职务的唯一的一支部队了。但他们（连少数可靠的国民自卫军和一群紊乱的武装起来的无产者也算在内）和文迪施格雷茨的人数众多的正规军比较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这里更不要说耶拉契奇的土匪队伍了，他们由于生活习惯，是十分擅长于那种为争夺一幢房屋一条胡同而进行的军事行动的。文迪施格雷茨肆无忌惮地动用了许许多多装备完善的大炮，而起义者除了几门陈旧不堪、装配不好、使用不灵的旧炮而外，还有什么呢？

危险越迫近，维也纳城内越混乱。直到最后一刻，议会还没有决定向驻扎在离首都几哩的、佩尔采尔的匈牙利军队求援。安全委员会通过了一些自相矛盾的决议，它也像武装的人民群众一样，随着各种互相矛盾的谣言的起伏而情绪时高时低。只有一件事是全体都同意的——尊重财产；而这种尊重在当时的情况下达到了可以说是十分滑稽可笑的程度。在确定防御计划方面却做得很少。如果说当时还有人能挽救维也纳的话，那末贝姆便是唯一的一个，他是一个本籍斯拉夫族的、几乎没有人知道的外国人；而由于大家对他不信任，他决定不再担负这个任务。如果他继续担负下去，他也许要被当作一个叛徒而遭到私刑拷打。起义者的指挥官梅森豪泽作为小说家的才能远远超过他作为军官（甚至是下级军官）的才能，因此他根本不适合担任这个工作；可是，在八个月的革命斗争之后，人民的政党并没有从自己的队伍中或别的地方培养出或发现一个比他更能干的军事人才。战斗就这样开始了。维也纳人既十分缺少防御手段，又非常缺乏军事训练和组织，但他们还是作了最英勇的抵抗。贝姆担任指挥官时所发布的命令——“坚守阵地到最后一人”，在很多地方都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的。但是，毕竟还是实力占了上风。帝国炮兵在近郊的长而宽的大道上，在主要的交通线上把重重的街垒都扫除了；到战斗的第二天晚上，克罗地亚人便占领了旧城斜堤对面的一排房屋。匈牙利军队的无力而零乱的攻击完全被击退了；在停火的间歇时刻，旧城里的队伍有的投降了，有的踌躇动摇，陷于混乱，剩下来的大学生军团在构筑新的工事，而帝国军队就在这时攻入城内，趁着城内的一片混乱占领了旧城。

这次胜利的直接后果就是种种暴行和许多人被依军法处死，就是进入维也纳的斯拉夫族强盗队伍的各种骇人听闻的无耻兽行；这些事大家知道得太清楚了，用不着在这里详细叙述。这次胜利的间接后果，即维也纳革命的失败使德国事态发生的完全新的转化，我们下面再谈。关于对维也纳的攻击，还有两点需要谈一谈。这个首都的人民有两个同盟者：匈牙利人和德意志人民。在这考验的时刻他们在哪里呢？

我们已经看到，维也纳人以刚解放的人民的全部慷慨胸怀挺身起来捍卫的事业，虽然归根到底也是他们自己的事业，但首先是和主要是匈牙利人的事业。他们不让奥地利军队开去进攻匈牙利，而宁愿自己首当其冲地承受这些军队的最凶猛的攻击。当他们这样高尚地挺身出来援助他们的同盟者的时候，击败了耶拉契奇的匈牙利人却把耶拉契奇赶到了维也纳，用他们的胜利增强了准备进攻维也纳的兵力。在这种情形下，匈牙利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应该是毫不迟延地以一切可供使用的兵力去援助维也纳——不是援助维也纳议会，也不是援助安全委员会或维也纳的其它官方团体，而是援助维也纳革命。即使匈牙利全然忘记了维也纳的第一次战斗是为了匈牙利，那末，为了它自己的安全，它也不应该忘记维也纳是维护匈牙利独立的唯一屏障，如果维也纳陷落，便没有什么东西足以阻止帝国军队向匈牙利进攻了。现在我们已经完全弄清匈牙利人为他们在维也纳被包围和被攻击时按兵不动作辩护的种种借口，这些借口就是：他们自己的战斗力量不足，维也纳议会或其它官方团体都拒绝向他们求援，他们必须恪守宪法立场而避免和德国中央政权发生纠纷。关于匈牙利军队实力不足一层，事实是这样：在维也纳革命和耶拉契奇到来以后最初几天，完全可以不需要什么正规军队，因为当时奥地利的正规军还远远没有集中起来；如果在第一次击败耶拉契奇后乘胜作勇猛无情的追击，那末单是在施土尔威森堡作战的人民自卫团的力量也足以和维也纳人会合，而使奥地利军队的集中迟延半年。在战争中，尤其是在革命战争中，在没有获得任何决定性的胜利之前，迅速行动是一个基本规则；而且我们可以断然地说，从纯粹的军事角度来看，佩尔采尔在和维也纳人会合以前是不应该停止行动的。事情当然是有些危险，但有谁打胜仗而不曾冒一点危险呢？当四十万维也纳人把要开去征服一千二百万匈牙利人的军队吸引来攻击他们自己的时候，难道他们就不冒一点危险吗？在奥地利的力量集结起来以前采取的观望态度，以及后来在施韦哈特举行的软弱无力的示威（结果自然是遭到了不光彩的失败），——这种军事错误比坚决向维也纳进军、追击耶拉契奇的溃散了的匪军，招致了更大的危险。

可是，据说匈牙利人不经官方机关的同意就这样进兵，便是侵犯德国领土，便要和法兰克福的中央政权发生纠纷，最重要的是，这就意味着匈牙利人背弃了合法的和立宪的政策，而这一政策据说正是他们的运动的力量所在。可是要知道，维也纳的官方机关不过是形同虚设！奋起为匈牙利而战的难道是议会或什么民主委员会吗？不是维也纳的人民（而且只有他们）拿起武器为匈牙利的独立而首当其冲地作第一次战斗的吗？问题不是必须支持维也纳的这个或那个官方机关，所有这些机关在革命发展的过程中是会而且很快就会被推翻的；问题在于革命的高涨，在于人民运动的不断发展，而只有这些才能保障匈牙利不被侵略。当维也纳和整个德意志奥地利仍是匈牙利人反抗共同敌人的同盟者的时候，考虑革命运动以后将采取怎样的形式的问题，是维也纳人而不是匈牙利人的事情。但是我们要问：匈牙利政府这样坚持要取得某种所谓合法的认可，不正是追求一种颇为可疑的合法性的第一个明显的征兆吗？这种追求虽然没有能够挽救匈牙利，但后来至少在英国资产阶级的公众面前倒产生了不坏的印象。

至于借口说可能和法兰克福的德国中央政权发生冲突，这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法兰克福的当权者事实上已被维也纳反革命的胜利所推翻了，而即使革命能在那里得到为击败它的敌人所必需的帮助，这些当权者也会同样被推翻的。最后一个重大理由是，匈牙利不能离开合法的和立宪的立场；这种说法也许会得到英国的自由贸易派的满口称赞，但历史永远不会承认这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假如维也纳人在3月13日和10月6日都坚持“合法的和立宪的”手段，那末那种“合法的和立宪的”运动的命运，以及所有那些第一次使匈牙利为文明世界所注意的光荣战斗的结局又会怎样呢？匈牙利人在1848年和1849年始终坚持的（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合法的和立宪的立场，正是维也纳人民在3月13日用极端不合法的和非立宪的起义给他们争取到的。我们不打算在这里考察匈牙利的革命史，但我们应该指出，只用合法手段去反抗对这种循规蹈矩报以嘲笑的敌人，那是完全不适当的；如果不是这种被戈尔盖利用来反对匈牙利政府本身的、对合法性的不断的追求，戈尔盖的军队也就不会服从它的统帅，因而也就不会出现维拉戈什的那种可耻的不幸的下场了 [33]。而当1848年10月最后几天匈牙利人为挽救其名誉终于渡过莱达河的时候，那不是和直接的坚决的攻击一样不合法吗？

大家知道，我们对匈牙利没有一点不友好的情感。在斗争中我们是维护它的；我们完全有权利说，我们的报纸——“新莱茵报” [34]，对于在德国宣传匈牙利人的事业的工作，比任何其它报纸做得都要多。它阐释了马扎尔人和斯拉夫人之间的斗争的性质，发表了一系列评论匈牙利战争的文章，这些论文得到了这样的荣誉，差不多一切后来出版的关于这一问题的书籍都抄袭它们，连匈牙利本国人和“目击者”的作品也不例外。我们甚至现在也还认为，在欧洲大陆将来的任何震动中，匈牙利仍然是德国的必需的和天然的同盟者。但我们一向对于我们本国人是很严厉的，所以我们也有权利直率地批评我们的邻居。其次，如果我们以历史学家的公正态度记述事实，我们就必须说，在这个事例中，维也纳人民是豪迈而英勇的，他们不仅比顾虑重重的匈牙利政府高尚得多，而且也比它有远见得多。而同时我们作为德国人，还可以说，我们不愿意拿维也纳人——我们的同胞的那种自发的、独力进行的起义和英勇的抵抗来同匈牙利战争中一切煊赫的胜利和辉煌的战斗相交换；正是这些维也纳人使匈牙利有时间去组织军队，从而去完成这些伟大的业绩。

维也纳的第二个同盟者是德国人民。但他们到处都被卷入了维也纳人所参加的同样的斗争。法兰克福、巴登和科伦都刚刚遭到失败并被解除武装。在柏林和布勒斯劳［注：波兰称作：弗罗茨拉夫。——编者注］，人民和军队双方都剑拔弩张，战事一触即发。运动的每一个地方中心的情况也都是这样。到处问题都争执不下，只有靠武力来解决。保持德国过去的分裂和涣散状态的不幸后果，现在才第一次被痛切地感到。各邦、各省和各城市的各种不同的问题，在实质上是一样的；但它们在各个地方表现的形式不同，情况不同，在各个地方成熟的程度也不同。因此就发生了这种情形：虽然每个地方都感到了维也纳事变的决定性意义，但没有一个地方能够作一次可以帮助维也纳人的重要的打击，或牵制住敌人的力量；这样，能够帮助他们的就只有法兰克福的议会和中央政权了。各方面都向它们呼吁；但它们做了些什么呢？

法兰克福议会和由于它同旧联邦议会的私通而产生的私生子——所谓的中央政权，因维也纳的运动而暴露了它们的彻头彻尾的无能。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这个可鄙的议会早就丧失了它的纯贞，它可以说是少年老成，它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各种胡扯瞎讲和娼妓式的八面玲珑的伎俩。议会最初曾对德国的强盛、复兴和统一满怀梦想和幻想，可是现在只剩下一套到处重复的条顿人的动听言词了，此外还剩下的就是每个议员都坚信他个人十分重要而公众则诚实可欺。最初的质朴被抛弃了；德国人民的代表变成了一些讲求实际的人，就是说，他们深信，他们做的愈少，说的愈多，他们作为德国命运的裁决者的地位就愈安全。这并不是说他们认为他们的许多会议是多余的；完全相反。但他们已经看出，一切真正重大的问题，对于他们都是禁地，他们离得愈远愈好。于是他们像一群东罗马帝国的拜占庭学者一样，以骄傲而勤恳的态度（他们后来的命运正是这种勤恳的报酬）讨论在文明世界的一切地方都早已解决了的理论条文，或者讨论一些永远得不到实际结果的显微镜下的实际问题。这样，议会就成了一所朗卡斯特学校 [35]，议员们在这里互相教授，因而这个议会对他们都有重大意义，而他们都相信，这个议会贡献之大甚至超过了德国人民对它的希望，他们认为，谁要是再无耻地要求它达到什么成果，谁就是祖国的叛徒。

当维也纳起义爆发时，这个议会曾就这个问题作了许多质问、辩论、建议和修正，这些东西当然没有一点结果。中央政权准备加以干涉。它派了两个委员——过去的自由党人韦尔凯尔先生以及莫斯累先生到维也纳去。同这两位德国统一的游侠骑士的英勇事迹和令人惊异的冒险行为比较起来，唐·吉诃德和桑科·判扎的旅行实在可以算是真正的奥德赛了。他们不敢到维也纳去。文迪施格雷茨恫吓他们，愚蠢的皇帝不理解他们，内阁阁员施塔迪昂公然无礼地愚弄他们。他们的公文和报告也许是法兰克福记录中可以在德国文献里占一席之地的唯一的一部分；这是一部卓越的、道地的讽刺小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和它的政府的耻辱的永久纪念物。

国民议会的左派也派了两个委员——弗吕贝尔先生和罗伯特·勃鲁姆先生——到维也纳去，以维持他们在那里的声望。当危机临近的时候，勃鲁姆正确地断定，德国革命的大会战将在这里进行，并且毫不迟疑地决心为此而献出自己的头颅。弗吕贝尔却相反，他以为他的职责是保全自己，好去担当他在法兰克福的重要职务。勃鲁姆被认为是法兰克福议会里最善于雄辩的人才之一，他当然是最得人心的。他的辩才在任何一个富有经验的议会里都是不合乎要求的；因为他太喜欢德国非国教派传教士的那种空洞的高谈阔论，而他的论据既缺乏哲学的锐敏，又缺乏实际的事例。在政治上他属于“温和的民主派”，这是一个相当暧昧的派别，但正是这种在原则问题上的模棱两可，受到许多人的喜爱。虽然如此，但罗伯特·勃鲁姆却具有真正的平民的天性（虽然已经有点脱去平民气了），在决定性的关头，他的平民的本能和平民的气魄就战胜他的模棱两可以及由此造成的动摇不定的政治信念和见解。在这种时刻，他的才干远远超过了他平日的水平。

因此，他一到维也纳便看出他的国家的命运要在这里决定，而不是在法兰克福那些堂而皇之的辩论中决定。他立刻下了决心，抛弃了一切退却思想，挑起指挥革命军的担子，行动异常冷静而果断。正是他使维也纳城的陷落迟延了一个长时期，并且烧毁了多瑙河上的塔波尔桥，使该城的一面没有受到攻击。大家都知道，在维也纳被攻陷以后他就被捕，被军事法庭处死了。他英勇地牺牲了。而法兰克福议会虽然骇得发抖，却装出一副泰然的态度接受了这种血腥的侮辱。它通过了一个决议，就其措词的缓和和委婉来说，与其说是对奥地利的诅咒，不如说是对被害的殉难者坟墓的侮辱。但是，难道能够指望这个卑劣的议会会对它的一个议员——尤其是一个左派领袖——的被杀害表示愤怒吗？

1852年3月于伦敦

注释：

[33] 1849年8月13日匈牙利军队在背叛了革命事业的戈尔盖率领下在维拉戈什向派来镇压匈牙利起义的沙皇军队投降。——第75页。

[34]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Organ der Demokratie》）从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每天在科伦出版，总编辑是马克思。参加编辑部工作的还有恩格斯以及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沃尔弗、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和亨·毕尔格尔斯。民主派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新莱茵报”起了人民群众的教育者的作用，号召他们起来和反革命作斗争。决定报纸对德国和欧洲革命最重要问题的立场的社论通常都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执笔。该报的坚决的、不妥协的立场，战斗的国际主义精神，它对普鲁士政府以及科伦地方当局的政治上的揭发，——这一切使得“新莱茵报”在创刊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就受到封建保皇派和自由派资产阶级报刊的攻击，并且受到政府的迫害，而这种迫害在普鲁士的反革命政变之后更变本加厉了。尽管遭到种种迫害和警察局的阻挠，“新莱茵报”还是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利益，捍卫了无产阶级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势力全面进攻的形势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下令把他驱逐出境。马克思的被驱逐和“新莱茵报”其它编辑的被迫害，使该报停刊。1849年5月19日，用红色油墨印出了最后一号“新莱茵报”，即第301号。报纸的编辑在致工人的告别书中说，“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是：工人阶级的解放！”。——第75页。

[35] 朗卡斯特学校是以英国教育家约瑟夫·朗卡斯特（1778—1831）的名字命名的贫民子弟小学，在这些学校中实行学习互助制度。年龄较大的和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帮助其它学生学习，以弥补师资的不足。十九世纪前半期，英国以及其它一些国家曾经广泛建立朗卡斯特学校。——第77页。

十三普鲁士制宪议会。国民议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恩格斯 ->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十三普鲁士制宪议会。国民议会

维也纳于11月1日陷落，同月9日柏林制宪议会被解散，这说明维也纳事变怎样立刻助长了全德国反革命党派的气焰和力量。

关于1848年夏季普鲁士的事变，不久之前我们已经叙述过了。制宪议会，或者更确切些说，“为了与国王商定宪法而选出的议会”，以及它的由资产阶级代表构成的多数，害怕人民中较积极的成分而同宫廷勾结起来进行种种阴谋，因此它早已失去众望了。他们承认了，或者毋宁说恢复了令人憎恨的各种封建特权，因而出卖了农民的自由和利益。他们既没有能够拟定宪法，也没有能够对总的立法作任何改进。他们差不多只是忙于琐碎的理论定义、纯粹的形式问题和宪法的仪式问题。事实上，这个议会与其说是一个能够代表人民的任何一点利益的机关，不如说是一个供议员们学习议会savoir vivre〔礼仪〕的学校。而且，议会中没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多数，优势差不多总是取决于动摇的“ 中间派”，这一派以它忽左忽右的摇摆，起初推翻了康普豪森内阁，后来又倾复了奥尔斯瓦特—汉泽曼内阁。但当自由派在这里也像在任何其它地方一样坐失时机的时候，宫廷却把它在贵族、最落后的农民以及在军队和官僚中的力量，重新组织起来。在汉泽曼倒台以后，建立了一个由官僚和军官、由一切顽固的反动派组成的内阁，而这个内阁却装出一副样子，好像它准备考虑议会的要求。议会所持的变通原则是“重要的是措施而不是人”，它使自己大受愚弄，竟对这个内阁鼓掌称赞；这样，它当然就看不到这个内阁几乎公开地在收集和组织反革命势力的事实。最后，维也纳的陷落发出了信号；国王把阁员都撤了职，用以现任的内阁首相曼托伊费尔为首的“办事人物”代替了他们。于是梦中的议会才突然惊醒，意识到大难临头。它通过了一个不信任内阁案，但是对此的回答是立刻来了一道命令，责令议会从柏林，从这个在发生冲突时议会在这里可以指望得到群众的支持的地方，迁到勃兰登堡——一个完全处在政府控制之下的小城镇。但议会宣称，除非它本身同意，它既不能推延会期，也不能迁移或解散。这时候，弗兰格尔将军统率近四万大军进入柏林。市政当局和国民自卫军军官会议决定不予抵抗。于是，制宪议会和它的后盾——自由派资产阶级听任联合起来的反动党派占据了一切重要阵地，并从他们手里夺去了几乎所有的防御手段，在这以后，就开始演出了一场“消极合法抵抗”的大喜剧，而他们本来是想把这次抵抗变成对汉普敦和美国人在独立战争期间最初行动 [36] 的光荣模仿的。柏林宣布了戒严，但仍然平静无事；政府解散了国民自卫军，它规规矩矩地缴了械。在两个星期中，议会被军队从一个开会地点赶到另一个地点，到处都被军队所驱散，而议员们却要求市民保持镇静。最后政府宣布把议会解散，它才通过一项决议，宣布征税是非法的，议员们奔走全国，组织抗税。但他们发现，他们选择这种手段是个大错误。在令人忐忑不安几个星期之后，以及政府对反对派采取了严厉手段之后，所有的人都不愿再拒绝纳税以取悦于一个甚至连自卫的勇气都没有的已死的议会了。

是1848年11月初进行武装抵抗已经太迟了，还是相反：一部分军队在遇到严重反抗时会转到议会方面来因而使事态的结局有利于议会，——这也许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在革命中，也像在战争中一样，永远需要勇敢地面对敌人，而进攻者总是处于有利地位。在革命中，也像在战争中一样，在决定性的关头，不计成败地孤注一掷是十分必要的。历史上没有一次胜利的革命不证明这个原理的正确。1848年11月，普鲁士革命的决定性关头来到了，正式领导整个革命运动的普鲁士制宪议会，不但没有坚决地面对敌人，反而节节后退；进攻就更谈不上了，因为它连自卫都宁肯放弃。在弗兰格尔率领四万大军叩打柏林大门的决定性关头，出乎他和他的军官的意料，他看到的不是布满街垒的街道和变成枪眼的窗口，而是敞开的城门，街道上唯一的障碍物是和平的柏林市民，他们欣赏着自己同他开的这次玩笑——他们把自己手脚全都捆绑起来而听任那些惊异不止的士兵的处置。不错，如果议会和人民抵抗，也许会被击败；柏林也许会遭到炮击，也许会有千百人死亡，而仍然不能阻止王党的最后胜利。但这并不能作为他们立刻缴械乞降的理由。顽强奋战后的失败是和轻易获得的胜利具有同样的革命意义的。1848年6月巴黎的失败和10月维也纳的失败，在使这两个城市人民的头脑革命化方面所起的作用，是2月和3月的胜利所不可比拟的。也许，制宪议会和柏林的人民会遭到和上述两个城市同样的命运，但那时他们虽败犹荣，他们会在活着的人的心里留下一种复仇的渴望，而在革命时期，这种渴望乃是从事坚决激烈的行动的最有力的刺激之一。当然，在一切斗争中，应战的人都有被击败的危险，但这难道能作为不抽刀应战就承认战败、甘受奴役的理由吗？

在革命中，占有决定性阵地而不迫使敌人进攻以试其身手就把这种阵地丢弃的人，永远应该被视为叛徒。

普鲁士国王解散制宪议会的同一道敕令也宣布了新的宪法，这个宪法是以议会的一个委员会所拟订的草案作为基础的；不过，它在某几点上扩大了国王的权限，而在另外几点上使议会的权力大成问题。根据这个宪法建立了两个议院，这两个议院应该在短期内开会，以便使宪法得到审查和批准。

几乎用不着再问：当普鲁士的立宪派进行“合法而和平的”斗争的时候，德国国民议会究竟在什么地方。像通常在法兰克福所见的情形一样，它忙于通过一些很温和的决议，谴责普鲁士政府的行动，而称赞“全体人民消极地、合法地和一致地抵抗暴力的壮观”。中央政府派委员到柏林去调解内阁和议会间的纠纷，但他们遭到了他们的前任在奥里缪茨所遭受的同样命运——被客气地送出来了。国民议会的左派即所谓激进派，也派遣了他们的委员，这些委员在看到柏林议会完全无用并承认自己也同样无用之后，便回到法兰克福去报告自己的成绩，并证实柏林人的令人称道的和平行为。不仅如此，当中央政府的一个委员巴塞尔曼先生报告说，因为近来常看见各种各样粗野的人物在柏林街头徘徊，而在一切无政府主义运动发生之前总是有这类人物（后来这种人物就被称为“巴塞尔曼式的人物”）出现，所以普鲁士内阁最近所采取的严厉手段并非毫无理由的时候，这些可敬的左派议员和革命的坚决捍卫者便马上起来，发誓证明这个报告不符合实际情况！因此，在两个月当中，已经明显地证明了法兰克福议会的完全无能。再没有比这更清楚地证明这个机构是完全不能胜任它的职务，证明它甚至连自己的任务究竟是什么也毫不理解了。革命的命运在维也纳和柏林都已被决定了，而在这两个首都里解决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时都好像根本不知道有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存在似的，单只这个事实就足以证明这个机构不过是个由一群轻信的笨伯组成的辩论俱乐部。这些人让各邦政府把自己当作议会傀儡，拿来给各小邦和小城市的小店主和小手工业者开心，因为政府认为暂时有必要转移一下这一部分人的视线。这种作法需要作多久，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但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在这个议会的所有的“卓越”人物中，任何一个人都丝毫没有感觉到人家要他扮演的是什么角色，甚至直到今天，法兰克福俱乐部的旧日的成员们也还原封未动地保留着他们所特有的历史感觉器官。

1852年3月于伦敦

注释：

[36] 1636年约翰·汉普敦（后来他成了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卓越活动家之一）拒绝向皇家收税官缴纳一种未经下院批准的捐税——“造船费”。就汉普敦拒绝纳税一事举行的审判案在英国社会中激起了对专制制度的反抗情绪的高涨。美国人反对英国政府在殖民地征收捐税的斗争，是英国北美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战争（1775—1783）的序幕。1766年英国议会在抗议下不得不取消前一年开始征收的印花税；后来美国人宣布抵制缴纳间接税的英国商品。1773年想通过暴力向美国输入缴纳高额消费税的茶叶的企图，以货物在波士顿港口被销毁而告终。这一切冲突导致了纠纷的尖锐化和加速了美洲殖民地反对英国的起义的爆发。——第81页。

十四秩序的恢复。议会和议院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恩格斯 ->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十四秩序的恢复。议会和议院

奥地利和普鲁士政府利用1849年的最初几个月来扩大1848年10月和11月的战果。自从维也纳被占领以后，奥地利的议会就在莫拉维亚的一个叫做克累姆西尔［注：捷克称作：克罗梅尔日伊希。——编者注］的小镇上继续其有名无实的存在。斯拉夫族的议员和选派他们的人曾经充当奥地利政府用来摆脱完全无能为力的状态的主要工具，现在在这里，他们背叛欧洲革命的行为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政府一经恢复了力量，便用极端轻蔑的态度来对待议会和构成它的多数的斯拉夫族议员；当帝国军队的最初的胜利已经预示匈牙利战争将很快结束的时候，政府便在3月4日解散了议会，议员们也被武力驱散了。这时斯拉夫人才终于看到他们是受了愚弄，于是他们大声疾呼：“我们要到法兰克福去继续我们在这里已经不能进行的反对派活动！”但这时已经太迟了，而他们除了或者安分守己或者参加无能的法兰克福议会以外再没有别的出路，单是这个事实也足以表明他们是完全无可奈何了。

德国的斯拉夫人恢复独立的民族生存的尝试，现在而且多半是永远地就这样完结了。有许多民族的零星残余，它们的民族性和政治生命力早已熄灭，因此它们在近一千年来总是不得不尾随在一个更强大的民族即他们的征服者的后面，就像过去威尔士人在英国，巴斯克人在西班牙，下布列塔尼人在法国一样，也像今天西属或法属克里奥洛人在最近被英美族占领的北美洲那些地方一样。这些垂死的民族，如捷克人、克伦地亚人、达尔马戚亚人等等，都力图利用1848年的普遍混乱恢复他们在公元八百年时的政治status quo〔状况〕。过去一千年的历史应该已经告诉他们，这样开倒车是不行的；虽然易北河和萨利河以东的全部领土确曾一度被斯拉夫血统的民族所占据，但这个事实只能证明德意志族征服、并吞和同化它的古老的东方邻人的历史趋势以及它的肉体的和精神的能力；这个事实还证明，德意志人并吞其它民族的趋势过去一向是，现在也还是西欧文明传播到东欧的最有力的方法之一；只有当德意志化的过程进行到那些能够作为独立民族生存的团结一致的大民族（匈牙利人是这种民族，在某种程度上波兰人也是这种民族）的边界时，这种趋势才会停止；因此，这些垂死的民族的自然而不可避免的命运，就是让它们的强邻完成这种瓦解和并吞它们的过程。当然，这对曾经把一部分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鼓动起来的泛斯拉夫主义梦想家的民族野心来说，并不是一种很惬意的前途；但是他们怎么能够希望历史为了让少数虚弱的人称心而倒退一千年呢？这些人在他们居住的所有地方到处都是和德意志人混居杂处并且为后者所包围，他们几乎从不能记忆的时候起除了德语以外就再没有别的语言以适应文化的需要，而且他们甚至缺乏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众多的人数和整片的领土。因此，泛斯拉夫主义（在德国和匈牙利的斯拉夫人区域，它掩盖着所有的无数的小民族力求恢复独立的企图）的浪潮到处都与欧洲的革命运动相冲突，同时，斯拉夫人虽然很想扮演自由战士的角色，实际上却总是（除了波兰的一部分民主派之外）站在专制主义和反动势力的一边。在德国、匈牙利是这样，甚至在土耳其某些地方也是这样。他们是人民事业的叛徒，是奥地利政府的各种阴谋的赞助者和主要支持者，在所有革命的民族的心目中，他们是罪人。虽然仅仅由于过分无知，许多斯拉夫人都没有参加泛斯拉夫运动的领袖们所制造的关于民族问题的琐屑的纷争，但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在布拉格这个半德意志的城市里，成群的狂热的斯拉夫人曾经一再高呼：“宁受俄罗斯的鞭笞也不要德意志的自由！”在他们1848年的尝试初次遭到失败以后，在奥地利政府给了他们教训以后，下次遇有机会他们大概不会再这样做了。但如果他们再一次准备以类似的借口去和反革命势力联合起来，那末德国的职责就很明显了。没有一个处于革命状态并卷入了对外战争的国家，能够容忍一个万第［注：万第——法国西部省名。在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和十九世纪初，这里是贵族和僧侣在英国支持下所组织的富农和中农反动叛乱的场所。因此“万第”一词便成为表示富农反革命活动策源地的通称。——译者注］处在自己的心腹之中。

至于奥皇［注：即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编者注］在解散议会的同时所颁布的宪法，我们没有必要再谈它，因为它从未生效，现在则已完全废除了。从1849年3月4日起，奥地利已经彻头彻尾地恢复了专制制度。

在普鲁士，议院曾在2月开会，审查和批准国王所颁布的新宪章。它们开了差不多六个星期的会，它们对政府的态度十分谦卑恭顺，但它们当时还没有充分的决心完全遵照国王和他的大臣们的愿望办事。因此，时机一到它们就被解散了。

于是，奥地利和普鲁士都暂时摆脱了议会监督的束缚。奥普两邦政府现在已把一切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里，并且能够在一切需要的场合使用这种权力。奥地利用它对付匈牙利和意大利，普鲁士用它对付德意志。因为普鲁士也准备进行一次战役来恢复各小邦的“秩序”。

现在，在德国的两个巨大的运动中心维也纳和柏林，反革命占了上风，只是在较小各邦里斗争的结局还没有完全决定，虽然在那里力量的对比也日渐不利于革命方面。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这些小邦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里找到了共同中心。虽然这个所谓的国民议会的反动性质早已十分明显，连法兰克福的人民也都武装起来反对它，但是它的来源却多少带一点革命性。1月间它曾经采取过一反常态的革命立场；它的权限从未确定，但它却终于能够作出一项决议——虽然较大各邦从未承认这个决议——说它的决定具有法律效力。在这种情形下，在君主立宪派看到复辟了的专制派已经夺取了它的阵地的时候，差不多全德国的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自然都把他们的最后希望寄托在这个议会的多数派身上，而小资产阶级代表，民主派的核心，在日渐困难的境遇中团结在这个议会的少数派周围，这个少数派的确是民主派在议会中最后的完整的阵容。另一方面，较大各邦的政府，尤其是普鲁士的内阁，日渐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不正常的民选机关和德国已经复辟的君主制度是不能相容的，而它们所以没有要求立刻把它解散，那只是因为时机未到，也因为普鲁士还希望先利用一下它去达到沽名钓誉的目的。

同时，这个可怜的议会本身也一天比一天更加混乱。在维也纳和柏林，它派去的代表和委员都遭到极端的轻蔑；它的一个议员［注：即罗伯特·勃鲁姆。——编者注］在维也纳被当作一个普通造反者处以死刑，虽然他具有议员人身不受侵犯的权利。它的法令到处都没有人理睬。如果说较大各邦还曾经提到这些法令，那只是在抗议书中提到，它们在这些抗议书中否认议会有权通过它们的政府必须执行的法律和决定。代表这个议会的中央执行机关，几乎和全德各邦的内阁都发生了外交争辩，而不管国民议会和中央政府如何努力，它们都没有能够使奥地利和普鲁士说明它们的意图、计划和要求究竟是什么。最后，议会终于开始清楚地看到，至少是看到了这样一点：它已失去了一切权力：它本身也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掌握中；如果它真打算给德国制定全联邦宪法，它就必须立刻认真地开始做起来。许多动摇的议员也都清楚地看到，他们被各邦政府大大地愚弄了一番。但他们既然处在这样软弱无力的地位，现在他们又能作些什么呢？唯一能挽救他们的办法是迅速而坚决地转向人民方面，但就是采取这个步骤，成功的希望也是很渺茫的。其次，从这么一群软弱无能、优柔寡断、目光短浅、自满自足的人中间，即从那些在各种互相矛盾的谣言和外交照会的一片不绝的嘈杂声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的时候不停地重复说，他们是德国最优秀、最伟大、最英明的人物，只有他们才能拯救德国并从这些话里寻求唯一安慰和支持的人中间，能找出真正的人才吗？在这些一年的议会生活已把他们弄成道地的白痴的可怜家伙中间，能找到可以作出迅速明确的决定的人吗？至于行动坚决果断的人，那就更不用说了！

奥地利政府终于丢掉了假面具。在3月4日颁布的宪法中，它宣称奥地利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君主国，财政、关税系统和军事组织完全统一；这样便抹去了德意志省份和非德意志省份之间的一切界线和差别。它这样宣布，是与法兰克福议会已经通过的决议和已经通过的草拟中的联邦宪法的条文相抵触的。这是奥地利对议会的挑战，而可怜的议会除了应战而外，再没有别的路可走。它应战时还大嚷大叫了一番，但奥地利很明白它自己的力量，也很了解议会毫无能力，所以对这些叫嚷根本置之不理。而这个可敬的德国人民的代议机关（它是这样称呼自己的）为了报复奥地利对它的这种侮辱，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而只好自缚手足，跪倒在普鲁士政府面前。说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它向之屈膝跪拜的，正是它曾经谴责他们违背宪法和敌视民意并坚持加以撤换而没有成功的那些阁员。这种可耻的行径和后来发生的悲喜剧事件的详情，将是我们下一篇文章的内容。

1852年4月于伦敦

十五普鲁士的胜利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恩格斯 ->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十五普鲁士的胜利

我们现在来讲德国革命史的最后一章：国民议会与各邦政府尤其是普鲁士政府的冲突，德国南部和西部的起义及其最后为普鲁士所镇压。

我们已经看到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实际行动了。我们已经看到，奥地利如何践踏它，普鲁士如何侮辱它，各小邦如何不服从它，它自己的无能的中央“政府”又如何愚弄它，而这个中央政府本身又如何被全国各邦的每个君主所愚弄。到最后，这个软弱、动摇、渺小的立法机关终于感到事态的严重了。它被迫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统一德国这个崇高思想的实现受到了威胁。”而这也就恰恰等于说，法兰克福议会以及它做过的和要做的一切，看来很快都要成为泡影了。因此它以最认真的态度开始工作，以便尽快地完成它的杰作——“帝国宪法”。

但是这里产生了一个难题。执行机关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是一个执行委员会么？不行；英明的议会考虑到：那样就要把德国弄成一个共和国了。是“总统”么？那也要产生同样的结果。这就是说，必须恢复旧日的皇帝之尊了。但是皇帝总是要由一个君主来充任的，究竟谁该做皇帝呢？自然不能是罗伊森-格累茨-什雷茨-罗宾斯坦-艾贝斯道弗的公爵以至巴伐利亚国王这些dii minorum gentium ［注：直译是：小神；转意是：二流人物。——编者注］，这是奥地利和普鲁士都不能容忍的。只有奥地利的或普鲁士的才行。但这二者怎样取舍呢？毫无疑问，如果环境更好的话，如果不是奥地利政府斩断戈尔迪之结［注：古希腊传说，弗里吉亚国王戈尔迪用乱结把轭系在马卓的辕上，牢固不可解，声言能解此结者，得以统治整个亚洲，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拔剑斩开此结。“斩断戈尔迪之结”一语的转意就是以大刀阔斧的方法解决复杂的问题。——译者注］因而使议会解脱了麻烦的话，这个崇高的议会可能直到今天还在开会，还在讨论这个重要的左右为难的问题而得不到结论。

奥地利十分清楚，一旦它把它的一切省份驯伏，而重新以一个强大的欧洲大国出现在欧洲的时候，政治引力定律自然就要使德国其它部分跟着它走，而不需要借助于法兰克福议会授与它的皇冠所带来的威信。奥地利自从扔掉那个毫无实际意义的德皇皇冠以后，它已经更加强盛得多了，行动也更加自由得多了。那个皇冠只是妨碍了它实行独立的政策，而并没有在德国国内国外给它增加一点点力量。如果奥地利不能在意大利和匈牙利保持它的阵地，那么它在德国的权威也会完全丧失，它的势力将化为乌有，它永远也不要再想拿回它还在全盛时期就已失去的皇冠。因此，奥地利立刻宣称它根本反对恢复皇权，而明确地要求恢复联邦议会——即被1815年的各个条约提到和承认的唯一的德国中央政府。它在1849年3月4日颁布的宪法，则明确宣布奥地利是个不可分割的、中央集权的和独立的君主国，它甚至与法兰克福议会所要改组的那个德国也毫不相干。

这种公开宣战使得法兰克福的圣人们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只得把奥地利摈除于德国之外，而把德国的其余部分建成一个东罗马帝国——“小德意志”；把它那相当粗陋的皇袍加在普鲁士国王陛下的肩上。应该提到，这是六至八年前德国南部和中部的一群自由主义空论家们所提倡的那种旧的计划的复活，这些人把上述有失体面的状况视为天赐的良机，因为在这种状况下，他们可以把旧日的幻想重新提出作为拯救祖国的“最新的一着”。

因此，1849年2月和3月间，议会结束了关于帝国宪法以及权利宣言和帝国选举法的讨论，同时不得不在许多地方作了十分矛盾的让步——时而向保守派或者更确切些说向反动派让步，时而又向议会中较进步的派别让步。很明显，从前属于右派和右翼中间派（保守派和反动派）的议会领导权，现在逐步地（虽然是徐缓地）转到议会中的左派或民主派方面来了。议会中奥地利代表的颇为暧昧的立场（虽然这个议会把他们的国家摈除于德国之外，但他们仍然被邀参加开会和进行表决），也促使议会中的均势遭到破坏；因此早在2月底，左翼中间派和左派就常常由于奥地利代表的支持而居于多数地位了，虽然有的时候保守的奥地利代表好像开玩笑似的忽然又投右派的票，使优势又倒向另一边。他们使议会这样忽左忽右，其目的是想让它为人所轻视，但这是完全用不着的，因为人民群众早已认识到法兰克福所做的一切纯粹是空洞无益的东西了。不难了解，在当时这种左右摇摆的情形下拟定的宪法，究竟是怎样一种东西了。

议会中的左派（他们自信是革命德国的精华和骄傲），完全陶醉于依靠一些受奥地利专制制度的唆使并为它服务的奥地利政客的好意（更确切些说是恶意）而取得的一些微小的胜利。每当一种稍稍接近于他们自己的那些毫不明确的原则的主张以一种用顺势疗法冲淡了的形式获得法兰克福议会的某种批准时，这些民主派就宣称他们已经挽救了国家和人民。这些可怜的蠢人，在他们的整个是十分黯淡的一生中，绝少遇到胜利一类的事情，以致他们真正相信以两三票的多数通过了他们那种琐屑的修正案，就会改变整个欧洲的面貌。自他们从事立法事业之初，他们就比议会中任何其它派别更深地感染了议会迷这样一种不治之症，这种症候使它的不幸的患者充满了一种庄严的信念，似乎整个世界，它的历史和它的未来，都要由这个很荣幸地得到他们作为议员的代议机关的多数票来支配和决定；他们深信，他们议院四壁以外发生的所有一切——战争、革命、建筑铁道、整批的新的大陆的殖民地化、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中美洲运河的开凿、俄罗斯的军队以及其它多少可以影响人类命运的事情——同完全取决于目前正受到他们这个可敬的议会的关注的重要问题的解决的那些无可比拟的事件比较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于是，议会中的民主派只是因为他们成功地在“帝国宪法”里偷偷夹带了他们的几种方案，便认为自己有义务首先对它加以支持，虽然这个宪法的每一重要条款都和他们自己所常常宣扬的原则正相矛盾。最后，当这个畸形的作品的主要作者们把这个作品抛弃，把它遗赠给民主派的时候，后者就接受了这份遗产，并且坚持这个君主制的宪法，甚至反对那些在当时主张民主派自己的共和主义原则的人。

但是应该承认，这里的矛盾不过是表面的。帝国宪法的不明确、自相矛盾和不成熟，正是反映了这些民主派先生们的政治思想的不成熟、混乱和自相矛盾。如果说他们自己所说的话和所写的文章——既然他们一般都有能力写作——还不能充分证明这一点，那末他们的行为就是充分的证据。因为对头脑正常的人说来，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而这些德国民主英雄们的行动，是足以充分说明他们自己的，这我们以后就可以看到。不管怎样，帝国宪法及其一切附属物和装饰品是完全被通过了，3月28日，普鲁士国王在二百四十八票弃权和二百位议员缺席的情况下以二百九十票当选为德国（奥地利除外）皇帝。这真是历史的一个绝大的讽刺：在1848年3月18日革命后三天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惊愕的柏林的街道上演出了一出帝王的滑稽剧 [37] （当时的情形如果是在别处发生，他也许会被认为触犯了缅因州的禁酒令），而恰好在一年之后，这个令人厌恶的滑稽剧却被一个虚构的全德代表会议所批准。德国革命的结果就是这样！

1852年7月于伦敦

注释：

[37] 1848年3月21日在力图恢复国王权威的普鲁士资产阶级阁员们的倡议下，在柏林举行了国王出巡的盛典，同时举行了要求德国统一的游行示威。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沿柏林的街道巡视，臂上戴着黑红黄三色臂章——德国统一的象征——并且发表了假爱国主义的演说，把自己装成“德国自由和统一”的捍卫者。——第95页。

十六国民议会和各邦政府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恩格斯 ->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十六国民议会和各邦政府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把普鲁士国王选为德国（奥地利除外）皇帝以后，便派遣一个代表团到柏林去授予他皇冠，然后就宣告休会。4月3日弗里德里希-威廉接见了代表们。他告诉他们说，虽然他接受人民代表投票所赋予他的凌驾于德国其它各邦君主之上的权利，但在他还没有确信其余各邦君主承认他的统治权和承认赋予他这些权利的帝国宪法以前，他是不能接受皇冠的。他接着说，考虑这个宪法是否可以予以批准，这是德国各邦政府要做的事。最后他说，做皇帝也好，不做皇帝也好，他时刻都准备着以武力打击内部或外来的敌人。我们将会看到，他以使国民议会十分吃惊的方式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法兰克福的圣人们经过一番深刻的外交研究之后，终于得出结论说，作这种答复就等于拒绝皇冠。于是他们（在4月12日）作出一项决议：帝国宪法是国家的法律，必须加以遵守。但是，由于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下一步应该怎么走，他们就选举了一个三十人的委员会，要它就如何才能实施这个宪法提出建议。

这个决议就是法兰克福议会和德国各邦政府之间现在已爆发的冲突的信号。

资产阶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立即宣布拥护新的法兰克福宪法。他们不能再等待“终结革命”的时刻了。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由于武力的干涉，革命当时已经终结。上述各阶级本想选择一个较和平的方式来执行这个任务，但他们没有得到机会。事情既然已经做了，只得妥协一下，——这就是他们立即采取的并坚决执行了的决定。在事情进行得比较顺利的较小各邦，资产阶级早已局限于那种最合他们心意的、表面上轰轰烈烈但由于没有实力而毫无成效的议会鼓动。这样一来，德国每一个邦都好像得到了一种新的、据说能使它们今后走上和平立宪发展道路的确定的形式。只有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关于德意志联邦的新的政治组织的问题。人们认为这个唯一的、看来还包含着危机的问题必须立刻加以解决。于是资产阶级就对法兰克福议会施加压力，要它尽快制订宪法；于是大小资产阶级都决心接受并赞助这个宪法（不管它是怎样一种东西），以便立即造成一个稳定的局面。总之，要求制定帝国宪法的运动一开始就是从一种反动的情感中产生的，并且是从那些早已厌倦革命的阶级中产生的。

但事情还有另外一面。未来的德国宪法的首要的基本的原则，在1848年春天和夏天即革命的最初几个月就已经通过了；当时，人民运动还处在高潮时期。那时通过的决议虽然在当时来说是十分反动的，但在经历了奥地利和普鲁士政府的暴虐行为之后，现在看起来它们却是非常有自由主义甚至民主主义精神的了。衡量它们的标准变了。法兰克福议会如果勾消这些它曾经通过的决议，而根据在奥地利和普鲁士政府的刀剑的威逼下制定的那些宪法的模样去仿造一个帝国宪法，那它就等于在道德上自杀。而且，我们已经说过，议会中多数派的地位已经掉换，自由派和民主派的势力不断增大。因此，帝国宪法的特色是：它不仅在表面上完全出自民意，同时，虽然它充满了矛盾，却仍然是全德国最富于自由主义精神的宪法。它的最大缺点在于它只是一纸空文，它的条文没有实力作为后盾。

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民主派即小资产阶级群众抱住帝国宪法不放，也是很自然的事。这一阶级的要求，一向是比自由派的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更进一步的；它曾经表现出比较强硬的态度，常常以武力对抗相要挟，经常慷慨地宣称它为争取自由不惜鲜血和生命；但是许多事实证明，一到危急关头它就不见了，而在遭到彻底失败的第二天，他却觉得再舒服也没有了，这时虽然一切都失掉了，但他至少可以自慰的是：无论如何事情总算已经做了。所以，当大银行家、大工厂主和大商人对法兰克福宪法的拥护比较慎重，只愿意简单地对它表示赞成的时候，紧挨在他们下面的阶级——我们的勇敢的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却堂而皇之地出面，像往常一样地宣称，他们宁愿流尽最后一滴血，也不让帝国宪法遭到破灭。

得到这两派——君主立宪派资产阶级和多少带有民主主义倾向的小资产阶级——支持的、要求立即实施帝国宪法的运动进展很快，它在几个邦的议会中得到了最有力的表现。普鲁士、汉诺威、萨克森、巴登和维尔腾堡的议院都宣称赞成这个宪法。各邦政府和法兰克福议会之间的斗争尖锐化了。

可是，各邦政府迅速行动起来了。普鲁士的两院被解散了，这是违宪的，因为它们还要审查和批准普鲁士宪法；政府故意在柏林激起了骚动；过了一天，即4月28日，普鲁士内阁发布了一个通告，声称帝国宪法是一种极端无政府主义的革命的文件，德国各邦政府必须重新予以审查和加以清洗。普鲁士就这样不客气地否认了法兰克福的圣人们常常夸耀而从未真正实现过的自主的制宪权。于是召集了一个各邦君主的大会 [38] （它是旧联邦议会的复活）来讨论已被宣布为法律的宪法。同时，普鲁士把军队集中于离法兰克福只有三天路程的克罗茨纳赫，并且建议各小邦效法它的榜样，在各该邦的议院赞助法兰克福议会时立即予以解散。汉诺威和萨克森马上照着普鲁士的榜样做了。

显然，斗争的结局只有靠武力来决定了。各邦政府的敌对态度和人民中的骚动，一天比一天更加明显。具有民主情绪的市民到处力图影响军队，在南德并且取得了很大成绩。到处举行群众大会，会上通过决议准备在必要时以武力支持帝国宪法和国民议会。科伦为此召开了一个莱茵普鲁士各市议会代表的会议。在普法尔茨、在贝尔格区、在富尔达、在纽伦堡、在奥顿瓦尔德，农民成群地集会，情绪十分激昂。这时，法国的制宪议会被解散了，各地都在激烈的骚动中准备新的选举；而在德国的东部边境，匈牙利人通过连续不断的光辉的胜利在不到一个月的期间把奥地利的侵略浪潮从蒂萨河压回到莱达河，每天都有进占维也纳的可能。总之，人民的想象到处都达到了最高点，而各邦政府的挑衅政策也一天天更加露骨，暴力冲突是必不可免了，只有怯懦的低能儿才会相信斗争可以和平解决。但正是这种怯懦和低能在法兰克福议会里得到了最广泛的表现。

1852年7月于伦敦

注释：

[38] 1849年5月17日在柏林召开了有普鲁士、萨克森、汉诺威、巴伐利亚和维尔腾堡参加的代表会议，会议的目的是修改由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拟定的所谓帝国宪法。1849年5月26日代表会议结束时，普鲁士、萨克森和汉诺威的国王缔结了协定（“三个国王的联合”），到1849年8月共有二十九个德意志邦加入了这个协定。按照协定，帝国宪法被修改得符合于君主制的利益，规定帝国的摄政由普鲁士国王充任，并规定议会由两院组成。“联合”是一种使普鲁士君主制在德国取得霸权的尝试。但是，在奥地利和俄国的压力下，普鲁士不得不退却，并且在1850年11月退出了“联合”。——第98页。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