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退两步
普列汉诺夫同志当作新的口号提出来的让步，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是正当的和必要的：或者是让步者深信要求让步者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正直的政治家总是公开坦率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或者是为了避免更大的灾难而向那不合理的、对事业有害的要求实行让步。 从这篇文章完全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指的是后一种情况：他直爽地说要向修正主义者和无政府个人主义者（现在全体党员已经从同盟代表大会记录中知道这就是马尔托夫分子）实行让步，说为了避免分裂而必须让步。 可见，普列汉诺夫同志的所谓新思想完全可以归结为一句并不怎么新的处世格言：勿因小别扭而妨碍大快事，小的机会主义愚蠢行为和无政府主义言论总比党的大分裂好。 普列汉诺夫同志写这篇文章时，清楚地知道少数派是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并知道它是用无政府主义手段进行斗争的。 普列汉诺夫同志主张，要用个人让步的办法同这个少数派作斗争，正象（又是如果可以以小比大的话）德国社会民主党同伯恩施坦作斗争时那样。 倍倍尔在他自己的党的几次代表大会上曾公开声明，说他不知道有什么人比伯恩施坦同志（不象普列汉诺夫同志以前那样喜欢把他称为伯恩施坦先生，而是称为伯恩施坦同志）更容易接受环境的影响，所以我们要把他放到我们这个环境中间，我们要选派他做国会议员，我们要进行反修正主义的斗争，但不是用过分激烈的手段（象索巴开维奇―帕尔乌斯那样）来反对这位修正主义者，我们要“用温和的手段杀死”（kill with kindneess）这位修正主义者，正如麦・贝尔（M．Beer）同志（我记得似乎是他）在一次英国社会民主党人会议上称道德国人乐于让步、爱好和平、温和、灵活和审慎，而反对英国的索巴开维奇―海德门的攻击时所说的那样。 同样，普列汉诺夫同志也想“用温和的手段杀死”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两位同志的小无政府主义和小机会主义思想。 诚然，普列汉诺夫同志一方面十分清楚地暗示到“无政府个人主义者”，同时却有意把修正主义者说得含糊不清，好象他指的是从机会主义转向正统派方面的工人事业派分子，而不是开始从正统派转向修正主义的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但这种军事策略未免太幼稚了 ［注：在党代表大会以后根本就没有人谈到要对马尔丁诺夫、阿基莫夫、布鲁凯尔等同志实行让步。 我没有听说过他们也要求“增补”。 我甚至怀疑，斯塔罗韦尔同志或马尔托夫同志在他们两人以“党内半数”名义递给我们公文和“照会”时，是否和布鲁凯尔同志商量过……在同盟代表大会上，马尔托夫同志以坚强的政治战士十分气愤的心情提出抗议，说他根本没有想到要“同梁赞诺夫或马尔丁诺夫联合”，说他根本没有想到可能同他们“勾结”，甚至没有想到可能同他们一起（以编辑身分）“为党工作”（同盟记录第53页）。 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严厉地谴责“马尔丁诺夫的倾向”（第88页），而当正统派同志巧妙地暗示说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好象是“承认阿基莫夫、马尔丁诺夫以及其他同志同样有权随意召集会议，为自己制定章程并按照这个章程行事”（第99页）时，马尔托夫分子马上就来否认这一点，就象彼得否认他是耶稣的门徒一样[141]（第100页，“正统派同志担心”“阿基莫夫们、马尔丁诺夫们，等等”，“是没有根据的”）。 ］ ，这种构筑得很不高明的工事根本挡不住全党公论的炮火。 所以，谁只要了解当时政治形势的具体情况，谁只要洞察普列汉诺夫同志的心理，谁就会懂得我当时不能有什么别的做法。 我这样说是针对那些责怪我不应该让出编辑部的多数派分子的。 普列汉诺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以后转变了态度，由一个多数派变成了一个坚决的调和派，而我当时只能从最好的意义上解释他的这种转变。 也许普列汉诺夫同志想在他的文章里提出一个达到善意的和真诚的和平的纲领？ 凡是这样的纲领都要求双方诚恳地承认自己的错误。 普列汉诺夫同志指出了多数派的什么错误呢？ ――对修正主义者采取了索巴开维奇式的过分激烈的态度。 不知普列汉诺夫同志在这里指的是什么：是他自己所说的关于驴子的那些挖苦话呢？ 还是当阿克雪里罗得在场时十分轻率地讲的那些关于无政府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话；普列汉诺夫同志宁愿使用“抽象”说法，并把罪过转嫁到别人头上。 当然，各有各的爱好。 但是，我无论在给一个火星派分子的信中还是在同盟代表大会上，都公开承认过我本人说话过于激烈；我怎么会不承认多数派方面的这种“错误”呢？ 至于讲到少数派，普列汉诺夫同志很清楚地指出了他们的错误是修正主义（参看他在党代表大会上关于机会主义和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关于饶勒斯主义的论述）和导致分裂的无政府主义。 难道我能阻挠用个人让步以及种种“kindness”（亲切的、温和的手段）使人们承认这种错误并消除它的害处的尝试吗？ 既然普列汉诺夫同志在《不该这么办》一文中直率地劝告大家“宽恕”那些“只是由于某种程度的动摇”而成了修正主义者的“对手”，我又怎么能阻挠这样一种尝试呢？ 而既然我不相信这种尝试能有什么良好结果，那么我除了在中央机关报方面作出个人让步，并为维护多数派的立场而转移到中央委员会去以外，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注：关于这一点，马尔托夫同志很中肯地说我是带着武器和行囊转移的。 马尔托夫同志喜欢使用军事比喻：向同盟进军、战役、治不好的枪伤，如此等等。 老实说，我也有使用军事比喻的癖好，特别是现在从太平洋传来的消息很引人注意的时候。 但是，马尔托夫同志，如果用军事术语来说明，那么事实就是：我们在党代表大会上占领了两座炮台。 你们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攻击这两座炮台。 在第一次小规模的相互射击以后，我的一位同事，一座炮台上的指挥官，敞开了大门迎接敌人。 我当然就带着自己的一小队炮兵转到另外一座几乎还没有筑好工事的炮台上去，以便“低挡”数量上占压倒优势的敌军。 我甚至提议讲和：我为什么要同时和两个强敌作战呢？ 但是，新的联军对我的讲和和建议的回答是，炮轰我这座“残存的”炮台。 我只好开炮还击。 这时，我过去的同事、那位指挥官却带着愤怒的神情一本正经地喊道：看哪，善良的人们，这个张伯伦多么不喜欢和平啊！ ］ 当时我不能绝对否认这种尝试可能成功而独自对于可能发生的分裂负责，因为我自己在10月6日的信中也曾经想用“个人意气用事”来解释这种无谓争吵。 至于维护多数派的立场，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是我自己的政治职责。 在这方面指望普列汉诺夫同志是很困难和很危险的，因为所有的情况表明，普列汉诺夫同志是要把他所谓“一个无产阶级的领导人当自己的好战癖性同政治的考虑相抵触时没有权利迷恋这种癖性”这句话辩证地解释成：如果一定要射击，那就射击多数派更合算些（按日内瓦11月间的天气来说）……当时所以必须维护多数派的立场，是因为普列汉诺夫同志公然违反了要求具体地全面地观察问题的辩证法，在说到革命家的善良的（？ ）愿望时谦虚地回避了对一个革命家的信任问题，即对一个领导了我们党内一定派别的“无产阶级领导人”的信任问题。 普列汉诺夫同志讲到无政府个人主义，劝告大家“有时”应该对违反纪律的行为装作看不见，“有时”要向“同忠实于革命的思想毫无共同之处的感情所引起的”知识分子放肆行为让步，但是他显然忘记了也应该考虑到党内多数派的善良愿望，忘记了应该让实际工作者来确定对无政府个人主义者让步到什么程度。 同幼稚的无政府主义谬论进行文字斗争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要在同一个组织内同无政府个人主义者进行实际工作就比较困难了。 如果一个著作家竟然要自己来确定对于无政府主义在实际上可能让步到什么程度，那就只能暴露出他过分的、学究气十足的、文人的自命不凡。 普列汉诺夫同志一方面堂皇地宣称（正如巴扎罗夫所说的那样，为了显示自己了不起[142]），一旦发生新的分裂，工人们就会不再理解我们，但同时他自己又着手在新《火星报》上登载许多文章，这些文章的真正的具体的含义，不仅工人必然不能了解，而且全世界的人都不能了解。 怪不得有一个中央委员[143]读了《不该这么办》一文的校样，曾警告过普列汉诺夫同志，说他这篇文章恰巧破坏了他自己想把某些文件（党代表大会记录和同盟代表大会记录）公布范围稍微缩小的计划，因为这篇文章激起人们的好奇心，使一些带有刺激性而又完全暧昧不明的东西成为街谈巷议的资料 ［注：我们在一所门窗都关闭起来的屋子里进行非常热烈的争论。 突然我们中间有一个人跳了起来，猛地打开了临街的窗子，开始大声叫喊反对什么索巴开维奇、无政府个人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等等。 于是，街上自然就聚集了一群游手好闲、爱看热闹的人，而我们的敌人不禁幸灾乐祸起来。 那时，其他参加争论的人也走到窗前，表示愿意把问题从头到尾说个清楚，而不要再作那些谁也不懂的暗示。 这时窗子又被砰的一声关上了，说什么不值得谈论这些无谓争吵（《火星报》第53号第8版第2栏倒数第24行）。 普列汉诺夫同志，本来就不值得在《火星报》上开始谈论这些“无谓争吵”[144]，――这样说才对！ ］ ，必然使人们大惑不解，他们会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怪不得普列汉诺夫同志的这一篇议论抽象和含义暧昧的文章使社会民主党的敌人拍手称快：《革命俄国报》为此跳起了康康舞[145]，《解放》方面的彻底的修正主义者对此也备加赞扬。 所有这些后来普列汉诺夫同志很可笑而又很可悲地企图摆脱的可笑而又可悲的误解[146]，其根源就在于他违背了具体问题应该根据问题的全部具体情况加以分析这一辩证法的基本原理。 所以，司徒卢威先生感到高兴也是完全自然的，他对普列汉诺夫同志所追求的（但是不一定能够达到的）那些“良好的”目的（用温和的手段杀死）毫不关心；司徒卢威先生欢迎而且也不能不欢迎现在人人都看见的在新《火星报》上开始的向我们党内机会主义派方面的转变。 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不仅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都欢迎社会民主党内发生的每一次向机会主义的转变，哪怕是最小的和暂时的转变。 聪明的敌人所作的估计很少是纯粹的误会。 告诉我，谁在赞扬你，我就能告诉你，你的错误在什么地方。 普列汉诺夫同志希望读者粗心大意，企图把事情说成是多数派绝对反对在增补方面作个人让步，而不是反对从党内的左派转变为右派，但这是徒劳的。 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普列汉诺夫同志为了避免分裂而作了个人让步（这是很值得表扬的），而在于他虽然完全承认同那些态度不一贯的修正主义者和无政府个人主义者进行争论的必要性，却宁可同多数派进行争论，而他同多数派的分歧就在于对无政府主义实际上可能让步到什么程度。 问题的实质完全不在于普列汉诺夫同志改变了编辑部的人选，而在于他背叛了他自己同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争论的立场，不再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上维护这个立场。 至于说到当时作为多数派的唯一有组织的代表机关的中央委员会，那么普列汉诺夫同志当时同中央委员会的分歧，只是在于对无政府主义实际上可能让步到什么程度。 自从11月1日我退出编辑部而让“用温和的手段杀死”的政策自由实行的时候起，几乎已经一个月了。 普列汉诺夫同志有充分可能通过各种交往来检验这个政策是不是行得通。 普列汉诺夫同志在这个时期发表了他的《不该这么办》一文，这篇文章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马尔托夫分子进入编辑部的唯一的入场券。 有两个口号――修正主义（同它应该用宽恕对手的态度来进行争论）和无政府个人主义（对它应该加以安抚，用温和的手段杀死它），特别鲜明地印在这张入场券上。 先生们，请进吧，我会用温和的手段杀死你们的，――这就是普列汉诺夫同志通过这个请贴对自己的编辑部新同事们说的话。 当然，中央委员会只得说出自己的最后的话（最后通牒，也就是争取和平解决的最后的话），即从中央委员会的观点看来，容许对无政府个人主义实际上让步到什么程度。 或者是你们愿意和平，那我们就会给你们一定数量的席位，以表明我们态度温和，爱好和平，愿意让步等等（我们为了保障党内和平不能给你们更多的东西了，和平并不意味着没有争论，而是意味着不许无政府个人主义破坏党）。 请你们接受这些席位并逐渐从阿基莫夫方面转到普列汉诺夫方面吧。 或者是你们想坚持并发展你们的观点，最终地转到（哪怕只是在组织问题上）阿基莫夫方面去，使党相信你们是正确的，而普列汉诺夫是错误的，那就请你们组织自己的著作家小组，派代表参加代表大会，并开始用诚实的斗争和公开论战的手段争取多数吧。 中央委员会在1903年11月25日的最后通牒内（见《戒严状态》和《对同盟代表大会记录的述评》 ［注：至于马尔托夫在《戒严状态》中引用私人谈话等等歪曲中央委员会的最后通牒的把戏，我当然是不准备加以分析的。 这套把戏就是我在前一节曾经说过的“第二种斗争方法”，这套把戏只有神经病理学专家才有本事把它弄清楚。 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就是马尔托夫同志在那里硬说他们同中央订立过不发表谈判内容的协定，可是这种协定不管怎样去找，到现在也没有找到。 当时代表中央进行谈判的特拉温斯基同志曾用书面通知我，说他认为我有权在《火星报》以外的刊物上发表我给编辑部的信。 不过马尔托夫同志那里有一个词是我特别喜欢的。 这个词就是“最坏的波拿巴主义”。 我觉得，马尔托夫同志提出的这个概念是非常恰当的。 让我们冷静地看一看这个概念意味着什么吧。 在我看来，这个概念意味着用形式上合法而实质上违反人民（或党）意志的手段来取得权力。 马尔托夫同志，难道不是这样吗？ 如果是这样，我就可以放心地让公众来判断，是谁的所作所为应该被指责为“最坏的波拿巴主义”：是本来可以根据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意志行使自己的不让马尔托夫分子进来的正式权利而没有行使这种权利的列宁和伊格列克呢，还是那些在形式上正当地占据了编辑部（“一致同意的增补”）而明知这在实质上不符合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意志并害怕第三次代表大会将来会检查这种意志的人们？ ］ ）十分清楚地向马尔托夫分子提出的这个二者择一的问题，完全符合我和普列汉诺夫两个人在1903年10月6日给原来的编辑们写的那封信的内容：或者是个人意气用事（那就可以在最坏的情况下实行“增补”），或者是原则性的分歧（那就要先说服党，然后才谈得上改变中央机关的人选）。 中央委员会有理由让马尔托夫分子自己来解决这个二者择一的难题，尤其是因为正好在这时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宣言书”（《又一次处在少数地位》）里写过如下一段话。 “少数派只要求得到一种荣誉，即想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作出第一个这样的范例：可以处在‘失败者’的地位而不成立新党。 少数派的这种立场是出自他们对党组织发展过程的全部看法，出自他们对他们自己同以往的党的工作之间的牢固联系的认识。 少数派不相信‘纸上革命’的神秘力量，认为自己的意愿有深刻的十分重要的根据，能保证他们在党内用纯粹思想宣传手段使自己的组织原则取得胜利。”（黑体是我用的） 多么漂亮、多么自负的言词啊！ 而当我们根据实际经历清楚看到这仅仅是一些言词时，又是多么痛苦啊……马尔托夫同志，对不起，现在我要代表多数派要求获得你们不配获得的这种“荣誉”了。 这种荣誉确实是一种很大的荣誉，值得为它一战，因为小组习气的传统给我们留下的就是过分轻率地进行分裂和过分热心地运用“要么飨以老拳，要么握手言欢”这一格言。 大快事（有一个统一的党）应当高于并且确实高于小别扭（指为增补进行的无谓争吵）。 我退出了中央机关报，伊格列克同志（是我和普列汉诺夫推举他代表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参加总委员会的）退出了总委员会。 马尔托夫分子用一封等于宣战的信（见我们引用过的那本书）回答了中央委员会提议和平解决的最后的话。 那时，并且直到那时，我才给编辑部写信（《火星报》第53号）说到公论问题 ［注：见本卷第86―90页。 ――编者注］ 。 我说，如果真要谈论修正主义，争论不彻底性和无政府个人主义，争论一些领导人的失败，先生们，那就让我们把一切都说出来，痛痛快快地说出全部事实真相吧，――这就是我那封谈到公论问题的信的内容。 编辑部对这封信的回答是破口大骂，并冠冕堂皇地训诫说：不要挑起“小组生活中的琐事和无谓争吵”（见《火星报》第53号）。 我暗自忖度：啊，原来是“小组生活中的琐事和无谓争吵”……es ist mir recht，这和我的想法一样，先生们，这我倒是同意的。 这就是说，你们把“增补”问题上的纠纷公开叫作小组的无谓争吵了。 这倒是真话。 可是，同一个（似乎是同一个）编辑部在同一号（第53号）的社论中又谈起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等，那么这种杂音又是怎么回事呢？ ［注：后来事实证明，这种“杂音”只是因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中有杂音。 “无谓争吵”是普列汉诺夫写的（见他在《可悲的误解》中的自白，第57号），而社论《我们的代表大会》是马尔托夫写的（《戒严状态》第84页）。 真是各唱各的调。 ］ 你不要提出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的增补而斗争的问题，因为这是无谓争吵。 我们却要提出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增补的问题，这不是无谓争吵，而是关于“形式主义”问题的原则分歧。 我想：不，亲爱的同志们，对不起，你们这么做可不行啊。 你们要向我这座炮台开火，同时又要我把炮交给你们。 真是开玩笑！ 于是我就写了一封《给编辑部的信》（《我为什么退出了〈火星报〉编辑部？ 》） ［注：见本卷第91―98页。 ――编者注］ ，并且把它发表在《火星报》以外的地方；我在这封信中简略地说明了事实真相，并且一再询问，可以不可以按照你们占有中央机关报而我们占有中央委员会这样一个分配原则讲和。 任何一方面都不会觉得自己在党内是“外人”，至于向机会主义方面的转变问题，我们可以争论，首先在报刊上，以后也许还要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争论。 一听到我提起讲和，所有敌人的炮台，包括总委员会在内，都立刻开炮作为回答。 真可谓弹如雨下。 什么专制君主，施韦泽，官僚主义者，形式主义者，凌驾于中央之上，片面性，简单生硬，顽固不化，心胸狭隘，疑神疑鬼，生性乖僻……好极了，我的朋友们！ 你们发射完了吗？ 你们的军火库里再没有什么存货了吗？ 你们的炮弹实在太不顶事了…… 现在该我说话了。 现在我们看一看新《火星报》的新组织观点的内容，以及这些观点同我们党内划分为“多数派”和“少数派”的关系，关于这种划分的实质，我们在分析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讨论情况和表决情况时已经说过了。 （十七）新《火星报》。 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在剖析新《火星报》的原则立场时，无疑应当把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两篇小品文 ［注：这两篇小品文已收入《〈火星报〉的两年》文集第2册第122页及以下各页（1906年圣彼得堡版）。 （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释。 ――编者注）］ 当作基本材料。 关于他爱用的那一套字眼的具体意义，我们在上面已经详细地指出来了，因此现在应当竭力撇开这种具体意义，来仔细考察一下迫使“少数派”（根据某种细小的琐碎的论据）得出正是这些而不是什么别的口号的思考过程，探讨一下这些口号的原则意义，而不管它们的来源如何，不管“增补”问题如何。 目前我们正处在让步空气浓厚的时候，那就让我们对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让一下步，“认真地谈谈”他的“理论”吧。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一个基本论点（《火星报》第57号）是，“我们的运动一开始就包含着两种对立的倾向，这两种倾向的互相对抗，不能不随着运动本身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又不能不影响这个运动”。 这就是说：“在原则上，运动的无产阶级目的〈在俄国〉同西方社会民主党的目的是一样的。”可是，我们这里影响工人群众的却是“对他们说来是异己的社会成分”，即激进知识分子。 总之，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认定，我们党内存在着无产阶级倾向和激进知识分子倾向之间的对抗。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这一点上无疑是正确的。 这种对抗是确实存在的（并且不仅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一个党内）。 而且，大家都知道，正是这种对抗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为什么现代社会民主党已经划分成革命的（或正统的）和机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内阁主义、改良主义的）两派，而这种划分也在我们俄国近十年来的运动中充分地显露了出来。 同时大家又知道，社会民主党正统派所代表的正是运动中的无产阶级倾向，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所代表的则是民主知识分子倾向。 可是，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多少触及这个尽人皆知的事实时，便胆怯地向后退缩了。 他没有作任何尝试来认真分析一下，上述这种划分一般在俄国社会民主运动史上，尤其是在我们党代表大会上究竟是怎样表现出来的，虽然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所写的正是有关代表大会的问题！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也同新《火星报》整个编辑部一样，对这次代表大会的记录怕得要死。 我们了解前面说过的一切之后不会对此表示惊奇，但是，这对一个仿佛在研究我们运动中各种倾向的“理论家”却是一件害怕真相的奇事。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由于自己的这种特性，避开了关于我们运动中各种倾向的最新最精确的材料，而求救于惬意的幻想。 他说：“既然合法马克思主义或半马克思主义给我国自由派提供了一个文坛上的领袖，为什么捉弄人的历史就不能从正统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中提供一个领袖给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呢？”[147]关于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这种惬意的幻想，我们只能说，如果历史有时是在捉弄人，那么，这并不能替一个分析这种历史的人的捉弄人的思想作辩护。 当那位半马克思主义的领袖显露出是一个自由派分子时，那些愿意（和善于）探讨他的“倾向”的人所引证的并不是什么可能有的历史捉弄，而是这位领袖数十种甚至数百种心理和逻辑的表现，是他全部著作的面貌特征，这些特征显出了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148]。 既然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分析“我们运动中的一般革命倾向和无产阶级倾向”时，丝毫――确实是丝毫――不能证明并指出他所痛恨的党内正统派的某些代表人物的某些倾向，那他只不过是郑重地证明自己思想贫乏罢了。 既然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只能引证什么可能有的历史捉弄，那么他的事情想必已经是十分不妙了！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另一引证，即关于“雅各宾派”的引证，是更有教益的。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大概不会不知道，现代社会民主党分成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早已――并且不仅在俄国――使人有了运用“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历史比拟”的借口。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大概不会不知道，现代社会民主党中的吉伦特派随时随地都在用“雅各宾主义”、“布朗基主义”之类的词来形容自己的对手。 我们不会象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那样害怕真相，且让我们来翻阅一下我们代表大会的记录，看看这些记录究竟有没有什么材料可供我们分析和检查现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些倾向和我们所剖析的这种比拟。 第一个例子。 在党代表大会上关于党纲的争论。 阿基莫夫同志（他“完全赞同”马尔丁诺夫同志的意见）声明：“关于夺取政权〈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段条文写得跟所有其他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不同，这种写法有可能被解释成领导组织的作用一定会把受它领导的阶级推到后面去，并使前者同后者隔离开，而且普列汉诺夫就是这样解释的。 因此，我们的政治任务也就表述得完全和‘民意党’的一样。”（记录第124页）普列汉诺夫同志和其他火星派分子反驳了阿基莫夫同志，指责他这是一种机会主义观点。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难道看不出，这次争论向我们表明了（是用事实，而不是用想象的历史捉弄）社会民主党内现代雅各宾派和现代吉伦特派的对抗吗？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所以谈起雅各宾派来，不正是因为他（由于他所犯的错误）已经与社会民主党内的吉伦特派为伍了吗？ 第二个例子。 波萨多夫斯基同志认为在“民主原则的绝对价值”这个“基本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第169页）。 他和普列汉诺夫一起否认民主原则的绝对价值。 “中派”或泥潭派首领（叶戈罗夫）和反火星派首领（戈尔德布拉特）坚决反对这种看法，认为普列汉诺夫是在“仿效资产阶级的策略”（第170页），――这正是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关于正统派同资产阶级倾向的联系的看法，所不同的只是阿克雪里罗得没有把这种看法具体地说出来，而戈尔德布拉特则把它同一定的辩论联系了起来，我们不妨再问一次：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难道看不出这次争论也向我们具体地（在我们党代表大会上）表明了现代社会民主党内有雅各宾派和吉伦特派相对抗吗？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所以高喊反对雅各宾派，不正是因为他已经与吉伦特派为伍了吗？ 第三个例子。 关于党章第1条的争论。 究竟是谁在捍卫“我们运动中的无产阶级倾向”，谁在强调说明工人不怕组织，无产者不同情无政府状态，无产者重视“组织起来！”的号召，谁在提醒人们防范那些浸透机会主义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呢？ 是社会民主党中的雅各宾派。 究竟是谁在把激进知识分子拉到党里来，谁在念念不忘大学教授和中学生、单干人物和激进青年呢？ 是吉伦特派分子阿克雪里罗得伙同吉伦特派分子李伯尔。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为在我们党代表大会上公开散播的那个加给“劳动解放社”多数人的“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进行辩护，可是他辩护得多么笨拙啊！ 他不过是重弹伯恩施坦派的一些关于雅各宾主义、布朗基主义等等的陈词滥调，从而证实这个罪名有根有据罢了！ 他高喊什么激进知识分子的危险，无非是为了掩饰他自己在党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那些念念不忘这种知识分子的言论。 使用雅各宾主义等等这些“吓人的字眼”，只是暴露出自己有机会主义思想罢了。 同已经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的组织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雅各宾派分子，就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 留恋大学教授和中学生，害怕无产阶级专政，迷恋民主要求的绝对价值的吉伦特派分子，就是机会主义者。 现在，把政治斗争缩小为密谋活动的思想已经在出版物上被驳斥过几千次了，它早就被实际生活驳倒和排挤掉了，群众性的政治鼓动的根本重要意义已经被阐明和反复地说明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机会主义者还会认为密谋组织是危险的东西。 人们害怕密谋主义即布朗基主义的实际原因，并不是实际运动显露出来的某种特征（象伯恩施坦之流早就枉费心机地力图证明的那样），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种在现代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常常暴露出来的吉伦特派的怯懦心理。 最滑稽不过的就是新《火星报》拼命想说出一种新意见（其实这种意见早已有人说过几百次了），即要人们防范40年代和60年代法国革命密谋家的策略（第62号上的社论）[149]。 在即将出版的一号《火星报》上，现代社会民主党中的吉伦特派大概会给我们举出这样一批40年代的法国密谋家，对这些人来说，在工人群众中进行政治鼓动的作用，工人报纸作为党用来影响阶级的基本工具的作用，早已成了背得烂熟的起码常识。 可是，新《火星报》力图在发表新意见的幌子下重提旧事和反复咀嚼起码的常识，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已经陷到我党机会主义派中去的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所处的地位的必然结果。 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就得讲什么样的话。 所以他们只好重复机会主义词句，只好向后退，以便从遥远的过去找到一点什么理由来替自己的立场辩护，但从代表大会上的斗争来看，从代表大会上形成的党内各种不同的色彩和派别划分来看，这个立场是无法辩护的。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除了谈一些阿基莫夫式的关于雅各宾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深奥思想，还发了一些阿基莫夫式的怨言，说不仅“经济派”而且“政治派”也有“片面性”、过分“迷恋”的毛病等等。 当你在妄自尊大、自以为比有上述一切片面性和迷恋毛病的人高明的新《火星报》上读到有关这个题目的高谈阔论时，你就会惶惑莫解地自问道：他们在描画什么人的肖像？ 他们从哪里听过这种对话？ [150]谁不知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分成经济派和政治派的时期早已过去了呢？ 你们看看党代表大会以前一两年的《火星报》就会知道，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还在1902年就平息下去了，完全停止了；就会知道，例如，在1903年7月（第43号），人们就认为“经济主义时代”“已经完全过去了”，经济主义“已经被彻底埋葬了”，认为政治派的迷恋是一种明显的返祖现象。 《火星报》新编辑部究竟根据什么理由重新提起这个已经被彻底埋葬了的划分呢？ 难道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同阿基莫夫们进行斗争，是因为他们两年以前在《工人事业》上犯的那些错误吗？ 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成了十足的白痴了。 可是，谁都知道我们并没有这样做，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同阿基莫夫们进行斗争，不是因为他们在《工人事业》上所犯的旧的、已经被彻底埋葬了的错误，而是因为他们在代表大会上发言和表决时犯了新的错误。 我们并不是根据他们在《工人事业》上的立场，而是根据他们在代表大会上的立场来判断究竟哪些错误已经真正消除，哪些错误仍然存在，因而有争论的必要。 到举行代表大会时，经济派和政治派这种旧的划分已不存在，但是各种机会主义倾向仍然存在，这些倾向曾经在讨论和表决许多问题时表现了出来，并且终于造成党的“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新划分。 问题的全部实质在于，《火星报》新编辑部由于某些很明显的原因力图掩盖这种新的划分同我们党内当前机会主义的联系，因此也就不得不从新的划分退到旧的划分上去。 既然不能说明新的划分的政治起源（或者说，为了表明肯于让步而想掩盖 ［注：见《火星报》第53号上普列汉诺夫关于“经济主义”的文章。 在这篇文章的副题上，大概印错了几个字。 “关于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的几点公开意见”显然应该是“关于同盟代表大会”，也许是“关于增补”。 虽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对个人的要求作些让步，然而决不容许――不是从庸人观点而是从党的观点来看――把党所关心的一些问题混淆起来，不能把已经开始由正统派方面转到机会主义方面去的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所犯的新错误问题，偷换为今天在纲领和策略的许多问题上也许愿意由机会主义方面转到正统派方面来的马尔丁诺夫们和阿基莫夫们所犯的旧错误（即现在只有新《火星报》才会想起的错误）问题。 ］ 这种起源），那就只好去反复咀嚼早已过时的旧划分。 尽人皆知，新划分的根据是组织问题上的分歧，这种分歧是由组织原则（党章第1条）的争论开始，而且只有无政府主义者才干得出来的“实践”作为结束。 经济派和政治派之间的旧划分的根据主要是策略问题上的分歧。 这种从党内生活的真正是当前迫切的更为复杂的问题退回到早已解决而现在又故意翻腾出来的问题上去的行为，新《火星报》正在竭力用一种只能称为尾巴主义的可笑的深奥思想加以辩护。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首创的那个贯穿在新《火星报》一切言论中的深奥“思想”，就是认为内容比形式重要，纲领和策略比组织重要，认为“组织的生命力同它所灌输给运动的那种内容的范围和意义成正比”，认为集中制不是“独立自在的东西”，不是“万应灵丹”等等等等。 这是多么深奥而伟大的真理啊！ 纲领的确比策略重要，策略比组织重要。 识字课本比词法重要，词法比句法重要，――可是，对于那些在考试句法时没有及格而现在居然因留级而骄傲和自夸的人，又能说些什么呢？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组织原则问题上的议论象一个机会主义者（党章第1条），而在组织中的行动象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在同盟代表大会上）。 而现在，他又在加深社会民主主义了――他说：葡萄是酸的！ [151]其实，什么是组织呢？ 它不过是一种形式罢了；什么是集中制呢？ 它并不是万应灵丹；什么是句法呢？ 它并不象词法那样重要，它不过是把各个单词联结起来的一种形式罢了……《火星报》新编辑部得意地问道：“如果我们说，代表大会制定党纲要比它通过一个无论怎样完善的党章更能促进党的工作的集中化，难道亚历山德罗夫同志会不同意我们的说法？”（第56号的附刊）可以设想，这个经典性的名言将要博得的广泛而持久的历史名声，不会亚于克里切夫斯基同志所说的那句名言：社会民主党也和人类一样，永远只给自己提出可以实现的任务。 新《火星报》的这个深奥思想真是与此如出一辙。 为什么克里切夫斯基同志的这句话遭到讥笑呢？ 这是因为他用了一种冒充哲学的庸俗议论来替某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在策略问题上的错误辩护，替他们不能正确地提出政治任务辩护。 同样，新《火星报》也是用一种所谓党纲比党章重要、党纲问题比组织问题重要的庸俗议论，来替某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在组织问题上的错误辩护，替某些同志的那种导致无政府主义空话的知识分子的不坚定性辩护！ 这难道不是尾巴主义吗？ 这难道不是因留级而自夸吗？ 通过党纲要比通过党章更能促进工作的集中化。 这种冒充哲学的庸俗议论散发着多么浓厚的激进知识分子的气味，这种知识分子对资产阶级颓废思想比对社会民主主义要亲近得多！ 要知道，集中化这个词在这句名言里完全是从象征的意义上理解的。 如果说这句话的人不善于或者不愿意思索，那么他们至少也应当回忆一下这个简单的事实：我们和崩得分子共同通过党纲，不仅没有使我们共同的工作集中化，而且也没有使我们避免分裂。 在党纲问题上和在策略问题上的一致是保证党内团结，保证党的工作集中化的必要条件，但只有这个条件还是不够的（天啊！ 在今天一切概念都弄得混淆不清的时候，一个多么浅显的道理也要人翻来覆去地讲！ ）。 为了保证党内团结，为了保证党的工作集中化，还需要有组织上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在一个已经多少超出了家庭式小组范围的党里面，如果没有正式规定的党章，没有少数服从多数，没有部分服从整体，那是不可想象的。 当我们在纲领和策略的基本问题上还没有一致时，我们曾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是处在一个涣散状态和小组习气盛行的时代，我们曾直截了当地声明，在统一之前必须划清界限，我们当时还没有说到共同组织的形式，只是谈到在纲领和策略方面同机会主义斗争的那些新问题（这在当时确实是些新问题）。 现在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个斗争已经保证了表述在党纲和党关于策略的决议中的充分的一致；现在我们必须采取下一个步骤，于是我们就在我们大家的同意下采取了这个步骤：我们制定了把一切小组融为一体的统一组织的形式。 现在却有人把这些形式破坏了一半，把我们拉向后退，退到无政府主义的行为，退到无政府主义的空话，退到恢复小组来代替党的编辑部，而现在又用什么识字课本比句法更能促使文理通顺来替这种倒退辩护！ 三年前在策略问题上盛行一时的尾巴主义哲学，现在又在组织问题上复活了。 我们不妨看看新编辑部发表的这样一段议论。 亚历山德罗夫同志说：“战斗的社会民主主义方针，在党内应当不单单通过思想斗争，而且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来实行。”编辑部教训我们说：“把思想斗争和组织形式这样相提并论，的确不坏。 思想斗争是一种过程，而组织形式不过是……形式〈在第56号的附刊第4版第1栏下面确实就是这样说的！ 〉，这些形式应当包着一种流动的、发展着的内容，即发展着的党的实际工作。”这种说法和那种说铁弹是铁弹，炸弹是炸弹[152]的笑话毫无二致。 思想斗争是一种过程，而组织形式不过是包着内容的形式！ 问题在于我们的思想斗争是由较高级的形式，即对大家都有约束力的党组织的形式包着呢，还是由过去的涣散状态和小组习气的形式包着。 人们把我们从较高级的形式拉回到较原始的形式上去，并且还为此辩护，说什么思想斗争是一种过程，而形式不过是形式。 这和克里切夫斯基同志很久以前把我们从策略-计划拉回到策略-过程上去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不妨看一看新《火星报》为了反对那些似乎只顾形式却忽略了内容的人而说的这些关于“无产阶级的自我教育”的大话（第58号的社论）。 难道这不是第二号阿基莫夫主义吗？ 头号阿基莫夫主义常拿“无产阶级斗争”的更“深刻”内容，拿无产阶级的自我教育，来替社会民主党内某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策略任务的提法上的落后辩护。 第二号阿基莫夫主义，现在也用组织不过是形式而整个实质在于无产阶级的自我教育这种同样深奥的理由，来替社会民主党内某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组织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的落后辩护。 替小兄弟操心的先生们，无产阶级是不怕组织和纪律的！ 无产阶级是不会去操心让那些不愿加入组织的大学教授先生和中学生先生因为在党组织的监督下工作，就被承认为党员的。 无产阶级由它的全部生活养成的组织性，要比许多知识分子彻底得多。 对我们的纲领和我们的策略已经有所认识的无产阶级，是不会用形式不如内容重要的口实来替组织上的落后辩护的。 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我们党内某些知识分子，在组织和纪律方面缺乏自我教育，在敌视和鄙视无政府主义空话方面缺乏自我教育。 正如头号阿基莫夫们从前诬蔑无产阶级，说它还没有成熟到进行政治斗争的地步一样，现在第二号阿基莫夫们也在诬蔑无产阶级，说它还没有成熟到组织起来的地步。 已经成为自觉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并感到自己是党的一员的无产者，也一定会象他从前用十分鄙视的态度斥责策略问题上的尾巴主义那样来斥责组织问题上的尾巴主义。 最后，请看一看新《火星报》的那位“实际工作者”的深奥思想吧。 他说：“建立一个能将革命家的活动〈用黑体是为了加深意思〉统一集中起来的‘战斗的’集中组织的思想，即使被人正确理解，也只有在有了这种活动的时候才会自然实现〈真是既新颖又聪明〉；组织本身作为一种形式〈注意，听着！ 〉，只能随着〈这里以及这段引文里其他各处的黑体，都是原作者用的〉构成其内容的革命工作的开展而成长起来。”（第57号）这岂不又一次使我们想起民间故事里的那个看到人家送葬时高喊“但愿你们拉也拉不完”的人物吗？ [153]大概，我们党内没有哪一个实际工作者（不带引号的）不了解：我们活动的形式（即组织）老早就落在内容的后面了，并且落后得太远了；只有党内的伊万努什卡才会向落在后面的人们喊：齐步前进！ 不要抢先！ 不妨拿我们党和崩得比较一下。 毫无疑义，我们党的工作内容 ［注：且不必说，我们党的工作内容在代表大会上是按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精神确定的（在纲领等等中），这只是用斗争的代价换来的，是我们同那些反火星派分子以及在“少数派”内占大多数的泥潭派分子斗争的结果。 关于“内容”问题，如把旧《火星报》所出版的6号（第46―51号）同新《火星报》所出版的12号（第52―63号）比较一下，那也是很有趣的。 但这只好另外有机会再说了。 ］ 要比崩得的工作内容丰富、多样、广泛、深入得多。 理论规模更巨大，纲领更成熟，对工人群众（不仅对有组织的手工业者）的影响更广泛更深刻，宣传鼓动工作更多样，在先进分子和普通分子那里的政治工作的脉搏更活跃，在游行示威和总罢工时开展的人民运动更壮阔，在非无产者阶层中进行的活动更有力。 可是“形式”怎样呢？ 我们工作的“形式”同崩得工作的形式比起来竟落后到不能容忍的地步，落后得使每一个对自己党内事务不“袖手旁观”的人都感到痛心和羞愧。 工作的组织比工作的内容落后，是我们的一个弱点，并且远在召开代表大会以前，远在组委会成立以前，就已经是我们的一个弱点了。 由于形式不成熟、不牢固，我们无法采取继续前进的重大步骤来发展内容，因而造成了可耻的停滞，力量的浪费，言行的不一。 大家都为这种言行不一而大伤脑筋，可是阿克雪里罗得们和新《火星报》的“实际工作者们”，却在这时来鼓吹他们的深奥思想：形式只应当随着内容自然地成长起来！ 请看，如果有人想加深谬论并从哲学上替机会主义词句找根据，那么在组织问题（党章第1条）上所犯的小错误就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吧。 要慢慢地走，要小心翼翼地曲折前进！ [154]――从前我们就听见有人在策略问题上唱这个调子；现在我们又听见有人在组织问题上唱这个调子。 组织问题上的尾巴主义是无政府个人主义者的心理的自然的和必然的产物，只要他开始把自己的（起初也许是偶然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上升为观点的体系，上升为一种特别的原则意见分歧，就会是这种情况。 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我们看见了这种无政府主义的开端；在新《火星报》上，我们又看见有人企图把它上升为观点的体系。 这种企图十分明显地证实了我们在党代表大会上已经表示过的意见：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观点跟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者的观点是不同的。 例如，新《火星报》的那位“实际工作者”（他的深奥思想我们已经领教过了）揭发我，说我把党想象成一个“大工厂”，厂长就是中央委员会（第57号的附刊）。 这位“实际工作者”根本没有料到，他提出来的这个吓人的字眼一下子就暴露出既不了解无产阶级组织的实际工作又不了解无产阶级组织的理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 工厂在某些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可怕的怪物，其实工厂是资本主义协作的最高形式，它把无产阶级联合了起来，使它纪律化，教它学会组织，使它成为其余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首脑。 马克思主义是由资本主义训练出来的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正是马克思主义一贯教导那些不坚定的知识分子把工厂的剥削作用（建筑在饿死的威胁上面的纪律）和工厂的组织作用（建筑在由技术高度发达的生产条件联合起来的共同劳动上面的纪律）区别开来。 正因为无产阶级在这种工厂“学校”里受过训练，所以它特别容易接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难以接受的纪律和组织。 对这种学校怕得要死，对这种学校的组织作用一无所知，这正是那些反映小资产阶级生存条件的思想方法的特点，这种思想方法产生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叫作Edelanarchismus的无政府主义，即“贵族式的”无政府主义，我说也可以把它称作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 这种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在俄国虚无主义者身上是特别突出的。 党的组织在他们看来是可怕的“工厂”；部分服从整体和少数服从多数在他们看来是“农奴制”（见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品文），他们一听见在中央领导下实行分工，就发出可悲又可笑的号叫，反对把人们变成“小轮子和小螺丝钉”（在这方面他们认为特别可怕的，就是把编辑变成撰稿人），他们一听见别人提起党的组织章程，就作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轻蔑地说（对“形式主义者”），完全不要章程也可以。 这是难以置信的，但这是事实。 马尔托夫同志在《火星报》第58号上就是这样教训我的，并且为了更加使人信服，还从《给一位同志的信》里引了我本人的话。 举一些涣散时代的例子，小组时代的例子，来替在党性时代保持和赞美小组习气、无政府状态辩护，这难道不是“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这难道不是尾巴主义吗？ 为什么从前我们不需要章程呢？ 因为当时党是由一些彼此没有任何组织联系的单个小组组成的。 当时由这一小组转到另一小组，只是个人“自愿”的事情，并没有任何正式规定的整体意志作为他的行动的准绳。 各个小组内部的争论问题不是按照章程，“而是用斗争和退出相威胁”来解决，正如我在《给一位同志的信》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18页。 ――编者注］ 里根据许多小组特别是我们六人编辑小组的经验所说的那样。 在小组时代，这种现象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可是谁都没有想到要赞美它，没有认为它是理想的；大家都埋怨过这种涣散状态，大家都为此感到苦恼，渴望把各个零星小组融为一个正式的党组织。 现在，这种融合实现了，却有人把我们拉向后退，用冒充最高组织观点的无政府主义的空话来款待我们！ 在那些过惯了穿着宽大睡衣、趿拉着拖鞋的奥勃洛摩夫[155]式的家庭式小组生活的人们看来，正式章程是太狭隘、太狭窄、太累赘、太低级了，太官僚主义化、太农奴制度化了，太约束思想斗争的自由“过程”了。 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不了解，正式章程所以必要，正是为了用广泛的党的联系来代替狭隘的小组联系。 一个小组内部或各个小组之间的联系，在过去是不需要规定的，也是无法规定的，因为这种联系是靠朋友关系或盲目的、没有根据的“信任”来维持的。 党的联系不能而且也不应当靠这两种东西来维持。 党的联系一定要以正式的，即所谓“用官僚主义态度”（在自由散漫的知识分子看来）制定的章程为基础，也只有严格遵守这个章程，才能保证我们摆脱小组的刚愎自用，摆脱小组的任意胡闹，摆脱美其名为思想斗争的自由“过程”的小组争吵。 新《火星报》编辑部打出的一张反对亚历山德罗夫的王牌，就是用教训的口吻指出：“信任是一种微妙的东西，决不能把它钉到人心和脑袋里去。”（第56号的附刊）编辑部不了解，正是提出信任――单纯的信任――这一范畴本身，再一次把它那种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和组织上的尾巴主义暴露了出来。 当我还只是一个小组――无论《火星报》六人编辑小组或《火星报》组织――的成员时，譬如我为了说明我不愿意同某某人在一起工作，我有权拿那种盲目的、没有根据的不信任当作唯一的借口。 当我成了一个党员时，我就没有权利只凭感情来表示不信任了，因为我这样做，便给以前小组习气盛行时代的一切任意胡闹和刚愎自用的现象大开方便之门；我有责任用正式的理由，即根据我们的纲领、我们的策略、我们党章中某一项正式规定的原则来说明我为什么“信任”或“不信任”；我就不能只限于盲目的“信任”或“不信任”，而必须承认我自己的决定以及党内任何一部分的一切决定都要对全党负责；我必须遵照正式规定的手续来表示自己的“不信任”，来实现根据这种不信任所得出的观点和愿望。 我们已经从盲目“信任”的小组观点，提高到党的观点。 党的观点要求我们按照受监督的和正式规定的手续，来表示和检查信任，可是编辑部却把我们拉向后退，并把自己的尾巴主义叫作新的组织观点！ 请看，我们的所谓党的编辑部是怎样议论那些可能要求派代表参加编辑部的著作家小组的。 时时处处都藐视纪律的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者教训我们说：“我们不会发怒，我们不会叫起纪律来。”假如提出这种要求的是一个明白事理的集团，我们就同它“达成协议”（原文如此！ ）；不然我们就对它的要求置之一笑。 你看，这该是一种多么高贵的与庸俗的“工厂式的”形式主义针锋相对的态度呀！ 其实，这只是编辑部赠给党的一套略加修饰的、充满小组习气的辞令，编辑部感到它不是一个党的机关，而是旧时小组的残余。 这种立场的内在的虚伪性，必然会产生无政府主义的深奥思想，这种深奥思想把涣散状态推崇为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原则，同时在口头上又伪善地把这种涣散状态说成是早已过去了的事情。 根本不需要什么由上下各级党机关构成的体系，因为在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看来，这种体系不过是办公室里拟制的司厅科股等等的玩意（见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品文）；根本不需要什么部分服从整体的原则，根本不需要对党的“达成协议”或划清界限的办法作出“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规定，还是让人们去空谈“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组织方法，崇尚旧时的小组争吵吧。 正是在这方面，受过“工厂”训练的无产者可以而且应当来教训无政府个人主义。 觉悟的工人早已脱离了害怕同知识分子打交道的幼稚状态。 觉悟的工人善于尊重他在知识分子社会民主党人那里发现的比较丰富的知识、比较广阔的政治视野。 可是，随着我们真正的政党的形成，觉悟的工人应当学会辨别无产阶级军队的战士的心理和爱说无政府主义空话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应当学会不仅要求普通党员，而且要求“上层人物”履行党员的义务，应当学会象他很久以前蔑视策略问题上的尾巴主义那样，来蔑视组织问题上的尾巴主义！ 新《火星报》在组织问题上的立场的最后一个特点，是同吉伦特主义[156]和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维护自治制，反对集中制。 关于官僚主义和专制的号叫，关于“非火星派分子〈在代表大会上维护自治制的非火星派分子〉受到不应有的忽视”的惋惜，关于有人要求别人“唯命是从”的滑稽喊叫，关于“庞巴杜尔作风”的伤心抱怨等等，正是含有这样的原则的意思（如果有的话 ［注：这里我也和在本节其他地方一样，把这些号叫的“增补”的意思撇开不谈。 ］ ）。 任何一个党的机会主义派总是维护任何一种落后表现，为它辩护，无论在纲领方面、策略方面或组织方面都是如此。 新《火星报》维护组织方面的落后表现（尾巴主义），是同维护自治制密切联系着的。 诚然，一般说来，经过旧《火星报》三年来的宣传揭露，自治制已经名声很坏了，因此新《火星报》公开维护自治制未免还有些害羞；它还硬要我们相信它喜欢集中制，不过它用来证明这一点的，只是集中制这个词用了黑体罢了。 其实，只要稍微考察一下新《火星报》的“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不是无政府主义的吗？ ）所谓集中制的“原则”，处处都会发现自治制的观点。 难道现在不是所有的人都清楚看到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在组织问题上已经转到阿基莫夫那里去了吗？ 难道他们自己不是用所谓“非火星派分子受到不应有的忽视”这句名言郑重地承认了这一点吗？ 难道阿基莫夫和他的朋友们在我们党的代表大会上所维护的不是自治制吗？ 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所维护的正是自治制（如果不是无政府主义的话），当时他们令人可笑地竭力证明：部分不应当服从整体，部分在决定自己对整体的关系时可以有自治权，确定这种关系的国外同盟章程可以在违反党内多数的意志、违反党中央机关的意志的情况下生效。 现在马尔托夫同志在新《火星报》（第60号）上说到中央委员会指定地方委员会委员问题时公开维护的也正是自治制[157]。 我不来谈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和现在在新《火星报》上用来维护自治制的那些幼稚的诡辩 ［注：马尔托夫同志列举党章各项条文时，恰巧遗漏了说明整体对部分的关系的一条：中央委员会“分配全党人力”（第6条）。 如果不能把工作人员从一个委员会调到另一个委员会，那还怎么分配人力呢？ 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还需要加以说明，真叫人感到难为情。 ］ ，我认为这里重要的是，应当指出他有维护自治制、反对集中制的明显倾向，这种倾向是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所固有的根本特征。 在新《火星报》（第53号）上拿“形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原则”（黑体是原作者用的）和“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原则”相对照，要算是分析官僚主义这个概念的唯一尝试了。 这种对照（可惜，这种对照也象提到非火星派分子时那样没有加以发挥，没有加以阐明），也多少有些道理。 官僚主义对民主主义，这也就是集中制对自治制，也就是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原则对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的组织原则。 后者力求自下而上地来行动，因此在凡是可能的地方和凡是可能的程度内，都坚决主张实行自治制，主张实行达到（在那些狂热坚持这点的人们那里）无政府主义地步的“民主主义”。 前者力求由上层出发，坚决主张扩大中央对于部分的权利和权限。 在涣散状态和小组习气盛行的时代，这种上层机关（革命社会民主党力求在组织上由它出发）必然是一个由于自己的活动和自己的革命彻底性而享有极大威信的小组（在我们这里就是《火星报》组织）。 在恢复党的真正统一并在这个统一的基础上解散各个过了时的小组的时代，这种上层机关必然是党的代表大会，即党的最高机关；代表大会尽可能把各个积极组织的所有代表团结起来，任命中央机关（它的成分往往使党内的先进分子而不是落后分子比较满意，让党内的革命派而不是机会主义派比较喜欢），使它们成为党的最高机关，直到召开下届代表大会为止。 至少在欧洲社会民主党人那里情况是如此，而且这种为无政府主义者所深恶痛绝的惯例在亚洲社会民主党人中间也开始流行起来，虽然流行得很慢，不免要遇到困难，不免要遇到斗争，不免要遇到无谓争吵。 非常值得指出的是，我在上面所谈到的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的这些根本特征（自治制、老爷式的或知识分子的无政府主义、尾巴主义和吉伦特主义），在世界各国社会民主党内，凡是划分为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试问在什么地方没有这种划分呢？ ），都可以看到，只是作相应的改变（mutatis mutandis）罢了。 这种情形最近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暴露得特别明显，因为第20号萨克森选区竞选的失败（所谓格雷事件 ［注：格雷1903年6月16日曾在第15号萨克森选区里被选为国会议员，但他在德累斯顿代表大会[158]以后辞去了议员职务。 第20号选区在议员罗森诺死后出现空缺，该区选民又想推举格雷为候选人。 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萨克森中央鼓动委员会对此表示反对，虽然它们没有权利正式禁止推举格雷为候选人，但是它们终于使格雷放弃了候选人的资格。 在这次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人遭到了失败。 ］ ）把党的组织原则提到日程上来了。 由这一事件引起了原则问题，这主要是德国机会主义者推波助澜的结果。 格雷（他从前是一个牧师，又是一本不无名气的书《当工厂工人的三个月》的作者，是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上的“主角”之一）本人是一个顽固的机会主义者，于是彻底的德国机会主义者的机关刊物《社会主义月刊》[159]就立刻来为他“鸣不平”。 纲领上的机会主义，自然是同策略上的机会主义和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相联系的。 当时出面陈述“新”观点的是沃尔弗冈・海涅同志。 为了向读者说明这个参加社会民主党并带来机会主义思想习气的典型知识分子的面目，只要指出沃尔弗冈・海涅同志是一个比德国的阿基莫夫同志小一点而比德国的叶戈罗夫同志大一点的人物就够了。 沃尔弗冈・海涅同志在《社会主义月刊》上，也象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新《火星报》上那样大举进攻。 单是文章的标题《对格雷事件的几点民主意见》（《社会主义月刊》4月第4期），就已经很了不起。 内容也同样非比寻常。 沃・海涅同志反对“侵犯选区自治权”，捍卫“民主原则”，抗议“委任的上司”（即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干涉人民自由选举议员。 沃・海涅同志教训我们说，问题并不在于一次偶然事件，而在于一种总的倾向，即“党内的官僚主义和集中制倾向”，对这种倾向，据说过去人们就有所觉察，但是现在变得特别危险了。 必须“在原则上承认：党的地方机关是党的生活的体现者”（这是从马尔托夫同志所写的《又一次处在少数地位》这本小册子中抄来的）。 不要“习惯于让一切重要政治决定都出自一个中央机关”，党要防备“脱离实际生活的教条政策”（这是从马尔托夫同志在党代表大会上大谈“实际生活一定会显示自己的力量”那篇发言中借用来的）。 沃・海涅同志加深自己的论据说：“如果细心观察事物的根源，如果把这次也和任何时候一样起过不小作用的种种个人冲突撇开不谈，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这种激烈反对修正主义者的斗争〈黑体是原作者用的，大概是暗示“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和“对修正主义者的斗争”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吧〉，主要是党内的官方人士对‘局外人’〈沃・海涅显然还没有读过那本论反对戒严状态的小册子，因此只好借用一个英国习惯用语：Outsidertum〉不信任，传统对一切异乎寻常的现象不信任，没有个性的机关对一切有个性的东西不信任〈见阿克雪里罗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关于反对压制个人主动性的决议案〉，一句话，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说明的那种倾向，即党内的官僚主义和集中制倾向。” “纪律”这个概念在沃・海涅同志的心里所引起的高尚愤怒，并不亚于阿克雪里罗得同志。 他写道：“有人指责修正主义者缺乏纪律，是因为他们给《社会主义月刊》写过文章，有人甚至不愿承认这个刊物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因为它不受党的监督。 单是这种试图缩小‘社会民主主义’这一概念的做法，单是这种让人们在应当普遍实行绝对自由的思想生产方面遵守纪律的要求〈请回忆一下所谓思想斗争是一个过程，而组织形式不过是形式的说法〉，就足以证明官僚主义和压制个性的倾向了。”接着沃・海涅又滔滔不绝地百般攻击这种创造“一个包罗万象的、尽量集中化的巨大组织，一个策略，一个理论”的可恨倾向，攻击“绝对服从”、“盲目服从”的要求，攻击“简单化的集中制”等等，真是一字不差地“模仿阿克雪里罗得”。 沃・海涅所挑起的争论激烈起来了，因为在德国党内这个争论没有掺杂什么由增补问题引起的无谓争吵，因为德国的阿基莫夫们不仅在代表大会上而且经常在专门的机关刊物上暴露自己的面目，所以这次争论很快就变成了对正统思想和修正主义在组织问题上的原则倾向的分析。 以革命派（它当然也和我们这里一样被人加上“独裁”和“宗教裁判”等等的可怕罪名）代表之一的资格出面说话的，是卡・考茨基（《新时代》1904年第28期的《选区和党》――《Wahlkreis und Partei》一文）。 他说，沃・海涅的论文“表明整个修正主义派的思想进程”。 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法国，在意大利，机会主义者都在竭力维护自治制，力图削弱党的纪律，力图把党的纪律化为乌有，他们的倾向到处都在导向瓦解组织，导向把“民主原则”歪曲为无政府主义。 卡・考茨基教训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者说：“民主并不是没有权力，民主并不是无政府状态，民主是群众对他们委任的代表的统治，它不同于冒充人民公仆而实际上是人民统治者的其他权力形式。”卡・考茨基在详细考察了各国机会主义的自治制所起的瓦解组织的作用后指出，正是由于“大批资产阶级分子” ［注：卡・考茨基把饶勒斯拿来做例子。 这种人愈是倾向于机会主义，他们也就“必然觉得党的纪律对于他们的自由个性是一种不可容许的约束”。 ］ 参加社会民主党，才使机会主义、自治制和违反纪律的倾向严重起来，并且一再提醒说，“组织是无产阶级解放自己的武器”，“组织是无产阶级所特有的阶级斗争的武器”。 德国的机会主义比法意两国的弱些，所以德国的“自治制倾向，暂时还只表现为唱一些反对独裁者和大宗教裁判者，反对开除教籍 ［注：德语Bannstrahl（开除教籍）这个词，可以说是俄语的“戒严状态”和“非常法”的同义语。 这是德国机会主义者的“吓人的字眼”。 ］ 和追究异端的相当动听的高调，表现为无休止的吹毛求疵和无谓争吵，而对这种吹毛求疵和无谓争吵加以分析，又只会引起无休止的口角”。 俄国党内的机会主义比德国的更弱，所以俄国的自治制倾向所产生的东西，其思想成分更少，“动听的高调”和无谓争吵的成分更多，这原是不足为奇的。 难怪考茨基要作出结论说：“也许，世界各国修正主义在任何其他问题上，都不象在组织问题上表现得那样性质一致，虽然其形态各不相同，色彩互有差异。”在谈到正统思想和修正主义在这方面的基本倾向时，卡・考茨基也用了“吓人的字眼”：官僚主义对（Versus）民主主义。 卡・考茨基写道：据说，给党的执行委员会一种权利，让它对各地方选区选择候选人（国会议员候选人）施加影响，就是“无耻地侵犯民主原则，因为民主原则要求全部政治活动自下而上地由群众独立自主地进行，而不是自上而下地用官僚主义的办法进行……但是，如果说有什么真正民主的原则，那它就是多数应比少数占优势，而不是相反……”任何一个选区选举国会议员都是关系全党的一个重要问题，所以党至少应当经过党所信任的人（Vertrauensmanner）对指定候选人施加影响。 “如果谁觉得这太官僚主义化或太集中化，他不妨提出由全体党员（Samtliche Parteigenossen）来直接表决候选人。 既然这办不到，那就不必抱怨说，这项职能也同其他许多有关全党的职能一样由党的一个或几个机关来执行，就是缺乏民主精神。”按照德国党的“习惯法”，从前各个选区也是就提出某某人为候选人的问题同党的执行委员会进行“同志式的商议”的。 “可是党现在已经太大了，这个不言而喻的习惯法已经不够了。 当人们不再承认习惯法为不言而喻的东西时，当这个习惯法规定的内容以及这个习惯法本身的存在都引起争议时，那它就不成其为法了。 因而绝对需要精确地规定这个法，把它明文规定下来……”作更加“精确的章程性的规定（statutarische Festlegung） ［注：把卡・考茨基这些关于用正式规定的章程性法规代替不言而喻的习惯法的意见，拿来和我们党尤其是编辑部从党代表大会以来所经历的全部“变更”对照一下，是很有教益的。 参看维・伊・查苏利奇的发言（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见第66页及以下各页），她未必能领会现在发生的这种变更的全部意义。 [160]］ ，从而加强组织的严格性（groβere Staffheit）”。 这样你们就看到：在另一个环境中也有同样的斗争，即党内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在组织问题上的斗争，有同样的冲突，即自治制同集中制的冲突，民主主义同“官僚主义”的冲突，削弱组织和纪律严格性的倾向同加强组织和纪律严格性的倾向的冲突，不坚定的知识分子的心理同坚定的无产者的心理的冲突，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同无产阶级的团结精神的冲突。 试问，资产阶级民主派――不是捉弄人的历史仅仅私下里许诺有朝一日会指给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看的那个资产阶级民主派，而是实实在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它在德国也有一些聪明敏锐的代表人物，并不亚于我国的解放派先生们，――当时是怎样对待这种冲突的呢？ 德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马上起来对这个新的争论作出反应，并且也和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一样，也和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一样，竭力支持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