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退两步
第8卷 进一步，退两步 （ 我们党内的危机 ） [118] （1904年2―5月） 序言 当持久的顽强的激烈的斗争进行的时候，通常经过一些时候就开始显出来一些中心的基本争论点，战斗的最终结局如何，就要看这些争论点是怎样解决的，而斗争中所有一切细微的枝节问题，同这些争论点比较起来，都会日益退居次要地位。 我们党内的斗争情况也是如此，这个斗争引起全体党员的深切注意已经半年了。 正因为我现在向读者介绍全部斗争的概况时不得不涉及到许多毫无意思的细节，许多实质上没有什么意思的无谓争吵，所以我想一开头就请读者注意两个真正中心的基本点，这两个基本点是很有意思的，是有明显的历史意义的，并且是我们党内当前最迫切的政治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党划分为“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政治意义问题，这两个派别的划分使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以前的一切划分都退居次要地位了。 第二个问题是新《火星报》在组织问题上的立场的原则意义问题，因为这个立场真正带有原则性。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我们党内斗争的出发点，斗争的根源，斗争的原因，斗争的基本政治性质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这个斗争的最终结果，斗争的结局，把一切属于原则方面的东西综合起来和把一切属于无谓争吵方面的东西剔除出去而作出的原则性总结的问题。 解决第一个问题要靠分析党代表大会上发生的斗争情况，解决第二个问题要靠分析新《火星报》的新的原则内容。 这两种分析占了我的小册子十分之九的篇幅，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多数派”是我们党的革命派，而“少数派”是我们党的机会主义派；目前使我们分为两派的意见分歧主要不是在纲领问题上，也不是在策略问题上，而只是在组织问题上；新《火星报》愈是深刻地表述自己的立场，这个立场愈是摆脱由增补问题引起的无谓争吵，在新《火星报》上也就愈清楚地显露出一系列新的观点，这一系列观点就是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现有的一些论述我们党内危机的出版物，其主要缺点就是在研究和阐明事实方面对党代表大会的记录几乎完全没有加以分析，而在阐明组织问题的基本原则方面，对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两同志在提出党章第1条条文以及为这个条文辩护时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同《火星报》现在在组织问题上的原则性观点的整个“体系”（如果这里说得上体系的话）之间显然存在的联系，也没有加以分析。 关于党章第1条条文争论的意义，尽管“多数派”的出版物已经多次指出，但是现在的《火星报》编辑部似乎根本看不见这种联系。 其实，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两同志现在只是在加深、发展和扩大他们最初在党章第1条条文问题上所犯的错误。 其实，机会主义者在组织问题上的整个立场，还在讨论党章第1条条文时就表现出来了：当时他们主张建立界限模糊的、松散的党组织；他们反对自上而下地建党，即从党代表大会以及它所建立的机关出发来建党的思想（“官僚主义”思想）；他们要求自下而上地建党，让任何一个大学教授、任何一个中学生和“每一个罢工者”都能自封为党员；他们反对要求每个党员参加党所承认的一个组织，认为这是“形式主义”；他们欣赏只愿意“抽象地承认组织关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他们屈服于机会主义的深奥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的空谈：他们欣赏自治制而反对集中制，总之，现在新《火星报》上极力鼓吹的一切，使人愈来愈明确地看出他们最初所犯的错误。 至于说到党代表大会的记录，人们所以对它采取那种实在不应该有的忽视态度，只能是因为我们的争论夹杂了一些无谓的争吵，也许还因为这些记录中有过多的过分辛辣的真情实话。 党代表大会的记录使我们看到唯一非常确切、完备、全面、充分和正确地反映我们党内真情实况的情景，那些参加运动的人自己描绘的各种观点、情绪和计划的情景，我们党内存在的各种政治色彩及其对比力量、相互关系和相互斗争的情景。 正是党代表大会的记录，也只有这些记录，向我们表明，究竟我们已经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清除了旧的、纯粹小圈子式的联系的一切残余，而代之以统一的伟大的党的联系。 每一个党员，只要他愿意自觉地参加自己党的事业，都应该仔细研究我们党的代表大会，――我是说要研究，因为只读一遍记录所包含的一大堆素材，还不能了解代表大会的情景。 只有经过仔细和独立的研究，才能够（而且一定会）使简短的发言提纲、干巴巴的讨论摘要、小问题（似乎是小问题）上的小的磨擦构成一个完整的东西，使每一个突出的发言人都在党员面前以生动的姿态出现，使出席党代表大会的每一个代表集团的整个政治面貌都很分明。 本书作者如果能够对大家广泛地独立地研究党代表大会的记录起点推动作用，这项工作就算没有白做。 还有一句话要奉告那些反对社会民主党的人。 他们看见我们发生争论，就幸灾乐祸，洋洋得意；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当然会竭力断章取义，抓住我这本谈论我们党内缺点和失误的小册子中的个别地方。 可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已经久经战斗，决不会为这种刺激所惊扰，他们将不理会这些，而继续进行自我批评，无情地揭露自己的缺点，这些缺点是一定会、必然会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而被克服的。 希望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先生们也能把反映他们“党”内真实情况的图景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哪怕只是稍微同我们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所提供的相近也好！ 尼・列宁 1904年5月 （一）代表大会的准备 常言说，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在24小时之内咒骂自己的审判官。 我们的党代表大会，也和任何一个政党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一样，成了某些觊觎领导地位而遭到失败的人的审判官。 现在，这些“少数派”分子怀着十分动人的天真心情“咒骂自己的审判官”，并且千方百计地想破坏代表大会的威信，贬低它的意义和权威性。 这种倾向在《火星报》第57号发表的一篇署名为实际工作者的文章中，可以说表现得最突出，这位作者对于代表大会“神圣不可侵犯”这种思想深表愤慨。 这正是新《火星报》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特征，我们决不能对此保持沉默。 被代表大会否决的人员占多数的编辑部，一方面继续自称为“党的”编辑部，另一方面又竭力欢迎那些说什么代表大会不是神灵的人。 这岂不是太妙了吗？ 是的，先生们，代表大会当然不是神灵，可是对于那些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以后“痛骂”起代表大会来的人，又该怎么想呢？ 那么，就让我们回想一下代表大会准备过程中的一些主要事实吧。 《火星报》从一开始就在1900年的出版预告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11―318页。 ――编者注］ 中说过，在统一以前，我们必须划清界限。 《火星报》曾经力求把1902年的代表会议[119]变成非正式的会议，而不是党的代表大会 ［注：见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第20页。 ］ 。 《火星报》在1902年夏秋期间设法恢复这次代表会议上选出的组织委员会时，行动是十分慎重的。 最后，划清界限的工作结束了，――我们大家都认为是结束了。 1902年底，组织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 （火星报》欢迎组织委员会的成立，并在第32号的编辑部文章中宣布，召开党代表大会已经是迫切需要，刻不容缓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76―78页。 ――编者注］ 。 可见，完全没有理由责备我们在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问题上过于匆忙。 我们正是按七次量，一次裁这个准则办事的。 我们有充分的道义上的权利期待同志们在裁了以后就不要再怨天尤人，也不要再量来量去。 组织委员会制定了非常细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章程（有些人也许会说这个章程是形式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东西，他们现在用这些字眼来掩盖自己在政治上的毫无气节），并且交给所有的委员会讨论通过，最后正式批准，其中第18条是这样规定的：“代表大会的一切决定和它所进行的一切选举，都是党的决定，一切党组织都必须执行。 这些决定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借口加以反对，只有下一届党代表大会才能取消或加以修改。” ［注：见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第22―23页和第380页。 ］ 其实，这几句话本身是无可指责的，所以当时就作为一种不言而喻的东西，默默地通过了，可是现在听起来真令人惊奇，好象是专门给“少数派”下的判决词！ 规定这一条文的目的是什么呢？ 难道只是为了走一下形式吗？ 当然不是，当时，这个决定看来是必要的，而且确实是必要的，因为党是由许多分散的独立的集团组成的，它们有可能不承认代表大会。 这个决定正是表达了所有革命者的善良愿望（现在有人对这种愿望未免讲得太多而且太不恰当，本来应当用“奇怪的”字眼表示的东西却娓娓动听地用“善良的”字眼来形容了）。 这个决定等于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相互立下的誓言。 这个决定是要保证一切为召开代表大会而承担的巨大的劳动、风险和开支都不至于白费，保证代表大会不至于变成一出滑稽剧。 这个决定事先就规定任何不承认代表大会的决定和选举的行为都是破坏信任的行为。 新《火星报》说代表大会不是神灵，代表大会的决定也不是圣经，把这当作新发现的新《火星报》究竟是在嘲笑谁呢？ 它的发现究竟是包含了“新的组织观点”，还是只包含一些掩盖旧痕迹的新企图呢？ （二）代表大会上的派别划分的意义 总之，代表大会是经过极细致的准备并根据有最充分的代表性的原则召开的。 大会主席在代表大会宣告组成以后所作的声明（记录第54页）中也谈到，大家一致承认代表大会的组成是正确的，认为必须无条件地执行代表大会的决定。 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究竟是什么呢？ 就是在《火星报》所提出和制定的原则基础和组织基础上建立真正的党。 《火星报》三年来的活动以及大多数委员会对《火星报》的承认，决定了代表大会应当按照这个方针进行工作。 《火星报》制定的纲领和方针应该成为党的纲领和方针，《火星报》制定的组织计划应该在党的组织章程中明文规定下来。 但是，不言而喻，要达到这样的结果，不经过斗争是不行的，因为代表大会的充分代表性保证了那些坚决反对《火星报》的组织（崩得和《工人事业》）以及那些口头上承认《火星报》是指导性的机关报，但是事实上却别有企图，并在原则方面表现得很不坚定的组织（“南方工人”社以及靠近该社的某些委员会的代表），都能出席代表大会。 在这种情况下，代表大会不能不变成为火星派方针的胜利而斗争的舞台。 代表大会也确实成了一场这样的斗争，每一个稍微细心阅读代表大会记录的人，马上就会看清这一点。 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要详细追溯一下在代表大会上讨论各种问题时暴露出来的最主要的派别划分，并根据记录的精确材料重新描述一下代表大会上每一个主要集团的政治面貌。 代表大会上要在《火星报》指导下融合成为统一的政党的那些集团、派别和色彩的真实面貌究竟是怎样的呢？ ――这是我们要通过分析争论情况和表决情况来加以阐明的。 阐明这个情况，无论对于研究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的真正面貌，或者对于了解产生意见分歧的原因，都是极端重要的。 正因为如此，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和在给新《火星报》编辑部的信件中，都着重于分析各种派别划分 ［注：见本卷第38―48、91―98页。 ――编者注］ 。 “少数派”中一些出面反对我的人（以马尔托夫为首）根本不了解问题的实质。 他们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只限于提出一些局部的修正，对谴责他们转向机会主义的问题作一些“辩解”，而根本没有试图对代表大会上的派别划分作出和我所作的哪怕是稍有不同的描绘。 现在，马尔托夫在《火星报》（第56号）上，企图把一切想确切划分代表大会上的各个政治集团的尝试称之为不过是“小集团政客手腕”。 马尔托夫同志，你说得真够厉害的！ 可是新《火星报》的厉害的话具有一种独特的属性：只要我们把分歧的全部演变过程（从代表大会开始）确切地重述一下，这些厉害的话就会不折不扣地首先反对现在的编辑部。 请你们这帮提出小集团政客手腕问题的所谓党的编辑先生们看一看自己吧！ 现在马尔托夫对我们在代表大会上的斗争的事实感到非常不愉快，以致竭力想根本抹杀这些事实。 他说：“火星派分子就是那些在党代表大会上以及在代表大会以前对《火星报》表示完全支持，拥护它的纲领和组织观点，赞成它的组织政策的人。 在代表大会上，这样的火星派分子共有40多人，――当时赞成《火星报》的纲领并赞成承认《火星报》是党中央机关报的决议的就是这么多票。”只要翻开代表大会的记录就可以看出，除了阿基莫夫一人弃权以外，全体一致通过了纲领（第233页）。 这样，马尔托夫同志是要我们相信，无论是崩得分子、布鲁凯尔以及马尔丁诺夫，都曾经证明他们“完全支持”《火星报》并且拥护《火星报》的组织观点！ 这是令人可笑的。 这是把一切参加代表大会的人在代表大会以后成为权利平等的党员（而且还不是一切参加代表大会的人，因为崩得分子退出了）和在代表大会上引起斗争的派别划分混为一谈。 结果不去研究代表大会以后的“多数派”和“少数派”究竟是由哪些分子组成的，反而用“承认了党纲”这么一句冠冕堂皇的话来打掩护！ 试举承认《火星报》是中央机关报问题上的表决情况为例。 你们可以看出，正是马尔丁诺夫，即现在被马尔托夫同志硬说是拥护过《火星报》的组织观点和组织政策的那个马尔丁诺夫，坚决要求把决议案分成两部分来表决：一部分是仅仅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另一部分则是承认《火星报》的功绩。 在表决决议案的前一部分时（承认《火星报》的功绩，对它表示支持）赞成的只有35票，反对的有2票（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弃权的有11票（马尔丁诺夫，5个崩得分子，以及编辑部的5票：我和马尔托夫各2票，普列汉诺夫1票）。 由此可见，反火星派集团（5个崩得分子和3个工人事业派分子）在这里，在这个对马尔托夫现在的观点最有利的并且是他自己选定的例子上，也是暴露得极其明显的。 再看决议案的后一部分的表决情况，即不用说明任何理由和不用表示是否支持而只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的表决情况（记录第147页）：赞成的有44票，现在的马尔托夫把这些票数都算作火星派分子投的。 总共是51票，除了编辑们的5票弃权以外，还有46票；有2票（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表示反对；可见在其余的44票中是包括所有5个崩得分子在内的。 总之，崩得分子在代表大会上是“表示了完全支持《火星报》”的，――请看，正式的《火星报》就是这样撰写正式的历史！ 我们现在预先向读者说明一下编造这个正式的实际情况的真正动机：如果崩得分子和工人事业派分子没有退出代表大会，那么现在的《火星报》编辑部就会成为而且真正会成为党的编辑部（而不是现在这样的冒牌的党的编辑部）；正因为如此，所以也就需要把现在的所谓党的编辑部的这些最忠实的卫士提升为“火星派分子”。 不过这个问题要留待下文再详细说明。 其次，试问：如果代表大会是火星派分子和反火星派分子之间的斗争，那么是不是还有一些动摇于两者之间的中间的、不坚定的分子呢？ 任何一个稍微了解我们党以及任何代表大会的一般面貌的人，都会预先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 马尔托夫同志现在很不愿意提起这些不坚定的分子，于是就把“南方工人”社以及倾向于该社的代表描绘成道地的火星派分子，把我们和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说成是微不足道和无关紧要的。 幸亏现在我们面前有大会的全份记录，因此我们可以根据文件材料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是事实问题。 我们在上面说明了代表大会上的一般派别划分情况，当然没有奢望解决这个问题，而只是正确地提出这个问题。 如果不分析政治上的派别划分，如果不了解代表大会上某些色彩之间的斗争情景，那就丝毫不能了解我们的意见分歧。 马尔托夫甚至把崩得分子算作火星派分子，以便抹杀各种色彩之间的区别，这不过是回避问题而已。 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以前的历史，就可以预先指出（以备以后检验和详细研究）存在三个主要集团：火星派，反火星派，以及不坚定的、犹豫的、动摇的分子。 （三）代表大会的开始。 ――组织委员会事件 分析代表大会上的争论情况和表决情况，最好按照代表大会开会的顺序来进行，以便循序渐进地指出那些愈来愈明显的政治色彩。 只有在绝对必要时，我们才离开时间顺序而综合地考察有密切联系的问题或者同类的派别划分。 为了公正起见，我们将力求指出所有最重要的表决，同时当然要撇开许多有关枝节问题的表决，这些表决占去了我们代表大会过多的时间（部分原因是我们没有经验，不善于使各专门委员会和全体会议分工讨论问题，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受到一些近乎捣乱的阻挠）。 第一个引起争论从而开始暴露出各种色彩的差别的问题，就是要不要把“崩得在党内的地位”一项提到第一位（作为代表大会“议程”的第1项）来讨论（记录第29―33页）。 从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托洛茨基和我所拥护的《火星报》观点看来，这个问题是毫无疑问的。 崩得退党一事显然证明了我们的看法是正确的：既然崩得不愿意同我们一起走，不愿意承认党内大多数人和《火星报》一致主张的组织原则，那么“装个样子”好象我们在一起走，那是没有好处而且是毫无意义的，只能阻碍代表大会的工作（正如崩得分子曾经阻碍过一样）。 问题早已在出版物上谈得很清楚了，每一个稍微细心思考的党员都知道，剩下的只是把问题公开地提出来，直截了当地老老实实地作一个选择：是自治（那么我们就一起走）还是联邦制（那么我们就分道扬镳）。 在自己的全部政策上一向支吾搪塞的崩得分子，在这里也想支吾搪塞，拖延问题。 阿基莫夫同志表示赞同他们的意见，并且――大概是代表全体《工人事业》的拥护者――马上提出他在组织问题上同《火星报》的分歧意见（记录第31页）。 站在崩得和《工人事业》方面的有马霍夫同志（他代表尼古拉耶夫委员会的两票，不久以前这个委员会还对《火星报》表示支持呢！ ）。 马霍夫同志对问题完全没有弄清楚，并且认为“关于民主制的问题，或者反过来说〈请注意这几个字！ 〉关于集中制的问题”也是个“麻烦的问题”，就象现在我们“党的”编辑部中的多数人完全一样，而他们在代表大会上还不曾觉察到这个“麻烦的问题”！ 总之，反对火星派的有崩得、《工人事业》和马霍夫同志，加在一起恰恰是当时反对我们的10票（第33页）。 赞成的有30票，――正如我们下面所看到的，火星派方面的票数经常在30票左右。 当时有11票弃权，――大概是不愿意站在互相斗争着的两“党”的任何一方。 值得指出的是，当我们表决崩得的章程第2条时（由于这个第2条被否决，崩得退出了党），赞成的和弃权的也是10票（记录第289页），而弃权的正是三个工人事业派分子（布鲁凯尔、马尔丁诺夫和阿基莫夫）以及马霍夫同志。 可见，表决崩得问题在议程上占什么位置的问题时形成的派别划分，并不是偶然的。 可见，所有这些同志不仅在讨论次序这个技术问题上，并且在实质上也同《火星报》有意见分歧。 《工人事业》在实质上所持的分歧意见是每个人都清楚的，而马霍夫同志在关于崩得退党一事的发言中再好没有地说明了自己的态度（记录第289―290页）。 这个发言是值得谈一下的。 马霍夫同志说，在通过了否决联邦制的决议以后，“关于崩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地位问题，在他看来已经由一个原则问题变成对待历史上已经形成的民族组织的现实政策问题了”；这位发言人继续说：“这里我不能不考虑到我们的表决可能产生的一切后果，因此我想投票赞成整个第2条”。 马霍夫同志出色地领会了“现实政策”的精神，他在原则上已经否决了联邦制，因此他在实践上就想投票赞成章程内主张这个联邦制的那一条！ 于是这位“讲求实际的”同志就用下面的话来说明自己的具有深刻原则性的立场：“但是〈有名的谢德林式的“但是”！ 〉[120]，由于代表大会的其余一切参加者几乎一致表决了，所以我是赞成还是反对就只有原则意义〈！ ！ 〉而不会有什么实际意义，于是我宁肯弃权，以便原则地〈上帝保佑我们别沾染上这种原则性吧！ 〉表明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立场同投票拥护该条的崩得代表们的立场是不同的。 相反，如果崩得的代表象他们自己预先主张的那样对这一条弃权，那么我就会投票赞成这一条了。”有谁能懂得这一点呢！ 一个有原则性的人因为大家都说“不”，就不肯大声说一个“是”字，因为这样说实际上没有用处。 在表决了崩得问题占什么位置的问题以后，接着在代表大会上又爆发了“斗争”社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也产生了非常值得注意的派别划分，并且同代表大会上的最“麻烦的”问题，也就是同中央机关的人选问题有密切联系。 负责决定代表大会人员组成的委员会，根据组织委员会两次决议（见记录第383页和第375页）以及组织委员会代表在这个委员会中的报告（第35页），反对邀请“斗争”社参加代表大会。 组委会委员叶戈罗夫同志说，“‘斗争’社问题〈请注意：这里说的是“斗争”社，而不是该社的某一个成员〉对于我是一个新问题”，因而请求休会。 组委会两次解决过的问题对于组委会委员怎么会成了一个新问题，――这实在是令人莫名其妙。 在休会时，组委会把当时偶然列席代表大会的委员（有几个组委会委员是《火星报》组织中的老成员，没有列席代表大会） ［注：关于这次会议，请参看组委会委员、代表大会以前被一致选为编辑部代理人兼编辑部第7个成员的巴甫洛维奇所写的一封《信》（同盟记录第44页）。 ］ 召集起来开会（记录第40页）。 关于“斗争”社问题展开了争论。 工人事业派分子表示赞成（马尔丁诺夫、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第36―38页），火星派分子（巴甫洛维奇、索罗金、朗格、托洛茨基、马尔托夫等人）表示反对。 代表大会又分裂成我们已经熟悉的那些派别。 “斗争”社问题引起了激烈的斗争，马尔托夫同志作了一个特别详细的（第38页）和“富有战斗性的”发言，公正地指出国内组织和国外组织的“代表名额不均等”，认为给国外组织以“特权”未必有什么“好处”（真是金玉良言，现在从代表大会以后发生的一些事件看来，这话是特别有教益的！ ），认为不应当助长“党内组织上的混乱，即没有任何原则性的理由就发生分裂”（真是打中了……我们党代表大会的“少数派”的要害！ ）。 一直到停止报名发言时，除了《工人事业》的拥护者以外，没有一个人公开地有根有据地表示支持“斗争”社（第40页）。 应该为阿基莫夫同志以及他的朋友们说一句公道话：他们至少没有闪烁其词，没有隐瞒观点，而是公开地提出了自己的路线，公开地说出了自己的意图。 在停止报名发言以后，就问题实质来发表意见已经是不容许的了，可是叶戈罗夫同志却“坚持要求听取组委会刚才通过的决议”。 怪不得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对这种手法表示愤慨，连大会主席普列汉诺夫同志也表示“莫名其妙，叶戈罗夫同志怎么能坚持自己的要求”。 看来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在代表大会全体代表面前就问题的实质公开而明确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者是根本不发表意见。 但是，既然已经同意停止报名发言，忽然又以作“结论”为借口向代表大会捧出组委会的新决议（正是对于已经讨论过的问题的决议），这简直是放冷箭！ 下午继续开会，仍然感到莫名其妙的主席团决定放弃“形式手续”，而采用了在代表大会上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的最后措施，即进行了“同志式的解释”。 组委会的代表波波夫宣读了组委会的决议，这个决议是除了巴甫洛维奇一人反对以外由组委会全体委员通过的（第43页），决议建议大会邀请梁赞诺夫出席代表大会。 巴甫洛维奇声明：他过去和现在都不承认组委会会议是合法的；组委会的新决议“同组委会以前的决议相抵触”。 这个声明引起了一场风波。 另一个组委会委员，“南方工人”社的成员叶戈罗夫同志回避切实地回答问题，而想把重心转移到纪律问题上去。 他说巴甫洛维奇同志违背了党的纪律（！ ），因为组委会讨论过巴甫洛维奇的反对意见并决定“不把巴甫洛维奇的个别意见通知代表大会”。 争论转到党的纪律问题上，普列汉诺夫在代表大会的热烈掌声下开导叶戈罗夫同志说：“我们这虽没有什么限权委托书”（第42页，参看第379页所载代表大会章程第7条：“代表的职权不应当受限权委托书的限制。 他们在执行自己的职权时是完全自由和独立自主的”）。 “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因此违背党的纪律和代表大会的章程的正是以任何方式妨碍任何一个代表把所有一切党内生活问题直接提请代表大会解决的人。 于是，争论问题就归结为二者必居其一：是小组习气呢，还是党性？ 是为了各种团体和小组臆造出的权利或章程而限制大会代表的权利呢，还是不仅口头上而且事实上在代表大会面前完全解散所有一切下级机关和旧时的小团体，直到建立真正的党的领导机关？ 读者由此可以看出，在目的是要把党切实恢复起来的代表大会上，一开始（第三次会议）就爆发的这次争论具有多么重大的原则意义。 这次争论可以说是旧时的小组、团体（如“南方工人”社）和复兴的党之间发生冲突的集中表现。 所以各反火星派集团立刻就暴露了自己的面目：无论是崩得分子阿布拉姆松，无论是马尔丁诺夫同志，即现在的《火星报》编辑部的热心的同盟者，或者是我们熟悉的马霍夫同志，都表示支持叶戈罗夫和“南方工人”社而反对巴甫洛维奇。 马尔丁诺夫同志现在同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抢着夸耀组织上的“民主制”，甚至拿……军队作比喻，说军队中只有经过下级机关才可以向上级机关申诉！ ！ 这个“紧密的”反火星派的反对派的真正意思，是任何一个出席过代表大会或者仔细注意过代表大会以前我们党内历史的人，都完全清楚的。 这个反对派的任务（也许不是该派所有一切分子都经常意识到的，有时是惰性使得他们这样做），就是维护各个小团体的独立性、独特性以及狭隘利益，以免被广大的、根据《火星报》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党吞掉。 当时还没有来得及同马尔丁诺夫联合起来的马尔托夫同志，正是从这个角度看问题的。 马尔托夫同志坚决而公正地反对那些“认为党的纪律无非是指革命家必须服从他所参加的那个下级团体”的人。 “在统一的党内决不容许有任何强制性的〈黑体是马尔托夫用的〉派别划分”，――马尔托夫当时向那些拥护小组习气的人这样解释，却没有料到他的这些话正是斥责了他自己在代表大会快结束时以及代表大会以后的政治行为……强制性的派别划分对于组委会是不容许的，但是对于编辑部却完全可以容许了。 当马尔托夫从中央机关的角度看问题时，他谴责强制性的派别划分，可是，当马尔托夫对中央机关的组成表示不满时，他却又坚持这种派别划分了…… 值得指出的一个事实是，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发言中，除了指出叶戈罗夫同志的“重大错误”以外，还特别着重指出组委会所表现的政治上的不坚定性。 马尔托夫公正地愤慨地说，“以组委会名义提出的建议同向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我们要补充一句：根据组委会委员的报告所作的报告：第43页，柯尔佐夫的话〉以及组委会先前的建议相抵触”（黑体是我用的）。 你们可以看出，马尔托夫当时，即在他没有“转变”以前，清楚地了解，用梁赞诺夫代替“斗争”社丝毫不能消除组委会行动上的极端矛盾性和极端动摇性（党员们从同盟代表大会记录第57页上可以看出，马尔托夫在转变以后又是怎样看问题的）。 马尔托夫当时并没有局限于分析纪律问题；他还直接向组委会提问：“有什么新情况使这种改变成为必要的呢？”（黑体是我用的）的确，组委会提出自己的建议时，甚至没有足够的勇气象阿基莫夫等人那样公开维护自己的意见。 马尔托夫现在否认这一点（同盟记录第56页），但是看了代表大会记录的读者却可以看出是马尔托夫错了。 波波夫以组委会的名义提出建议时，对于建议的理由一个字都没有谈（党代表大会记录第41页）。 叶戈罗夫把问题转移到纪律问题上去，而对问题的实质只是说：“组委会可能有一些新的理由〈但是究竟有没有，以及是些什么理由呢？ ――都不得而知〉，它可能忘记提出某人等等。 〈这“等等”二字就是该发言人的唯一退路，因为组委会决不会忘记自己在代表大会以前讨论过两次、向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报告过一次的‘斗争’社问题。 〉组委会所以通过这个决议，并不是因为它对‘斗争’社改变了自己的态度，而是因为它想消除将来党中央机关一开始活动时就会碰到的不必要的障碍。”这不是说明理由，而正是回避说明理由。 任何一个有诚意的社会民主党人（我们连想也没有想到要怀疑任何一个参加代表大会的人的诚意）都想要消除他认为是暗礁的东西，想要用他认为适当的方法来消除这种暗礁。 所谓说明理由，就是要解释并且确切说明自己对于事物的看法，而不是用一些老生常谈来搪塞。 但是要说明理由，就非得“改变自己对‘斗争’社的态度”不可，因为组委会从前所通过的那些截然相反的决议也是想要消除暗礁的，但是那些决议所认定的“暗礁”恰巧是在相反的方面。 所以马尔托夫同志非常尖锐非常有根据地攻击这种理由，说这是一种“小气的”理由，是想“抵赖”才提出来的理由，并且劝告组委会“不要怕别人议论”。 马尔托夫同志的这些话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在代表大会上起过巨大作用的那种政治色彩的实质和意义，因为这种色彩的特点正在于没有独立性，小里小气，没有自己的路线，怕别人议论，永远在两个营垒之间动摇不定，怕公开说出自己的信条等等，――总之，就是带有“泥潭性” ［注：现在我们党内有些人，一听到这个词就大惊小怪，叫喊说这是非同志式的论战。 由于爱打官腔……而且又打的不是地方，以致使感觉异常得令人惊奇！ 恐怕没有一个经历过内部斗争的政党不曾用过这个词，因为这个词一向是用来形容在斗争双方之间摇来摆去的不坚定分子的。 连那些善于把党内斗争限制在严格的范围内的德国人也并不因为听见“泥潭”这个词而生气，既不大惊小怪，也不表现出令人好笑的假正经。 ］ 。 正因为这个不坚定的集团在政治上没有气节，结果除了崩得分子尤金以外（第53页），谁都没有向代表大会提出邀请“斗争”社的某一个成员出席代表大会的决议案。 投票赞成尤金的决议案的有5票，――显然都是崩得分子：动摇分子又变节了！ 至于中间集团的大概票数究竟有多少，从表决柯尔佐夫和尤金两人关于这个问题各自提出的决议案的结果可以看出：拥护火星派分子的有32票（第47页）；拥护崩得分子的有16票，就是说，除了反火星派分子的8票以外，有马霍夫同志的2票（第46页），“南方工人”社分子的4票以及另外2票。 下面我们就要说明这样的分配决不是偶然的，但是我们首先要简略地指出马尔托夫现在对这次组委会事件的意见。 马尔托夫在同盟中硬说“巴甫洛维奇等人煽起了激烈情绪”。 只要把大会记录拿来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在反对“斗争”社和组委会时发言最详尽、最热烈和最尖锐的正是马尔托夫本人。 他企图把“罪过”转嫁到巴甫洛维奇身上，只不过暴露了自己的不坚定性：在代表大会以前由他投票选举到编辑部的第7个委员正是巴甫洛维奇，在代表大会上他是完全站在巴甫洛维奇方面（第44页）来反对叶戈罗夫的，后来当他从巴甫洛维奇那里遭到失败以后，就开始责难巴甫洛维奇“煽起了激烈情绪”。 这只能令人发笑。 马尔托夫在《火星报》（第56号）上讽刺人家把邀请某某人的问题看成有重要意义的问题。 这个讽刺又反过来针对马尔托夫本人了，因为正是组委会事件成了邀请某某人参加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这样“重要”问题的争论的伏线。 在衡量一个事物时，如果根据是涉及自己的“下级团体”（对党而言）还是涉及他人的“下级团体”而使用两个不同的尺度，――这是很糟糕的。 这正是庸俗观念和小组习气，决不是党性的态度。 只要把马尔托夫在同盟中的发言（第57页）和他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第44页）对照一下，就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 马尔托夫在同盟中说：“我真不了解，为什么有人无论如何都要以火星派分子自命，同时却又以成为火星派分子为可耻。”不了解“自命”和“成为”之间的区别，不了解言和行之间的区别，――这才真令人奇怪呢。 马尔托夫自己在代表大会上曾自命为反对强制性的派别划分的人，可是在代表大会以后他却又成为拥护强制性的派别划分的人了…… （四）“南方工人”社的解散 在组委会问题上形成的代表的划分也许有人认为是偶然的。 但是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为了消除这种错误看法，我们暂且离开时间顺序，来分析一下在代表大会快结束时发生的同上述问题有密切联系的事件。 这个事件就是“南方工人”社的解散。 在这里与《火星报》制定的组织方针对立的，即与主张团结全党力量、消除那种分散力量的混乱状态的方针对立的，是一个集团的利益，这个集团在没有真正的政党时曾做过有益的事情，可是当工作已经按集中制原则进行时，它就成为多余的了。 为了小组的利益，“南方工人”社同《火星报》旧编辑部一样有权利要求保存“继承性”，保存自己的不可侵犯性。 为了党的利益，该社应当服从调动，把它的力量调到“相应的党组织”中去（第313页，代表大会的决议末尾）。 从小组利益和“庸俗观念”来看，解散一个同《火星报》旧编辑部一样不愿意解散的有益的团体，不能不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鲁索夫同志和捷依奇同志语）。 从党的利益来看，解散这个团体，使它“融化”（古谢夫语）在党内，是必要的。 “南方工人”社公开声明，它“不认为必须”自行宣告解散，并要求“代表大会果断地表示自己的意见”，“立刻表示是或者不是”。 “南方工人”社直接引证了《火星报》旧编辑部……在解散以后所申述过的那种“继承性”！ 叶戈罗夫同志说：“虽然我们大家是以个人组成统一的党，但是党终究是由许多组织组成的，这些组织作为历史实体应当受到尊重……如果这样的组织对党没有什么害处，那就不必解散它。” 这样就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而所有的火星派分子，由于他们自己的小组习气还不显得突出，都坚决反对那些不坚定的分子（这时崩得分子以及两个工人事业派分子已经退出了代表大会；不然他们一定会竭力主张必须“尊重历史实体”的）。 表决结果是31票赞成，5票反对，5票弃权（其中4票是“南方工人”社分子，还有1票大概是别洛夫，这可以从他早先的声明中推测出来，第308页）。 这个拥有10票、激烈地反对《火星报》的彻底的组织计划、维护小组习气而反对党性的集团，在这里已经表现得十分明确了。 在讨论中，火星派分子正是从原则上提出了这个问题（请看朗格的发言，第315页），表示反对手工业方式和涣散状态，不考虑个别组织的“同情”，而直截了当地说，“如果‘南方工人’社的同志们早在一两年以前就持较有原则的观点，那么党的统一事业和我们在这里所批准的纲领原则的胜利早就达到了”。 奥尔洛夫、古谢夫、利亚多夫、穆拉维约夫、鲁索夫、巴甫洛维奇、格列博夫和哥林等人，都本着这个精神发表了意见。 “少数派”方面的火星派分子，不但没有表示反对这些在代表大会上多次提出的肯定指明“南方工人”社、马霍夫等人缺乏原则性政策和“路线”的意见，不但没有对这一点提出什么保留，反而通过捷依奇表示坚决赞同这些意见，斥责“混乱状态”，欢迎鲁索夫同志“直接提出问题”（第315页），但是这个鲁索夫同志在同一次会议上居然――真不得了！ ――敢于把旧编辑部问题也“直接提到”纯粹党的立场上来（第325页）。 解散“南方工人”社的问题引起了该社的无比愤怒，这个迹象在记录中也可以看得出来（不要忘记，记录只能约略地反映出讨论情况，因为记录没有记下发言的全文，而只是最简略的要点）。 叶戈罗夫同志甚至一听见有人把《工人思想报》集团”[121]的名字和“南方工人”社相提并论，就说这是“造谣”，――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代表大会上一般人对于彻底的经济主义所持的态度了。 叶戈罗夫甚至在很晚的时候，即在第37次会议上，还十分愤慨地提起解散“南方工人”社的问题（第356页），并请求在记录上写明：在讨论“南方工人”社问题时，既没有向该社社员征求过关于出版经费的意见，也没有征求过关于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的监督的意见。 波波夫同志在讨论“南方工人”社问题时暗示说，有一个紧密的多数派似乎已经预先决定了关于该社的问题。 他说：“现在，在鲁索夫同志和奥尔洛夫同志发言以后，一切都看得很清楚了。”（第316页）这些话的意思无疑是说：现在，在火星派分子已经发了言，并且提出了决议案以后，一切都很清楚了，换句话说，“南方工人”社将被解散，而且是违反它本身的意愿，这一点是已经很清楚了。 “南方工人”社的代表自己在这里就是把火星派分子（并且是象鲁索夫和奥尔洛夫这样的火星派分子）和自己的同道者作为不同的组织政策“路线”的代表分开的。 所以现在的《火星报》把“南方工人”社（大概也把马霍夫？ ）说成“道地的火星派分子”，只是清楚地表明，新编辑部忘记了代表大会上的一些最大的（从这个团体的观点来看）事件，并想把那些说明所谓“少数派”究竟是由哪些分子组成的痕迹掩盖起来。 可惜，代表大会上没有提到关于出版通俗机关报的问题。 所有的火星派分子，无论在代表大会以前还是在代表大会期间（在会外），都非常热烈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一致认为在目前党内生活的情况下创办这样一个机关报或者把现有的某一个刊物改成这样的机关报，都是非常不合适的。 反火星派分子在代表大会上发表了相反的意见，“南方工人”社也在自己的报告中发表过这样的意见，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或者由于不愿意提出“没有希望的”问题，才没有把一个有10个人署名的相应的决议案提出来。 （五）语言平等事件 现在我们再按照代表大会开会的顺序来谈。 现在我们深信，还在代表大会没有转入讨论实质性问题以前，就不仅清楚地暴露了一个完全确定的反火星派集团（8票），而且清楚地暴露了一个准备支持这8个人而给它凑到大约16―18票的不坚定的中间集团。 代表大会对于崩得在党内的地位问题进行了极其详细、过分详细的讨论后，只作出了一个带有原则性论点的决定，而实际的解决却一直拖延到讨论组织关系问题的时候。 由于代表大会以前报刊已经用了相当多的篇幅解释过与此有关的问题，所以代表大会上的讨论所提供的新东西也就比较少了。 不过要指出的一点就是，《工人事业》的拥护者（马尔丁诺夫、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虽然同意马尔托夫提出的决议案，但是有保留，认为这个决议案不够充分，并且不同意从这个决议案得出的结论（第69、73、83、86页）。 崩得的地位问题讨论以后，代表大会接着就讨论纲领问题。 这次讨论大部分是一些意义不大的局部修正。 在原则上，反火星派的反对态度只表现为马尔丁诺夫同志激烈地反对关于自发性和自觉性问题的人人皆知的提法。 崩得分子和工人事业派分子当然是完全拥护马尔丁诺夫的意见的。 顺便说一下，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也曾经指出马尔丁诺夫的反对意见是毫无根据的。 可笑的是，现在《火星报》编辑部（大概是经过一番考虑之后）已经转到马尔丁诺夫方面，说的话和它在代表大会上说过的完全相反！ [122]大概这是符合有名的“继承性”原则吧……我们只好静候编辑部把问题完全弄清楚时再向我们说明一下，究竟它是在什么程度上同意马尔丁诺夫的意见的，究竟是在哪一点以及从什么时候开始同意的。 在等待这个答案时，我们只想问一下，什么地方看见过有这样的党的机关报，它的编辑部在代表大会以后说的话竟然同自己在代表大会上说过的正好相反呢？ 现在我们不谈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问题的争论（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了），也不谈党章问题开初的辩论（关于这些辩论，最好以后在分析党章问题的全部讨论情况时再来谈），而谈一下在讨论纲领时暴露出来的那些原则性的色彩。 我们首先指出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细节，即关于比例代表制问题的讨论。 “南方工人”社的叶戈罗夫同志主张把这一点写进纲领，于是波萨多夫斯基（少数派方面的火星派分子）公正地指出这里有“严重的意见分歧”。 波萨多夫斯基同志说：“毫无疑问，我们在以下这个基本问题上有不同的意见：是要使我们将来的政策服从某些基本民主原则而承认这些原则有绝对价值呢，还是应当使所有的民主原则都完全服从我们党的利益？ 我是坚决拥护后一种意见的。”普列汉诺夫“完全赞同”波萨多夫斯基的意见，并且用更肯定、更坚决的话反对那种认为“民主原则有绝对价值”的说法，反对“抽象地”看待这些原则。 他说：“我们假设可能有这样的情况：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也反对普选制。 意大利各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曾经剥夺了贵族的政治权利。 革命无产阶级也许会限制上层阶级的政治权利，正如上层阶级曾经限制过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利一样。”对普列汉诺夫的发言有人鼓掌，也有人嘘斥，当普列汉诺夫对会场上的嘘声表示抗议――“你们不应当嘘斥”――同时请同志们不要受拘束时，叶戈罗夫同志马上站起来说：“既然这个发言有人鼓掌，那我一定要嘘斥。”叶戈罗夫同志和戈尔德布拉特同志（崩得代表）一同发言反对波萨多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的看法。 可惜辩论被中断了，辩论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也就立即消失了。 但是马尔托夫同志现在企图减弱甚至完全抹杀这个问题的意义却是徒劳的，他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说：“这些话〈指普列汉诺夫的话〉激怒了一部分代表，假使普列汉诺夫同志当时补充说，自然很难设想会出现这样一种不幸的局面，即无产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胜利而必须践踏象出版自由这样的政治权利，那么这种愤怒是不难避免的……（普列汉诺夫说：“谢谢”）”（同盟记录第58页）这种解释同波萨多夫斯基同志在代表大会上的说法是直接矛盾的，他当时完全肯定地认为在“基本问题”上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和不同的意见。 关于这个基本问题，所有火星派分子都在代表大会上发言反对“右翼”反火星派分子（戈尔德布拉特）以及代表大会上的“中派”分子（叶戈罗夫）。 这是事实，并且我们可以大胆地保证：假如“中派”（我想，这个字眼该比任何别的字眼都更少使“正式的”温情主义者感到难堪……），假如“中派”（以叶戈罗夫同志或马霍夫同志为代表）有机会“不受拘束地”就诸如此类问题发表意见，那么严重的意见分歧是会立刻暴露出来的。 这种意见分歧在“语言平等”问题上暴露得还要明显（记录第171页及以下各页）。 关于这一项，表决情况比讨论更能说明问题，统计一下表决的次数，就可以看到一个不可思议的数目――16次！ 导火线是什么呢？ 导火线就是：在党纲中只要指明全体公民不分性别等等以及舌头一律平等就够了呢，还是必须指出“舌头自由”或“语言平等”？ 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相当正确地说明了这一事件的特点，他说：“关于党纲一项条文措辞的小小的争论。 竟有了原则的意义，因为在代表大会上半数代表都决心推翻纲领委员会。”正是如此。 ［注：马尔托夫补充说：“在这里，普列汉诺夫关于驴子的挖苦话给我们带来很大害处”（当谈到舌头自由时，仿佛有一个崩得分子列举各种机关而提到了种马场，当时普列汉诺夫就自言自语地说：“马是不讲话的，而驴子有时倒讲话”）。 我当然不认为这种挖苦话特别温和、特别谦让、特别慎重和特别灵活。 但我终究觉得奇怪的是，马尔托夫虽然承认争论具有原则的意义，却完全不来分析这方面的原则性究竟表现在哪里以及暴露出怎样的色彩，而只限于指出挖苦话的“害处”。 这才真是官僚主义的和形式主义的观点呢！ 尖刻的挖苦话确实“在代表大会上带来很大害处”，其中不仅对崩得分子说了挖苦话，还对那些有时受到崩得分子支持甚至被他们从失败危险中救出来的人说了挖苦话。 但是，既然已经承认这一事件有原则的意义，那就不能用指出某些挖苦话“不能容许”（同盟记录第58页）的说法来回避问题。 ］ 引起冲突的导火线确实很小，但是冲突具有真正原则的性质，因而也具有非常激烈的形式，直到有人企图“推翻”纲领委员会，直到猜疑有人存心“把代表大会引向歧途”（叶戈罗夫就是这样猜疑过马尔托夫的！ ），直到彼此……破口大骂，反唇相讥（第178页）。 甚至波波夫同志也“表示了遗憾，说为了一点小事竟造成这样的气氛”（黑体是我用的，第182页），一连三次（第16、17、18次）会议都充满了这种气氛。 所有这些话都非常明确、肯定地指出一件极重要的事实：充满“猜疑”和最激烈的斗争形式（“推翻”）的那种气氛（后来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有人指责火星派多数派造成了这种气氛！ ），其实远在我们分裂为多数派和少数派以前就形成了。 我再说一遍，这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实，这是一件基本事实，许多人往往由于不了解这件事实而产生一种极轻率的看法，认为在代表大会快结束时形成的多数派是人为的。 从现在硬说代表大会的参加者中十分之九都是火星派分子的马尔托夫同志的观点看来，由于一点“小事”，由于“小小的”导火线就爆发具有“原则的性质”并且几乎弄到推翻代表大会纲领委员会地步的冲突，是绝对解释不通和绝对荒诞的。 对“带来害处”的挖苦话仅仅表示埋怨和遗憾，以此来回避这件事实，是令人可笑的。 冲突是不会由于任何尖刻的挖苦话就产生原则的意义的，只有代表大会上政治派别划分的性质才会产生这样的意义。 不是什么尖刻话或挖苦话引起了冲突，――这些话只是表明代表大会上政治派别的划分本身存在着“矛盾”，存在着引起冲突的一切前提，存在着一碰到甚至小小的导火线就会以其固有的力量爆发出来的内在分歧。 相反，从我用来观察代表大会的观点（我认为我应该坚持把这种观点作为观察事件的某种政治见解，尽管有人觉得这种见解令人难堪）看来，由于“小小的”导火线而爆发十分剧烈的原则性的冲突，是完全可以理解和不可避免的。 既然在我们的代表大会上，时刻都有火星派分子和反火星派分子的斗争，既然在他们之间有一些不坚定的分子，既然这些不坚定的分子和反火星派分子共占三分之一的票数（8票+10票＝51票中的18票，这当然是根据我的粗略计算），那么，火星派分子方面有一些人，哪怕是很小一部分人分离出去，就有可能使反火星派的方针取得胜利，因而引起“疯狂的”斗争，这是完全可以理解而且十分自然的。 这并不是由什么过分尖刻的话语或者攻击引起的，而是由政治的分化引起的。 并不是什么尖刻话造成了政治冲突，而是代表大会上的派别划分本身存在的政治冲突造成了尖刻话和攻击，――这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也就是我们和马尔托夫在估计代表大会的政治意义及其结果方面的基本的原则性意见分歧。 在整个代表大会期间，使极少数火星派分子脱离大多数火星派分子的重大事件共有三次，即语言平等、党章第1条和选举问题，这三次事件都引起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最终导致现在的党内严重的危机。 为了从政治上了解这个危机和这次斗争，不应该只限于空谈什么有人讲过不能容许的挖苦话，而应该考察一下在代表大会上彼此发生冲突的各种色彩的政治派别划分。 所以，“语言平等”事件对于说明分歧的原因是有双重作用的，因为马尔托夫当时还是（还是！ ）一个火星派分子，并且几乎比任何一个人都更起劲地攻击反火星派分子和“中派”。 战争是由马尔托夫同志和崩得首领李伯尔同志的争论开始的（第171―172页）。 马尔托夫证明只要提出“公民平等”的要求就够了。 “舌头自由”被否决了，但是接着提出了“语言平等”，而且有叶戈罗夫同志同李伯尔一起进行战斗。 马尔托夫说这是拜物教，“因为发言人坚决主张民族平等，而把不平等现象转移到语言问题方面。 其实，问题正应该从另一方面来考察：民族不平等现象是存在的，其表现之一就是属于某一民族的人失去了使用本族语言的权利”（第172页）。 马尔托夫当时说得完全对。 李伯尔和叶戈罗夫毫无理由地企图为他们自己的说法辩护，并且企图证明我们不愿意或者不善于实行民族平等原则，这的确是一种拜物教。 确实，他们象“拜物教徒”一样只坚持词句而不坚持原则，他们做事不是怕犯什么原则错误，而是怕别人议论。 正是这种动摇心理（如果“别人”因这一点而责备我们，那怎么办呢？ ）――在发生组织委员会事件时我们已经指出的心理，――我们的整个“中派”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明显。 另一个中派分子，即与“南方工人”社密切接近的矿区代表李沃夫“认为边疆地区提出的关于压制语言平等的问题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我们必须在党纲中规定关于语言的条文，消除别人可能猜疑社会民主党人搞俄罗斯化的任何推测”。 这种对于问题的“严重性”的论证真是太妙了。 问题所以很严重，是因为必须消除边疆地区的可能的猜疑！ 这个发言人根本没有谈什么涉及到问题本质的话，根本没有回答关于拜物教的指责，反而完全证实了这个指责，因为他完全没有自己的论据，只是借口边疆地区会怎么说这一点来敷衍搪塞。 当时有人对他说：他们可能说的话都是不对的。 而他并不去分析究竟说得对不对，却回答说：“别人可能猜疑。” 这样一种自以为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和重要性的提法，倒确实具有了原则的性质，不过这完全不是李伯尔们、叶戈罗夫们、李沃夫们想在这里找到的那种原则的性质。 成为原则性问题的是：我们应该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运用党纲上规定的一般的基本原理，把这些原理运用于具体条件并在具体运用上加以发挥呢，还是仅仅因为害怕别人猜疑就应该用枝节的条文、局部的指示、重复的语句和烦琐的解释来充斥党纲的篇幅。 成为原则性问题的是：社会民主党人怎么能把反对烦琐的解释的斗争看成（“猜疑为”）想缩小起码的民主权利和自由。 我们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会丢掉这种崇拜烦琐解释的拜物教心理呢？ ――这就是我们看到由于“语言”问题引起斗争时产生的想法。 由于进行过多次记名投票，所以在这个斗争中代表们的派别划分表现得特别明显。 这样的表决一共有三次。 始终竭力反对火星派核心的，有全部反火星派分子（8票）以及只有很小变动的整个中派（马霍夫、李沃夫、叶戈罗夫、波波夫、梅德维捷夫、伊万诺夫、察廖夫和别洛夫，――只有后面两个人起初表现动摇，时而弃权，时而投票赞成我们，直到第三次表决时才完全确定了自己的态度）。 火星派方面有一部分人，主要是高加索人（3个人共有6票）脱离出去了，于是“拜物教派”终于占了优势。 在进行第三次表决时，当两种不同倾向的人们都已经十分确切地表明自己的立场时，脱离火星派多数派而转到对方去的是拥有6票的3个高加索人，而脱离火星派少数派的是拥有2票的波萨多夫斯基和科斯季奇；在头两次表决中转到对方或弃权的，在火星派多数派方面有连斯基、斯捷潘诺夫和哥尔斯基，在火星派少数派方面则有捷依奇。 火星派方面有8票（从33票总数里）脱离出去，结果就使反火星派分子和不坚定分子的联盟占了优势。 这就是代表大会派别划分的基本事实，这一事实在表决党章第1条以及在进行选举时也都再次出现（不过当时脱离出去的是另一些火星派分子而已）。 怪不得那些在选举时遭到失败的人现在竭力想抹杀他们失败的政治原因，竭力想抹杀各种色彩之间斗争的出发点，而这个斗争却在全党面前愈来愈清楚地暴露了和愈来愈无情地揭露了那些不坚定的、政治上没有气节的分子。 语言平等事件所以特别明显地向我们说明了这个斗争，是因为当时连马尔托夫同志也还没有博得阿基莫夫和马霍夫两人的夸奖和赞许。 （六）土地纲领 反火星派和“中派”的不坚持原则，在讨论土地纲领时也表现得很明显，这些讨论占了代表大会不少时间（见记录第190―226页），并且提出了不少很有意义的问题。 果然不出所料，马尔丁诺夫同志（在李伯尔和叶戈罗夫两位同志发表了小小的责难意见以后）对纲领发动了进攻。 他提出一个旧论据，说我们是通过纠正“历史上的这种不公平现象”来间接地“尊崇历史上的另一些不公平现象”等等。 站在他一边的还有叶戈罗夫同志，叶戈罗夫说自己甚至“不了解这个纲领有什么意义。 提出这个纲领是为了我们自己，即把我们所提出的那些要求确定下来呢，还是我们想使它成为大家都能接受的东西”（！ ？ ！ ？ ）。 李伯尔同志“也想提出叶戈罗夫同志所提的意见”。 马霍夫同志本着他所固有的坚决精神发言说，“大多数〈？ 〉发言人都根本不了解提出来的这个纲领是个什么东西，其目的何在”。 据他说，这个纲领“很难认为是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这个纲领……“有一种把纠正历史上的不公平现象当儿戏的味道”，有“一种蛊惑人心和冒险主义的色彩”。 这种深奥思想的理论根据，就是庸俗马克思主义所惯用的夸张其词和简单化的手法，说火星派似乎“想把农民看作是成分一样的；既然农民早已〈？ 〉分化为几个阶级，所以提出单一的纲领，势必使整个纲领成为蛊惑人心的东西，一旦实行起来就会成为冒险行为”（第202页）。 马霍夫同志在这里“说穿了”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对我们的土地纲领持否定态度的真正原因，他们虽然决心“承认”《火星报》（正如马霍夫本人也承认它一样），但是根本没有考虑过它的方针、理论立场和策略立场。 正因为他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现代俄国农民经济结构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现象时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了，所以他们始终不了解这个纲领，而决不是因为在个别细节问题上有不同的意见。 正是在这种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上，反火星派首领（李伯尔和马尔丁诺夫）和“中派”首领（叶戈罗夫和马霍夫）很快就趋于一致了。 叶戈罗夫同志也直爽地表现了“南方工人”社以及所有倾向于它的团体和小组的一个特点，即他们不了解农民运动的意义，不了解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在第一批有名的农民起义时期表现的弱点不是过高估计了这个运动的意义，而是过低估计了这个运动的意义（而且没有力量来利用这个运动）。 叶戈罗夫同志说：“我丝毫不象编辑部那样迷恋农民运动，在农民骚动以后有许多社会民主党人都迷恋过。”只是可惜叶戈罗夫同志没有积极向代表大会多少确切地指明编辑部的这种迷恋究竟表现在哪里，也没有积极具体地指明《火星报》所提供的文字材料。 此外，他忘记了，我们的土地纲领的一切基本条文在《火星报》第3号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79―386页。 ――编者注］ 上，即在农民骚动很久以前就已经发挥过了的。 谁如果不只是口头上“承认”《火星报》，那他就不妨稍微多注意一下《火星报》的理论原则和策略原则！ 叶戈罗夫同志感叹地说：“不，我们在农民中间不会有多大作为！”随后他又说明这种感叹不是表示反对某种个别的“迷恋现象”，而是否定我们的整个立场：“这也就是说，我们的口号不能同冒险主义口号相竞争。”这真是把一切都归结为各政党口号“竞争”的非原则态度的最典型的说法！ 并且这还是在他自称已经对理论解释“表示满意”以后说出来的，在这种理论解释中指出：我们力求在鼓动工作中取得牢靠的成绩而不怕暂时的失利；要取得牢靠的成绩（不管那些“竞争者”……一时如何叫嚷），就必须使纲领有巩固的理论基础（第196页）。 既然自称对这种解释已经“表示满意”，又立刻重复从旧经济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庸俗论点：认为“口号竞争”决定一切问题，不仅决定土地纲领问题，而且决定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全部纲领和全部策略问题，这是多么混乱的观点。 叶戈罗夫同志说：“你们不能强迫雇农同富农一道为已经有不小一部分落到这些富农手里的割地而斗争。” 又是那一套显然同我们的机会主义经济派有血统关系的简单化的论调，经济派硬说：不能“强迫”无产者去为现在有不小一部分已落到资产阶级手里而将来还会有更大一部分落到资产阶级手里的东西而斗争。 又是那一套庸俗化的论调，忘记了在雇农和富农之间的一般资本主义关系方面俄国所具有的特点。 现在，事实上受到割地重压的也有雇农，他们为摆脱盘剥制而斗争是根本不必“强迫”的。 需要“强迫”的倒是某些知识分子――强迫他们更广泛地看到他们担负的任务，强迫他们在讨论具体问题时丢掉那一套死板公式，强迫他们考虑到使我们的目的复杂化和发生变化的历史情况。 只有认为农民是傻子的这种偏见，即马尔托夫同志公正指出的（第202页），在马霍夫同志以及其他反对土地纲领的人们的发言中流露出来的偏见，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反对者忘记了我国雇农生活的现实条件。 我们的“中派”分子把问题简单化为只存在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并且力图把自己的狭隘观点照例强加在农民身上。 马霍夫同志说：“正因为我认为农民就其狭隘的阶级观点的限度来说是聪明的，所以我以为他们会拥护夺取土地和分割土地的小资产阶级理想。”这里显然是把两件事情混为一谈：一件事情是把农民的阶级观点估计为小资产者的阶级观点，另一件事情是缩小了这个观点，把它归结为“狭隘的限度”。 叶戈罗夫们和马霍夫们的错误正在于作了这种归结（也如马尔丁诺夫们和阿基莫夫们的错误在于把无产者的观点归结为“狭隘的限度”一样）。 其实，逻辑或历史都教导我们：正是因为小资产者的地位有两重性，所以小资产者的阶级观点可能比较狭隘，又比较进步。 所以，我们决不能因为农民狭隘（“愚昧”）或者受“偏见”支配就灰心失望，恰恰相反，我们的任务是要始终不倦地开阔农民的眼界，促使他们用理智战胜偏见。 对于俄国土地问题的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在《火星报》旧编辑部的忠实捍卫者马霍夫同志那篇原则性发言的结束语中集中地表现出来了。 怪不得这些话博得了掌声……虽然是讽刺的掌声。 普列汉诺夫说，我们丝毫不怕土地平分运动，我们不会阻碍这个进步（资产阶级的进步）的运动，马霍夫同志听了以后愤慨地说：“我真不知道什么东西叫作不幸。 但是，这个革命即使可以称为革命，也会是一个不革命的革命。 正确些说，不是革命而是反动（笑声），类似骚动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将使我们倒退，并且要经过相当时间才可以使我们重新回到我们现在的状况。 而我们现在却有比法国革命时期更多得多的东西（讽刺的掌声），我们有社会民主党（笑声）……”是的，如果社会民主党是按照马霍夫的观点看问题，或者拥有受到马霍夫们支持的中央机关，那它确实只能受到嘲笑…… 可见，就是在讨论土地纲领所引起的一些纯粹原则性的问题时，也立即反映出我们已经熟悉的派别划分。 反火星派分子（8票）为了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而出马上阵，“中派”首领，叶戈罗夫们和马霍夫们尾随在他们的后面，而且总是陷在那个狭隘的观点里出不来。 所以很自然，在表决土地纲领的某些条文时，赞成的有30票和35票（第225页和第226页），就是说，恰巧和我们在争论崩题讨论的次序、组委会事件以及解散“南方工人社”问题时所看到得问的那个数目接近。 每当问题稍微超出通常的框框，稍微要求把马克思的理论独立地运用于新的（对德国人说来是新的）特殊的社会经济关系时，真正胜任的火星派分子立刻就只占五分之三的票数，整个“中派”就立刻转到李伯尔们和马尔丁诺夫们方面去了。 马尔托夫同志却拼命抹杀这一明显的事实，胆怯地回避那些显然暴露出各种色彩的表决情况！ 从土地纲领问题的讨论中可以明显地看到火星派分子同在代表大会上足足占有五分之二的人进行斗争的情况。 高加索的代表在这里采取了完全正确的立场，――这也许多半是因为他们熟悉当地无数农奴制残余的各种表现，所以才没有赞同马霍夫们觉得满意的那套抽象而幼稚的简单对立法。 当时发言反对马尔丁诺夫和李伯尔、马霍夫和叶戈罗夫的，有普列汉诺夫、古谢夫（他证实说，“对我们的农村工作所持的这种悲观看法”……即叶戈罗夫同志的那种看法……他“常常在俄国工作的同志中间听到”），有科斯特罗夫、卡尔斯基，还有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正确地指出，土地纲领的批评者的“各种忠告”“是十分庸俗的”。 不过我们在谈到研究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派别划分问题时必须指出，他在这一段发言中（第208页）把朗格同志同叶戈罗夫和马霍夫两人相提并论却不一定正确。 谁如果仔细地读一读记录就能够看出，朗格和哥林两人所站的立场跟叶戈罗夫和马霍夫两人的立场完全不同。 朗格和哥林两人不喜欢关于割地一条的提法，他们却完全领会我们土地纲领的思想，他们不过企图用另一种方式体现这个思想，积极努力寻找在他们看来更为完善的提法，提出自己的决议草案来说服土地纲领的起草人，或是站在土地纲领起草人方面反对所有的非火星派分子。 例如，只要把马霍夫关于否决全部土地纲领的提议（第212页，9票赞成，38票反对）以及关于否决这个纲领的个别条文（第216页及其他各页）的提议，拿来和朗格对割地条文提出独立的修订方案（第225页）的立场对比一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两种立场是截然不同的 ［注：见哥林的发言，第213页。 ］ 。 托洛茨基同志在往下谈论那些带有“庸俗气味”的理由时指出，“在即将来临的革命时期，我们应该同农民联系起来”……“在这个任务面前，马霍夫和叶戈罗夫的怀疑态度和政治‘远见’比任何一种近视更加有害。”另一个火星派少数派分子科斯季奇同志，很准确地指出了马霍夫同志“不相信自己，不相信自己的原则稳定性”，――这个估计真是打中了我们的“中派”的要害。 科斯季奇同志继续说：“马霍夫同志的悲观态度是跟叶戈罗夫同志一致的，虽然他们各有不同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