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积累论
然而，自“大战争”以来，美国农业的这种变革还不是结局，这只是把农民卷进来的漩涡的开始。这个农民的历史，自然会引导我们到资本主义积累发展的第二阶段——而对于资本主义的积累这倒是一个极好的说明。自然经济、自给的生产以及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这些都必须加以排斥，而代之以简单的商品经济。资本主义需要商品经济，以作为自己的剩余价值的市场。但一旦简单商品生产，代替了自然经济，资本就反过来对它作斗争。资本把简单商品生产捧上舞台后，两者就会为生产资料，劳动力，和市场而发生竞争。资本主义的最初目的是孤立生产者，切断保护生产者的社会联系；其次就是要从小商品生产者手中夺去生产资料。
我们已看到美国“大战争”开辟了垄断资本公司和私人投机家大规模掠夺公地的时代。狂热的铁道建设以及铁路公司股票的投机热潮引起了狂热的土地投机，有钱的人和公司发了大财，有的甚至占有了整个郡的面积。此外象蝗虫般的掮客，采用了象走江湖的广告手段，通过各种欺骗和引诱，从欧洲吸引了到美国来的大量移民。这些移民，最初，定居在大西洋东岸诸州。可是，在那个地方，随着工业的发达，农业被迫逐渐向西移动。1850年在俄亥俄的哥仑布地方所形成的“小麦中心地”，五十年后向北移动99哩，向西移动680哩。1850年，大西洋沿岸诸州供给的小麦占全国收获额的51.4%，1880年渐降为13.6%，当时，北部中区的诸州供应了71.7%，西部诸州供给了9.4%。
1825年孟禄（Monroe）领导的美国议会，决定把印第安人从密西失必河之东移向密西失必河之西。印地安人拼命反抗，可是——至少在四十次对印地安人讨伐战争中，那些幸免被屠杀的印地安人象粪土般地被扫除出去，象赶牛群般地被驱入西部，在那里又象羔羊般地被监禁在“保留区”中。印地安人曾经让位给农民，现在，则轮到农民让位给资本而自己则被驱往密西失必河的西岸。
美国农民沿着铁路线移往西部及西北部的乐土，在那里大的土地投机家及其代理人说得天花乱坠。可是，那些最肥沃，处于最方便位置的土地，却被投机公司保留，用之于纯粹资本主义经营的大经济上。在荒野中，在疲劳的农民四围，出现了作为他们的可怕的竞争者及不共戴天的仇人之“波南查农场”（Bonanza farm）（使用最好机器的农场——译者），这种农场是一种新旧世界所没有见过的大资本主义经营。这里，使用近代科学及技术的一切手段来生产剩余价值。1885年拉法格写道：“今日大西洋两岸著名的阿利费·达利姆普尔（Olivier Dalrymple），可以看作为一个经营农业金融的突出代表人物。1874年以来，他同时经营红河上的轮船航路及总面积三万公顷属于由一小撮金融家所有的六个农场。他把每个农场分为有800公顷的地段，更在每地段之下，分为三个地区，每地区267公顷。并设正副监督，以资统率。各地区建立棚屋。其中有五十个人住的宿舍及同数目的马厩与骡。还有厨房，贮藏人与家畜的生活资料的仓库，安置机器的小屋，最后还有锻工场及五金工场等等。名地区有完备的工具：二十对马，八架双锄，十二台马拉的播种机，十二架钢齿耙，十二台割禾束藁机，二台打禾机与十六辆马车等。为了保证机器与活劳动（人，马，骡）的情况良好，并保证能够做出最大量的工作，一切方法都使用尽了。一切所有地区，都与总部有电话联络。
“面积达三万公顷的六个农场，采用军队式的组织，以六百个劳动者为一队进行耕作。收获期中，管理本部仍可募集五百乃至六百个补助劳动者，分配于各部门之间。秋季工作完成之后，除监督本人及每地区十人之外，其余劳动者都被解雇。在达哥塔及明纳苏达的一些农场，马和骡子不能在工作场所过冬。一俟禾根翻犁之后，即以一百至二百对为一群，运至一千哩至一千五百哩远的南方，到春季再运回”。
“工作时，技师乘在马上，随着犁地机、播种机、收获机之后前进。如果发生什么障碍，技师就策马疾驰至机器生事的地方，进行修理，使其立刻恢复运转，收割的谷物，运到日夜开动的打禾机上脱粒，打禾机用一捆一捆的稻草通过投入火舱中烧热。禾谷则用机器打出，簸开，秤量及包装，然后，运到沿农场修好的铁道上，再装火车运到杜卢司（Duluth）与水牛城（Buffalo），达利姆普尔每年增加播种土地2,000公顷。1880年达一万公顷”。 [10]
七十年代末，已经出现了拥有14,000至18,000公顷小麦地的个人资本家和公司。自拉法格写这本书以来，美国粗放经营的资本主义农业在技术上和使用机器上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 [11]
美国农民，很难和这种资本主义的企业相竞争。当美国的金融，生产和运输条件的全部变革，使美国农民不得不抛弃自给的生产，而进入市场的生产时，农产品的价格，由于耕种面积的急速扩大，而大为降低。正值农业依赖市场的时候，美国的农业市场，突然从地方市场，转变为世界市场，并成为资本家巨大商行疯狂投机的牺牲品。
1879年是欧洲和美国农业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年，因为这一年美国小麦开始向欧洲大量输出。 [12]
由市场扩大所产生的利益，不待说是由大资本独占的。小农一方面受到日益增多的大农场竞争的压迫，另一方面又成为投机家的牺牲品。这些投机家买进小农的谷物，借以压迫世界市场。在强大的资本势力之前，农民是无力抵抗的，他们陷入了债务。这是农民经济没落的一个典型现象。关于农民所处的绝望地位，1890年，美国农业部长拉士克（Rusk）曾在某一通告中，说道：“以农场、家屋及土地作抵的债务负担，无疑地，已达到极端令人沮丧的程度。在个别场合，农民可能太轻率地举债，但在大多数的场合，这也是必要使然……这些抵押业务收取利息很高。到了今天，由于主要农产物的价格下落很多，这些抵押业务成为极端令人憎恨的东西，在许多场合下，农民甚至受到丧失家屋及土地的威胁，这对那些力图拯救农民免受苦难的人，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农民照现在的价格，想获得一块钱来偿还自己的借款，他势必出卖比他借一块钱的时候更多的农产物，那是极其明白不过的事实。当借款的偿还，显然成为完全无望时，利息就会逐渐积累起来。我们所讨论的那种萧条，使得抵押债务的延期极为困难”。 [13] 根据1891年5月29日普查，陷入债务的农场有2,500,000户，而其中有三分之二是自耕农，其负债额大约为22亿元。柏菲结论说：“这样农民的状态，极为危险（农民正在穿过“死亡的渊谷”）。农场经营，成为无利可图的事业。农产物价格，大战以来，下落50%。农场价值，最近十年间下落25%至50%。农民负债累累，而这些债务是以自己的房产作抵的。在许多场合，他们无力支付到期的利息，也没有能力续借，因为抵押品的价值由于一般经济萧条而下落。许多农民失去了他们的房产。负债的石磨，正在碾碎他们。我们实在冷酷无情的魔掌中，农场已经岌岌可危了”。 [14]
那些背负重债接近破产的农民，只有做些工资劳动，以补充他们的收入，或者根本放弃农场，此外别无他途。如果他不象几千个农场那样，因无法支付债款而陷入债权者的爪牙，那么，他很可以丢掉那块已经对他成为地狱的“乐土”。在八十年代中期，到处可以看到被抛弃而陷于荒废的农场。1887年谢林写道：“农民在一定的期限内，如果不能支付债务，他的应付利息，就将提高到12%、15%、甚至20%。银行、机器商人及杂货商人，逼迫他并夺去他的辛劳成果……于是，他就不得不仍旧留在农场做佃户，或者再移到西部去碰运气。实际上，在北美任何其他地区，我没有看到象在西北平原的小麦产地那样多的负债累累，陷入悲观失望的农民。在达科塔，和我交谈的农民中，没有一个不想出售他的农场的”， [15] 1889年威尔蒙（Vermont）地方的农业专员，对普遍发生的抛售农场的事情，有一个报道。他写道：“在本州内，我们发现有大量的土地适于耕种，而没有耕种。我们可以用与西部诸州土地差不多的价格来购买它。这些土地接近教会及学校，离开铁路也不远。本专员并没有对本州内报有这样土地的各郡普遍进行访问，但本专员所访问过的地方使他确信许多过去曾经耕种而现已抛弃的土地事实上已无耕作的价值，但其中还有许多土地，只要加以适当劳动，即可获得相当可观的果实”。 [16]
新罕布什尔（New Hampshire）州专员，1890年公布一个文件，其中有六十七页的篇幅用来叙述有关廉价出售农场的事情。他叙述1,442个带有出租房舍的农场最近都已被抛弃了。其他地方也发现同样情况的农场。几千英亩的小麦及玉米的田地没有耕种，而沦为荒地，为了要在这些荒芜的土地上再移植居民，土地投机商大张其欺骗广告，吸引大量新的移民入境，但这些移民不过是新的牺牲品，他们将更快地遭遇到他们先一辈同样的命运。
某一私人书信中写道：“在铁道和市场附近，已没有公地，所有土地都已落入投机商人手中。移民获得一块空地，即变成农民。但经营这块田地既不能保证他的生活，更不能与大农场竞争。他耕种由法律规定所必须耕种的那部分土地，但为了把生活过得好些，他就不能不在农业之外，找一些副业收入。例如，在奥列冈（Oregon），我曾碰着一个移民，他已拥有160英亩土地五年了。但每至夏季，他还做修路工作，每天做工十二小时，每日工资一元，一直做到七月底为止。当然他在1890年普查中算作5,000,000个农民中一个。又例如，在爱·多拉多郡（El.Dorado），我看见许多农民，他们耕种土地，只够养活自己和家畜。为在市场出售而生产，对他们并不有利，所以，他们的主要收入，来自挖掘金矿，采伐和贩卖木材等等。这些人是相当富裕，但并不是由农业造成的。两年前，我们在爱·多拉多郡的琅·卡农工作，住在某一地段的小舍内。那个地段的主人，一年只回家一次，而且也不过回来几天工夫。其余的时间，都是在沙克兰孟特（Cacramento）的铁道上工作。二、三年前，他稍微耕种了一小部分土地，以免违反法令，现在已完全不耕作了。他把几英亩的土地用铁丝网围起来，建筑一栋木头小屋及堆货小棚。过去几年，这所小屋是空的，小屋的朗匙，由邻居保管，而邻居准许我们使用这所房子。在旅行中，我们看到许多被抛弃的地段，这些地段是曾经试图经营过的。三年前，有人愿以一百元出售给我一块带有房舍的农地，但不久，这所空房子因大雪而坍毁了。奥列冈也有许多荒芜的带有小住宅与菜园的农地。我们所看到的其中之一，是一座很秀丽的建筑：由一个名手造成的有全套设备的小木屋，但这一切都被主人抛弃了，任何人都可无偿取得”。 [17]
美国这些没落农民，转移到何处去呢？他们手里拿着手杖，随着“小麦中心”和铁道而迁移。小麦地带，主要转移到加拿大及沙士卡及万（Saskatchewan）和麦肯基河（Mackenzie River）沿岸。在那些地方，虽在北纬62度地带，小麦仍能生长。而美国一部分农民，就是向那些地方移居， [18] 但在加拿大经过相当时间后，他也遭遇同样的命运。近年来加拿大在世界市场上进入了小麦输出国之列。但它的农业比其他地区更广泛地为大资本所统治。 [19]
把公有地施与资本主义的公司，在加拿大比之在美国更为盛行。从加拿大太平洋铁道公司的特许状所授予的土地而言，这个公司作为私人资本向公众掠夺的行为，是无与比类的。这个公司不仅保有二十年的修筑铁路的垄断权，而且无偿获得值35,000,000美元，长这713英里的铁路基地。这个公司不仅对它的股份资本100,000,000元获得十年内3%利息的保证，而且还得到27,500,000美元的现金贷款。此外，这个公司又获得了25,000,000英亩土地作为无偿的赠品，而且这些土地可以在最丰饶和位置最好的土地中任意选择，不必限于铁道敷设地带的附近。这样后来移居这个广大地区的人民，都一开始就无条件地受铁道资本的支配。铁道公司首先就把自己所占有的5,000,000英亩土地，出卖给“西北土地公司”，这是一个在曼彻斯特公爵领导下的英国资本家集团。第二个资本家集团获得大批公有地的慷慨赠与的，是“汉得逊湾公司”。这个公司放弃了它在西北的特权，而换得自威尼伯格湖（Lake Winnipeg），美国边境，洛基山脉（Rocky Mountain），至北沙士卡及万间全部土地的二十分之一。于是，这两个资本家集团占有了可供移居的土地的九分之五。其余的土地中，有一大部分由国家分配给二十六个资本主义的“殖民公司”。 [20] 这样，加拿大农民实际上到处置身于资本和资本主义投机的罗网之中。然而大量移民不仅从欧洲，而且也从美国继续涌至。
这就是在世界规模下资本统治的特征。具体说来，就是它把脱离土地的农民，从英国驱往美国东部，再从东部驱往西部。并在印地安人的经济废墟上，把这些农民再变为小商品生产者。当这些农民又破产了，他们再度从西部被驱往北部——由铁路领先，以破产为结尾，资本为自己开辟了遣路，而在其前进的途中点缀着普遍的破坏。继九十年代农产物价格大跌之后，出现了农产物价格的上涨，但这对于美国小农民，正如对欧洲农民一样，是无济于事的。
但农民人数仍在不断增加。十九世纪最后十年间，他们的人数从4,600,000增加到5,700,000。此后十年间，也有绝对的增加。同时，农场全部价值，也有增大，在最近十年间，从751,200,000美元增加到1,652,000,000美元。 [21] 农产物价格的普遍腾贵，表面上好象赐给了农民以幸福的远景，但其实不然，我们看到农民中佃农人数的增长，超越了农民全部人口的增长。历年来在美国农民总数中，佃农人数所占的百分率增长如下：
1880年 25.5% 1890年 28.4% 1900年 35.3% 1910年 37.2%
农产物的价格虽有腾贵，但农场主比之佃农，相对地更加减少。今日已经远超过美国农民全体三分之一的佃农，在美国的社会地位，是相当于欧洲的农业劳动者阶层。他们的生活极不安定，他们实际上是在资本下的工资奴隶。他们毕生拼命劳动，为资本创造财富，而自己所得的，不过是一种苟延残喘的生活。
在过程相同，但历史场面不同的南非洲，资本主义与小商品生产者竞争的“和平方法”，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
直至上世纪六十年代止，在好望角殖民地与波耳人共和国，流行着纯粹的农民经济。波耳人从霍屯督族（Hottento tten南非土人之一种——译者）及卡菲尔人(Kaffer南非的班图〔Bantu〕族之一种——译者）手中，掠夺了最好的牧场，甚至想用暴力绝灭他们，解逐他们。长时期来，波耳人度着流浪的游牧生活。到了十八世纪，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带来了鼠疫病，光临他们的国土，使霍屯督族人几乎全部死光，这就给荷兰的移民扫清了土地。由于他们向东扩大移民，他们与班图族发生冲突，于是引起长时期可怕的卡非尔战争。这些虔奉上帝的荷兰人抱着古老的清教徒的道德规范，自认为是“上帝选民”，并以他们精通旧约圣经而自豪，但他们却不满足于掠夺土人的土地，他们还想在黑人的背上，象寄生物般地建立起农民经济——他们强迫黑人为自己作奴隶劳动，为达此目的，有组织地，有意识地腐蚀他们，使他们神经失常。酒精就在这里超了这样大的作用，以至好望角殖民地的英国政府禁止饮酒，却遭到了清教徒的反对而行不通。波耳人的经济，直至六十年代止，一般仍停留在家长式的，自然经济的形态。1859年南非洲才开始建设铁路。波耳人的家长式作风，当然决不妨碍他们的极端残暴和严厉的性格。大家都知道李温斯顿（Livingstone）对波耳人的不满，甚于对卡非尔人。波耳人认为黑人是天生地为他们服务的奴隶，而且又是农民经济的不可缺少的基础。他们对于1836年在英国殖民地废止奴隶决定，虽然以三百万镑来补偿奴隶所有者，但还是免不了用“大批出走”来对付，波耳人从好望角殖民地移居奥仑治（Orange）与巴尔（Baal）；他们把马特伯烈人（Matabeles）从林坡坡河（Limpopo）驱逐至北方，并且又赶走马卡拉卡人（Makalakas）。正象美国农民受了资本经济打击，把印地安人赶到西部一样，波耳人也是把黑人驱到北部。奥伦治与林坡坡河之间的“自由共和国”，就这样作为对英国资产阶级对奴隶制的神圣权利的阴谋的一种抗议而产生的。这些小的农民共和国，与班图种黑人进行了不断的游击战。就在黑人的背上，波耳人与英国政府之间，进行了十年的战争。作为英国与共和国战争的口实，是黑人问题，即表面上象是英国资产阶级努力争取的黑人解放问题。但实际上，在那个地方，农民经济及大资本主义的殖民政策正在相互争夺霍屯督人与卡菲尔人，也就是争夺他们的土地与劳动力，两者争夺的目标完全同一：即征服，驱逐或消灭有色人种，破坏他们的社会组织，借以强迫他们做工。但是，它们所用的方法却有根本的区别。波耳人代表着小规模的在家长式农民经济基础上的旧奴隶制，而英国资产阶级则代表着近代大规模资本主义对土地和土人的剥削。脱兰斯瓦尔共和国的宪法，以粗鲁的偏见宣称：“不论在国家也好，在教会也好，人民不允许白人对黑人有任何平等的存在”。奥仑治与脱兰斯瓦尔根本不允许黑人占有土地，无证旅行及夜间出街。布莱士（Bryce）举出这样一个例子，一个农民（正确说是英国农民），在东开普兰（东部好望角殖民地）打死了一个卡菲尔佣人。该农民被法庭判决无罪，他的邻居奏乐送他回家，白人常常在土著自由劳动者做完工作后，虐待他们，以至他们逃亡出去，这样就为主人节省了他们的工资。
英国政府采用恰恰相反的策略。它长期间作为土人的保护者，特别是收买酋长的欢心，保护他们的威望，企图给他们土地处理权。不错，英国政府尽可能用最妥当的方法，使酋长变成他们族内土地的所有者，这虽反乎黑人的习惯及实际的社会组织，亦在所不惜。事实上，所有种族都共同拥有土地，即使象马特伯烈酋长；罗奔古拉（Lobengula）那样残忍专制的魔王，也只有分配耕地与各家族的权利与义务，而各家族只有在实际耕作时才能保留这块土地。英国的政策的最终目的，是很显明，那就是在伸出大手企图大规模掠夺土地。而把土人酋长作为他们的工具。最初，他们只限于采用扩大的军事行动以“镇抚”黑人。到1879年为止总共打了九次血腥的卡菲尔战争，其目的是企图打破班图族的抵抗。
1869—70年的庆伯利（Kimberley）金刚石矿的发见与1882—85年的特兰斯瓦尔金矿的发见，这两个重要事件，给南非洲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随着这两件事情的发生，英国资本主义才暴露了自己的真正意图。于是，英属南非公司——即西薛尔·罗德斯（Cecil Rhodes），开始行动起来。在英国舆论之中，引起了急激的变化。对南非宝库的贪欲，促使英国政府采取激烈的措施。为了要征服南非各国，费多大的金钱，冒多大的牺牲，对英国资本家来说，并不算一回事。于是，移民运动突然如江河流入大海。在此以前，移民还不多，因为欧洲移民当时都被吸引到美国去了。但自金钢石矿及金矿发现后，白人在南非殖民地的数目，飞跃增加。1885—95年间，仅在维特发忒斯南（Witwatersrand）沿岸，就有100,000英国移民。简陋的农民经济，立即被推到背后去了，而矿业及矿业资本则出人头地。
英国政府，现在不能不改变它的政策。在五十年代，根据桑得河协定（Sand River）及布隆方丹条约（Bloemfontein）英国承认波耳共和国。现在，英国政治势力已从各方面向这些小共和国推进，占领了所有邻近的地区，阻止了这些小共和国扩张的一切可能性。同时，黑人不再是被保护的宠儿；他们是被牺牲了。英国资本，一步一步地向前迈进。1868年英国占领了巴苏托兰（Basutoland）——当然这是因为土人曾“屡次请求”英国，英国才这样做的。 [22] 1871年维特发忒斯南沿岸的金钢石矿，或作“西格利瓜兰”（West Grignaland），从奥仑治自由国手中被夺去而变为英国皇家殖民地。1879年楚鲁兰（Zululand）被征服之后，合并于那达尔（Natal）殖民地。1885年征服了伯丘阿拉兰（Betschuanaland），后来编入好望角殖民地。1888年英国征服马特伯烈与马谢那兰（Maschonaland）。1889年英属南非公司在此两个领土上，获得特权， [23] 当然又是应土人的请求，为了满足土人的希望，而这样做的。1884—87年圣路西亚湾（St.Lucia Bay）及到葡萄牙领地为止的东海岸的全部，都为英国所吞并。1894英国占领唐加兰（Tongaland）。马特伯烈与马谢那兰再度拼命打了一仗，但公司以罗德斯（Rhodes）为首，首先对暴动进行血腥的镇压；接着，再采用慰抚手段以欺骗土人。其方法是在形势不稳的地方，建筑两条大铁路。
这样突然的包围，益使波耳共和国感觉不安。而这些共和国的内政也变得紊乱不堪。移民的浪潮和新的狂热的资本经济的冲击使这些小的农业国家受到被冲破国境的威胁。一方面农业经济和政治上的农民经济和另一方面资本积累的要求和欲望之间的矛盾，尖锐化了。无论在哪一方面，这些共和国都不会应付这些新的问题。不断来自卡菲尔人的危险（无疑地，这是英国人所喜欢的），不灵活的原始行政，渗入议会进行收买以贯彻大资本家意图的腐败行为，用以抑制冒险家和维持治安的警察的缺乏，供应突然流入的十万移民的给水设备和交通设备的不具备，用以管理和确保矿井上的黑人的剥削的劳动法的不存在，增加资本家购买劳动力的价格的高额保护关税，以及煤炭的高额运费——所有这些因素，都促使这些农民共和国迅速走向破产的地步。
他们顽固地、头脑简单地试图以令人难以相信的粗陋办法来对付突然发生的资本主义以保卫自己而这种资本主义已席卷了他们。这种粗陋办法也只有顽强的、狭隘的农民脑筋才能想出来：他们不给那些异国人（指英国侵入者——译者）政治权利，而这些异国人的人数比他们自己多，而且是他们正是资本、权力与时代的代表者。在当时的紧迫形势下，是一个预兆不祥的把戏。由于农民共和国经济上管理不善，红利降低了很多，这是不能忍受的。矿业资本已经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于是英属南非公司建设铁路，征服卡菲尔人，组织他国人暴动，最后，煽起了波耳战争。农民经济的丧钟响起来了。在美国，战争是经济变革的起点；而在南非，则是其终结。但这两者的结果是相同的：资本对小农经济的胜利，而这小农经济则是在代表土人原始组织的自然经济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波耳共和国对英国的抵抗，与美国农民对美国资本统治的抵抗相同，是毫无希望了。于是，小农共和国为一个近代的大国家新的南非联邦所代替——这是西薛尔·罗德斯的帝国主义纲领所指示的——而现在资本就公开地支配了这里新的南非联邦。旧的英国人与荷兰人的冲突让位给新的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这两国的1,000,000白人剥削者在联邦内结成了亲密的联盟，剥夺了5,000,000有色劳动人民的市民权与政治权利了。那个时候，不仅波耳共和国的黑人，一无所得而去；即使以前获得了英国政府在政治上相等权利的好望角殖民地的黑人，也丧失了一部分权利。这个可贵的事业，是由保守党帝国主义政策，通过无耻的暴力行为所造成的。但实际上，是靠自由党在欧洲自由主义分子的喝采下完成的——这些自由主义白痴把英国赐与南非极少数白人的完全自治政府与自由权作为英国自由主义的伟大和一贯的创造性的力量的证据。
由于资本的竞争而遭到破产的独立手工业，其本身虽少有骚动，但同样也是极为痛苦的一章。资本主义下的厂外包工，乃是在这一章内的最黑暗的一节。但我们不必在这里详细研究这种现象。
资本主义与简单商品经济斗争的一般结果是：资本以商品经济代替了自然经济之后，它再代替了商品经济。因此，非资本主义形态为资本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更严格地说，资本的存在依赖于这些形态的毁灭。虽然资本主义的积累，是无条件地需要非资本主义的环境，但它的所谓需要，乃是牺牲非资本主义环境，从它那里吸取养分，以养肥自己。从历史上来考察，资本积累乃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之间所进行的新陈代谢过程。没有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资本积累也就无法进行。从这一点上看，积累是由啮破并同化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而成长起来的。从而，资本没有非资本主义形态的帮助，不可能进行积累，但同时它也不能容忍非资本主义形态与它自己并存下去。只有使非资本主义形态不断地和加速地解体，才能使资本积累成为可能。
因此，马克思的积累图式所假设的前提，仅仅代表积累运动的客观历史倾向及其在逻辑上的结论。积累过程普遍地企图以简单商品经济代替自然经济，以资本主义经济代替简单商品经济，它的最终目的是努力想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一切国家和一切部门获得唯一的，普遍的统治地位。
然而，这里开始碰到了进退维谷的境况，一旦这最后结果达到了——当然，这只是在理论上如此，实际上不会发生——积累即将停止。剩余价值的实现与资本化，变成不可解决的问题。一旦现实符合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的时候，那就是表示它的终结，即积累运动的历史到达了它的顶点，资本主义的生产已经到了终局。对于资本而言，积累的停顿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扩大发展的停止，同时，也意味着资本主义崩溃的客观历史必然性。这就是资本主义在其历史生命上的最后阶段——帝国主义——所表现的矛盾行动的道理。
马克思扩大再生产图式，因此不符合积累在实际进展中的诸条件。积累的进展不能象图式所规定的那样，简单分解为社会生产二大部类（生产资料部类与消费资料部类）之间的静止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依存性，积累不只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各部类间的内部关系，它首先是资本与非资本主义的环境之间的关系，——在这里，生产的两大部类，有时可以单独进行积累过程，两部类间互不依赖，但即使是这样，运动的每一步都是相互交错，相互穿插的。由此所生的复杂关系，即两部类的积累进展的速度与方向的差异，资本积累与非资本主义生产形态在物质要素和价值要素上的不同关系，所有这些使我们不可能以硬性的公式规定出来。马克思的积累图式，不过是一种对资本的统治已达到顶点的那一瞬间的理论表现而已。因此，在某种条件下，这个图式，正如对资本主义积累提供理论表述的出发点的简单纯再生产表式一样，只是一个虚构的东西而已。就在这两个虚构的东西之间，我们可以找到资本主义积累及其规律的确切界说。
劳动的种类 每单位所需劳动时间 机器 手工 小时 分钟 小时 分钟 小谷物的种植 - 32.7 10 55 小谷物的收割与打禾 1 - 46 40 玉蜀黍的种植 - 37.5 6 15 玉蜀黍的收割 3 4.5 5 - 玉蜀黍的除壳工作 - 3.6 66 40 棉花培植 1 3 8 48 棉花培养 12 5 60 - 干草收割——机器与镰刀比较 1 0.6 7 20 干草收割——机器捆束与手捆束比较 11 3.4 35 30 马铃薯的种植 1 2.5 15 - 番茄的种植 1 4 10 - 番茄的培养与收割 134 5.2 324 20
百万蒲式耳 1868—69年 17.9 1874—75年 71.8 1879—80年 153.2 1885—86年 57.7 1890—91年 55.1 1899—1900年 101.9 （尤拉雪克：“世界经济概观”，第七卷，第一编，第32页。）
同时，在农场当地的小麦每一蒲式耳的价格下落如下：
美元 1870—79年 1.05 1880—89年 0.83 1895年 0.51 1896年 0.73 1897年 0.81 1898年 0.58
1899年价格跌到每蒲式耳0.58元后，自1900年起价格又上涨：
美元 1900年 0.62 1901年 0.62 1902年 0.68 1903年 0.78 1904年 0.92 （同上书，第18页）
根据“国外贸易月报”，1912年6月小麦每千公斤的价格如下：
马克 柏林 227.82 曼海姆 247.93 奥德萨 173.94 纽约 178.08 伦敦 170.96 巴黎 24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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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与版本说明
[10] 英国—印度政府，已经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之初，委托谢勒上校（Colonel Chesney）调查幼发拉底河是否可以通航，以便建立地中海与波斯湾至印度间的尽可能最短的联系。经过1831年冬初步的探勘旅行和作了详尽的准备以后，正式的远征队于1835—37年出发。在这期间，英国军官和职员考查和测量了东美索不达米亚的大部分。这种活动一直继续到1866年，但对英国政府没有带来有用的结果，但后来通过波斯湾，在地中海与印度间建立一条联络路线的计划为英国用另一个方案来代替，那就是底格里斯（Tigris）铁道计划，1879年卡麦仑（Cameron）接受英国政府的委托，旅行美索不达米亚，研究计划中的铁道设置线。奥本海（M.F.Von—Oppenheim）：“从地中海通过豪兰、叙利亚沙漠及美索不达米亚到波斯湾”，第二卷，第5页及第36页） 拉法格：“合众国的谷物耕作与谷物贸易”，第345页。 国会议员迪的尔（Didier）在1851年国民议会上的报告说：“我们必须赶快解散家族团体，因为，它们是反抗我们统治权的杠杆。” 德国与英国的关系是一个典型例子。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卷，第585页。 同上书，第58页。 布尔加科夫：“资本主义生产的市场问题，理论的研究”，第161页。 指洛贝尔图——译者。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72页。 同上书，第448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卷，第412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卷，第397—398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一卷，序言，第19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416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29—630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537页。 这里必须注意的，是米拉波在他的“经济标”的“说明”中明白地提到不生产阶级的固定资本：“这个阶级对制造厂房，工具，机器，磨子，铁工场，其他工场的原垫支……（合计为）20亿利弗（“Tableau Éconoque avecses Explications”，1760年，第82页）。米拉波在他对“Tabloau”的混乱描述中，也没有把不生产阶级的固定资本考虑进去。 ↩
[11] 施莱德（S.Sehneider）：“德国的巴格达铁道”，1900年，第3页。 根据美国劳动专员1898年的报告，使用机器方法，较之手工操作，有下列的优越性： 引自柯瓦列夫斯基前书第217页。当然，法国自大革命以来，一时的风尚是把政府反对派说成是封建制度的公开或隐蔽的拥护者。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289—291页。 弗·伊林〔列宁〕：“经济学研究与论文”，圣彼得堡，1899年，第20页（译文录自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页）——附带地说一句，同一著者曾经声言扩大再生产只是在资本主义下开始的。他认为简单再生产是所有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通例，他没有注意到简单再生产条件下，我们可能永远不会超越旧石器时代的刮刀而前进。 布尔加科夫：“资本主义生产的市场问题，理论的研究”，第167页。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二卷，第226页。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三卷，第110—111页。 同上书，第416页。 麦克洛克在“爱丁堡评论”上的论文，第471—472页。 同上书，第二版，第一卷，第84页。 同上书，第416—417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31—632页。 斯密因此作出这样的表述：“所以，工人追加在原料上的价值在这样情形下，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付给他们的工资，另一部分作为雇主所垫支的原料和工资的全部资本的利润（“国富论”卷一，83页），此外，在卷二，第八章论工业劳动时：制造者的劳动一般在他所工作的原料的价值上追加了维持他本人生活所需的价值和他的雇主的利润的价值。相反地，家庭仆役的劳动不增加任何价值。虽然制造者的工资是他的雇主垫支给他的，他实际上并不对雇主形成任何耗费，因为这些工资的价值一般从在制造者所施与劳动的物体上所增进的价值中得到补偿，并且还带来了一个利润”（亚当·斯密：同上书，卷二，第93—94页）。 ↩
[12] 沙林（Saling）：“金融年鉴”，1911—12年，第2211页。 由美国输往欧洲的小麦量如下： 格·加·安东（G.K.Anton）：“阿尔及利亚及突尼斯的新农业政策”。（“立法、行政、经济年报”）1900年，第1341—1342页。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卷，第633页。 “新时代”，第二十卷，第二册，“危机理论”，第116页。考茨基从数学上给图冈·巴拉诺夫斯基证明：消费必然会增加，而且严格地“按照生产资料的价值量以一定的比率”增加。这个证明有两点应加以评论：第一、象马克思一样，考茨基没有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考虑进去，因此，消费的数量，比之实际上所有的，显得相对地较多，第二、考茨基在这里所指的消费的增加，既不是扩大再生产的基础，也不是它的目的，而是它的后果；主要是由于可变资本的增长，新增的工人的雇用，而发生的。然而这些工人的生活维持既不是、也不应成为，扩大再生产的目的——在这一点上，是和资本家阶级个人消费的增加相同的。考茨基的议论无疑地驳斥了图冈·巴拉诺夫斯基的自鸣得意的看法：在消费绝对减少下，也可得出扩大再生产的古怪念头。尽管如此，他没有接近基本问题，即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和消费间的关系，虽然在同一著作的另一段中，作者告诉我们道：“随着资本家越来越富有，以及他们所剥削的工人人数越来越增加，他们对不断扩大的资本主义大工业所生产的消费品，形成了一个市场，但这个市场增长得不象资本的积累和劳动生产率那么快，因此，必然是不够的”。于是在它们自己领域之外，必须从那些尚未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职业阶层和民族间，为这些消费品要求一个附加的市场。这种市场找到了，而且也在不断扩大中，但还扩大得太慢，因为这种附加的市场不象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那样的具有伸缩性和扩张能力。一旦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大工业阶段，象在十九世纪最初二十五年的英国那样，它就能飞跃地扩张，以致很快地超越了一切市场的扩张。这样，随着市场的大量扩充而发生的每一个繁荣时期，是注定了要夭折的——不可避免的危机。简言之，这就是马克思所创立的危机理论，照我们所知，它是一般地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的（同上书，第80页）。但是，考茨基不想把这个实现生产物的概念与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调和起来，这也许是因为，象我们所引文句所表明的，他完全从危机方面来研究这个问题，换言之，他把社会生产物看作或多或少地无差别的货物量，而不考虑这个事实，即社会生产物在再生产过程中是有区别的。 同上书，第210页（重点是著者加的）。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二卷，第156页。 同上书，第108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卷，第424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卷，第400—401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版，第一卷，第85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420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33—634页。 在农业中雇用的工人……所以……象制造业的工人一样，不但造成相等于他们自己消费量的价值的再生产，或相等于雇用他们的资本，加上资本所有者的利润的价值的再生产，而且还造成一个更大的价值的再生产。在农业家的资本和所有的利润之外，这些工人经常造成地主的地租的再生产，（“国富论”卷二，第149页） ↩
[13] 沙林：“金融年鉴”第360—361页。乌滕堡工程师普列色尔（Pressel）是希世男爵（Baron von Hirseh）的助手，他自己在欧洲土耳其曾活跃地参加过这些交易。关于土耳其政府为了敷设土耳其铁道被迫付给国际资本的全部补助金一事，普列色尔曾举出如下的账表： 柏菲：“农民的实况、他的苦恼及其解救办法”，第一编，“我们在何处？”，第二章，“农业的进步”，第30—31页。 阿尔及利亚行政法（Indigenates）改革委员会报告人亚尔邦·罗兹（Albin Rozet），在1912年6月20日在法国众议院的演说中，提到几千名阿尔及利亚人从色提甫地区移出，而上一年有1200个土人从托勒姆色移出，他们的目的地是叙利亚。有一个移民，从他的新的安家地点寄信中说：“我现在居住在大马士克，生活非常幸福。在叙利亚有许多象我一样移住来的阿尔及利亚人。政府给我们土地并给我们在耕作上的其他便利。”阿尔及利亚政府用拒绝发放护照的方法，来限制移民。（1912年6月21日的官报，第1594—1595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373—374页。 “把土地肥沃性这一类的自然条件暂置不论：把独立的个别进行劳动的生产者的熟练（它不是更在量上由制成品的多寡来表现，但更是质上由制成品的良否来表现）也暂置不论，劳动的社会生产率程度，是由一个劳动者在一定时间内以劳动力同一强度转化成生产物的生产资料的相对量来表示。他用来发生机能的生产资料的量，随他的劳动生产率一同增进。在这里，这个生产资料要起两重作用。某一些生产资料的增加，是劳动生产率增进的结果；别一些的增加，则是劳动生产率增进的条件。例如，靠手工制造业的分工与机器的采用，在同一时间内，会有较多量的原料被加工好，从而，有较多量的原料及辅助材料加入劳动过程。这就是劳动生产率增进的结果。另一方面，被使用的机器，劳动家畜、矿物性肥料及排水管等等的量，却是劳动生产率增进的条件。在建筑物，镕铁炉，运输机关等等方面积聚的生产资料的量，也是如此。但不论是条件还是结果，只要生产资料的量与合并在它里面的劳动力比较而言增大了，这种增大总表示着劳动生产率的增进。所以，劳动生产率的增进，是表示在这个事实上，与所推动的生产资料旳量比较而言，劳动量在减少，或者说，与它的客现因素比较而言，劳动过程的主观因素的量在减少。”（资本论，卷一，第782—784页）马克思在另外一段中说道：“我们前面讲过，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发展，从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比一切以前的生产方式，都更发展了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一类生产资料（建筑物机器等等）——它们在劳动手段的形态上，全部一起地，合并到过程里面去，并且不断反复地，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期间内，在它里面发生作用——的量会不断增大；并且，这种生产资料的增大，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提，同时又是它的结果。这个形态上的财富不仅绝对增加并且相对增加的事实（参照第一卷第二十三章II，第781页以下），特别表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但不变资本的物质存在形态，生产资抖，并不单是由这种劳动手段构成，且还由各种加工阶段中的劳动材料和辅助材料构成。跟着生产规模和劳动生产力由协作分工及机器等等引起的增进，逐日加入再生产过程的原料，辅助材料等等的量也会增大。”（“资本论”，第二卷，第153页） 同上书，第238页。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一卷，第40页。 同上书，第一卷，第62页。 同上书，第417页。 同上书，第401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版，第一卷，第86页。 同上书，第421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36页。 同上书，第97—98页，但在下一句里，斯密已经完全把资本转化为工资，亦即可变资本：“任何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年生产物中用来补偿资本的那部分决不是别的，而是直接用来维持生产人手的。它只用来支付生产劳动的工资。至于用来形成利润或地租收入的那部分，它可以维持生产人手，也可以维持不生产人手，没有什么两样，（同上书，第98页） ↩
[14] 查理士·摩拉维茨（Charles Moravitz）：“从财政上看土耳其”，1903年，第84页。 同上书，第42页。 布尔加科夫：“资本主义生产的市场问题，理论的研究”，第199页。 同上书，第二卷，第25页。 同上书，第四卷，第226页。 西斯蒙第：“政治济学新原理”，第二卷，第425—426页。 同上书，第86—87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2—6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39页。 “国富论”，卷二，第19页，译文引自“资本论”，第二卷，第443—444页。 ↩
[15] “此外，在这个国家，一切都还是困难而混乱的。如果政府要实行烟纸或纸牌专卖，那么，法国与奥—匈帝国为了它们的贸易利益计，马上会加以否决。如果问题牵涉到石油，俄国就会提出抗议，甚至那些利害关系很少的强国也要根据某种协定才能表示同意。土耳其的命运好象跟桑丘·般沙（Sancho Pansa）（西班牙作家西万提斯小说中吉诃德先生的持盾侍从——译者注）及其进餐时的命运一样；财政部长刚刚想做一些事情，就有某一个外交官出来扼着了他的手腕，否决了他的想法”。（摩拉维茨：前书，第70页） 谢林：“北美农民竞争“，第433页。 标歇：“国民经济的兴起”，第五版，第147页。桑巴特数授的理论是在这方面的最新的贡献。他辩论道：我们不是向国际经济前进，而毋宁是越走越离开国际经济。“我认为，相反地，今天的商业关系没有形成文明国家间，相对于它们的整个经济来说，一个较强的纽带，而毋宁是一个较弱的纽带。各个国民经济，比之一百年或五十年以前，并不较多地，而是较少地把世界市场考虑进去。至少……如果说国际关系对近代国民经济的相对重要性是在逐渐增长，那是错误的设想。事实是恰恰相反。”桑巴特傲慢地拒绝了国际劳动分工逐渐增长的假设，以及国内需求缺乏伸缩性，因而对国外市场的需要越来越增加的假设。他自己确信“各个国民经济将逐渐形成自己的一个小天地，而且对所有工业部门，国内市场的重要性将越来越超过国外市场的重要性。”（“十九世纪德国国民经济”，第二版，1909年，第399—420页）。这个压倒一切的发见是以完全接受这位教授的特殊的概念为前提。根据这个概念，所谓“出口国家”，由于某些理由，只是那些以超过自己需要的剩余农产物，即以自己的“土地”支付进口品的国家。在这个概念下，俄国、罗马尼亚、美国和阿根廷是“出口国家”，而德国、英国、比利时则不是“出口国家”。既然俄国和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迟早将要求以自己的过剩的农产物供应国内的需求，显然，世界上的“出口国家”将越来越少——国际经济从而也将消失。桑巴特的另一发见是：有些“非出口”的资本主义大国以输出资本的利息形态，越来越多地取得，“无偿”的输入——但对于桑巴特教授而言，资本的输出以及工业品的输出是绝对可以不加考虑的。“随着时间的进展，我们将要达到只有输入而没有输出的境界”（第422页）。好不摩登，好不耸人听闻，好不难能可贵啊！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一卷，第250页。 同上书，“我国政治经济情况的解说”，第二卷，第一号。 同上书，第429页。 同上书，第87页。 例如见“资本论”第二卷，第457—459页，557—582页。 同上书，第640页。 同上书，第19—20页。 ↩
[16] 柏菲：“农民的实况、他的苦恼及其解救方法”，第84页。 布尔加科夫：“资本主义生产的市场问题，理论的研究”，第132页。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一卷，第225页。洛贝尔图在一生中反复地申述他早在1842年在他的“我国政治经济情况的解说”一书中的思想。“在目前的条件下，不仅劳动的工资，而且地租和资本利润被算作货物的生产费。因此，我们必须详细地批驳这个见解。这个见解有两个基础：（一）对资本的错误理解，把工资看作资本的一部分，正象材料和工具一样，而实际上工资与地租和利润是在同一水平上的；（二）混同了商品的生产费和企业家的垫支或企业经营费用”（“我国政治经济情况的解说”，1842年版，第14页）。 洛贝尔图：“商业危机与地主的抵押问题”，（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三卷，186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章，第434—435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版，第一卷，第87—88页。 同上。 “国富论”，卷二，第21—22页。 ↩
[17] 引自尼古拉·昂的前引书，第224页。 同上书，第236页。弗·伊林（列宁）以确定不移的语句表述同样的见解如下：“浪漫主义者（他对怀疑派的称号——译者）说，资本家不能消费额外价值（按即剩余价值——译者），因此必须把它销售到国外去。试问，资本家是不是就把自己的产品白白送给外国人或者抛到海里去呢？售卖就是获得等价物，输出一种产品就意味着输入另一种产品。”（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页）事实上，他对国外贸易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所起的作用的说明，与司徒卢威和布尔加科夫的相较，远为正确。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一卷，第304页。在“我国政治经济情况的解说”一书中，已经有同样的说明：“我们必须把狭义的、或本来意义的资本与广义的资本区别开来。前者包括工具和材料的实际贮备量，后者包括在现今的劳动分工下，经营企业所需的基金。前者是生产上绝对必要的资本，而后者只是迫于现今条件，才具有这样相对的必要性。因此，只是前者才构成严格的、本来的意义的资本；只是这一概念才完全与国民资本的概念相符”（同上书，第23—24页）。 同上书，第四卷，第233页。关于这一方面，洛贝尔图在实践上如何表现为一个，按照当今“大日耳曼人”的样子，极其清醒的和现实的德国殖民政策的预言家，尽管对工人阶级的不行情况，他曾在道德上大声疾呼。这种态度，在我们看来，是非常有趣的。在上面引文的附注中，他写道：“我们继续简单地看一下开辟亚洲，尤其是世界最富饶的市场，中国和日本，以及维持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的重要性。这可以延缓社会问题的解决，”（这个能言善辩的被剥削者的复仇人坦率地揭露历孜孜为利的剥削者如何能够使“他们的愚蠢和犯罪的过失”，他们的“罪恶昭彰的不公正行为”一直尽可能地继续下去）。“对于解决这个问题，现代世界缺乏智慧，也缺乏无私精神和道义的决心”。（洛贝尔图的哲学上的听其自然的态度是无可匹敌的！）“经济上的利益，我们承认，不能成为武力干涉的合法根据，但在另一方面，对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不问其文明情况如何，严格应用近代自然法和国际法，到底是行不通的”（这里不能不想到莫里哀在“伪君子”中多利兰的话：“上天的确维护某些满足，但其中还要经久一些”）。——“我们的国际法是基督教伦理的文化产物，既然一切法律都是建立在相互原则上的，它只能作为具有同一文化的各国之间的关系的标准。如果超越这种界限而应用它，那是情感而不是自然法和国家法，而印度的暴行应该已经治好我们这一点了。基督教的欧洲应该具有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精神，把世界上所有其他民族看作野蛮人。于是，年轻的欧洲民族将重新燃烧起创造世界历史的冲动，这种冲动曾经促使古代人民把他们本土的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国去。这些年轻的欧洲文明可能以共同行动在世界史上再度政府亚洲。这种共同行动和共同目标将促进最大的社会进步，形成欧洲和平的稳固基础，缩减军队，对亚洲进行古罗马式的殖民地化——总之，促进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利益的团结一致”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幻想鼓动着这个被压迫，被剥削者的预言家几乎进入诗意中了，而更令人警异的，这是出现于正当基督论理的文化完成这样的光荣功绩，如对中国的鸦片战争，和印度暴行——也就是说，英国人在他们的血腥镇压印度叛乱中所犯的暴行——的时候。——在1850年，洛贝尔图在他的“第二社会书简”中，表示他确信如果一个社会缺乏解决社会问题，也就是改变财富分配，所必需的“道义决心”，历史将被迫用“革命的鞭子来反对它”（同上书，第二卷，第83页）。然而八年以后，这个忠诚的普鲁士人却宁愿挥动基督伦理的殖民政策鞭子来压迫殖民地国家的土著居民。当然，从这个“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真正创始人”那里，看到他还是一个军国主义的热心拥护者，这是在我们意料之中的，而他的“缩减军队”的论调不过是在他的天花乱坠的语句中的诗人式的放纵不羁罢了。在他的“社会问题解说”一文中，他解释道：“整个国家租税负担永远向底层转移，有时形成工资货物价格的腾贵，有时形成货币工资的降低”。这里，对兵役制他是从国家的负担方面来考察的，他认为“对于工人阶级而言，它与租税不同，它相当于没收他们全部收入若干年”。他又马上接着说：“为避免误解起见，我要指出我是我们现行军事制度（就是反革命的普鲁士的军事制度）的坚决拥护者，尽管它可能是压迫工人阶级的，并要求有产阶级作出巨大的财政牺牲”。（同上书，第三卷，第34页）这更不像一头狮子的吼声了！ 关于西斯蒙第和里嘉图的论战，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站在拥护萨伊和里嘉图的立场上说：“西斯蒙第被迫承认他所攻击的学说是正确的，并把所有的要点都让给他的敌手了”；还说：西斯蒙第本人“已抛弃他自己的理论，但这个理论至今还有这么多的拥护者”；最后还说，“这个争辩的胜利是属于里嘉图方面”，（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英国商业危机的理论和历史研究”，1901年，第176页）。这表明作者缺乏辨别能力，——姑从宽来说——在自命为严肃的科学著作中这样的缺乏辨别能力，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版，第一卷，第88—89页。 同上书，第二卷，第640—641页。 同上书，第22页。 ↩
[18] 迁往加拿大的移民，1901年达49,149人，1911年更达300,000以上。其中138,000是英国人，134,000是美国人。1912年5月末，蒙特利奥（Montreal）的通讯说，美国农民的移住，一直继续到那年之初为止。 古希腊神话的收获神——译者。 同上书，第292页。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三卷，第182页。 同上书，第108—109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41页。 亚当·斯密：“国富论”，卷二，第22页。 ↩
[19] “我在加拿大西部旅行时，只访问过占有一千英亩以下的土地的农场一个。据1881年加拿大的普查，当时在马尼多巴（Manitoba），约2,384,337英亩土地，仅仅为由9,077人所占有，因此，每人平均得2,047英亩以上。这个平均数，在美国任何一个州都远不能达到”。（谢林：前书，376页）八十年代初，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在加拿大固然还没有十分盛行。但在1887年谢林就曾记载过于某一股份公司所有的“拜耳农场”（Ball-farm），这个农场，占有不下22,680公顷的土地，很明显地是仿照“达利姆普尔农场”而建设起来的。在八十年代，谢林以极其怀疑的态度来对待加拿大竞争的前景，他估计西部加拿大的“丰饶地地带”，有311,000平方公里平地，即占德国全部面积五分之三的地域，他认为实际上其中仅有38,400,000英亩是耕地，至于说有希望的小麦产地，则其中不过只有15,000,000英亩而已（谢林：“北美农业竞争”，第337—338页）。根据1912年6月中发行的“马尼多巴自由新闻”，1912年夏季加拿大春麦的播种面积为11,200,000英亩，而美国的春麦面积为19,200,000英亩。（参看1912年6月18日发行的商业新闻“柏林日报”，第305号）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二卷，第136页。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四卷，第231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版，第一卷，第93—94页。 同上书，第二卷，第642页。 ↩
[20] 谢林：“北美农业竞争”，第361—362页。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二卷，第225页。 同上书，第95页。 同上。 ↩
[21] E.修尔茨：“美国的经济生活”，“立法、行政及经济年报”，1912年，第四册，第1724页。 同上书，第一卷，第61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第二版，第一卷，第185页。 同上。 ↩
[22] 巴苏托的伟大领导者摩西（Moshesh）——由于他的勇气和政治才能，巴苏托人才能作为一个民族存在着——当时还活着。可是，和奥仑治自由国的波耳人不断战争，使得他和他的部下陷于极端困境。二千名巴苏托战士被杀害，家畜被夺去，家室被破坏，作物被毁弃。这样，这个部落陷入被饥饿所迫的亡命者的状态，他们除了几次请求英国政府的保护以外，简直无路可走。（卢卡士：“英领殖民地志”，牛津，第四卷，第60页） 布里索是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家和作家——译者。 同上书，第95—96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49—650页。 ↩
[23] “领土的东部是马谢那兰，英属南非公司得罗奔古拉王的许可后，最初在这里创办起来”。（卢卡士：“英领殖民地志”，第77页） 按即“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二章，第一节——译者。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版，第一卷，第105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5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