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退两步
如果这样，那又何必规定开除党籍的手续和条件呢？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显然已经把马尔托夫同志的基本错误弄到了荒谬的地步；他甚至把这个错误发挥成机会主义理论，因为他补充说：“按照列宁的条文，党章第1条是直接同无产阶级社会民主党的实质〈！ ！ 〉及其任务根本矛盾的。”（第243页）这恰恰等于说：对党提出的要求高于对阶级的要求，是同无产阶级任务的实质根本矛盾的。 怪不得阿基莫夫要竭力拥护这样的理论。 必须公正地指出，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现在想把这个显然有机会主义倾向的错误条文变成新观点的种子，但是他当时在代表大会上倒是表示愿意“磋商”，他说：“但是我发觉，我原来敲的是敞开的大门”（我在新《火星报》上也发觉了这一点），“因为列宁同志及其被认为是党的一部分的外层小组表示赞同我的要求。”（不仅外层小组，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工人联合会：参看记录第242页斯特拉霍夫同志的发言，以及上面从《怎么办？ 》和《给一位同志的信》里摘录的一些话）“剩下的还有个别人。 但是在这里也是可以磋商的。”我当时回答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说，一般说来，我并不反对磋商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69页。 ――编者注］ ，但是我现在应当解释一下，这句话究竟是指什么而言。 正是关于个别人，关于所有这些大学教授和中学生等等，我是最不同意作什么让步的。 但是，如果引起怀疑的是工人组织问题，那我就会同意（虽然上面我已经证明，这种怀疑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给我的第1条条文加上这样一个附注：“凡是接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纲和党章的工人组织，应当尽量列入党组织。”当然，严格说来，党章应当以法律式的定义为限，这种愿望不适于在党章中规定，而只适于在解释性的注解中、在小册子中加以说明（我已经指出，还在党章制定之前很久，我就在自己的小册子中作过这样的解释了）；但是，这样的附注至少丝毫不会有什么可能导致瓦解组织的错误思想，丝毫不会有马尔托夫条文中显然包含的机会主义的论断 ［注：在企图论证马尔托夫的条文时必然涌现出来的这些论断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托洛茨基同志的一段话（第248页和第346页），他说：“机会主义是由一些比党章某一条文更复杂的原因造成的〈或者说：由更深刻的原因决定的〉，――它是由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和无产阶级二者的相对发展水平引起的……”但是问题不在于党章条文能造成机会主义，而在于要利用党章条文锻造出比较锐利的武器来反对机会主义。 机会主义产生的原因愈深刻，这种武器也就应当愈锐利。 因此，以机会主义有“深刻的原因”作理由来为向机会主义敞开大门的条文辩护，那就是十足的尾巴主义。 当托洛茨基同志还在反对李伯尔同志时，他了解党章是整体对部分、先进部队对落后部队所表示的“有组织的不信任”；而当托洛茨基同志站到李伯尔同志方面时，他却忘记了这一点，甚至用“复杂的原因”、“无产阶级的发展水平”等等，为我们在组织这种不信任（对机会主义的不信任）方面所表现的软弱和动摇辩护了。 托洛茨基同志的另一个论据是说：“已有某种组织的青年知识分子，是更容易自行列入〈黑体是我用的〉党员名单的。”正是这样。 所以，有知识分子模糊不清的毛病的，正是那个甚至容许无组织的分子自行宣布为党员的条文，而不是我的绝对不许人们“自行列入”名单的条文。 托洛茨基同志说，中央委员会“不承认”机会主义者的组织，只是因为注意到这些人的性质，但是既然大家都知道这些人的政治面貌，那么他们就没有什么危险，因为可以用全党抵制的办法把他们驱逐出去。 这一点只有在必须把某人驱逐出党的情况下才是对的（而且只是对了一半，因为有组织的党不是用抵制的办法而是用表决的办法实行驱逐的）。 这一点在很多日常情况下，即在只需要实行监督而绝对不能实行驱逐时，是完全不正确的。 中央委员会为了实行监督，可以有意把某一个虽然不完全可靠，但有工作能力的组织在一定条件下接纳到党内来，以便考验它，试图把它引上正确道路，用自己的领导来克服它的局部的偏向，等等。 如果根本不允许“自行列入”党员名单，那么这样的接纳是没有危险的。 为了能使人公开地和负责地，即在有监督的条件下表达（并讨论）其错误观点和错误策略，这样的接纳往往是有好处的。 “但是，如果说法律式的定义应当适合事实上的关系，那么列宁同志的条文就应当被否决。”――托洛茨基同志这样说，但这又是机会主义者的说法。 事实上的关系并不是死的，而是有生气的和不断发展的。 法律式的定义能适合这些关系的进步发展，但是也能（如果这些定义是坏定义的话）“适合”退化或停滞。 后一种情况也就是马尔托夫同志的“情况”。 ］ 和“无政府主义的观念”。 我加了引号的最后一个说法，是巴甫洛维奇同志的。 他当时很公正地把承认“不负责任的和自行列名入党的分子”是党员的主张看作无政府主义。 巴甫洛维奇同志向李伯尔同志解释我的条文时说，“如果翻译成普通话”，――这个条文就是说：“既然你想做一个党员，就应当也承认组织关系，而且不只是抽象地承认。”这种“翻译”虽然很简单，但是它不仅对于那些各种各样可疑的大学教授和中学生，而且对于最真实的党员，对于上层人物，都不是多余的（正如代表大会以后的事件证明的那样）……巴甫洛维奇同志同样公正地指出，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是同马尔托夫同志引证得很不恰当的那个不容争辩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相抵触的。 “我们党是不自觉过程的自觉表现者。”正是如此。 并且正因为如此，要“每一个罢工者”都能自称为党员是不正确的，因为假使“每次罢工”都不只是强大的阶级本能和必然引向社会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自发表现，而是这个过程的自觉表现，那么……那么，总罢工就不会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话，那么我们的党就会立刻一下子包括整个工人阶级，因而也就会一下子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消灭掉。 为了真正成为自觉的表现者，党应当善于造成一种能保证有相当的觉悟水平并不断提高这个水平的组织关系。 巴甫洛维奇同志说：“按照马尔托夫的道路走去，首先就要删掉关于承认党纲的条文，因为要接受党纲，就必须领会和了解这个党纲……承认党纲是要有相当高的政治觉悟水平才能做到的。”我们从来不容许用任何要求（领会、了解等等）来人为地限制人们支持社会民主党以及参加它所领导的斗争，因为单是参加斗争这一事实本身就能提高觉悟性和组织本能，但是，既然我们结成一个党，以便进行有计划的工作，那我们就应当设法保证这种计划性。 巴甫洛维奇同志关于党纲问题的警告看来不是多余的，这在同一次会议过程中就立即显示出来了。 保证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得以通过 ［注：投票赞成这个条文的有28票，反对的有22票。 八个反火星派分子中有七个人赞成马尔托夫，有一个人赞成我。 假如没有机会主义者的帮忙，马尔托夫同志就不能使自己的机会主义条文通过。 （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毫无成效地企图驳倒这件不成问题的事实，不知为什么只指出崩得分子的票数，而把阿基莫夫同志和他的朋友们忘记了，确切些说，只有在这一点可以作为攻击我的证据――布鲁凯尔同志同意我的条文――时，才想起这些人。 ）］ 的阿基莫夫同志和李伯尔同志立刻就暴露出自己的真正本性，他们要求（第254―255页）对于党纲也只要（为了取得“党员资格”）抽象地加以承认，即只承认它的“基本原理”就行了。 巴甫洛维奇同志指出：“阿基莫夫同志的提议，从马尔托夫同志的观点看来，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可惜，我们从记录中看不出究竟有多少票赞成阿基莫夫的这个提议，――大概不少于七票（五个崩得分子，再加上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 正因为七个代表退出了代表大会，所以原先在讨论党章第1条时形成的“紧密的多数派”（反火星派分子、“中派”和马尔托夫分子）结果变成了紧密的少数派！ 正因为七个代表退出了代表大会，主张批准旧编辑部的提议才遭到了失败，《火星报》办报的“继承性”才受到这种似乎惊人的破坏！ 这奇异的七个人竟是《火星报》的“继承性”的唯一救星和保证，而这七个人就是崩得分子以及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也就是说，正是那些对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的理由投过反对票的代表，而他们的机会主义立场曾经由代表大会肯定地指出过几十次了，并且是由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两人在讨论关于缓和第一条有关党纲的提法问题时就肯定地指出过的。 反火星派分子捍卫《火星报》的“继承性”！ ――这就是代表大会以后展开的一出悲喜剧的开端。 ※ ※ ※ 表决党章第1条条文时形成的派别划分，也跟语言平等事件暴露的情况完全相同：由于火星派多数派方面有四分之一（大概数目）的票数脱离出去，结果就使“中派”所追随的反火星派有可能取得胜利。 当然，这里也有个别的票数破坏了画面的完整性，――在象我们代表大会这样一个大规模的会议上，必然有一部分“野”票偶然地有时跑到这方有时跑到那方，尤其是在讨论党章第1条这样的问题时情况是这样，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的实质还刚刚显露出来，许多人简直还来不及把问题弄清楚（因为这个问题预先没有在书刊上探讨过）。 从火星派多数派方面跑出去五票（各有两票表决权的鲁索夫和卡尔斯基以及有一票表决权的连斯基）；同时，又有一个反火星派分子（布鲁凯尔）和三个中派分子（梅德维捷夫、叶戈罗夫和察廖夫）归附到火星派多数派方面；结果多数派共有23票（24-5+4），比后来进行选举时最终形成的派别划分少一票。 反火星派分子使马尔托夫取得了多数，反火星派分子中有七个人赞成马尔托夫，有一个人赞成我（“中派”方面也有七票赞成马尔托夫，三票赞成我）。 火星派少数派和反火星派以及“中派”的联盟――即在代表大会快结束时和在代表大会以后组成的紧密的少数派的那个联盟――开始形成起来。 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提出党章第1条条文时，特别是在为这个条文辩护时所犯的无疑是向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个人主义迈进了一步的政治错误，由于有代表大会这样一个自由的公开的舞台，立刻和特别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具体表现就是，最不坚定的和最不坚持原则的分子马上发动了他们的全部力量来扩大社会民主党革命派观点中出现的裂缝，或者说缺口。 在组织方面公开追求不同目的（见阿基莫夫的发言）的人们共同参加代表大会的事实，立刻就推动了在原则上反对我们的组织计划和反对我们的章程的人去支持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错误。 在这个问题上也仍然忠实于社会民主党革命派观点的火星派分子竟成了少数。 这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实，因为谁如果没有弄清楚这件事实，谁就根本无法了解由于争论党章的细节问题而发生的斗争，也无法了解由于争论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人选问题而发生的斗争。 （十）无辜被加上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的人 在谈党章问题继续讨论的情况以前，必须讲一下《火星报》组织在代表大会期间举行的几次非正式会议，以便说明我们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发生的分歧。 这四次会议中最后的和最重要的一次会议正是在表决了党章第1条以后举行的，所以，《火星报》组织在这次会议上发生的分裂，无论在时间上或者在逻辑上都是以后斗争的先声。 《火星报》组织的非正式会议 ［注：为了避免陷入无法解决的争论，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对于这些非正式会议上的情况的说明，已经是尽量简单了。 基本的事实已经在我的《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第4页）中叙述过了。 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答复》中并没有对这些基本事实表示异议。 ］ 是在组委会事件（它是挑起讨论中央委员会的可能的候选人问题的导火线）以后不久召开的。 不言而喻，由于限权委托书被取消，这几次会议只具有协商性质，对任何人都没有约束作用，但是这几次会议的意义毕竟是很大的。 中央委员会人选问题在许多代表看来是个很大的难题，因为他们既不知道秘密名字，也不知道《火星报》组织的内部工作情况，虽然这个组织造成了党在事实上的统一，并且实现了成为正式承认《火星报》的理由之一的对于实际运动的领导。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当火星派分子团结一致的时候，他们完全有保证在代表大会上取得五分之三的大多数，全体代表都很了解这一点。 所有的火星派分子正是期望《火星报》组织提出一个关于中央委员会一定人选的名单，并且《火星报》组织中没有一个人有一句话表示反对预先在这个组织中讨论中央委员会人选问题，没有一个人提到要批准组委会全体委员，即把它变成中央委员会，甚至没有提到要同组委会全体委员协商中央委员会候选人问题。 这个情况也非常重要，而且十分值得重视，因为现在马尔托夫分子事后热心拥护组委会，这不过是千百次地证明自己在政治上没有气节而已。 ［注：请仔细想象一下这幅“风俗画”吧：《火星报》组织的一个代表在代表大会上只同《火星报》组织协商过，并且甚至连提也没有提到要同组委会协商。 而当他自己在这个组织内以及在代表大会上遭到了失败之后，他却对组委会没有被批准一事表示惋惜，事后赞扬组委会，并傲慢地漠视给他代表委托书的那个组织！ 我敢说，这样的事情在任何一个真正的社会民主党和真正的工人政党的历史中都是找不出来的。 ］ 当中央机关人选问题引起的分裂还没有使马尔托夫和阿基莫夫团结起来的时候，代表大会上所有的人都清楚认识到一个事实――任何一个不抱偏见的人从代表大会的记录和《火星报》的全部历史中都很容易看清这样一个事实，即组委会主要是一个负责召集代表大会的委员会，是一个有意吸收各种色彩的代表（直到崩得为止）组成的委员会；而实际建立党的组织统一工作，则完全由《火星报》组织来担负（同时必须指出，有几个火星派的组委会委员没有出席代表大会，完全是偶然的，有的是由于被捕，有的是由于其他种种“客观”情况）。 参加代表大会的《火星报》组织成员已由巴甫洛维奇同志在他的小册子中列举过了（见他的《关于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信》第13页）[129]。 《火星报》组织内部激烈辩论的最终结果，就是我在《给编辑部的信》中引证过的两次表决。 第一次表决是“以9票对4票3票弃权否决了马尔托夫所支持的候选人之一”。 《火星报》组织所有出席代表大会的16个成员一致同意讨论关于可能的候选人问题，并以多数票否决了马尔托夫同志所提出的候选人之一（这个候选人就是现在马尔托夫同志自己也忍不住将其泄漏出来的施泰因同志，《戒严状态》第69页）――这不是最简单最自然的事情吗？ 要知道，我们聚集起来举行党代表大会，正是为了讨论和解决究竟把“指挥棒”交给谁掌握的问题，而我们全体党员的义务就是要极认真地对待议程上的这一项，正如鲁索夫同志后来十分公正指出的那样，解决这个问题要从事业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庸人的温情”出发。 当然，在代表大会上讨论候选人问题时，特别是在非正式的和小型的会议上，不能不涉及到某些个人品质，不能不表示自己是赞成还是不赞成。 ［注：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伤心地抱怨，说我表示不赞成时的态度过于激烈，但是他没有觉察到，从他的抱怨里得出了对他自己不利的结论。 列宁当时的举动――用他的说法――狂暴（同盟记录第63页）。 真的。 他使劲把门关了一下。 不错。 他的行为（在《火星报》组织的第二次或第三次会议上）使当时在场的人感到愤慨。 这是实情。 但是由此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 结论只是我在各个争论问题的实质方面的论据是有说服力的，而且已经为代表大会的进程所证实。 其实，既然《火星报》组织的16个成员中毕竟有9个赞成我的立场，那么，显而易见，虽然态度激烈，哪怕态度激烈，人们还是赞成我的。 这就是说，如果不是“态度激烈”，当时站到我这方面的人也许比9个还要多呢。 也就是说，当时我的论据和事实必须胜过人们的“愤慨”，而终于得到克服的这种“愤慨”愈大，这些论据和事实也就显得愈有说服力。 ］ 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就已经警告过：把不赞成候选人看作一种“侮辱”（同盟记录第49页），是很荒谬的；由于人家直接履行党员的义务即自觉地慎重地选择负责人员就“吵闹”和大发歇斯底里，是很荒谬的。 可是当时我们的少数派却为此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他们在代表大会以后开始叫嚷什么“破坏名誉”（同盟记录第70页），并在报刊上向广大读者说施泰因同志是旧组委会的“主要人物”，无辜被人指责有“什么险恶的计谋”（《戒严状态》第69页）。 你看，在是否赞成候选人的问题上叫嚷什么“破坏名誉”，这难道不是歇斯底里吗？ 有人在《火星报》组织的非正式会议上以及在党的正式的最高会议即代表大会上遭到了失败以后，就在街头公众面前抱怨，并把落选的候选人当作“主要人物”推荐给可尊敬的公众；有人后来竟用闹分裂和要求增补的办法来要挟党接受他们的候选人，这难道不是无谓争吵吗？ 我们在国外沉闷的气氛中，政治概念竟然混淆到如此程度，以致马尔托夫同志连什么是党员义务，什么是小组习气和私人关系也分辨不清！ 主张候选人问题只适合在代表大会上讨论和解决，据说这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虽然在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开会首先就是要讨论重要的原则问题；参加代表大会的是运动的代表，他们能够大公无私地对待人选问题，能够（而且应当）为了投票表决而要求和收集有关候选人的一切材料；在代表大会上为指挥棒问题而发生的一定的争论本来是自然的和必要的。 现在我们这里，代替这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观点而形成了另外一种风气：我们可以在代表大会闭幕以后信口开河，说伊万・伊万内奇在政治上被埋葬了，伊万・尼基佛罗维奇的名誉被破坏了等等；候选人将由一些著作家在小册子里大加渲染，这些著作家装出一副伪善面孔，拍着胸脯说这不是小组而是党……一些喜欢看热闹的读者就会如获至宝地欢迎这种耸人听闻的消息，说什么据马尔托夫本人说，某某人曾是组委会的主要人物。 ［注：我也在《火星报》组织里提出过一个中央委员会候选人，而且也象马尔托夫一样没有能使这个候选人当选，对于这个候选人，我本来也能说一下他在代表大会以前和在代表大会初期有过什么杰出事迹证明他的良好的声誉。 但是，我从来没有这样的念头。 这位同志很有自尊心，决不会让任何人在代表大会以后在报刊上提出他的候选资格，或者抱怨什么政治上被埋葬，名誉被破坏等等。 ］ 这些读者要比粗暴机械地根据多数通过决议的代表大会这类形式主义的机关有更大的本事去讨论问题和解决问题……是的，在国外还有许多充满了无谓争吵的奥吉亚斯的牛圈[130]需要我们真正的党的工作人员去打扫！ 《火星报》组织举行的另一次表决，是“以10票对2票4票弃权通过了五人名单（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根据我的提议，这个名单中包括了一个非火星派领袖和一个火星派少数派领袖” ［注：见本卷第93页。 ――编者注］ 。 这次表决非常重要，因为它明显而不容争辩地证明，后来在无谓争吵的气氛中产生的那些谰言，说什么我们想把非火星派驱逐出党或者除掉，说什么多数派只是通过代表大会半数从半数里选出的等等，是毫无根据的。 所有这一切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我所引证的这次表决情况表明，我们不但没有把非火星派分子从党内排除出去，甚至没有把他们从中央委员会内排除出去，而是让我们的对手占了一个相当大的少数。 全部问题就在于他们想占多数，当这个小小的愿望实现不了时，他们就大吵大闹，根本拒绝参加中央机关。 事实真相就是如此，同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中所说的截然相反，从下面一封信里可以看出这一点，这封信是我们火星派多数派（在七个人退出代表大会以后成了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派）在代表大会通过党章第1条以后不久从《火星报》组织中的少数派那里收到的（必须指出，我所说的那次《火星报》组织的会议是最后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以后，《火星报》组织事实上已经瓦解了，因此双方都力图说服代表大会的其余代表相信自己是正确的）。 这封信的原文如下： “我们听了索罗金和萨布林娜两位代表关于编辑部和‘劳动解放社’的多数愿意参加（某一天 ［注：据我计算（见本卷第496页。 ――编者注），这封信指的日期是星期二。 会议是在星期二晚上，即在代表大会第28次会议以后举行的。 这种时间上的考证很重要。 它证据确凿地驳斥了马尔托夫同志的说法，即所谓我们的分离是由于中央机关的组成问题而不是由于中央机关的人选问题引起的。 它证据确凿地证明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和在《给编辑部的信》里的说明是正确的。 在代表大会第28次会议以后，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两同志大谈什么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却只字不提在总委员会人选或中央机关成员增补问题上的分歧（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第25、26、27次会议上曾经争论过）。 ］ 的）会议问题的解释，同时我们又在这两位代表的帮助下查明，在上一次会议上宣读过一个似乎是由我们提出的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这个名单被人用来对我们的整个政治立场作了不正确的估计；同时我们注意到，第一，人们丝毫没有试图查一查来源就认定这个名单是我们提出的；第二，这种情况和公开加在《火星报》编辑部以及‘劳动解放社’多数身上的机会主义罪名无疑是有联系的；第三，我们十分了解这个罪名是同改变《火星报》编辑部成员的一个完全确定的计划有联系的，因此，我们认为：对我们作的关于不让参加会议的原因的解释是不能使我们满意的，而不愿意让我们参加会议就是证明不愿意让我们有可能消除上述莫须有的罪名。 至于我们彼此能不能协商提出一个共同的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的问题，我们声明：我们可以当作协商基础接受的唯一名单就是波波夫、托洛茨基、格列博夫三个人，同时我们着重指出这个名单是一个妥协性的名单，因为我们把格列博夫同志列入这个名单只是为了向多数派的愿望表示让步，因为我们在代表大会上认清格列博夫同志的作用以后，我们不认为格列博夫同志具备中央委员会候选人所应具备的条件。 同时，我们要着重指出的一点就是，我们参加中央委员会候选人问题的谈判一事，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的问题毫无关系，因为我们决不同意就这个问题（编辑部成员问题）进行任何谈判。 代表各同志署名的 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 从这一封确切反映出争论双方的情绪和争论情况的信中，可以明白看出当时发生分裂的“核心”及其真实原因。 《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虽然不愿同意多数派的意见，而宁愿在代表大会上自由地进行鼓动（他们当然完全有权利这样做），但是他们还是力争多数派的“代表”允许他们参加非正式会议！ 当然，这种滑稽的要求在我们的会议上（这封信当然是在会议上宣读过的）只能使人发笑和感到惊异，至于他们因“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而大叫大闹，几乎是大发歇斯底里，那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嘲笑了。 但是，我们首先还是逐条剖析一下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那些伤心的抱怨吧。 他们说：有人不正确地认为名单是他们提出的；有人不正确地估计了他们的政治立场。 但是，马尔托夫自己也承认（同盟记录第64页），我并不怀疑他说这个名单不是他提出的一语的真实性。 一般说来，名单究竟是谁提出的，这个问题在这里并没有多大关系，因为名单究竟是由火星派分子中某个人或者是由“中派”中某个人拟订的等等，那是根本无关紧要的。 重要的是，完全由现在的少数派分子构成的这个名单曾在代表大会上传阅过，尽管只是作为一种设想或假设而传阅的。 最后，最重要的是，马尔托夫同志当时在代表大会上曾经拼命表示拒绝这个名单，要是放到现在，他一定会表示欢迎。 请看，在两个月以内他就由高喊“可耻的谣言”一变而为要挟党把这个似乎可耻的名单中开列的候选人接纳到中央机关去，――这种变化最明显不过地证明他对于人物和对于色彩的评价是多么不坚定啊！ ［注：当我们听到关于古谢夫同志和捷依奇同志的事件的消息时，上面所写的这些话已经付排了。 关于这次事件，我们将在本书附录中专门加以分析。 （见本卷第416―425页。 ――编者注）］ 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说，这个名单，“意味着我们以及‘南方工人’社同崩得在政治上结成联盟，即达成直接的协定”（第64页）。 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第一，崩得永远不会同意达成一个关于没有一个崩得分子在内的名单的“协定”；第二，当时不仅同崩得，而且同“南方工人”社，都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直接的协定（当时在马尔托夫看来这是可耻的）。 当时的问题恰恰不是协定，而是联盟，不是马尔托夫同志缔结过什么协定，而是那些在代表大会前半期曾遭到马尔托夫同志反对，后来却抓住马尔托夫同志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的错误加以利用的反火星派分子和动摇分子不可避免地要支持马尔托夫同志。 我上面引用的信就确凿地证明，他们“委屈”的根本原因正在于人家公开地给他们加上了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 这些曾经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而现在马尔托夫同志不管我在《给编辑部的信》中如何提醒仍然竭力回避的“罪名”，可归结为以下两点：第一，在讨论党章第1条时，普列汉诺夫直截了当地说，党章第1条的问题是把“各种机会主义分子”和我们“分开”的问题，我提出的草案是防止这些人钻进党内的壁垒，“单是这一个理由就应该使所有反对机会主义的人投票拥护”这个草案（代表大会记录第246页）。 这些强有力的话尽管由我把语气 缓和了一些（第250页）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70页。 ――编者注］ ，还是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这在鲁索夫（第247页）、托洛茨基（第248页）和阿基莫夫（第253页）等同志的发言中有明显的表现。 在我们“议会”的“走廊”里，大家都热烈地评论普列汉诺夫的这一论点，并在党章第1条问题的无数争论过程中对它作了各种各样的解释。 但是我们那些亲爱的同志不但不从实质上来辩护，反而可笑地感到委屈，直到用书面抱怨什么“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 那种充满小组习气和非常缺乏党性而经受不起吹来一点当众公开争论的新鲜空气的心理，在这里表现得很明显。 这正是俄罗斯人所熟悉的心理，这种心理用一句古老的格言来说就是：要么飨以老拳，要么握手言欢！ 人们已经习惯于在一小群亲密伙伴的小圈子里生活，因此一旦在自由的公开的舞台上由自己负责发表言论，就手足无措了。 给别人加上机会主义的罪名，给谁？ 给“劳动解放社”，而且是给该社的多数人加上这种罪名，――可以想见，这是多么可怕！ 或者是为了这个洗不掉的侮辱而造成党内分裂，或者是用恢复小圈子的“继承性”来遮盖这种“家丑”――这就是上面那封信里已经相当明确地提出的两种办法。 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和小组习气的心理同在党面前公开发表意见的要求发生了冲突。 你能设想在德国党内会有抱怨，“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这样一种荒谬现象，这样一种无谓争吵吗！ 在那里，无产阶级的组织和纪律早已使人抛弃了这种知识分子的脆弱性。 例如，对李卜克内西是任何人都十分尊敬的，但是，李卜克内西在1895年代表大会上在土地问题上非常糟糕地同露骨的机会主义者福尔马尔及其同伙站到一起去了，因而被人“公开加上机会主义罪名”（和倍倍尔一起）[131]，如果他因此而抱怨起来，人们该会怎样地嗤笑他啊！ 李卜克内西的名字同德国工人运动史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当然不是因为李卜克内西在这样一个比较小的局部问题上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尽管他犯了这样的错误，这种联系还是不会被否定的。 同样，不管斗争多么激烈，比方说，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名字现在而且将来永远会受到每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尊敬，但这并不是因为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我们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拥护过机会主义的思想，也不是因为他在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过旧的无政府主义的谬论，尽管他拥护过这种思想，提出过这种谬论，他的名字还是受人尊敬的。 只有迷恋最落后的小组习气及其要么飨以老拳，要么握手言欢的逻辑的人，才会因“‘劳动解放社’多数人被加上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而大发歇斯底里，掀起无谓争吵和制造党内分裂。 这种可怕的罪名的另一个根据同前一个根据有十分密切的联系（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第63页）力图回避和抹杀这个事件的一个方面）。 这个根据就是反火星派分子和动摇分子同马尔托夫同志在讨论党章第1条时已经表现出来的联盟。 自然，当时马尔托夫同志和反火星派分子之间没有而且也不可能缔结什么直接的协定或间接的协定，而且谁也没有怀疑他缔结过什么协定：这不过是他自己由于害怕而产生的想法罢了。 但是，那些显然有机会主义倾向的人在他周围组成一个愈加坚实“紧密的”多数派（现在只是由于有七个代表“偶然地”退出代表大会才变成了少数派），这一事实正暴露了他所犯的错误的政治意义。 对于这个“联盟”，我们在讨论党章第1条以后当然也立刻公开地在代表大会上（见上面引用的巴甫洛维奇同志的评语，代表大会记录第255页）以及在《火星报》组织中指出过（我记得，普列汉诺夫曾特别指出过这一点）。 这正象蔡特金在1895年向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两人提出的意见和嘲笑一样：“ES tut mir in der seele weh，daβ ich dich in der Gesellschaft seh’”（我看见你〈即倍倍尔〉落在这样一伙人中间〈即与福尔马尔及其伙伴在一起〉，感到非常痛心）[132]。 说也奇怪，当时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两人并没有歇斯底里地向考茨基和蔡特金写过什么关于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的信…… 关于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的问题，这封信表明，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中说他们当时还没有最后拒绝同我们协商，这话说错了，――这再一次说明，在政治斗争中不查对文件而企图靠记忆来重述谈话，是多么不妥当。 其实，“少数派”当时是那样谦逊，竟然向“多数派”提出最后通牒：让“少数派”出两个人而“多数派”出一个人（作为妥协办法，并且只是为了表示让步！ ）。 这真是怪事，但这是事实。 这件事实清楚地表明，现在散布谰言，说什么“多数派”通过代表大会半数只选出这个半数的代表，是多么荒唐。 恰恰相反：马尔托夫分子只是为了表示让步才主张让我们在三个席位中占一个席位，也就是打算在我们不同意这个奇特的“让步”时完全选出他们自己的人！ 我们在自己的非正式会议上嘲笑过马尔托夫分子的这种谦逊态度，并给自己拟订了一个名单：格列博夫、特拉温斯基（他后来被选入中央委员会）以及波波夫。 我们随后（也是在24人的非正式会议上）用瓦西里耶夫同志（他后来被选入中央委员会）代替波波夫同志，只是因为波波夫同志拒绝列入我们提出的名单，起初他在私人谈话中表示拒绝，后来又在代表大会上公开表示拒绝（第338页）。 事实真相就是如此。 谦逊的“少数派”本来有一种想占多数席位的谦逊的愿望。 当这种谦逊的愿望得不到满足时，“少数派”就公然完全表示拒绝，并开始无理取闹。 但是现在竟有人煞有介事地大谈什么“多数派”“不肯让步”！ “少数派”出马上阵在代表大会上进行自由鼓动的时候，曾向“多数派”提出可笑的最后通牒。 当我们的英雄遭到失败的时候，就号啕大哭，叫喊起戒严状态来了。 这就是全部情况。 给我们加上蓄意改变编辑部成员这一可怕的罪名，我们（在24人举行的非正式会议上）也是一笑置之，因为大家从代表大会刚一开始，甚至早在代表大会以前，就很清楚地知道以选举原先预定的三人小组来改组编辑部的计划（关于这一点，我在下面讲到代表大会选举编辑部的情况时还要详细说明）。 “少数派”看到它同反火星派的联盟就是明显地证明这个计划的正确性以后，被这个计划吓得目瞪口呆，这并不使我们觉得奇怪，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我们当然不能严肃看待那种要我们不经过代表大会上的斗争就自愿变成少数派的提议，我们当然不能严肃看待整个那封信，因为那封信的作者气愤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以致说起什么“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来了。 我们深信党员的义务感很快就会战胜那种想要“泄愤出气”的自然愿望。 （十一）继续讨论党章。 总委员会的组成 党章以后各条所引起的争论多半是关于细节问题的，很少涉及到组织原则。 代表大会第24次会议完全是讨论选派代表出席党代表大会的问题，当时坚决而明确地反对全体火星派的共同计划的又只有崩得分子（戈尔德布拉特和李伯尔，第258―259页）以及阿基莫夫同志，后者以值得称赞的坦率精神承认他在代表大会上起的作用，他说：“我每次说话都完全意识到，我所提出的论据不会影响同志，反而会危害我所拥护的那个条文。”（第261页）这一段中肯的意见紧接在讨论党章第1条以后来讲是特别恰当的；只是“反而”一词在这里用得不完全正确，因为阿基莫夫同志不仅善于危害一定的条文，还因此而善于“影响同志”……即影响某些爱好机会主义空谈的很不彻底的火星派分子。 总之，党章第3条――规定选派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的条件――是在7票弃权的情况下由多数通过的（第263页），弃权的显然都是一些反火星派分子。 关于总委员会组成问题的争论占了代表大会第25次会议的大部分时间，这次争论暴露了在许多不同的草案周围形成的非常零散的派别划分。 阿布拉姆松和察廖夫根本反对成立总委员会的计划。 帕宁硬想使总委员会变成一个纯粹的仲裁法庭，因此他始终一贯地提议把那些规定总委员会是最高机关以及总委员会可以由它的任何两个委员召集会议的词句删掉。 ［注：斯塔罗韦尔同志显然也倾向于帕宁同志的观点，不同的只是后者知道他想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他始终一贯地提出把总委员会变成一个纯粹仲裁性的调解机关的决议案；斯塔罗韦尔同志虽然说总委员会按草案规定“只应该根据双方的愿望”（第266页）召集，但是他并不知道他想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他这种说法是完全不正确的。 ］ 赫尔茨和鲁索夫坚持采取各种不同的方法来组成总委员会，以补充章程委员会五个委员所提出的三种方法。 争论的问题首先归结为确定总委员会的任务：是仲裁法庭呢还是党的最高机关？ 我已经说过，一贯赞成前一种意见的有帕宁同志。 但是他只是一个人。 马尔托夫同志坚决反对这个意见，他说：“我提议否决那种主张把‘总委员会是最高机关’一语删掉的建议，因为我们的条文〈即我们在章程委员会内一致同意的关于总委员会任务的条文〉正是想使总委员会有可能发展成为全党最高机关。 我们认为，总委员会不只是一个调解机关。”但是按照马尔托夫同志的草案，总委员会的组成完全符合“调解机关”或仲裁法庭的性质：两个中央机关各选派两个委员，第五个委员由这四个人来聘请。 别说这样的总委员会组成，就是按照鲁索夫同志和赫尔茨同志提议的由代表大会通过的总委员会组成（第五个委员由代表大会任命），也只符合调解或仲裁的目的。 总委员会的这种组成和它应该成为党的最高机关的使命是根本矛盾的。 党的最高机关在组成方面应该固定不变，而不应该受中央机关组成的偶然（有时是由于被破坏）变动的影响。 最高机关应该同党代表大会有直接的联系，从代表大会方面取得自己的全权，而不是从其他两个服从于代表大会的党机关方面取得自己的全权。 最高机关应该由党代表大会所了解的人组成。 最后，最高机关组成的方式不应该使它本身的存在取决于偶然情况：在两个委员会对于选举第五个委员的问题意见不一致时，党就会处于没有最高机关的境地！ 反驳这个意见的人说：（1）当五个委员中有一个委员弃权，而其余四个委员又形成二对二时，结果也是没有出路的（叶戈罗夫语）。 这种反驳意见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无法通过决定是任何一个委员会有时都免不了的，但是这完全不是说委员会就无法组成。 第二种反驳意见说：“如果象总委员会这样的机关不能选出第五个委员，这就说明这个机关根本不中用。”（查苏利奇语）然而，这里的问题不在于中用不中用，而在于最高机关存在不存在：没有第五个委员就不会有什么总委员会，就不会有任何“机关”，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中用不中用。 最后，如果问题在于无法建立一个在自身之上还有上级委员会的党委员会，那倒还好办，因为这个上级委员会在非常情况下随时可以用某种方法来弥补这个缺陷。 而在总委员会上面，除了代表大会以外，没有任何委员会了，因此，如果在党章内留下一种使总委员会甚至无法组成的可能性，那就显然不合乎逻辑了。 我在代表大会上对于这个问题所作的两次简短的发言，只是为了剖析（第267页和第269页）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74页。 ――编者注］ 马尔托夫本人以及其他同志用来替马尔托夫草案辩护的这两个不正确的反驳意见。 至于总委员会中究竟是中央机关报占优势，还是中央委员会占优势的问题，我甚至没有提到过。 这个问题是阿基莫夫同志还在代表大会第14次会议上就提到的（第157页），是他首先谈到中央机关报有占优势的危险。 至于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以及其他人在代表大会以后制造蛊惑人心的谬论，说“多数派”想把中央委员会变成编辑部的工具等，那只不过是步阿基莫夫的后尘而已。 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戒严状态》中谈到这个问题时，竟谦虚得不提真正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的人！ 谁只要不是断章取义地摘引个别词句，而是想了解中央机关报对中央委员会占优势的整个问题在党代表大会上是如何提出来的，他就会很容易地发现马尔托夫同志歪曲了事实真相。 还在第14次会议上，不是别人，正是波波夫同志起来反驳阿基莫夫同志的观点，说他想“在党的最高层维护‘最严格的集中制’，以便削弱中央机关报的影响〈第154页，黑体是我用的〉，这样的〈阿基莫夫式的〉体系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此”。 波波夫同志补充说：“对于这样的集中制，我不仅不拥护，并且要大力反对，因为它是机会主义的旗帜。”这就是中央机关报对中央委员会占优势这一轰动一时的问题的根源，怪不得马尔托夫同志现在只好对这个问题的真实起源避而不谈。 甚至波波夫同志也不能不发现阿基莫夫这些所谓中央机关报占优势的论调中所包含的机会主义性质 ［注：无论波波夫同志或马尔托夫同志都没有害怕把阿基莫夫同志称为机会主义者，只是当人们对他们本人使用这个称呼，当人们由于“语言平等”问题或党章第1条问题而公正地对他们使用这个称呼时，他们才生了气，发了火。 然而阿基莫夫同志（跟着他走的是马尔托充同志）在党代表大会上的行动要比马尔托夫同志及其伙伴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的行动更庄重而有勇气些。 阿基莫夫同志在党代表大会上说：“在这里，人们把我称为机会主义者；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骂人的侮辱性的字眼，并且我认为这样称呼我是完全不应该的；但是我并不抗议这一点。”（第296页）也许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两同志曾向阿基莫夫同志建议在他们为反对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而提出的抗议书上签名，但是被阿基莫夫同志拒绝了吧？ ］ ，而且为了把自己和阿基莫夫同志好好地区分开来，波波夫同志断然声明：“让这个中央机关〈总委员会〉由编辑部出三人和中央委员会出两人来组成吧。 这是个次要的问题〈黑体是我用的〉，重要的是党的最高领导要出自一个来源。”（第155页）阿基莫夫同志反驳说：“按照草案，由于编辑部的组成是固定的，而中央委员会的组成是经常变化的，单是这一点就保障了中央机关报在总委员会中占优势”（第157页）――但这一论据所说的仅指原则领导的“固定性”（这是正常的、合乎愿望的现象），而决不是指有干涉或侵犯独立性意义上的“优势”。 因此波波夫同志（他当时还不属于以所谓中央委员会没有独立性的谰言来掩盖其对中央机关的组成不满的“少数派”）很有道理地回答阿基莫夫同志说：“我提议把它〈总委员会〉当作全党的领导中心，这样，总委员会里面究竟是中央机关报的代表占多数还是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占多数，就完全不重要了。”（第157―158页。 黑体是我用的） 在第25次会议重新讨论总委员会组成问题时，巴甫洛维奇同志继续原先的辩论，表示拥护中央机关报对中央委员会占优势，“因为前者具有稳定性”（第264页），而他所指的正是原则的稳定性，紧接着在巴甫洛维奇同志之后发言的马尔托夫同志也正是这样理解的，马尔托夫同志在发言中认为不必“规定一个机关对另一个机关的优势”，并指出可以留一个中央委员在国外：“这样就能使中央委员会的原则的稳定性在一定程度内保持下去。”（第264页）这里还丝毫没有把关于原则的稳定性以及保持这种稳定性的问题和关于保持中央委员会独立自主性的问题蛊惑人心地混淆起来。 这种混淆手法，在代表大会以后几乎成了马尔托夫同志的主要法宝，而在代表大会上只有阿基莫夫同志一人顽强地使用过，阿基莫夫同志当时还说到“党章的阿拉克切耶夫精神”（第268页），说到“如果党总委员会中有三个委员是中央机关报的，那么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只是编辑部意志的执行者〈黑体是我用的〉。 三个住在国外的人就会取得无限制地〈！ ！ 〉处理全〈！ ！ 〉党工作的权利。 他们在安全方面是有保证的，因此他们的权力就会是终身的。”（第268页）为了反驳这些十分荒谬的蛊惑人心的说法，这些把思想领导曲解为干涉全党工作的说法（这种说法在代表大会以后给了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一个廉价的口号来大谈所谓“神权政治”[133]），巴甫洛维奇同志又起来发言，着重声明他“拥护《火星报》所代表的那些原则的坚定性和纯洁性。 我主张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占优势，就是为了巩固这些原则”（268页）。 所谓中央机关报对中央委员会占优势这一轰动一时的问题的真相就是如此。 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两位同志指出这一有名的“原则性的意见分歧”，无非是重复阿基莫夫同志的那些机会主义的和蛊惑人心的词句而已，这些词句的本质，连波波夫同志也看得很清楚，当然只是在他还没有在中央机关组成问题上遭到失败以前才看得很清楚！ ※ ※ ※ 关于总委员会组成问题的总结是：不管马尔托夫同志在《戒严状态》中怎样企图证明我在《给编辑部的信》中的说法有矛盾和不正确，代表大会的记录清楚地表明，这个问题和党章第1条比较起来确实只是细节问题；《我们的代表大会》一文（《火星报》第53号）说当时我们争论的“几乎只是”关于党中央机关的建立问题，这完全是歪曲。 这种歪曲所以更加令人不能容忍，是因为该文作者完全回避了党章第1条的争论。 其次，火星派分子在总委员会组成问题上并没有什么确定的派别划分，这一点也可以拿代表大会的记录来证实：没有举行过记名投票；马尔托夫和帕宁的意见不一致；我和波波夫的意见相同；叶戈罗夫和古谢夫两人坚持自己的立场，等等。 最后，我最近（在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代表大会上）认为马尔托夫分子和反火星派分子的联盟已经巩固起来，这一论断也可以由现在大家都看得清楚的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两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也转到阿基莫夫同志方面去的事实来证实。 （十二）党章讨论的结束。 中央机关成员的增补。 《工人事业》代表的退出 谈到党章的继续讨论（代表大会第26次会议），值得指出的只有关于限制中央委员会权力的问题，从这个问题可以看出马尔托夫分子现在攻击过分集中制的用意。 叶戈罗夫同志和波波夫同志力图限制集中制，而且信心更足，不以他们自己的候选资格或他们所支持的候选人为转移。 他们早在章程委员会里就已经提议要限制中央委员会的权利：解散地方委员会必须得到总委员会的同意并且限于特别列举出的情况（第272页，注释1）。 章程委员会中有三个委员（格列博夫、马尔托夫和我）反对这种限制，马尔托夫同志在代表大会上也曾拥护我们的意见（第273页），并反驳叶戈罗夫和波波夫，他说：“即使没有这些限制，中央委员会在决定象解散组织这样的重大步骤时也会预先讨论的。”可见，当时马尔托夫同志对于一切反集中制的企图还是不加理采的，结果代表大会否决了叶戈罗夫和波波夫的提议，――可惜只是我们不能从记录上查明究竟是多少票否决的。 在党代表大会上，马尔托夫同志也曾“反对以‘批准’一词来代替‘组织’一词〈党章第6条说：中央委员会组织各委员会等等〉。 必须也给以组织的权利。”马尔托夫同志当时是这样说的，那时他还没有想出后来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才发现的那个绝妙的思想，即认为“批准”不包括在“组织”这个概念以内。 除了这两点以外，其余关于党章第5条至第11条的讨论完全是细节的辩论（记录第273…276页），没有多大意思。 第12条是关于所有党委员会成员的增补，特别是中央机关成员的增补的问题。 章程委员会提议把增补所必要的法定多数从2/3提到4/5。 报告人（格列博夫）提议：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增补需要一致通过。 叶戈罗夫同志认为留下一些疙瘩是不恰当的，主张在没有人提出理由充分的异议时只要简单多数通过就可以了。 波波夫同志既不同意章程委员会的意见，也不同意叶戈罗夫同志的意见，而要求要么是简单多数通过（没有提出异议权），要么是一致通过。 马尔托夫同志既不同意章程委员会的意见，也不同意格列博夫、叶戈罗夫以及波波夫的意见，表示反对一致通过，反对4/5（赞诚2/3），反对“相互增补”，即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有对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增补提出异议的权利，反之亦然（“对增补进行相互监督的权利”）。 读者可以看出，这里派别划分是很复杂的，意见分歧表现在几乎每一个代表的看法都“一致”具有自己的特点！ 马尔托夫同志说：“我承认，同所厌恶的人一起工作从心理上说是不行的。 但是同样重要的是使我们的组织有生命力和活动能力……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在增补方面相互监督的权利是不需要的。 我所以反对这一点，并不是因为我认为它们相互对对方的工作没有权利说话。 不！ 例如，关于是否应该把纳杰日丁先生接收到中央委员会里的问题，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是可以向中央委员会提出很好的建议的。 我所以反对，是因为我不愿意造成一种互相激怒的拖延。” 我反驳他说：“这里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关于法定多数的问题，我反对从4/5减到2/3的提议。 采用提出说明理由的异议这种做法是欠考虑的，我反对这样做。 第二个问题，即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对增补进行相互监督的权利问题，要重要得多。 两个中央机关的相互一致，是保证协调的必要条件。 这里谈的是两个中央机关不协调的问题。 谁不愿意分裂，他就应该关心维持协调。 从党的生活中可以知道，曾经有过一些制造分裂的人。 这是个原则问题，重要问题，它决定着党的整个未来的命运。”（第276―277页）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75页。 ――编者注］ 这就是在党代表大会记录中所载的我那次发言内容概要的全文，马尔托夫同志对于这次发言特别重视。 可惜他虽然重视这次发言，但是他在提到这次发言时却不肯联系这次发言时的全部讨论情况和代表大会上的整个政治形势。 首先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在自己最初的草案中（第394页第11条）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39页。 ――编者注］ 仅以2/3的票数为限，而没有要求中央机关在成员增补问题上实行相互监督呢？ 继我以后发言的托洛茨基同志（第277页）也立刻提出了这个问题。 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以及巴甫洛维奇同志关于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一封信，都对这个问题作了答复。 党章第1条“把罐子打破了”，我们必须用“双结”把它捆好，――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这样说过。 这就是说，第一，马尔托夫在纯理论问题上暴露出自己是个机会主义者，而李伯尔和阿基莫夫坚持了他所犯的错误。 这就是说，第二，马尔托夫分子（即火星派中的区区少数）和反火星派分子的联盟使他们在通过中央机关的人选时成为代表大会上的多数。 我强调协调的必要性并预先提醒要防备“制造分裂的人”，我在这里谈的正是中央机关的人选问题。 当时这种提醒确实有重要的原则意义，因为《火星报》组织（当然，它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是更有权威的组织，因为它最熟悉实际工作中的一切事务和所有候选人）已经表示了它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已经通过了我们都知道的关于它所顾虑的那些候选人的决议。 无论就道义或就实质而言（即就作出决定的权限而言），《火星报》组织在这个微妙的问题上都应该起决定作用。 但是从形式上来说，马尔托夫同志当然有充分的权利请求李伯尔们和阿基莫夫们帮忙反对《火星报》组织的多数派。 阿基莫夫同志在关于党章第1条的出色的发言中非常明白而聪明地说，每当他看到火星派分子中间在达到他们共同的火星派目的的方法上发生意见分歧时，他就自觉地、有意地投票赞成比较差的方法，因为他的目的是同火星派的目的针锋相对的。 所以，毫无疑问，不管马尔托夫同志本身的愿望和意图如何，正是比较差的中央机关人选将会得到李伯尔们和阿基莫夫们的支持。 他们可能会投票，他们一定会投票（不是根据他们的言论，而是根据他们的行为，根据他们对于党章第1条的投票情况来判断）赞成包括“制造分裂的人”在内的名单，并且他们投票的目的正是为了“制造分裂”。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说这是个重要原则问题（两个中央机关的协调），它可能关系到党的整个未来命运，这样说又有什么奇怪呢？ 凡是稍微了解火星派的思想和计划，了解运动的历史，稍微有诚意赞成这些思想的社会民主党人，一分钟也不会怀疑：由李伯尔们和阿基莫夫们来解决《火星报》组织内部对于中央机关人选问题的争论在形式上虽然是正确的，但是一定会造成最坏的结果。 我们一定要为防止这种最坏的结果而斗争。 试问：怎样进行斗争呢？ 我们进行斗争既不用歇斯底里的手段，也不用无理取闹的方法，而是用完全老老实实和完全正当的办法：当我们感觉到我们处在少数地位时（正如讨论党章第1条时那样），我们就请求代表大会保护少数人的权利。 接受委员时采取更严格的法定多数（以4/5代替2/3），增补时采取一致同意和对中央机关成员的增补实行相互监督，――所有这些，当我们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处于少数地位时我们都曾加以坚持。 有些人总是忽视这一事实，他们喜欢在一两次朋友间的谈话之后就轻率地对代表大会作评论和判断，却不肯认真研究一下全部记录和当事人的所有“证词”。 凡是愿意诚实地把这些记录和这些证词拿来进行研究的人，必然会看到我所指出的这一事实：在代表大会当时的形势下，争论的根源正是中央机关人选问题，而我们所以力求规定更严格的监督条件，正是因为我们处于少数地位，想用“双结捆好”马尔托夫在李伯尔们和阿基莫夫们的欣赏和欣然参加之下打破的“罐子”。 巴甫洛维奇同志讲到代表大会的当时形势时说：“如果事情不是这样，那就只好认为，我们提出增补时需要一致同意这一条，就等于替对方操心，因为对于在某个机关中占多数的派别来说，一致同意不仅不必要，而且是不利的。”（《关于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信》第14页）可是，现在有人总是忘记事件发生的顺序，忘记现在的少数派在代表大会整个时期内都曾经是多数（由于李伯尔们和阿基莫夫们的参加），忘记关于中央机关成员增补问题的争论正是发生在那个时期，并且这次争论的内在原因就是《火星报》组织内部因中央机关人选问题而发生意见分歧。 谁弄清了这个情况，谁也就会懂得我们争论为什么这样激烈，谁也就不会对这样一个似乎矛盾的现象表示惊奇：一些细枝末节的意见分歧居然引起真正重要的原则问题。 捷依奇同志在同一次会议上（第277页）说得很对，他说：“毫无疑问，这个建议是针对目前形势提出来的。”的确，只有了解当时形势的全部复杂性以后，才能了解争论的真正意义。 同时最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当我们处于少数地位时，我们总是用任何一个欧洲社会民主党人都认为合情合理的方法来维护少数的权利，即请求代表大会对中央机关人选进行更严格的监督。 叶戈罗夫同志在同一次代表大会上――不过是在另一次会议上――说得也很对，他说：“使我非常惊奇的是，我在辩论中又听到有人拿原则作借口。 〈这是在代表大会第31次会议上谈到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时说的，就是说，如果我没有记错，是在星期四早晨说的，而我们现在所说的第26次会议则是在星期一晚上举行的。 〉看来，大家都明白，在最后几天内，所有的争论都不是围绕某个原则问题，而只是围绕怎样保证或者阻止某人加入中央机关的问题。 我们应该承认，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原则早就丧失净尽了，我们应该如实地说出事实真相。 （全场大笑。 穆拉维约夫说：“请在记录中写上马尔托夫同志笑了。”）”（第337页）马尔托夫同志和我们大家听见叶戈罗夫同志这些确实可笑的抱怨都哈哈大笑起来，这是不奇怪的。 是的，“在最后几天内”，许许多多争论都围绕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 这是事实。 这在代表大会上确实是大家都清楚的（只是现在少数派力图抹杀这一明显的事实）。 最后，应该如实地说出事实真相，这也是对的。 可是，上帝啊，这究竟跟“原则丧失净尽”有什么相干呢？ ？ 要知道我们所以聚集在一起举行代表大会，是为了（见第10页，代表大会议程）在最初几天谈一谈纲领、策略、章程并解决有关的问题，在最后几天（议程第18―19项）谈一谈中央机关的人选并解决这些问题。 人们把代表大会的最后几天用来就指挥棒问题进行争论，这本来是很自然的，是完完全全正当的。 （至于在代表大会以后为指挥棒而吵架，那就是无谓争吵了。 ）如果谁在代表大会上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遭到了失败（如叶戈罗夫同志那样），在这之后竟说什么“原则丧失净尽”，那简直令人可笑。 难怪大家都嘲笑叶戈罗夫同志。 同样也难怪穆拉维约夫同志请求把马尔托夫同志参与这一嘲笑写入记录，因为马尔托夫同志嘲笑叶戈罗夫同志，就是自己嘲笑自己…… 为了补充穆拉维约夫同志的讽刺，举出这样一件事实也许不是多余的。 大家知道，在代表大会以后，马尔托夫同志到处扬言，说正是中央机关成员增补问题在我们的意见分歧中起了主要作用；说“旧编辑部中的多数”曾经激烈反对对中央机关成员的增补实行相互监督。 在代表大会以前，马尔托夫同志在接受我提出的选举两个三人小组以及根据三分之二的多数实行相互增补的草案时，曾把他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写给我，他写道：“在接受这样的相互增补形式时，应当着重指出，在代表大会以后，每个委员会成员的补充都将按照稍微不同的另一种原则来实行（我的意见是：每个委员会在增补新委员时都要把自己的意图告诉给另一个委员会：后者可以提出异议，那时争论就由总委员会来解决。 为了避免拖延，这种手续应当用于那些已经预先确定的候选人（至少对中央委员会来说应当这样做），拿这些候选人来补充，会更简便一些）。 为了着重指出将来的增补应当按照将由党章规定的手续进行，必须在第22条 ［注：这是指全体代表都知道的我最初提出的那个大会议程草案以及草案说明。 这个草案第22条说的正是关于选举两个三人小组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由这六人小组根据三分之二的多数实行“相互增补”，由代表大会批准这个相互增补以及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分别进行增补的问题。 ］ 补充一句：‘……已经形成的决定也要由它批准’。”（黑体是我用的） 这是用不着说明的。 在说明了就中央机关成员增补问题进行争论的当时形势的意义以后，我们应当稍微谈一下这个问题的表决情况；至于讨论情况就不必谈了，因为在我引用过两个发言（马尔托夫同志的和我的发言）以后，只有很少几个代表提出过一些简短的质问（记录第277―280页）。 说到表决情况，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硬说我在自己的说明里作了“最大的歪曲”（同盟记录第60页），“把围绕党章进行的斗争〈马尔托夫同志无意中说了一句大实话：在党章第1条问题以后，激烈的争论正是围绕党章进行的〉描写成《火星报》对那些同崩得结成联盟的马尔托夫分子的斗争”。 让我们仔细看一看这个关于“最大的歪曲”的有趣问题吧。 马尔托夫同志把关于总委员会组成问题的表决同关于增补问题的表决合在一起，举出了八次表决：（1）由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各选出两人参加总委员会――赞成的有27票（马），反对的有16票（列），弃权的有7票 ［注：括弧中“马”字和“列”字，是表示我（列）和马尔托夫（马）当时站在哪一方面。 ］ （顺便说一下：在记录第270页上写的是，弃权的有8票，但这无关紧要）；（2）由代表大会选出总委员会的第五个委员――赞成的有23票（列），反对的有18票（马），弃权的有7票；（3）由总委员会自己增补新委员来代替总委员会的离职委员――反对的有23票（马），赞成的有16票（列），弃权的有12票；（4）增补中央委员会委员要取得一致同意――赞成的有25票（列），反对的有19票（马），弃权的有7票；（5）只要有一个能说明理由的异议就不能接受委员――赞成的有21票（列），反对的有19票（马），弃权的有11票；（6）增补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要一致同意――赞成的有23票（列），反对的有21票（马），弃权的有7票；（7）可否把总委员会有权取消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关于不接受新成员的决定的问题提付表决――赞成的有25票（马），反对的有19票（列），弃权的有7票；（8）对于这个提议本身――赞成的有24票（马），反对的有23票（列），弃权的有4票。 马尔托夫同志的结论是：“这里，显然有一位崩得代表投票拥护这个提议，其余的崩得代表弃权。”（黑体是我用的）（同盟记录第61页） 试问，当时没有实行记名投票，马尔托夫同志根据什么认为显然有一位崩得分子投票拥护他马尔托夫的主张呢？ 原来是他注意到了表决人数，当表决人数表明崩得参加了投票时，马尔托夫同志就深信这种参加是有利于他的。 我的“最大的歪曲”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总共是51票，除去崩得分子是46票，再除去工人事业派分子是43票。 马尔托夫同志列举的8次表决中的7次分别有43、41、39、44、40、44、44个代表参加，有一次是47个代表（确切些说，是47票）参加，马尔托夫同志本人在这里也承认有一个崩得分子支持他的主张。 可见马尔托夫所描绘的（而且描绘得很不全面，这一点我们马上就会看到）情景只是证实和加重我所描述的斗争情况！ 原来在很多场合弃权票的数字是很大的，这恰恰表明整个代表大会对于某些细节问题的兴趣是比较小的，火星派分子在这些问题上并没有发生十分明显的派别划分。 马尔托夫所说的崩得分子“弃权显然是帮助了列宁”，一语（同盟记录第62页），恰恰是不利于马尔托夫本人的，因为这意味着只有在崩得分子缺席或者弃权时，我才有胜利的机会。 但是每当崩得分子认为值得对斗争干预一下时，他们总是支持马尔托夫同志的，而他们这种干预又不只表现在上述有47个代表参加的那次表决中。 谁愿意查一查代表大会的记录，谁就能看出马尔托夫同志所描绘的情景是出奇的不完备。 马尔托夫同志干脆把崩得另外参加过的整整三次表决都漏掉了，而这三次表决结果当然都是使马尔托夫同志取得了胜利。 这三次就是：（1）通过佛敏同志提出的把法定多数从4/5减为2/3的修正案。 赞成的有27票，反对的有21票（第278页），就是说，有48票参加了表决。 （2）通过马尔托夫同志关于取消相互增补的提议。 赞成的有26票，反对的有24票（第279页），就是说，有50票参加了表决。 最后，（3）否决我所提的只有取得总委员会全体委员的同意才能增补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提议（第280页）。 反对的有27票，赞成的有22票（甚至是记名投票，可惜这些没有保存在记录中），就是说，有49票参加了表决。 总结：对于中央机关成员增补问题，崩得分子只参加四次表决（有三次是我刚才列举过的，分别有48、50、49人参加，还有一次是马尔托夫同志列举过的，有47人参加）。 所有这四次表决的结果，都是马尔托夫同志取得了胜利。 可见我的叙述在各方面都是正确的，无论是在指出马尔托夫分子和崩得的联盟方面，无论是在说明问题的比较细节的性质（在许多场合都有很多人弃权）方面，也无论是在指出火星派分子没有明显的派别划分（没有举行记名投票；参加讨论的人数很少）方面。 马尔托夫同志想在我的叙述中找矛盾，不过是一种不高明的手法，因为马尔托夫同志只是抓住只言片语，却不肯花点气力把全部情景重述出来。 党章中最后关于国外组织问题的一条，又引起了充分表明代表大会上派别划分情况的讨论和表决。 当时谈的是承认同盟是我们党的国外组织的问题。 阿基莫夫同志当然马上表示反对，他提醒注意第一次代表大会所批准的国外联合会，并指出这个问题的原则意义。 他说：“我首先应当声明，我并不认为这个问题得到这样还是那样的解决有什么特殊的实际意义。 直到现在我们党内进行的思想斗争显然还没有完结；但是它会在另一些方面和另一种力量配置下继续下去……党章第13条再次非常鲜明地表现出把我们的代表大会由党的大会变为派别大会的倾向。 有人要代表大会消灭少数派的组织，迫使少数派消失，而不是迫使俄国所有社会民主党人为了党的统一而服从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把所有的党组织统一起来。”（第281页）读者可以看出，对于马尔托夫同志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遭到失败以后所十分珍爱的“继承性”，阿基莫夫同志也同样十分珍爱。 但是，在代表大会上，那些对自己用一个尺度而对别人用另一个尺度的人却起来猛烈地反对阿基莫夫同志。 虽然党纲已被通过，《火星报》已被承认，党章几乎全部被通过了，但是恰恰在这时出现了一个“在原则上”把同盟和联合会分开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