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革命》

文学与革命

鲍利斯·皮利尼亚克（Boris Pilnyak）

皮利尼亚克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而且是眼明耳聪的一位出色的观察家。在他眼中，人和物没有老去和衰竭，而是常常相同，他们只是被革命暂时弄乱一下吧了。他从人和事的新鲜和独特处去看待他们，即是说，他把他们看成活的而非死的，他将革命看成为生动的与基本的事实，并在革命的纷扰中寻找他艺术秩序的支持。

在艺术中，一如在政治中——在某些方面，艺术有如政治，政治有如艺术，因为二者都是艺术——一个现实主义者可能只看见脚下的东西，只留意到障碍，负数，漏洞，烂靴子，破碟子。因而谈政治是提心吊胆的，左回右避的，机会主义的，搞艺术则是渺小的，让怀疑主义蛀蚀的，片段的。皮利尼亚克是一个现实主义者。问题只在于他那现实主义的标准。我们这时代所需要的是一个巨大的标准。

革命中的生活是露营生活。无论个人生活、制度、方法、观念、情绪，一切都是非常的，暂时性的，过渡的；在任何地方都认得出并表示出这个暂时性，甚至名字上都是如此。对生活要采取一个艺术的看法之所以困难，正因为这个道理。过渡性与插话性，本身便含有偶然成份，而偶然则带有不足道的记印。如果从片段插话来看革命，那末革命就好像是很不足道的。然则革命究竟在哪里呢？困难正在于此。只有那些完全了解与感觉此一插话性质的内在意义的人，以及那些能将隐藏在革命插话后面的那个结晶过程的历史轴心揭露出来的人，才能克服这个困难。“为什么我们要造坚固的房屋呢？”那些旧派教徒时常说，“我们在等待基督来临”。革命也不造坚固的房屋，它造的是移动房屋，集中住宅与营房。临时住屋与营房这个性质，也可以在革命的所有制度上看到。不过这不是因为等待基督降临，即不是因为要把建设生活的目前过程和它的终极目的对立起来，而是相反，因为想不断摸索与试验，以便寻找出建造坚固房屋的最好方法。革命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些素描、习作，是为某一题材所拟的一些粗糙的草案。这些东西已经有过许多，将来还会有许多的。不成功的草案比那些有成功希望的要多得多。但它们全都充满了一个思想，为了一种寻求。一个单一的历史任务鼓舞着它们。像 Gviu与Glavbum [82] 那样的字，并不是声音的简单的联缀，皮利尼亚克在它们里面听出了革命因素的哀号。这些是具有目的的、行动的字，是为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一种有意识的、有目的性的、有计划的建筑而想出来的，并有意联在一起的（正好像工作的假设一样）。

“是的，一百年或一百五十年后，人们将景仰目前的俄罗斯，会把它当成人类精神最美表现的日子……可是我的皮鞋破了，我还想坐在国外的一间大餐馆里面，喝点威士忌酒。”（“伊凡与玛丽”）正好像一辆牲口列车，因为手、足、负贩人与灯火的一团糟，不能看见二千俄里之遥的路程一样，皮利尼亚克告诉我们说，因为破皮鞋以及苏维埃生活中其它一切不合适与艰难之故，人就看不见正在这些日子中完成着的历史转变。“海和高原已经换了位置！因为在俄罗斯正发生着美丽的生产的阵痛！因为俄罗斯被分成为几个经济地带！因为俄罗斯有着生命！因为从黑土带冲出来的洪水使海水浑浊了。这个，我是知道的，但是他们却看见了污物中的虱子。”问题是很清楚明确地提出来了。他们（痛苦的俗子，被撤去的领袖们，生了气的先知们，学究们，傻子，那些职业的梦想家们）只看见虱子与污泥，其实在虱子与污泥之上又发生着生产的阵痛。皮利尼亚克知道这一点。他能够自限于叹息和痉挛，自限于生理学上的一些片断表情吗？不，他要让人感觉到诞生。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一个很难的任务。皮利尼亚克以此为己任，那是好的。不过现在还不能说他是否解决了它。

皮利尼亚克因为怕陷于片断与插话之中，结果他弄得没有了主题。诚然，他有两三个甚至更多一些主题的暗示，这些是通过了故事的结构从各方面抽绎出来的；但只是一个暗示罢了，没有通常属于主题的那个中心的枢纽性的意义。皮利尼亚克想要从关系与运动中表达出现代生活，他时而以此一方式，时而以那一方式来把握它，以此在不同地方做成平行的与垂直的交切，因为现今的生活在任何地方都跟过去生活不一样的。贯穿过他小说的那些主题，确实些说是那些主题的可能性，不过是任意抓取的一些生活的样品，而生活，让我们点明一下，现在却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充满了可作题材的事物。但是皮利尼亚克的中心并非那些插话性的与有时是闲谈性的题材。那末是什么呢？这里便是障碍物之所在了。那个不能目见的轴心（地球的轴心也是不能目睹的），该是革命本身，全都不定的、纷乱的与再建中的生活，应该围绕着它。但为使读者能够感触到这个轴心，作者自己一定要感触到它，同时一定要彻底思索过它。

皮利尼亚克说蚂蚁不会懂得一个女性雕像的美，因为它在上面爬行时除了一些微小的隆起与低陷之外什么都不曾看见，他这句话真说得一语中的。皮利尼亚克说这句话的时候，原不知道目标为谁，都正好打中了扎米亚京以及其它的“岛民”们。每一个伟大时代，不问它是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或法国大革命，你一定要全面地，不要局部地或零星地，加以接受。群众由于不可克制的社会本能，总是参加在这些运动中的。这个本能在个别人的身上达到了概括化的理性水平。但是在精神庸俗的人们的身上，却既没有社会本能，又没有括概化了的理性；他们太个悯人主义了，以致不能分享群众的知觉；同时又因发展不够，不能产生综合化的理解。他们所分享的只是那些隆起与低陷的小地方，他们在这些上面爬行，用哲学的与美学的咒语伤害他们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皮利尼亚克究竟如何？

皮利尼亚克很敏锐地详细观察了我们生活的一个切面，这就是他的力量所在，因为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此外，他知道这一点并将此知识高声宣布说：俄罗斯正被转变成几个经济地带，美丽的分娩的阵痛正在这国家中发生，又说在虱子、咒骂与负袋佬的混乱之下，历史上一次最伟大的转变正在完成。皮利尼亚克一定知道这一切，因为他高声宣布。但糟糕的是他只是宣布它，彷佛要把这些信念和那生动的与残酷的真实存在做个对照而已。他并不背弃革命的俄罗斯；相反，他接受它，甚至以他自己的方式赞美。但他不过如此说说吧了。他不能在艺术上处理它，因为他不能在智慧上理解它。因此，皮利尼亚克老是亲手有意拉断他叙述的线索，为的很快地将线两端打个结，为的进行解释（这样那样地），为的概括化（做得很蹩脚），又为要加以抒情的装饰（有时很美，但在更多情形中则弄得很肤浅）。皮利尼亚克打了很多这样有意做成的著者之结。他的整个作品是双重性的：有时革命做了它的隐形的轴心，有时又很显明地，著者自己做了轴心，他胆怯地绕着革命打转。这便是今天皮利尼亚克的情形。

讲到题材方面，皮利尼亚克是偏于外省的。他在革命的边缘，其后院及其乡村，主要在外省的巿镇中，抓取革命。他的革命是一个小城市的革命。但即使如此接触革命，也一样可以有生气的。甚至这样可以更加看出革命的机体。但要做到这一步，你却不能停止在边缘上。你得寻出革命的轴心，它既不在乡村中，也不在地方上。你能够通过一个小城市去接触和观察革命，但你不能用小城市的视线去看小城市的革命。

地方苏维埃会议——走雪橇的路——“同志们，扶我上车吧。”——树皮鞋子——羊皮——苏维埃面前排队候买面包，香肠，烟草——同志们，你们是革命委员会与巿政厅的唯一主人——呵，爱人，你给得太少，这么少！（这是对香肠而言的）——这是最后的战争 [83] ——英特纳雄纳尔 [84] ——协约国——国际资本主义……

在这些片段的讨论、生活、演说、香肠与歌曲中，有一点儿革命；革命的有生气的一个部分让一双锐利的眼睛给捕捉到了，但彷佛是在匆忙中，在走马而过中捕捉到的。这儿缺少了一点东西，这东西可以从内部将那些片段联结起来的。当皮利尼亚克描写一辆牲口车 [85] 时，你会看出他是一个艺术家，未来的艺术家，有可能在未来成功的艺术家。但你感受不到因矛盾之解决而生的那种满足，而这种满足却是一件艺术作品的最大标记。（读了皮利尼亚克作品后），你会觉得跟以前一样困惑，甚至会更困惑些。干吗要有这列车？干吗要有这牲口车？在列车和牲口车中究竟有什么是属于俄罗斯与为了俄罗斯的？谁都不会要求皮利尼亚克对生活与时间的十字路口那辆牲口车作一个历史分析，或者，甚至要求他作一个预言式宣告——他自己很想这样做，可是不成功。不过皮利尼亚克自己如果了解牲口车的意义及其与事变行程的关系，他早该转告了读者吧。可是现在，那辆污糟的牲口车却是毫无理由地在前进，而接受了这辆车子的皮利尼亚克则只在读者心中造成疑惑。

皮利尼亚克的最近著作之一——“大雪”，证明出他是一个大作家。在革命中死去的外省龌龊的俗子们的无义义的厌烦生活，日常苏维埃生活的散文式的无意义的老套，以及在十月革命风暴中所发生的一切，皮利尼亚克并不将它们描绘成一幅统一的图画，而是一系列的光明点，巧妙的剪影与聪明的速写。一般的印象永远是同样的——一种不安定的两重性。

“奥尔格以为革命像一场狂暴的大雪——而革命中的人则像片片雪花。”皮利尼亚克同样想法，不无受勃洛克的一点影响。（勃洛克把革命当成十足的自然元素，由于他的性情关系，把它当作一种寒冷的自然元素。）他不把革命比作火，而是比作狂暴的雪，“而革命中的人则像片片雪花”。但若革命只是作弄人的一种不受控制的自然元素的力，那末人类精神最美表现的日子将从何而来？再若那些阵痛是可以辩解的，因为它们是分娩的阵痛，那末事实上正在分娩的到底是什么？如果你对这问题没有答案，那你就只能看见破烂的鞋、虱子、血、狂暴的大雪，甚至还有跳跃的田鸡，可没有革命。

皮利尼亚克是否知道从革命的阵痛中正在产生什么？不，他不知道。自然他听说过（他怎能没有听说过呢！）可是他不相信。皮利尼亚克不是革命的艺术家，只是一个艺术的“同路人”。他将成为革命的艺术家吗？我们不知道。只是目前他并不是。我们的后代将会谈起人类精神“最美丽的日子”。很好，但是皮利尼亚克在那些日子怎么样？不清楚，蒙蒙眬眬，模棱两可。皮利尼亚克害怕这些事件，害怕那些立场明确与了解事变意义的人，难道不正是为了这个理由吗？当皮利尼亚克与一个共产党员挨身而过时，常是恭恭敬敬，带点儿冷淡，有时还怀着同情，但仍不免于挨身而过。在皮利尼亚克作品中你很少能找到一个革命的工人，而更重要的，这位作者不用与不能用革命工人的眼睛去看发生着的事情。在“匮乏之年”那个作品中，作者经由不同角色——他们也都是革命的“同路人”——的眼睛去看生活，这里暴露了另外一个出色的现象：对这位艺术家说来，当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一年这个期间，红军并不存在。这是怎么发生的呢？革命的最初几年，主要是战争的年代，血液从国家的心脏冲向各个前线与边缘，数年之间它在那里大量大量地流过了。在这些年中，工人先锋队将他们的全部热忱与对未来的全部信心，将他们对旧事物的全部决绝，将他们思想的明确性以及意志，放进了红军中。在一九一七年末与一九一八年初，城市的革命赤卫队在其为自存的战斗中，分散到前线的各个师旅中去。皮利尼亚克对此毫不注意。红军对他并不存在。这就是一九一九年在他看来是匮乏荒芜的缘故。

但无论如何皮利尼亚克得回答这个问题：所有这些到底为了什么？他一定要有一种自己的革命哲学。在这儿我们却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原来皮利尼亚克的历史哲学是绝对退化论的。这位艺术“同路人”的理论彷佛是说革命的道路是伸向后的，不是向前的。皮利尼亚克接受革命，因为它是民族的，它之所以为民族的，因为它拉倒了彼得大帝，恢复转十七世纪。在他看来，革命是民族的，因为他想它是向后退的。

“匮乏之年”，皮利尼亚克的主要著作，绝对地显示出这个两重性。作品的基础、根底、基地是由大风雪、巫术、迷信、林妖、几世纪来生活在同样状态中的那几个教派——彼得格勒的存在对他们毫无意义的那几个教派所构成的。另一方面，作品中顺便说到，“工厂复活”乃由于外省的工人团体活动之故。“这里头，比拉撒路 [86] 复活的意义大上一百倍的（工厂复活），难道没有诗吗？”

当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间，城巿受了劫夺，皮利尼亚克为它喝釆，因为突然间彷佛就连他都“对彼得格勒憎恶起来了”。另一方面，仍然是顺便说到的，他说布尔什维克派，那些穿皮袷克的人，乃是“软弱的与粗野的俄国人的精华。穿皮袷克的人——你不能使他们沮丧。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我们需要；这个是我们已经决定了的，不会转回去了。”但布尔什维主义是一种城巿文化的产物。没有彼得格勒便不能有“粗野人”的精华。巫婆们的作法仪式，民歌，世代相传的老话乃是基础。但是“格维乌，格柆符包姆，古伏斯！ [87] 呵，怎样的大风雪呀！怎样的狂风暴雨呀！这是多么好呀！”这是很好的，但前后两端没法儿衔接了，这便不那么好了。

诚然，俄罗斯是充满了矛盾的，而且还是最极端的矛盾哩。“格拉符包姆”那样的新字与魔术师的咒语共处。不管小文人们如何翘起了鼻子对这些新字眼不屑一顾，皮利尼亚克却反复地说：“古伏斯，格拉符包姆……多么美妙！”在这几个不寻常的、暂时性的字眼里——其暂时性有如一个营房，或像河岸沿上的一堆篝火（因为营房不是房屋，篝火不是炉灶）——皮利尼亚克可看见了他的时代精神的反映。“多么美妙！”皮利尼亚克能够看到这一点是好的。但应如何处理那被革命（虽然它是城巿产生的）惨重破坏了的城巿呢？皮利尼亚克在这里就失败了。不管智慧上或情感上，他都不曾决定从矛盾的纷扰中该选取什么？但你一定要选取的。革命将时间切成了两半。虽然在目前的俄罗斯，魔术师的咒语与“格维乌”，“格拉符包姆”同存，却不是在同样的历史平面上共处了。“格维乌”与“格拉符包姆”那样的新字眼，不管它们是如何的不完整，却总是向前进的：而那些咒语，不管它们是多么“民间气”，却总是已死的历史累赘物。那个教派信徒唐纳（Donat） [88] 是出色的。他是个矮胖农民，偷马贼，却守着严格的戒律（不饮茶）。他，也许是不需要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阿契博夫（Achipov）也是出色的。他管理一个地区，一天亮就从一本书里默记外国文的生字，他能干，强壮，而且说：“拿出劲头来新动（行动）”，而更重要的，他本人确实行动得十分有劲。可是二人之中谁代表革命呢？唐纳属于无史时期的、“草青色的”俄罗斯，属于不消化的十七世纪。阿契博夫则相反，他属于二十一世纪，虽然他的外国文很蹩脚。如果唐纳占了上风，又若这个沉着的、虔诚的偷马贼偷走了首都和铁路，那将是革命的完结，同时是俄罗斯的完结。时间已给切成两半，一半活的，另一半死的，而人得选取那活的一半。皮利尼亚克却不能决定，迟迟疑疑，无从选择，最后为了调和起见，他将普加乔夫的胡子放在布尔什维克阿契博夫嘴上。但所有这些都是戏剧的玩意。我们是见过阿契博夫的——他脸子修得清光。

魔术师哀果尔加说：“俄罗斯本身就是聪敏的。法国人是精灵，但他们的心很蠢……。”“那末卡尔·马克思又怎样？”有人问。“他是德国人，”我说，“因此他是蠢材。”——那末列宁呢？——“列宁”，我说：“是农民，布尔什维克，你们一定是共产党。……”皮利尼亚克自己躲藏在男巫师哀果尔加后面，当他发言赞成布尔什维克的时候，说得很公开；但当他发言反对布尔什维克时，则借用一个男巫师的半带机智的舌头——这是令人烦心的。究竟二者在皮利尼亚克身上哪一种更加深些与真些呢？这位“同路人”不会在某一个火车站上换车，搭上驶向另一方面的列车吧！

在这里，政治的危机立即产生了一个艺术的危机。如果皮利尼亚克坚持要把革命解消到农民作乱与农民生活中，那就得进一步将他的艺术方法简单化。就是现在，皮利尼亚克也不是绘出革命的图画，而只是描绘了革命的根底与背景。他已经以优美与悍劲的笔划打好了那个画底；但若一位画师决心将这点画底作为完整的画，那是多么的可怜！十月革命是一次城市革命，是彼得格勒与莫斯科的革命。“革命仍旧在前进”，皮利尼亚克顺便那样提过。革命未来的全部工作，将趋向于我们经济的工业化与现代化，将在于使各方面改造工作的过程与方法更加精密，在于根本铲除农村生活中的愚昧，在于使人的品格更加复杂与丰富。要在技术上与文化上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并在这两方面证明无产阶级革命之应该发生，那只有靠电气化而非回返到蜡烛，只有靠那能行动的乐观主义的唯物哲学，而非经由森林地带的迷信与停滞不动的宿命主义。如果皮利尼亚克想做一个具有革命家抱负的蜡烛诗人那是太糟糕了！这当然不是政治的祸害——谁都不会想把皮利尼亚克拉扯到政治中去——但却是最真实与最不假的艺术的危机。毛病在于那个历史的看法，这看法来自错误的观点与昭彰的两元论。其结果是从现实的最重要的诸方面乖离，将任何事都降厎为原始，降低到从社会意义上说是野蛮的地步，使艺术方法更加粗糙，作自然主义的过分描写，这些描写是粗鲁的而非勇敢的，因为它们并不彻底。再下去，在你还不曾自知之前，这毛病已引导你走到神秘主义与神秘的伪善（凭了浪漫主义者的护照），而这乃是十足的与最后的死亡。

即使在目前，皮利尼亚克每当困难时节便拿出他的浪漫派护照来。特别当他得清楚明白地而非含糊两可地，表示出他之接受革命时，尤其如此。在那个时候，他立即以安德烈·别雷方式作一次印刷术上的铅条退却 [89]，且以一种全新音调宣布说：请别忘记，我是个浪漫主义者呀。醉汉总是要装出非常庄严的神气。清醒的人为想逃避困难局面却时常假装酒醉。皮利尼亚克是属于后一类人吗？当他固执地以浪漫主义者自命，且请人不要忘记这一点的时候，是否有一个受了驾吓、缺少广阔见解的现实主义者在他身上说话呢？革命绝对不是烂靴子加浪漫主义。革命艺术绝对不在于不看真理，也不在于藉想象之力将严峻的现实转变成为一己的与为自己之用的“虚构传说”的俗物。“虚构传说”的心理学与革命相反。一九○五年以后的反革命时期，就是以这种心理学，以它的神秘主义及其神秘化开始的。

用一个崇高理想的名义来接受工人革命，那意思不仅是拒绝革命，而且是诬蔑革命。人类在宗教、诗篇、道德或哲学中宣扬过的一切社会幻想，都只足以供欺骗与蒙蔽被压迫者之用。社会主义的革命揭开了“幻想”，揭开了“崇高的”以及屈辱人的欺骗，并且用鲜血洗清了现实脸上的化装。革命在现实主义的、理性的、战略的与数学的限度内，是强有力的。难道我们眼前的革命，世界史上空前未有的革命，也需要浪漫主义的奔放来调味，有如一份给猫吃的菜需要加些兔汁一样吗？让别雷们去干这种勾当吧。让他们把那加了人灵学酱汁的俗子们的猫餐咀嚼到底吧。

皮利尼亚克的文体虽然是有意思的与新鲜的，但因他时常摹拟之故，他的放不开的格调还是令人生厌的。难于了解，皮利尼亚克怎能在艺术上陷于对别雷的依赖，而且依赖别雷最坏的几个方面。（这些方面就像：）那个讨人厌的主观主义，它所采取的形式是时常反复的无意义的抒情的插曲；那种矫激的与不合理的文学议论，它前后摇摆，从极端的现实主义跳跃到意外的心理哲学的讨论：印刷上玩弄种种排版的花梢；将不联接的引句作机械的拼凑；所有这些都是不必要的，讨人厌的，摹拟人的。但安德烈·别雷却是狡猾的。他用抒情的歇斯底里来弥补他教言上的漏洞。别雷是人灵学家，他从罗道尔夫·斯丁纳那里得来智慧，他在瑞士的德国神秘寺院里彻夜祈祷，他喝咖啡，吃香肠。只因别雷的神秘哲学贫弱可怜，为了掩饰起见，他就偷偷地将一种半真半假的（歇斯底里的）Craratanism（译者按：即江湖骗术）以及严格依照字典注释的Charlatanism，放进他的文学方法中去。他愈走得远，情形就愈加如此。可是皮利尼亚克怎么能觉得这种办法是必须的呢？难道他也预备以彼得牌巧克力做成的酱油来教给我们又可悲又可慰的赎罪哲学吗？皮利尼亚克认识这个世界是否取其如实的有形体，并看重这个有形体呢？（如果是的，）那末为什么要依赖别雷？这显然是像一面歪曲的镜子，它反映出皮利尼亚克内心要求有一幅关于革命的综合图画。皮利尼亚克精神理解力上的罅漏，产生了他在别雷面前的示弱——后者是以空话掩饰精神贫乏的能手。不过这对皮利尼亚克说来，乃是一条向下走的道路，如果他能抛弃俄国斯丁纳派的半小丑式的文体，那是好的，那将是沿着他自己的道路向上前进了。

皮利尼亚克是一位年青作家，虽然他已不是一个青年。他已经踏进了最危急的年龄，他的最大危险在于早熟与突然老成。当他变成一个神的代言人之后，简直不很有希望了。他写作起来有如神的代言人；写得模棱，晦暗，像教士那样给人暗示，他教训人，而其实需要学习、勤苦学习的倒是他自己，因为他无论在社会学方面与艺术方面都头绪纷繁，不相联系。他的技巧不稳定与不经济，他的声音破裂，他的抄袭非常触目。也许这一切都不过是生长时的必有痛苦吧，但要如此就必须有一个条件——不能老成。因为在破碎的声音后面如果匍匐着自满与衒夸，那末，就算他的大才也不能挽救他走向不光荣的结局。即使在革命前的几年中，我们的许多有前途的作家都有过这样的命运。他们一旦以老成自居，便窒息于自满自大中了。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的例子应该写进有前途的作家们的入门书中的。

皮利尼亚克是有才气的，但他的困难也很大。我们但愿他能够成功。

乡村作家或歌唱农民的作家

谁若不整个地看革命，并同时看到革命诸领导力量所共趋的那些客观的历史任务，那他便不能了解、接纳或描写革命，就是部分地做到都不可能。看不到革命的整体，也就没有了枢轴和革命。革命被分解成一些插话和逸话，它们或者是英雄的，或者是罪恶的。这样可能绘就一些很巧妙的图画，但不能（在艺术上）再创造革命。这样当然不会让作者与革命一致，因为如果在前所未闻的牺牲与剥夺中没有了目的，那末历史就成了疯人院。

皮利尼亚克，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与叶赛宁彷佛企图没头没脑地与不负责任地让自己沉没在漩涡之中。他们并不要溶解自己，即是说不要使他们在漩涡中溶解得看不见。如果是要让自己消失于大事变中，那倒是值得称赞的事，不应获得谴责的，但他们不值得称赞。他们反而是让人看得太清楚了——皮利尼亚克，只见他卖弄风情与陈腔烂调；伊万诺夫，是他令人透不过气来的抒情笔法；叶赛宁则是他过分笨重的“傲慢气概”。毛病是在于他们和革命之间，即在他们和他们工作的对象之间，并没有一个意识形态所构成的距离，这使他们不能作艺术上远景的透视。文学上的“同路人”既没有欲望又没有能力以如下方式去把握革命，即与之混和但不消解于其中，不仅将革命当作自然元素的力量，而又将它看成有目的性的过程——那是一种社会的特点，不是个人的特点。歌唱农民的知识分子占“同路人”中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靠在农民身上去接受革命，那是无法不变得愚蠢的。这便是“同路人”并非革命者而是革命的呆子的缘故。一直在警钟响起来以前，他们始终不明白自己在跟什么相和解——到底他们之赞成革命乃因其为一贯前进运动的起点呢，还是为了革命在某几个方面使我们后退之故？

因为这两个范畴都是有大量事实可作依据的。大家知道，农民曾企图接受布尔什维克而排拒共产主义者。这意思是说富农企图将中农践踏在脚下，以此去抢劫历史和革命。自从赶走了地主以后，富农想把城市碎成片片，零星拿走，然后将他那宽广的背脊向着国家。富农不要列宁格勒（至少在最初是如此），如果首都患上了“疥癣”（皮利尼亚克语），那就罪有应得。革命的必要因素，不仅是农民对地主的压力，——其历史后果是无限重要与无可估价的——而且是农民对城市的压力。但这不是革命的全部。城巿存活着与领导着。如果你放弃城市，即若你让城巿在经济上被富农，艺术上被皮利尼亚克碎成片片，那末就不会再有革命，而只剩有一种残暴的与血腥的退化过程了。被剥夺了城巿领导的农民俄罗斯，不仅永远达不到社会主义，而且不能维持两个月，它将成为世界帝国主义的肥料与泥炭。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吗？这是一个生活态度问题：因而也是伟大艺术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详细讨论一下的。

不很久以前，楚科夫斯基 [90] 劝阿列克谢·托尔斯泰跟革命的俄罗斯相妥协，或不理革命而跟俄罗斯相妥协。楚科夫斯基的主要论据是：现在的俄罗斯，跟从来的俄罗斯并无不同，而俄国农民是不会拿他的圣像或他的蟑螂去交换任何历史的姜饼的。楚科夫斯基显然觉得在他的这句话中，道出了民族精神的很大影响以及它不可拔除的证据。寺院的男管家曾将面包里的蟑螂当作葡萄干拿给人吃，如今楚科夫斯基则将此一实验扩大到全部的俄罗斯文化中去。民族精神中当作“葡萄干”的蟑螂！实际上这是多么下贱的民族自卑感，对于一个生气勃勃的民族又是怎样的鄙视！如果楚科夫斯基本人相信圣像，倒也罢了。但他是不相信的，因为他若相信，就不会与蟑螂并提了，虽然在乡间茅屋中，蟑螂总愿意藏在圣像后面。只因楚科夫斯基的根完全长在过去，而他的过去又是保存在身披苔藓与迷信成性的农民身上，所以他把那生活在圣像后面的古老的民族蟑螂用作他本人与革命相妥协的理由。怎样的羞耻与怎样的丢人！怎样的丢人与怎样的羞耻！这些知识分子（在那同一个农民的脖子上）研究了他们的书，在杂志上玩弄了笔头，经历了好几个“时代”，造成过一些“运动”，可是等到革命认真到来之时，他们却在蟑螂滋生的农民茅舍的最幽暗的那个角落里，给民族精神找到了避难所。

楚科夫斯基只是较为不讲礼貌吧了，实则所有的乡村作家都倾向于有蟑螂气味的原始的民族主义的。无疑，在此同一革命中，有一些过程在许多方面触及了民族主义。诸如经济衰落，省别观念的加强，树皮鞋之重新起来代替皮靴，家酿饮料——所有这些都在拉（我们甚至可以说已经拉了）人退向几个世纪的深处。与此相并行的，我们还能看见人在文学中有意回到“民众”的主调。勃洛克将城市的对仗句大加发展（在“十二个”中），民歌调子（阿赫玛托娃诗中兴茨维塔耶娃作品中更多千篇一律的文体），地方主义的流行（伊万诺夫作品），皮利尼亚克小说中的对仗句，教仪等等之十分机械的采用——所有这些，无疑都是由革命引起的，即是由如此这般的群众在生活中占取了前列位置这个事实所引起的。我们还能指出较小、更偶然与更浮面的关于回归“民族”的现象。例如，我们的军服，虽然有点彷照法国式，而且彷照讨厌的喀利非式马裤，但开始在接近中世纪的“土匿克”（Tunic，一种宽大的，从头顶套入的上衣——译者）与我们旧时的军帽了。虽然在别的方面，因为普遍穷困之故，时尚还没有讲究，但已有根据让我们假定有一种崇尚民间式样的趋向；这种模型，即使在时装等等方面，上帝知道，也都是不很深刻的。就时尚这个名词的宽广意义说，对我们俄国人是陌生的，它只流行于占有的诸阶级中，以此它含有鲜明的社会分界线之意。工人阶级成了统治阶级，必然要发生一种反拨，反对在生活的各方面中借用资产阶级的式样。

很明显，回返到树皮鞋，回返到家造绳子与家酿饮料并不是社会革命，这乃是一种经济反动，是革命的主要障碍。就人们之有意转向过去与转向“民间”而论，迄今所做的一切都是极度不稳与表面的。希望从城市对仗句与农民歌曲发展出一种新的文学形式是不合理的；它远不能超过“涓滴细流”的地步。文学将抛弃那些过分地方性的字眼。中世纪式的“土匿克”现在已经大大国际化了，因为它节省布料。我们新的民族生活的独特性，以及我们新的艺术的独特性，将会不像以前那么刺眼，但将更加深刻，将在好久以后才显露出来。本质上，革命的意思就在人民跟那亚洲式的，跟十七世纪，跟神圣的俄罗斯，跟圣像与蟑螂作最后的决裂。它不是要退回到彼得大帝以前的时代，相反，而是要全体人民共同享受文明，要依照人民利益给文明重建一个物质基础。彼得时代只是历史上升到十月革命去的第一步吧了，经过了十月革命，历史将更远与更高地进展。在此一意义上，勃洛克见得比皮利尼亚克深刻得多。勃洛克用如下的完整的诗句表示了那个革命倾向：

“让我们对准神圣的俄罗斯射击吧。

射向那茅舍的俄罗斯，

重尾与坚硬的茅舍的俄罗斯；

射向那鲁钝的，嗳，嗳，那个不神圣的，

不被神佑的俄罗斯。” [91]

在神秘的勃洛克看来，与十七世纪决裂，与农民茅舍的俄罗斯决裂，乃是一件神圣事情，即使这样做是为了与基督和解。表现在这个古老形式中的思想是这样的：这个决裂不是由外力逼成，而是民族发展的结果，它符合于人民的最深刻的利益。没有这个决裂，人民将要朽烂了。同样意思，即是说革命乃属民族性质这个意思，也表示在勃留索夫 [92] 关于老妇人们的那首有趣的：“在十月的受洗日”的诗中：

“广场上，人家对我说，

那边，克里姆林宫像目标似的矗立着的地方，

他们割断了线索，

用新麻丝来搓成新线。”

“民族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说到这里，我们得讲一些ABC了。普希金不相信圣像，不与蟑螂同住，所以他不是民族的。别林斯基 [93] 也不是民族的。不提及我们的同代人，我们还能说出别的几个这样的人来。皮利尼亚克认为十七世纪是民族的。彼得大帝是反民族的。结论便是：所谓民族的只是代表着进化中那些死的重负，行动的精神已经从它身上飞走了的东西，以及在过去几世纪中业已消化了并抛弃了民族机体的那些东西。所以其结论又是：只有历史的排泄物才是民族的。但我们的想法完全相反。野蛮人彼得 [94]，比之于全体反对他的那些留着大胡子与挂满勋章的旧派是更为民族的。十二月党人 [95] 比之于尼古拉一世的国家及其农奴制度，其官僚的圣像与国家的蟑螂是更为民族的。布尔什维克派比保皇派与别的亡命者更为民族的，布琼尼 [96] 比弗兰格尔更为民族的，不管唯心论者，神秘主义者与歌咏民族粪土的诗人们会怎样说。一个民族的生活与运动，是通过了矛盾前进的，而这些矛盾则在阶级、政党与派别中体现出来。如果从动力上看，民族元素与阶级元素两相符合。当其发展的一切紧急时期，就是说，在一切最有干系的时期，民族总被分成两半——凡是哪一半能将人民在经济与文化上提高至较高平面的，它便是民族的。

革命是从民族的“元素”发生出来的，但这意思并非说，革命中只有那些自然元素式的事物才有生命与民族的——有如那些默认了革命的诗人们所想象者。

勃洛克以为革命乃是一种叛乱的自然元素：“风，风——狂吹在整个上帝的世界中！”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彷佛从来不曾高出于农民的元素。在皮利尼亚克心中，革命是一场大风雪。据克留也夫和叶赛宁看来，十月革命是普加乔夫或斯津加·拉津 [97] 的暴动。自然元素，大风雪，火焰，旋流，漩涡。但是那位准备通过蟑螂跟革命讲和的楚科夫斯基却宣称十月革命不是真正革命，因为它的火焰太少。甚至那个冷血的势利之徒扎米亚京都发现出我们革命的热度不够高。这里我们是听到了从悲剧直至荒唐游戏的全部音阶。不过事实上，无论悲剧与荒唐游戏，都对革命表示了像对一发而不可收拾的民族元素力量所表示的，同样消极的、瞑想的、与庸俗的浪漫主义态度。

可是革命绝不仅仅是一场大风雪。农民的革命元素，由普加乔夫与斯津加·拉津代表，一部份也由马赫诺 [98] 代表。城市的革命元素由加蓬神父 [99] 代表，部份由赫鲁斯塔廖夫 [100]，甚至也由克伦斯基 [101] 代表。但这些还不是革命，而只是一种叛乱，或以克伦斯基的情形说，是叛乱顶点的一些纷扰。革命首先是工人阶级为夺取政权的斗争，为建立政权与改造社会的斗争。它经历了斗争的几个最高点，通过了流血斗争之最尖锐的暴发，但经过了革命的全部过程——从羞怯的开始直到终极的理想实现，那时由革命组织的国家将解消于共产主义社会中——革命始终是单一而不可分割的。

革命的诗并不在机关枪的轧轧声中，也不在障碍物后面的战斗中；不在倒下去的人们的英勇气概中，也不在得胜者的胜利中，因为所有这些，在暴力的战争中也可找到。战争中的血将会流得更多；战争中也有机关枪的炸声；那里面也有得胜者与战败者。革命的激情与诗包含在这个事实中，即新的革命阶级成了所有那些战斗工具的主人，且以赋人以丰富内容及造成新人这一新理想之名，对旧世界进行了一次斗争，前仆后继地，直至最后胜利而后止。革命的诗是浑然合一的。它不能被换成小钱币，让十四行诗的作者们拿来作暂时抒情之用。革命的诗是不能提在手里的。它存在于工人阶级的艰苦斗争中，在其成长、其坚持、其失败及其再接再厉中，在每得寸土的时候所付的残酷的力量支出中，在斗争之不断增高的意志与紧张中，在得胜时的洋洋喜悦，也在按照计划的撤退中，在待机而动、在向前进攻、在群众崛起时的滔滔洪流中，在各个力量的精确计算以及在战略上奕棋式的运动之中。当第一辆工厂用的手推车出现之时，革命就开始成长了：受苦的奴隶们用这辆车子载走了他们的工头；首次罢工，奴隶们拒绝向主人伸手；发生了第一个秘密团体，其中以社会创伤的现实作营养，滋生了乌托邦的狂想与革命的唯心主义。革命有它的进潮与退潮，它随着经济情况的起落节奏而摆动着。用了以流血满身的人体筑成的攻城机，它给自己在剥削者的法律体制的战场上打开了路，它将触角放出去，在必要时候还给它们涂上保护颜色。它建立职工会，保险团体，合作社与自修组。它渗透进那敌对的国会中，办报，鼓动，同时不倦地选择工人阶级中最优秀、最勇敢、最有献身精神的分子，藉以建设它自己的党。罢工常是失败多于半胜利的；游行示威老是有新的牺牲者与新的流血——但所有这些在阶级记忆上留下记印，它加强着与锻炼着革命选手们的团结，即组成革命党。

革命运动并非在历史的空舞台上表演，因此它不能自由选择革命道路与时间。在事变的进程中，它会在未能调集必需的诸般力量之前就被逼开始一次决定性的行动；一九○五年革命的情形便是如此的。藉助于自我牺牲的勇气与革命目的的明澈，它达到了最高点，但因缺乏有组织的群众支持之故，却命定着要倒栽下来的。多年努力的成果拿上了手又给人抢走了。看来像是全能的组织被击破了，粉碎了。优秀分子给毁灭、囚禁与驱散了。彷佛什么都完了蛋。而那些小诗人们，当革命暂时胜利时候曾悲怆地为它玎玎珰珰歌颂一番的，现在却开始在他们的七弦琴上弹出悲观主义的、神秘主义的与情欲主义的调子。无产阶级本身彷佛都失了勇气，没了士气。但归根结蒂，无产阶级的记忆上总已刻下了新的与很重要的痕迹，无法将它抹去的了。而失败终于变成为走向胜利的一个步骤。人们咬紧了牙关，付出新的牺牲，重新再干。一点一滴地，先锋队集拢了溃散的力量，同时被老一辈的失败所唤醒的新一辈中的优秀份子又参加了运动。流了血而不曾被压服的革命，在工人区域的无言的仇恨中存活着，在被镇压而未被粉碎的农村中存活着。它存活在人数虽少但久经考验的老战士的明确意识中，这些老战士们没有为失败所吓倒，立即总结失败，分析它，估量它，衡量它，规定新的出发点，探索发展的总路线并指示出道路。革命失败以后五年，运动便再度在一九一二年的春潮中爆发了。

从革命中产生出唯物主义的方法，这方法让人能测量出自己的力量，预见变化并指导事变。这乃是革命的最大成就，也是革命的最高诗境所在。罢工浪潮怀着不可抗拒的图谋增长起来，人们立即可以感触到这个新的浪潮有更深的群众基础，而且具有一九○五年的革命经验。但是战争（案即第一次世界大战——译者）——所有那些事变发展的逻辑结果，其发生亦为我们所预见的——却切断了增长中的革命的线索。民族主义淹没了一切。雷鸣似的军国主义表达了民族的意志。社会主义看似被永远埋葬了。但是正当激剧降落之时，革命却作出了它最勇敢的预断：转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以及让工人阶级执掌政权。在石子路上装甲车的辚辚声中，在各种语言叫嚣着的沙文主义 [102] 的狂言中，革命却在战壕底里，在工厂中以及在农村中集合着自己的力量。群众首次以深刻的智慧理解了历史事变的内在关系。一九一七年二月，俄国革命获得一场大胜利。但此胜利公然将无产阶级的革命要求谴责为破坏性的与无望的。革命被导入了克伦斯基的时代，策烈铁里 [103] 的，爱国的革命校尉官们的，多言、斜眼、喘不过气的、愚蠢的与痞子的切尔诺夫 [104] 们的时代。呵，让阿夫克森齐耶夫 [105] 的男高音迷惑了的年青的乡村教师与乡村录事们有着多么圣洁的脸子呀！呵，听那民主派的革命欢笑吧，听“一小撮”布尔什维克演说过后，人们以愤怒的疯狂叫嚣所作的回答吧！可是“革命民主派”政权的倒塌却是为社会力量较深的相互关系所注定了的，为群众日益高涨的情绪，为革命先锋队的预见与活动所注定了的。革命的诗不仅存在于十月进潮的自然元素式的上升中，而且在清醒明白的意识中，以及在领导党的紧张的意志中。一九一七年七月，我们被击败了，驱逐了，我们给关进了监狱，给宣布为霍亨索伦皇朝 [106] 的奸细，那时我们给剥夺了一切，民主派报纸将我们埋葬在诬蔑的土丘中，可是我们虽然躲在地下或处身监狱，却仍觉得我们才是得胜者，我们才是操纵局势的人。正是在革命的此一前定的动力中，在此一政治的几何学中，存在着革命的最伟大的诗。

十月革命不过是这些发展的顶点，一达到这个最高点，便立即发生了新任务与无可估量的困难。跟着来到的斗争要求人们采取最不同的方法，要求赤卫队作疯狂的攻击，引出了“不战争，不和平”的公式 [107]，并且要求在敌人的最后通牒前作暂时的屈服。但即使在布雷斯特—里托夫斯克 [108]，那时我们最初拒绝霍亨索伦皇朝提出的和平，然后连和约条文都不读便签了字，革命政党也不觉得自己给打败了，却自觉得将是明天的主人。它用外交上的教授法促进了事变的革命逻辑。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回音得到了。诚然，历史的预见不能有数学般的精密，有时它夸张了些，有时它估计得不够。可是先锋队的有意识的意志成为事变中越来越大的因素，它准备着未来。革命党的责任更加深重复杂了。党构体渗透进人民的深厚之处，去摸索、估量、预见、准备以及指导事件的发展。在那个时候，党诚然后退得比进攻多。但它的后退并不改变它的历史行动的总路线。那些后退是一些插话，是大道的曲折之处。新经济政策是“散文的”吗？当然！参加罗将柯 [109] 的国会，在第一届苏维埃上我们的演说者得服从齐赫泽 [110] 与达恩 [111] 的铃声，在布雷斯特—里托夫斯克跟柯尔曼 [112] 老爷谈判，也都不是很有趣的事情。可是罗将柯跟他的国会早已不在了。齐赫泽与达恩则和柯尔曼老爷跟他的主子一样，已经被推翻了。新经济政策来了。来了，它将会过去的。一个艺术家，因为革命不把苏哈连夫卡巿场上的臭气除去而觉得革命失却了香味，那他是头脑空洞与渺小的。如果具备了一切其它必需的条件，那末只有能整个地理解革命，能将失败视作走向胜利的步骤，深入到革命后退的计划中去的人，以及能够在革命因素的退潮期间各种力量的紧张准备中，看见革命并不死灭的激情与诗的人，才能成为革命诗人。

十月革命是深刻地民族的。但它不仅是一个民族的因素——它又是一所民族的研究院。革命艺术一定要通过这所研究院。而这是一门很艰难的课程。

由于农民基础，又由于幅员广大与文化的卑琐，俄国革命乃是一切革命中最纷乱与最无定形的。但就其领导说，就其确定路向的方法、其组织、其目的及其任务说，俄国革命却是一切革命中最“正确”，最有计划与最完成的。我们革命的内在性质，它的灵魂，正在于这两个极端的结合之中。

楚科夫斯基，能够将别的较为谨慎的人藏在心中的话说出口来的，在他论未来派的小册子中，举出了十月革命的基本弱点，道：“外表上是残暴与灾难的，本质上却是计算清楚的，用头脑的，聪敏的。”他们原本在最后可以承认一次仅仅残暴与仅仅灾难性的革命的。他们，或者他们的后代，也许还可把他们的谱系回溯到这种革命哩，因为一次无计算与无头脑的革命，永不会将事业推进到底，也就是说，它永远不会使被削剥者战胜剥削者，永远不会毁坏扈从者艺术与扈从者批评脚下的那个物质基础。在过去所有的革命中，群众总是残暴的与灾害的，而资产阶级则是计划的与聪敏的，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收获了胜利的果实。诸位美学家、浪漫派、元素论者、神秘论者与伶俐的批评家先生们，对于群众发挥了热心与自我牺牲但无政治计算的革命，那是不难加以接受的。他们许会依照了现成的浪漫派的仪式将这革命尊为神圣哩。一次失败了的工人革命，许能获得这一些艺术家们慷慨的美学上的承认，这些艺术家是搭乘了得胜者的列车而来的。这固然是一种令人宽慰的远景。但我们宁愿有一次胜利的革命，虽然它得不到现已落在失败者营垒中的艺术家的承认。

赫尔岑 [113] 说过，黑格尔的学说是革命的代数学。这定义若应用于马克思主义则更加正确。阶级斗争的唯物主义的辨证法是真正的革命代数学。在外界眼睛可以看到的竞技场上，一切是纷扰与汜滥，变化莫测，无边无际。但这是一种计算好的与度量过的纷扰，它那前后的阶段可以预见。它们的联属性是预见了的，而且包括在钢样明确的几个公式中。在元素式的纷扰中有一个盲目的深渊。但在领导的政治中却存在着明察与警觉。革命战略不像一种自然元素那么的无定形，但是像一个数学公式那样的完整。历史上我们第一次看见了实行中的革命代数学。

这些最重要的特点——（目的）明晰，现实主义，思想发挥出物理性的力，无情的一贯性，路线的明确与坚定，这不是从农村中来，而是从工业，从城市，从精神发展的最后语言来的——乃是十月革命的基本特点；可是这些特点完全不为“同路人”所理会。这就是他们只能成为“同路人”的缘故。为了革命中那个路线的明晰与明确之利，我们得把这一点对他们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