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不管敌人如何拚命反对，社会主义的候选人终于取得了胜利。甚至军队也投票表示拥护六月起义者而反对自己的那个军人部长 拉伊特。秩序党惊呆了。各省选举没有给它带来安慰：选举结果是山岳党获得多数。

1850年3月10日的选举！这是1848年六月事件的翻案：那些放逐和屠杀过六月起义者的人们回到了国民议会，但他们是低声下气，由被放逐者陪伴并且喊着后者的原则回来的。 这是1849年6月13日事件的翻案：曾被国民议会骗走的山岳党回到国民议会来了，但它回来时已不再是革命的指挥官，而是革命的先头号兵了。 这是12月10日事件的翻案：拿破仑以他的部长拉伊特为代表落选了。法国议会史中只有过一次类似的情形：查理十世的部长奥赛在1830年间的落选。最后，1850年3月10日的选举，是使秩序党得到多数的5月13日选举的翻案。3月10日的选举是对5月13日多数的抗议。3月10日是一个革命。隐藏在选票后面的是铺路石。

“3月10日的投票是一场战争”，——秩序党的最极端的分子之一，赛居尔·达居索这样高声叫道。

立宪共和国随着1850年3月10日而踏进了一个新阶段，即 解体的阶段。多数派方面的各个集团重又互相联合起来，并与波拿巴联合起来了；他们又来拯救秩序；波拿巴重又是他们的 中立人物 了。如果他们有时也想起自己的保皇主义的话，那只是因为他们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可能性已感到无望了；如果波拿巴有时也想起他是王位僭望者的话，那只是因为他对自己继续做总统的可能性感到无望罢了。

为了表示回答六月起义者 德弗洛特 的当选，波拿巴在秩序党的指挥下任命曾对布朗基和巴尔贝斯、赖德律－洛兰和吉纳尔提起诉讼的 巴罗什 来做内政部长。为了回答 卡诺 的当选，立法议会通过了教育法；为了回答 维达尔 的当选，国民议会扼杀了社会主义的报刊。秩序党企图以自己报刊的喇叭声来压倒自己所感到的恐惧。“剑是神圣的”，——它的一个刊物这样叫道。“秩序的保卫者应该对红党开始进攻”，——另一个刊物这样声明说。“在社会主义与社会之间进行着一个你死我活的决斗，一个不停息的冷酷的战争；在这个殊死战争中，两方必有一方灭亡；如果社会不消灭社会主义，那社会主义就要消灭社会”，——秩序的第三只雄鸡这样叫道。筑起秩序的街垒、宗教的街垒、家庭的街垒来吧！一定要把巴黎的12万7000个选民收拾掉！给社会主义者来一个巴托罗缪之夜 ［注：1572年8月24日（8月24日为圣巴托罗缪节）的前夕，巴黎天主教徒对胡格诺教徒的大屠杀。——译者注］！而秩序党在刹那间确实是曾相信它准能获得胜利的。

受它的各个报刊攻击得最猛烈的是“ 巴黎的小店主”。巴黎的小店主已把六月起义者选举为自己的代表了！这就是说，1848年6月是不会重演了；这就是说，1849年6月13日是不会重演了；这就是说，资本的道义势力已被摧毁了，资产阶级的议会只代表着资产阶级了；这就是说，大私产一命呜呼了，因为它的臣民——小私产——已到毫无私产者的阵营中去寻求解救了。

秩序党自然要去采取它那必不可免的 老办法。“ 加强镇压！”——它高声叫道，——“ 把镇压加强10倍！”但是它的镇压势力已减少了10倍，而它受到的反抗已增强了100倍。难道不是连最主要的镇压工具——军队，都需要加以镇压吗？于是秩序党就说出了它的最后一言：“必须把窒息着我们的合法状态铁环打断。 立宪共和国是不可能的了。我们一定要运用自己的真正武器来作战。自1848年2月以来，我们总是用革命的武器并在革命的基地上对革命作战，我们接受了革命的机构；宪法是保护围攻者而不是保护被围攻者的堡垒！我们藏身于特洛伊木马的肚子里潜入了神圣的依利翁城，但我们并不是象我们的祖先 希腊人 ［注：双关语：《grecs》是“希腊人”，也是“骗子”。（恩格斯在1895年版上加的注）］ 那样潜入进去的，我们不是占领了敌人的城池，反而是自己成了俘虏。”

宪法的基础是 普选权。 废止普选权，——这就是秩序党的最后一言，资产阶级专政的最后一言。

在1848年5月4日，1848年12月20日，1849年5月13日，1849年7月8日，普选权承认了资产阶级实现这种专政的权利。在1850年3月10日，普选权谴责了它自己。把资产阶级统治视为普选权的结论和结果，视为人民主权意志绝对的表现，——这就是资产阶级宪法的意思。但是，当这个普选权，这个人民主权意志的内容已不再是归结为资产阶级统治的时候，宪法还会有什么意思呢？难道资产阶级的直接责任不正是要把选举加以调整，使其倾向于合理的制度，即倾向于资产阶级的统治吗？难道普选权每次取消现存国家权力而又从本身中间再造出新的国家权力，岂不就是消灭全部安定状态，岂不就是时刻把一切现存权力弄成问题，岂不就是破坏权威，岂不就是威胁着要把无政府状态本身提升为权威吗？在1850年3月10日之后，谁还会怀疑这点呢？

资产阶级既将它向来用作护身符并从中汲取支配一切的力量的普选权抛弃，也就是公开承认：“ 我们的专政至今是遵照人民意志存在的，今后它却一定要违反人民意志而巩固起来了。”所以，资产阶级现今不在 法国 境内寻求靠山，而在法国境外，在外国，在外寇 入侵 中寻求靠山，这种作法是首尾一贯的。

这个第二号科布伦茨 [53] 既选定法国本土作为居留地而号召外国入侵，也就是甘与一切民族情感为敌。它既然攻击普选权，也就是为新的革命造成了 普遍的口实，而革命正是需要有这样一个口实的。任何 局部的 口实，都能使革命联盟中各个集团互相分离，使他们彼此间的差异突露出来。但是 普遍的 口实却把一些半革命性的阶级弄得眼花缭乱，使它们对于即将来临的革命的 明确的性质，对于它们本身行动的后果怀有一种自欺的幻想。任何一个革命都需要有一个宴会问题。普选权就是新革命的宴会问题。

可是，联合的资产阶级中各个集团既已抛弃它们 联合 权力的唯一可能形式，既已抛弃它们 阶级统治 的最强大最完备的形式，即抛弃 立宪共和国，而向后跑回到较低级、不完备、较软弱的形式即 君主国 去，它们就是自己给自己作出了判决。它们正象是一个老人，他为了要恢复自己的青春活力，居然拿出自己童年时代的衣服，妄想把他的枯萎的四肢硬塞进去一样。它们的共和国只有一个功绩，就是 它充当了革命的温室。

1850年3月10日事件带有这样一句题词：

Après moi le déluge〔 我去后哪管他洪水泛滥〕 ［注：据说这是路易十五讲的话。——编者注］。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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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四 1850年普选权的废除

（这是前3章的续文，是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最后两期即第五第六两期合刊所载“述评”中摘出来的。那里首先叙述了1847年爆发于英国的商业大危机，说明欧洲大陆政治纠纷因受这次危机影响而尖锐化并转变为1848年2月和3月的革命，随后又指出，早在1848年即已开始而于1849年又更其加强的工商业的繁荣，如何打消了革命高潮，并使反动派胜利成为可能。然后专门讲到法国时就作了如下的论述：） ［注：这段引言是恩格斯为1895年版所写的。——编者注］

从1849年，特别是1850年初起， 法国 也出现了这样的征兆。巴黎的工业都开足马力进行生产，卢昂和缪尔豪森的棉纺织厂的生产情况也相当好，虽然在这些地区也象在英国一样，原料价格昂贵是个障碍。同时，西班牙的广泛进行关税改革和墨西哥降低各种奢侈品的关税，也大大促进了法国的繁荣。法国商品对这两个市场的输出大大增加。由于资本的增加在法国产生许多投机企业，名义上这些企业是为了大规模开采加利福尼亚金矿。大批的公司相继成立，它们以小额股票和高唱社会主义的广告直接面向小资产者和工人的腰包，但是这完全是一种法国人和中国人所独有的纯粹的欺骗。其中有一家公司甚至直接受到政府的庇护。法国进口税，1848年的前9个月为6300万法郎，1849年的前9个月为9500万法郎，1850年的前9个月为9300万法郎。而1850年9月份，进口税比1849年同月又增加了100余万法郎。1849年出口也有所增加，而1850年增加得更多。

法兰西银行根据1850年8月6日的法令恢复兑现，就是繁荣再度来临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明。1848年3月15日，该行曾受权停止兑现支付。当时，流通的银行券，其中包括外省银行发行的，共达3亿7300万法郎（1492万镑）。1849年11月2日，流通的银行券是4亿8200万法郎，或1928万镑，这就是说，增加了436万镑，而1850年9月2日是4亿9600万法郎，或1984万镑，即增加了将近500万镑。同时，没有发生过银行券贬值的现象；相反的，银行券流通额增加的同时，该行地下室里存的黄金和白银日益增多，因此，1850年夏季金银储备达到了将近1400万镑，这在法国是空前的数额。该行能够这样增加自己的银行券流通额并把自己的流动资本增加1亿2300万法郎，即500万英镑，这一事实显然证明，我们在本刊以前的一期 ［注：见本卷第88—93页。——编者注］ 中断定金融贵族不仅没有在革命中垮台反而更加巩固了，原是正确的。从下面对法国近几年的银行法的概述中可以更为明显地看出这种结果。1847年6月10日法兰西银行受权发行票面额200法郎的银行券。在这以前，银行券的最低票面额是500法郎。1848年3月15日的法令宣布，法兰西银行发行的银行券为法定支付手段，于是该行就解除了为银行券兑换硬币的责任。它有权发行银行券的数额限定为3亿5000万法郎。同时它还受权发行票面额为100法郎的银行券。4月27日的法令规定各个外省银行合并于法兰西银行；1848年5月2日的另一法令允许该行把银行券的发行额增加到4亿4200万法郎。1849年12月22日的法令规定银行券的最高发行额为5亿2500万法郎。最后，1850年8月6日的法令又重新规定银行券可以兑现。银行券流通额不断增加，整个法国信贷都集中在法兰西银行的手中，所有法国的黄金和白银都贮存在该行的地下室里，——这些事实使蒲鲁东先生得出结论说，法兰西银行现在必须脱掉旧的蛇皮，变成蒲鲁东式的人民的银行 [54]。其实，蒲鲁东甚至用不着了解从1797年到1819年英国的银行限制 [55] 的历史，只要看一看海峡的对岸，就可以知道，这个据他看来在资产阶级社会历史中前所未闻的事实正是资产阶级社会中极为正常的现象，只不过现在在法国是第一次出现而已。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在巴黎随着临时政府大唱高调的冒牌革命理论家也象临时政府中的先生们自己一样，对所采取的措施的性质和结果这个问题一无所知。

尽管法国目前出现了工商业的繁荣，但大部分人口，即2500万农民却依然由于严重的不景气而痛苦不堪。近几年的丰收使法国谷物价格跌得比英国还要低，农民因高利贷和苛捐杂税而负债累累和穷困不堪，他们的处境远远不能认为是美妙的。但是，近3年来的历史十分清楚地证明，居民中间的这个阶级根本没有能力首倡革命。

在大陆上，不论危机时期和繁荣时期都比英国来得晚。最初的过程始终是发生在英国；英国是资产阶级世界的造物主。资产阶级社会经常反复经历的周期的各个阶段，在大陆上是以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形式出现的。首先，大陆对英国的输出要比对任何国家的输出多得不可比拟。但是，这样对英国的输出却又取决于英国的情况，特别是海外市场的情况。其次，英国对海外国家的输出要比整个大陆对这些国家的输出多得不可比拟，所以大陆对这些国家输出的多寡始终要取决于英国对海外的输出量。因此，即使危机首先使大陆爆发革命，那末危机的原因仍然还是产生在英国。在资产阶级躯体中，猛烈的震荡在四肢自然要比在心脏发生得早一些，因为心脏得到补救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另一方面，大陆革命对英国的影响的程度同时又是一个晴雨计，它可以测知，这种革命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实际上给资产阶级制度的存在条件以实际的威胁，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仅仅触及这种制度的政治设施。

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 现代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 互相发生 矛盾 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大陆的秩序党各派的代表目前所进行的无休止的争吵是彼此为了使对方丢丑，而决不能导致新的革命；相反的，这种争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目前社会关系的基础十分巩固——这一点反动派并不清楚——，十分 资产阶级化。一切想阻止资本主义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象民主主义者们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懑和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会被这个基础碰得粉碎。 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象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现在来谈一谈 法国。

在人民坚持下，4月28日举行了新的选举，这样，人民自己把自己跟小资产阶级一道在3月10日的选举中所取得的胜利化为乌有了。维达尔不仅在巴黎当了选，而且在下莱茵地区也当了选。山岳党和小资产阶级代表力量很大的巴黎委员会，促使他接受下莱茵地区的委任状。3月10日的胜利已丧失了它的决定性的意义：最后的决定又被拖延下来，人民的紧张情绪也松弛了，他们已经习惯于合法的胜利而不愿去争取革命的胜利了。最后，温情的小市民的社会幻想家欧仁·苏被提名为候选人这件事，完全使3月10日选举失去了革命意义（其意义在于恢复六月起义的声誉）；无产阶级至多不过把这件事看成是献媚于轻佻女郎的玩笑。由于敌人不坚决而胆量更大的秩序党，反对这个良善的候选人，而提出了一个应该体现六月 胜利 的候选人。这位可笑的候选人是斯巴达式的家长勒克莱尔 [56]，不过他身上的英雄甲胄被报纸扯成了碎块，在选举中遭到了惨败。4月28日选举的新胜利鼓舞了山岳党和小资产阶级。山岳党已经心花怒放了，认为它可以用纯合法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用掀起一场使无产阶级再度登上前台的新的革命；它确信，在1852年新的选举中一定能借助普选权把赖德律－洛兰先生安置在总统座位上，并保证山岳党在国民议会里占居多数席位。新的选举，提名苏为候选人以及山岳党和小资产阶级的情绪，使秩序党完全相信，山岳党和小资产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决心保持安然自得的态度，所以秩序党以废除普选权的选举法回答了这两次选举的胜利。

政府极为谨慎，自己不对这项法案负责任。它向多数派作了假的让步，把这项法案的起草工作交给了多数派的首脑17个城主 [57]。这样一来，就不是政府向国民议会提议，而是国民议会的多数派向自己提议废除普选权。

5月8日，这个法案提交议会审核。所有社会民主主义报刊都开始异口同声地劝说人民要保持体面，要保持calme majestueux〔最大的冷静〕，要安然等待，要信赖自己的代表。这些报纸的每一篇论文都承认，革命首先会消灭所谓革命报刊，可见现在的问题是报刊自卫的问题。冒牌的革命报刊暴露了自己的秘密。它签署了自己的死刑判决书。

5月21日，山岳党将问题提交初步讨论，要求否决整个提案，理由是它违反宪法。秩序党回答说，宪法在必要时是要违反的，但现在还用不着，因为宪法可以做各种解释，只有多数派才有权决定哪种解释是正确的。山岳党对梯也尔和蒙塔朗贝尔的肆无忌惮的野蛮进攻，报以彬彬有礼的人道态度。山岳党引证了权利的基础；秩序党给它指出了产生权利的基础——资产阶级所有制。山岳党哀求地说：难道他们真的要不顾一切地挑起革命吗？秩序党回答说：革命是不会使我们惊慌失措的。

5月22日，问题的初步讨论以462票对227票的多数而告结束。有些人曾经十分庄严而认真地证明说，国民议会和每个议员一旦使赋予他们代表权的人民丧失了权利，自己也就会丧失代表权，正是这些人仍然泰然自若地坐在自己的席位上，他们不是自己去行动，而是突然让全国行动起来，以请愿的方式行动起来；甚至当5月31日法案已经顺利通过的时候，他们还是安然不动。他们由于企图为自己雪耻，而写了一份记录他们与强奸宪法毫无关系的事实的抗议书，但是，就连这份抗议书，他们也没有公开发表，而偷偷地塞进议长的衣袋里。

屯驻巴黎的15万大军，最后的决定无限期的拖延，报刊提出的保持冷静的号召，山岳党和新当选的议员的胆小怕事，小资产阶级的最大的冷静，而主要是工商业的繁荣，阻碍了无产阶级进行任何革命的试图。

普选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大多数人民都上了有教育意义的一课，普选权在革命时代所能起的作用也不过如此。它必然会被革命或者反动所废除。

在随后不久发生的事件中，山岳党表现了更大的毅力。陆军部长奥普尔在国民议会的讲坛上把二月革命称作是不祥的灾难。山岳党照例以大吵大嚷表示正义的不满，但是议长杜班不让山岳党的演说家发言。日拉丹提议山岳党立刻全体退出会场。结果，山岳党依然就席不动，而日拉丹则作为一个不够资格的人被驱逐出山岳党。

选举法还需要有个补充，即制定新 出版法。后者不久就会问世。经过秩序党的大量修正而变得更加严厉的政府提案，规定要增加保证金，规定对报纸上刊载的小说附加印戳费（这是对欧仁·苏当选的报复），对周刊和月刊上满一定页数的一切作品都要征税，最后，规定报纸上的每一篇文章都要有作者署名。保证金的规定扼杀了所谓革命报刊；人民把这些报纸的死亡看成是废除普选权的报应。但是，新法案的意图和作用不仅仅指向这一部分报刊。当报刊是匿名的时候，它是广泛的无名的社会舆论的工具；它是国家中的第三种权力。每篇文章都署名，就使报纸纯粹成了或多或少知名的人士的作品文集。每一篇文章都降到了报纸广告的水平。在这之前，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现在报纸却变成了令人难以相信的单户期票，它的可靠程度和流通情况不仅取决于开支票者的信用，而且还取决于背书人的信用。秩序党的报刊不仅煽动废除普选权，而且还煽动对“坏”报刊采取极端严厉的措施。然而，就连“好”报刊，也由于不祥的匿名而不合秩序党的口味，尤其不合它的外省的各个代表的口味。秩序党希望只跟领取稿酬的著作家打交道，想知道他们的名字、住址和相貌。“好”报刊埋怨人家以忘恩负义的恶劣态度来酬谢它的功劳是白费力气的。法案通过了，而署名的要求首先打击了它。共和主义政论家是相当著名的，但是，当这批神秘人物突然表现为象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一样的卖身求荣、见钱眼开、为了金钱而一生为什么都作辩护的penny-a-liners〔不值钱的文人〕，或者表现为象卡普菲克那样以国家要人自居的老废物，或者表现为象“辩论日报”的勒姆安先生那样的卖弄风骚的下流作家的时候，被吹嘘为国家之智慧的“辩论日报”、“国民议会报” [58]、“立宪主义者报” [59] 等等可尊敬的报馆便陷于愚蠢透顶的地步。

在讨论出版法的时候，山岳党已经如此下流，竟一味给路易－菲力浦时代的老知名之士维克多·雨果先生的高谈阔论拍手喝采。

从选举法和出版法通过时起，革命的和民主的党派就退出了官场的舞台。议会闭会不久，在议员动身回家之前，山岳党的两派——社会主义民主派和民主社会主义派——发表了两篇宣言，即两份testimonia paupertatis〔贫困证明书〕，用以证明，虽然权力和成功从来没有在他们那一边，但是他们却一向都是站在永恒的正义和一切永恒的真理的方面 [60]。

现在来谈一谈秩序党。“新莱茵报”杂志在第3期第16页上写道：“波拿巴反对那些联合起来的奥尔良党人和正统主义者的复辟欲而保卫着自己实际政权的法律基础——共和国；秩序党反对波拿巴的复辞欲而保卫着自己共同统治的法律基础——共和国；正统主义者反对奥尔良党人，奥尔良党人反对正统主义者而保卫着status quo〔现状〕——共和国。秩序党中所有这些集团各自in petto〔心里〕都有各自的国王，都有各自的复辟王朝，同时又都为反对自己敌方的篡夺欲和谋叛而坚持着资产阶级的共同统治，坚持着它们各自的要求借以互相抵消而又互相保留的统治形式—— 共和国。……当梯也尔说‘我们保皇党人是立宪共和国的真正支柱’时，他甚至没有料想到他的话里竟包含有这末多的真理。” ［注：见本卷第88—89页。——编者注］

Républicains malgré eux〔不得已的共和派〕 ［注：暗喻莫里哀的喜剧“打出来的医生”。——编者注］ 这出喜剧，即反status quo的喜剧和现状的不断巩固；波拿巴与跟国民议会之间的一贯冲突；秩序党内经常出现的分裂为几个组成部分的危险；它的各派经常的重新团结；每一派都想把对共同敌人的每一次胜利变成自己的暂时同盟者的失败的企图；相互的仇视，陷害，谋杀，常常拔剑动武，而结果总是baiser Lamourette〔拉摩勒特式的接吻〕 [61]，——整个这一出平平淡淡的谬误喜剧从来没有演得象最近6个月那样精彩。

秩序党同时把选举法也看作是对波拿巴的胜利。波拿巴政府把自己提案的草拟工作和对这项提案的责任交给了十七人委员会，这难道还不是波拿巴政府放弃了政权哪？难道波拿巴对抗国民议会的主要本钱不就是他有600万选民吗？在波拿巴这方面看来，选举法是对议会的让步，他用这种让步换得了立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协调。下贱的冒险家要求把他的薪俸增加300万法郎来酬劳这种让步。国民议会在它宣布法国绝大多数人民不受法律保护的情况下，能否跟行政权发生冲突呢？国民议会十分气愤；看来它决心要采取极端措施了；它的委员会否决了提案；波拿巴的报刊通过指出人民被抢劫和被剥夺了选举权的办法也采取了严厉的口气。进行了许多喧嚷的企图达成协议的活动；议会终于在事实上作了让步，但同时在原则上却进行了报复。国民议会不同意在原则上把年俸固定增加300万法郎的要求，而决定只拨给波拿巴216万法郎的临时补助金。它对此并不满意，它之所以作了这种让步，只是因为秩序党的将军和波拿巴的自告奋勇的庇护者尚加尔涅主张这样做。这样，这200多万的款子实际上不是决定给波拿巴的，而是表决给尚加尔涅的。

波拿巴全然以赏赐者的心情接受了这个de mauvaise grace〔勉强〕抛掷的施舍。波拿巴的报刊重新对国民议会进行了攻击，而当讨论出版法过程中首先针对代表波拿巴私人利益的二流报纸提出了关于文章署名的修正案的时候，波拿巴派的主要机关报“权力报” [62] 对国民议会进行了肆无忌惮的猛烈攻击。内阁阁员不得不在国民议会面前斥责这家报纸；“权力报”的主编被传来向国民议会请罪，并被科以最高的罚金5000法郎。次日，“权力报”刊载了一篇更蛮横的文章攻击议会，而政府为了报复起见，以破坏宪法的罪名控告了几家正统派的报纸。

最后，提出了议会会议延期的问题。波拿巴为了行动不受国民议会的任何阻碍，需要会议延期。秩序党一方面为了自己的各个流派进行阴谋活动，另一方面为了各个议员的个人利益，也需要会议延期。两者为了巩固和扩大各省的反动派的胜利都需要会议延期。因此议会把它的会议从8月11日延期到11月11日。但是，因为波拿巴毫不隐讳地一心想要摆脱国民议会的讨厌的监督，所以议会使它的信任票本身具有了不信任总统的性质。没有一个波拿巴分子参加由28人组成的在议会休假时期保护共和国贞操的常设委员会 [63]。为了向总统证明多数人对制宪共和国的忠诚，没有选波拿巴分子，反倒选了几个“世纪报”和“国民报”的共和派分子。

在议会会议延期前不久，尤其在刚刚延期的时候，看来，秩序党的两大派奥尔良派和正统派要准备和解，和解的基础就是它们斗争时所标榜的两个皇室的合并。报纸上满是圣列奥纳尔德斯的路易－菲力浦的病床前所讨论的和解计划；但是路易－菲力浦的逝世突然使情况简单化了。路易－菲力浦是个篡位者，亨利五世曾被他劫夺过，而巴黎伯爵由于亨利五世无嗣便成了他的合法继承人。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借口来反对两个王朝的利益的结合。但是资产阶级的两个流派恰恰现在才终于明白，使它们分裂的并不是对这个或那个皇室的温情的爱恋，相反的，是它们的不同的阶级利益使两个王朝分了家。正统派象他们的竞争者到圣列奥纳尔德斯去谒见路易－菲力浦一样，到维斯巴登谒见亨利五世，在那里获悉路易－菲力浦逝世的消息。他们立刻组织了in partibus infidelium〔在野〕 [64] 内阁，其成员主要是上述保护共和国贞操的委员会的委员，这个内阁趁党内发生冲突的时机立刻直言不讳地宣布他的权利是上帝恩赐的。奥尔良派看到这个宣言 [65] 在报刊上使对方丢了丑而兴高采烈，竟毫不掩饰他们公开敌视正统派的态度。

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各省议会都开会了。它们大多数都赞成用或多或少的保留条件来限制修改宪法，就是说，它们赞成君主制复辟，但又不加以比较确切的说明；赞成“ 解决问题”，但同时又认为自己权力和胆量都太小，因而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波拿巴派急忙从延长波拿巴总统任期的角度来解释这种修改宪法的希望。

统治阶级决不能容许用合法的宪制的方法解决问题，就是说，决不能容许波拿巴在1852年5月退职，同时由全国选民选举新总统，在新总统上任后几个月之内由为修改宪法而选出的特别议院来修改宪法。新总统选举之日，必定是正统派、奥尔良派、资产阶级共和派、革命派等一切敌对政党相缝之日。结果必然要发生各个派别之间的暴力冲突。即使秩序党能够一致推出一个皇室之外的中立候选人，波拿巴也会反对这个候选人。秩序党在其反对人民的斗争中不得不经常加强行政权的力量。行政权一加强，它的执有者波拿巴的地位也就加强了。因此，秩序党为加强其共同的实力而采取的每一步骤，也就加强了想登王位的波拿巴的战斗力，增加了他在紧急关头以武力阻挠用宪制方法解决问题的可能性。那时，波拿巴在其反对秩序党的斗争中会不惜破坏宪法的一个基础，正象秩序党在其反对人民的斗争中不惜破坏宪法的另一基础，即废除普选权一样。很可能，他甚至会诉诸普选权来反对国民议会。总之，制宪的解决办法会使整个政治status quo〔现状〕岌岌可危，而资产者觉得在status quo动荡不定的后面是混乱，无政府状态，内战。他们好象觉得，在1852年5月头一个星期日，他们的一切买卖活动，期票，婚约，公证书，抵押，地租，房租，利润，一切契约和收入来源都将朝不保夕，——他们不能让自己冒这样的危险。在动荡不定的政治status quo的背后潜伏着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于崩溃的危险。对资产阶级来说，唯一可能解决的办法就是延期解决的办法。它只能用破坏宪法和延长总统任期的办法来挽救立宪共和国。这就是秩序党报刊在省议会会议后对所热中的“解决问题”的办法经过了长期而深入的辩论而做的结论。由此可见，可耻的是强大的秩序党认为自己不得不认真对付这个可笑的平庸的它所仇恨的人物假波拿巴。

这个龌龊的人物对愈来愈使他成为必要人物的真正原因却糊里糊涂。他的党十分明了，波拿巴的作用日益增长是当时的环境造成的，而他本人却相信，这完全是他的名字的魔力和他一贯模仿拿破仑造成的。他的雄心一天比一天大。他以周游法国回答了对维斯巴登和圣列奥纳尔德斯的拜谒。波拿巴分子对他这个人的魔力不抱什么希望，所以他们派出成火车成马车的巴黎流氓无产阶级组织十二月十日协会的成员到处跟着他捧场喝采。他们根据该城市对总统接待的情况，通过自己的傀儡之口说出或者意味着共和主义的温顺的话，或者意味着坚忍和倔强的精神的话，作为总统施政的座右铭。尽管施用了一切花招，但是这次出访还是极不象个凯旋的游行。

波拿巴确信他用这种办法把人民鼓动起来了，于是他着手在军队里进行宣传。他在凡尔赛附近的萨托里平原上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在阅兵时，他力图用大蒜腊肠、香槟酒和雪茄烟来收买兵士。如果真拿破仑在其侵略性远征的困难当中善于靠突如其来的表现家长式的关怀来鼓励疲劳的士兵，那末假拿破仑则以为，士兵高喊《Vive Napoléon，vive le saucisson！》〔“拿破仑万岁，腊肠万岁！”〕，即“腊肠万岁，小丑万岁！” ［注：俏皮话：《Wurst》——“腊肠”，《Hanswurst》——“小丑”。——编者注］，就是向他表示感谢。

这次阅兵式的结果，暴露出了波拿巴和陆军部长奥普尔方面跟尚加尔涅方面长期隐伏的纠纷。秩序党认为尚加尔涅是它的真正中立的人物，因为这个人谈不上有什么想登王位的野心。秩序党指定他作为波拿巴的继承人。加之，尚加尔涅由于在1849年1月29日和6月13日的行为，竟成了秩序党的伟大统帅，在胆怯的资产者看来成了以蛮横的干涉砍断了革命的戈尔迪之结 ［注：戈尔迪之结用以喻借武力方能解决的难题。相传戈尔迪以其乘舆之辕与轭用结系住，牢固不可解，声言有能解此结者，得以统治小亚细亚，亚历山大大帝拔剑斩开此结。——译者注］ 的新亚历山大。其实他跟波拿巴一样的可怜，他以这种极便宜的手段变成一个有势力的人物，被国民议会捧出来作为总统的监视人。他自己以波拿巴的庇护者的身分卖弄过风骚——如在讨论总统的薪俸时就是如此——，并且对待波拿巴和阁员们愈来愈高傲。当人们预料新选举法公布时会发生暴动的时候，他不许他的军官接受陆军部长或总统的任何命令。报刊方面也帮助吹捧尚加尔涅这个人。秩序党由于完全没有什么杰出人物，而不得不把一个人描绘成它整个阶级中并不存在的有力人物，以这种办法把他吹捧为一个巨人。关于尚加尔涅是“社 会中坚”的神话就是这样产生的。尚加尔涅能把整个世界担在自己的双肩上的无耻的欺骗和神秘的骄傲，跟萨托里阅兵时和在此以后所发生的事件形成了十分可笑的对比。这些事件无可争辩地证明，只要波拿巴这个极端渺小的人物灵机一动，就足以使资产阶级恐慌心理的幻想产物——巨人尚加尔涅降为一个平庸人物，就足以把这位拯救社会的英雄变成领取抚恤金的退伍将军。

波拿巴有一次曾嗾使陆军部长跟讨厌的庇护者因纪律问题而发生冲突，来对尚加尔涅进行报复。最近在萨托里举行的阅兵式，终于使旧怨公开爆发了。当骑兵团列队通过波拿巴面前并高呼反宪法口号《Vive l’empereur！》〔“皇帝万岁！”〕时，拥护制宪的尚加尔涅的不满达到了极限。波拿巴为了逃避在议会即将召开的会议上对这些口号进行不愉快的辩论，把陆军部长奥普尔撤了职，任命他为阿尔及利亚的总督。他任命一个十分可靠的帝国时代的老将军担任了陆军部长的职务，这位老将军的粗暴丝毫不亚于尚加尔涅。但是，为了不让人觉得奥普尔的免职是对尚加尔涅的让步，波拿巴同时又把伟大的社会救星的心腹诺马耶将军从巴黎调到南特。诺马耶是在最近一次阅兵式上使步兵在拿破仑继承人面前默默走过的罪魁。由于诺马耶的被调而感到自己被触犯的尚加尔涅开始表示抗议，进行恫吓。结果白费力气！经过两天的谈判，调动诺马耶的命令在“总汇通报”上发表了，秩序的英雄除了服从纪律或提请辞职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办法。

波拿巴跟尚加尔涅的斗争是他跟秩序党的斗争的继续。因此，11月11日国民议会在不祥的征兆下召开了新的会议。但是，这将是杯水之浪。一般地说，旧把戏还会重演。尽管秩序党各派的原则维护者嚎啕大叫，秩序党的多数人仍然不得不延长总统任期。仅仅因为缺钱就已经屈服了的波拿巴，不管自己过去进行了怎样的抗议，也要把这种延长的权力当作纯粹从国民议会手里得到的职权接受下来。这样，问题的解决就延搁下来，status quo就保持下去；秩序党的各派互相攻击，互相削弱，使对方无地自容；对共同的敌人、即全国群众的镇压就会加强，以至最后归于消灭，直到经济关系本身终于重新达到很高的发展水平，甚至使所有这些互相争吵的政党跟它们的立宪共和国由于新的爆炸而粉身碎骨为止。

不过，为了安慰资产者，还需要补充一点，波拿巴与秩序党之间的斗殴，使交易所里许多小资本家破了产，使他们的资本转到交易所大豺狼的腰包里去了。

注释：

[64] In partibus infidelium（直译是在异国）——天主教主教被任命为非基督教国家的纯粹名义上的主教时，其头衔上添有这种字样。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用这个辞来指完全不顾国内实际情况而在国外成立的各种流亡政府。 这里是指预定在正统派的王位僭望者尚博尔取得政权时所要成立的由德·列维斯、圣蒲利斯特、贝利耶、帕斯托里和德斯卡尔等组成的内阁。——第121页。

上一篇回目录## 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 [508]

目前再版的这部著作，是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在“共产党宣言”中，这个理论曾被大体地应用于全部近代历史；在马克思和我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这个理论曾被经常用来解释当时发生的政治事件。可是，这里的问题是要把一个对全欧洲都很紧要同时又很典型的多年历史发展时期中的内在因果联系揭示出来，从而按照作者的观点，把政治事件归结于终究是经济原因的作用。

在判断当前发生的个别事件或一系列事件时，总是不能探索出 终极 的经济原因。甚至在今天已有相当的专门报刊提供这样丰富的材料的时候，即使在英国都还没有可能这样逐日地考察工业和世界市场贸易的发展进程以及生产方法中发生的变化，以致能够随时对这些十分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因素作出一般的总结，况且，其中最重要的那些因素，在还没有突然猛烈暴露出来以前，大部分都是在长时期内处于潜在活动状态的。对于某一个时期的经济史的明确观念，决不能和事件本身同时得到，而只有在事后，即在搜集和鉴别了材料之后才能得到。在这里，统计是必要的辅助手段，而统计总是落在事件后头的。因此，在研究当前的事件时，往往不得不把这个带有决定意义的因素看做是固定的，把有关时期开始时存在的经济状况看做是在整个时期内一成不变的，或者只考虑这个状况中那些从现有的明显事件中产生出来因而同样是十分明显的变化。所以，唯物主义的方法在这里就往往只得局限于把政治冲突归结于由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现有各社会阶级以及各阶级集团的利益的斗争，而把各个政党看做是这些阶级以及阶级集团的多少确切的政治表现。

不言而喻，这种对经济状况（所研究的一切过程的真正基础）中同时发生的种种变化的不可避免的忽略，一定要成为产生错误的源泉。但是，概括叙述当前事变的一切条件都不可避免地包含有产生错误的源泉，然而这并不妨碍任何人去写当前事变的历史。

当马克思着手写这部著作时，要避免上面所说的那种产生错误的源泉更是不可思议。在1848—1849年的革命时期，要考察同时发生的那些经济变化，或者即使只要把它们保持在视野中，也简直是不可能的。在流亡于伦敦的最初几个月，即在1849—1850年的秋季和冬季，这同样是不可能的。然而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写这部著作的。虽有这些不利的情况，但是，由于马克思精确了解法国在二月革命前夕的经济状况以及这个国家在二月革命以后的政治历史，所以能对当时的事变作出了这样一个叙述，这个叙述对当时事变的内在联系的揭示达到了至今还无人超越的程度，并且它光辉地经受住了后来由马克思自己进行的两度考验。

第一次考验是这样来的，即从1850年春天起，马克思又有工夫从事经济研究，并且首先着手研究了最近十年的经济史。结果，他从事实中完全弄清楚了他以前半先验地根据远不完备的材料所推出的结论，即：正是1847年的世界贸易危机产生了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从1848年年中起开始逐渐重新到来而在1849年和1850年达到全盛的工业繁荣，是新近加强了的欧洲反动派的振奋力量。这是有决定意义的。如果说在头三篇文章中（载于1850年汉堡出版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月号、2月号和3月号），还存有期待不久就会有革命力量新高涨到来的心理，那末由马克思和我为1850年秋季出版的最后一期合刊号所写的那篇历史述评（5—10月），就已永远抛弃了这种幻想，那里指出：“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像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 [509] 然而这是我们所必须做的唯一重大修改。前几篇文章中对于事变所作的解释，那里所确定的种种因果关系，都绝对没有什么需要改动的地方，这是从上述那篇述评中对1850年3月10日至秋季的史实续述可以看出的。因此，我就把这篇续述文字当做第四篇文章编入了本版。

第二次考验还要更为严峻。在路易·波拿巴1851年12月2日举行政变之后，马克思立刻又重新探讨了自1848年2月起直至这次暂时结束了革命时期的事变止的法国历史（“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85年汉堡迈斯纳出版社第3版 [510]）。在这本小册子里，对我们现在重版的这部著作中所考察过的时期又作了分析，不过较为简略一些。如果把这个参照一年多以后发生的决定性事变做出的第二次记述与第一次记述比较一下，就可看到作者需要改动的地方是很少的。

使这部著作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是，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国工人政党都一致用以概述自己的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在第二章中，讲到那里称作“初次概括无产阶级各种革命要求的笨拙公式”的“劳动权”时说道：“但是劳动权实际上是表示控制资本，而控制资本又是表示 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的工人阶级支配，从而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 [511] 这样，这里就第一次表述了一个使现代工人社会主义既与形形色色封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又与空想和自发的工人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模糊的“财产公有”截然不同的原理。如果说马克思后来把这个公式也推广到交换手段的占有上，那末这种由“共产主义宣言”中自然地引伸出来的推广，不过是从基本原理中得出的结论罢了。最近英国有些聪明人对此还提出了一个补充，说“分配手段”也应该转归社会。这些先生未必能说明这些不同于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经济分配手段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吧；他们莫不是指政治的分配手段，如捐税、包括萨克森森林 [512] 及其他补贴在内的贫民救济吗？但是，首先，这些分配手段现今已经归社会所有，属于国家或市镇；其次，这些手段正是我们所想要废除的。

※ ※ ※

当二月革命爆发时，我们大家关于革命运动的条件和进程的观念，都受过去历史经验，特别是法国经验的影响。须知正是法国在1789年以来的全部欧洲历史中起了主要的作用，正是它现在重又发出了普遍变革的信号。因此，我们关于1848年2月在巴黎所宣布的“社会”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进程的观念，带有回忆1789—1830年榜样的浓厚色彩，这是很自然和不可避免的。而当巴黎起义在维也纳、米兰和柏林的胜利起义中获得响应时；当整个欧洲直至俄国边境都被卷入运动时；当后来6月间在巴黎发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彼此争夺统治的第一次伟大搏斗时；当甚至资产阶级的胜利也如此震撼各国资产阶级，致使它又重新投入刚被推翻的君主封建反动势力的怀抱时，——在当时的情势下，我们不可能有丝毫怀疑：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这个决战定将在一个很长的和充满变迁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然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获得最终胜利。

在1849年失败以后，我们并没有与那些in partibus〔在国外〕 ［注：in partibus infidelium——直译是：“在异教的国家中”。天主教主教被任命为非基督教国家的纯粹有名无实的主教时，在其头衔上添有这种字样。——编者注］ 聚集在未来临时政府周围的庸俗民主派抱着相同的幻想。他们指望“人民”很快就会彻底打败“暴君”，我们却估计到这个“人民”内部所隐藏着的对立成分在铲除“暴君”后定会彼此进行长久的斗争。庸俗民主派一天又一天地期待新的爆发；我们却早在1850年秋季就已宣称，至少革命时期的第一阶段已告结束，而在新的世界经济危机尚未到来以前什么也不会发生。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当时曾被某些人当做革命叛徒革出教门，可是这些人后来只要受到俾斯麦的光顾，就几乎毫无例外地跟俾斯麦和解了。

但是，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

以往的一切革命，都是归结于某一阶级的统治由另一阶级的统治所替换；但是，以往的一切统治阶级，对被统治的人民群众而言，都只是区区少数。这样，一个统治的少数被推翻了，另一个少数又起而掌握国家政权并依照自己的利益改造国家制度。每次这都是在一定的经济发展状态下能够并且应该进行统治的少数集团，正因为如此，并且也只是因为如此，所以在变革发生时，被统治的多数或者是站在这个少数集团方面参加变革，或者是安然容忍这个变革。但是，如果把每一个别场合的具体内容撇开不谈，那末这一切革命的共同形态就在于：它们都是少数人的革命。多数人即使参加了，他们也只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行动的；然而，正是由于这种情形，或者甚至只是由于多数人采取消极态度，没有进行抵抗，就造成了一种假象，仿佛这个少数是代表全体人民的。

在第一次巨大的成功以后，胜利的少数照例发生分裂，其中一部分人满足于已经达到的成就，另一部分人则想继续前进，提出一些新的要求，这些要求至少有一部分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正的或想像的利益的。在个别的场合，这些较激进的要求曾见诸实现，不过大部分都只是短时期的，因为较温和的一派重新占得上风，最近取得的成果便又全部或部分地化为乌有；于是战胜者就高叫有人叛变，或者把失败归咎于偶然。而实际上情形多半是这样：第一次胜利的成果，只是由于较激进的一派取得第二次胜利才会巩固下来；当这点一经达到，从而使当时必须实现的事情获得实现时，激进派及其成绩就又重新从舞台上消失了。

从十七世纪英国大革命起的近代一切革命，都显示了这些似乎是与任何革命斗争分不开的特征。看来，无产阶级争取自己解放的斗争也具有这些特征，何况恰好在1848年，稍微懂得应该循哪个方向去求得这一解放的人还是屈指可数。甚至连巴黎的无产阶级群众本身，在获得胜利后也还完全不明了应该走哪一条路。然而运动终究是已经有了，这是本能的、自发的和不可抑止的运动。难道这不正是革命——虽然是由少数人所领导，但这一次已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是为了多数人的真正利益进行的革命，——一定要获得成功的形势吗？既然在一切稍微长久的革命时期中，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样容易被那些拚命挤到前面来的少数人用骗人的花言巧语所诱惑，那末他们对于那些最确切地反映他们经济状况的思想，对于那些不外是明确而合理地表达他们自己虽还未理解到、但已经模糊感觉到的要求的思想，难道会更难接受吗？诚然，当幻想一消失而失望袭来的时候，人民群众的这种革命情绪就几乎总是，而且往往是很快地转为厌倦，或者甚至转到相反的方面去。但是，在这里，问题不是在骗人的花言巧语，而是在实现绝大多数人本身的真正利益；诚然，这些利益当时还并没有为这绝大多数人所认识，但是在其实际实现的过程中，由于具有令人信服的明显性，一定很快就会为这绝大多数人所充分认识的。并且，正如马克在第三篇文章中所证明的，1848年“社会”革命中所产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发展，到1850年春季已使实际统治集中于大资产阶级——而且是具有保皇主义倾向的大资产阶级手中，另一方面，所有其他的社会阶级，农民和小资产者，则已团结到无产阶级周围，因而在共同胜利时和在共同胜利后，应该成为决定因素的不是他们，而是已经有经验教训的无产阶级。难道在这些条件下，还不可以完全期望少数人的革命变成多数人的革命吗？

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革命自1848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初次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把德国变成了一个真正第一流的工业国，——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然而，正是这个工业革命到处都使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明朗化起来；它排除了从工场手工业时期遗留下来而在东欧甚至是从行会手工业中遗留下来的许多过渡形态，产生了真正的资产阶级和真正的大工业无产阶级，并把它们推到了社会发展的前台。因此，在1848年除英国而外只在巴黎以及某些大工业中心发生的这两大阶级之间的斗争，现在已遍布全欧洲，并且达到了在1848年还难以想像的猛烈程度。在那个时候是各种宗派的许多模模糊糊的福音，其中每一派都有其万应灵丹；现在却是马克思的 一个 大家公认的透彻明了的理论，明确地规定了斗争的最终目标。在那个时候是由于地方和民族的特点而分散隔离的群众，他们只是由共同蒙受痛苦的感情联结起来，还不成熟，往往一筹莫展地摇摆于热情与绝望之间；现在却是一支 统一 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军，它所向披靡地前进，它的人数、组织性、纪律性、觉悟程度和胜利信心都在与日俱增。既然连这支强大的无产阶级军队也还没有达到目的，既然它没有能够以 一次 决定性的打击取得胜利，而不得不慢慢向前推进，在严酷顽强的斗争中夺取一个一个的阵地，那末这就彻底证明了，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

资产阶级分裂成两个王朝保皇集团 [513]，但它要求的首先是它的金融活动所需的平静和安全；与之相对抗的，是虽被打败、但仍然威严可畏的无产阶级，小资产者和农民日益聚集在它的周围；经常存在有暴力爆发的威胁，而这种爆发又不能提供任何彻底解决问题的希望，——这就是好像专为第三个王位僭望者（冒牌民主主义的王位僭望者）路易·波拿巴举行政变造成的形势。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借助军队结束了紧张局势，保障了欧洲各国的内部安宁，同时又赐给了它一个新的战争时代。自下而上进行革命的时期暂告结束了；跟着来的是自上而下进行革命的时期。

1851年的恢复帝国，又一次证明那时无产阶级的意图尚未成熟。但是正是帝国本身必定要造成使无产阶级的意图臻于成熟的条件。内部安宁为新的工业繁荣提供了充分保证；由于需要使军队有事可做，并且由于需要用对外政策问题转移革命意向，结果就产生了战争，而波拿巴就利用这些战争，借口维护“民族原则” [514]，千方百计为法国兼并领土。他的模仿者俾斯麦，也为普鲁士采取了同样的政策；在1866年，他举行了他的政变，即对德意志联邦和奥地利，并对那跟政府发生冲突的普鲁士议会，实行了一个自上而下的革命。可是，欧洲太小，容不下两个波拿巴，于是按照历史的讽刺，俾斯麦推翻了波拿巴，而普鲁士国王威廉则不仅建立了一个小德意志帝国，而且还建立了一个法兰西共和国。然而总的结果则是，欧洲除波兰而外的所有各个大民族的独立自主和内部统一都成了现实；诚然，其疆界是比较狭小的，但是毕竟已宽广到足以使工人阶级的发展进程不再受民族纷争的阻碍了。1848年革命的掘墓人，竟成了它的遗嘱执行者。而在他们旁边则已有1848年革命的继承者威严地站立起来，这就是以 国际 为代表的无产阶级。

在1870—1871年的战争以后，波拿巴从舞台上消失了，而俾斯麦的使命也已经完成，因此他又可以变成一个平庸的容克了。可是，结束这个时期的却是巴黎公社。梯也尔想窃取巴黎国民自卫军大炮的背信弃义的企图，引起了一次胜利的起义。又可以看到，在巴黎，除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以外，任何其他的革命都已是不可能的了。在胜利后，统治就自然而然地、不容争辩地落到了工人阶级手中。又可以看到，甚至在那时，即在本书所考察的那个时期后已经过了二十年的时候，工人阶级的这种统治还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法国让巴黎听天由命，无动于衷地观望着它在麦克马洪的炮弹下流血；另一方面，公社本身分成了布朗基派（多数）和蒲鲁东派（少数），无论哪一派都不知道应该干什么，彼此进行着无谓的斗争，致使公社精力疲惫。1871年的轻易胜利，也和1848年的突然袭击一样，都是没有什么成果的。

人们以为战斗的无产阶级也跟巴黎公社一起被彻底埋葬了。可是，恰恰相反，无产阶级最强有力的进展，是从公社和普法战争的时候开始的。所有适合于服兵役的人之被编入军队，人数达数百万之众的军队，以及效力空前强大的火器、炮弹和炸药的采用，——这一切在全部军事方面造成了完全的变革，这种变革一方面使得除了空前残酷而结局完全无法逆料的世界战争以外的任何别种战争都成为不可能，因而立刻结束了波拿巴的战争时期并且保证了和平的工业发展。另一方面，这个变革使得军费按照几何级数增长，必然引起捐税的激增，从而迫使人口中较贫苦的阶级投入社会主义的怀抱。亚尔萨斯—洛林的兼并，这个引起疯狂军备竞争的最近原因，能够煽起法德两国资产阶级互相敌对的沙文主义思想，但它对于这两国的工人只是成了一个新的联系环节。而巴黎公社的周年纪念日，则成了全体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共同节日。

1870—1871年的战争和公社的失败，如马克思所预言的，暂时把欧洲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移到了德国。在法国，要从1871年5月的流血牺牲中复元过来，自然需要多年的时间。在德国则恰恰相反，工业因获得法国数十亿滋润补助 [515]，简直像处在温室条件下一样愈益迅速发展起来，因而社会民主党更加迅速和勇往直前地成长起来。由于德国工人善于利用1866年实行的普选权，党的惊人的成长就以无可争辩的数字展现在全世界面前：社会民主党所得的选票在1871年为102000，1874年为352000，1877年为493000。接着就是当局以反社会党人法的方式来承认了这些成就；党暂时被击败了，所得选票在1881年降到了312000。但是党很快就克服了这种情况，正是在受非常法压迫、没有报刊、没有合法组织、没有结社集会权利的情形下，才真正开始了迅速的增长：1884年为550000票，1887年为763000票，1890年为1427000票。这时，国家的手也就变得软弱无力了。反社会党人法消失不见了，社会党人的选票增到了1787000张，即占总票数的四分之一以上。政府和统治阶级使尽了一切手段，可是毫无用处，毫无成效，毫无结果。当局，从更夫以至首相，都不得不接受——并且是从可恶的工人方面接受！——表明自己无能为力的明显证据，而这种证据计达数百万之多。国家已经走入绝境，工人却刚才起程。

但是，德国工人除了单以自己作为一个最强有力、最有纪律并且最迅速增长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存在，就已对工人阶级事业作出这头一个贡献以外，还对它作出了第二个重大贡献。他们给予了世界各国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他们向这些同志们表明了应该怎样利用普选权。

普选权在法国是老早就已存在的，但它在那里因受波拿巴政府滥用而获得了一种恶劣的名声。公社之后，就没有工人政党能去利用它了。在西班牙，普选权也是自共和国成立时起就已施行了的 [516]，但在西班牙拒绝参加选举早已成为一切严肃的反对党派的通例。瑞士试行普选权的结果，也根本不能鼓舞工人政党。罗曼语各国的革命工人都惯于把选举权看做陷阱，看做政府的欺骗工具。在德国，就不是这样。“共产党宣言”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而拉萨尔重又提出了这个要求。当俾斯麦不得不实施普选权作为使人民群众对他的计划发生兴趣的唯一手段时，我们的工人立刻就很认真地对待了这件事情，把奥古斯特·倍倍尔选进了第一届制宪帝国国会。从此以后，他们就一直这样使用选举权，以致使他们自己得到了巨大的利益，并成了世界各国工人效法的模范。如果用法国马克思主义纲领中的话来说，选举权已经被他们transformé de moyen de duperie qu’il a été jusqu’ici en instrument d’émancipation——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工具。 [517] 并且，即使普选权再没有提供什么别的好处，只是使我们能够每三年计算一次自己的力量；只是通过定期标志出的选票数目的意外迅速的增长，同样地既加强工人的胜利信心，又加强敌人的恐惧，因而成了我们最好的宣传手段；只是给我们提供了关于我们自身力量和各个敌对党派力量的精确情报，从而给予了我们一根能估计我们行动的比例尺，使我们既可避免不合时宜的畏缩，又可避免不合时宜的蛮勇，——即使这是选举权所给予我们的唯一的好处，那也就很够了。但是它给我们的好处还要多得多。当进行竞选鼓动时，它给了我们最好的手段到民众还远离我们的地方去接触人民群众，并迫使一切政党在全体人民面前回答我们的进攻，维护自己的观点和行动；此外，它在帝国国会中给我们的代表提供了讲坛，我们的代表在这讲坛上可以比在报刊上和集会上更有威望和更自由得多地向自己在议会中的敌人和议会外的群众讲话。既然竞选的鼓动和帝国国会中的社会主义演说不断地突破反社会党人法，那末这项法律对于政府和资产阶级究竟有什么用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