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积累论》

[9] 伊特（Eyth）是资本主义文化在落后国家的一个卓越的代言人。我们曾经从他关于埃及的杰作中引用了重要的数字。他结束这部杰作时，曾表述资本主义信条如下：“过去我们所学到的东西，将来还是适用。欧洲必须，而且也必将对那些不能用自己力量跟上现代生活的国家加以坚强的控制，尽管这样做时不可能没有各种斗争。在那个时候，是非将模糊不可分清，政治上和历史上的正义往往会给千百万人造成不幸，而为了解救这千百万人又必须法靠在政治上非正义的行动。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混乱局面将由最强者来结束，在尼罗河两岸也将是如此”。（“生的力量，关于技术方面的七个讲演”，第247页）关于英国“在尼罗河两岸”建立了什么样子的“秩序”，罗特斯泰因曾加以充分说明了。 同上书，序言，第6页。据谢林（Sering）计算，八十年代中叶，西北地区开办一个最小的农场，以最简陋的标准计算，约需现金数1,200—1,400美元。“北美农业竞争”，莱比锡，1887年，第431页。 “家长临死时，差不多都根据祖先成规，劝告儿孙继续过共同的生活。这是他的最后的训戒，最真挚的愿望”。（阿·哈诺托和阿·勒托诺：“卡毕列及卡毕列人的风俗”，1873年，第二卷，“民法”，第468—473页）此外，著者在生动地描述这种氏族的共产主义时，曾作如下的评论：“在勤勉结合的家族团体中，大家为着一个共同目的而结合起来，大家为了共同利益而工作。可是，没有一个人抛弃了自己的自由，或者放弃了自己的继承权。没有一个其他氏族的组织这样接近于平等，因为这些其他民族还 离开共产主义 很遥远哩。” 这种混合形态的典型例子，可以参看英国前大臣布莱士关于南非洲的金刚石矿的叙述：“在庆伯利（南非洲一个城市，那里盛产金刚石——译者）地方最足令人注目的现象是有两个所谓围地（compaund），那里幽闭着许多矿山上所使用的土人。宅地周围有很大的围栏，无屋顶，但是盖了一个铁丝网，任何人都无法跳出去，有一地下道通往邻近的矿山。一天三次每次八小时轮流作业，因此，矿工继续八小时的时间集结在地下。围栏内侧设有小房，供土人休息与睡眠。围中有病院，还有一个学校供矿工休息时学习识字。不准卖酒。——每一入口处严格地加以看守，不管是白人或土人，都不许进去访问。生活资料由围地内公司所属之商店供给。德·伯尔矿（Da Beers）的围地，在我访问的时候，有包括各族土人2,600人住在那里，因此，从南非的纳达尔及潘多兰到遥远的北部的坦干依喀湖，所有各类型的土人标本，都可以看到。在高工资——通常每周十八到三十马克——的引诱下他们从各方面来到这里，工作三个月或三个月以上，有时，还停留较长的时间……在这种广阔的四角的围地里，可以看到纳达尔的楚鲁人，芬哥人，潘多人，邓甫人，巴左多人，伯叔安那人，葡领干干哈那的臣民，一些马达伯人，马卡拉卡人，以及住在赞伯西河两岸的各族青年等等。在南非没有一处地方能看到象这样的一个活的种族展览会。还有一些布西曼人或者至少是出自布西曼族的土人。他们和平地共同生活，用各种方法来消磨他们的休息时间。除了赌博之外，他们还玩类似英国的‘狐与鹅’那种以石头放在木板上面的游戏。音乐方面，也是使用两种原始乐器：一种叫所谓‘卡芬琴’（Kaffernklavier），用不同长短的铁片，并排绑在一个木架子内，拨之使发声；一种是所谓天然的乐器（Kunstlossren instrument），用几根很长的坚韧的木片做的，击之可发出种种的声音，而且能奏鸣旋律的基础音。还有少数人正在阅信或写信；其他人自己做饭，或聊天。有些种族的人不停地指东说西。如果我们从一堆人中走到另一堆人中，可以在这个奇特的黑人的混合场所听到十二种语言。”黑人劳动了几个月之后，拿着他们的贮蓄的工资，离开矿山，回到自己的家乡，以金钱买一个老婆，回复到原来传统的生活，这是常见的事情。（詹姆士布莱士：“南非洲印象记”，1897年，第242页起）这里面可以看出对于南非洲解决“劳动问题”方法的生动的描述。这本书还告诉我们，黑人被强迫在那些地方，如庆伯利，威提瓦特兰，纳达尔，马达伯尔兰的矿山和种植园劳动，他们被夺去了一切土地，一切家畜，即一切生活资料，使他们变为无产阶级。用酒精麻醉他们。（以后，等到他们已经走上了资本的‘圈套’，那个时候，刚刚养成饮酒习惯的他们，又被严禁“饮酒”。因为对于剥削的对象，不能不保持可以继续使用的状态。）最后，通过赤裸裸地使用强力，牢狱，鞭笞，他们被推入到资本的“工资制度”中了。 这个数字是根据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我们所假定的第一部类不变资本的大小与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按照马克思图式所规定的大小之间的差异而得出的。 图冈·巴拉诺夫斯基：“英国商业危机的理论和历史的研究”，第27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291页。 同上书，第223页。 同上。 同上书，第62—63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449页。 同上书，第四编，第四章，“论商人的财富依存于收入的增加”（第一卷，第115页）。 同上书，第396—397页。 同上书，第358页。 同上书，第416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28页。 这里，我们可不谈一些生产物的例子，这些生产物能够不经交换也部分地进入生产过程，如矿上的煤。在资本主义生产内部，总的来说，这种情况还是少有的。（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三联书店版，第二卷，第589—590页） 萨伊：“政治经济学”，C.R.prinsep 英译本，伦敦，1821年版，卷二，第75—77页。 ↩

[10] 英国—印度政府，已经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之初，委托谢勒上校（Colonel Chesney）调查幼发拉底河是否可以通航，以便建立地中海与波斯湾至印度间的尽可能最短的联系。经过1831年冬初步的探勘旅行和作了详尽的准备以后，正式的远征队于1835—37年出发。在这期间，英国军官和职员考查和测量了东美索不达米亚的大部分。这种活动一直继续到1866年，但对英国政府没有带来有用的结果，但后来通过波斯湾，在地中海与印度间建立一条联络路线的计划为英国用另一个方案来代替，那就是底格里斯（Tigris）铁道计划，1879年卡麦仑（Cameron）接受英国政府的委托，旅行美索不达米亚，研究计划中的铁道设置线。奥本海（M.F.Von—Oppenheim）：“从地中海通过豪兰、叙利亚沙漠及美索不达米亚到波斯湾”，第二卷，第5页及第36页） 拉法格：“合众国的谷物耕作与谷物贸易”，第345页。 国会议员迪的尔（Didier）在1851年国民议会上的报告说：“我们必须赶快解散家族团体，因为，它们是反抗我们统治权的杠杆。” 德国与英国的关系是一个典型例子。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卷，第585页。 同上书，第58页。 布尔加科夫：“资本主义生产的市场问题，理论的研究”，第161页。 指洛贝尔图——译者。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72页。 同上书，第448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卷，第412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卷，第397—398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一卷，序言，第19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416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29—630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537页。 这里必须注意的，是米拉波在他的“经济标”的“说明”中明白地提到不生产阶级的固定资本：“这个阶级对制造厂房，工具，机器，磨子，铁工场，其他工场的原垫支……（合计为）20亿利弗（“Tableau Éconoque avecses Explications”，1760年，第82页）。米拉波在他对“Tabloau”的混乱描述中，也没有把不生产阶级的固定资本考虑进去。 ↩

[11] 施莱德（S.Sehneider）：“德国的巴格达铁道”，1900年，第3页。 根据美国劳动专员1898年的报告，使用机器方法，较之手工操作，有下列的优越性： 引自柯瓦列夫斯基前书第217页。当然，法国自大革命以来，一时的风尚是把政府反对派说成是封建制度的公开或隐蔽的拥护者。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289—291页。 弗·伊林〔列宁〕：“经济学研究与论文”，圣彼得堡，1899年，第20页（译文录自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页）——附带地说一句，同一著者曾经声言扩大再生产只是在资本主义下开始的。他认为简单再生产是所有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通例，他没有注意到简单再生产条件下，我们可能永远不会超越旧石器时代的刮刀而前进。 布尔加科夫：“资本主义生产的市场问题，理论的研究”，第167页。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二卷，第226页。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三卷，第110—111页。 同上书，第416页。 麦克洛克在“爱丁堡评论”上的论文，第471—472页。 同上书，第二版，第一卷，第84页。 同上书，第416—417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31—632页。 斯密因此作出这样的表述：“所以，工人追加在原料上的价值在这样情形下，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付给他们的工资，另一部分作为雇主所垫支的原料和工资的全部资本的利润（“国富论”卷一，83页），此外，在卷二，第八章论工业劳动时：制造者的劳动一般在他所工作的原料的价值上追加了维持他本人生活所需的价值和他的雇主的利润的价值。相反地，家庭仆役的劳动不增加任何价值。虽然制造者的工资是他的雇主垫支给他的，他实际上并不对雇主形成任何耗费，因为这些工资的价值一般从在制造者所施与劳动的物体上所增进的价值中得到补偿，并且还带来了一个利润”（亚当·斯密：同上书，卷二，第93—94页）。 ↩

[12] 沙林（Saling）：“金融年鉴”，1911—12年，第2211页。 由美国输往欧洲的小麦量如下： 格·加·安东（G.K.Anton）：“阿尔及利亚及突尼斯的新农业政策”。（“立法、行政、经济年报”）1900年，第1341—1342页。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卷，第633页。 “新时代”，第二十卷，第二册，“危机理论”，第116页。考茨基从数学上给图冈·巴拉诺夫斯基证明：消费必然会增加，而且严格地“按照生产资料的价值量以一定的比率”增加。这个证明有两点应加以评论：第一、象马克思一样，考茨基没有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考虑进去，因此，消费的数量，比之实际上所有的，显得相对地较多，第二、考茨基在这里所指的消费的增加，既不是扩大再生产的基础，也不是它的目的，而是它的后果；主要是由于可变资本的增长，新增的工人的雇用，而发生的。然而这些工人的生活维持既不是、也不应成为，扩大再生产的目的——在这一点上，是和资本家阶级个人消费的增加相同的。考茨基的议论无疑地驳斥了图冈·巴拉诺夫斯基的自鸣得意的看法：在消费绝对减少下，也可得出扩大再生产的古怪念头。尽管如此，他没有接近基本问题，即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和消费间的关系，虽然在同一著作的另一段中，作者告诉我们道：“随着资本家越来越富有，以及他们所剥削的工人人数越来越增加，他们对不断扩大的资本主义大工业所生产的消费品，形成了一个市场，但这个市场增长得不象资本的积累和劳动生产率那么快，因此，必然是不够的”。于是在它们自己领域之外，必须从那些尚未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职业阶层和民族间，为这些消费品要求一个附加的市场。这种市场找到了，而且也在不断扩大中，但还扩大得太慢，因为这种附加的市场不象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那样的具有伸缩性和扩张能力。一旦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大工业阶段，象在十九世纪最初二十五年的英国那样，它就能飞跃地扩张，以致很快地超越了一切市场的扩张。这样，随着市场的大量扩充而发生的每一个繁荣时期，是注定了要夭折的——不可避免的危机。简言之，这就是马克思所创立的危机理论，照我们所知，它是一般地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的（同上书，第80页）。但是，考茨基不想把这个实现生产物的概念与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调和起来，这也许是因为，象我们所引文句所表明的，他完全从危机方面来研究这个问题，换言之，他把社会生产物看作或多或少地无差别的货物量，而不考虑这个事实，即社会生产物在再生产过程中是有区别的。 同上书，第210页（重点是著者加的）。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二卷，第156页。 同上书，第108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卷，第424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卷，第400—401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版，第一卷，第85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420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33—634页。 在农业中雇用的工人……所以……象制造业的工人一样，不但造成相等于他们自己消费量的价值的再生产，或相等于雇用他们的资本，加上资本所有者的利润的价值的再生产，而且还造成一个更大的价值的再生产。在农业家的资本和所有的利润之外，这些工人经常造成地主的地租的再生产，（“国富论”卷二，第149页） ↩

[13] 沙林：“金融年鉴”第360—361页。乌滕堡工程师普列色尔（Pressel）是希世男爵（Baron von Hirseh）的助手，他自己在欧洲土耳其曾活跃地参加过这些交易。关于土耳其政府为了敷设土耳其铁道被迫付给国际资本的全部补助金一事，普列色尔曾举出如下的账表： 柏菲：“农民的实况、他的苦恼及其解救办法”，第一编，“我们在何处？”，第二章，“农业的进步”，第30—31页。 阿尔及利亚行政法（Indigenates）改革委员会报告人亚尔邦·罗兹（Albin Rozet），在1912年6月20日在法国众议院的演说中，提到几千名阿尔及利亚人从色提甫地区移出，而上一年有1200个土人从托勒姆色移出，他们的目的地是叙利亚。有一个移民，从他的新的安家地点寄信中说：“我现在居住在大马士克，生活非常幸福。在叙利亚有许多象我一样移住来的阿尔及利亚人。政府给我们土地并给我们在耕作上的其他便利。”阿尔及利亚政府用拒绝发放护照的方法，来限制移民。（1912年6月21日的官报，第1594—1595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373—374页。 “把土地肥沃性这一类的自然条件暂置不论：把独立的个别进行劳动的生产者的熟练（它不是更在量上由制成品的多寡来表现，但更是质上由制成品的良否来表现）也暂置不论，劳动的社会生产率程度，是由一个劳动者在一定时间内以劳动力同一强度转化成生产物的生产资料的相对量来表示。他用来发生机能的生产资料的量，随他的劳动生产率一同增进。在这里，这个生产资料要起两重作用。某一些生产资料的增加，是劳动生产率增进的结果；别一些的增加，则是劳动生产率增进的条件。例如，靠手工制造业的分工与机器的采用，在同一时间内，会有较多量的原料被加工好，从而，有较多量的原料及辅助材料加入劳动过程。这就是劳动生产率增进的结果。另一方面，被使用的机器，劳动家畜、矿物性肥料及排水管等等的量，却是劳动生产率增进的条件。在建筑物，镕铁炉，运输机关等等方面积聚的生产资料的量，也是如此。但不论是条件还是结果，只要生产资料的量与合并在它里面的劳动力比较而言增大了，这种增大总表示着劳动生产率的增进。所以，劳动生产率的增进，是表示在这个事实上，与所推动的生产资料旳量比较而言，劳动量在减少，或者说，与它的客现因素比较而言，劳动过程的主观因素的量在减少。”（资本论，卷一，第782—784页）马克思在另外一段中说道：“我们前面讲过，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发展，从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比一切以前的生产方式，都更发展了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一类生产资料（建筑物机器等等）——它们在劳动手段的形态上，全部一起地，合并到过程里面去，并且不断反复地，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期间内，在它里面发生作用——的量会不断增大；并且，这种生产资料的增大，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提，同时又是它的结果。这个形态上的财富不仅绝对增加并且相对增加的事实（参照第一卷第二十三章II，第781页以下），特别表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但不变资本的物质存在形态，生产资抖，并不单是由这种劳动手段构成，且还由各种加工阶段中的劳动材料和辅助材料构成。跟着生产规模和劳动生产力由协作分工及机器等等引起的增进，逐日加入再生产过程的原料，辅助材料等等的量也会增大。”（“资本论”，第二卷，第153页） 同上书，第238页。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一卷，第40页。 同上书，第一卷，第62页。 同上书，第417页。 同上书，第401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版，第一卷，第86页。 同上书，第421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36页。 同上书，第97—98页，但在下一句里，斯密已经完全把资本转化为工资，亦即可变资本：“任何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年生产物中用来补偿资本的那部分决不是别的，而是直接用来维持生产人手的。它只用来支付生产劳动的工资。至于用来形成利润或地租收入的那部分，它可以维持生产人手，也可以维持不生产人手，没有什么两样，（同上书，第98页） ↩

[14] 查理士·摩拉维茨（Charles Moravitz）：“从财政上看土耳其”，1903年，第84页。 同上书，第42页。 布尔加科夫：“资本主义生产的市场问题，理论的研究”，第199页。 同上书，第二卷，第25页。 同上书，第四卷，第226页。 西斯蒙第：“政治济学新原理”，第二卷，第425—426页。 同上书，第86—87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2—6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39页。 “国富论”，卷二，第19页，译文引自“资本论”，第二卷，第443—444页。 ↩

[15] “此外，在这个国家，一切都还是困难而混乱的。如果政府要实行烟纸或纸牌专卖，那么，法国与奥—匈帝国为了它们的贸易利益计，马上会加以否决。如果问题牵涉到石油，俄国就会提出抗议，甚至那些利害关系很少的强国也要根据某种协定才能表示同意。土耳其的命运好象跟桑丘·般沙（Sancho Pansa）（西班牙作家西万提斯小说中吉诃德先生的持盾侍从——译者注）及其进餐时的命运一样；财政部长刚刚想做一些事情，就有某一个外交官出来扼着了他的手腕，否决了他的想法”。（摩拉维茨：前书，第70页） 谢林：“北美农民竞争“，第433页。 标歇：“国民经济的兴起”，第五版，第147页。桑巴特数授的理论是在这方面的最新的贡献。他辩论道：我们不是向国际经济前进，而毋宁是越走越离开国际经济。“我认为，相反地，今天的商业关系没有形成文明国家间，相对于它们的整个经济来说，一个较强的纽带，而毋宁是一个较弱的纽带。各个国民经济，比之一百年或五十年以前，并不较多地，而是较少地把世界市场考虑进去。至少……如果说国际关系对近代国民经济的相对重要性是在逐渐增长，那是错误的设想。事实是恰恰相反。”桑巴特傲慢地拒绝了国际劳动分工逐渐增长的假设，以及国内需求缺乏伸缩性，因而对国外市场的需要越来越增加的假设。他自己确信“各个国民经济将逐渐形成自己的一个小天地，而且对所有工业部门，国内市场的重要性将越来越超过国外市场的重要性。”（“十九世纪德国国民经济”，第二版，1909年，第399—420页）。这个压倒一切的发见是以完全接受这位教授的特殊的概念为前提。根据这个概念，所谓“出口国家”，由于某些理由，只是那些以超过自己需要的剩余农产物，即以自己的“土地”支付进口品的国家。在这个概念下，俄国、罗马尼亚、美国和阿根廷是“出口国家”，而德国、英国、比利时则不是“出口国家”。既然俄国和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迟早将要求以自己的过剩的农产物供应国内的需求，显然，世界上的“出口国家”将越来越少——国际经济从而也将消失。桑巴特的另一发见是：有些“非出口”的资本主义大国以输出资本的利息形态，越来越多地取得，“无偿”的输入——但对于桑巴特教授而言，资本的输出以及工业品的输出是绝对可以不加考虑的。“随着时间的进展，我们将要达到只有输入而没有输出的境界”（第422页）。好不摩登，好不耸人听闻，好不难能可贵啊！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一卷，第250页。 同上书，“我国政治经济情况的解说”，第二卷，第一号。 同上书，第429页。 同上书，第87页。 例如见“资本论”第二卷，第457—459页，557—582页。 同上书，第640页。 同上书，第19—20页。 ↩

[16] 柏菲：“农民的实况、他的苦恼及其解救方法”，第84页。 布尔加科夫：“资本主义生产的市场问题，理论的研究”，第132页。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一卷，第225页。洛贝尔图在一生中反复地申述他早在1842年在他的“我国政治经济情况的解说”一书中的思想。“在目前的条件下，不仅劳动的工资，而且地租和资本利润被算作货物的生产费。因此，我们必须详细地批驳这个见解。这个见解有两个基础：（一）对资本的错误理解，把工资看作资本的一部分，正象材料和工具一样，而实际上工资与地租和利润是在同一水平上的；（二）混同了商品的生产费和企业家的垫支或企业经营费用”（“我国政治经济情况的解说”，1842年版，第14页）。 洛贝尔图：“商业危机与地主的抵押问题”，（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三卷，186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章，第434—435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版，第一卷，第87—88页。 同上。 “国富论”，卷二，第21—22页。 ↩

[17] 引自尼古拉·昂的前引书，第224页。 同上书，第236页。弗·伊林（列宁）以确定不移的语句表述同样的见解如下：“浪漫主义者（他对怀疑派的称号——译者）说，资本家不能消费额外价值（按即剩余价值——译者），因此必须把它销售到国外去。试问，资本家是不是就把自己的产品白白送给外国人或者抛到海里去呢？售卖就是获得等价物，输出一种产品就意味着输入另一种产品。”（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页）事实上，他对国外贸易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所起的作用的说明，与司徒卢威和布尔加科夫的相较，远为正确。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一卷，第304页。在“我国政治经济情况的解说”一书中，已经有同样的说明：“我们必须把狭义的、或本来意义的资本与广义的资本区别开来。前者包括工具和材料的实际贮备量，后者包括在现今的劳动分工下，经营企业所需的基金。前者是生产上绝对必要的资本，而后者只是迫于现今条件，才具有这样相对的必要性。因此，只是前者才构成严格的、本来的意义的资本；只是这一概念才完全与国民资本的概念相符”（同上书，第23—24页）。 同上书，第四卷，第233页。关于这一方面，洛贝尔图在实践上如何表现为一个，按照当今“大日耳曼人”的样子，极其清醒的和现实的德国殖民政策的预言家，尽管对工人阶级的不行情况，他曾在道德上大声疾呼。这种态度，在我们看来，是非常有趣的。在上面引文的附注中，他写道：“我们继续简单地看一下开辟亚洲，尤其是世界最富饶的市场，中国和日本，以及维持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的重要性。这可以延缓社会问题的解决，”（这个能言善辩的被剥削者的复仇人坦率地揭露历孜孜为利的剥削者如何能够使“他们的愚蠢和犯罪的过失”，他们的“罪恶昭彰的不公正行为”一直尽可能地继续下去）。“对于解决这个问题，现代世界缺乏智慧，也缺乏无私精神和道义的决心”。（洛贝尔图的哲学上的听其自然的态度是无可匹敌的！）“经济上的利益，我们承认，不能成为武力干涉的合法根据，但在另一方面，对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不问其文明情况如何，严格应用近代自然法和国际法，到底是行不通的”（这里不能不想到莫里哀在“伪君子”中多利兰的话：“上天的确维护某些满足，但其中还要经久一些”）。——“我们的国际法是基督教伦理的文化产物，既然一切法律都是建立在相互原则上的，它只能作为具有同一文化的各国之间的关系的标准。如果超越这种界限而应用它，那是情感而不是自然法和国家法，而印度的暴行应该已经治好我们这一点了。基督教的欧洲应该具有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精神，把世界上所有其他民族看作野蛮人。于是，年轻的欧洲民族将重新燃烧起创造世界历史的冲动，这种冲动曾经促使古代人民把他们本土的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国去。这些年轻的欧洲文明可能以共同行动在世界史上再度政府亚洲。这种共同行动和共同目标将促进最大的社会进步，形成欧洲和平的稳固基础，缩减军队，对亚洲进行古罗马式的殖民地化——总之，促进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利益的团结一致”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幻想鼓动着这个被压迫，被剥削者的预言家几乎进入诗意中了，而更令人警异的，这是出现于正当基督论理的文化完成这样的光荣功绩，如对中国的鸦片战争，和印度暴行——也就是说，英国人在他们的血腥镇压印度叛乱中所犯的暴行——的时候。——在1850年，洛贝尔图在他的“第二社会书简”中，表示他确信如果一个社会缺乏解决社会问题，也就是改变财富分配，所必需的“道义决心”，历史将被迫用“革命的鞭子来反对它”（同上书，第二卷，第83页）。然而八年以后，这个忠诚的普鲁士人却宁愿挥动基督伦理的殖民政策鞭子来压迫殖民地国家的土著居民。当然，从这个“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真正创始人”那里，看到他还是一个军国主义的热心拥护者，这是在我们意料之中的，而他的“缩减军队”的论调不过是在他的天花乱坠的语句中的诗人式的放纵不羁罢了。在他的“社会问题解说”一文中，他解释道：“整个国家租税负担永远向底层转移，有时形成工资货物价格的腾贵，有时形成货币工资的降低”。这里，对兵役制他是从国家的负担方面来考察的，他认为“对于工人阶级而言，它与租税不同，它相当于没收他们全部收入若干年”。他又马上接着说：“为避免误解起见，我要指出我是我们现行军事制度（就是反革命的普鲁士的军事制度）的坚决拥护者，尽管它可能是压迫工人阶级的，并要求有产阶级作出巨大的财政牺牲”。（同上书，第三卷，第34页）这更不像一头狮子的吼声了！ 关于西斯蒙第和里嘉图的论战，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站在拥护萨伊和里嘉图的立场上说：“西斯蒙第被迫承认他所攻击的学说是正确的，并把所有的要点都让给他的敌手了”；还说：西斯蒙第本人“已抛弃他自己的理论，但这个理论至今还有这么多的拥护者”；最后还说，“这个争辩的胜利是属于里嘉图方面”，（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英国商业危机的理论和历史研究”，1901年，第176页）。这表明作者缺乏辨别能力，——姑从宽来说——在自命为严肃的科学著作中这样的缺乏辨别能力，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版，第一卷，第88—89页。 同上书，第二卷，第640—641页。 同上书，第22页。 ↩

[18] 迁往加拿大的移民，1901年达49,149人，1911年更达300,000以上。其中138,000是英国人，134,000是美国人。1912年5月末，蒙特利奥（Montreal）的通讯说，美国农民的移住，一直继续到那年之初为止。 古希腊神话的收获神——译者。 同上书，第292页。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三卷，第182页。 同上书，第108—109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41页。 亚当·斯密：“国富论”，卷二，第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