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四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失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四

1849年10月中旬，国民议会复会。11月1日，波拿巴送给议会一个咨文，说巴罗—法卢内阁已经免职，新内阁已经组成，这使议会大为震惊。就是驱逐一个仆人也不会比波拿巴驱逐自己的内阁阁员那样更加蛮横无礼。预定要向国民议会踢去的一脚，先踢到巴罗和他的同僚身上了。

我们已经说过，巴罗内阁是由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组成的。这是秩序党的内阁。波拿巴需要这个内阁，是为了要解散共和派的制宪议会，实现对罗马的远征，并摧毁民主派的力量。那时他好像躲到这个内阁背后，把政府权力让给了秩序党，戴上了路易-菲力浦时期报纸的责任发行人常戴的朴质的假面具，即homme de paille〔冒名顶替者〕通常戴的假面具。现在他把假面具丢掉了，因为这个面具已不是一个使他能够隐藏自己的面容的薄纱，而是已变成一个妨碍他显示出自己的本来面目的铁制面具了。他任命巴罗内阁，是要借秩序党的名义驱散共和派的国民议会；他解散这个内阁，是宣布他自己的名字和这个秩序党的国民议会无关。

要解散巴罗内阁是不乏正当借口的。巴罗内阁在对待共和国总统这个和国民议会并存的权力时，甚至连必须遵守的礼节都忽视了。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波拿巴发表了致埃德加尔·奈的信，其中好像是指责教皇 ［注：即庇护九世。——编者注］ 的非自由主义行动，正像他曾撇开制宪议会发表了称赞乌迪诺进攻罗马共和国的信一样。当国民议会批准远征罗马的拨款时，表面的自由派维克多·雨果提起了这封信的问题。秩序党在表示轻蔑和怀疑的叫声下，根本埋葬了认为波拿巴的狂妄举动可能有什么政治意义的念头。内阁阁员没有一个人出来替波拿巴应战。又一次，巴罗以他特有的空洞的热情，在讲坛上愤愤不平地讲到据他说是在总统亲信人物中进行的“可憎的阴谋”。最后，内阁从国民议会中为奥尔良公爵夫人争得了寡妇抚恤金，坚决拒绝向国民议会提出增加总统薪俸的议案。在波拿巴身上，帝位追求者和破产冒险家的身分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他认定自己负有使命恢复帝国，同时他又认定，法国人民负有使命替他偿清债务。

巴罗—法卢内阁是波拿巴所成立的第一个同时又是最后一个 议会制内阁。所以，这个内阁的解散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随着这个内阁的解散，秩序党就不可挽回地丧失了为维持议会制度所必需的支柱——对行政权力的领导。在法国这样的国家里，行政权力支配着五十万以上的官吏，也就是经常和绝对控制着大量的利益和人；在这里，国家管制、控制、指挥、监视和监护着市民社会——从它那些最重大的生活表现起，直到最微小的生活表现止，从它的最一般的生存形式起，直到个人的生活止；在这里，这个寄生机体由于非常的集权制而无处不在，无所不知，并且极其敏捷、极其灵活，同时现实的社会机体却又是极无自动性、极其软弱、极不固定；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十分明显，国民议会如果不简化国家管理，不尽可能缩减庞大的官员，不让市民社会和舆论界创立本身的、不依靠政府权力的机关，那末它一旦失掉分配阁员位置的权限，同时也就失掉任何实际影响了。但是，法国资产阶级的 物质利益 是和保持这个庞大而分布很广的国家机器分不开的。它在这里安插自己的多余的人口，并且以薪俸形式来补充它用利润、利息、地租和酬金形式所不能获得的东西。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 政治利益 又迫使它每天都要加强压制，即每天都要增加国家政权的经费和人员，同时又不断地进行反对社会舆论的战争，在不能把独立的社会运动机关根本割掉时，由于对它们猜疑而加以摧残和麻痹。这样，法国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就迫使它一方面要根本破坏一切议会权力、包括它自己的议会权力的存在条件，另一方面则使得与它相敌对的行政权力成为不可克制的权力。

新内阁叫做奥普尔内阁。这并不是说奥普尔将军得到了内阁总理的职位。自从巴罗免职时起，波拿巴甚至废除了这个职位，因为事实上这个职位使共和国总统成为在法律上毫不足道的立宪君主，这个立宪君主没有王位和王冠，没有王笏和宝剑，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特权，没有世袭的最高国家权位，而最坏的是没有皇室费。奥普尔内阁里只有一个人拥有议员头衔，这就是高利贷者 富尔德，他是金融贵族中恶名昭彰的一个。财政部长的位置就落到他手上。只要看看巴黎交易所的行市表，就可以看出，从1849年11月1日起，法国的证券是随着波拿巴的股票的涨跌而涨跌的。这样波拿巴既在交易所中找到了同盟者，同时又以任命卡尔利埃为巴黎警察局长而把警察抓到自己手里。

可是，内阁更迭的后果，只有在事变继续发展的进程中才能显露出来。波拿巴暂时只向前进了一步，好像是为了更清楚地表明自己被抛到后面去了。他送了一份粗卤的咨文以后，接着就极为卑屈地表示听命于国民议会。每当内阁阁员们敢于怯生生地试图把他个人的奇奇怪怪的想法制定成法案的时候，他们好像只是迫于本身地位勉强执行他们事先已确信不会有什么效果的滑稽性的委托。每当波拿巴在内阁阁员们背后泄露出他的意图并玩弄他的《idées napoléoniennes》 [69] 的时候，他的内阁阁员就在国民议会的讲坛上表示不同意他的主张。看来好像他说出篡夺权位的欲望，只是为了使他的敌人们的幸灾乐祸的笑声不致沉寂下去。他扮演了一个不被赏识而被全世界当作傻瓜的天才角色。他从来还没有像这个时期这样遭到一切阶级的深刻的轻蔑。资产阶级从来还没有这样绝对地统治过，从来还没有这样高傲地夸示过自己的统治地位。

我的任务不是在这里叙述资产阶级立法活动的历史，它的立法活动在这个时期只限于制定两个法律：一个是恢复 葡萄酒税 的法律，另一个是废除无神思想的 教育法。资产阶级虽使法国人在葡萄酒的消费上感到困难，同时却慷慨地用纯正生活的清水款待了他们。资产阶级以葡萄酒税宣布了旧时的可恨税制的不可侵犯性，同时又力图以教育法使人民群众保存他们能够容忍这一税制的旧时的心境。有人感到奇怪，为什么奥尔良派，自由派资产者（这些伏尔泰主义和折衷派哲学的老信徒们）竟把指导法国人的精神的工作，委托给他们的世仇耶稣会派去担任。可是，奥尔良派和正统派在王位追求者这个问题上虽然有分歧，但是他们双方都懂得，他们的共同统治要求把两个时期的压迫手段结合起来，七月王朝时期的奴役手段必须用复辟王朝时期的奴役手段来补充和加强。

农民的一切希望都落了空，他们一方面比任何时候都苦于粮价低落，另一方面又苦于赋税和抵押债务日益加重，于是他们在各省开始骚动起来。他们所得到的答复是迫害学校教师，使他们服从于僧侣，迫害地方长官，使他们服从于行政官，最后是施行控制一切人的侦探制度。在巴黎和各大城市，反动派本身具有自己时代的特征，挑衅行为多于压制。在乡村中，反动派卑鄙龌龊，琐碎小气，可恶可厌，一句话，就是宪兵。显然，受过牧师制度熏染的三年宪兵制度，对愚昧的群众的腐蚀该是多么深。

虽然秩序党在国民议会讲坛上热情奔放，大发议论反对少数派，但是它的言词始终是单音节的，正如基督徒只应该说“是”和“否”一样！不论是讲坛上或报刊上的言论，都很单调，和预先知道答案的谜语一样平淡无味。不管是谈请愿权还是葡萄酒税，不管是谈出版自由还是贸易自由，不管是谈俱乐部还是市政机构，也不管是谈保障人身自由还是决定国家预算，发出的口号总是一样，题目总是一个，判词总是早已准备妥贴而且总是一成不变地说：“ 社会主义！”甚至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也被宣布为 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教育也被宣布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财政改革也被宣布为社会主义。在已有运河的地方建筑铁路也是社会主义，用木棍抵御刀剑的袭击也是社会主义。

这并不只是一句空话、一种时髦或一种党派斗争手腕。资产阶级正确地了解到，它为反对封建制度而锻造出来的各种武器都倒过来朝向它自己了，它所创造的一切教育手段都转过来反对它自己的文明了，它创造的所有的神都离弃了它。它了解到，一切所谓的市民自由和进步机关，都侵犯它的 阶级统治，并且既威胁它的社会基础，又威胁它的政治上层，因此这些东西就成了“ 社会主义的”了。在这种威胁和这种侵犯中，它正确地看出了社会主义的秘密，所以它对于社会主义的意义和趋势的评价，就比所谓的社会主义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更正确些，而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因此也就不能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对它一味表示反对——不管它是在为人类的痛苦感伤地哭泣，不管它是在宣扬基督的千年王国和博爱，也不管它是在用人道主义态度漫谈精神、教育和自由，或是在空泛地臆造一切阶级的协调和幸福的制度。资产阶级只是没有了解到一点：如果推论下去，那末它 自己的议会制度，它的整个 政治统治，现在也应该被普遍指责为 社会主义 的东西了。当资产阶级的统治还没有充分组织起来，还没有获得自己的纯粹的政治表现时，其他各个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关系也不能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在它有所表现的地方，它也不能采取那种使一切反对国家政权的斗争转化为反对资本的斗争的危险形式。既然资产阶级认为任何一种社会生活表现都危害“安宁”，那末它又怎能希望在社会上层保持 不安宁的制度，即保持自己那个——照它的一位发言人的说法——生存在斗争中并且靠斗争生存的 议会制度 呢？靠辩论生存的议会制度怎能禁止辩论呢？既然这里每种利益、每种社会措施都变成一般的思想，并被当作一种思想来解释，那末在这种条件下怎么能把某种利益、某种措施当作一种高出思维的东西而强使人们把它当作信条来接受呢？发言人在讲坛上的斗争，引起了报界的低级作家的斗争；议会中的辩论会必然要由沙龙和酒馆中的辩论会来补充；议员们经常诉诸民意，就使民意有理由在请愿书中表示自己的真正的意见。既然议会制度将一切事情交给大多数决定，那末议会以外的大多数又怎能不想也作决定呢？既然你们站在国家的顶峰上拉提琴，那末你们又怎能因为站在下面的人们跳舞而惊奇呢？

总之，既然资产阶级把它从前当作“ 自由主义”颂扬的东西指责为“ 社会主义”，那它就是承认它本身的利益迫使它逃避 自身统治 的危险；要恢复国内的安宁，首先必须使它的资产阶级议会安静下来；要完整地保持它的社会权力，就应该摧毁它的政治权力；只有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政治上同其他阶级一样低下，个别资产者才能继续剥削其他阶级，安逸地享受财产、家庭、宗教和秩序的福利；要挽救它的钱包，必须把它头上的王冠摘下，而把保护它的剑像达摩克利斯的剑一样地悬在它自己的头上。

在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方面，国民议会表现得非常无能，例如1850年冬季开始的关于修筑巴黎—阿维尼翁铁路问题的讨论，直到1851年12月2日还没有结果。只要国民议会不从事压迫，不进行反动活动，它就患了不可救药的不妊之症。

当波拿巴的内阁一部分倡议制定符合秩序党精神的法律，一部分又在加强实施这些法律时的苛刻性的时候，波拿巴本人却企图以一些幼稚荒唐的提案来博得声望，强调自己对于国民议会的敌意，并暗示有某种神秘的宝藏，只是由于环境的阻碍暂时还不能把财宝显示给法国人民。这类提案中包括了给下级军官每天增加四个苏的津贴的建议，以及为工人创设“荣誉贷款银行”的法案。金钱的馈赠和金钱的借贷，这就是他希图用以诱惑群众的远景。馈赠和贷款，这就是显贵的和卑贱的流氓无产阶级的全部财政艺术。波拿巴所善于运用的妙诀只此而已。从来还没有一个王位追求者像他这样庸俗地利用群众的庸俗习气来进行投机勾当。

国民议会眼看着波拿巴这样明明白白地企图靠损害它的利益来博取声望，眼看着这个被债主鞭挞而又毫无值得珍惜的声誉的冒险家愈来愈可能干出某种极冒险的勾当，曾不止一次地表示狂怒。秩序党和总统之间的分歧已经带有危险性质，一个出乎意料的事件又迫使总统怀着忏悔的心情重新投入秩序党的怀抱。我们指的是 1850年3月10日的补缺选举。这次选举是为了填补6月13日事变后被监禁或驱逐出国的议员所空下来的席位的。巴黎只选了社会民主派的候选人，并且绝大部分选票都投给了参加过1848年六月起义的德弗洛特。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巴黎小资产阶级，就这样报复了1849年6月13日的失败。看来，小资产阶级在危急关头离开战场，只是为了要在顺利的情况下以更大的战斗力量和更勇敢的战斗口号重新进入战场。看来有一种情况更加重了这次选举胜利的危险性。巴黎的军队投票选举了六月起义的一个参加者来对抗波拿巴的内阁阁员拉伊特，而在各省，大部分人都投了山岳党人的票，山岳党人在这里（虽然不如在巴黎那样绝对地）也比敌人占了优势。

波拿巴突然看到自己又面对着革命了。和1849年1月29日及1849年6月13日一样，1850年3月10日他又躲到秩序党背后去了。他屈服了，他怯懦地请罪，表示决心遵照议会多数人的意旨来组织任何一个内阁，他甚至恳求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的首领们（梯也尔、贝利耶、布洛利和摩莱），一句话，就是恳求所谓的城官们 [70] 亲自掌握政权。秩序党未能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它不但没有大胆地握取这个政权，甚至也没有强迫波拿巴恢复他在11月1日所解散的内阁；它满足于用自己的宽恕羞辱了波拿巴，并使 巴罗什 先生加入了奥普尔内阁。这个巴罗什作布尔日最高法院的检察官时，曾疯狂地攻击过5月15日事件中的革命者和6月13日事件中的民主派，两次都指控他们危害国民议会。以后，波拿巴的任何一个内阁阁员，都没有比巴罗什更多地侮辱过国民议会，而在1851年12月2日以后，他又得到了参议院副议长这个官高禄厚的职位。他把痰吐在革命者的汤中，为的是让波拿巴能够把它喝掉。

社会民主派似乎只是在寻找借口再度使自己的胜利成为问题，并削弱这一胜利的意义。巴黎新选出的议员之一维达尔，同时在斯特拉斯堡也当选了。他被说服放弃巴黎的委任状而接受了斯特拉斯堡的委任状。这样，民主派就没有把自己在选举中的胜利变成最终的胜利，从而激起秩序党立刻在议会中进行斗争，它没有迫使敌人在人民热情高昂和军队情绪良好的时机出来斗争，反而在3月和4月间用新的竞选运动把巴黎弄得疲惫不堪，使人民的激昂的感情在这一新的临时竞选把戏中消耗掉，使革命的精力满足于宪制的成就，把革命精力浪费于细小的攻讦、空洞的宣言和运动的表面，让资产阶级有时间恢复知觉和采取措施，最后以4月补缺选举的感伤主义的注释（欧仁·苏当选）减弱了3月选举的意义。一句话，社会民主派和3月10日开了一个愚人节的玩笑。

议会中的多数了解自己对方的弱点。秩序党的十七个城官（因为波拿巴让秩序党领导和负责攻击）制定了新选举法，法案的报告人是要求这种荣誉的福适先生。5月8日，福适提出了一个法案，其内容是要废除普选权，并规定选举人必须在他们所在的选区内居住三年，工人在选区的居住年限应由他们的雇主作证来加以确定。

民主派在宪制选举斗争时期曾满怀着革命的激情，当现在应该拿起武器来证明自己的选举胜利的重大意义的时候，他们却以宪制精神鼓吹秩序，宣扬庄严的宁静（calme majestueux）和合法行为，也就是盲目地服从自封为法律的反革命势力的意志。在辩论的时候，山岳党力图羞辱秩序党，以一个遵守法制的正直庸人的冷漠态度来对抗它的革命热情，严厉责备它的革命行为从而把它置于死地。甚至新当选的议员们也极力想以自己的谨慎而有礼的举动来向大家证明：责骂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和把他们的当选解释成革命的胜利，是多么地不公正。5月31日，新选举法通过了。山岳党把抗议书塞进总统的衣袋里就心满意足了。继选举法之后又通过了一个彻底消灭革命报刊的新出版法 [71]。革命报刊遭到这种厄运是应该的。在这一摧残以后，革命最前缘的边哨就只剩下“国民报”和“新闻报” [72] 这两个资产阶级的报纸了。

我们已经看到，民主派的领袖们在3月和4月间曾竭力把巴黎人民拖入虚构的斗争，正如他们在5月8日以后竭力阻止巴黎人民进行实际的斗争一样。此外，还不应当忘记，1850年是少有的工商业繁荣的年头，所以当时巴黎的无产阶级有充分就业的机会。可是1850年5月31日的选举法根本剥夺了无产阶级参政的权利，甚至断绝了他们接近战场的机会。这个法律使工人回复到他们在二月革命以前所处的毫无权利的地位。在这些事变的时刻，他们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民主派的领袖去掌握，为了一时的安逸而忘记了自己阶级的革命利益，他们放弃了作为致胜力量的光荣，屈服于自己的命运，并且表明，1848年6月的失败使他们长期丧失了战斗能力，最近的历史进程也要 撇开 他们而向前发展。至于在6月13日曾大嚷大叫“只要他们敢动一动普选权，只要敢动一下！”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现在他们却自慰说：反革命给他们的打击根本不是打击，而5月31日的法律也根本不是法律。在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每个法国人都将一手拿着选票，一手拿着利剑来到投票站。他们用这样的预言来安慰自己。最后，军队为了1850年3月和4月的选举而受到上级的处罚，正如他们曾经为了1849年5月28日的选举而受到处罚一样。可是这次军队坚决地对自己说：“第三次我们再不会上革命的当了！”

1850年5月31日的法律，是资产阶级的coup d’état〔政变〕。资产阶级过去所有各次对革命的胜利，都只具有临时的性质。只要现届国民议会一退出舞台，这些胜利就成为问题了。这些胜利是以新的普选中的偶然情况为转移的，而自从1848年以来，选举的历史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资产阶级的实际权力愈强大，它对人民群众的精神统治权力就愈弱。普选权在3月10日断然表明反对资产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就以取消普选权进行了报复。所以，5月31日的法律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必然表现。另一方面，按宪法规定，共和国总统的当选至少要有二百万票才算有效。如果总统候选人中没有一个人获得这个最低限度的票数，国民议会就有权从得票最多的三个候选人中选出一个来当总统。当制宪议会制定这个法律的时候，选民册中共有一千万选民。所以，按照这个法律，只要取得占选民总数五分之一的票数，总统当选就算有效了。5月31日的法律至少从选民册中勾销了三百万个选民，这样就把选民人数减低到七百万人，但是当选总统需要获得二百万选票的法定最低限额却依然保留着。这样一来，法定的最低限额就从总选票的五分之一几乎提高到三分之一。换句话说，这个法律用尽一切办法把总统选举从人民手里暗中转到国民议会手里。总之，秩序党就好像是加倍巩固了自己的统治权力，因为它已经用5月31日的选举法把国民议会议员的选举和共和国总统的选举转交给社会的保守部分了。

注释：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五 制宪国民议会和波拿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五

革命危机刚一过去，普选权刚一废止，国民议会和波拿巴之间的斗争就重新爆发了。

宪法规定发给波拿巴的薪俸是每年六十万法郎。他就任总统后不到半年功夫，就把这个数额增加了一倍。奥迪隆·巴罗要制宪议会每年补发六十万法郎作为所谓交际费。在6月13日以后，波拿巴也曾提出过同样的要求，可是巴罗这次并没有听从。现在，在5月31日以后，波拿巴立即利用有利的时机，通过他的内阁阁员们向国民议会要求每年发给三百万法郎的文官费。长期的流浪生活使这个冒险家极为敏感，他能探知可能向资产者勒索金钱的时机。他采取了十足的欺诈手段。国民议会在他的协助和同意下污辱了人民的主权。他威胁说，如果国民议会不松开钱袋，不以每年三百万法郎来买他的沉默，他就要把国民议会的犯罪行为报告给人民。国民议会剥夺了三百万法国人的选举权，他要求把每一个在政治上被弄得毫无价值的法国人换成一个实价的法郎，总额是三百万法郎。他是由六百万人选出来的，他要求赔偿他在事后被剥夺掉的票数。国民议会的委员会拒绝了他这种厚颜无耻的要求。于是波拿巴派的报纸就来进行威胁。国民议会能不能在它根本彻底和国民群众决裂的时候又同共和国总统决裂呢？国民议会虽然否决了每年的文官费，同时却通过了一次增发二百一十六万法郎的决定。国民议会既已答应给钱，同时又以自己的烦恼表明自己的让步是出于不得已，因而就暴露了加倍的软弱。波拿巴为什么需要这笔款子，我们往后就可以看到。在废除普选权后紧接着发生的令人丧气的尾声中，波拿巴对于篡夺权力的议会的口吻已经从3月和4月危机时期的恭顺平和变成了挑战式的骄横，而国民议会在这次事件后却休会三个月，从8月11日到11月11日。它在休会期间留下了一个由二十八个人组成的常任委员会，其中没有一个波拿巴分子，但是有几个温和的共和派。1849年的常任委员会完全是由秩序党和波拿巴分子组成的。但是，那时是秩序党以革命的经常反对者自命，现在则是议会制共和国以总统的经常反对者自命了。5月31日的法律通过后，秩序党所必须考虑的只是这个敌手了。

1850年11月国民议会复会的时候，情况是这样：看来，过去国民议会和总统之间的一些小小的冲突势必要转化为两个权力间的大规模的战斗，转化为两个权力间不可避免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了。

和1849年间一样，这次议会休会期间，秩序党又分解成了各个派别，其中每一派都忙于自己的复辟阴谋，这种阴谋因路易-菲力浦之死而更加活跃起来。正统派的国王亨利五世，甚至任命了一个组织完备的内阁驻在巴黎，其中有几个常任委员会委员参加。因此，波拿巴也有理由巡游法国各省，并按照他所幸临的每个城市的情绪，或多或少公开地吐露自己的复辟计划，为自己张罗选票。波拿巴的这次巡游，被大型的官方报纸——“通报” [73] 和小型的、波拿巴的私人通报捧作胜利的游行，在这次巡游期间，到处都有 十二月十日会 的会员们随驾陪行。这个团体在1849年就成立了。它名义上是个慈善团体，实际上是由巴黎流氓无产阶级组成的一些秘密团体，每一个团体都由波拿巴的走狗们领导，总领导人是一个波拿巴派的将军。在这个团体里，除了一些来历不明和生计可疑的破落放荡者之外，除了资产阶级可憎的败类中的冒险分子之外，还有一些流氓、退伍的士兵、释放的刑事犯、脱逃的劳役犯、骗子、卖艺人、游民、扒手、玩魔术的、赌棍、私娼狗腿、妓院老板、挑夫、下流作家、拉琴卖唱的、拣破烂的、磨刀的、镀锡匠、叫化子，一句话，就是随着时势浮沉流荡而被法国人称作la bohème〔浪荡游民〕的那个五颜六色的不固定的人群。波拿巴把这些跟他同类的分子组成十二月十日会即“慈善会”的核心，因为这个团体的所有的成员都和波拿巴一样感到自己是需要靠国内的劳动群众来周济。波拿巴是 流氓无产阶级的首领，他只有在这些流氓无产者身上才能找到他自己的个人利益的大量反映，他把这些由所有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看作他自己绝对能够依靠的唯一的阶级，这就是真实的波拿巴，这就是sans phrase〔不加掩饰的〕波拿巴。他这个老奸巨滑的痞子，把各国人民的历史生活和这种生活所演出的一切悲剧，都看作最鄙俗的喜剧，看作专以华丽的服装、词藻和姿势掩盖最鄙陋的污秽行为的化装跳舞会。例如，在进攻斯特拉斯堡时，一只受过训练的瑞士兀鹰就扮演了拿破仑之鹰的角色。当他在布伦登陆时，他给几个伦敦仆役穿上了法国军装，于是他们就俨然成了军队 [74]。在他的十二月十日会中，有一万个游手好闲分子应该装作人民，正像聂克·波顿应该扮演狮子 [75] 一样。当资产阶级毫不违反法国演剧格式的迂腐规则，十分严肃地表演最纯粹的喜剧时，当它一半被骗一半信服自己表演得庄严堂皇时，一个把喜剧仅仅看作喜剧的冒险家当然是要获得胜利的。只有当他战胜了盛装的敌人，并且认真演起自己的皇帝角色，在拿破仑的假面具下装作真正的拿破仑以后，他才会成为他自己的世界观的牺牲品，成为一个再不把世界历史看作喜剧而是把自己的喜剧看作世界历史的认真的丑角。十二月十日会是波拿巴特有的一种党派战斗力量；它对于波拿巴的意义，正如国家工厂对于社会主义工人，别动队对于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意义一样。在他巡游期间，十二月十日会的会员们成群地聚集在沿途各火车站上，装作迎驾的群众，并表示人民的热情，高叫《Vive I’Empereur！》〔“皇帝万岁！”〕，侮辱和殴打共和党人，——所有这些，当然都是在警察保护下干出来的。当他回到巴黎时，这些人就充当了前卫，防止或驱散敌对性的示威游行。十二月十日会属于他，它是 他 创造出来的，是完全出自他自己的主意。在其他一切方面，他硬加在自己身上的东西，都是由于情势关系落到他手中的；他所作的一切，都不过是情势替他作好或者是他模仿别人的行为罢了。他公开地对资产者大打其关于秩序、宗教、家庭、财产的官腔，暗地里却依靠着舒夫特勒和斯皮格尔勃 [76] 一流人的团体，依靠着无秩序、卖淫和偷窃的团体，这是波拿巴的本色，而十二月十日会的历史便是他本人的历史。有一次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有几个秩序党议员曾挨了十二月十日会会员的木棍。不仅如此，负责国民议会保卫事宜的警卫专员伊雍，曾根据一个名叫阿勒的人的口供向常任委员会报告，说十二月十日会的一个支部决定暗杀尚加尔涅将军和国民议会议长杜班，并且已经指定了凶手。可以想像，杜班先生该是多么惊恐。看来，议会对十二月十日会的调查，即对波拿巴秘密内幕的揭发，是不可避免的了。可是，在国民议会即将开会的时候，波拿巴却预有戒备地解散了自己的这个团体，不过这种解散当然只是在纸面上，因为1851年末，警察局长卡尔利埃在一个详尽的报告书中还白费气力地劝他把十二月十日会真正解散。

当波拿巴还未能把国家军队变成十二月十日会时，十二月十日会仍然是他的私人军队。波拿巴在国民议会休会不久就在这方面作了初次的尝试，而且用的是他从国民议会手中索取来的钱。他是一个宿命论者，相信有某种最高力量是人们特别是军人们所抵抗不住的。而首先被他列入这种力量的就是雪茄烟和香槟酒，冷盘禽肉和蒜腊肠。所以他一开始就在爱丽舍宫的大厅里用雪茄烟、香槟酒、冷盘禽肉和蒜腊肠款待了军官和军士。10月3日他在圣摩尔阅兵时，又对军队采用了这种办法；10月10日他在萨托里总阅兵时，又更大规模地重复了这种办法。伯父回忆亚历山大大帝远征亚洲的故事，侄儿就回忆巴克斯在同一地方征伐的故事。不错，亚历山大大帝是半神，而巴克斯却是真神，并且是十二月十日会的庇护神。

10月3日检阅后，常任委员会曾把陆军部长奥普尔召来质问。后者保证这类违犯纪律的事情不再发生。大家知道，波拿巴怎样在10月10日履行了奥普尔的诺言。这两次阅兵都是由巴黎军队总司令尚加尔涅担任指挥的。这个尚加尔涅既是常任委员会的委员，又是国民自卫军的司令官；既是1月29日和6月13日的“救星”，又是“社会中坚”；既是秩序党的总统候选人，又是两个王朝的意中的蒙克；他以前从来没有承认自己是陆军部长的部属，一向公开嘲笑共和国宪法，以模棱两可的高傲的庇护态度追逐着波拿巴。现在他却热烈地拥护军纪，反对陆军部长；拥护宪法，反对波拿巴了。当10月10日有一部分骑兵高呼《Vive Napoléon！Vivent les saucissons！》〔“拿破仑万岁！腊肠万岁！”〕时，尚加尔涅竟安排得至少是他的朋友诺马耶率领去受检阅的步兵严守沉默。在波拿巴的怂恿下，陆军部长为了惩罚诺马耶将军，以任命他为第十四和第十五师团的司令官为借口，解除了他在巴黎的职位。诺马耶拒绝调换职务，因而被迫辞职。尚加尔涅于11月2日发布命令，禁止军队在军伍中呼喊任何政治口号和进行示威。爱丽舍方面的报纸 [77] 攻击尚加尔涅；秩序党的报纸攻击波拿巴；常任委员会接连不断地召开秘密会议，会上一再提议宣布祖国处于危急状态；军队好像已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阵营，有两个敌对的参谋部，一个在波拿巴的官邸爱丽舍宫，另一个在尚加尔涅的官邸土伊勒里宫。国民议会的开会看来是不免要发出战斗的信号了。法国公众对波拿巴和尚加尔涅间这次纠纷的评判，和一位英国记者对这种情况的评论相同，这位记者写道：

“法国的政治女仆们正在用旧扫帚扫除革命的灼热熔岩，而她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又互相争吵得不可开交。”

这时，波拿巴急忙免除了陆军部长奥普尔的职务，随即把他派到阿尔及利亚去，任命施拉姆将军继任陆军部长。11月12日波拿巴向国民议会送去了一篇美国式的冗长咨文，其中充满了琐事，渗透着秩序的臭味，渴望调和，表示服从宪法，谈论到所有一切，只是没有讲到当前的questions brûlantes〔紧急问题〕。他好像是顺便指出，根据宪法的真义，军队的指挥权完全属于总统。这篇咨文是以下面一段极其庄严的词句结尾的：

“ 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 我一个人身受誓言约束，我将谨守这个誓言所给我划定的狭隘界限 …… 至于我个人，我是人民选出的，我的权力完全是人民赋予的，我将永远服从人民的合法表示的意志。如果你们在本届会期中决定要修正宪法，制宪议会就会调整行政权力的地位。否则人民将于1852年庄严地宣布自己的决定。可是不论将来的决定如何，我们总应该有这样一个共同的了解：一个伟人民族的命运永远不会由热情、意外事故或暴力来主宰…… 我首先注意的问题不是谁将在1852年治理法国，而是要运用我所能支配的时间使这个过渡时期不发生风波和乱子。我对诸位是开诚布公的。望你们以信任来回答我的诚意，以襄助来回答我的善念，其余的一切上帝会来照顾。”

资产阶级惯用的有礼貌的、伪善而温和的、庸俗慈善的腔调，在十二月十日会的专制魔王兼圣摩尔和萨托里的野餐英雄的口中，暴 露了它那最深长的含义。

关于这种内心剖白应该受到什么样的信任的问题，秩序党的城官们一刻也没有弄错。誓言他们早已听厌了，他们自己的人们中间就有许多政治上违背誓言的老手和巧匠；不过关于军队的那一段话，他们倒没有听漏。他们愤懑地发觉：这个咨文非常烦琐地列举了最近颁布的各种法律，但是故意不提最重要的法律——选举法；不仅如此，在拒绝修改宪法时，这个咨文把1852年的总统选举委诸人民。选举法是拴在秩序党脚上的沉重赘物，妨碍他们行动，当然更妨碍他们冲击！此外，波拿巴以正式解散十二月十日会和免除奥普尔的陆军部长职务的手法，亲手把替罪的羔羊献到祖国的祭坛上。他把预期发生冲突的最尖锐的争端排除了。最后，秩序党自己也胆怯地竭力回避、缓和并抹杀和行政权力发生的决定性的冲突。由于害怕失去在和革命进行斗争中所获得的一切，它让敌手攫取了它所获得的果实。“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秩序党从2月 ［注：1848年2月。——编者注］ 起就开始对革命这样叫喊；现在波拿巴在他的咨文中又对秩序党这样叫喊。“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波拿巴采取了图谋篡夺权位的行为，但是当秩序党因为这种行为而吵吵嚷嚷并且神经过敏地加以解释的时候，它就成了造成“不安宁”的罪人。只要没有人谈到萨托里的腊肠，这腊肠是根本不会说话的。“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所以波拿巴要求让他安安静静地干他的事情，而议会党却已经被双重的恐惧所麻痹：一怕重新引起革命的不安宁状态，二怕自己在本阶级即资产阶级眼中成为造成不安宁的罪人。既然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所以秩序党也就不敢用“战争”来回答波拿巴咨文中的“和平”了。一般人曾期待在国民议会开会时必将大吵大闹，结果是大失所望。反对派议员要求常任委员会交出它关于十月事件的记录，但这个要求被多数否决了。国民议会根本规避一切可能激动人心的辩论。国民议会在1850年11月和12月的工作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直到12月底，才开始发生了一些关于议会个别特权问题的小冲突。自从资产阶级以废止普选权暂时避开了阶级斗争的时候起，运动范围就缩小了，变成专为两个权力间的特权问题发生的小小的口角了。

有一位议员，名叫摩干，因负债被法庭判罪。司法部长鲁艾在回答法院院长的询问时宣称，应当不再拘什么仪式径直下令把负债者拘捕起来。于是摩干就被投入债务监狱。国民议会知道这种破坏议员的不可侵犯权的消息时，大为愤懑。它不仅决定立即释放被捕者，而且当晚就通过自己的法警用强力把他从克利希监狱里放出来了。可是，在另一方面，为了要证明自己信仰私有制的神圣性，并且为了将来在必要时能够把讨厌的山岳党人安置到现成的地方去，国民议会又宣布说：在事先取得它的同意时，拘捕负债的议员是容许的。国民议会忘记宣布总统也可以因负债被捕入狱。国民议会把自己议员的不可侵犯权的最后一点影子都消灭无余了。

上面已经讲过，警卫专员伊雍根据一个名叫阿勒的人的供词，告发了十二月十日会的一个支部阴谋暗杀杜班和尚加尔涅两人的行为。因此，议会总务官在第一次会议上就提议成立一个特别议会警察队，由国民议会本身的预算中的经费维持，完全不受警察局长管辖。内务部长巴罗什提出了抗议，说这是一种侵害他的职权的行为。结果双方达成了可怜的妥协，规定议会警卫专员应由议会预算中的经费维持并由议会总务官任免，但是事先必须取得内务部长的同意。这时，政府已对阿勒提起诉讼，因而很容易就把阿勒的供词宣布为凭空捏造，检察官的发言把杜班、尚加尔涅、伊雍和整个国民议会嘲笑了一顿。然后，12月29日，巴罗什部长又写信给杜班，要求把伊雍免职。国民议会常任委员会决定伊雍留任原职，可是国民议会被自己在摩干案件中所采取的暴力行为所吓倒，它习惯于在每次给行政权力打击后受到它的两个打击，因此没有批准这个决定。国民议会为酬答伊雍的忠诚尽职而免了伊雍的职，因而剥夺了自己所享有的议会特权，但这种特权对它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当时它所要对付的那个人，不是一个夜间决定白天要干什么的人，而是一个白天作决定却在夜间采取行动的人。

我们已经看到，国民议会在11月和12月间，总是极力避免和拒绝在重大的、迫切的问题上和行政权力进行斗争。现在我们却看到，它不得不为了最微不足道的理由投入战斗。在处理摩干案件时，它原则上已经允许逮捕负债的议员，不过又保证自己能够把这个原则只运用于可恶的议员身上，为了这种可耻的特权和司法部长发生了争执。国民议会没有利用关于有人准备谋杀杜班和尚加尔涅两人的消息要求追查十二月十日会的活动，并在法国和欧洲面前彻底揭穿波拿巴，使大家都能明白看出他是巴黎流氓无产阶级的首领，它竟把冲突归结为在警卫专员应由谁任免的问题上跟内务部长的争吵。这样，我们就看到，秩序党在这个时期内始终都因自己的模棱两可的态度而不得不把自己反对行政权力的斗争变成关于权限问题的很小的纠纷，变成吹毛求疵、无谓争讼以及关于界限问题的争论等空嚷，把一些空洞的形式问题变成了自己的活动的内容。当斗争具有原则意义，当行政权力真正名誉扫地，当国民议会的事业将成为国民的事业的时候，秩序党却不敢战斗，因为它如果这样做，就会对全国发出一种发动的信号，而发动国民正是它最害怕的事情。因此，在这种场合，它总是否决山岳党的提案而转入日常议程。当秩序党已经放弃了大规模的斗争之后，行政权力就静待时机，以便有可能当斗争只具有可说是议会性的局部的兴趣时，借一个很小的无关紧要的理由重新开始这种斗争。那时秩序党就发泄出满怀的愤怒，那时它就拉开后台的布幕，揭开总统的假面具，宣布共和国处境危急，然而那时它的热情令人感到荒唐，斗争的理由是一种虚伪的口实或根本不值得斗争的东西。议会的风暴原来不过是一杯水中的风暴，斗争不过是阴谋，冲突不过是吵架。各革命阶级都幸灾乐祸地观望着国民议会受屈辱，因为他们对国民议会的议会特权表示关心，正如国民议会对社会自由表示关心一样；同时，议会外的资产阶级却不了解，为什么议会内的资产阶级居然把时间浪费在这样琐碎的纠纷上，为什么它竟这样无聊地跟总统进行竞争，从而危害安宁。当大家都在等候战争的时候进行媾和，而当大家都以为和约已经缔结的时候却又开始进攻，这种策略把它弄迷糊了。

12月20日，巴斯噶·杜普拉就发行金条彩票一事向内务部长提出质问。这彩票是“来自爱丽舍园的女儿” [78]。波拿巴和他的亲信把她献给人世，而警察局长卡尔利埃则把她置于自己的正式保护之下，虽然法国的法律除了以救济为目的的彩票外是禁止发行任何其他彩票的。彩票发行了七百万张，每张一法郎，而所得纯利据说是用来遣送巴黎的游民到加利福尼亚去。一方面是为了用黄金梦来排除巴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梦想，用可望中头彩的诱人幻景来驱除空论式的劳动权。自然，巴黎的工人们没有认出加利福尼亚的耀眼的金条就是从他们口袋里骗去的无光彩的法郎。无论如何，这种彩票不过是一种骗局而已。妄想不离开巴黎就能发现加利福尼亚金矿的游民，正是波拿巴本人和他那些负债累累的侍从。国民议会同意给他的三百万法郎已经用光，无论如何总得重新填满空虚的钱库。波拿巴为建立所谓的cités ouvrières〔工人村〕曾向全国募集捐款，并且他自己在认捐名册上第一个认捐了一大笔款子，但他只是徒劳了一番。冷酷的资产者抱着不信任的态度等待他付出认捐的款子；而这笔款子自然是没有付出，于是利用社会主义空中楼阁进行的投机把戏就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金条的成效较大。波拿巴和他的同谋者并不满足于把七百万法郎中扣除奖金以后的一部分纯收益装进自己的腰包，他们还制造了大批假彩票，同一个号码的彩票发出了十张、十五张以至二十张，——这真是十二月十日会的金融手段呵！这里，国民议会所碰到的不是名义上的共和国总统，而是真正的、活生生的波拿巴。这里，国民议会可以在他犯罪——不是违反宪法，而是违反Code pénal〔刑法典〕——的地点把他当场捉住。如果说国民议会以转入日常议程回答了杜普拉的质问：那末，它这样做不只是因为日拉丹提议要国民议会宣布自己“满意”于提醒秩序党人想起他们自己的一贯的贪污行为。资产者，尤其是被提升成国家人物的资产者，总是用理论上的浮夸来弥补自己的实践上的卑下。资产者身为国家人物时，也和同他相对立的国家权力一样，就俨然成为至高无上之物，因而对他作斗争时，也只能采取高尚的庄严的方式。

波拿巴是一个浪荡人，是一个骄横的流氓无产者，他比资产阶级的骗子有一个长处，这就是他能用下流手段进行斗争。现在，在国民议会亲手帮助他顺利地走过了军人宴会、阅兵、十二月十日会以及违犯Code pénal〔刑法典〕等处很容易滑倒的地点以后，他已经看到，他可以由伪装的防御转为进攻的时刻已经到了。当时司法部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和财政部长所遭到的那些小小的失败，即国民议会借以表示它的唠叨不满的失败，很少使波拿巴感到不安。他不仅阻止了部长们辞职，从而阻止了承认行政权力服从议会。他现在已经能完成他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就已经开始做的事情，即军权和议会分立的事情： 他把尚加尔涅免职了。

爱丽舍方面的一家报纸发表了一个5月间似乎是向第一师团颁发的命令（因而是出自尚加尔涅的命令），劝告军官们在叛乱时不要宽容自己队伍中的叛徒，要立刻将他们枪毙，并且不要按国民议会的要求派遣军队。1851年1月3日，内阁因这一命令受到了质问。为了调查这一事件，内阁起初要求的限期是三个月，继则一星期，最后仅仅是二十四小时。国民议会要求立即予以解释。尚加尔涅站起来声明说：这种命令从未下过。他并且补充说：他随时都准备执行国民议会的要求；遇有冲突发生时，国民议会可以信赖他。国民议会以狂热的鼓掌欢迎他的声明，并对他投了信任票。国民议会既委身于一个将军的私人保护之下，也就是放弃了权力，宣告自己的软弱和军队的万能；但是这位将军弄错了，因为他居然想把他从波拿巴那里暂时领用的权力交付给国民议会去反对同一个波拿巴，并且盼望从这个议会，从他这个需要保护的被托管者获得保护。可是尚加尔涅相信资产阶级在1849年1月29日赋予他的那种神秘力量。他以为自己是和其他两个国家权力相鼎立的第三个权力。他所遭遇到的命运，也和当代其他的英雄，更正确些说，和当代的圣者们所遭遇到的命运一样，这些人物的伟大只在于他们的党派故意替他们宣扬，而到局势要求他们创造奇迹时，他们就显得平庸无奇了。一般说来，不信神是这些假英雄和真圣者的死敌。因此他们往往对那些冷酷无情的讽刺者和讥笑者表示高尚的道义的愤懑。

当晚，内阁阁员们被召请到爱丽舍宫去。波拿巴坚持要撤换尚加尔涅，五个阁员拒绝署名。“通报”宣布内阁危机，而秩序党的报纸则以组织由尚加尔涅指挥的议会军队相威胁。根据宪法，秩序党是有权这样作的。它只要把尚加尔涅选为国民议会议长，并调来任何数量的军队来保护自己的安全就够了。由于尚加尔涅实际上还统率着军队和巴黎国民自卫军，并且正等待和军队一起被召去援救国民议会，所以秩序党是可以更加放心地这样做的。波拿巴派的报纸甚至还不敢否认国民议会直接调动军队的权利，提出这种法律上的问题在当前局势下是不会有什么成效的。当时军队将听从国民议会调遣，这是十分清楚的，要知道，波拿巴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才在巴黎找到两位将军（巴拉盖·狄利埃和圣让·丹热利）愿意在把尚加尔涅撤职的命令上签名。但是秩序党本身是否能在自己的队伍中和议会里找到通过这种决定所必需的票数，就很成问题了，要知道，过了一个星期就有二百八十六个议员脱离了秩序党，而且山岳党甚至在1851年12月，在最后的决定性的时刻还否决了这样的提议。不过，城官们这时也许还能发动他们党内的群众去建立丰功伟绩，即藏身于枪林之后，并利用投到它阵营中的军队的帮助。可是，城官老爷们并没有这样作，1月6日晚上他们到爱丽舍宫去，希望用外交手段和论据规劝波拿巴放弃把尚加尔涅撤职的决定。劝谁就是认谁作主。波拿巴由于城官们的这种企图而增加了勇气，1月12日他任命了新内阁，旧内阁的首领富尔德和巴罗什两人继续留任。圣让·丹热利当了陆军部长。“通报”刊载了把尚加尔涅撤职的命令，他的职权划分给指挥第一师团的巴拉盖·狄利埃和指挥国民自卫军的佩罗了。“社会中坚”退职了，这一事实虽然并没有使一块瓦片从屋顶上掉下来，但是使交易所的股票牌价上涨了。

秩序党既然推开了由尚加尔涅作代表表示愿意听它指挥的军队，因而把这个军队永不复返地让给了总统，这就表明资产阶级已经丧失了统治的能力。议会内阁已经不存在了。秩序党现在既已丧失了控制军队和国民自卫军的权力，那末它还剩下什么强制手段来同时保持议会用以统治人民的篡夺来的权力和议会用以防止总统侵犯的宪法上的权力呢？什么也没有了。它现在只好求助于一些无力的原则，这些原则就连它自己也经常看作只是责成第三者遵守而使自己能更加从容行动的一般规则。我们所研究的时期，即秩序党和行政权斗争的时期的前一部分，就以尚加尔涅退职和军权落入波拿巴之手所结束。现在，两个权力间的战争已经正式宣布并且已在公开进行，不过是在秩序党既失去武器又失去士兵以后罢了。国民议会已经没有内阁，没有军队，没有人民，没有社会舆论支持，从5月31日通过选举法起就不再是有主权的国民的代表者了，它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牙齿，它一无所有，逐渐变成了一个 旧法国的议会 [79]，它让政府去行动，自己则满足于post festum〔在事后〕发出唠叨的抗议。

秩序党以狂怒迎接了新的内阁。贝多将军提醒大家记住常任委员会在议会休会期间的温和态度，记住它由于过分慎重而拒绝把自己的议事记录公布出来。这时内务部长自己也坚持公布这些记录，因为这些记录现在当然已像死水一样没有任何味道，它暴露不出任何新的事实，对于厌倦的公众也不会有任何影响了。根据雷缪扎的建议，国民议会退回到自己的办公厅，任命了一个“非常措施委员会”。巴黎不越出自己平常生活的常轨一步，尤其是因为这时贸易繁荣，工业企业照常工作，粮价低廉，食品储备丰富，储蓄银行每天都收到新存款。议会所喧嚷的所谓“非常措施”，不过是在1月18日通过了对内阁的不信任案罢了，而关于尚加尔涅将军连提都没有提到。秩序党不得不这样来规定自己的不信任案，是为了保证自己取得共和党人的票数，因为在内阁的一切措施中共和党人只赞成尚加尔涅免职一项，而秩序党实际上也不能非难其余的措施，因为这些措施是它自己迫使内阁采取的。

1月18日的不信任案以四百一十五票对二百八十六票通过，就是说，只是由于极端派的正统派和奥尔良派同纯粹共和党人和山岳党人的 联合 才得以通过。这就证明，秩序党不只失去了内阁，不只失去了军队，而且在自己和波拿巴的冲突中失去了自己的独立的议会多数；由于热狂地倾向妥协，由于害怕斗争，由于软弱，由于眷恋亲切的国家薪俸，由于指望获得阁员的空缺（如奥迪隆·巴罗），由于那种经常使平庸的资产者为某种个人动机而牺牲本阶级的总的利益的庸俗的利己主义，一部分议员已经从秩序党阵营中开了小差。波拿巴派的议员们从最初起就只是在对革命进行斗争时才依附于秩序党。天主教党的首领蒙塔郎贝尔在那时已经把他个人的势力投到波拿巴方面，因为他已不相信议会党的生命力了。最后，这个党的首领们，奥尔良派的梯也尔和正统派的贝利耶，不得不公开宣称自己是共和派，不得不承认说，虽然他们的心是保皇派，而头却是共和派，议会制共和国是整个资产阶级实行统治的唯一可能的形式。一句话，他们不得不在资产阶级眼前把他们在议会背后继续努力从事的复辟计谋咒骂为危险而无谓的阴谋。

1月18日的不信任案是对内阁的打击，而不是对总统的打击。可是撤换尚加尔涅的并不是内阁，而是总统。秩序党不应当向波拿巴本人问罪吗？不应当以他的复辟欲望作为罪名吗？可是，这种复辟欲望只不过是补充了秩序党自己的复辟欲望罢了。不应当以他在阅兵和十二月十日会中的阴谋活动作为罪名吗？可是秩序党早已把这些问题埋葬在一堆日常议程事项下面了。不应当以他撤换了1月29日和6月13日的英雄，即撤换了1850年5月曾威胁要在有叛乱发生时就四处放火烧光巴黎的那个人作为罪名吗？可是秩序党的山岳党同盟者和卡芬雅克甚至不让它对倒台的“社会中坚”正式表示同情。秩序党自己不能否认总统拥有由宪法赋予他的撤换将军的权力。秩序党之所以气愤，只是因为总统居然把自己由宪法赋予的权力当作反对议会的手段。可是，秩序党自己岂不是也不断地（特别是在废除普选权时）把它的议会特权当作违反宪法的手段吗？因此，秩序党只好严格地把自己管束在议会范围以内。1848年以来，在全欧洲大陆上流行着一种特殊的病症，即 议会迷，染有这种病症的人就变成幻想世界的俘虏，失去一切理智、一切记忆，失去对外界世俗事物的一切理解——只有这种议会迷才可以说明，为什么秩序党在它已亲手消灭了议会势力的一切条件并在它反对其他阶级的斗争中不得不消灭了这些条件之后，仍然把它的议会胜利看作胜利，并且以为打击了总统的内阁阁员也就是打击了总统本人。这样，秩序党只是让总统又得到一次机会在全国面前重新凌辱国民议会罢了。1月20日，“通报”报道说，内阁全体辞职已被批准。波拿巴以议会里已经没有一个党派占居多数（这点已由1月18日的投票，即山岳党和保皇党联合产生的果实所证明），而新的多数又尚待形成作为借口，任命了一个所谓的过渡内阁，其中没有一个人是议会议员，全都是些毫不知名的和微不足道的人物，这是个纯粹由一些听差和司书组成的内阁。秩序党现在可以把自己的精力花费在跟这些傀儡打交道上面了；而行政权力则不再认为自己在国民议会中要有什么认真的发言人了。波拿巴的内阁阁员愈是成为单纯的哑配角，波拿巴就愈是明显地把全部行政权力集中在他一人身上，愈容易利用行政权力来达到个人目的。

为了报复，秩序党和山岳党联合在一起否决了给予总统一百八十万法郎补助金的提案，这个提案是由十二月十日会的首领命令他的听差阁员们提出来的。这一次，问题是由不过一百零二票的多数投票决定的，由此可见，秩序党从1月18日以来又丧失了二十七票；它的解体又进了一步。同时，为了使人不致对它和山岳党联合的用意发生丝毫怀疑，它甚至不愿对一百八十九名山岳党人所署名提出的关于大赦政治犯的议案展开讨论。只要那个叫做伐伊斯的内务部长出来声明说，安宁只是表面的安宁，有人在加紧进行秘密鼓动，到处都有人组织秘密团体，民主报纸又准备重新出版，从各省传来不利的消息，日内瓦的流亡者正在主持一个通过里昂遍及法国南部全境的阴谋活动，法国处于工商业危机的前夜，鲁贝市的厂主们缩短了工作时间，贝耳岛 [80] 的囚犯已经骚动起来——只要伐伊斯这么一个人唤来红色怪影，秩序党不经讨论就立刻否决了这个提案，而这个提案将使国民议会获得极大的声望，并迫使波拿巴重新投入它的怀抱。秩序党本来不应当被行政权力所描绘的新骚动的远景吓住，而应当让阶级斗争有些活动余地，以便把行政权力控制在从属于自己的地位。可是，秩序党没有感觉到自己有能力担负这种玩火的任务。

可是，所谓的过渡内阁却一直勉强维持到4月中旬。波拿巴不断地以组织新内阁的把戏来疲劳和愚弄国民议会。他时而表示要组织一个有拉马丁和比约参加的共和党内阁，时而表示要组织不免要有奥迪隆·巴罗（凡是需要有个易于愚弄的蠢才时他就一定要出现）参加的议会内阁；时而又表示要组织一个有瓦提梅尼尔和贝诺瓦·达济参加的正统派内阁，时而又表示要组织一个有马尔维尔参加的奥尔良派内阁。波拿巴用这种方法挑拨秩序党各派互相攻讦，并以共和党内阁的出现以及因此必然会使普选权恢复的远景来恫吓整个秩序党，同时他又竭力让资产阶级相信，他组织议会内阁的真诚努力总是遭到保皇派集团的不调和态度的打击。而资产阶级呢，日益逼近的普遍商业危机愈是给社会主义在城市中招募信徒，而低落得招致破产的粮价愈是给社会主义在农村中招募信徒，它就愈加响亮地要求“强有力的政府”，愈加认为使法国陷于“没有行政”的状态是不可宽恕的。商业萧条日益加重，失业者显著增多，巴黎至少有一万工人没有饭吃，在卢昂、牟尔豪森 ［注：即牟罗兹。——编者注］、里昂、鲁贝、土哥英、圣亚田、埃尔伯夫等地，无数的工厂停了工。在这种情况下，波拿巴就敢于在4月11日恢复了1月18日的内阁，除了把鲁艾、富尔德、巴罗什及其他先生们保留不动而外，还添进了莱昂·福适先生，这个福适先生曾因散发伪造的电讯而被制宪议会在最后几天一致（除五个兼任内阁阁员的议员外）投了不信任票。这样，国民议会在1月18日取得了对内阁的胜利而且三个月中和波拿巴进行斗争，只不过是为了在4月11日让富尔德和巴罗什能够把清教徒福适当作第三者接受到自己的内阁同盟中去而已。

1849年11月，波拿巴满足于 非议会 的内阁，1851年1月他满足于 超议会 的内阁，而到4月11日，他已经觉得有充分的力量来组织一个 反议会 的内阁了，这一内阁把两个议会——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即共和派议会和保皇派议会所表示的不信任协调地结合在自己身上。内阁的这种演变，是测定议会生命体温下降的温度计。这种体温到4月底已经降得非常之低，甚至培尔西尼能够在私人谈话中建议尚加尔涅投到总统方面去。他向尚加尔涅保证：波拿巴认为国民议会的势力已经彻底消灭，并且已经拟定了预备在coup d’état〔政变〕后发表的宣言，这个coup d’état是已经经过了深思熟虑，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才又延迟下来的。尚加尔涅把这个死刑的判决告诉了秩序党的首领们。但是谁会相信臭虫咬人能致人于死命呢？议会虽然已经虚弱无力，完全瓦解，奄奄一息，但是它毕竟还不能使自己把它和十二月十日会的小丑一般的头子的决斗看作一种不同于和臭虫的决斗。然而波拿巴像阿革西拉乌斯回答国王亚奇斯那样回答了秩序党：“ 你把我看作蚂蚁，但是总有一天我会成为狮子的” [81]。

注释：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