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家族
批判的蒲鲁东把格拉古・巴贝夫变成了争取自由的战士，而在群众的蒲鲁东那里，巴贝夫是作为争取平等的战士（partisan de l’égalité）出现的。 批判的蒲鲁东自告奋勇地给荷马的“伊利亚特”一诗规定了应付的稿酬，他说： “我付给荷马的稿酬应当和他所给予我的东西相等。 可是怎样确定荷马所给予我们的东西的价值呢？” 批判的蒲鲁东的确是过于鄙视政治经济学上的琐事了，所以他不知道物品的价值和该物品所给予别人的东西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物。 真正的蒲鲁东说： “诗人的稿酬应当和他的产品相等；可是这种产品的价值究竟是怎样的呢？” 真正的蒲鲁东认定“伊利亚特”具有无限大的价格（或交换价值，prix）；批判的蒲鲁东则断定它有无限大的价值。 真正的蒲鲁东把“伊利亚特”的价值，即它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下的价值（valeur intrinsèque），同它的交换价值（valeur échangeable）加以对比；而批判的蒲鲁东则把“伊利亚特”的“内在价值”，即它作为一首史诗的价值，同它的“为交换的价值”加以对比。 真正的蒲鲁东说： “物质报酬和才能没有共同的量度。 在这方面一切生产者的状况都是相同的。 因此，对他们做任何的比较和在按能力给报酬上做任何的分等都是不可能的。”（《Entre une récompense matérielle et le talent il n’existe pas de commune mesure；sous ce rapport la condition de tous les producteurs est égale；conséquemment toute compar―aison entre eux et toute distinction de fortunes est impossible．》） 批判的蒲鲁东则说： “生产者的状况之相同是相对的。 才能不能用物质来衡量……对生产者进行任何的比较和任何的外部划分都是不可能的。” 在批判的蒲鲁东那里， “从事科学工作的人应该感觉到自己在社会中是同其它一切人平等的，因为他的才能和他的洞察力都只是社会的洞察力的产物。” 真正的蒲鲁东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谈到有才能的人的感觉。 他说，有才能的人应该降到社会的水平。 他决没有断言有才能的人只是社会的产物。 相反地，他说： “有才能的人使自己锻炼成一个有用之材……在他身上隐藏着自由的劳动者和积累起来的社会资本。” 批判的蒲鲁东继续说道： “此外，他应当感谢社会使他摆脱了其它各种工作，使他有可能致力于科学。” 真正的蒲鲁东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祈求有才能的人的感谢。 他说： “社会让艺术家、学者、诗人专心致志于科学和艺术，仅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就已经获得了公平的报酬。” 最后，批判的蒲鲁东创造了一个真正的奇迹：他硬要社会在150个劳动者当中保有一个“元帅”，因而也就要保有一支军队。 在真正的蒲鲁东那里，这个“元帅”却大不了是一个“铁匠”（maréchal）罢了。 批判性的评注4 “如果他（蒲鲁东） ［注：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 ――译者注］ 想保留工资的概念，如果他想把社会看做一个给我们工作并支付我们工作报酬的组织，那末，他就更没有理由把时间当做报酬的量度，因为他不久前曾跟着胡果・格劳修斯提出了这样一种思想：在事物的重要性方面，时间是无关紧要的。” 唯有在这个地方批判的批判才企图解决自己的任务并企图向蒲鲁东证明：他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出发来反对政治经济学是不对的。 但也正是在这里，批判真正以批判的形式大出其丑。 跟胡果・格劳修斯一样，蒲鲁东也发挥了这样的思想：时效不能作为变占有为财产、变一种“法律原则”为另一种“法律原则”的根据，这就像时间不能把三角形三内角之和等于二直角这样一个真理变为另一个真理，即三角形三内角之和等于三直角一样。 蒲鲁东大声疾呼地说：“你们决不可能使那本身什么都不能创造、什么都不能改变、什么都不能革新的时间把使用某物品的人变为该物品的所有者。” 于是埃德加尔先生就推而言之：因为蒲鲁东说，单是时间不能把一种法律原则变为另一种法律原则，而且时间本身又根本不能改变或革新任何东西，所以他把劳动时间当做劳动产品的政治经济学上的价值的量度，就表明他不是始终如一的。 埃德加尔先生之得以想出这个批判的批判的见解，是由于他把《valeur》〔“价值”〕译作《Geltung》〔“重要性”〕，因而有可能把这个词以同一种含义到处乱用，在谈到法律原则的意义时这样用，在谈到劳动产品的商业价值时也这样用。 他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由于他把时间的空洞的延续和充实的劳动时间看成同样的东西。 假使蒲鲁东说时间不能把苍蝇变为大象，那末批判的批判也同样可以推而言之：既然如此，他就没有理由把劳动时间当做工资的量度。 生产某个物品所必须花费的劳动时间属于这个物品的生产费用，某个物品的生产费用也就是它值多少，即它能卖多少钱（如果撇开竞争的影响），这一点甚至连批判的批判也不会不了解。 除劳动时间和劳动材料外，经济学家还把土地所有者的地租以及资本家的利息和利润也算入生产费用。 在蒲鲁东那里，地租、利息和利润都消失了，因为在他那里私有财产消失了。 于是剩下的只有劳动时间和预支费用。 蒲鲁东既把劳动时间，即人类活动本身的直接定在，当做工资和规定产品价值的量度，因而就使人成了决定性的因素；而在旧政治经济学中决定性的因素则是资本和地产的物质力量，这就是说，蒲鲁东恢复了人的权利，虽然还是以政治经济学的、因而也是矛盾的形式来恢复的。 他从政治经济学观点出发的这种做法正确到何种程度，可以从下述事实看出来：新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原富”[20]的头几页中发挥了这样的见解：在私有制确立以前，也就是在不存在私有财产的条件下，劳动时间曾经是工资以及与工资尚无区别的劳动产品的价值的量度。 然而就算批判的批判暂时假定蒲鲁东没有从工资的前提出发吧。 难道它认为生产某件物品的必要时间将来总有一天会不成为这件物品的“重要性”的本质因素吗？ 难道它认为时间在丧失着自己的价值吗？ 在直接的物质生产领域中，某物品是否应当生产的问题即物品的价值问题的解决，本质上取决于生产该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因为社会是否有时间来实现真正人类的发展，就是以这种时间的多寡为转移的。 甚至精神生产的领域也是如此。 如果想合理地行动，难道在确定精神作品的规模、结构和布局时就不需要考虑生产该作品所必需的时间吗？ 否则，我至少会冒这样的危险：我思想中存在的事物永远不会变为现实中的事物，因而它也就只能具有想象中的事物的价值，也就是只有想象的价值。 以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对政治经济学所进行的批判，承认人类活动的一切本质规定，但只是在异化、外化的形式中来承认。 例如，在这里它们时间对人的劳动的意义变为时间对工资、对雇佣劳动的意义。 埃德加尔先生继续写道： “为了强迫有才能的人接受上述的量度，蒲鲁东竟滥用自由交易这个概念，并断言社会和社会的个别成员本来就有否弃有才能的人的作品的权利。” 在傅立叶主义者和圣西门主义者那里，两只脚继续站在政治经济学基础上的有才能的人，提出了对稿酬的过高要求，并把他关于自己是无价之宝的幻想提出来作为确定其作品的交换价值的标准。 蒲鲁东对有才能的人的这些奢望所做的回答，跟政治经济学对任何企图使价格大大超过所谓自然价格（即物品的生产费用）的野心所做的回答一样，这就是说，他指出自由交易来作为回答。 同时，蒲鲁东并没有在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滥用这种关系，相反地，他把被经济学家看做只是有名无实虚无缥缈的东西，即立约双方的自由，肯定为现实的东西。 赋予特征的翻译4 批判的蒲鲁东彻底改造了法国的资产阶级，也同样彻底改造了法国的无产者，从而终于改造了法国社会。 他否认法国的无产者有“力量”，而真正的蒲鲁东却是责备法国无产者没有德行（vertu）。 他把他们在工作中的熟练变成了靠不住的熟练――“你们在工作中可能是敏捷的”，――而真正的蒲鲁东却无条件地承认他们在工作中的敏捷（《prompts au travail vous êtes》etc．〔“你们在工作中是敏捷的”等等〕）。 他把法国的资产者变成了愚蠢的市民，而真正的蒲鲁东则是把卑下的资产者（bourgeois ignobles）跟声名狼藉的“高贵的”（nobles flétris）资产者加以对比。 他把资产者从代表中庸之道的市民（bourgeois juste―milieu）变成了“我们的善良的市民们”，为此法国资产阶级可能会向他称谢不止的。 在真正的蒲鲁东谈到法国资产者的“邪恶意志”（《la malveillan―ce de nos bourgeois》）日益滋长的地方，批判的蒲鲁东却偏偏老是说“我们的市民们的无忧无虑”在与日俱增。 真正的蒲鲁东的资产者远不是无忧无虑的，他向自己喊道：《N’ayons pas peur！ N’a―yons pas peur！ 》〔“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只有那种想靠大喊大叫来驱散恐惧和忧虑的人才会这样说话。 批判的批判通过翻译真正的蒲鲁东的著作创造了一个批判的蒲鲁东，从而向群众表明，什么是批判地完成的译文。 它向我们表明了什么是“恰如其分的翻译”。 因此他有充分的权利攻击那些拙劣的、群众的译品： “德国公众想以极低廉的价格获得出版物，因此出版商就想有廉价的译品，译者不愿在工作中饿死；他甚至不能以深思熟虑的态度（以完全是认识的宁静的态度） ［注：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 ――译者注］ 来进行自己的工作，因为出版商必须使译品迅速出版问世，以赶过竞争者。 此外，甚至译者也得担心竞争：他得担心有别的译者索价更低并且更快地宪成工作。 于是他立刻匆匆忙忙地把自己的手稿口授给某个穷缮写员，同时尽可能念得快些，免得按小时拿工钱的缮写员占了便宜。 如果第二天他能把稿子交给不断催促他的排字工，那他就算万幸了。 何况，在我们的书市上泛滥的各种译品只不过是德国文坛目前萎靡不振的一种表现罢了。”如此等等（“文学总汇报”第8期第54页）。 批判性的评注5 “蒲鲁东根据人类因利息和利润制度以及消费和生产的不平衡而特别遭到损害这一点，得出了财产不可能的证明；这个证明缺少一个能补其不足的反面，即证明私有财产在历史上是可能的。” 希图侥幸的本能使批判的批判决定不去深究蒲鲁东关于利息和利润制度等等的论断，也就是说，不去深究蒲鲁东的一些最重要的论断。 问题在于：如果没有关于私有制运动问题的十分实际的知识，要想在这一点上批判蒲鲁东，哪怕只是做个批判的样子，也完全是不可能的。 于是批判的批判指出蒲鲁东没有提供私有财产的历史可能性的证明，企图以此弥补自己的无能为力。 可是，除了空话就什么也没有提供的批判为什么偏要求别人给它提供一切呢？ “蒲鲁东用来证明财产不可能的论据是：工人不能用自己劳动所得的钱买回自己的产品。 蒲鲁东在证明这个论点时探究了资本的实质，但却没有提出详尽透澈的论据。 工人之所以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就因为产品总是社会的产品，而工人本身则不外乎是单个的被雇用的人罢了。” 为了再详尽透澈一些，埃德加尔先生也许应该一反蒲鲁东的推论说，工人之所以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是因为他怎么也不得不去把它买回来。 在购买的定义中就已经包含有这样的意思：工人把自己的产品当做脱离了他自身的、异化了的对象来对待。 顺便说一句，埃德加尔先生的详尽透澈的论据并没有详尽透澈地说明，为什么资本家（他自己也不外乎是单个的人，而且还是被利润和利息所雇用的人）不仅能买到劳动产品，而且还能买到比劳动产品更多的东西，要说明这一点，埃德加尔先生就必须说明劳动和资本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说，必须去探究资本的实质。 从批判的著作中摘引出的这几段话再明显不过地表明，批判的批判怎样利用它刚从某个作家那里学来的东西，并在改成批判的说法以后立刻把它当做自己的天才发明，拿来反对那个作家。 要知道，批判的批判正是从蒲鲁东那里汲取了这个似乎未曾被蒲鲁东引用过而现在正被埃德加尔先生使用着的论据。 蒲鲁东说： “Divide et impera…〔分而治之……〕，如果把工人分离开，那末，付给每一个单个的人的日工资就很可能超过每一单个人的产品的价值；但问题不在这里……你们给一切个人力量支付了报酬，但这并不就等于给集体的力量支付了报酬。” 蒲鲁东最先注意到：付给单个工人的工资的总和，即使在每一单个人的劳动都完全得到了报酬的情况下，也还是不足以偿付物化在大家的产品中的集体力量；因此，工人不是作为集体劳动力的一部分而被雇用的。 埃德加尔先生歪曲了这个思想，他硬说工人不外乎是单个的被雇用的人。 这样，批判的批判就利用了蒲鲁东的总的思想，并用它去反对同一个蒲鲁东的同一种思想的进一步的具体发挥。 它用批判的方式掌握这个思想，并在下面这几句话中暴露了批判的社会主义的秘密： “现在的工人只考虑自己，也就是说，他以为他只是作为一个人而得到报酬的。 不是别人，正是工人自己不考虑他在同别的力量合作中所产生的那种巨大的、不可比拟的力量。” 照批判的批判的意见，一切祸害都只在工人们的“思维”中。 的确，英国和法国的工人组织了各种团体，在这些团体中，工人们所议论的话题不仅有他们作为工人所应有的直接需要，而且也有他们作为人所应有的各种需要。 工人们组织这些团体，就表明他们非常彻底而广泛地理解从他们的合作中所产生的那种“豆大的”、“不可比拟的”力量。 但是这些群众的共产主义的工人，例如在曼彻斯特和里昂的工场中做工的人，并不认为用“纯粹的思维”即单靠一些议论就可以摆脱自己的主人和自己实际上所处的屈辱地位。 他们非常痛苦地感觉到存在和思维、意识和生活之间的差别。 他们知道，财产、资本、金钱、雇佣劳动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远不是想象中的幻影，而是工人自我异化的十分实际、十分具体的产物，因此也必须用实际的和具体的方式来消灭它们，以便使人不仅能在思维中、意识中，而且也能在群众的存在中、生活中真正成其为人。 而批判的批判却相反，它教导工人们说，只要他们在思想中消除了雇佣劳动的想法，只要他们在思想上不再认为自己是雇佣工人，并且按照这种过于丰富的想象，不再设想自己是作为单个的人来支取工钱的，那末他们就会真的不再是雇佣工人了。 从这以后，作为绝对的唯心主义者，作为以太的生物，他们自然就可以靠纯思维的以太来生活了。 批判的批判教导工人们说，只要他们在思想上产除了资本这个范畴，他们也就消除了真正的资本；只要他们在自己的意识中改变自己这个“抽象的我”，并把真正改变自己的现实的生存、改变自己生存的现实条件、即改变自己这个现实的“我”的任何行动当做非批判的行为加以鄙弃，他们就会真正发生变化并转化为现实的人。 把实在的现实只看做一些范畴的“精神”，当然要把人的一切活动和实践统统归结为批判的批判的辩证思维过程。 它的社会主义同群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也就在这里。 埃德加尔先生发表了自己的这番宏论之后，当然是应该“否认”蒲鲁东的批判具有“意识”了。 “但是蒲鲁东也想成为讲求实际的人。”“他认为他已经有了认识”“虽然如此”，认识的宁静得意洋洋地大声叫道，“但我们现在也还是应该否认他有认识的宁静。”“我们从他的著作中摘引几处，以表明他怎样很少考虑自己对社会的态度。” 在后面我们还要从批判的批判的著作中摘引几处（见“贫民银行”和“模范农场”），以表明它怎样连最基本的经济关系都还未能认识，更谈不到加以考虑，因而就以它所特有的批判的机敏，感到自己有责任对蒲鲁东进行批判的分析。 在批判的批判作为认识的宁静“制服了”一切群众的“对立面”之后，在它用范畴的形式掌握了整个现实并把人的一切活动消融在思辨的辩证法中之后，我们将看到，它又在用思辨的辩证法重新创造世界。 不言而喻，以批判的思辨形式来创造世界的这种奇迹，为了不致遭到“亵渎”，只能用神秘剧的形式晓诸未入圣门的群众。 于是，维什努－施里加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就以贩卖秘密的商人[21]的姿态出现了。 注释： [11]恩格斯在这一节里分析并引用了埃・鲍威尔在“文学总汇报”第5期（1844年4月）上发表的对弗洛拉・特莉斯坦的“工人联合会”（Flora Tristan．《L’Union ouvrière》）一书（1843年巴黎版）的评论。 ――第21页。 [12]乔・威・弗・黑格尔“精神现象学”（G．W．F．Hegel．《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该书第一版于1807年问世。 马克思在写“神圣家族”时所使用的版本是“黑格尔全集”第二版第2卷（Hegel．Werke．2―te Aufl．，Bd．Ⅱ．Berlin，1841）。 ――第24页。 [13]摘自席勒的诗篇“来自异乡的少女”。 ――第26页。 [14]这里指的是比・约・蒲鲁东的著作“什么是财产？ 或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P．J．Proudhon．《Qu’est―ce que la propriété？ ou Recherches sur le principe du droit et du gouvernement》）。 该书第一版于1840年在巴黎问世。 马克思所引用的是1841年的巴黎版本。 “什么是财产？”一书是用矛盾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写成的，由于它对私有制进行了尖锐的攻击，出版后曾经轰动一时。 马克思在他的“论蒲鲁东”一文中曾对该书做了全面的批判的评价，这篇文章是用给“社会民主党人报”（《Social―Demokrat》）主编施韦泽的书信的形式于1865年发表的。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的这一节中所批判的埃鲍威尔的文章“蒲鲁东”，刊载于“文学总汇报”第5期（1844年4月）上。 ――第27页。 [15]马克思所指的是团结在巴黎“改良报”（《La Réforme》）周围的一个政治集团，参加这个集团的是一些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 ――第29页。 [16]“德法年签”（《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是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主编是卡・马克思和阿・卢格。 仅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一期双刊号。 其中刊载有卡・马克思的著作“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弗・恩格斯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 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419―451、452―467、596―625、626―655页）。 这些著作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最终地转到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 杂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卢格之间存在着原则上的意见分歧。 ――第39页。 [17]“黑格尔全集”1833年柏林版第8卷第256页，“法哲学原理”第190节（G．W．F．Hegel．Werke．Bd．Ⅷ，S．256，Berlin，1833．《Grund―lin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190）。 这部著作的第一版于1821年在柏林问世。 ――第49页。 [18]J．B．Say．《Traité d’économie politique》．该书于1803年在巴黎出第一版，马克思所引用的是该书的第三版（1817年）。 ――第53页。 [19]这段话出自沙・孔德的著作“论财产”1834年巴黎版第1卷第52页上（《Traité de la propriété》．T．I．p．52，Paris，1834）；蒲鲁东在“什么是财产？”一书（1841年版）第93页上引用了这段话。 ――第55页。 [20]A．Smith．《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本书第一版于1776年在伦敦问世。 ――第61页。 [21]这里指的是“文学总汇报”第7期（1844年6月）上所刊载的施里加对法国作家欧仁・苏的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的评论。 这部小说用感伤庸俗的笔调写成，书中充满了社会幻想，于1842―1843年在巴黎出版后，不仅在法国国内大负盛名，而且在国外也享有声誉。 ――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