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自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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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2—5月）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纲领中关于民族自决权的第九条，近来引起了[我们在《启蒙》杂志 [1] 上已经指出了这一点（见《列宁全集》第20卷第1－35页——编者注）]机会主义者的大举进攻。俄国取消派分子 [2] 谢姆柯夫斯基在彼得堡取消派报纸上，崩得分子 [3] 李普曼和乌克兰民族社会党人尤尔凯维奇分别在自己的机关刊物上，极力攻击这一条，用极端轻视的态度来对待这一条。机会主义对我们马克思主义纲领进行这种“十二个民族的侵犯” [4]，无疑是同现在一般民族主义偏向有密切联系的。因此，我们认为详细地分析一下这个问题是切合时宜的。不过我们要指出，上述的机会主义者中，没有一个人拿出过什么独立的论据：他们都只是重复罗莎·卢森堡在1908－1909年间用波兰文写的一篇长文《民族问题和自治》的论点。所以我们在这篇论文中对于卢森堡的“新奇”论据，也要给予最多的注意。
1．什么是民族自决？
要想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所谓自决，首先自然就要提出这个问题。应当怎样了解自决？是从法权的各种“一般概念”得出的法律定义中去寻找答案呢，还是从对民族运动的历史经济研究去寻找答案？
谢姆柯夫斯基、李普曼和尤尔凯维奇之流的先生们甚至没有想到要提出这个问题，只是借嘲笑马克思主义纲领“不清楚”来敷衍了事，这是毫不奇怪的，同时大概由于头脑简单，他们甚至还不知道民族自决问题不仅在1903年通过的俄国党纲中谈到了，而且在1896年伦敦国际代表大会决议中也谈到了（我将要在适当的地方详细地谈这个问题）。但是使人感到非常奇怪的是，罗莎·卢森堡曾多次宣布说这一条似乎太抽象，太形而上学，而她自己正是犯了这种抽象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正是罗莎·卢森堡经常陷入泛论民族自决问题（甚至非常可笑地空谈怎样去认识民族意志的问题），而从来没有明确地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事情的本质究竟是在于法律的定义，还是在于全世界民族运动的经验？
确切地提出这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提出的问题，立刻就会把罗莎·卢森堡的论据驳倒十分之九。民族运动并不是第一次在俄国发生，也不是俄国一国特有的现象。在全世界上，资本主义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的时代，是同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运动的经济基础就是：为了使商品生产获得完全胜利，资产阶级必须夺得国内市场，必须使操着同一种语言的人所居住的地域用国家形式统一起来，同时清除阻碍这种语言发展和阻碍把这种语言用文字固定下来的一切障碍。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的统一和语言的无阻碍的发展，是保证贸易周转能够适应现代资本主义而真正自由广泛发展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是使居民自由地广泛地按各个阶级组合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最后，是使市场同一切大大小小的业主、卖主和买主密切联系起来的条件。
因此，建立最能满足现代资本主义这些要求的 民族国家，是一切民族运动的趋势（趋向）。最深刻的经济因素推动着人们来实现这一点，因此民族国家对于整个西欧，甚至对于整个文明世界，都是资本主义时期 典型的 正常的国家形式。
因此，如果我们要了解民族自决的意义，不是去玩弄法律上的定义，“杜撰”抽象的定义，而是去研究民族运动的历史经济条件，那就必然得出结论说：所谓民族自决，就是民族脱离异族集体的国家分离，就是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
关于为什么只能把自决权了解为国家分离权，而不能了解为任何别的东西的其他理由，我们下面再谈。现在我们要谈的是罗莎·卢森堡如何企图“避开”成立民族国家的趋向是有深刻经济原因的这一必然的结论。
考茨基的小册子《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新时代》 [5] 1907—1908年卷第1期附刊，俄译文载于1908年里加出版的《科学思想》杂志），罗莎·卢森堡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她知道，考茨基在那本小册子的第四节里详细地分析了民族国家的问题，并且得出结论说，奥托·鲍威尔“ 低估了 趋向建立民族国家的力量”（见小册子第23页）。罗莎·卢森堡自己引用了考茨基的话：“民族国家是 最适合 现代条件（即不同于中世纪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等等条件的资本主义的、文明的、经济上进步的条件）的国家形式，是使国家最容易实现其任务（即能保证资本主义最自由、广泛、迅速发展的任务）的国家形式”。这里应当再补充考茨基的一个更确切的结论，这就是他认为民族复杂的国家（即不同于民族国家的所谓多民族国家），“由于某些原因，始终是内部结构不合常态或不够发展的（落后的）国家”。不言而喻，考茨基所说的不合常态，是指不适合于那些最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而言的。
现在我们要问：罗莎·卢森堡对考茨基的这些历史经济的结论，究竟采取了什么态度呢？这些结论正确不正确呢？是考茨基所提出的历史经济理论正确，还是鲍威尔所提出的那个基本上是心理学的理论正确？鲍威尔的明显的“民族机会主义”立场，他的拥护民族文化自治 [6] 的观点，他对民族主义的迷恋（如考茨基所说“有些地方强调民族成分”），他“过分夸大民族成分而完全忘记国际成分的态度”（考茨基），究竟同他低估趋向建立民族国家力量的态度有什么联系呢？
罗莎·卢森堡甚至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她没有看出这种联系。她没有仔细地考虑鲍威尔的理论观点的 整体。她甚至完全没有把民族问题上的历史经济学理论同心理学理论加以对比。她只是用下面的意见来反对考茨基。
“……这个‘最好的’民族国家只是一种抽象的东西，容易受到理论上的发挥和理论上的拥护，但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社会民主党评论》 [7] 1908年第6期第499页） 罗莎·卢森堡为了证实这个大胆的意见，接着就大发议论说，资本主义列强的发展和帝国主义，使弱小民族的“自决权”成为虚幻的东西。她大声疾呼地说：“对那些形式上取得独立的门的内哥罗人、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来说，甚至多少对瑞士人来说，能够真正谈到‘自决’吗？他们的独立不就是“欧洲音乐会’上政治斗争和外交把戏的产物吗？”！（第500页）最适合条件的，“并不是考茨基所认定的民族国家，而是强盗国家”。然后她就列举了几十个数字，说明英法等国所属殖民地面积的大小。
看了这些议论，不能不对作者不通 事理 的本领表示惊奇！用庄严的神情教训考茨基，说什么小国在经济上依赖大国，说什么资产阶级国家为了用强盗手段征服异族而互相斗争，说什么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仍然存在，这是一种可笑的幼稚的卖弄聪明的行为，因为所有这些都和问题毫不相干。不仅小国，而且象俄国这样的大国，在经济上也完全依赖“富强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势力。不仅巴尔干的几个蕞尔小国，就连十九世纪的美国，在经济上也曾经是欧洲的殖民地，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就已经说过了。 [8] 所有这些，考茨基和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当然知道得十分清楚，但是这同民族运动和民族国家问题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罗莎·卢森堡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民族经济独立、经济自主的问题偷换了民族政治自决问题，民族国家独立问题。这种聪明的做法，正象一个人在讨论议会（即人民代表会议）在资产阶级国家内应有最高权力这个纲领要求时，竟扯到大资本在资产阶级国家任何一种制度下都拥有最高权力这种十分正确的见解一样。
毫无疑问，世界上人口最密的亚洲，大部分不是处于“列强”殖民地的地位，就是保持着民族关系上极不独立和备受压迫的国家状态。可是，这种尽人皆知的情况难道能够丝毫动摇下面一件无可争辩的事实吗？这就是在亚洲只有日本，也就是说，只有这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才造成了能够最充分发展商品生产，能够最自由、广泛、迅速地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这个国家是资产阶级国家，因此它自己已在压迫其他民族和奴役殖民地了；我们不知道，亚洲是否来得及在资本主义崩溃以前，也象欧洲那样，形成独立的民族国家的体系。但是有一点是无可争辩的，这就是资本主义使亚洲觉醒过来了，在那里到处都激起了民族运动，这些运动的趋势就是要在亚洲建立民族国家，也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保证资本主义的发展有最好的条件。亚洲的实例是 拥护 考茨基而 反对 罗莎·卢森堡的。
巴尔干各国的实例也是反对她的，因为现在大家都看到，在巴尔干保证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好的条件，正在随着在这个半岛上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而形成起来。
所以，无论是全体先进文明人类的实例也好，巴尔干的实例也好，亚洲的实例也好，都同罗莎·卢森堡所说的相反，而证明者茨基的论点绝对正确：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的通例和“常态”，而民族复杂的国家是一种落后状态或者是例外情形。从民族关系方面来看，民族国家无疑是保证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好的条件。这当然不是说，这种国家在资产阶级关系基础上能够排除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这只是说，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忽视那些产生建立民族国家趋向的强大的 经济 因素。这就是说，从历史的和经济的观点看来，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上所谈的“民族自决”，除了政治自决，即国家独立、建立民族国家以外， 不能 有什么别的意义。
至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看来，究竟在什么条件下，才能支持“民族国家”这个资产阶级民主要求，下面将要详细地谈到。现在，我们只是阐明一下“自决”这一 概念 的定义，不过还应当指出，罗莎·卢森堡倒还知道这个概念（“民族国家”）的内容，而拥护她的那些机会主义者，如李普曼、谢姆柯夫斯基、尤尔凯维奇之流， 连这一点也不知道！
2．历史的具体的问题提法
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 一定的 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
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绝对要求应用到我们现在这个问题上来，那应该怎么办呢？
首先必须把从民族运动观点看来根本不同的两个资本主义时代严格区别开来。一个时代是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崩溃的时代，是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社会和国家形成的时代，当时民族运动第一次成为群众性的运动，并且通过报刊和参加代议机关等等方式，这样那样地把一切阶级的居民吸引到政治生活中去。另一个时代，就是我们所处的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全形成、宪制早已确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对抗大大发展的时代，这个时代可以叫作资本主义崩溃的前夜。
前一时代的典型现象，就是由于斗争争取的是一般政治自由，特别是民族权利，民族运动方兴未艾，人数最多、“最难发动”的一个居民阶层——农民投入了这个运动。后一时代的典型现象，就是没有群众性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这时发达的资本主义使完全卷入贸易周转的各个民族更加接近，彼此杂居，而把国际范围内联合起来的资本同国际工人运动的对抗提到第一位。
当然，这两个时代没有被一堵墙隔开，而是由许多过渡环节联系了起来；同时各个国家还因民族的发展速度、居民的民族成分、居民的分布等等差异而各不相同。如果不估计到一个国家的所有这些一般历史条件和具体国家条件，就根本无法考察这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纲领。
正是在这里，我们也就遇到了罗莎·卢森堡的议论中最软弱的地方。她拚命用一套反对我们纲领第九条的“厉害”字眼来点缀自己的文章，喋喋不休地说它“笼统”“死板”，是“形而上学的空谈”等等。这位著作家既然如此高明地斥责形而上学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意义上，就是反辩证法观点）和空洞抽象的观点，我们自然也就应该期待她给我们作出一个用具体历史方法研究问题的榜样。这里所说的是在一个一定的时代——二十世纪初期和一个一定的国家——俄国的马克思主者的民族纲领。罗莎·卢森堡想必应当这样提出问题：俄国究竟处在 什么历史 时代？ 这个 国家在这个时代的民族问题和民族运动究竟有 哪些具体 特点？
可是罗莎·卢森堡丝毫没有谈到这一点！民族问题在这个历史时代的 俄国 究竟摆在什么地位， 俄国 在这方面究竟具有哪些特点，——在她的文章里根本找不到对这个问题的分析！
人们告诉我们说：巴尔干的民族问题跟爱尔兰的不同；马克思在1848年的具体条件下怎样估计过波兰人和捷克人的民族运动（整页都是引证马克思的话）；恩格斯怎样估计过瑞士各森林州反对奥地利的斗争以及1315年的莫尔加顿的战役（整页都是摘引恩格斯的话和考茨基所加的有关评注）；拉萨尔认为十六世纪德国农民战争是反动的等等。
当然不能说这些意见和引证有什么新奇之处，但不管怎么样，读者感兴趣的是再一次回顾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用什么态度分析各国具体的历史问题。只要重读一下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摘录来的那些大有教益的话，就会十分明显地看到罗莎。卢森堡已经陷入何等可笑的境地。她雄辩地义愤地鼓吹必须用具体的历史的方法分析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民族问题，但是她 丝毫 没有打算确定一下，二十世纪初期的 俄国 究竟是处在 什么样的 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这个国家的民族问题究竟有哪些 特点。罗莎·卢森堡举出一些表明 别人 怎样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分析问题的例子，好象是故意在强调善良的愿望往往把人引入地狱，人们用好心的忠告掩饰自己不愿意或不善于在实际上利用这些忠告。
请看一个大有教益的对照。罗莎·卢森堡在反对波兰独立的口号时，引证了她在1898年所写的一篇证明“波兰工业发展”迅速并且向俄国推销工厂产品的著作。不用说，从这里丝毫也不能得出什么有关自决 权 问题的结论，只不过证明旧的贵族波兰已经消灭等等罢了。但罗莎·卢森堡总是不知不觉地作出这样一种结论，就是在那些促使俄国同波兰结合的因素中，现代资本主义关系的纯粹经济因素现在已经占了优势。
可是，我们的罗莎一谈到自治问题时，就来证明波兰王国有特别的权利要求自治[见《启蒙》杂志1913年第12期上关于这个问题的评论（见《列宁全集》第20卷第28—35页——编者注）]，虽然她的文章的标题是 一般 《民族问题和自治》。为了证实波兰有权要求自治，罗莎·卢森堡就认为俄国的国家制度——显然是按其经济、政治、生活以及社会方面的标志来说——是构成“亚洲式的专制制度”这一概念的种种特征的总和（《社会民主党评论》第12期第137页）。
大家知道，只要一个国家在经济中占绝对优势的还是宗法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特点，而商品经济和阶级分化又不很发展，那末上述的那种国家制度就具有极大的牢固性。如果在国家制度显然带有资本主义 以前 性质的国家里，存在着一个资本主义发展 迅速 的按民族划分的区域，那末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愈迅速，它同资本主义以前的国家制度之间的矛盾也就愈厉害，这个先进区域脱离整体的可能也就愈大，因为连接这个区域和整体的不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关系，而是“亚洲式的专制制度的”关系。
可见，罗莎·卢森堡甚至在关于俄国政权的社会结构对于资产阶级波兰的关系问题上，也完全不能自圆其说，而关于俄国民族运动的具体历史特点的问题，甚至根本没有提出来。
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分析一下。
3．俄国民族问题的具体特点和俄国资产阶级的民主改革
“……虽然‘民族自决权’原则有伸缩性，纯粹是老生常谈，显然不但适用于俄国的各个民族，而且同样适用于德国和奥地利、瑞士和瑞典、美洲和澳洲的各个民族，但是我们在任何一个现代社会党的纲领内，都找不到这个原则……”（《社会民主党评论》第6期第483页） 罗莎·卢森堡开始攻击马克思主义纲领第九条时就是这样写的。她把纲领中这一条文误认为“纯粹是老生常谈”的见解强加在我们头上，而她自己恰巧是犯了这种错误，因为她竟可笑地大胆地宣称这个条文“显然同样适用于”俄德等等国家。
我们的回答是：罗莎·卢森堡显然下决心要使自己的文章成为供中学生做习题用的逻辑错误大全，因为她的议论完全是胡说八道，完全是对历史的具体的问题提法的嘲笑。
如果不是用小孩子的方法，而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纲领，那就不难看出，这个纲领是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的。既然如此（而且无疑是如此），那末，这个纲领“显然”对于 一切 有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的场合都是“笼统的”，都是“老生常谈”等等。罗莎·卢森堡只要稍加思索一下，也显然会得出结论说，我们的纲领 仅仅 是指这种民族运动实际存在的场合来说的。
罗莎·卢森堡只要把这些明显的理由思索一下，就会很容易地知道，她说的话是多么荒谬。她责难 我们 提出的是“老生常谈”，她 反对 我们的论据是：在 没有 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的国家的纲领里没有民族自决的条文。好一个聪明绝顶的论据啊！
把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的发展清况加以比较，把各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纲领也加以比较，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具有极大的意义，因为各个现代国家的资本主义本性和它们的发展规律无疑是共同的。可是，这样的比较必须作得适当。这里有一个起码的条件，就是要弄清拿来作比较的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时期是否 可以互相比较。例如，只有十分无知的人，才会把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土地纲领拿去同西欧的土地纲领“作比较”（如叶·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在《俄国思想》 [9] 上所作的那样），因为我们的纲领所回答的是 资产阶级民主的 土地改革问题，而前欧各国根本谈不到这样的改革。
民族问题也是这样。这个问题在西欧大多数国家里早已解决了。在西欧各国的纲领里寻找对不存在的问题的答复，这是可笑的。这里罗莎·卢森堡恰恰忽视了一件最主要的事情：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早已完成的国家和没有完成的国家之间的区别。
全部关键就在于这种区别。由于罗莎·卢森堡完全忽视了这种区别，她那篇宏论也就成了一会空洞无物的老生常谈了。
在西欧大陆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所包括的是一段相当确定的时期，大约是从1789年起；到1871年止。这个时代恰恰是民族运动和民族国家建立的时代。这个时代结束后，西欧便形成了资产阶级国家的体系，而且通常是些单一民族的国家的体系。因此，现在到西欧社会党人纲领里去寻找民族自决权，就是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原则。
在东欧和亚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是在1905年才开始的。俄国、波斯、土耳其和中国的革命，巴尔干的战争等，就是 我们这个 时代我们“东方”所发生的一连串有世界意义的事变。只有瞎子才不能从这一串事变中看出 一系列 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的兴起，看出建立民族独立的和单一民族的国家的趋向。正是因为而且仅仅是因为俄国及其邻邦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所以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纲领上提出民族自决权这一条。
我们不妨把上述罗莎·卢森堡论文中的言论再引证几句：
她写道：“……特别是在民族成分非常复杂的国家进行活动并且认为民族问题有首要作用的那个党的纲领里，即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纲领里，并没有包含民族自决权的原则。”（同上） 总之，有人想拿“特别是”奥地利的例子来说服读者。那就让我们从具体的历史的观点来看看这个例子合理的东西多不多。
第一、我们要提出关于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这个基本问题。奥地利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1848年开始，1867年完成的。从那时起到现在差不多经历了半个世纪，那里整个说来始终是由已经建立的资产阶级宪制统治着，而合法的工人政党也就是根据这个宪制公开进行活动。
因此，在奥地利内部发展的条件下（即从奥地利一般资本主义发展，特别是奥地利各个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点来看），并没有什么产生飞跃的因素，而伴随这种飞跃的现象之一，可能是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罗莎·卢森堡经过比较之后，以为俄国在这一点上是处在同样的条件下，于是她不仅作了一个根本错误的反历史的假定，而且不由自主地滚到取消主义方面去了。
第二、奥地利各民族的相互关系和俄国各民族的相互关系完全不同，这对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奥地利不仅是一个长期德意志人占优势的国家，而且奥地利的德意志人还曾经怀有想做整个德意志民族霸主的野心。也许罗莎·卢森堡（她似乎是很不喜欢老生常谈和死板的、抽象的东西……）愿意记起这件事实吧，这种“野心”已经被1866年的战争粉碎了。在奥地利占统治地位的民族——德意志人竟留在1871年最终建成的独立的德意志国家 外面 了。另一方面，匈牙利人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尝试，早在1849年就被俄国农奴制的军队打破了。
于是就造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局面：匈牙利人和捷克人恰恰不是趋向于脱离奥地利，而是趋向于保持奥地利的完整，其目的正是为了保持民族独立，以免完全被那些更残暴更强悍的邻国破坏掉！由于这种特殊情况，奥地利便形成两个中心的（二元的）国家，而现在又变成三个中心的（三元的：德意志人、匈牙利人、斯拉夫人）国家。
俄国同这种情形有哪点相似的地方呢？我们这里的“异族人”是否因为怕受到 更坏的 民族压迫而情愿同大俄罗斯人合并呢？
只要提出这个问题，就足以看出在民族自决问题上拿俄国同奥地利来比较，是多么荒谬、多么死板、多么愚昧了。
在民族问题上，俄国所具有的特殊条件恰恰同我们在奥地利看到的相反。俄国是以一个民族即以大俄罗斯民族为中心的国家。大俄罗斯民族占据着巨大的整块地区，人口约有七千万。这个民族国家的特点是：第一、“异族人”（总计占全国人口多数，即百分之五十七）恰恰是住在边疆地区；第二、这些异族人所受的压迫比他们在各邻国（并且不仅是在欧洲各国）所要的要厉害得多；第三、这些居住在边疆地区的被压迫民族往往有一些同族人住在国界那边，他们就有较多的民族独立（只要提一下住在俄国西部和南部边界以外的芬兰人、瑞典人、波兰人、乌克兰人、罗马尼亚人就够了）；第四、“异族”边疆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和一般文化水平，往往高于国家的中部地区。最后，正是在邻近的亚洲各国我们看到了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运动已经开始发展起来，并且部分地蔓延到住在俄国境内的那些同血统的民族中去了。
由此可见，正是俄国民族问题的具体的历史特点，才使我们在目前时代承认民族自决权具有特别迫切的意义。
况且，就是从纯粹的事实方而来看，罗莎·卢森堡断定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纲领上没有承认民族自决权，也是不对的。只要打开通过民族纲领的布隆代表大会的记录，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卢西人社会民主党人甘凯维奇代表整个乌克兰（卢西人）代表团（记录第85页），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烈格尔代表整个波兰代表团（记录第108页）提出声明说，上述两个民族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已经把他们本民族要求民族统一、自由和独立的愿望，列在自己的要求之内了。可见，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虽然没有在自己的纲领里直接提出民族自决权的要求，但是它同时又完全容许党的各个部分提出民族独立的要求。事实上这当然就是承认民族自决权！因此，罗莎·卢森堡把奥地利拿来作论据，但在各方面却反对了罗莎·卢森堡自己。
4．民族问题上的“实际主义”
机会主义者特别喜欢抓住罗莎·卢森堡的这样一个论据；我们纲领第九条里没有包含一点“实际的东西”。罗莎·卢森堡自己也非常欣赏这个论据，我们在她的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有时在一页之内一连把这个“口号”重复八次。
她写道，第九条“对于无产阶级的日常政策没有提供任何实际的指示，对于民族问题没有提供任何实际的解决办法”。
她的这个论据还这样表述过：第九条不是毫无所指，就是责成大家支持一切民族要求。我们现在就来考察一下这个论据。
在民族问题上要求“实际精神”是什么意思呢？
或者支持一切民族要求；或者对每个民族分离问题作出“是或否”的具体回答；或者使民族要求一般能够直接“实现”。
我们就来考察一下要求“实际精神”的这三种可能的含义。
在一切民族运动开始时很自然地充当运动首领（领导者）的资产阶级，把支持一切民族要求称为实际的事情。但是无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的政策（也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只是在一定的方向上支持资产阶级，而始终同资产阶级的政策不一致。工人阶级只是为了获得民族间的和平（这是资产阶级不能完全做到的，只有在 完全 民主化的时候才能实现），获得平等权利，获得最好的阶级斗争环境，才支持资产阶级。因此，无产者恰恰是为了 反对 资产阶级的 实际主义 才提出了民族问题上的 原则 政策，始终 只是有条件地 支持资产阶级。任何资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都打算使 本 民族取得特权，或者使本民族获得特殊利益；这也叫作“实际精神”。无产阶级反对任何特权，反对任何特殊地位。要无产阶级讲“实际主义”，就等于迁就资产阶级，陷入机会主义。
对每个民族分离的问题都要作出“是或否”的回答吗？这似乎是一个很“实际的”要求。其实它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形而上学的，在实践上是让无产阶级服从资产阶级政策。资产阶级总是把自己的民族要求提到第一位，而且是无条件地提出来的。无产阶级认为民族要求服从阶级斗争的利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究竟是以该民族分离还是以该民族取得同其他民族的平等地位而告终，这在理论上是不能预先担保的；无产阶级认为重要的，是 在这两种情况下 都要保证本阶级的发展；资产阶级认为重要的，是阻碍这种发展，把无产阶级的任务推到“本”民族的任务后面去。因此，无产阶级就以所谓消极的要求，即以承认自决 权 为限，而不向任何一个民族担保，不向任何一个民族答应提供 损害 其他民族利益的 任何东西。
就算这是不“实际”吧，但这在事实上是最能保证用尽可能民主的办法解决问题的；无产阶级 只是 需要有这种保证，而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则需要保证 自己的 利益，不管其他民族的处境如何（不管它们受到什么损害）。
资产阶级最关心这种要求的“实现”，——因此就产生了同其他民族的资产阶级勾结起来损害无产阶级利益的永远不变的政策。而对无产阶级重要的是巩固本阶级来反对资产阶级，用彻底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教育群众。
让机会主义者去说这不“实际”吧．但这是唯一实际的保证，是反对封建主和 民族主义 资产阶级而获得最大限度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和平的保证。
从每个民族的 民族主义 资产阶级的观点看来，无产者在民族问题上所提出的全部任务都是“不实际的”，因为无产者仇视任何民族主义，而要求“抽象的”平等，要求根本取消任何特权。罗莎·卢森堡不懂得这一点，糊里糊涂地赞美实际主义，这恰巧是为机会主义者，特别是为向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作机会主义让步大开方便之门。
为什么是向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让步呢？因为大俄罗斯民族在俄国是压迫民族，而民族问题方面的机会主义在被压迫民族中和压迫民族中的表现自然是各不相同的。
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借口自己的要求合乎“实际精神”而号召无产阶级无条件地支持它的要求。最实际的莫过于直接说个“是”字，赞成 某一个 民族的分离，而不是赞成一切民族的分离 权！
无产阶级反对这种实际主义。它承认各民族平等，承认各民族都有成立民族国家的平等权利，把各民族无产者之间的联合看得高于一切，提得高于一切，而 从 工人的阶级斗争 着眼 来估计一切民族要求，一切民族的分离。实际主义的口号，实际上只是盲从资产阶级要求的口号。
有人对我们说：你们赞成民族分离权，就是赞成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这样说的有罗莎·卢森堡，附和她的有机会主义者谢姆柯夫斯基，——顺便说一下，他是在取消派报纸上就这个问题鼓吹取消派思想的唯一代表！
我们的回答是：不，在这里，正是资产阶级需要“实际的”解决，而工人认为必须 在原则上 划清两种趋势。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 只要 同压迫民族进行斗争，我们无论如何 总是 要比任何人都更坚决地给予 支持 的，因为我们反对压迫最大胆最坚决。当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拥护 自己的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时，我们就要反对。我们反对压迫民族的特权和暴力，同时丝毫也不纵容被压迫民族要求特权的趋向。
如果我们不提出和不宣传分离 权 的口号，那就不仅是帮助了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而且是帮助了 压迫 民族的封建主和专制制度。考茨基早就提出这个论据来反对罗莎·卢森堡，而这个论据是无可争辩的。罗莎·卢森堡因害怕“帮助”波兰民族主义资产阶级而反对 俄国 马克思主义者在纲领上规定分离 权， 事实上 就是帮助了大俄罗斯民族的黑帮。她在事实上就是帮助对大俄罗斯人享受特权（并且是比特权更坏的东西）采取机会主义调和的态度。
罗莎·卢森堡醉心于反对波兰民族主义，因而忘记了大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而 这个 民族定义在目前恰恰是最可怕的东西，恰恰是资产阶级成分少而封建成分多的东西，恰恰是民主运动和无产阶级斗争的主要障碍。 每个 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都含有 反对 压迫的一般民主主义内容，而我们 无条件 支持的正是这种内容，同时要严格地区分企图使自己民族具有特殊地位的趋向，反对波兰资产者压迫犹太人的趋向等等。
这在资产者和市侩们看来是“不实际的”。但这是民族问题上唯一实际的、真正有助于民主、自由和无产阶级联合的原则政策。
承认一切民族都有分离权；要用取消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权和任何特殊地位的观点，来估计每一个关于分离的具体问题。
让我们看看压迫民族的地位。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能不能获得解放呢？不能。大俄罗斯居民[巴黎有一位名叫耳·弗拉·的人，认为这是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名词。这位耳·弗拉·是可笑的《superklug》（这个字在讽刺的意思上可译为“自作聪明的”）。这个“自作聪明的”耳·弗拉·大概打算写一篇研究怎样从我们的最低纲领中（根据阶级斗争观点！）铲除“居民”、“民族”等等字眼的论文。]要获得解放，就必须反对这种压迫。镇压被压迫民族运动的长期的历史，数百年的历史，“上层”阶级关于这种镇压的系统的宣传，造成了大俄罗斯民族的种种偏见，成了大俄罗斯民族本身解放事业的莫大障碍。
大俄罗斯民族的黑帮有意支持和煽动这种偏见。大俄罗斯民族的资产阶级容忍这种偏见或迎合这种偏见。大俄罗斯民族的无产阶级不同这种偏见不断地进行斗争，就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就不能替自己扫清走向解放的道路。
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在俄国暂时还只是大俄罗斯民族的特权。我们，大俄罗斯无产者，不维护任何特权，当然也就不维护这种特权。我们在这个国家的土地上进行斗争，把这个国家的各民族工人联合起来，我们不能担保民族的发展一定要经过某条道路，我们要经过一切可能的道路走向我们的阶级目标。
可是，不同一切民族主义进行斗争，不捍卫各民族的平等，就不可能走向这一目标。例如，乌克兰能不能组成独立国家，这要以预先不得而知的千百种因素为转移。我们并不想凭空“ 猜测”，只是坚决拥护这一毫无疑问的原则：乌克兰有成立这种国家的权利。我们尊重这种权利，我们不赞成大俄罗斯人有统治乌克兰人的特权，我们教育群众承认这种权利，否认任何一个民族的 国家 特权。
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一切国家都经历过的那种突变中，在争取建立民族国家的权利问题上发生冲突和斗争是可能的，而且是肯定的。我们无产者预先就宣布我们 反对 大俄罗斯人的特权，并且依照这个方向来进行自己的全部宣传鼓动工作。
罗莎·卢森堡因追求“实际主义”而忽略了大俄罗斯无产阶级和其他民族无产阶级的 主要的 实际任务，即进行日常宣传鼓动，反对任何国家的和民族的特权，拥护一切民族有成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的同等权利的任务；这种任务是我们在民族问题上的主要（在目前）任务，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捍卫住民主的利益和一切民族的一切无产者平等联合的利益。
让大俄罗斯民族的压迫者和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前者和后者都要求 肯定地 回答是或否，他们责难社会民主党人的态度“不明确”）都认为这种宣传“不实际”吧。其实，正是这种宣传，只有这种宣传，才能保证对群众进行真正民主主义和真正社会主义的教育。只有这种宣传，才能保障俄国在它仍旧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时，有最大的可能奠定各民族间的和平，而在产生分离为各个民族国家的问题时，又能最和平地（并且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无损害地）分离为各个民族国家。
为了更具体地说明民族问题上这个唯一的无产阶级政策，我们现在研来一下大俄罗斯自由派对“民族自决”的态度和挪威从瑞典分离出去的实例。
5．自由资产阶级和社会党机会主义分子对于民族问题的态度
我们知道，罗莎·卢森堡当作一张主要“王牌”用来反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纲领的论据，就是承认自决权等于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罗莎·卢森堡说，另一方面，如果把这种权利了解为只是反对一切民族压迫，那末在纲领上就不需要有特别的一条，因为社会民主党是根本反对一切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现象的。
正如考茨基差不多在二十年前就不容争辩地指出过的那样，第一个论据是把自己的民族主义嫁祸于人，因为罗莎·卢森堡自己因害怕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而 在事实上 作了大俄罗斯人黑帮民族主义的帮凶！第二个论据实质上是胆怯地回避这样一个问题：承认民族平等是不是包括承认分离权？如果包括，那就是说，罗莎·卢森堡承认我们党纲第九条在原则上是正确的。如果不包括，那就是说她不承认民族平等。在这里回避问题和支吾搪塞，是无济于事的！
然而对于上述的以及一切与此类似的论据的最好检验，就是研究社会 各阶级 对这个问题的态度。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进行这种检验。必须从客观情况出发，必须考察各阶级彼此对于这一条文的态度。罗莎·卢森堡没有这样做，因而恰恰是犯了她枉费心机地企图归罪于她的论敌那种形而上学、抽象、老生常谈、笼统等等的错误。
这里所说的是 俄国 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须，即俄国各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应不应该考察一下俄国各统治阶级的立场呢？
“官僚”（恕我们用了这个不确切的字眼）和贵族联合会 [10] 之类的封建地主的立场，是人所共知的。他们对民族平等和自决权，都采取了绝对否定的态度。他们的口号是从农奴制度时代拿来的旧口号——专制、正教、民族，他们所谓的民族只是指的大俄罗斯民族。甚至乌克兰人也被宣布为“异族人”，甚至他们的民族语言也要受到压制。
我们来看看“被召来”参加政权的俄国资产阶级吧，固然它在政权中所占的地位很有限，但总算是参加了政权，参加了“六三”立法和行政体制 [11]。十月党人 [12] 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是跟着右派走的，这是用不着多说的。可惜，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大俄罗斯自由资产阶级、进步党人 [13] 和立宪民主党人 [14] 的立场注意得太少了。然而，谁不研究这个立场，不考察这个立场，那他在讨论民族自决权时就必然会犯抽象和武断的错误。
去年《真理报》 [15] 同《言论报》 [16] 进行了论战，这个立宪民主党的主要机关报虽然非常巧于玩弄外交手腕而逃避直接回答“不愉快的”问题，但是它终于被迫作了一些宝贵的自供。这场争论是1913年夏天在里沃夫召集的全乌克兰学生代表大会引起的。闻名的“乌克兰问题专家”或者说《言论报》乌克兰问题撰稿人莫吉梁斯基先生发表了一篇文章，用许多最厉害的骂人字眼（“梦呓”，“冒险主义”等等）攻击乌克兰实行分立（分离）的思想，攻击民族社会党人董措夫所拥护而为上述代表大会所赞同的这个思想。
《工人真理报》 [15a] 丝毫也不同意董措夫先生的意见，直截了当地指出他是个民族社会党人，许多乌克兰马克思主义者都不同意他的看法，但是同时又声明说，《言论报》的 论调，或者更确切些说，《言论报》 对于问题的原则提法，对一个大俄罗斯民主主义者或愿意做一个民主主义者的人来说，是完全不应有、完全不容许的（见《列宁全集》第19卷第260－261页。——编者注）。让《言论报》去直接反驳董措夫之流的先生们吧，但是一个以民主派自命的大俄罗斯机关报竟忘记分离 自由 和分离 权，那是 根本 不能容许的。
过了几个月，莫吉梁斯基先生在里沃夫出版的乌克兰文报纸《道路报》 [17] 上读到了董措夫先生的反驳意见，其中顺便指出了“《言论报》上的沙文主义攻击，只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上受到了应有的指摘〈是痛斥吧？〉”，于是莫吉梁斯基先生便在《言论报》第三三一号上发表了一篇“解释”文章。莫吉梁斯基先生的“解释”就是一连三次重复说；“批评董措夫先生所提出的办法”，“与否认民族自决权毫无共同之处”。
英吉梁斯基先生写道：“应当指出，‘民族自决权’也不是什么不容批评的偶像〈听呵！！）：民族生活的不良条件能引起民族自决问题上的不良倾向，而揭穿这种不良倾向并不就是否认民族自决权。” 可见，自由派关于“偶像”的论调，是完全同罗莎·卢森堡的论调合拍的。显然，英吉梁斯基先生是想回避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究竟承认不承认政治自决权，即分离权？
于是，《无产阶级真理报》“（1913年12月11日第4号）便问英吉梁斯基先生和立宪民主 党直截了当地 提出了这个问题（同上，第526－528页。——编者注）。
当时《言论报》（第340号）就发表了一篇末署名的即编辑部的正式声明，来回答这个问题，其内容可归纳为下列三点：
（1）在立宪民主党纲领第十一条上，直接地和明确地谈到了民族“自由 文化 自决权”。
（2）《言论报》断言，《无产阶级真理报》把自决问题同分立主义，即同某个民族的分离问题“彻底混淆了”。
（3）“ 立宪民主党人确实从来也没有拥护过脱离俄国的‘民族分离’权”[见1913年12月20日《无产阶级真理报》第12号上所载《民族自由主义和民族自决权》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0卷第41—43页。——编者注）]
我们先来看看《言论报》声明中的第二点。它向谢姆柯夫斯基之流、李普曼之流、尤尔凯维奇之流及其他机会主义者先生们明显地指出，他们大喊大叫，说什么“自决”一词“不清楚”或“不明确”， 实际上，即根据俄国各阶级相互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客观情形来看， 不过是重复 自由君主派资产阶级的言论而已！
当时《无产阶级真理报》向《言论报》的那些开明的“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提出了 三个 问题：（1）他们是不是否认在全部国际民主运动史上，特别是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民族自决始终都正是被了解为政治自决，即组织独立民族”国家的权利呢？（2）他们是不是否认1896年的伦敦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的著名决议也包含这种意思呢？（3）他们是不是否认普列汉诺夫早在1902年谈到民族自决问题时，就把民族自决了解为政治自决呢？——当《无产阶级真理报》提出这三个问题时， 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便哑口无言了！
他们一句话也没有回答，因为他们无言可答。他们不得不默然承认《无产阶级真理报》绝对正确。
自由派大喊大叫，说什么“自决”这个概念不清楚。说社会民主党把自决同分立主义“彻底混淆了”等等，这不过是力图 搅乱 问题，不愿承认民主派共同确定了的原则而已。谢姆柯夫斯基、李普曼和尤尔凯维奇之流的先生们如果不是这样愚昧无知，就会羞于用 自由派 口吻来向工人说话了。
让我们继续说下去吧。《无产阶级真理报》迫使《言论报》不得不承认，立宪民主党纲领上所谈的“文化”自决，就是否认政治自决。
“立宪民主党人确实从来也没有拥护过脱离俄国的‘民族分离’权”，——《无产阶级真理报》把《言论报》所说的这些话当作我国立宪民主党人“忠顺”的模范，介绍给《新时报》和《庶民报》 [18] 看，是不无原因的。《新时报》在第一三五六三号上，当然没有放过机会来骂骂“犹太鬼子”，并且向立宪民主党人说了各种挖苦活，但是同时又声言说：
“至于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已成为英明的政治定理的东西〈即承认民族自决权，分离权〉，现在甚至在立宪民主党人中间也开始引起意见分歧了”。 立宪民主党人声明他们“从来也没有拥护过脱离俄国的民族分离权”，于是就在原则上站到同《新时报》完全一样的立场上去了。这也就是立宪民主党人的 民族自由主义 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他们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接近，在政治思想上和政治实践上依附于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基本原则之一。《无产阶级真理报》写道：“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学过历史，清楚地知道，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实行这种‘只捉不放’ [19] 的天赋权利，往往引起怎样的——说得婉转些——‘蹂躏式的’行动。”立宪民主党人清楚地知道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无限权力的封建根源和性质，但他们还是完全站到拥护这个阶级所造成的关系和国界的 立场 上去。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清楚地知道这个阶级所造成的或确定的关系和国界中有很多是非欧洲式的，反欧洲式的（如果听起来不家是诬蔑日本人和中国人的话，那我们就要说是亚洲式的）东西，但他们还是认为这些关系和国界是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
这也就是迎合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向他们卑躬屈节，唯恐动摇他们的地位，保卫他们不受人民运动的攻击，不受民主运动的攻击。《无产阶级真理报》写道：“实际上这是迎合了农奴主的利益，迎合了统治民族最坏的民族主义偏见，而不是同这种偏见进行不断的斗争。”
立宪民主党人熟悉历史，并且以民主主义者自居，他们甚至不敢肯定说，现在已经成为东欧和亚洲一般特征的民主运动，力求按各文明资本主义国家模型改造东欧和亚洲的民主运动，一定要绝对保存封建时代，即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具有无限权力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广大阶层毫无权利的时代所决定的国界。
《无产阶级真理报》同《言论报》的争论所提出的问题，决不只是什么文字上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当前的真正政治事件的问题，这也是由1914年3月23—25日举行的最近那次立宪民主党代表会议证明了的。我们从《言论报》（1914年3月26日第83号）关于这次代表会议的正式报道中可以看到：
“民族问题也讨论得特别热烈。基辅的代表（尼·维·涅克拉索夫和亚·米·科柳巴金两人也赞同他们的意见）指出，民族问题是正在成熟的巨大因素，必须比以前更坚决地欢迎这个因素。费·费·科科什金指出，可是（这个“可是”恰恰同谢德林所说的那个“但是”，即“耳朵不会高过额头，不会的”一语相合）无论是纲领或过去的政治经验，都要求我们很小心地对待‘民族政治自决’这一‘有伸缩性的公式”。” 立宪民主党代表会议上这个极其精彩的议论，值得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民主主义者密切注意（顺便指出，《基辅思想报》 [20]）显然是非常熟悉内幕并且肯定能正确地转达科科什金先生的意见的，这家报纸补充说，科科什金特别指出过国家“瓦解”的危险，当然，指出这一点是为了警告论敌）。
《言论报》的正式报道是用圆滑的外交笔调写成的，为的是尽可能少打开幕布，多隐藏内情。但是从这个报道中大体上可以看出立宪民主党代表会议的经过情形。熟悉乌克兰情况的自由资产者代表和“左派”立宪民主党人所提出的， 正是 民族 政治 自决的问题。不然，科科计金先生就用不着号召“小心对待”这一“公式”了。
在立宪民主党人纲领（参加立宪民主党代表会议的代表当然知道这个纲领）上所写的，恰巧 不是 政治自决，而是“文化”自决。可见，科科什金先生是 捍卫 这个纲领而 反对 乌克兰代表和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是捍卫“文化”自决而 反对 “政治”自决的。非常明显，科科什金先生表示反对“政治”自决，指出“国家瓦解”的危险，把“政治自决”公或称为“ 有伸缩性的”（与罗莎·卢森堡的论调完全合拍！），也就是捍卫大俄罗斯的民族自由主义，而反对立宪民主党内比较“左倾”或比较民主的分子，反对乌克兰资产阶级。
科科什金先生在立宪民主党代表会议上获得胜利了，这从《言论报》的报道里露了马脚的“可是”二字就可以看出来。大俄罗斯民族自由主义在立宪民主党人中获得胜利了。难道这种胜利还不能促使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间那些和立宪民主党人一样也害怕“民族政治自决这一有伸缩性的公式”的糊涂虫醒悟过来吗？
“可是”我们现在来实际地看看科科什金先生的思维进程吧。科科什金先生引用“过去的政治经验”（显然是指1905年的经验，当时大俄罗斯资产阶级害怕失去自己的民族特权，而以它自己的恐惧心理来恫吓立宪民主党）而指出“国家瓦解”危险时，就表明他清楚地知道政治自决除了实现分离权和组织独立民族国家以外，不能有什么别的意思。试问，从一般民主主义观点特别是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究竟应当怎样看待科科什金先生的这种忧虑呢？
科科什金先生硬要我们相信承认分离权就会增加“国家瓦解”的危险。这是遵循“只捉不放”这一格言的警察梅穆列佐夫的观点。而从一般民主主义观点来看，恰巧相反，承认分离权就会 减少 “国家瓦解”的危险。
科科什金先生的议论和民族主义者一脉相承。民族主义者在他们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猛烈攻击了乌克兰的“马泽帕分子”。萨温科先生及其伙伴大叫大嚷，说乌克兰运动有减弱乌克兰同俄国联系的危险，因为奥地利正利用亲乌政策来巩固乌克兰人同奥地利的联系！！令人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俄国不能 用 萨温科之流的先生们归罪于奥地利的 那种方法，即让马克兰人有使用本民族语言、实行自治和成立自治议会等等自由的方法，去试图“巩固”乌克兰人同俄国的联系呢？
萨温科之流的先生们的议论和科科什金之流的先生们的议论完全相同，而且从纯粹逻辑方面来看，又是同样可笑、同样荒谬的。乌克兰民族在某一国家内含有的自由愈多，乌克兰民族同这一国家的联系也就会愈加坚固，这不是很明显的吗？看来，只有断然抛弃民主主义的一切前提，才能否认这种起码的真理。试问能不能有什么比分离自由，比组织独立民族国家的自由更大的民族自由呢？
为了更进一步说明这个被自由派（以及那些因为头脑简单而附和他们的人）弄糊涂了的问题，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拿离婚问题来说吧。罗莎·卢森堡在她的论文中写道，中央集权制的民主国家虽然完全可以容许个别部分实行自治，但是它应当把一切最重要的立法工作，其中包括关于离婚问题的立法工作，划归中央议会处理。这样关心用民主国家的中央政权来保障离婚自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反动派反对离婚自由，号召大家“小心对待”它，而且大喊大叫，说离婚自由就是“家庭瓦解”。而民主派认为，反动派是虚伪的，实际上他们在维护警察和官僚的专横，维护男性享受特权而女性遭受最痛苦的压迫；实际上离婚自由并不会使家庭关系“瓦解”，而相反地会使这种关系在文明社会中唯一可能的坚固的民主基础上巩固起来。
责备拥护自决自由即分离自由的人是在鼓励分立主义，正象责备拥护离婚自由的人是在鼓励破坏家庭关系一样愚蠢，一样虚伪。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只有拥护资产阶级婚姻所赖以支持的特权和买卖性的人，才会反对离婚自由，同样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否认民族自决即民族分离自由，只能意味着拥护统治民族的特权和警察管理手段，损害民主手段。
毫无疑义，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关系所产生的政客习气，有时也使议员或政论家极端轻率地，甚至简直荒谬可笑地空谈某个民族的分离问题。可是，只有反动派才能被这种空谈所吓倒（或者他们假装被这种空谈所吓倒）。凡是拥护民主制观点，即主张由居民群众解决国家问题的人，都清楚地知道，政客的荒唐空谈和群众的解决问题之间是“相隔十万八千里” [21] 的。居民群众根据日常的生活经验，清楚地知道地理上和经济上联系的意义，大市场和大国家的优点，因此，只有当民族压迫和民族冲突使共同生活完全不堪忍受，并且阻碍一切经济关系时，他们才会赞成分离。而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发展的利益和阶级斗争自由的利益恰恰是要求分离的。
总之，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科科计金先生的议论都是极其荒谬的，都是对民主原则的嘲笑。但是这些议论也含有某种逻辑，即大俄罗斯资产阶级阶级利益的逻辑。同立宪民主党的大多数人一样，科科计金先生也是这个资产阶级钱袋的奴仆。他拥护资产阶级的一般特权，特别是它的 国家 特权；他同普利什凯维奇并肩携手一起拥护这些特权，不过普利什凯维奇直相信农奴制的棍子，而科科什金之流知道这根棍子已被1905年的事变大大折损了，所以更多地指望使用资产阶级愚弄群众的手段，例如用“国家瓦解”的怪影来恫吓小市民和农民，用“人民自由”同历史基础相结合的词句来欺骗他们等等。
自由派敌视民族政治自决原则的实际阶级意义只有一个，这就是民族自由主义，就是捍卫大俄罗斯资产阶级的国家特权。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的机会主义者，即取消派分子谢姆柯夫斯基、崩得分子李普曼、乌克兰小资产者尤尔凯维奇等，正是在目前，在六三政制时代极力反对民族自决权，他们 实际上 只是跟着民族自由主义跑，而用民族自由主义思想来腐蚀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及其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利益，要求各民族的工人达到完全的团结和最紧密的统一，要求反对任何民族的资产阶级实行民族主义政策。所以社会民主党如果否认自决权，即否认被压迫民族的分离权，或支持被压迫民族资产阶级所提出的一切民族要求，都会离开无产阶级政策的任务，而使工人服从于资产阶级政策。在雇佣工人看来，不管谁是优先剥削他们的人，不管是大俄罗斯资产阶级比异族资产阶级占优势，还见波兰资产阶级比犹太资产阶级占优势，诸如此类都是一样。在觉悟到本阶级利益的雇佣工人看来，无论是大俄罗斯资本家的国家特权也好，无论是波兰资本家或乌克兰资本家应许说他们一拥有国家特权就会在人间建立天堂也好，都是无足轻重的。无论是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或是在分离的民族国家中，资本主义的发展总是在前进着，并且会继续前进。
在任何情况下，雇佣工人总是剥削的对象，因此，无产阶级为了顺利地进行反剥削的斗争，就必须摆脱民族主义，必须在各民族资产阶级争霸的斗争中保持所谓完全中立。任何民族的无产阶级只要稍微拥护“本”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权，都必然会引起另一民族的无产阶级对它的不信任，都会削弱工人的国际阶级团结，都会分散工人而使资产阶级称快。否认自决权或分离权，实际上就必然是拥护统治民族的特权。
拿挪威从瑞典分离出去的具体例子来看，我们就会更清楚地认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