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自决权
6．挪威从瑞典的分离
罗莎·卢森堡正是引用了这个例子，并且根据这个例子推论说：
“联邦关系史上最近的一次事变，即挪威和瑞典分离这一事变发生时，波兰社会爱国派报刊（见克拉科夫的《前进报》 [22]）马上就把它抓住了，并且把它看作国家分离趋向具有力量和进步性的一种可喜现象，但这次事变立刻鲜明地证明，联邦主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国家分离，决不是进步或民主的表现。挪威发生了这次撤换和赶走瑞典国王的所谓‘革命’之后，挪威人用人民投票的办法正式否决了成立共和国的草案，安然地选出了另一个国王。那些崇拜一切民族运动和任何一种独立的浅薄之徒所宣称的‘革命’，原来只是表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具有分立主义，想用自己的金钱找一个‘自己的’国王，来代替瑞典贵族所强加于他们的国主，因而过种运动是与革命毫不相干的。同时，这次瑞典和挪威君合国破裂的事实又一次证明，迄今存在的联邦制，就在这里也不过是纯粹代表王朝利益的，因而也显是君主政体和反动统治的一种形式。”（《社会民主党评论》） 这就是罗莎·卢森堡在说到这个问题时所说的一切！！应当承认，罗莎·卢森堡立场的脆弱在解释这个例子时暴露得再明显不过了。
过去和现在的问题，都是在民族复杂的国家里社会民主党有没有必要制定承认自决权或分离权的纲领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罗莎·卢森堡所举的挪威的例子究竟告诉我们些什么呢？
我们的作者转弯抹角，绕来绕去，故作聪明，大叫大喊反对《前进报》，但是不回答问题！！罗莎·卢森堡什么都说到了，就是对问题的实质 不置一词！！
毫无疑问，挪威的小资产者既然想用自己的金钱找一个本族的国王，并且用人民投票否决了成立共和国的草案，也就暴露了小市民的最恶劣的品质。毫无疑问，（前进报》如果没有看到这一点，那它也就暴露了同小市民一样的恶劣品质。
但是所有这些究竟同问题有何相干呢？？
要知道，这里所谈的问题是关于民族自决权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对待这种权利的态度呵！为什么罗莎·卢森堡不回答问题，而只是兜圈子呢？
俗语说，猫是老鼠心目中最凶的野兽 [23]。看来，“弗腊克派” [24] 也是罗莎·卢森堡心目中最凶的野兽了。“弗腊克派”是“波兰社会党”的俗称，即所谓革命派别，而克拉科夫的《前进报》是赞同这个“派别”的思想的。罗莎·卢森候因为努力同这个“派别”的民族主义立场作斗争，竟弄得头昏眼花，以致除了《前进报》之外，什么都看不见了。
如果《前进报》说个“是”。那末罗莎·卢森堡认为她的神圣义务就是要马上说个“不是”，殊不知她运用这种手段，并不是表明她对《前进报》没有依赖，相反地恰恰表明她对“弗腊克派”依赖到可笑的地步，表明她不善于用一种比克拉科夫这个地方的鼠目寸光的人稍微深刻、稍微广阔的观点去观察问题。《前进报》当然是个很糟糕的报纸，而且根本不是个马克思主义的机关报，但是我们既然举了挪威的例子，那就不应当妨碍我们分析这个例子的实质。
为了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这个例子，我们不需要说明那些极可怕的“弗腊克派”的恶劣品质，而首先要说明挪威从瑞典分离出去的具体历史特点，其次要说明两国 无产阶级 在发生这个分离时所担负的任务。
使挪威同瑞典接近的那些地理、经济和语言上的联系，其密切程度并不亚于许多非大俄罗斯的斯拉夫民族同大俄罗斯民族的联系。但是挪威同瑞典的联合不是自愿的，所以罗莎·卢森堡谈论 “联邦制”实在毫无道理，只是因为她不知道要说什么罢了。挪威是在拿破仑战争时代由各国君主违背挪威人的意志 送给 瑞典的，而瑞典人为了征服挪威，曾不得不把军队调到挪威去。
此后在几十年的长时期内，虽然挪威享有非常广泛的自治权（有自己的议会等等），但是挪威同瑞典经常发生摩擦，挪威人极力设法摆脱瑞典贵族的束缚。1905年8月，他们终于摆脱了这种束缚：挪威议会通过决议，不再承认瑞典国王为挪威国王，后来挪威人举行了全民投票，全民公决，以绝大多数的票数（约二十万票与几百票之比）赞成完全从瑞典分离出去。瑞典人经过一些犹豫之后，只得容忍了分离的事实。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在现代经济和政治的关系下，究竟是在什么基础上才可能发生民族分离并且实现这种分离，以及在有政治自由和民主制的情况下，这种分离有时通过什么 形式 来实现。
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如果他不敢说政治自由和民主制问题同他无关（他要是这样说自然就不成其为社会民主党人了），就不能否认，这个例子 在实际上 证明觉悟的工人 必须 不断地进行宣传和准备工作，使那些因民族分离问题而可能引起的冲突， 只能 按照解决1905年挪威同瑞典之间冲突的 那种 解决办法去解决，而不是“按照俄国方式”去解决。这也就是承认民族自决权的纲领要求所要表达的意思。所以罗莎·卢森堡只好用猛烈攻击挪威小市民们的市侩习气和克拉科夫的《前进报》的方法来推开这个不利于她的理论的事实，因为她清楚地知道，这个历史事实把她所发表的民族自决权是一种“空想”、等干“用金豌吃饭”的权利等等言论， 驳得体无完肤了。这种言论只是表现了相信东欧各民族间现有力量对比永远不会改变的那种贫乏而自满的机会主义思想而已。
我们再往下看吧。在民族自决问题上，也同在其他一切问题上一样，我们首先注意和最注意的是各民族内部的无产阶级自决。罗莎·卢森堡把这个问题也轻轻放过去了，因为她觉得，用她所举的挪威的例子来分析这个问题，不利于她的“理论”。
在因分离而引起的冲突中，挪威无产阶级和瑞典无产阶级究竟采取了什么立场，以及应当采取什么立场呢？ 在 分离 之后，挪威觉悟的工人自然应当投票赞成共和制，（如果当时挪威民族中的大多数拥护君主制，而无产阶级拥护共和制，那末一般说来，在挪威无产阶级面前就摆着两条道路；或者是实行革命，如果革命条件已经成熟的话；或者是服从大多数而去进行长期的宣传鼓动工作。）如果有投别种票的社会主义者，那只是证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间往往还有很多愚蠢的市侩机会主义成分罢了。关于这一点是不能有两种意见的，我们所以提到这一点，只是因为罗莎·卢森堡想用 文不对题 的空话来抹杀问题的实质。在分离问题上，我们不知道挪威社会主义的纲领是不是责成挪威社会民主党人坚持一种确定的意见。就假定说他们的纲领没有责成这样做，假定挪威社会主义者是把挪威自治能不能充分保证阶级斗争自由。以及同瑞典贵族经常发生的摩擦和冲突如何妨害经济生活自由的问题当作悬案吧。但是，挪威无产阶级应当反对这个贵族而拥护挪威农民民主运动（即使这个运动具有小市民的一切局限性），却是无可争辩的。
而瑞典无产阶级呢？大家知道，在瑞典神甫支持下的瑞典地主们曾经鼓吹用战争反对挪威。同时又因为挪威比瑞典弱得多，因为它已经遭受过瑞典的侵犯，因为瑞典贵族在本国内占有很大的势力，于是这种鼓吹就成为非常严重的威胁。可以担保说，瑞典的科科什金之流长期以来竭力号召大家“小心地对待”“民族政治自决这一有伸缩性的公式”，大肆渲染“国家瓦解”的危险，硬说“人民自由”可以同瑞典贵族制度的基础相容等等，他们用这些言论蛊惑过瑞典民众。毫无疑问，如果瑞典社会民主党没有拿出全部力量既反对地主的思想和政策，又反对“科科什金的”思想和政策；如果它 除了 一般民族平等（科科什金之流也是承认这种平等的） 之外，没有坚持民族自决权，即挪威分离的自由，那它就是背叛了社会主义事业和民主事业。
瑞典工人这样承认挪威人的分离权，结果 促进了 挪威和瑞典两国工人的紧密联合， 促进了 他们同志般的充分的阶级团结。因为挪威工人相信瑞典工人没有沾染瑞典民族主义，瑞典的工人把他们同挪威无产者兄弟般的联合看得高于瑞典资产阶级和贵族的特权。欧洲各国君主和瑞典贵族所强加于挪威的这种联系的破坏，使挪威工人同瑞典工人的联系加强了。瑞典工人证明他们不管资产阶级的政策发生 各种 变动（在资产阶级关系的基础上，完全可能发生用暴力迫使挪威人服从瑞典人的事情！），他们始终能够保持和捍卫两个民族的工人的完全平等和阶级团结。来同时反对瑞典资产阶级和挪威资产阶级。
由此可见，“弗腊克派”有时企图“利用”我们同罗莎·卢森堡的意见分歧去反对波兰社会民主党是毫无根据的，而且简直是不严肃的。“弗腊克派”并不是无产阶级政党，不是社会主义政党，而是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同波兰的社会革命党相类似。要使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同该党达到任何统一，任何时候都谈不到，而且根本不可能谈到。反之，任何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从来也没有“懊悔过”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接近和联合的事情。波兰社会民主党有重大的历史功绩，它第一次在波兰这个完全浸透了民族主义要求和狂热的国家里，建立了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但是波兰社会民主党所以有这种伟大的功绩，并不是由于罗莎·卢森堡说了一些反对俄国马克思主义纲领第九条的荒唐话，而是尽管有了这件可悲的事情。
“自决权”对于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当然没有象对俄国社会民主党那样重大的意义。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由于同醉心于民族主义的波兰小资产阶级进行了斗争，特别（有时候也许是稍微过分了）喜欢“矫枉过正”，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来没有一个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想把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反对波兰分离的主张当作他们的罪过。这些社会民主党人只有当他们试图否认（象罗莎·卢森堡那样）必须在 俄国 马克思主义者纲领上承认自决权的时候，才是犯了错误。
实质上，这就是把从克拉科夫这个天地来看是可以理解的关系，搬到俄国一切民族（包括大俄罗斯人在内）中来。这就成了“改头换面的波兰民族主义者”，而不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不是国际社会民主党人。
因为国际社会民主党人正是主张承认民族自决权的。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7．1896年伦敦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
这个决议写道：
“代表大会宣布，它主张一切民族有完全的自决权（selbstbestimmungsrecht），它同情现在受到军事、民族或其他专制制度压迫的国家的工人，大会号召所有这些国家的工人加入全世界有觉悟的（Klassenbewusste，即觉悟到本阶级利益的）工人队伍，以便和他们一起打倒国际资本主义，实现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目的。”[见用德文公布的伦敦代表大会正式文件：《伦敦国际社会主义工人和工会代表大会记录和决议（1896年7月27日至8月1日）》（《Verhandlungen und Beschlusse des internationalen sozialistischen Arbeiter-und Gewer Kschatts-kongresses zu London,vom 27.Juli dis 1.August 1896》）1897年柏林版第18页．历届国际代表大会决议已经印成俄文小册子出版，译文中把“自决”一语误译成“自治”了。] 我们已经指出过，我们的机会主义者，谢姆科夫斯基、李普曼、尤尔凯维奇之流的先生们，根本不知道有这个决议。但是罗莎·卢森堡知道这个决议，并且引了它的全文，其中也有同我们的纲领一样的“自决”一语。
试问，罗莎·卢森堡是怎样来铲除横在她的“新奇”理论路上的这个障碍的呢？
呵，简单得很：……这里的重点，是在决议的第二部分……这个决议带有宣言的性质……只是由于误解才会引用它！！
我们这位作者一筹莫展和狼狈不堪的情况，简直令人吃惊。通常只有机会主义者才把彻底的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纲领条文说成是宣言性质，并且怯懦地回避公开反对这些条文。显然，罗莎·卢森堡这次落到谢姆柯夫斯基、李普曼、尤尔凯维奇之流的先生们这一群可怜的伙伴中去，并不是偶然的。罗莎·卢森堡不敢公开声明，她到底认为她所引证的决议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她支吾搪塞，躲躲闪闪，好象指望读者都是些不细心、不懂事、读到决议后半节便忘掉前半节的人，或者是从来没有听说过伦敦代表大会以前在社会主义报刊上进行过争论的人。
但是，罗莎·卢森堡如果以为她在俄国觉悟的工人面前，可以这么容易地把国际关于重要原则问题的决议随便加以践踏，甚至不愿用批评态度把它分析一下，那她就大错而特错了。
罗莎·卢森堡的观点在伦敦代表大会以前的争论中，主要是在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杂志《新时代》上发表过， 而这个观点实际上已经在国际面前遭到了失败！这就是俄国读者应当特别注意的问题实质。
当时争论的是关于波兰独立的问题。有三种观点：
（1）“弗腊克派”的观点，代表他们讲话的是黑克尔。他们要国际在 自己的 纲领中承认波兰独立的要求。这个提议没有通过。这个观点在国际面前遭到了失败。
（2）罗莎·卢森堡的观点：波兰社会党人不应当要求波兰独立。从这个观点来看根本谈不上宣布民族自决权。这个观点也在国际面前遭到了失败。
（3）卡·考茨基当时发挥得最周密的观点；考茨基反对罗莎·卢森堡，证明她的唯物主义思想是极端“片面的”。按照这个观点看来，国际现在不能把波兰独立作为自己的纲领，考茨基说，但是波兰社会党人完全可以提出这类要求。从社会主义者的观点看来，在有民族压迫的情况下忽视民族解放的任务，是绝对错误的。
在国际的决议中也就采纳了最后这个观点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则：一方面，完全直截了当地而不容许丝毫曲解地承认一切民族都有完全的自决权；另一方面，又同样毫不含糊地号召工人建立他们阶级斗争的 国际 统一。
我们认为这个决议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对于二十世纪初期的东欧和亚洲各国来说，只有根据这个决议，只有把它这两部分密切联系起来，才能够给无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的阶级政策提供唯一正确的指示。
现在我们来详细分析一下上述三种观点。
大家知道，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认为极积支持波兰的独立要求，是西欧一切民主派，特别是社会民主党的绝对职责。对于上一世纪四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即奥地利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和俄国“农民改革” [25] 时代来说，这个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唯一彻底的民主主义的和无产阶级的观点。只要依国和大多数斯拉夫国家的人民群众还在沉眠不醒，只要这些国家还 没有什么 独立的群众性的民主运动，波兰 贵族 的解放运动 [26] 不但从全俄，从全斯拉夫的民主运动的观点，就是从全欧民主运动的观点看来，都有头等重大的意义。[如果把1863年波兰起义贵族的立场、全俄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立场和乌克兰小市民德拉哥马诺夫在多年以后的立场加以比较，倒是一件极有趣味的历史研究工作；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能够（和马克思一样）重视波兰运动的意义，而德拉哥马诺夫则代表了农民的观点，极端粗野愚昧，只看见自己眼前的一堆粪，这种农民由于对波兰贵族的正当仇恨，不能了解这些贵族的斗争对于全俄民主运动的意义（参看德拉哥马诺夫的《历史上的波兰和大俄罗斯民主派》）。德拉哥马诺夫后来得到当时已经变成民族自由主义者的彼·别·司徒卢威先生的热烈亲吻，完全是理所当然的。]
马克思的这种观点，在十九世纪第二个三分之一或第三个四分之一的时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到二十世纪就已经不正确了。在大多数斯拉夫国家，甚至其中最落后国家之一的俄国，都掀起了独立的民主运动，甚至是独立的无产阶级运动。贵族的波兰已经消失而让位给资本主义的波兰了。在这种条件下，波兰不能不失去其 特殊的 革命意义。
波兰社会党（现在的“弗腊克派”）在1896年企图把适用于 另一时代 的马克思观点“固定下来”，这已经是利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 精神 了。因此，当时波兰社会民主党人起来反对波兰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狂热，指出民族问题对于波兰工人只有次要的意义，第一次在波兰创立了纯粹无产阶级政党，并且宣布俄罗斯工人同波兰工人在其阶级斗争中结成最紧密联盟的极重要的原则，这些都是完全正确的。
但这是不是说，国际在二十世纪初，可以认为民族政治自决原则对于东欧和亚洲是多余的呢？可以认为民族分离权是多余的呢？如果这样认为，那是荒谬绝伦的，这就等于（在理论上）承认土耳其、俄国和中国国家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已经完成，就等于（在实际上）对专制制度采取机会主义态度。
不。对于东欧和亚洲来说，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开始的时代，在民族运动兴起和加剧的时代，在独立无产阶级政党产生的时代，这些政党在民族政策上的任务应当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承认一切民族都有自决权，因为资产阶级民主改革还没有完成，因为工人民主派不是用自由派态度，不是用科科什金派的态度，而是彻底、认真、诚恳地捍卫民族平等。另一方面是主张该国各民族的无产者建立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阶级斗争联盟，不管该国的历史怎样变迁，不管资产阶级怎样变更各个国家的界线。
1896年国际的决议所规定的正是无产阶级的这两方面的任务。1913年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夏季会议所通过的决议 [27] 的原则基础也正是这样。有些人觉得这个决议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因为他们认为决议在第四条上承认自决权——分离权，似乎是对民族主义“作了”最高限度的让步（其实，承认 一切 民族有自决 权，就是最高限度的 民主主义 和最低限度的民族主义），而在第五条上，却又提醒工人要反对任何一个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口号，要求各民族的工人都统一并且融合为统一的国际无产阶级组织。可是，只有头脑简单到极点的人，才会认为这里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因为他们不能理解这种事实，例如，为什么瑞典工人捍卫了挪威实行分离而组织独立国家的自由，结果就是 促进了 瑞典和挪威两国无产阶级的统一和阶级团结。
8．空想的卡尔·马克思和实际的罗莎·卢森堡
罗莎·卢森堡说波兰独立是一种“空想”，并且常常把这句话重复得令人作呕，她用讽刺的口吻感叹道：为什么不提出爱尔兰独立的要求呢？
“实际的”罗莎·卢森堡，显然不知道卡·马克思对于爱尔兰独立问题采取了怎样的态度。这一点值得谈一谈，以便说明应当怎样用真正巧克思主义观点而不是用机会主义观点来分析 具体的 民族独立要求。
马克思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习惯用“查看牙齿”的办法来检查他所认识的那些社会主义者的觉悟性和信念。马克思认识洛帕廷以后，在1870年7月5日写信给思格斯，极力称赞这位俄国青年社会主义者，但是同时补充说：
“……弱点就是 波兰 问题。洛帕廷对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话，完全同英国人——例如英国旧派宪章主义者——对于爱尔兰所说的话一样”。 [28] 马克思向压迫民族中的一位社会主义者询问了一下他对被压迫民族的态度，就能立刻发现统治民族（英吉利和俄罗斯）中的社会主义者的一个 共同 缺点；不了解他们对被压迫民族所负的社会主义义务，一味重复他们从“大国”资产阶级方面接受来的偏见。
在谈到马克思关于爱尔兰问题的积极主张以前，我们必须附带说明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一般民族问题总是采取严格的批评态度，认为这个问题只有相对的历史意义。例如1851年5月23日，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说，由于研究了历史，他对波兰问题得出了悲观的结论，认为波兰问题只有暂时的意义，即只是在俄国土地革命以前才有意义。认为波兰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只是一种“大胆的蠢事”。“一分钟也不能认为，波兰甚至只是和俄国相比，曾经有效地代表过进步，或者做出过什么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俄国的文明、教育、工业和资产阶级成分，要比“具有小贵族懒惰本性的波兰”多。“同彼得堡、莫斯科和敖德萨比较起来，华沙和克拉科夫算得上什么啊！” [29] 恩格斯不相信波兰贵族的起义会成功。
可是这些非常英明的和有远见的思想，绝对没有妨碍恩格斯和马克思在十二年以后，即俄国仍然处于沉眠状态而波兰已经沸腾起来的时候，又对波兰运动表示最深切的和热烈的同情。
1864年，马克思起草国际告工人阶级书 [30] 时写信给恩格斯（1864年11月4日）说，必须同马志尼的民族主义作斗争。马克思写道：“当告工人阶级书中说到国际的政策时，我讲的是国家而不是民族，我所揭露的是俄国而不是比较次要的国家。” [31] 民族问题和“工人问题”比较起来，只有从属的意义，这在马克思看来是无可置疑的。但是他的理论同忽视民族运动的观点却有天壤之别。
1866年来到了。马克思给思格斯的信中谈到巴黎“蒲鲁东派”，说他们“宣布民族特性是无稽之谈，并且攻击俾斯麦和加里波第等人。把这一策略当做同沙文主义论战的手段来用是有益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信仰蒲鲁东的人（我这里的好友拉法格和龙格也在内）竟认为整个欧洲可以而且应当安静地坐在那里等待法国老爷们来消灭贫穷和愚昧……他们简直太可笑了”（1866年6月7日的信）。 [32]
马克思在1866年6月20日写道：“昨天国际总委员会讨论了目前的战争问题……果然不出所料，讨论归结到了‘民族特性’问题和我们对该问题的态度……‘青年法兰西’的代表（ 不是工人）提出了一种观点，说一切民族特性以及民族本身都是陈腐的偏见。这是蒲鲁东派的施蒂纳思想……全世界都应当等候法国人成熟起来实行社会革命……我在开始发言时说，我们的朋友拉法格和其他废除了民族特性的人，竟向我们讲法语，就是说，讲会场上十分之九的人不懂的语言。我的话使英国人大笑不止。接着我又暗示说，拉法格大概是完全不自觉地把否定民族特性理解为由模范的法国民族来吞并各个民族了。” [33]
从马克思所有这些批评意见中可以得出一个很明显的结论：工人阶级是最不会把民族问题当作偶像的，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一定就唤起 一切 民族都来争取独立生活。可是，既然群众性的民族运动已经产生了，那末回避它，拒绝支持其中的进步成分，这在事实上就是陷入 民族主义 偏见，就是认为“自己的”民族是“模范民族”（我们再补充一句，或者是享有建立国家的特权的民族）。（再参看马克思1867年6月3日给恩格斯的信。“我读了《泰晤士报》 [34] 的巴黎通讯。得知巴黎人发出了反对俄国而拥护波兰的呼声…。这真使我感到满意。蒲鲁东先生和他那个学理主义的小集团不是法国人民。”） [35]
我们再回来谈谈爱尔兰问题。
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主张。在他的书信里有下面几段话表述得最清楚：
“我已竭力设法激起英国工人举行示威来援助芬尼亚运动 [36] ……过去我认为爱尔兰从英国分离出去是不可能的。现在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分离以后还会成立联邦。”马克思在1867年11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就是这样写的。 [37] 他在同年11月30的一封信里又补充说：
“我们应当劝告 英国 工人怎样做呢？我以为他们应当在自己的纲领中写上Repeal(脱离）联盟这一条（所谓联盟是指英国同爱尔兰联盟，而脱离联盟就是指爱尔兰从英国分离出去），简单地说，就是写明1783年的要求，不过要使这一要求民主化，使它适合于目前的条件。这是解放爱尔兰唯一合法的形式，因而也就是 英国 党的纲领唯一可以采纳的形式。以后的经验一定会表明：两个国家之间的单纯的君合制是否能继续存在……
……爱尔兰人需要的是：
1．自治和脱离英国而独立。
2．土地革命…… [38] 马克思非常重视爱尔兰问题，他曾在德意志工人协会里就这个问题作过几次一个半小时的报告（1887年12月17日的信）。 [39]
恩格斯在1868年11月20日的信里指出“英国工人中间有仇恨爱尔兰人的心理”，差不多过了一年以后（1869年10月24月），他谈到这个问题时又写道：
“从爱尔兰到俄国iｌn’y a qu’un pas（只有一步之差）……从爱尔兰历史的例子中就可以看到，如果一个民族奴役其他民族，那对它自己来说该是多么的不幸。英国的一切卑鄙现象都可以从爱尔兰领地找到它们的根源。关于克伦威尔时代，我还应当去研究，可是无论如何我认为有一点是无疑的：假如没有必须在爱尔兰实行军事统治和形成新的贵族，那末连英国也会呈现另一种局面。” 我们还要顺便指出马克思在1869年8月18日写给恩格斯的信：
“波兰工人因为有了他们柏林同志的帮助，在波兹南举行了胜利的罢工。这种反“资本老爷”的斗争虽然采取的还是低级形式，即罢工的形式，但它在铲除民族偏见方面，要比资本家老爷们口头上空谈和平的声明更为重要。” [40] 马克思在国际里对爱尔兰问题所执行的政策，可从下列事实看出：
1869年11月18日，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他在国际总委员会内关于英国内阁对赦免爱尔兰人的态度问题讲了一小时十五分钟的话，并且提出了下列决议案：
“决定：
格莱斯顿先生在答复爱尔兰人要求释放爱尔兰爱国分子时有意地侮辱了爱尔兰民族；
他提出的实行政治大赦的条件，无论对于坏政府手下的牺牲者或对于这些牺牲者所代表的人民，都同样是一种侮辱；
格莱斯顿身为政府官吏，曾经公开而郑重地表示欢迎美国奴隶主的暴动，而现在却向爱尔兰人民宣传消极服从的学说；
格莱斯顿先生对爱尔兰人大赦问题的全部政策，十足地表现了他先前曾加以揭露因而推翻了他的政敌托利党 [41] 的内阁的那种‘ 征服政策’；
国际工人协会 [42] 总委员会对爱尔兰人民勇敢坚决而高尚地要求大赦的运动表示敬佩；
本决议应通知欧美各国的国际工人协会的所有支部以及所有同它有联系的工人组织。” [43] 1869年12月10日，马克思写道，他准备在国际总委员会对爱尔兰问题作一个报告，其内容将如下述：
“…… 英国工人阶级的直接的绝对的利益，是要它断绝现在同爱尔兰的关系，完全不顾所谓‘替爱尔兰主持公道’的各种‘国际主义的’和‘人道主义的’词句，因为‘替爱尔兰人主持公道’这一点在国际总委员会里是不言而喻的。这是我的极深刻的信念，而这种信念所根据的理由有一部分我是不能向英国工人说明的。我长期以来就认为可能借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高涨来推翻统治爱尔兰的制度；我在《纽约论坛报》 [44] （这是美国报纸，马克思在很长一个时期为该报撰稿）上总是维护这种观点。但是我更深入地研究了这个问题以后，又提出了相反的信念。只要英国工人阶级没有摆脱爱尔兰， 那就毫无办法 ……英国内部的英吉利反动势力根源于对爱尔兰的奴役。”（着重号是马克思自己加的） [43a] 马克思对爱尔兰问题的政策，读者现在想必完全明白了吧。
“空想家”马克思竟如此“不实际”，公然主张爱尔兰分离，而这种分离在半个世纪以后也还没有实现。
马克思为什么采取这个政策呢？这个政策是不是错误的呢？
马克思最初以为能够解放爱尔兰的不是被压迫民族中的民族运动，而是压迫民族中的工人运动。马克思并没有把民族运动看作绝对的东西，他知道只有工人阶级的胜利才能使一切民族得到完全的解放。各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和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之间的一切可能的相互关系（这正是现代俄国民族问题极其困难的地方），是无法预先估计到的。
但是后来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英国工人阶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受自由派的影响，成了他们的尾巴，由于自由主义的工人政策而使自己失去了领导。爱尔兰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加强起来，并且采取了革命的形式。马克思重新审查了自己的观点并且作了改正。“如果一个民族奴役其他民族，那对它自己来说该是多么的不幸。”只要爱尔兰还没有摆脱英国的压迫，英国工人阶级就不能得到解放。英国的反动势力靠奴役爱尔兰来巩固自己并取得养料。（也象俄国的反动势力靠俄国奴役许多民族来取得养料一样！）
马克思在国际中提出了同情“爱尔兰民族”和“爱尔兰人民”的决议（聪明的耳·弗拉·大概要大骂可怜的马克思忘记了阶级斗争了！），鼓吹爱尔兰从英国 分离 出去，“即使分离以后还会成立联邦”。
马克思这一结论的理论前提是什么呢？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一般说来早已完成了。但是爱尔兰还没有完成；只是现在，经过半个世纪以后，英国自由派的改良才正在把它完成。如果英国资本主义的覆灭，象马克思最初所预料的那样快，那末爱尔兰就不会有全民族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了。可是这种运动既然产生了，马克思就号召英国工人支持它，给它以革命的推动，为了 自己的 自由把它进行到底。
爱尔兰同英国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经济联系，当然比现在俄国同波兰和乌克兰等等的联系要密切些。当时，爱尔兰从英国分离出去的“不实际”和“不能实现”（单就地理条件，以及英国拥有广大的殖民地来说），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在原则上虽然是反对联邦主义的，但他这次却容许联邦制，[顺便谈一下：不难看出，为什么从社会民主党的观点看来，即不能把民族“自决”权了解为联邦制，也不能了解为自治（虽然抽象地说，两者都是包括在“自决”这个概念之内的）。联邦权根本是荒谬的，因为联邦制是双边协定。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在自己的纲领内一般地拥护联邦主义，这是用不着说明的。至于自治，马克思主义者所维护的并不是自治“权”，而是自治本身，把它当作具有复杂民族成分和极不相同的地理等等条件的民主国家的一般普遍原则。因此，承认“民族自治权”，也象承认“民族联邦权”一样，是荒谬的。] 只要 爱尔兰的解放不是通过改良的道路而是通过革命的道路，即通过英国工人阶级支持的爱尔兰人民群众运动来实现就行了。毫无疑问，只有这样来解决历史任务，才能最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促进社会迅速发展。
结果不是这样，原来爱尔兰人民和英国无产阶级都软弱无力。直到现在，才由英国自由派和爱尔兰资产阶级通过卑鄙的交易，用土地改革（缴付赎金）和自治（现在还没有实行）来 解决 爱尔兰问题（乌尔斯脱的例子表明这是很难办到的）。究竟怎样呢？能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空想家”，说他们提出的是“不能实现的”民族要求，说他们受了爱尔兰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芬尼亚”运动无疑是小资产阶级性质的运动）的影响等等呢？
当然不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爱尔兰问题上也实行了真正以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教育群众的彻底的无产阶级政策。当时只有这个政策才能使爱尔兰和英国都不致把必要的改革迟延半个世纪，不致让自由派为讨好反动势力而把这种改革弄得残缺不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爱尔兰问题上的政策提供了各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应当怎样对待民族运动的伟大范例。这种范例至今还具有巨大的实际意义，它警告人民要反对世界各国、各色人种和各民族中的那些市侩的“奴仆式的急性病”，这些人一看见有人要改变某一民族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暴力和特权所造成的国界，就急忙宣布说这是一种“空想”。
如果当时爱尔兰无产阶级和英国无产阶级没有采纳马克思的政策，没有提出主张爱尔兰分离的口号，那他们就会犯最有害的机会主义错误，就会忘记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任务而向 英国 反动势力和资产阶级让步。
9．1903年的纲领及其取消者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是1903年的代表大会 [45] 通过的，这次大会的记录现在已成了罕有的珍本，所以现在绝大多数工人运动的活动家都不知道纲领个别条文的来由（尤其是因为有关文件并不是都能公开传播的……）。因此，把1903年代表大会上对于我们所关心的这个问题的讨论情况分析一下是必要的。
首先应当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党关于“民族自决权”问题的文件虽然非常少，但是就从现有的文件中仍然可以完全明显地看出，所谓自决权向来都是指分离权而言。谢姆柯夫斯基，辛普曼、尤尔凯维奇之流的先生们所以怀疑这一点，说第九条“不清楚”等等，只是因为他们无知或漠不关心而已。还在1902年，普列汉诺夫在《曙光》杂志上维护纲领草案中的“自决权”时就写道，这个要求对于资产阶级民主派不一定是必需的，但是“对于社会民主党人是必需的”。普列汉诺夫写道：“如果我们把它忘记了，或者不敢把它提出来，唯恐触犯我们大俄罗斯同胞的民族偏见，那末我们口里所喊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就会成为一句可耻的谎言……” [46]
这是维护这条纲领的基本论据的一个非常中肯的说明，正因为它非常中肯，所以那些批评我们纲领的“忘本的”人，过去和现在总是小心翼翼地回避它。不承认这一条，不管拿什么理由作借口， 事实上 都是对 大俄罗斯 民族主义的“可耻的”让步。既然谈论的是一切民族的自决权，为什么说是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让步呢？因为这里所谈的是同大俄罗斯民族分离。 无产者联合 的利益，他们的阶级团结的利益，都要求承认 民族分离权，——这就是十二年前普列汉诺夫在上述那段话里所承认了的道理；我们的机会主义者如果对这一点稍微思索一下，对于自决问题也许就不会发表这么多谬论。
在批准了普列汉诺夫所维护的这个纲领草案的1903年代表大会上，主要工作是在 纲领委员会 里进行的。可惜，纲领委员会的讨论没有作记录。而关于这一条的记录恰巧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因为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瓦尔沙夫斯基和加涅茨基 只是 在委员会里试图维护自己的观点，而对“承认自决权”提出异议。读者如果愿意把他们的论据（瓦尔沙夫斯基的演说，他和加涅茨基的声明，见记录第134－136页和第388—390页）拿来同罗莎·卢森堡在上述我们分析过的那篇用波兰文写的论文的论据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他们的论据是完全相同的。
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纲领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里，普列汉诺夫是驳斥波兰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发言人）究竟是怎样对待这些论据的呢？把这些论据无情地嘲笑了一顿！向 俄国 马克思主义者建议取消承认民族自决权的意见的荒谬性被揭露得如此明显，如此清楚，以致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 甚至都不敢在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重复自己的论据了！！他们知道他们的主张在大俄罗斯、犹太、格鲁吉亚、阿尔明尼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最高会议上没有希望被通过，于是就退出了大会。
这一段历史轶事对于每一个真正关心 自己 纲领的人当然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波兰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据在纲领委员会上被彻底击破了，他们放弃在代表大会上维护自己观点的企图，——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实。难怪罗莎·卢森堡在她1908年写的那篇文章里很“谦逊地”隐讳了这一点，大概是因为一想到代表大会，就觉得太不愉快了吧！同时，她把瓦尔沙夫斯基和加涅茨基在1903年用全体波兰马克思主义者名义提出的、而罗莎·卢森堡和其他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却始终没有敢（而且现在也不敢）再提的关于“修改”纲领第九条的这个令人发笑的拙劣建议，也隐讳过去了。
可是，如果罗莎·卢森堡为了隐瞒自己在1903年的失败，不肯讲出这些事实来，那末关心自己党的历史的人，就要设法认识这些事实并好好考虑它们的意义。
罗莎·卢森堡的朋友们在退出1903年的代表大会时给代表大全的声明写道：“……我们提议，把钢领草案第七条（现在的第九条）改写为：第七条、 建立保障国内各民族有发展文化的充分自由的机关。”（记录第390页） 总之，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关于民族问题发表的意见是很不明确的，他们所提出来 代替 自决的东西，实质上不过是那个臭名远扬的“民族文化自治”的别名而已！
听起来几乎很难令人相信，但是可惜这都是事实。在代表大会上，虽然五个崩得分子拥有五票，三个高加索人拥有六票，而柯斯特罗夫的发言权还不计算在内，但是结果竟 没有一票 赞成 取消 自决这一条。有三票主张用“民族文化自治”补充这一条（即赞成哥里德勃拉特所提出的条文：“建立保障各民族有发展文化的充分自由的机关”），有四票赞成李伯尔所提出的条文（“各民族有自由发展文化的权利”）。
现在，当俄国自由派政党即立宪民主党出现的时候，我们知道，在 它的 纲领中把民族政治自决改成“文化自决”了。这样看来，罗莎·卢森堡的波兰朋友们同波兰社会党的民族主义所进行的“ 斗争”干得很出色，竟提议用 自由派的 纲领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纲领了！而他们还责备我们的纲领是机会主义的纲领呢，难怪这种责备在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纲领委员会里只是受到嘲笑而已！
我们知道，出席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没有一个人 反对过“民族自决”，那末这些代表究竟是怎样了解这个“自决”的呢？
记录中的下面三段话可说明这一点：
“ 马尔丁诺夫 认为，决不能给‘自决’这个名词以广义的解释；它的意思只是说民族有权实行分离而组成单独的政治整体，而决不是地方自治。”（第171页）马尔丁诺夫当时是纲领委员会的委员，在这个委员会里，卢森堡的朋友们的论据是受到驳斥和嘲笑的。当时，马尔丁诺夫按他的观点来说是个经济主义者，是个激烈反对《火星报》 [47] 的人，如果他当时发表了为纲领委员会大多数委员不能同意的意见，那他当然会被驳倒的。
当委员会工作结束以后，在代表大会上讨论纲领第八条（现在的第九条）时，首先发言的就是崩得分子哥里德勃拉特。
哥里德勃拉特说：“‘自决权’是丝毫不容反对的。如果某一民族争取独立，那我们就不能反对它。就象普列汉诺夫所说的，如果波兰不愿和俄国结成正式婚姻，那我们就不应去妨碍它。在这个范围内我同意这种意见。”（第175——176页） 普列汉诺夫在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根本没有就这一条发过言。哥里德勃拉特引用的是普列汉诺夫在纲领委员会上所说的话；在该委员会里，详细而通俗地解释了“自决权”的意思就是分离权。在哥里德勃拉特之后接着发言的是李伯尔，他说：
“如果某一民族不能在俄国境内生活，党当然是不会妨碍它的。”（第176页） 读者可以看到，在通过纲领的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在自决“只”是意味着分离权这一点上没有两种意见。当时，连崩得分子也懂得这个真理，而只是在目前这个反革命继续猖獗和“背叛之风”盛行的可悲时期，才出现了一些因无知而胆大妄为的人，说纲领“不清楚”。可是，在未谈到这些可怜的“也是社会民主党人”之前，我们姑且把波兰人对纲领的态度问题作个结束吧。
他们参加第二次（ 1903年）代表大会，并且声明说绝对必须实现统一。“可是，他们在纲领委员会里一遇到“挫折”，就退出了代表大会，而他们的 最后几句话 就是载于代表大会记录的书面声明，其内容就是上面摘录过的那个主张用民族文化自治来 代替 自决的建议。
1906年，波兰马克思主义者加入党了，可是他们无论在入党的时候，或者在入党以后（无论在1907年代表大会上，在1907年和1908年代表会议上，或在1910年中央全体会议上），都 从来没有提出 过修改俄国党纲第九条的任何建议！！
这是事实。
不管人们怎样花言巧语，但是这件事实毕竟明显地证明，罗莎·卢森堡的朋友们都认为第二次代表大会纲领委员会的争论和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已经把问题完全解决了，证明他们已经默认了自己的错误并且改正了错误，因为他们在1903年退出大会以后，又于1906年入了党，而且从来没有打算通过 党 的途径提出修改党纲第九条的问题。
罗莎·卢森堡的文章是在1908年由她自己署名发表的。当然谁都从来没有打算否认党的著作家有批评党纲的权利，而 在 这篇文章发表 之后，同样也 没有一个 波兰马克思主义者的正式机关提出修改第九条的问题。
因此，托洛茨基为罗莎·卢森堡的某些崇拜者效劳，真是熊的效劳 [48]，他以《斗争》杂志 [49] 编辑部的名义在第二期（1914年3月）上写道：
“……波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民族自决权”毫无政治内容，应该从党纲中删去。”（第25页） 喜欢为人效劳的托洛茨基比敌人还危险！除了“私下说的话”（就是播弄是非，托洛茨基向来是靠这个过日子的）以外，他 找不到 什么证据来把一般“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算作是罗莎·卢森堡每篇文章的拥护者。托洛茨基把“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描写成没有气节、没有良心、连自己的信念和自己的党纲都不尊重的人。好一个喜欢为人效劳的托洛茨基!
1903年，波兰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 因为 自决权问题而退出了第二次代表大会， 当时 托洛茨基还可以说，他们认为这个自决权没有什么内容而应该从党纲中删去。
可是，自此以后，波兰马克思主义者又 加入了 拥有这一纲领的党，而且从来没有提出过修改党纲的建议。（有人对我们说，波兰马克思主义者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1913年夏季会议上只有发言权，他们对于自决权（分离权）问题完全没有参加表决，而在发言中一般地反对过这种权利。他们当然完全有权这样行动，并且完全有权照旧在波兰宣传反对波兰分离。但是这跟托洛茨基说的不完全相同，因为波兰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要求“从党纲中删去”第九条。） 托洛茨基为什么对他的杂志的读者隐瞒这些事实呢？只是因为他想借此投机，挑起波兰反对取消派的人同俄国反对取消派的人发生意见分歧，并且他想在党纲问题上欺骗俄国工人。
托洛茨基在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一个重要问题上，都从来没有过坚定的意见，只要看见有什么意见分歧发生，就马上“钻空子”，从一方投奔另一方。现在他是同崩得派和取消派合为一伙。而这些老爷们对党是不讲客气的。
请听听崩得分子李普曼所说的话吧！
这位先生写道：“十五年前俄国社会民主党在自己的党纲里提出每个民族都有‘自决’权的条文时，每个人＜！！＞都曾问过自己：这个时髦＜！！＞名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得到回答＜！！＞。这一名词至今还是＜！！＞一个十分模糊的疑团。实际上，当时很难驱散这个疑团。当时大家都说：现在还没有到可以把这一条具体化的时候，就让它是一个疑团吧＜！！＞。生活本身会指明这一条应当包含什么内容。” 这一个侮辱党纲的“没有穿裤子的孩子” [50] 不是漂亮得很吗？
他为什么要侮辱党纲呢？
只是因为他一窍不通，什么都没有学过，连党史都没有读过，而只是落入取消派队伍，在取消派队伍里，对于党和党性的问题“照例”是赤身裸体，毫不害羞的。
在波米亚洛夫斯基的小说里，有一个神学校的学生常常以“把痰吐到装满白菜的桶里”而自鸣得意。崩得派先生们更进了一步。他们把车普曼之流的先生们放出来，让他们当众把痰吐到自己的桶里。至于国际代表大会通过某个决议，至于崩得自己的两位代表在自己党的代表大会上曾表示完全能够了解（虽然他们非常“严格”批评过和坚决反对过《火星报》！）“自决”的意义，甚至赞成自决，这一切又同李普曼之流的先生们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党的政论家”（别开玩笑了！）象神学校的学生那样来对待党史党纲，那不是更容易把党取消吗？
你们再看另一个“没有穿裤子的孩子”，即《钟声》杂志 [51] 的尤尔凯维奇先生。尤尔凯维奇先生手头大概有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因为他引了普列汉诺夫所说的那一段由哥里德勃拉特转述过的话，并且还表现出他知道只能把自决解释为分离权。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在乌克兰小资产阶级中间造谣诬蔑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说他们主张俄国的“国家完整性”（1913年第7—8期合刊第83页和其他各页）。当然，尤尔凯维奇之流的先生们要离间乌克兰的民主派同大俄罗斯的民主派，除了这样造谣诬蔑之外，是再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的。《钟声》杂志这个著作家团体的全部政策，就是实行这样一种离间，鼓吹乌克兰工人 分离出去，组成 特别的 民族组织！（请特别看一下尤尔凯维奇先生为列文斯基的《加里西亚乌克兰工人运动发展简史》1914年基辅版所写的序言。）
分裂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市侩团体，——这就是《钟声》杂志的客观作用。这种团体在民族问题上散布一些极端糊涂的思想，当然是完全相称的。不言而喻，尤尔凯维奇和李普曼之流的先生（他们一听见人家把他们叫作“与党貌合神离的人”，就气得“要命”），简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 他们 到底打算怎样在党纲上解决分离权的问题。
现在再看第三个而且是主要的一个“没有穿裤子的孩子”，即谢姆柯夫斯基先生。他在取消派的报纸上，当着大俄罗斯公众的面“大骂”党纲第九条，同时又说他“由于某些理由不能赞成”主张取消这一条的意见！！
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然而这是事实。
1912年8月，取消派代表会议 [52] 正式提出民族问题。一年半以来，关于第九条的问题，除了谢姆柯夫斯基先生的文章之外，没有看见过一篇东西。而且作者在这篇文章中 反驳 党纲时，又说他“由于 某些 （是不是一种不便对人说的病症？）理由不能赞成”主张修改党纲的意见！！我敢担保：在全世界都很难找到这种机会主义的例子，很难找到这种比机会主义更坏的背叛党、取消党的例子。
谢姆柯夫斯基的论据是怎样的呢，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够了：
他写道：“如果波兰无产阶级想在一国范围内同俄国整个无产阶级共同进行斗争，而波兰社会中的反动阶级则相反，想使波兰从俄国分离出去，并且在全民投票（全民公决）中获得大多数赞成分离的票数，那又该怎么办呢：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中央议会中究竟是跟我们的波兰同志共同投票 反对 分离呢，还是为了不破坏‘自决权’而 赞成 分离呢？”（《新工人报》 [53] 第71号） 可见，谢姆柯夫斯基先生连他 所说的是什么问题 都不知道！他没有想一想，分离权的问题，正好 不是 由中央议会来解决，而只能由 实行分离 的那个地区的议会（议会，全民投票等等）来解决。
无论是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或科科什金之流甚至把分离的念头也当作罪恶的时候，居然有人撇开真正实际的具体政策问题不谈，而象一个小孩那样发问：如果大多数在实行民主时都赞成反动派，“那又该怎么办呢”！大概 整个 俄国的无产阶级今天不应该同普利什凯维奇和科科什金之流作斗争，而是要放过他们，去同波兰的反动阶级作斗争吧！！
这种荒谬已极的议论意写在取消派的机关报上，而该报的思想领导者之一，就是尔·马尔托夫先生，就是那个起草了纲领草案，并且在1903年努力使它通过，后来又写文章维护分离自由的尔·马尔托夫。现在尔·马尔托夫大概是按照下列原则发表意见的：
那里用不着聪明人，
你们派烈阿德去就行，
让我看看再说。 [54]
他把谢姆柯夫斯基这个烈阿德派去，让他在日报上向那些不了解我们党纲的新读者们曲解党纲，制造无穷的混乱！
取消派实在是跑得太远了，——连过去许多著名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没有留下一点点党性。
当然不能把罗莎·卢森堡同李普曼、尤尔凯维奇和谢姆柯夫斯基一班人等量齐观，但是她的错误恰好被这班人抓住了，这个事实也就特别明显地证明她陷入了怎样的机会主义泥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