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积累论
西斯蒙第看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罪恶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与由此决定的收入分配之间的不均衡。由此，他就进入了我们现在所关心的积累问题中来了。
他批判古典经济学的主要论点是：资本主义生产受到无限扩大的鼓励，而完全不顾及消费，但消费是由收入决定的。他说：“近代所有经济学者，事实上都承认公共财富是由私人财富构成的，因而公共财富的发生、增加、分配和消灭，具有与各个私人财富相同的过程。他们都知道，在私人的财富中，要考虑的最主要事实是收入，而消费或开支必须受收入的控制，否则资本便将毁灭。但在公共财富上，某人的资本成为他人的收入，因此，要决定哪个是资本，哪个是收入，这些经济学家感到非常困惑不解，较简单的方法，就是把这一点完全不考虑进去。由于忽视了一个必须决定的数量，萨伊与里嘉图就得出了这种结论：消费似乎是一个无限制的力量，或者至少，除了生产以外，它是无限制的；但事实上，它是受收入所限制。……他们声言不管社会财富生产得如何多，总是可以找到消费者的。他们鼓励生产者造成市场的泛滥，以致酿成今日文明世界的灾难，而实际上他们应该警告生产者，只能把具有收入的消费者计算进去”。 [10]
西斯蒙第以一种收入理论作为他既主张的基础。什么是收入？什么是资本？他对于这两种概念的区别是非常注意的。他认为这种区别是“政治经济学中最抽象、最困难的问题”。“新原理”第二卷，第四章，主要就讨论这个问题。西斯蒙第照例以引用鲁滨逊故事来开始他的研究。对鲁滨逊而言，资本与收入的区别，“仍然是混淆的”；只是，对于社会而言，这个区别才成为必要。然而，即使在社会上，这个区别仍有困难，这是大部分由于我们大家所熟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一个神话所致：这个神话说：对某一种人是资本，对另一种人则又是收入；反之亦然。亚当·斯密要负这个混乱的责任，萨伊把它提高到作为一条公理来为自己的思想惰性和浅薄性辩护。西斯蒙第忠实地接受了这种混乱看法。他说：“资本的性质与收入的性质，不断混淆在我们的思想之中。我们看见有些东西对某人是收入，对另一个人又是资本；而且同一物体在转手之间，常常接连地获得千差万别的称号；价值，当它脱离了所消费的对象物时，表现为一个无形的数量：这个数量有人把它支出去，另有人把它交换；对某一个人，它和对象物一道消灭，而对另一个人，它获得更新，并在流通期间持久不灭”。 [11] 他作了这一大有希望的绪论后，就进一步探究那个困难问题，他说：一切财富都是劳动的产物、收入是财富的一部分、从而也不能不具有同一的源泉。可是，普通都承认三种收入，即地租、利润和工资，它们是从“土地、资本和劳动”三种不同的源泉所产生的。关于第一个命题，西斯蒙第显然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所谓“财富”者，在社会意义上是意味着有用的对象物，也就是使用价值的总额。但它不单纯是劳动生产物，它也包括那些提供原料，并为支持人类劳动提供工具的自然产物。另一方面，“收入”是一个价值概念，即是指，一个人乃至许多人，对于财富或社会总生产物的一部分所能处理的数量。西斯蒙第把社会收入当作社会财富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可以假定他所理解的社会收入就是社会上每年实际消费的基金。倘若如是，那么，财富中剩下的未消费部分，就是社会的资本。这样解释，虽然只是一个模糊的轮廓，但总算接近了我们所寻求的在社会基础上资本与收入的区别吧。然而，西斯蒙第转瞬之间又接受了“流行”的收入三类区分法，这三类收入中，只有一类是由“积累的资本”所产生，而在其他两类中，土地和劳动是与资本相结合的。这样一来，资本的概念，就又模糊起来。现在我们更进一步看一看，对于足以表明社会基础破裂的这三类收入的源泉，西斯蒙第说了些什么话。他以劳动生产率的一定发展程度作为出发点，这是对的。这即是说：“由于人类借以征服自然力量的若干精神和科学知识已有相当的发展，每个劳动者可以每日生产出比他消费所需要的要多得多的产品。”于是西斯蒙第正确地强调把劳动生产率作为在历史基础上剥削的必要条件。但他对于剥削的实际根源，提出了典型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解释。他说：“但是，即使劳动者的劳动创造出财富，倘若让劳动者享受这种财富，那么，财富就会使他越来越不适宜于劳动。此外，财富决不会停留在那种人的手中，即为谋生而亲自劳动的那种人手中。” [12] 因此，他与里嘉图和马尔萨斯的门徒们相同，以剥削与阶级对立作为生产必不可少的刺激物，但他接着剥削的真正原因，即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他说：“通常，劳动者是不能保持其土地的。然而，土地具有生产能力，这个生产能力由人类劳动驾驭来为人类服务，那块进行劳动的土地的主人保留在他的土地参与下所获得的劳动果实的一部分，作为土地生产能力所提供的利益的报酬。” [13] 这就是地租。其次：
“在现代文明状态下，在工人找到他的劳动力的买主之前，他不可能把他进行劳动时赖以生活的充足数量的消费品看作自己的。而他不再占有原料，他所赖以劳动的原料是从远处来的。那些使劳动容易，并可无限地促进劳动生产力的复杂而昂贵机器，他更不会有了。而占有消费品、原料和机器的富翁，可以不从事劳动，只要把所有这些东西交给工人，他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成为劳动的主人了。他直接支取了工人的劳动果实的大部分，作为他交给工人支配的各种利益的报酬”。 [14] 这就是资本的利润。财富中由地主与资本家两次扣除后的剩余部分，就是劳动工资——即工人的收入。西斯蒙第再补充说：“工人能够把它消费掉，而不复再生产了。” [15] 因此，西斯蒙第把不复再生产（工资与地租同样），作为收入与资本区别的标志的。然而，这种标志，只有关于地租和资本利润的被消费部分，才算正确。至于在社会生产物中当作工资的被消费部分，事实上是在再生产自己，它成为工资劳动者的劳动力，在劳动者自身看来，这是为了生活而当作商品出售的，他可以再三带到市场来出售；而就社会看来，这是可变资本的物质形态，为了使再生产不蒙受损失，它必须反复出现于年总再生产中。
到这里为止，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迄今还只学到下列两个事实：即劳动生产率使那些自己不劳动的人得以剥削工人和由于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剥削成为分配收入的实际基础。然而，所谓“收入”所谓“资本”，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依然不知道。西斯蒙第试图说明这个问题，象平常一样，他以鲁滨逊为出发点。他说：“在个人眼光中，一切财富都不过是一种为将来需用时所积累的贮存品。但是他已把这种贮存品区别为两部分：其一是充将来直接地或几乎直接地使用的一部分，另一是他平日不需要，只有在新生产时才使用的那部分。具体说来，他的谷物的一部分，用来养活自己直至下次收获期为止；另一部分留作播种用，要到下年度才带来果实。社会的形成和交换的实行，使这些播种的种籽，即积累的财富中能孳生的部分，有可能几乎无限地增加。而这就是人们所谓资本。” [16]
这些话可以称之为胡说八道。西斯蒙第在这里以种秄为比拟，把生产资料和资本等同起来了。这样解释包含两点：第一，生产资料本身不是资本，仅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成为资本；第二，资本的概念不只包括生产资料。在资本主义社会——连同西斯蒙第所抽象掉的一切条件——生产资料不过是资本的一部分，即不变资本。
在这里，西斯蒙第之所以迷失方向，是因他企图在资本概念和社会再生产的物质方面之间建立一个联系。如上所述，当他着眼在个人资本家身上时，他认为在资本的构成部分中，除了生产资料以外，还得加算工人的生活资料——这从个人资本的再生产的物质方面看来，也是不妥当的。但当他企图把社会再生产的物质基础集中起来，并在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之间建立正确的区别时，资本的概念在他的手中消失了。
然而，西斯蒙第也感觉到单单是生产资料并不能进行生产与剥削。不错，他也有这样的正当看法：他认为剥削关系的中心，正是活劳动的交换。他刚刚把资本全部简化为不变资本，但立刻又把它完全简化为可变资本。他说：
“当农业家把他认为直到下一收获期为止所需要的谷物贮备起来时，他知道利用剩余谷物的好办法：他将把他所剩余的谷物，养活为他耕种土地、生产新谷物的人及为他纺织亚麻和羊毛的人等等。”“通过这种活动，农业家就把他的收入的一部分变为资本。实际上，这就是新的资本借以形成的道路……他所收获的谷物，除了维持自己劳动所必需的数量和为了保持旧规模经营的播种数量外，其超过部分就形成一种财富。这部分财富他可以施舍给别人、浪费掉、或任意消费掉，而不会较前贫穷。这些财富是收入；但如果他用来维持能创造新物的劳动者，或者，以之和他的手工劳动者、织布工、矿工的劳动果实相交换，则此时的财富具有永恒的价值，它只有增加，不会消失，这就是资本”。 [17]
这里有许多混乱的和正确的东西，杂然并陈。为了维持旧有规模的生产（即简单再生产），仍然需要不变资本。尽管奇怪得很，不变资本已简化为流动资本（即种籽），而固定资本的再生产已完全被忽视了。然而，为了扩大再生产（即积累），流动资本看起来也好象是多余的：即是说全部剩余价值资本化的部分，转化为新的工人的工资，而这些工人没有任何生产资料，显然是在空中劳动了。西斯蒙第在其他地方也更清楚地表明了同一见解。他说：“富人节省其收入而将它添加到资本上去时，他给穷人带来了利益，因为他把年生产物分摊别人了；他所称为收入的那一部分，就是他留起来供自己消费的那部分；他所称为资本的那一部分，就是他让给穷人成为后者的收入的那部分”。 [18] 但同时，西斯蒙第又适当地注意了“获得利润的秘诀”和资本的起源：剩余价值是由资本与劳动交换（即可变资本）而发生，资本是由剩余价值的积累而发生。
不管怎样，我们在资本与收入的区别上，并没有很大的进展。现在，西斯蒙第试图以社会总生产物的相应部分来代表生产和收入的各个不同要素。他说：“企业家和农业家一样，并不把他们所生产的财富全部用之于播种。而是将其一部分充作建筑物、机器及工具，以便减轻劳动负担，增加劳动生产率，这正如农业家把他的一部分财富，投向于能够使其土地肥沃的永久工程上一样。这样，我们就看到了种种财富如何发生及以后如何逐渐区别开来。社会积聚的财富一部分，被每个财富的所有者用之于慢性的消费，借以提高劳动的效率，并促使盲目的自然力负担着人类的工作。这一部分的财富叫作固定资本，它包括垦荒、灌溉、工厂及各种行业的工具，各种样式的机器等。财富的另一部分，是用来立即消费的，它在其完成工作中实现自己再生产，并不断改变自己的形态，尽管它的价值没有改变，这部分叫作流动资本，它包括种籽、加工原料和工资。最后，财富的第三部分，是从第二部分出来的：这是完工的制成品在价值上超过各项垫支额的部分。这部分叫作资本收入。它不再进行再生产而用之于消费的。” [19]
在苦心地试将社会的总生产物分割为固定资本、流动资本及剩余价值的几个不可比较的范畴之后，西斯蒙第就立刻透露出一点不含糊的迹象；这些迹象表明当他提到固定资本时，他意味着不变资本；提到流动资本时，他意味着可变资本。因为，“一切造出来的东西”，都是充人类消费用的。但是，固定资本是被间接消费掉的，而流动资本则变为“以工资形态供工人消费的基金”。 [20] 这样，我们就稍微接近把总生产物分割为不变资本（生产资料）、可变资本（劳动者的生活资料）及剩余价值（资本家的生活资料）三部分的区分法了。但是，到此为止，西斯蒙第对他自己看作根本性的题目，没有说得特别明确。在这种混乱上，至少我们不能看到超越亚当·斯密的“思想断片”而有任何的进步。
西斯蒙第自己已经感觉到，并愿意用最简单的方法来澄清这个问题。他叹息说：“财富的这种运动，完全是抽象的。要理解它，需要巨大的思想集中能力。” [21] 于是他把我们再度引到了鲁滨逊那里，但是鲁滨逊在此时已经改变了，他已有了家庭，而且是殖民政策的前驱者。
“在遥远的殖民地，沿着荒地边缘，有一个孤独的农夫，他一年间收获了百袋谷物。但附近，并无市场可以出卖。因为谷物对农夫是有价值的，所以他不能在一年之内把谷物自己消费掉。然而，这个农夫，即使全家都来消费，也不过食三十袋。这就是他的支出，也就是他的收入所交换来的东西。这三十袋谷，没有为任何人再生产。于是，他就拉来一些工人，开辟森林、涸干近邻沼泽、垦拓荒地的一部分。这些工人，就会消费掉他另外三十袋谷物。这是他们的开支，他们有能力以他们收入的代价，也就是他们劳动的代价来支付这笔费用。就农夫方面看，那是交换，他把此三十袋谷，转化为固定资本。（在这里，西斯蒙第是将可变资本完全变为固定资本！他说代替工人所得的三十袋谷的工资，农夫也就能够制造出可以使用于扩大固定资本的生产资料。）农夫现在还剩下四十袋谷。他去年播种约用二十袋，今年则增加为四十袋。这就是他的流动资本，它现在已加倍了。如是，他的百袋谷物全部消耗尽了。然而，其中有七十袋是他实际的投资：一部分至下次收获期，另一部分至更下一次收获期，都将显著地有所增加。我们若把例中的农夫孤立地考察，那么，就可更好地认识这种活动的限界。如果，他在自己所收获的百袋谷物中，今年仅仅消费六十袋，那么，由于播种的增加而获得的二百袋谷物，到第二年有什么人去吃呢？人们会这样回答说：那是将由他的家族增加的人口去消费。不错，但人口的增殖，并没有食物的增加那样快。倘若农夫每年有充分的劳动力来重复这个过程，则谷物的收获量，将每年加倍。但是，他的家族至多每二十五年才得加倍。” [22]
不管这个例子是如何粗略，最后，势必出现一个关键问题：资本化了的剩余价值，从那里找买主呢？资本积累，可以使社会生产无限扩大，但是，社会消费方面，又如何呢？那是由种种收入决定的。这个重要问题，西斯蒙第已在“新原理”第二卷第五章“市民各阶级间的国民所得之分配”中有所说明。
在这里，西斯蒙第企图重新说明社会总生产物的组成部分问题。他说：“从这个观点上看，国民收入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第一，包括在年生产物中，它是从财富所生的利润；第二，从生活所产生的劳动能力。在这里，我们可以把财富理解为土地的占有和资本；把利润理解为土地所有者的纯收入及资本家的利润”。因此，全部生产资料，就与当作财富的“国民收入”区别开来了。而“国民收入”，分解为剩余价值及劳动力，更精确地说，即可变资本的等价物。于是，我们可以看出（虽然表示得不十分明确）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分割了。可是，转瞬之间，西斯蒙第又把“国民收入”理解为社会年总生产物。他说：“年生产或总的年劳动成果，同样是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由财富产生的利润，另一部分是劳动能力，这一部分劳动能力我们设想是等于与之相交换的那部分财富，或工人的生活资料。” [23] 在这里，社会总生产物，从价值上说，只分解为可变资本及剩余价值两部分，而不变资本却不见了。于是我们到达斯密的教条上来了：即一切商品价格，分解为v+m（或者说由v+m所构成），换言之，总生产物，只是由工人及资本家的消费资料所构成。
西斯蒙第于是接着讨论总生产物的实现问题。一方面，一个社会的收入总额，是由工资、资本利润与地租所构成，以v+m表示之；他方面，社会总生产物，从价值上说，同样分解为v+m，“因此，国民收入和年生产，相互平衡（并表现为相同的数值）”。也就是必须在价值上相等。“年总生产物，每年完全被消费掉。而其中一部分是由那些以劳动相交换的工人来消费，而这些工人就把它转化为可变资本，而再生产出来；另外一部分，由那些以收入相交换的资本家来消费并消灭了它”。“年收入的全部，势必与年生产物的全部相交换”。由此，西斯蒙第就在“新原理”第二卷第六章“生产和消费的相互决定”中，提出了再生产的明确规律如下：“支付今年的生产的不能不是去年的收入”。如果这样，那么，资本主义的积累又如何发生呢？假定总生产物必须被工人和资本家完全消费掉，一点也没有剩余，那么，很明显地我们停留在简单再生产的范围内，积累问题就无法解决了。事实上，西斯蒙第的理论，等于否认了积累的可能性。既然一切社会需要，是由工人的工资总额和资本家的个人消费组成的，那么，在扩大再生产的场合下，什么人购买那些剩余生产物呢？在这点上，西斯蒙第争辩道，积累在客观上是不可能的，他说：“结果，实际所发生的总是这样：我们把本年生产的全部，与上年生产物全部相交换。倘若生产逐渐增大，则在交换中，每年势必引起小额的损失，这样同时，就改进了将来的条件。”换言之，积累在生产物全部都实现的时候，就不能不产生出每年无法出卖的剩余。西斯蒙第不愿意得出这最后的结论，他宁愿采取“中间路线”，从而不得不求助于相当难懂的遁辞，他说：“倘若损失不大，而且分配得当，每个人宁愿负担下来，而不致为自己的收入诉苦。国民经济正是这样成立起来的。一系列的小牺牲，反足以增加资本与公共财产。” [24] 另一方面，如果积累肆无忌惮地进行，那么，不能卖出的剩余就会增大，酿成大众的灾难，结果，危机必然上门。这样，小资产阶级的逃避方法就成为西斯蒙第的解决途径：这就是压低积累的速度。他对主张生产力无限制发展和生产无限制扩张的古典学派不断进行论战。他的全部著作不外是对无限制热望、积累所引起的不幸后果，敲起警钟。
西斯蒙第的分析，证明他不能把再生产过程作为整体来把握。由于他从社会观点试图区别资本与收入这两个范畴，没有获得成功，他的再生产理论也蒙受了从斯密那里继承过来的根本错误的损害：——即认为年总生产物，都给个人消费完结，不剩下任何的价值部分以供社会不变资本更新之用；而积累只包含资本化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追加的可变资本。后来的西斯蒙第的批判家，如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伊林 [25]，指出了在分析总生产物中的这个根本错误，从而痛快地把西斯蒙第的积累论一笔勾销，认为全部是不恰当的，“谬误的”。然而，这样的态度只足以证明，他们自己对西斯蒙第真正关心的事情、对西斯蒙第的最后问题缺乏敏感。其后，马克思的分析初次指出了亚当·斯密的重大的谬误，这个分析证明：如果只考虑总生产物中，相当于不变资本的价值部分，积累问题决不算是得到解决。这一点在西斯蒙第理论的实际发展中，更突出地得到证明。为着支持他的见解，他和古典学派的代表者及传播者里嘉图、萨伊、麦克洛克进行了很激烈的论战。这论战的两方面，代表着两个对立的见解：西斯蒙第认为积累决不可能；而里嘉图、萨伊及麦克洛克，则支持积累无限可能性的见解。但关于斯密的某些错误见解，两方面都是相同的：西斯蒙第的反对者，也同样忽视了再生产中的不变资本，特别是萨伊，他把斯密关于总生产物分解为v+m的混乱理论当作无可非难的教条而企图永远保存下来。
很显明的，如果我们单单依靠马克思的分析，认为社会总生产物，除了供工人及资本家消费的生活资料（v+m）以外，还包含作更新之用的生产资料（c），从而，积累不仅由可变资本的增大，而且也由不变资本的增大所构成的。那么，积累问题，正如这一系列赏心悦目的事情的发生所证实的，到底还没有得到解决。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这样强调再生产过程中不变资本的份额，在积累理论产生了新的谬误。目前，只要指出下列事实就够了：即顺从斯密关于总资本再生产的错误，并不是西斯蒙第理论上所特有的缺点，它无宁是最初关于积累问题论战的共同的基础。从上述的事实上看，仅仅产生如下的结果：即资产阶级经济学，连简单再生产的基本问题还没有解决，就突进到更复杂的积累问题上去了。这就恰如在其他领域一样，科学的研究循着非常曲折的道路前进，它常常在基础未奠定之前，就着手建筑上层的楼房。总之，在西斯蒙第的推理中，尽管存在着显明的、难于克服的弱点；但是他的反对者对他却束手无策，由此可见西斯蒙第在他的积累论的批判中无疑地给资产阶级经济学提出了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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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与版本说明
[10] 英国—印度政府，已经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之初，委托谢勒上校（Colonel Chesney）调查幼发拉底河是否可以通航，以便建立地中海与波斯湾至印度间的尽可能最短的联系。经过1831年冬初步的探勘旅行和作了详尽的准备以后，正式的远征队于1835—37年出发。在这期间，英国军官和职员考查和测量了东美索不达米亚的大部分。这种活动一直继续到1866年，但对英国政府没有带来有用的结果，但后来通过波斯湾，在地中海与印度间建立一条联络路线的计划为英国用另一个方案来代替，那就是底格里斯（Tigris）铁道计划，1879年卡麦仑（Cameron）接受英国政府的委托，旅行美索不达米亚，研究计划中的铁道设置线。奥本海（M.F.Von—Oppenheim）：“从地中海通过豪兰、叙利亚沙漠及美索不达米亚到波斯湾”，第二卷，第5页及第36页） 拉法格：“合众国的谷物耕作与谷物贸易”，第345页。 国会议员迪的尔（Didier）在1851年国民议会上的报告说：“我们必须赶快解散家族团体，因为，它们是反抗我们统治权的杠杆。” 德国与英国的关系是一个典型例子。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卷，第585页。 同上书，第58页。 布尔加科夫：“资本主义生产的市场问题，理论的研究”，第161页。 指洛贝尔图——译者。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72页。 同上书，第448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卷，第412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卷，第397—398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一卷，序言，第19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416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29—630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537页。 这里必须注意的，是米拉波在他的“经济标”的“说明”中明白地提到不生产阶级的固定资本：“这个阶级对制造厂房，工具，机器，磨子，铁工场，其他工场的原垫支……（合计为）20亿利弗（“Tableau Éconoque avecses Explications”，1760年，第82页）。米拉波在他对“Tabloau”的混乱描述中，也没有把不生产阶级的固定资本考虑进去。 ↩
[11] 施莱德（S.Sehneider）：“德国的巴格达铁道”，1900年，第3页。 根据美国劳动专员1898年的报告，使用机器方法，较之手工操作，有下列的优越性： 引自柯瓦列夫斯基前书第217页。当然，法国自大革命以来，一时的风尚是把政府反对派说成是封建制度的公开或隐蔽的拥护者。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289—291页。 弗·伊林〔列宁〕：“经济学研究与论文”，圣彼得堡，1899年，第20页（译文录自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页）——附带地说一句，同一著者曾经声言扩大再生产只是在资本主义下开始的。他认为简单再生产是所有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通例，他没有注意到简单再生产条件下，我们可能永远不会超越旧石器时代的刮刀而前进。 布尔加科夫：“资本主义生产的市场问题，理论的研究”，第167页。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二卷，第226页。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三卷，第110—111页。 同上书，第416页。 麦克洛克在“爱丁堡评论”上的论文，第471—472页。 同上书，第二版，第一卷，第84页。 同上书，第416—417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31—632页。 斯密因此作出这样的表述：“所以，工人追加在原料上的价值在这样情形下，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付给他们的工资，另一部分作为雇主所垫支的原料和工资的全部资本的利润（“国富论”卷一，83页），此外，在卷二，第八章论工业劳动时：制造者的劳动一般在他所工作的原料的价值上追加了维持他本人生活所需的价值和他的雇主的利润的价值。相反地，家庭仆役的劳动不增加任何价值。虽然制造者的工资是他的雇主垫支给他的，他实际上并不对雇主形成任何耗费，因为这些工资的价值一般从在制造者所施与劳动的物体上所增进的价值中得到补偿，并且还带来了一个利润”（亚当·斯密：同上书，卷二，第93—94页）。 ↩
[12] 沙林（Saling）：“金融年鉴”，1911—12年，第2211页。 由美国输往欧洲的小麦量如下： 格·加·安东（G.K.Anton）：“阿尔及利亚及突尼斯的新农业政策”。（“立法、行政、经济年报”）1900年，第1341—1342页。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卷，第633页。 “新时代”，第二十卷，第二册，“危机理论”，第116页。考茨基从数学上给图冈·巴拉诺夫斯基证明：消费必然会增加，而且严格地“按照生产资料的价值量以一定的比率”增加。这个证明有两点应加以评论：第一、象马克思一样，考茨基没有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考虑进去，因此，消费的数量，比之实际上所有的，显得相对地较多，第二、考茨基在这里所指的消费的增加，既不是扩大再生产的基础，也不是它的目的，而是它的后果；主要是由于可变资本的增长，新增的工人的雇用，而发生的。然而这些工人的生活维持既不是、也不应成为，扩大再生产的目的——在这一点上，是和资本家阶级个人消费的增加相同的。考茨基的议论无疑地驳斥了图冈·巴拉诺夫斯基的自鸣得意的看法：在消费绝对减少下，也可得出扩大再生产的古怪念头。尽管如此，他没有接近基本问题，即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和消费间的关系，虽然在同一著作的另一段中，作者告诉我们道：“随着资本家越来越富有，以及他们所剥削的工人人数越来越增加，他们对不断扩大的资本主义大工业所生产的消费品，形成了一个市场，但这个市场增长得不象资本的积累和劳动生产率那么快，因此，必然是不够的”。于是在它们自己领域之外，必须从那些尚未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职业阶层和民族间，为这些消费品要求一个附加的市场。这种市场找到了，而且也在不断扩大中，但还扩大得太慢，因为这种附加的市场不象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那样的具有伸缩性和扩张能力。一旦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大工业阶段，象在十九世纪最初二十五年的英国那样，它就能飞跃地扩张，以致很快地超越了一切市场的扩张。这样，随着市场的大量扩充而发生的每一个繁荣时期，是注定了要夭折的——不可避免的危机。简言之，这就是马克思所创立的危机理论，照我们所知，它是一般地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的（同上书，第80页）。但是，考茨基不想把这个实现生产物的概念与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调和起来，这也许是因为，象我们所引文句所表明的，他完全从危机方面来研究这个问题，换言之，他把社会生产物看作或多或少地无差别的货物量，而不考虑这个事实，即社会生产物在再生产过程中是有区别的。 同上书，第210页（重点是著者加的）。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二卷，第156页。 同上书，第108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卷，第424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卷，第400—401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版，第一卷，第85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420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33—634页。 在农业中雇用的工人……所以……象制造业的工人一样，不但造成相等于他们自己消费量的价值的再生产，或相等于雇用他们的资本，加上资本所有者的利润的价值的再生产，而且还造成一个更大的价值的再生产。在农业家的资本和所有的利润之外，这些工人经常造成地主的地租的再生产，（“国富论”卷二，第149页） ↩
[13] 沙林：“金融年鉴”第360—361页。乌滕堡工程师普列色尔（Pressel）是希世男爵（Baron von Hirseh）的助手，他自己在欧洲土耳其曾活跃地参加过这些交易。关于土耳其政府为了敷设土耳其铁道被迫付给国际资本的全部补助金一事，普列色尔曾举出如下的账表： 柏菲：“农民的实况、他的苦恼及其解救办法”，第一编，“我们在何处？”，第二章，“农业的进步”，第30—31页。 阿尔及利亚行政法（Indigenates）改革委员会报告人亚尔邦·罗兹（Albin Rozet），在1912年6月20日在法国众议院的演说中，提到几千名阿尔及利亚人从色提甫地区移出，而上一年有1200个土人从托勒姆色移出，他们的目的地是叙利亚。有一个移民，从他的新的安家地点寄信中说：“我现在居住在大马士克，生活非常幸福。在叙利亚有许多象我一样移住来的阿尔及利亚人。政府给我们土地并给我们在耕作上的其他便利。”阿尔及利亚政府用拒绝发放护照的方法，来限制移民。（1912年6月21日的官报，第1594—1595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373—374页。 “把土地肥沃性这一类的自然条件暂置不论：把独立的个别进行劳动的生产者的熟练（它不是更在量上由制成品的多寡来表现，但更是质上由制成品的良否来表现）也暂置不论，劳动的社会生产率程度，是由一个劳动者在一定时间内以劳动力同一强度转化成生产物的生产资料的相对量来表示。他用来发生机能的生产资料的量，随他的劳动生产率一同增进。在这里，这个生产资料要起两重作用。某一些生产资料的增加，是劳动生产率增进的结果；别一些的增加，则是劳动生产率增进的条件。例如，靠手工制造业的分工与机器的采用，在同一时间内，会有较多量的原料被加工好，从而，有较多量的原料及辅助材料加入劳动过程。这就是劳动生产率增进的结果。另一方面，被使用的机器，劳动家畜、矿物性肥料及排水管等等的量，却是劳动生产率增进的条件。在建筑物，镕铁炉，运输机关等等方面积聚的生产资料的量，也是如此。但不论是条件还是结果，只要生产资料的量与合并在它里面的劳动力比较而言增大了，这种增大总表示着劳动生产率的增进。所以，劳动生产率的增进，是表示在这个事实上，与所推动的生产资料旳量比较而言，劳动量在减少，或者说，与它的客现因素比较而言，劳动过程的主观因素的量在减少。”（资本论，卷一，第782—784页）马克思在另外一段中说道：“我们前面讲过，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发展，从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比一切以前的生产方式，都更发展了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一类生产资料（建筑物机器等等）——它们在劳动手段的形态上，全部一起地，合并到过程里面去，并且不断反复地，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期间内，在它里面发生作用——的量会不断增大；并且，这种生产资料的增大，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提，同时又是它的结果。这个形态上的财富不仅绝对增加并且相对增加的事实（参照第一卷第二十三章II，第781页以下），特别表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但不变资本的物质存在形态，生产资抖，并不单是由这种劳动手段构成，且还由各种加工阶段中的劳动材料和辅助材料构成。跟着生产规模和劳动生产力由协作分工及机器等等引起的增进，逐日加入再生产过程的原料，辅助材料等等的量也会增大。”（“资本论”，第二卷，第153页） 同上书，第238页。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一卷，第40页。 同上书，第一卷，第62页。 同上书，第417页。 同上书，第401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版，第一卷，第86页。 同上书，第421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36页。 同上书，第97—98页，但在下一句里，斯密已经完全把资本转化为工资，亦即可变资本：“任何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年生产物中用来补偿资本的那部分决不是别的，而是直接用来维持生产人手的。它只用来支付生产劳动的工资。至于用来形成利润或地租收入的那部分，它可以维持生产人手，也可以维持不生产人手，没有什么两样，（同上书，第98页） ↩
[14] 查理士·摩拉维茨（Charles Moravitz）：“从财政上看土耳其”，1903年，第84页。 同上书，第42页。 布尔加科夫：“资本主义生产的市场问题，理论的研究”，第199页。 同上书，第二卷，第25页。 同上书，第四卷，第226页。 西斯蒙第：“政治济学新原理”，第二卷，第425—426页。 同上书，第86—87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2—6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39页。 “国富论”，卷二，第19页，译文引自“资本论”，第二卷，第443—444页。 ↩
[15] “此外，在这个国家，一切都还是困难而混乱的。如果政府要实行烟纸或纸牌专卖，那么，法国与奥—匈帝国为了它们的贸易利益计，马上会加以否决。如果问题牵涉到石油，俄国就会提出抗议，甚至那些利害关系很少的强国也要根据某种协定才能表示同意。土耳其的命运好象跟桑丘·般沙（Sancho Pansa）（西班牙作家西万提斯小说中吉诃德先生的持盾侍从——译者注）及其进餐时的命运一样；财政部长刚刚想做一些事情，就有某一个外交官出来扼着了他的手腕，否决了他的想法”。（摩拉维茨：前书，第70页） 谢林：“北美农民竞争“，第433页。 标歇：“国民经济的兴起”，第五版，第147页。桑巴特数授的理论是在这方面的最新的贡献。他辩论道：我们不是向国际经济前进，而毋宁是越走越离开国际经济。“我认为，相反地，今天的商业关系没有形成文明国家间，相对于它们的整个经济来说，一个较强的纽带，而毋宁是一个较弱的纽带。各个国民经济，比之一百年或五十年以前，并不较多地，而是较少地把世界市场考虑进去。至少……如果说国际关系对近代国民经济的相对重要性是在逐渐增长，那是错误的设想。事实是恰恰相反。”桑巴特傲慢地拒绝了国际劳动分工逐渐增长的假设，以及国内需求缺乏伸缩性，因而对国外市场的需要越来越增加的假设。他自己确信“各个国民经济将逐渐形成自己的一个小天地，而且对所有工业部门，国内市场的重要性将越来越超过国外市场的重要性。”（“十九世纪德国国民经济”，第二版，1909年，第399—420页）。这个压倒一切的发见是以完全接受这位教授的特殊的概念为前提。根据这个概念，所谓“出口国家”，由于某些理由，只是那些以超过自己需要的剩余农产物，即以自己的“土地”支付进口品的国家。在这个概念下，俄国、罗马尼亚、美国和阿根廷是“出口国家”，而德国、英国、比利时则不是“出口国家”。既然俄国和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迟早将要求以自己的过剩的农产物供应国内的需求，显然，世界上的“出口国家”将越来越少——国际经济从而也将消失。桑巴特的另一发见是：有些“非出口”的资本主义大国以输出资本的利息形态，越来越多地取得，“无偿”的输入——但对于桑巴特教授而言，资本的输出以及工业品的输出是绝对可以不加考虑的。“随着时间的进展，我们将要达到只有输入而没有输出的境界”（第422页）。好不摩登，好不耸人听闻，好不难能可贵啊！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一卷，第250页。 同上书，“我国政治经济情况的解说”，第二卷，第一号。 同上书，第429页。 同上书，第87页。 例如见“资本论”第二卷，第457—459页，557—582页。 同上书，第640页。 同上书，第19—20页。 ↩
[16] 柏菲：“农民的实况、他的苦恼及其解救方法”，第84页。 布尔加科夫：“资本主义生产的市场问题，理论的研究”，第132页。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一卷，第225页。洛贝尔图在一生中反复地申述他早在1842年在他的“我国政治经济情况的解说”一书中的思想。“在目前的条件下，不仅劳动的工资，而且地租和资本利润被算作货物的生产费。因此，我们必须详细地批驳这个见解。这个见解有两个基础：（一）对资本的错误理解，把工资看作资本的一部分，正象材料和工具一样，而实际上工资与地租和利润是在同一水平上的；（二）混同了商品的生产费和企业家的垫支或企业经营费用”（“我国政治经济情况的解说”，1842年版，第14页）。 洛贝尔图：“商业危机与地主的抵押问题”，（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三卷，186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章，第434—435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版，第一卷，第87—88页。 同上。 “国富论”，卷二，第21—22页。 ↩
[17] 引自尼古拉·昂的前引书，第224页。 同上书，第236页。弗·伊林（列宁）以确定不移的语句表述同样的见解如下：“浪漫主义者（他对怀疑派的称号——译者）说，资本家不能消费额外价值（按即剩余价值——译者），因此必须把它销售到国外去。试问，资本家是不是就把自己的产品白白送给外国人或者抛到海里去呢？售卖就是获得等价物，输出一种产品就意味着输入另一种产品。”（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页）事实上，他对国外贸易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所起的作用的说明，与司徒卢威和布尔加科夫的相较，远为正确。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一卷，第304页。在“我国政治经济情况的解说”一书中，已经有同样的说明：“我们必须把狭义的、或本来意义的资本与广义的资本区别开来。前者包括工具和材料的实际贮备量，后者包括在现今的劳动分工下，经营企业所需的基金。前者是生产上绝对必要的资本，而后者只是迫于现今条件，才具有这样相对的必要性。因此，只是前者才构成严格的、本来的意义的资本；只是这一概念才完全与国民资本的概念相符”（同上书，第23—24页）。 同上书，第四卷，第233页。关于这一方面，洛贝尔图在实践上如何表现为一个，按照当今“大日耳曼人”的样子，极其清醒的和现实的德国殖民政策的预言家，尽管对工人阶级的不行情况，他曾在道德上大声疾呼。这种态度，在我们看来，是非常有趣的。在上面引文的附注中，他写道：“我们继续简单地看一下开辟亚洲，尤其是世界最富饶的市场，中国和日本，以及维持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的重要性。这可以延缓社会问题的解决，”（这个能言善辩的被剥削者的复仇人坦率地揭露历孜孜为利的剥削者如何能够使“他们的愚蠢和犯罪的过失”，他们的“罪恶昭彰的不公正行为”一直尽可能地继续下去）。“对于解决这个问题，现代世界缺乏智慧，也缺乏无私精神和道义的决心”。（洛贝尔图的哲学上的听其自然的态度是无可匹敌的！）“经济上的利益，我们承认，不能成为武力干涉的合法根据，但在另一方面，对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不问其文明情况如何，严格应用近代自然法和国际法，到底是行不通的”（这里不能不想到莫里哀在“伪君子”中多利兰的话：“上天的确维护某些满足，但其中还要经久一些”）。——“我们的国际法是基督教伦理的文化产物，既然一切法律都是建立在相互原则上的，它只能作为具有同一文化的各国之间的关系的标准。如果超越这种界限而应用它，那是情感而不是自然法和国家法，而印度的暴行应该已经治好我们这一点了。基督教的欧洲应该具有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精神，把世界上所有其他民族看作野蛮人。于是，年轻的欧洲民族将重新燃烧起创造世界历史的冲动，这种冲动曾经促使古代人民把他们本土的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国去。这些年轻的欧洲文明可能以共同行动在世界史上再度政府亚洲。这种共同行动和共同目标将促进最大的社会进步，形成欧洲和平的稳固基础，缩减军队，对亚洲进行古罗马式的殖民地化——总之，促进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利益的团结一致”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幻想鼓动着这个被压迫，被剥削者的预言家几乎进入诗意中了，而更令人警异的，这是出现于正当基督论理的文化完成这样的光荣功绩，如对中国的鸦片战争，和印度暴行——也就是说，英国人在他们的血腥镇压印度叛乱中所犯的暴行——的时候。——在1850年，洛贝尔图在他的“第二社会书简”中，表示他确信如果一个社会缺乏解决社会问题，也就是改变财富分配，所必需的“道义决心”，历史将被迫用“革命的鞭子来反对它”（同上书，第二卷，第83页）。然而八年以后，这个忠诚的普鲁士人却宁愿挥动基督伦理的殖民政策鞭子来压迫殖民地国家的土著居民。当然，从这个“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真正创始人”那里，看到他还是一个军国主义的热心拥护者，这是在我们意料之中的，而他的“缩减军队”的论调不过是在他的天花乱坠的语句中的诗人式的放纵不羁罢了。在他的“社会问题解说”一文中，他解释道：“整个国家租税负担永远向底层转移，有时形成工资货物价格的腾贵，有时形成货币工资的降低”。这里，对兵役制他是从国家的负担方面来考察的，他认为“对于工人阶级而言，它与租税不同，它相当于没收他们全部收入若干年”。他又马上接着说：“为避免误解起见，我要指出我是我们现行军事制度（就是反革命的普鲁士的军事制度）的坚决拥护者，尽管它可能是压迫工人阶级的，并要求有产阶级作出巨大的财政牺牲”。（同上书，第三卷，第34页）这更不像一头狮子的吼声了！ 关于西斯蒙第和里嘉图的论战，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站在拥护萨伊和里嘉图的立场上说：“西斯蒙第被迫承认他所攻击的学说是正确的，并把所有的要点都让给他的敌手了”；还说：西斯蒙第本人“已抛弃他自己的理论，但这个理论至今还有这么多的拥护者”；最后还说，“这个争辩的胜利是属于里嘉图方面”，（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英国商业危机的理论和历史研究”，1901年，第176页）。这表明作者缺乏辨别能力，——姑从宽来说——在自命为严肃的科学著作中这样的缺乏辨别能力，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版，第一卷，第88—89页。 同上书，第二卷，第640—641页。 同上书，第22页。 ↩
[18] 迁往加拿大的移民，1901年达49,149人，1911年更达300,000以上。其中138,000是英国人，134,000是美国人。1912年5月末，蒙特利奥（Montreal）的通讯说，美国农民的移住，一直继续到那年之初为止。 古希腊神话的收获神——译者。 同上书，第292页。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三卷，第182页。 同上书，第108—109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41页。 亚当·斯密：“国富论”，卷二，第22页。 ↩
[19] “我在加拿大西部旅行时，只访问过占有一千英亩以下的土地的农场一个。据1881年加拿大的普查，当时在马尼多巴（Manitoba），约2,384,337英亩土地，仅仅为由9,077人所占有，因此，每人平均得2,047英亩以上。这个平均数，在美国任何一个州都远不能达到”。（谢林：前书，376页）八十年代初，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在加拿大固然还没有十分盛行。但在1887年谢林就曾记载过于某一股份公司所有的“拜耳农场”（Ball-farm），这个农场，占有不下22,680公顷的土地，很明显地是仿照“达利姆普尔农场”而建设起来的。在八十年代，谢林以极其怀疑的态度来对待加拿大竞争的前景，他估计西部加拿大的“丰饶地地带”，有311,000平方公里平地，即占德国全部面积五分之三的地域，他认为实际上其中仅有38,400,000英亩是耕地，至于说有希望的小麦产地，则其中不过只有15,000,000英亩而已（谢林：“北美农业竞争”，第337—338页）。根据1912年6月中发行的“马尼多巴自由新闻”，1912年夏季加拿大春麦的播种面积为11,200,000英亩，而美国的春麦面积为19,200,000英亩。（参看1912年6月18日发行的商业新闻“柏林日报”，第305号）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二卷，第136页。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四卷，第231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版，第一卷，第93—94页。 同上书，第二卷，第642页。 ↩
[20] 谢林：“北美农业竞争”，第361—362页。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二卷，第225页。 同上书，第95页。 同上。 ↩
[21] E.修尔茨：“美国的经济生活”，“立法、行政及经济年报”，1912年，第四册，第1724页。 同上书，第一卷，第61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第二版，第一卷，第185页。 同上。 ↩
[22] 巴苏托的伟大领导者摩西（Moshesh）——由于他的勇气和政治才能，巴苏托人才能作为一个民族存在着——当时还活着。可是，和奥仑治自由国的波耳人不断战争，使得他和他的部下陷于极端困境。二千名巴苏托战士被杀害，家畜被夺去，家室被破坏，作物被毁弃。这样，这个部落陷入被饥饿所迫的亡命者的状态，他们除了几次请求英国政府的保护以外，简直无路可走。（卢卡士：“英领殖民地志”，牛津，第四卷，第60页） 布里索是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家和作家——译者。 同上书，第95—96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49—650页。 ↩
[23] “领土的东部是马谢那兰，英属南非公司得罗奔古拉王的许可后，最初在这里创办起来”。（卢卡士：“英领殖民地志”，第77页） 按即“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二章，第一节——译者。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版，第一卷，第105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59页。 ↩
[24]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版，第一卷，第121页。 ↩
[25] 包美拉尼亚（Pomerania）是普鲁士的一个省，洛贝尔图在那儿置有地产，并居住在那里，故这里指洛贝尔图本人——译者。 乌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经济学研究与论集”，圣彼得堡，189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