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家族
马恩全集第二卷――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 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序言 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1]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著。1844年9月―1846年2月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1844年9月―11月 1845年在美茵河畔法兰克福以单行本出版。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卡尔・马克思合著 按1845年版原文刊印 原文是德文 *“神圣家族”一书的书名，本来是意大利著名画家安得列阿・曼泰尼雅（Andrea Mantegna，1431―1506）一幅名画的题目，画中的人物是圣母马利亚抱着圣婴耶稣，旁边有马利亚的丈夫圣约瑟，有圣伊莱沙伯、圣约翰、圣亚拿以及一些天使和神甫。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借用这个题名来讽喻以布鲁诺・鲍威尔为首的一伙的。他们把布・鲍威尔比作天父的独生子耶稣，把其它几个伙伴比作他的门徒。这些人妄自尊大，自以为超乎群众之上，以为他们的话就是天经地义，不容争辩，正像耶稣在人们中传道一样。这幅画的名称本来应该译为“圣家族”或“圣家”，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本着作过去一向译为“神圣家族”，已经通用，所以，我们也就沿用了这个译名。――译者注 序言 在德国，对 真正的人道主义 说来，没有比 唯灵论即思辨唯心主义 更危险的敌人了。它用“ 自我意识 ”即“ 精神 ”代替 现实的个体的人 ，并且同福音传播者一道教诲说：“精神创造众生，肉体则软弱无能。”显而易见，这种超脱肉体的精神只是在自己的想象中才具有精神力量。 鲍威尔 的批判中为我们所驳斥的东西，正是 以漫画的形式 再现出来的 思辨 。我们认为这种思辨是 基督教德意志 原则的最完备的表现，这种原则的最终目的就是要通过变“ 批判 ”本身为某种超经验的力量的办法使自己得以确立。 我们的叙述主要是针对 布鲁诺・鲍威尔 的“文学总汇报”[2]（我们手边有该杂志的前八期），因为在该报中鲍威尔的批判以及 整个德国思辨 的全部谰言达到了顶点。批判的批判（即“文学报”的批判）愈是用哲学把现实歪曲得令人捧腹，那就对我们愈有教益。法赫尔和施里加二人便是例子。对“文学报”所暴露的材料加以考察，就能帮助广大读者识破思辨哲学的幻想。这也就是我们写作本书的目的。 我们的叙述方法自然要取决于 对象本身的性质 。批判的批判在各方面都低于德国的理论发展水平。因此，假如我们 在这里 没有进而对这一发展本身 加以探讨 ，那是由于我们所研究的对象的本质所致。 同时，批判的批判使我们不得不用现在所达到的成果本身来同它做一个简单的对比。 因此，我们先写下这篇论战性的序言，再各自分头在自己的著作里叙述自己的肯定的观点，以及对现代哲学和社会学的肯定的见解。 恩格斯、马克思 1844年9月于巴黎 注释： [1]"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威尔及其伙伴"一书是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写的第一部著作。该书写于1844年9月至11月间，并于1845年2月在美茵河畔法兰克・福问世。 "神圣家族"是对鲍威尔兄弟及其鸠集在"文学总汇报"周围的追随者们的一种诙谐的称呼。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本书中驳斥了鲍威尔及其它青年黑格尔派（或黑格尔左派），同时也批判了黑格尔本人的唯心主义哲学。 早在1842年夏季柏林成立所谓"自由人"小组时，马克思就已同青年黑格尔派发生了严重的分歧。1842年10月马克思担任"莱茵报"编辑，当时参加报纸工作的还有一些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反对在报上发表脱离实际生活和沉醉于抽象的哲学争论的"自由人"小组所撰写的又空泛又浮夸的文章。马克思和"自由人"决裂后的两年当中，马克思、恩格斯同青年黑格尔派之间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分歧达到了极其深刻而又不可调和的程度。这不仅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从唯心主义转变到了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变到了共产主义，而且还说明鲍威尔兄弟及其同道们当时已经蜕化。鲍威尔及其小集团在"文学总汇报"上背弃了"1842年的激进主义"以及明显表现出这种激进主义的"莱茵报"；他们堕落到陈腐的、庸俗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地步，鼓吹一种"理论"：认为只有杰出的人物，即"精神"的、"纯粹的批判"的体现者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而群众、人民似乎只是毫无生气的东西，是历史发展的障碍。 为了揭露这种有害的反动的思想，捍卫自己的新的唯物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首次合写这一部著作。 在恩格斯逗留巴黎的十天中，他们就已拟定了全书的大纲，分好了章节，并合写了"序言"。该书书名最初是叫"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恩格斯在离开巴黎之前就写完了他所分担的几个章节。马克思负担了全书的绝大部分，直到1844年11月底他才写完，同时，为了写作分担的几个章节他利用了自己在1844年春夏所写的一部分经济哲学手稿，以及对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的心得和其它许多笔记、摘要，于是大大超过了本书预定的篇幅。在本书排印过程中，马克思在标题上又加了"神圣家族"这几个字。本书的目录标明了哪些章节是马克思写的，哪些章节是恩格斯写的（见本卷目录Ⅰ-Ⅳ页）。本书开本小，篇幅已超过20印张，因此，根据德意志某些邦当时的规章，它没有遭到书报检查机关的预查。--第3-4页。 [2]"文学总汇报"（《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是青年黑格尔派布・鲍威尔主编的德文月刊，于1843年12月-1844年10月在沙洛顿堡发行。--第7页。
马恩全集第二卷――第一章 以订书匠的姿态出现的批判的批判或赖哈特先生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恩格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 第一章 以订书匠的姿态出现的批判的批判或赖哈特先生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恩格斯） 批判的批判虽然认为自己是多么地超出群众，但它仍然万分怜悯群众。所以批判爱群众，甚至将它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得批判的永生。批判本身变成了群众，置身于我们中间，于是我们也看到了它的伟大――像天父的独生子一样的伟大。这就是说，批判变成了社会主义的批判，并且谈起“关于赤贫化的论文”[3]来了。它丝毫不觉得将自己比做上帝有什么亵渎的地方：它已经下凡，变成了订书匠，并且竟然降低自己的身分去胡言乱语，用外国话批判地胡言乱语。它纯洁得犹如蓝天，犹如处女，一看到罪孽深重的害麻疯病的群众就吓得心惊肉跳，但它还是克制住自己，研究了“波特兹” ［注：为赖哈特所歪曲的查理・狄更斯的笔名“波兹”的拼法。――编者注］ 的著作和“关于赤贫化的一切原著”，而且“多年来一直密切注视着时代的弊病”。它不愿意为博学的专家们写作，而要为广大的读者写作，并且要清除一切古怪的语句、所有的“天书词句和所有的行话”――它是要从别人的著作里清除所有这一切，因为假如希望批判本身服从“这种行政的规定”，那这要求未免太过分了。但是就在这一点上它还是做了一些的。它极其轻巧地摈弃了这些字的内容，虽然并没有摈弃这些字本身。这样，谁还敢指责它搬用“一大堆不可理解的外国字”呢？即使它已经用它的一贯的表现宣告这些字对它自己来说也是不可理解的。 下面就是这种一贯表现的若干例子： “因此，贫困制度 ［注：原文是Institutionen des Bettlertums。――译者注］ 是他们恐惧的对象。” “人类思想 ［注：原文是Menschengedankens。――译者注］ 的每个活动在其中都成为洛特-加龙省太太的形象 ［注：原文是zum Abbild von Lots Weib wird。――译者注］ 的责任感学说。” “在这个真正充满信心的艺术建筑 ［注：原文是gesinnungsreichen Kunstgeb?udes。――译者注］ 的拱顶石上。” “这就是施泰因这位伟大的国家要人早在引退之前就交给了政府和它的一切著作 ［注：原文是und allen ihren Abhandlungen。――译者注］ 的政治遗嘱的主要内容。” “当时这一民族对如此广泛的自由还没有任何测定 ［注：原文是noch keine Dimensionen。――译者注］ 。” “在他的政论文章的结尾几行中确有把握地谈判道 ［注：原文是parlamentiert。――译者注］ ：所缺乏的只是信任。” “对最高国家的、不愧为真正男子汉的、超绝于成规和怯懦的、在历史中受到教育的和用他国的公众政治生活的活生生的直观培养起来的理智。” “全民福利的教育。” “在当局的监督下，自由长眠在各族人民的普鲁士使命的胸堂里 ［注：原文是in der Brust des preuβischen V?lkerberufs。――译者注］ 。” “人民机体的 ［注：原文是Volksorganische。――译者注］ 政论文章。” “对人民，甚至勃律盖曼先生也要把他的成年洗礼证书 ［注：原文是Taufzeugnisseiner Mündigkeit。――译者注］ 交给他们。” “和专门研究人民特殊使命的著作中所陈述的其它规定性 ［注：原文是Bestimmtheiten。――译者注］ 所发生的矛盾是相当尖锐的。” “丑恶的贪婪心会很快打破一切民族意志的幻想 ［注：原文是Schim?ren des Nationalwillens。――译者注］ 。” “渴望暴富等等的心情就是那种始终贯串在复辟时期中的精神，这种精神带着相当数量的漠不关心归附于 ［注：原文是einer ziemlichen Quantit?t Indifferens…anschloβ。――译者注］ 新的时代。” “农业的普鲁士民族 ［注：原文是landmannschaftlichen preuβischen Nationalit?t。――译者注］ 对政治意义所固有的糊涂观念是基于对伟大历史的回忆 ［注：原文是ruht auf dem Ged?chtnis einer groβen Geschichte。――译者注］ 。” “反感消失了并转入了十分兴奋的状态。” “在这种惊人的转变中，每个人都还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远景中的特殊愿望 ［注：原文是stellte…Wunsch in Aussicht。――译者注］ 。” “使用涂了圣油的所罗门语言的教义问答，它的话语像鸽子一样，噗喳！噗喳！慢慢地飞上感染力和雷鸣般的外貌 ［注：原文是donner?hnlicher Aspekten。――译者注］ 的境界。” “三十五年的忽视的整个艺术涉猎 ［注：原文是Dilettantismus einerfünfunddreiβigj?hrigen Vernachl?ssigung。――译者注］ 。” “假如宾达对1808年的城市章程的看法没有关于城市章程的本质和实施的概念的穆斯林倾向的 ［注：原文是moslemitischen Begriffs－Affektion。――译者注］ 缺点，那末就能够用我们的代表所特有的那种心平气和的精神去接受以前的一个城市统治者加于市民头上的过分刺耳的怒喝 ［注：原文是grelle Verdonnern。――译者注］ 。” 处处和赖哈特先生的文风上的勇敢相吻合的，是思路本身的勇敢。他的思路是这样的： “勃律盖曼先生……1843年……国家学说……每个正直的人……我们的社会主义者的伟大的谦逊……自然的奇迹……应该向德国提出的要求……超自然的奇迹……亚伯拉罕 ［注：亚伯拉罕原名是亚伯兰，参看旧约全书创世记第17章。――译者注］ ……费拉得尔菲亚……甘露……面包师……但是因为我们谈到奇迹，所以拿破仑就会拿来……”等等。 看完上面这些例子，我们就不会再觉得奇怪，为什么批判的批判还要向我们“解释”它自认为是“通俗化的表现方法”的那种说法。因为它“用能够透视混乱的有机力量来武装自己的双眼”。而在这里应当提醒一句，这样一来，甚至“通俗化的表现方法”对批判的批判说来也不能是不可理解的了。它懂得，假如踏上文学家道路的主体没有足够的力量把这条路弄直，那这条路就必然还是弯曲的；所以它也就很自然地把“数学演算”强加在作家的头上了。 不言而喻，批判的批判之所以变成群众，并不是为了本身要成为群众，而是为了使群众摆脱自己的群众的群众性，也就是说，要把群众的通俗化的表现方法提升为批判的批判所使用的批判的语言。历史证实一切不言而喻的事情，同样也证实了这一点。如果批判掌握通俗化的群众语言，并把这种粗野的俚语改造成批判的批判的辩证法所具有的莫测高深的词句，那末这正说明批判把自己的身分降低到了极点。 注释： [3]指卡・赖哈特在“文学总汇报”第1、2两期（1843年12月和1844年1月）上发表的文章“关于赤贫化的论文”。――第9页。
马恩全集第二卷――第二章 体现为《MüHLEIGNER》[4]的批判的批判或茹尔・法赫尔先生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恩格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 恩格斯 第二章 体现为《MüHLEIGNER》[4]的批判的批判 或茹尔・法赫尔先生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 批判在前面不顾自己的身分用外国话胡言乱语，从而给自我意识大效其劳，同时用这种行动把世界从贫困中解救了出来；现在，它又打算不顾自己的身分在实践和历史中胡言乱语了。它通晓“英国的迫切问题”并给我们提供了真正批判的英国工业史概要[5]。 自满自足、自圆其说和自成一家的批判当然不会承认历史的真实的发展，因为这无异于承认卑贱的群众的全部群众的群众性，而事实上这里所涉及的正是要使群众摆脱这种群众性。因此历史将从它的群众性中解脱出来，而自由地处理自己的对象的批判又向历史吆喝道：“你知道吗，你应当如此这般地产生！”批判的一切法律都有溯及既往的力量，在批判的判决以前，历史完全不是遵照批判的判决产生的。因此，群众的，即所谓真正的历史是和“文学报”第7期第4页上开始发表的批判的历史大不相同的。 在群众的历史中，工厂出现以前是没有任何工厂城市的，可是在儿子生父亲（像在黑格尔那里一样）的批判的历史中，曼彻斯特、波尔顿和普累斯顿在谁都还没有想到工厂以前就已经是繁荣的工厂城市了。在真正的历史中，棉纺织业的发展主要是从哈格里沃斯的珍妮纺纱机和阿克莱的纺纱机（水力纺纱机）运用到生产上以后才开始的，而克伦普顿的骡机只不过是运用了阿克莱发明的新原理来改进珍妮纺纱机而成的。但是批判的历史善于辨别：它轻蔑地否认了珍妮纺纱机和水力纺纱机的片面性，并把骡机誉为这两个极端的思辨的同一。实际上，随着水力纺纱机和骡机的发明，立即有了在这些机器上运用水力的可能，但是批判的批判却把那些被历史的粗笨的手撮合在一起的原则互相分割开来，并把水力的这种运用当做一种完全特殊的东西归于较晚的时代。实际上，蒸汽机的发明早于上述的一切发明，而在批判中，蒸汽机被当成整个建筑物的顶点，因而在时间上是最晚的。 实际上，利物浦和曼彻斯特之间的现代意义上的商务联系是英国商品出口的结果，在批判中，商务联系却成了这种出口的原因，而商务联系和出口这二者则是这两个城市成为近邻的结果。实际上，从曼彻斯特运往大陆的所有的商品几乎都经过赫尔，在批判中却认为是经过利物浦。 实际上，英国的工厂里存在着所有的工资等级，从1+（1/2）先令到40先令，甚至更多一些，在批判中却只有一种工资――11先令。实际上，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而在批判中却是机器代替了思维。实际上，工人为了提高工资而实行的联合在英国是允许的，在批判中，这种联合却是被禁止的，因为群众在做任何事情之前都必须请求批判的允许。实际上，工厂劳动是极端折磨人的，并且引起各种特殊的疾病（甚至有专门研究这些疾病的医学著作），在批判中却说“过分的紧张不会妨碍劳动，因为出力的是机器”。实际上，机器就是机器，在批判中，机器却有意志：机器不休息，工人也不能休息，所以工人是受外来意志支配的。 但是这些还算不了什么。批判不满意英国的群众的政党；它创造了新的政党，创造了“工厂党”，为此，历史应对它表示感谢。可是它把厂主和工厂工人混为群众的一团，――这点区区小事又何足为怪呢！――并且武断地说，工厂工人不给反谷物法同盟[6]捐献基金，并不像愚蠢的厂主所说的那样是出于恶意或是由于对宪章主义的拥护，而只是由于贫穷。批判接着武断地说，一旦英国的谷物法被废除，农业短工就一定会同意降低工资，但是，我们敢于冒昧地指出，这个一贫如洗的阶级再也不会同意减少一文钱，否则他们就会饿死。虽然愚蠢的非批判的英国法律注意到不使工作超过十二小时，批判却武断地说，英国工厂里一天工作十六小时。虽然非批判的群众的美国人、德国人和比利时人通过竞争渐渐地一个又一个地夺去了英国人的市场，批判却武断地说，英国仍旧应当成为全世界的大作坊。最后，批判武断地说，财产的集中及其对劳动阶级所造成的后果，在英国无论是有产阶级或是无产阶级都没有看出来，可是愚蠢的宪章派就认为他们对财产集中的现象了解得非常透澈，社会主义者也认为他们早已详尽地描述了这种后果，而且连托利党人和辉格党人（如卡莱尔、艾利生和盖斯克尔）都可以用自己的著作来证明他们是了解这种现象的。 批判武断地说，艾释黎勋爵的十小时法案[7]是肤浅的中庸的措施，而艾释黎勋爵本人则是“立宪活动的忠实的反映”，可是到现在为止，厂主、宪章派、土地占有者（一句话，整个群众的英国）都把这种措施看成彻底激进的原则的一种表现（诚然是极微弱的表现），因为这种措施会破坏对外贸易的根基，并且会随之而破坏工厂制度的根基，――更确切些说，不仅会破坏，而且会挖它的老根。这一点批判的批判比谁都了解。批判知道，十小时工作日的问题是在下院的一个什么“委员会”上讨论过，而非批判的报纸还竭力要使我们相信这一“委员会”就是下院本身，即“全院委员会”，但是批判却非取消英国宪法的这种荒诞性不可。 批判的批判自己制造出自己的对立物即群众的愚蠢，同时也制造出詹姆斯・格莱安爵士的愚蠢，它用批判地解释英语的方法把非批判的内务大臣从来没有说过的话归之于这位大臣，而它之所以这样做只是为了借格莱安的愚蠢来更加鲜明地衬托出自己的聪明。批判宣称，格莱安曾说过不管工厂的机器每天工作十小时或十二小时，工厂的机器大约可用十二年，所以十小时法案使资本家不可能通过机器的工作在十二年里再生产出投入这些机器的资本。批判接着就证明它替格莱安爵士捏造出来的结论是错误的，因为机器每天少工作1/6的时间，它的使用年限自然会延长。 尽管批判的批判对它自己的错误结论的这种指斥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应当为詹姆斯・格莱安爵士主持公道，实际上他是这样讲的：实行了十小时法案，机器就必然会按工作时间缩短的比例加快速度（批判本身在第8期第32页上也引证过这段话），在这样的情况下机器的磨损时间仍然正好是十二年。这一点是不能不承认的，更何况这种承认只是对“批判”的赞扬和歌颂，因为正是批判本身不仅做出了错误的结论，并且接着又把它驳倒。批判对待约翰・罗素勋爵却非常宽宏大量，它硬说这位勋爵有改变国家制度的形式和选举制度的意图。由此我们必须做出结论：不是批判生来就特别醉心于制造蠢事，就是约翰・罗素勋爵在最近一周变成了批判的批判家。 批判发现：虽然有迹象表明“英国工人也注意工作时间的立法限制”，但是他们对这一问题只表现了“部分的关心”，而实际上工人为了要求实行十小时法案，在四、五月间曾一次又一次地举行集会，一次又一次地请愿，工厂区的每一个角落都笼罩着一种两年来从来没有过的激愤；批判还作出了一个伟大的、卓越的、前所未闻的发现：“乍看起来，废除谷物法会给工人带来更多的直接的好处，所以在工人的大部分愿望得到满足从而实际证明废除谷物法对工人毫无好处以前，工人一直都会把这些愿望寄托在废除谷物法上面”，而实际上，工人在一切公众的集会中坚决地把主张废除谷物法的人从讲坛上轰走，使反谷物法同盟不敢在英国的任何一个工厂城市举行公众的集会，他们把反谷物法同盟看做唯一的敌人，他们在讨论十小时工作日时，像在讨论类似的问题时几乎经常有的现象一样得到托利党人的支持。批判正是在作出这些发现的时候，它在制造蠢事方面才真正变得伟大起来。批判发现：“工人仍被宪章运动的广泛的允诺所迷住”，而实际上宪章运动正是工人的舆论的政治表现；批判在自己的绝对精神的深处看出“两个集团即政治集团与土地和工厂所有者集团已经互不融合和互不掩护”，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听到过，土地和工厂所有者集团这两个私有者阶级虽然人数不多，政治权利也完全一样（少数贵族除外），却具有这样广泛的性质，我们还没有听到过，实际上作为政党的最彻底的表现和顶点的这一集团又是和政党集团绝对同一的。批判能有这些发现真是妙不可言。批判硬说主张废除谷物法的人不知道下面这个事实：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谷物价格降低，工资也必然会降低，结果一切都仍旧和过去一样，而事实上这些先生们是指望借助工资的这种显著降低和由此而来的生产费用的减少来相应地扩大市场，可是这样一来就减少了工人之间的竞争，因而工资和谷物的价格比较起来多少总比现在要高一些。批判硬这样说算是妙极了。 在艺术家式的陶醉中任意创造自己的对立物――胡言乱语――的批判，也就是两年前叫喊“批判讲德语，神学讲拉丁语”[8]的那个批判，现在它又学会了英语，把土地占有者叫做《Landeig－ner》（landowners），把厂主叫做《Mühleigner》（mill－owners；英语中的《mill》指的是一切用蒸气或水力发动机器的工厂），把工人叫做“手”（hands），用“干扰”（interference）来代替“干涉”，并且基于对渗透了罪恶的群众性的英语的无比同情，竟然降低自己的身分来改造英语和废除学究式的规则，按照这一规则，英国人总是把勋爵士和从男爵的称号“爵士”冠在名的前面，而不冠在姓的前面。群众说“爵士詹姆斯・格莱安”；而批判却说“爵士格莱安”。 批判着手改造英国的历史和英国的语言是从原则出发，而不是轻率从事，关于这一点，读者现在可以从它对待瑙威尔克先生的历史时所具有的那种彻底性中得到证明。 注释： [4]《Mühleigner》（直译是“磨坊主”），德语里没有这个字，它是由英语的mill―owner（工厂所有者、厂主）译过来的。恩格斯在这里嘲笑“文学总汇报”的撰稿人茹・法赫尔在自己的文章里使用了他按英国字的形式生造的字。――第13页。 [5]恩格斯指的是茹・法赫尔在“文学总汇报”第7、8两期（1844年6月和7月）上发表的“英国的迫切问题”一文。――第13页。 [6]反谷物法同盟是曼彻斯特的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的。旨在限制甚至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的所谓谷物法，是为英国大地主的利益实行的。同盟要求贸易完全自由，废除谷物法，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工人工资，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同盟在反对地主的斗争中曾经企图利用工人群众，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英国的先进工人展开了独立的、有着自己政治见解的工人运动（宪章运动）。 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在谷物法问题上的斗争，由于1846年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的通过而告结束。――第15页。 [7]在英国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立法限制的斗争早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3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这一斗争席卷了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由于土地贵族的代表力求在反对工业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利用这一深得人心的口号，他们在议会里维护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从1833年起，在议会里拥护这一法案的首要人物是“托利党人慈善家”艾释黎勋爵。――第15页。 [8]这是布・鲍威尔的话，引自他的“自由的正义事业和我自己的事业”一书，1842年苏黎世和温特图尔版（《Die gute Sache der Freiheit und meine eigene Angelegenheit》．Zürich und Winterthur，1842）。――第18页。
马恩全集第二卷――第三章 “批判的批判的彻底性”或荣（荣格尼茨？）先生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恩格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 恩格斯 第三章 “批判的批判的彻底性”或 荣（荣格尼茨？）先生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9] 瑙威尔克先生和柏林大学哲学系的无比重要的争论，批判不能置若罔闻。它本来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并且必然会把瑙威尔克先生的命运拿来当做背景，以便把波恩的撤职事件[10]衬托得更能引人注意。因为批判已经惯于把波恩的这段历史看做当代的突出事件，甚至写成了“批判的解职的哲学”，所以可以预料，它一定会以同样的方式把柏林的“冲突”构成详细的哲学大纲。它a priori〔先验地〕证明：这一切都必然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地发生。就是说，它表明： （1）为什么哲学系一定要和国家哲学家发生“冲突”，而不和逻辑学家或形而上学者发生“冲突”； （2）为什么这次冲突不可能像批判和神学在波恩的争斗那样激烈和彻底； （3）为什么这次冲突实际上是一件蠢事，既然批判在波恩的冲突中已经穷尽了一切可能的原则和一切可能的内容，而且从那时起，世界史只好变成批判的抄袭者了； （4）为什么哲学系把对瑙威尔克先生的著作的攻击看成对自己的攻击； （5）为什么瑙威尔克先生除了自动离职就别无出路； （6）为什么哲学系不想背弃自己就一定得维护瑙威尔克先生； （7）为什么“哲学系内部的纷争必然要表现在”哲学系同时认为瑙威尔克和政府都对又都不对这一点上； （8）为什么哲学系在瑙威尔克的著作中找不出他被撤职的根据； （9）什么东西使得整个判断都不明确； （10）为什么“作为科学机关（！）的”哲学系“认为自己（！）有权利（！）观察事件的根源”；最后， （11）为什么哲学系仍然不愿意用瑙威尔克先生那样的方式从事写作。 批判用四页的篇幅以罕有的彻底性分析了这些重要问题，同时它运用黑格尔的逻辑来证明：为什么这一切正是这样发生，为什么无论什么神都无法反对这一点。批判在另一个地方说，还没有一个历史时代已经被认识；由于谦逊，它不便说它至少已经充分认识了即使本身并不就是时代但是在它看来终归还是构成了时代的它自己的冲突和瑙威尔克的冲突。 “扬弃了”自己的彻底性“因素”的批判的批判又变成了“认识的宁静”。 注释： [9]这里指的是“瑙威尔克先生和哲学系”一文，这篇文章载于“文学总汇报”第6期（1844年5月），署名《Ｊ．》，是荣格尼茨（Jungnitz）这个姓的第一个字母。――第19页。 [10]指免除布・鲍威尔的职务。因为他发表了批判圣经的著作，普鲁士政府于1841年10月暂时剥夺、而在1842年3月永久剥夺了他在波恩大学讲学的权利。――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