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

怎么办？

（二）报纸能不能成为集体的组织者？

《从何着手？》一文的全部关键，就在于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给以肯定的回答。据我们所知，只有尔·纳杰日丁一个人曾经试图从实质上分析这个问题，并证明必须给以否定的回答。我们现在把他的论据全部转引如下：

“……我们很欣赏《火星报》（第4号）提出必须创办全俄报纸的问题，但我们绝对不能同意说这种提法同《从何着手？》一文的标题是符合的。这无疑是一种极重要的工作，但是能为革命时期的战斗组织奠定基础的并不是这种工作，并不是一大批通俗传单，并不是一大堆宣言。必须在各地着手建立强有力的政治组织。我们还没有这种组织，我们过去主要是在有知识的工人中进行工作，而群众几乎只是进行经济斗争。 如果不在各地培植起强有力的政治组织，那么即使有办得很好的全俄报纸，又有什么意义呢？ 烧不灭的荆棘老是在那里燃烧，总烧不完，但是它也不会烧着任何人！《火星报》以为人民一定会在全俄报纸的周围，为创办全俄报纸的事情而集合起来，组织起来。 其实，人民在更具体的事情周围会更紧密得多地集合起来和组织起来！这种更具体的事情可以而且应当是普遍创办地方报纸，立刻准备工人的力量去游行示威，由地方组织在失业工人中经常进行工作（经常在他们中间散发传单，召集他们开会，号召他们反抗政府，等等）。我们要在各地着手进行生动的政治工作，而当在这个实际的基础上的统一成为必要的时候，那它就不会是人为的统一，不会是纸上的统一了。要把各地方的工作统一成为全俄的事业，这决不是报纸可以办到的！”（《革命前夜》第54页）

我们在这一大段娓娓动听的议论中加上着重标记的那些地方，最突出地表明该文作者对我们的计划的估计是不正确的，他在这里用来反对《火星报》的全部观点也是不正确的。如果不在各地培植起强有力的政治组织，那么有办得极好的全俄报纸也没有什么意义。——这句话完全正确。但问题就在于除了利用全俄报纸之外， 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培植起 强有力的政治组织。作者忽略了《火星报》在说明它的“计划” 以前 所作的那个极重要的声明：必须“号召建立革命组织，这一组织 不仅在名义上 而且在实际上能够统一一切力量，领导运动，即 随时准备支持一切抗议和一切发动，并以此来扩大和巩固可供决战之用的军事力量”。《火星报》继续写道：现在，在二三月事件之后，在原则上大家都会同意这一点了，但我们需要的不是在原则上而是 在实际上解决问题，需要的是立刻提出一个明确的建设计划，使大家能够立刻 从各方面 着手进行这种建设。但人们又把我们拉向后退，使我们不去实际解决问题，而去空谈那个原则上正确的、不容置辩的、伟大的、然而是完全不够的、广大工作人员完全不能理解的真理：“培植强有力的政治组织”！可敬的作者啊，现在问题并不在这里，而在于 究竟怎样 来培植和培植起这种组织！

“我们过去主要是在有知识的工人中进行工作，而群众几乎只是进行经济斗争”，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这种说法同《自由》上常见的那种把有知识的工人同“群众”对立起来的根本错误的观点倒是一致的。近几年来，我们的所谓有知识的工人也“几乎只是进行经济斗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只要我们不帮助有知识的工人和知识分子 把自己培养成 政治斗争的领导者，群众就永远也学不会进行政治斗争；而为了培养出这种领导者，又 只有 通过经常不断地随时估计我国政治生活的 一切 方面，估计各个阶级由于各种原因而进行抗议和斗争的 一切尝试 才能做得到。所以，一方面说“培植政治组织”，同时又把政治报纸的“纸上的事情”同“各地方的生动的政治工作” 对立起来，这简直是可笑的！而《火星报》正是要把自己的办报“计划”变成适应于培养这种“战斗决心”的“计划”，来支持失业工人的运动、农民的骚乱、地方自治人士的不满以及“人民对胡作非为的沙皇暴吏的义愤”等等。凡是熟悉运动实际情况的人都知道得很清楚：绝大多数地方组织 连想也没有想到过 这一点；这里拟定的许多“生动的政治工作”是任何一个组织连 一次也没有 进行过的；例如，当有人提请大家注意地方自治机关的知识分子中的不满和反抗情绪在增长时，无论是纳杰日丁（他说，“天哪，这个机关报岂不是为地方自治人士办的吗？”——《革命前夜》第129页），还是“经济派”（《火星报》第12号上发表的那封来信），还是许多实际工作者，都感到惊惶失措，困惑莫解。在这种情况下，也就 只能 这样来“着手”工作，即首先促使人们 想到 这一切，促使人们来归纳和综合所有一切风潮和积极斗争的表现。在当前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被降低的条件下，“生动的政治工作”也 只能 从生动的政治鼓动 着手，而生动的政治鼓动又非有经常出版并且正常发行的全俄报纸不可。

把《火星报》的“计划”看作是“文人习气”的表现的人，完全不懂得计划的实质，竟把提出来作为目前最适当的手段的东西当成了目的。这些人没有用心想一想那两个清楚地说明了这个计划的比喻。《火星报》上说过，创办全俄政治报应当是我们使这个组织（即随时都准备支持一切抗议和一切发动的革命组织）得以不断发展、加深和扩大的 一条基线。当石匠建造一座前所未见的巨大建筑物而在不同的位置上砌石头的时候，总要拉一根线来帮助找准砌石头的位置，指明整个工程的最终目标，不仅使每一整块石头而且使每一小块石头都能用得上，使它们相互衔接起来，形成完整而统一的大厦的轮廓，请问，这算不算是“纸上的”事情呢？目前我们党的生活的状况，岂不正是既有石头，又有石匠，但就是缺少一条使大家都能看得见、都可以遵循的引线吗？让他们去叫喊，说我们拉一条引线就是想发号施令吧！先生们，假使我们真想发号施令，那我们就不会写成“《火星报》创刊号”，而会写成“《工人报》第3号”了，正如有些同志曾经劝我们这样做的，并且我们在上面讲的那些事情发生后本来是 有充分理由这样做的。但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们希望不受束缚地同一切假社会民主党人作不调和的斗争；我们希望我们的引线（如果这条引线拉得正确的话）受到人们尊重是因为它拉得正确，而不是因为它是由一个正式的机关报拉的。

尔·纳杰日丁教训我们说：“把地方活动统一到中央机关里来的问题，真是在迷宫里兜圈子；要统一，就需要成分的一致，而这种一致本身又只能由某种具有统一作用的东西造成，但这种具有统一作用的东西，又只能是强有力的地方组织的产物，而目前各个地方组织又是并不一致的。”这个真理，也像什么要培植强有力的政治组织的真理一样可敬，一样不容争辩。这个真理同样又是没有意义的。任何问题都可以说是“在迷宫里兜圈子”，因为全部政治生活就是由一串无穷无尽的环节组成的一条无穷无尽的链条。政治家的全部艺术就在于找到并且牢牢抓住那个最不容易从手中被打掉的环节，那个当前最重要而且最能保障掌握它的人去掌握整个链条的环节。［原注55］假使我们有一大批老练的石匠，能够彼此非常协调地工作，即使不拉引线也能把石头恰到好处地砌在需要的地方（抽象地说来，这并不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也许又可以去掌握另一个环节了。但不幸的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一批老练的而且能够彼此协调地工作的石匠，石头往往砌得完全不是地方，不是按一条共同的引线来砌，而是乱砌，敌人一吹就倒，好像这不是石头而是沙子。

［原注55］ 克里切夫斯基同志和马尔丁诺夫同志！请你们注意“专制”、“不受监督的权威”、“最高支配权”等等的这种可恶的表现吧。你们看，有人竟想掌握整个链条！！赶快写一份控诉书吧。你们可以用这个现成的主题给《工人事业》第12期写两篇社论了！

另一个比喻：“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就后一点来说，可以 把报纸比作脚手架，它搭在施工的建筑物周围，显示出建筑物的轮廓，便于各个建筑工人之间的来往，有助于他们分配工作和观察有组织的劳动所获得的总成绩。” ［原注56］这岂不像文人，即脱离实际工作的人在夸大自己的作用吗？脚手架对于住房本身并不需要，它是用次木料搭起来的，使用的时间不长，只要建筑物大体完成，就会扔到炉子里去烧掉。至于革命组织的建筑问题，那么经验证明，有时候即使没有脚手架，也能够把它建筑成功，70年代的情况就是一个证明。但是现在，我们没有脚手架就根本不能建造我们所需要的房屋。

［原注56］ 马尔丁诺夫在《工人事业》上引证了这段话的第一句（第10期第62页），就是不引第二句，好像是要借此着重说明他不愿意触及问题的实质或者不能理解这个实质。

纳杰日丁不同意这一点，他说：“《火星报》以为人民一定会在全俄报纸的周围，为创办全俄报纸的事情而集合起来，组织起来。 其实，人民在更具体的 事情周围 会更紧密得多地 集合起来和组织起来！”对的，对的，“在更具体的事情周围会更紧密得多……” 俄国有句谚语说：不要往井里吐痰，你也许要喝水的。但是也有人甘愿喝吐了痰的井水。为了这种更具体的事情，我们那些了不起的合法的“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和不合法的《工人思想报》崇拜者，真是什么坏话也说得出口！你看，我们的整个运动已被我们的狭隘眼界、消极态度和怯懦心理压抑到了何等地步，竟有人用什么“在更具体的事情周围会更紧密得多”的传统理由来为这些现象辩护！纳杰日丁自以为对“实际生活”特别敏感，他特别严厉地斥责“脱离实际的”人，责备（自以为很俏皮地责备）《火星报》爱把什么都看作“经济主义”，他自以为比正统派和批评派双方都高明得多，却没有发觉他提出这些论据只是助长了使他感到愤慨的那种狭隘性，没有发觉他喝的正是吐满了痰的井水！假使一个人没有明确的方向，像70年代的革命家那样“自发地”乱搞“激发性的恐怖手段”，乱搞“土地恐怖手段”，乱敲“警钟”等等，那么，即使他极其诚恳地对狭隘性表示愤慨，极其热烈地想把崇拜狭隘性的人们拯救出来，那也是无济于事的。请看看他认为人民将在其周围“更紧密得多地”集合起来和组织起来的那些“更具体的”事情吧：1.地方报纸；2.准备游行示威；3.在失业工人中进行工作。一眼就可看出，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完全偶然和随便抓来说说的，因为无论我们怎样来观察这些事情，要把它们看作特别能使人民“集合起来和组织起来”的东西，那是毫无道理的。要知道，就是这位纳杰日丁，在两页以后又说道：“现在我们只需指出一件事实：地方的工作做得非常差，各个委员会甚至没有做到它们所能够做到的十分之一……而现在我们所有的那些应起统一作用的中央组织却只是一种虚构，是革命的文牍主义，是互封领袖的把戏，在强有力的地方组织成长起来以前，情况会一直是这样。”这些话里除了夸张之处，无疑也含有许多痛苦的真理；但是，难道纳杰日丁竟看不见，地方工作做得非常差是同活动家的眼界狭小和活动范围狭小（这种现象在局限于地方组织范围内的活动家缺乏修养的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有联系的吗？难道他也像《自由》上那篇论组织问题的文章的作者一样，忘记了随着转向广泛的地方报刊的工作（从1898年起），“经济主义”和“手工业方式”也特别加强起来的事实吗？即使创办“广泛的地方报刊”能够做得比较令人满意（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除了极个别的特殊情况外，这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些地方机关报也还是不能把革命家的 一切 力量“集合起来和组织起来”去对专制制度发动总攻击，去领导 统一的 斗争。不要忘记，这里所谈的 只是 报纸的“集合”作用，组织作用，所以我们也可以请维护分散状态的纳杰日丁回答他自己所提出的那个讽刺性问题：“我们有没有从什么地方得到过20万个革命组织人才这种遗产呢？”其次，决不能把“准备游行示威”同《火星报》的计划 对立 起来，因为这个计划正是把最广泛的游行示威当作 目标之一；而问题却在于选择实践 手段。在这里，纳杰日丁又弄糊涂了，他看不到只有已经“集合起来和组织起来”的军队才能“准备”游行示威（游行示威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都是完全自发地进行的），而我们现在正是 不善于 去集合和组织。“在失业工人中进行工作”，这也同样是糊涂观念，因为这个工作也是已经动员起来的军队的一种军事行动，而不是动员军队的计划。纳杰日丁在这里怎样忽视我们的分散状态和缺乏“20万个人才”所造成的危害，这从下面的事实中就可以看出。许多人（包括纳杰日丁）责备《火星报》，说它很少登载有关失业工人的消息，说它只是偶尔登载一些农村生活中最平常的现象的通讯。这种责备是正确的，但是《火星报》在这方面真是“无辜的罪人”。我们极力想“把引线拉到”农村去，但是那里几乎根本没有石匠，于是我们 只好 鼓励 每一个 即使只能告诉我们一些平常事情的人，希望这样会增加这方面的撰稿人数，而最后总可以 教会我们大家 来选择真正突出的事实。但是可供学习的材料非常少，如果不把全俄各地获得的材料综合起来，那就完全没有什么可供学习的东西。毫无疑问，多少具有像纳杰日丁那样的鼓动才能和熟悉游民生活的人，是能通过他在失业工人中进行的鼓动来为运动作出无可估量的贡献的，但是这样的人如果不设法把自己的每一步工作都告诉 全体 俄国同志，从而教育那些大部分还不会从事新的工作的人，给他们做出榜样，那他就是埋没了自己的才能。

现在所有的人毫无例外地都在谈论统一的重要性，都在谈论“集合起来和组织起来”的必要性，但是人们对于究竟应当从何着手和怎样进行统一这件事却往往没有任何明确的观念。想必大家都会同意：如果我们要把一个城市中各单个小组，比如说各区的小组“统一起来”，那就需要有 共同的机构，这就是说，不仅极有“联合会”这个共同的名称，并且要有真正的 共同的 工作，要互相交换材料、经验和人员，不仅按区来分配任务，而且要按全城各种专业工作分配任务。每个人都会同意，巨大的秘密机构所要花的“本钱”（当然是既指物力又指人力）不是一个区可以支付得了的（假使可以用商业用语来表达的话），同时，专家的才能在这样狭小的场所也是无法施展的。几个城市联合起来的情况也是如此，因为即使是像单个地区这样的场所也 显得 过分狭窄，而且在我们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史上已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这一点我们在上面已经用政治鼓动和组织工作方面的例子详细地证明过了。必须，绝对必须而且首先必须扩大这个场所，在 经常的共同 工作的基础上来建立城市之间的 实际 联系，因为分散状态压制着人们，使他们“好像是坐井观天”（用寄给《火星报》的一封信的作者的说法），不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向谁去学习，不知道怎样获得经验，怎样满足广泛开展活动的愿望。所以我要继续坚持说：这种 实际 联系只有依靠共同的报纸才能 着手 建立，这种报纸作为唯一经常进行工作的全俄事业，把各种各样的工作综合起来，因而 推动 人们沿着 所有的 许许多多条通向革命的道路（像条条道路通罗马一样）不断前进。假如我们不只是口头上说愿意统一，那就要使每个地方小组 立刻分出 比如四分之一的力量来 积极 参加 共同 的事业，而报纸立刻就会向它指明［原注57］这种事业的概况、范围和性质，就会指明，在整个全俄工作中究竟哪些缺点最突出，什么地方没有进行鼓动，什么地方联系差，在整个这部大机器中有哪些小齿轮是自己这个小组能够修理，或者能拿更好的齿轮来替换的。现在还没有做过工作而只是在找工作做的小组，在开始工作时就能不是以既不知道先前“工业”的发展情况、又不知道这种工业生产方式的概况的单个小作坊手工业者的身分，而是以 反映 对专制制度举行全面革命总攻击的广泛事业的参加者的身分来从事工作。每个小齿轮修整得愈好，为共同事业干零星工作的人愈多，我们的网也就会愈密，而不可避免的破坏在我们队伍中引起的慌乱也就会愈小。

［原注57］ 附带条件：如果它同情该报的方向，认为参加该报的工作对事业有好处，同时把这种参加了解为不仅是参加文字工作，而且是参加任何革命工作的话。给《工人事业》加的注：在重视事业而不是重视民主制儿戏的革命家看来，在不把“表示同情”同最积极最实际地参加工作分开的革命家看来，这个附带条件是不言而喻的。

单是发行报纸的工作（假使这种报纸真是名副其实，即定期出版，不像厚本杂志那样每月只出一次，而是每月出三四次），就能开始把 实际的 联系建立起来的现在，各城市之间因革命事业的需要而发生联系是极为罕见的，至少也是一种例外；而那时，这种联系就会成为一种常见的事情，自然，它不仅能保证报纸的发行，并且还能保证（这更加重要得多）经验、材料、人员以及经费的交流。组织工作的规模也就会马上扩大许多倍，而且一个地方的成就往往会鼓励在另一个地方活动的同志进一步改进工作，会推动他去利用现成的经验。地方工作就会比现在丰富得多、涉及面广得多：从全俄各地收集起来的政治揭露和经济揭露材料，将为各种职业和 各种发展水平 的工人提供精神食粮，将为举行各种各样问题的座谈和讲演提供材料和机会，而这些问题往往是合法刊物上的暗示、社会上的议论、政府“羞羞答答的”报道中提出来的。每一次发动，每一次游行示威，都会在全俄各地得到各方面的评价和讨论，都会使大家不愿意落后于别人而要求比别人做得更好（我们社会党人并不笼统反对任何竞赛，任何“竞争”！），自觉地准备那种在第一次是自发地发生的行动，利用当地或当时的有利条件来改变进攻计划等等。同时，地方工作的这种活跃也就不会造成现在常见的情况，即每举行一次游行示威或每出版一号地方报纸，都会使 所有的 力量紧张到“拼死拼活的”地步，都会使 所有的 人去担风险。这是因为一方面，警察机关不知道“根子”在什么地方，想找到“根子”要困难得多；另一方面，经常的共同工作能训练人们习惯于使 每一次 进攻的力量同整个军队中的这支部队的实力相适应（现在，几乎谁也没有想到过这样做，因为进攻十之八九都是自发的），不仅便于从其他地方“调来”书刊，而且也便于“调来”革命力量。

现在这些力量在狭隘的地方工作上往往消耗殆尽，而那时就有可能并且常常有机会把比较有才干的鼓动员或组织员从甲地调到乙地。人们起初是为了党的事务，用党的经费作短途来往，以后他们就会习惯于完全由党供给，变成职业革命家，把自己培养成为真正的政治领袖。

如果我们真能使所有的或绝大多数的地方委员会、地方团体和小组都来积极从事 共同的 事业，那么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创办一个周报，每期出版数万份，定期在全俄各地发行。这种报纸就会成为巨大的鼓风机的一部分，这个鼓风机能够使阶级斗争和人民义愤的每一点星星之火，燃成熊熊大火。在这个本身还很平常、还很细微、但是连续进行的真正共同的事业周围，就会经常不断地挑选和训练出一支由久经考验的战士组成的常备军。在这个共同组织的建筑物的脚手架上，很快就会从我们的革命家中间涌现出和提拔出一些社会民主党的热里雅鲍夫，从我们的工人中间涌现出和选拔出一些俄国的倍倍尔，他们会率领已经动员起来的军队，唤起全体人民去铲除俄国的耻辱和祸害。

这就是我们应当幻想的事情！

* * *

“应当幻想！”我写了这几个字之后，不觉吃了一惊。我仿佛是坐在“统一代表大会”的会场里，坐在我对面的是《工人事业》的编辑和撰稿人。这时马尔丁诺夫同志站起来，咄咄逼人地质问我：“请问，如果不事前向党的各个委员会征求意见，自主的编辑部有权去幻想吗？”接着，克里切夫斯基同志站了起来，并且（从哲学上来深化早已深化了普列汉诺夫同志的意见的马尔丁诺夫同志的意见）更加咄咄逼人地接着说：“我进一步问你，如果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忘记，按照马克思的看法，人类总是提出可能实现的任务，没有忘记策略是党的任务随着党的发展而增长的过程，那么从根本上来说，他是不是有权幻想呢？”

想到这种咄咄逼人的问题，我真是不寒而栗，只想找个地方躲起来。我就试试躲在皮萨列夫背后吧。

皮萨列夫在谈到幻想和现实之间的不一致的问题时写道：“有各种各样的不一致。我的幻想可能超过事变的自然进程，也可能完全跑到事变的任何自然进程始终达不到的地方。在前一种情形下，幻想不会带来任何害处；它甚至能支持和加强劳动者的毅力……这种幻想中并没有任何会败坏或者麻痹劳动力的东西。甚至完全相反。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这样幻想的能力，如果他不能在有的时候跑到前面去，用自己的想象力来给刚刚开始在他手里形成的作品勾画出完美的图景，那我就真是不能设想，有什么刺激力量会驱使人们在艺术、科学和实际生活方面从事广泛而艰苦的工作，并把它坚持到底…… 只要幻想的人真正相信自己的幻想，仔细地观察生活，把自己观察的结果同自己的空中楼阁相比较，并且总是认真地努力实现自己的幻想，那么幻想和现实之间的不一致就不会带来任何害处。只要幻想和生活多少有些联系，那么一切都会顺利的。” [142]

可惜，这样的幻想在我们的运动中未免太少了。对这种情况应当负最主要责任的，是那些以头脑清醒和“熟悉”“具体情况”自夸的合法批评和不合法“尾巴主义”的代表者。

（三）我们需要什么样式的组织？

读者从上文中可以看到，我们的“策略-计划”是反对立刻号召举行冲击，而要求组织好“对敌人要塞的正规围攻”，换句话说，就是要求用全力来集合、组织和动员常备军。我们由于《工人事业》从“经济主义”跳到高喊冲击（1901年 4月 在《〈工人事业〉杂志附刊》 [143] 第6期上）而嘲笑了它，当然，它也就猛烈攻击我们，说我们是“学理主义”，说我们不懂革命的职责，说我们不该号召大家谨慎从事，等等。当然，这样的责备出自一些毫无原则、只会用深奥的“策略－过程”支吾搪塞的人之口是丝毫不会使我们惊奇的；同样，对坚定的纲领原则和策略原则一概抱着极其高傲的藐视态度的纳杰日丁重复这种责备，也是不会使我们惊奇的。

据说历史是不会重演的。但是纳杰日丁却拼命想使它重演，极力模仿特卡乔夫，大骂“革命文化主义”，高喊什么“敲警钟”，什么特别的“革命前夜的观点”等等。他显然忘记了一句名言：如果说历史事变的原本是一出悲剧，那么它的抄本就只是一出笑剧 [144]。用特卡乔夫的说教准备起来的、用“吓人的”并且真正吓了人的恐怖手段实行过的夺取政权的尝试，曾经是了不起的，然而小特卡乔夫的“激发性的”恐怖手段却只能使人觉得可笑，尤其是再加上一个组织中等人的主张，就更显得特别可笑了。

纳杰日丁写道：“假使《火星报》跳出它那文人习气的圈子，它就会看见，这〈像《火星报》第7号上一封工人的来信等等现象〉是一种征兆，它说明很快很快就会有’冲击’开始，所以现在〈原文如此！〉来谈什么由全俄报纸牵线的组织，就是培植脱离实际的思想和脱离实际的工作。”瞧，这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糊涂观念：一方面，主张实行激发性的恐怖手段和“组织中等人”，同时又认为人们在“更具体的事情”如地方报纸的周围会“更紧密得多地”集合起来；另一方面，认为“现在”来谈全俄的组织就是培植脱离实际的思想，更直截了当地说，就是“现在”已经迟了！请问最可敬的尔·纳杰日丁，“普遍创办地方报纸”现在岂不是也迟了吗？请把这一点同《火星报》的观点和策略比较一下吧。《火星报》认为，激发性的恐怖手段不值一提，至于说什么正是要把中等人组织起来和 普遍 创办地方报纸，这就是替“经济主义”大开方便之门。其实，应当谈统一的全俄革命家的组织，并且一直到真正的而不是纸上的冲击开始以前，谈这个组织都不算迟。

纳杰日丁继续写道：“的确，我们在组织方面的情况非常不妙。《火星报》说我们的军事力量大部分都是志愿兵和起义者，这话完全正确…… 你们清醒地估计我们的实力，这很好。但同时你们为什么忘记， 群众不是我们的，因此他们不会来向我们请示 什么时候开始军事行动，就会’骚乱起来’…… 群众自己以自发的破坏力量发动起来，就 可能 扰乱和排挤我们一直准备、但还没有 来得及 把极有条理的组织性灌输进去的那个’常备军’。”（黑体是我们用的）

奇怪的逻辑！ 正因为 “群众不是我们的”，所以现在高喊“冲击”是不聪明和不恰当的，因为冲击是常备军的攻击，而不是群众自发的爆发。正因为群众 可能 扰乱和排挤常备军，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极有条理的组织性灌输”到常备军中去，使自己的工作能“来得及”赶上自发的高潮，因为我们愈能“来得及”灌输这种组织性，就愈能使常备军不被群众所扰乱，而走在群众前面，领导群众。纳杰日丁所以糊涂，是因为他以为这种有条理地组织起来的军队所从事的是一种使它脱离群众的工作，而事实上，它所从事的却正是一种非常全面的无所不包的政治鼓动，也就是一种使群众的自发的破坏力量同革命家组织的自觉的破坏力量 接近起来并融为一体 的工作。先生们，你们真是嫁祸于人，因为正是由于“自由社”把恐怖手段写在 纲领 中，这也就是在号召建立恐怖派的组织，而这种组织确实会使我们的军队不去同群众接近，可惜这些群众还不是我们的，可惜他们还不向我们请示或者很少向我们请示什么时候和怎样开始军事行动。

纳杰日丁继续恐吓《火星报》说：“我们会把革命本身也错过去的，就像我们把目前这些突如其来的事件错过去了一样。”把这句话和上面所引的那一段话联系起来，就会使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自由社”臆想出来的独特的“革命前夜的观点”［原注58］是很荒谬的。直截了当地说，独特的“观点”无非就是认为“现在”来议论和准备已经迟了。既然如此，那我就要问问最可敬的反对“文人习气”的先生，您为什么要写132页“论述理论问题［原注59］与策略问题”的文章呢？您是不是以为出版132000份简单地号召“杀呀！”的传单，就更符合“革命前夜的观点”呢？

［原注58］ 《革命前夜》第62页。

［原注59］ 顺便说说，尔·纳杰日丁在他的”理论问题评论“中，几乎没有拿出半点关于理论问题的东西来，只是说了下面一段从”革命前夜的观点“看来十分奇怪的议论：”在我们所处的时期，伯恩施坦主义就其整体而言已经失去其尖锐性，正像不管是阿达莫维奇先生能够证明司徒卢威先生应当隐退也好，或者相反，司徒卢威先生能够驳倒阿达莫维奇先生而不同意辞职也好，那都是毫无关系的，因为革命的’时刻’到来了。“（第110页）尔·纳杰日丁极端忽视理论，在这里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我们既然已经宣告了”革命前夜“， 所以 正统派是否能彻底击败批评派，那是”毫无关系“的！！我们的这位才子竟不知道：正是在革命时期我们需要利用同批评派作理论斗争的成果来同他们的 实践 立场作坚决的斗争！

最不会把革命错过去的，正是像《火星报》那样把全民政治鼓动放在自己全部纲领、 策略和组织工作 的首位的人。在全俄各地从事编织以全俄报纸为中心的组织网的那些人，不仅没有把春季的事件错过去，反而使我们能预料到这些事件。《火星报》第13号和第14号上所记载的那些游行示威 [145]，他们也没有错过。恰恰相反，他们参加了这些游行示威，他们明确意识到自己有义务去帮助群众的自发高潮，同时用报纸来帮助所有的俄国同志去了解这些游行示威并利用它们的经验。只要他们活着，他们就不会把革命错过去的，革命首先和主要是要我们善于进行鼓动，要我们善于支持（以社会民主党的方式支持）一切抗议，善于指导自发的运动，使之既不为朋友的错误所干扰，又不中敌人的诡计！

于是我们就讲到了最后一个理由，这个理由使我们特别坚决主张围绕全俄报纸即通过一齐为共同的报纸而努力的办法来建立组织的计划。只有这样来建立组织，才能确保社会民主党的战斗组织所必需的 灵活性，即能够立刻适应各种各样迅速变化的斗争条件，善于“一方面在敌人把全部力量集中于一点的时候避免同这个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公开作战，另一方面又利用这个敌人的迟钝，在他最难料到的地点和时间攻其不备”。［原注60］专为应付爆发和街头斗争，或者专为应付“平凡的日常斗争进程”来建立党的组织，那是极大的错误。我们应当 时刻 进行我们的日常工作，同时又应当时刻准备着应付一切情况，因为爆发时期和平静时期的交替往往是几乎无法预料的，而在可能预料的场合，也不能利用这种预料来改造组织，因为这种交替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发生得异常迅速，有时竟会由于沙皇的扬尼恰尔 [146] 一个晚上的袭击而发生。并且也决不能把革命本身想象为单一的行动（显然，纳杰日丁之流就是这样想象的），而应当看作是比较激烈的爆发和比较沉寂的平静的若干次迅速交替的过程。因此，我们党组织的活动的基本内容，这种活动的中心，应当是不论在最激烈的爆发时期，还是在完全沉寂的平静时期都可能进行又必须进行的工作，这就是阐明实际生活的各方面、深入广大群众并在全俄范围内统一进行的政治鼓动工作。在当前的俄国，没有一个经常出版的全俄报纸，要进行这种工作是 不可想象的。在这个报纸周围自然地形成起来的组织，由这个报纸的 同事 （按这个词的广义来说，即指一切为这个报纸工作的人）构成的组织，就会真能 应付一切：从在革命最“低沉”的时期挽救党的名誉、威望和继承性起，一直到准备、决定和实行 全民武装起义。

［原注60］ 《火星报》第4号所载《从何着手？》一文。纳杰日丁写道：“不是站在革命前夜的观点上的革命文化派，是丝毫也不会因长期的工作而感到不安的。”（第62页）关于这一点，我们要指出：假使我们不能制定出一种政治策略和组织计划，以确定 很长时期的工作，同时 利用这种长期工作的过程，使我们党在任何意外情况下，在事变进程无论怎样加速的情况下，都能坚守自己的岗位，履行自己的职责，那我们就简直会成为可怜的政治冒险家。只有从昨天起自命为社会民主党人的纳杰日丁才会忘记，社会民主党的目的是要根本改造全人类的生活条件，因此社会民主党人决不应当因长期工作的问题而“感到不安”。

事实上，可以想一想我们时常遇到的在一个地方或几个地方全部遭到破坏的情况。在 所有的 地方组织缺乏 一种 共同的经常工作时，这样的破坏事件往往会使工作中断好几个月。如果所有的组织有了一种共同的工作，那么即使遭到最严重的破坏，也只要有两三个有干劲的人进行几个星期的工作，就能使新的青年小组同总的中心取得联系，大家知道，这种青年小组甚至目前也在很迅速地产生；而当这种共同事业虽然遭到破坏，但是大家仍然可以看到它的时候，新的小组就会更加迅速地产生，并且更加迅速地同中心取得联系。

另一方面，再想一想人民起义。现在大概所有的人都会同意：我们应当考虑起义并且准备起义。但是 怎样 准备呢？当然不能由中央委员会指定代办员到各地去准备起义！即使我们已经有了中央委员会，那它在俄国目前的条件下采用这种指定办法，也不会得到丝毫结果的。相反，在创办和发行共同的报纸的工作过程中自然形成起来的代办员网［原注61］，却不需要“坐待”起义的口号，而会进行那种保证它在起义时最可能获得成功的经常性工作。正是这种工作会巩固同最广大的工人群众及一切不满专制制度的阶层的联系，而这对于起义是十分重要的。正是在这种工作的基础上会培养出一种善于正确估计总的政治形势，因而也就善于选择起义的适当时机的能力。正是这种工作会使 所有的 地方组织都习惯于同时对那些激动整个俄国的同样的政治问题、事件和变故作出反应，并且尽可能有力地、尽可能一致地和适当地对这些“变故”作出回答，而事实上起义也就是全体人民对政府的最有力、最一致和最适当的“回答”。最后，正是这种工作会使全俄各地的所有革命组织都习惯于彼此发生一种能使党在 实际上 统一起来的最经常而又最秘密的联系，而没有这种联系，就不可能集体讨论起义计划，不可能在起义前夜采取应该严守秘密的必要的准备措施。

［原注61］ 咳，真糟糕！我又脱口说出了“代办员”这个刺激马尔丁诺夫之流的民主主义耳朵的可怕名词！我很奇怪，为什么这个名词没有使70年代的卓越的活动家们感到生气而使90年代的手工业者们感到生气呢？我喜欢这个名词，因为它明确地指出了一切代办员都应当尽心竭力为之服务的 共同事业；假如必须用另一个名词来代替它，那我也许只会选择“同事”这个名词，只是可惜这个名词会使人感到有点文人习气，并且意思上有点模糊不清。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军事化的代办员组织。不过，那些为数甚多的（特别是在国外）、喜欢“互封领袖”的马尔丁诺夫之流，尽可以不说“办护照的代办员”，而说“革命家护照供给事务局总办”等等。

总而言之，“全俄政治报计划”不但不是沾染了学理主义和文人习气的人脱离实际工作的产物（就像那些对它没有很好考虑的人所认为的那样），恰恰相反，它是一个从各方面立刻开始准备起义、同时又丝毫不忘记自己日常的迫切工作的最切实的计划。

[138]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历史中的下列事实： 第一件事实：1897年夏，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曾同流放中的列宁商谈出版工人丛书的问题，为此列宁写了正文中提到的两本小册子。这两本小册子于1898年和1899年先后在日内瓦出版。 第二件事实：1898年，被流放在图鲁汉斯克的尔·马尔托夫根据崩得中央委员会的建议写了小册子《俄国的工人事业》，于1899年在日内瓦出版。 第三件事实：1899年，崩得中央委员会同列宁商谈《工人报》复刊的问题。正文中提到的几篇文章就是列宁为准备复刊的《工人报》第3号写的。 第四件事实：1900年初，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倡议，并得到崩得和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支持，曾打算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重建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恢复出版中央机关报——《工人报》。1900年2月，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委员伊·克·拉拉扬茨赴莫斯科同列宁商谈，他建议正在筹办《火星报》的列宁、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参加代表大会，并负责编辑《工人报》。列宁和劳动解放社的成员都认为召开代表大会为时尚早（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284-285页），但是劳动解放社没有拒绝参加代表大会，而委托列宁代表它出席，并从国外给他寄去了委托书。由于警察在1900年4-5月间进行了大逮捕，代表大会没有开成。前来出席拟于1900年春在斯摩棱斯克举行的代表大会的只有崩得、南方工人社和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三个组织的代表。 列宁在这里提到的事实，正是按它们实际发生的时间顺序排列的。他在脚注中说“我们故意不按这些事实发生的先后排列”，是出于保密的考虑。——435。

[140] 指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 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是根据列宁的倡议由《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国外组织同“社会民主党人”组织于1901年10月在瑞士合并组成的。根据章程，同盟是《火星报》组织的国外部，其任务是协助《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出版和传播，在国外宣传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帮助俄国各社会民主党组织培养积极的活动家，向政治流亡者介绍俄国革命进程等。在1903年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同盟被承认为享有党的地方委员会权利的唯一国外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孟什维克的势力在同盟内增强，他们于1903年10月召开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反对布尔什维克。列宁及其拥护者曾退出代表大会。孟什维克把持的同盟通过了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章程相抵触的新章程。从此同盟就成为孟什维主义在国外的主要堡垒，直至1905年同盟撤销为止。——435、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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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怎么办？（1901年秋—1902年2月） 结束语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可以明显地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包括大约十年，大致是1884-1894年。这是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纲领产生和巩固的时期。当时俄国拥护新派别的人还寥寥无几。社会民主党是在没有工人运动的条件下存在的，它作为一个政党当时还处在胚胎发育的过程中。

第二个时期包括三四年，即1894-1898年。这时，社会民主党已经是作为社会运动，作为人民群众的高潮，作为政党出现了。这是它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知识分子普遍地热衷于反民粹派的斗争，纷纷到工人中去，工人普遍地热衷于罢工，这就像流行病迅速蔓延一样。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大多数领导者都是些很年轻的人，远远不到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认为是一种天然界限的那个“三十五岁的年纪”。因为年轻，他们对实际工作缺乏修养，很快就退出了舞台。但他们的工作范围大都是很广的。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开始具有革命思想，是同民意党人一样的。他们在青春早期，差不多全都热烈地崇拜过从事恐怖活动的英雄。当时要抛弃这种英雄传统的令人神往的印象，必须进行斗争，而且必须同那些始终忠于“民意党”而深受年轻的社会民主党人敬重的人决裂。斗争迫使人们学习，阅读各种派别的秘密著作，努力研究合法的民粹主义的问题。在这个斗争中训练出来的社会民主党人参加到工人运动中去，他们“一分钟也”没有忘记启发他们的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推翻专制制度的任务。1898年春党的成立，是这一时期社会民主党人所做的最突出的、同时也是 最后的 一件事情。

第三个时期(1898-?)，我们已经看到，是在1897年就开始准备的，而在1898年完全代替了第二个时期。这是混乱、瓦解和动摇的时期。人在少年时期，嗓子要发生变化。同样，俄国社会民主党在这个时期，嗓子也发生了变化，它发出一种假嗓，这种假嗓一方面出自司徒卢威和普罗柯波维奇、布尔加柯夫和别尔嘉耶夫等先生的著作，另一方面出自弗·伊-申和尔·姆·、波·克里切夫斯基和马尔丁诺夫的著作。但是向四面走散和向后退却的只是领导者，而运动本身还是继续发展，大步向前迈进。无产阶级的斗争把愈来愈多的工人阶层卷进来了，并且扩展到整个俄国，同时，又间接地促使学生以及其他居民阶层中的民主精神活跃起来。但是领导者的自觉性却在广泛的强大的自发高潮面前屈服了；这时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占优势的已经是另外一批活动家，他们几乎纯粹是靠“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培养出来的，而群众的自发性要求他们具备的自觉性愈高，这样的书刊也就愈显得不足。领导者不仅在理论方面（“批评自由”）和实践方面（“手工业方式”）都落在后面，并且还企图用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来为自己的落后辩护。社会民主主义被合法书刊上的布伦坦诺派和秘密书刊上的尾巴主义者降低为工联主义。《信条》纲领开始实现，特别是在社会民主党人的“手工业方式”使那些非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派别活跃起来的时候。

因此，假使读者责备我把一个《工人事业》谈得太详细了，那我就要回答说，《工人事业》所以具有“历史”意义，是因为它本身最突出地反映了这第三个时期的“精神”。［原注62］真正能够代表混乱和动摇以及无论对“批评”、对“经济主义”或者对恐怖主义都准备让步的，并不是始终一贯的尔·姆·，而正是随风转舵的克里切夫斯基之流和马尔丁诺夫之流。这个时期的特点并不是什么“绝对原则”的崇拜者傲然轻视实践，而是狭隘的实际主义同完全不关心理论的态度相结合。这个时期的英雄们所干的事情，与其说是直接否认“伟大的字眼”，不如说是把它们庸俗化：科学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完整的革命理论，而变成了人们“自由地”把各种德国新教科书里的液体掺进去的大杂烩；“阶级斗争”的口号不是推动人们向前去从事日益广泛、日益有力的活动，却成了安慰人心的手段，因为据说“经济斗争是同政治斗争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政党的观念不是号召人们去建立战斗的革命家组织，而是去替某种“革命的文牍主义”和玩弄“民主”形式的儿戏作辩护。

［原注62］ 我还可用一句德国谚语来回答：Den Sack schlägt m an, den Esel meint man（打的是麻袋，指的是驴子。——编者注），用俄国谚语说就是：打猫吓媳妇。不仅一个《工人事业》，而且 大批的 实际工作者和 理论家 都醉心于时髦的“批评”，在自发性问题上颠三倒四，在对于我们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的理解上离开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而陷入工联主义的观点。

第三个时期什么时候完结，第四个时期什么时候开始（不管怎样，现在已经有许多征兆预示着它的到来），我们还不知道。这里我们已经从历史的领域转入现在的、一部分是将来的领域。但是我们坚信，第四个时期一定会使战斗的马克思主义巩固起来，俄国社会民主党一定会渡过危机而变得更加坚强和更加壮大，机会主义者的后卫队一定会被最革命的阶级的真正的先进部队所“代替”。

作为实现这种“代替”的号召，同时也为了把上述一切加以归纳，我们对于“怎么办？”这个问题，可以作这样一个简单的回答：

结束第三个时期。

载于1902年4月1日《火星报》第19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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