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革命史》

俄国革命史

> ## 第二章 大战中的沙俄 俄国之参战，在动机与目的上都是矛盾的。流血斗争之进行，本质上是为了争夺世界统治。但在这个意义上，俄国并无力量担负此种斗争。所谓俄国本身的战争目的（土耳其海峡、加里西亚、亚尔美尼亚，）则具有省份性质，并且此种目的之能否达到，还须视它们与主要参战者的利益符合到何种程度，只能在这种程度内，它们附带地获得解决。 同时，俄国既是一个大国，便不能不参加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格斗之中，这好比在从前时候，它不能不采用作坊，工厂，铁路，快枪，与飞机一样。在最近一派俄国历史家中，时常争论着一个问题：沙俄对于现代帝国主义政策到底成熟到何种程度？不过在争论中，他们老是陷于经院主义，因为在国际舞台上，他们把俄国当成一个独立因素，加以孤立的观察。然而它不过是整个系统中的一环而已。 印度无论就本质与形式来讲，都是以英国殖民地的资格参战的。中国的参战，在形式的意义上是“自愿的”，而实际上只是奴隶参加主人间的格斗。俄国的参战，则有些介于法国参战与中国参战之间。俄国以参战的代价，换得了它与先进国的同盟权利，由此可输入资本，支付利息，这就是说：在本质上，它参了战就可有权成为同盟国之特权殖民地了；不过在同时，它又可由此获得权利，去压迫与掠夺土耳其、波斯、加里西亚，以及一般比它自己更弱更落后的国家。俄国资产阶级这种两重性的帝国主义，在根本上，带有世界其他更大强国的代理人性质。 中国的买办制度，乃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这是一种介于外国财政资本与本国经济之间的代理人。在世界的国家等级中，俄国在战前所占的位置比中国的要高得多。如果不发生革命，它在战后会占有怎样的位置，这是另一问题。不过一方面俄国皇朝，另方面俄国资产阶级，总都带上了愈加明显的买办特点：他们生活与营养在与外国帝国主义的联系上，他们为这联系服务，如果失去了这个依靠，他们就无法维持。诚然，他们即使在这个支持之下，终于也还是不能维持下去。半买办式的俄国资产阶级之具有世界帝国主义的利益，与那靠拿回扣藉主人利益来生活的经纪人，具有同样意识。 战争的工具是军队。既然无论哪一个国的军队在民族神话中都认为是不败之师，那末俄国统治阶级也见不到什么理由要把沙皇的军队作为例外。事实上呢，它只当征讨半野蛮民族，弱小邻邦与腐朽国家时，才是一个严重的力量；在欧洲的竞技场上，它只有成为联军的一部分才能行动；在防御的情形中，只当它配合了幅员庞大，人口稀少与道路难行等条件，才能履行它的任务。苏伏劳夫[1]是指挥农奴军队的能手。但法国革命给新社会与新军事艺术开启了门户，给苏伏劳夫的军队判了死刑。 农奴制的半取消，与普遍兵役制的采取，使军队的现代化到了这样的一种程度，即国家所已达到的程度，这就是说，把国家的一切矛盾带进军队中去了，而国家则还得完成它资产阶级性的革命。诚然，沙皇军队是照西欧的模型建立与武装起来的；但这是形式多于实质。农民士兵的文化水准与军事的技术水准并不相符。在军队的指挥部中，表现出俄国统治阶级的愚昧，懒惰与盗窃行为。工业与运输，在战时集中的要求之前，不断地暴露出自己的破产。在战争的第一天，军队仿佛还武装得不错，但很快就变成了不仅没有武器，甚至还没有皮鞋。在日俄战争中，沙皇军队曾表示出它有多大的价值。当反革命时期，皇朝得到了国会的帮助，充实了军事库藏，给军队补好了许多破绽，其中也补好了它无敌的声誉。1914年却来了一次新的，远较严重的试验。 在军事给养与财政方面，——俄国在战时立刻发觉自己是奴隶般依赖着同盟者了，这不过是它对先进资本主义国之一般依赖，在军事上的表现罢了。然而同盟国的援助却无济于事。弹药的缺乏，生产军需品的工厂之稀少，运输此种物品的铁道网的疏落，就把俄国的落后性翻译成失败这一种无人不晓的言语，军事失败提醒了俄国的国家自由主义者：他们的祖先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性革命，因而后辈对历史负担着债务。 战争的头几天也就是耻辱的头几天。在几次部分的失利之后，1915年春天便突然发生了总退却。将军们自己罪恶性的无用，遭致了溃败，却对和平的民众复仇。很大的地区被以武力夷成废墟。人们像蝗群一般地被用鞭子赶到后方。对外的溃败又用对内的歼灭来加以补充。 在答复同僚们关于前线情势所发的惊恐的问题时，陆军大臣波立凡诺夫将军说过这样的话：“我信赖我们这不能深入的幅员，无法通过的泥泞与圣尼古拉·米里吉斯基这位神圣俄罗斯的保护人的慈悲。”（1915年8月4日会议。）一星期后，罗斯士基将军对同样这几位大臣承认：“军事技术的现代要求，我们是无力适应的。无论如何我们总不能追上德国人。”这不是一时间的情绪。军官史丹开维奇转述军队里工程师的话道：“跟德国人打仗没有希望，因为我们一点也不能有什么作为。甚至新的作战方法，也会变成我们的失败的原因。”这样的呼声是无数的。 唯一事情，为俄国将军们所竭力从事的，就是把人肉从全国拉出来。人们对待牛肉与猪肉，要无比地珍惜些。参谋部中下贱的渺小的人物有如尼古拉·尼古拉也维奇手下的雅奴许开维奇与沙皇手下的阿列克谢耶夫，总是用新的动员来弥补一切破绽，且以数字的行列来安慰自己和同盟者，虽然那时所需要的是战斗员的行列。差不多有一千五百万人被动员了。他们充塞了军需处，营房，转送站；拥挤着，践踏着，各自践着脚，愤怒着，咒骂着。这些人群如果对于前线只是一些虚幻的巨数，那末他们对于后方的破坏却是很真实的因素。约计五百五十万人被杀，受伤与被俘。逃亡者的数目增加了。早在1915年7月间，大臣们就已经叹息道：“可怜的俄罗斯呀！甚至它的军队，以前曾以胜利的响雷震惊了世界的……现在都变成为完全由懦夫和逃亡者所组成的了。” 大臣们自己以一种绞刑手的方式嘲笑着“将军们退却的勇敢”，同时讨论着如下的问题来消磨时间：要不要把圣者的骨头从基辅搬走？沙皇决定不需要，因为“德国人不敢冒险去触动它们，如果触动了——那末德国人就得更倒霉。”但宗教会议却已经决定了：“当我们出走的时候，就把最宝贵的带了走。”这事件并非发生于十字军时代，而是在二十世纪，当俄国失败的消息已经用无线电来传播的时候了。 俄国之所以战胜奥匈联邦，较大的根源在于匈奥而不在于俄国。分崩离析的哈普士堡皇朝，久已在征求掘墓人了，而且这掘墓人还毋须有很高资格的。便是在从前，俄国也曾战胜过一些内部腐朽的国家，如土耳其，波兰或波斯。与匈奥敌对的西南线上的俄军，获得了巨大胜利，他们就和其他战线上的俄军不同。他们中间产生了一些将军，固然并没有证明出是什么军事上的天才，但至少他们并没有完全感染那些常败将军们的宿命主义。从这中间，后来产生了几个国内战争中的白军“英雄”。 一切人都在寻找一个可以归罪的人。他们说所有的犹太人都是奸细。他们虐杀具有德国姓名的人。尼古拉·尼古拉也维奇大公的参谋部下令枪决宪兵大佐米亚索也道夫，罪名是德国奸细，但他显然不是奸细。他们逮捕了废物而且邋遢的陆军大臣苏洪姆林诺夫，罪名是叛国，这倒也许不是没有根据的。英国外相格雷对俄国国会代表团的主席说：你们的政府很勇敢，竟敢在战争时期控陆军大臣以叛国之罪。参谋部与国会指责宫廷亲德。大家统统妒忌同盟国，而且仇视他们。法国司令部为要节省自己的军队，把俄国士兵安插在队伍里。英国是慢慢地决了心的。在彼得格勒的会客室与前线的司令部里，人们可爱的开着玩笑：“英国发誓要战至最后一滴……俄国士兵的血。”这些玩笑漏到下面，直达前线。“一切都为了战争！”大臣，国会议员，将军，新闻记者都这样说。“是的，”士兵开始在战壕里思索起来了，“他们全都准备战至最后一滴血……我的血。” 俄国军队在整个战争中，比其他任何参战国军队，丧失了更多的人，被杀者约二百五十万，或及协约国全体军队总损失的40%。在头几个月中，士兵们在交火之下未经思索地死去，或者思索得很少。但是一天天的过去，他们累积了经验，累积了下级士兵的痛苦经验，他们得不到能干的指挥。他们凭自己穿着无底靴而作的无目的行军的次数，与不吃午餐的次数，来测验将军们糊涂的程度。从人与物结成的血的混合物中，发生了一个一般化了的词：“乱七八糟”，这个词在士兵的用语中，则被另一个更丰富涵义的词代替了。 农民组成的步兵解体得最快。含有很大百分数产业工人数的炮兵，一般地说，是最能接受革命思想的，这在1905年已经清楚地表示了出来。如果在1917年，炮兵反而比步兵暴露出更大的保守主义，那末原因便在于步兵部队和筛子一样，打那里漏过去的是愈加新来的与训练得愈少的人群。炮兵呢，则因所受损失要无比地小，还保持着老的干部。同样现象也能在其他专门化部队中观察得到。不过在最后，炮兵也还是屈服了。 当军队从加里西亚撤退时，总司令部签发了一道秘密命令：凡逃亡与犯其他罪状的士兵，概施鞭笞。士兵比连衣可讲道：“他们开始为极小的罪状，好比自动离队数小时，就鞭笞士兵，有时只为了提高作战精神，也会鞭笞起来。”早在1915年9月17日，柯老派脱金就已引证了古契柯夫的话写道：“下级军官开始作战的情绪很高。现在可沮丧了，因为不断退却，失去了胜利的信心。”差不多在同时，内政部大臣论到莫斯科住着三万名伤愈的士兵，说道：“这一大批暴乱之徒不知道纪律，骚动着，与警察斗殴（不久有一个警察给士兵杀死了），夺回被捕的人，以及干其他的不法举动。无疑地，将来如果发生纷乱，所有这大批人都会参加在暴徒方面的。”就是那个士兵比连衣可写道：“一切人所关心的只是和平……谁得到胜利与如何和平，——军队对这问题最不关心：它要以任何代价取得和平，因为它厌倦了战争。” 富于观察力的女人费道尔轻可，在部队里充当善心护士，她倾听着士兵们的谈话，差不多听到了他们的思想，且能在碎纸片上把他们记录下来。这样著成了那本小书：《战争中的人民》。它让我们看到见了一个实验室，在那里面，炸弹、铁丝网、窒息瓦斯与当权者的卑劣行为，在漫长岁月的过程中造成了数百万俄国农民的意识，而且在那里，几世纪来的成见与人们的骨头一起毁裂。在士兵们自编的许多警句中，早已包含着未来国内战争的一些口号。 罗斯士基将军在1916年12月中抱怨道：里加是北线上的不幸之窠。这是“宣传的窠巢”，特温斯克也是如此。勃罗西洛夫将军证实这一点，他说：从里加区域调来的军队是士气沮丧的，士兵们拒不进攻，他们把一个连长挑在枪刺上举起来，必须枪毙几名才好；以及诸如此类的话。与军官有密切关系而且视察过前线的罗将柯承认道：“军队最后解体的基础，在革命之前很久就已经存在了。” 最初分散着的革命分子，差不多毫无影踪地沉溺在军队中了。但随着普遍的不满情绪的高涨，他们便浮到水面上来，将罢工工人遣往前线，以示惩罚这个举动，又充实了鼓动家的队伍，而退却则给他们造成了有利的听众。一个秘密警察的报告说道：“后方的军队，而尤其是在前线的军队中，充满了这种分子，其中一部分为成为积极的暴动力量，另一部分则只能拒绝镇压暴动。”……彼得格勒省宪兵管理处在1916年10月间报告道：根据土地协会一个全权代表的报告，军队中的情绪叫人害怕，军官与士兵间的关系极度紧张，甚至发生流血冲突，到处能遇到几千的逃兵。“无论什么人只叫走近军队，他总会得到这样一个完全与深信的印象：军队的士气已经绝对丧失了。”为了谨慎起见，那报告又加添了几句说：虽然这些消息中有许多仿佛是未必然的，但总得相信，因为许多从作战部队中回来的医生，也做着同样精神的报告。 后方的情绪呼应着前线的情绪。在1916年10月举行的立宪民主党大会上，大多数代表特别注意到“人民所有阶层，特别是乡村与城市贫民”的冷淡，与对于战争之结局失去信心。1916年10月13日，警察总监在一个总括报告中写道：“在无论什么地方，以及在无论哪一阶层的民众中，都可以观察到厌战情绪与对于尽速获得和平的渴望，他们绝不计较在怎样的条件中缔结和平。” 然而，再过几个月，所有这些大人先生，议员与警官，将军与土地协会的全权代表，医生与过去的宪兵，却会异口同声地咬定革命杀死了军队中的爱国主义，并且说布尔什维克从他们的手里夺去了确有把握的战争胜利。 在军事爱国主义的合唱队中起着指挥者作用的，无疑是立宪民主党人。自由主义早在1905年之末，就已跟革命断绝可疑的关系，在反革命时期之初，它便揭起了帝国主义的旗帜。一件事情是从另一件事情发生的：假使不能把封建渣滓从国家中清除，藉以保证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那只能和皇朝与贵族同盟，以便保证资本能在世界舞台上获得一个较好地位了。如果世界的巨灾真系在各个角落里准备而成，因之它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以内，即令对于那个巨灾最负责的组织者都仿佛是突然的，那末皇朝外交政策之操纵者——俄国自由派，在那次巨灾的准备中占有一个并非最后的地位，也同样是无疑的。俄国资产阶级的领袖具有充分权利，把1914年的大战当成自己的战争来欢迎。在1914年7月16日国会的一次庄严的会议上，立宪民主党的党团宣称：“我们不提出条件与要求，我们只简单地把我们克敌的决心投到这架天秤里去。”全国团结在俄国也成为正式教条。当莫斯科举行爱国主义的示威时，仪礼大臣盆肯道尔夫伯爵对外交官说道：“呀，这就是你们所能见到的革命，柏林人给我们预言过的革命了！”法国大使巴雷奥老格解释道：“同样思想显然抓住了所有的人。”人们觉得自己的责任，就是要在绝对不许有幻想的环境中，滋养与散布幻想。 不必等到好久就可以得到使人清醒的教训。还在战争开始之后不久，最易感动的立宪民主党人之一，一个律师兼地主——劳及乔夫，在他本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叫喊道：“难道你们真以为用这些笨蛋作战可以得胜的吗？”事变证明：用这些笨蛋作战是不能取胜的。自由主义既对胜利失去了大半信心，便企图利用战争惰性来清除君侧的奸党与强迫皇朝妥协，为此目的所应用的主要武器，就是指宫廷党为亲德派，并说它准备单独媾和。 1915年春天，当那些没有武器的军队从所有前线退下来时，政府方面，不是没有同盟国的压力的，提议叫私人工业为军队工作。为了这个目的，设立了一个专门评议会，其中除官僚之外，包含着最有势力的工业家。发生于战争初期的土地协会与城市协会，以及1915年春天设立的军事工业委员会，成了资产阶级为胜利与政权而斗争的一些据点。国会依靠着这些组织，自然以更大的信心，出来作资产阶级与皇朝之间的中介人了。 不过宽广的政治远景，并没有把人们的视线从当前的重要任务上引开。特别评议会正像一个中央蓄水池，从那里，几千几百万的，乃至累积到几亿的金钱，经过分叉的输送道，大量灌溉着工业，并且附带还养成了许多贪欲。在1915至1916年期间，国会中与报章上曾经公布了几种军事利润；自由派略卜兴斯基一家在莫斯科开设的纺织公司，获得了百分之七十五的纯利润；脱威尔制造厂甚至获得百分之一百一十一；高尔曲根的铜厂，以一千万的底本，获得了一千二百万以上的利润。在这个部门里，爱国主义这美德得到了丰富的报偿，而且报偿得很快。 各种投机与交易所的赌博，达到了亢进的痉挛症的地步。巨额财富从血的泡沫中发生出来。首都中面包与燃料之缺乏，并没有妨碍那宫廷珠宝商法贝尔奇夸口道：他从来没有做过这么好的买卖。女官维罗博娃说：从来没有一季，能像1915年至1916年的冬季中那样定制了这么多的贵重衣服，而且买了那么多的钻石。夜总会里挤满了后方的英雄：合法逃兵和体面的绅士们，他们的年纪上前线已经太老，但为享受人生的快乐却还很够年青。在此灾祸时期参加盛宴的人们中，大公爵们决不会落在最后。没有一个人害怕花费得太多。连绵的金雨从天而降。“社会”伸出了手和袋，贵族的太太们高高揭起了衣裙去承受，一切人——银行家，军需官，工业家，沙皇与大公爵的舞姬，希腊正教的各级僧侣，女官，自由派的代议士，前方与后方的将军，激进的律师，男女的皇亲国戚，无数的外甥，特别是侄女，都溅泼在这血的泥泞里。一切人都急忙地抢夺着与贪吃着，深怕那祝福的雨会停止下降，并且一切人都带着不满之情，排斥那早日媾和的可耻思想。 共同的利益，国外的失败，国内的危险，使有产阶级的各个政党互相接近起来。大战前夜原本分裂着的国会，在1915年形成了一个爱国主义的站在反对派立场的多数派，它获得了“进步联盟”这个名称。“联盟”的官样目的，当然是要“满足由战争所引起的需要。”没有加入这“联盟”的，左边有社会民主主义者联盟与劳动派，右边则为各个臭名扬溢的黑色百人团。国会中所有的其他派别：立宪民主党人，进步党人，三派十月党人[2]，中央派与一部分国家主义派都参加了“联盟”，或附属于它；各个民族派别，例如：波兰人，立陶宛人，穆斯林，犹太人等，也是如此。为了不要拿责任内阁的公式来吓唬沙皇，“联盟”要求成立一个“由全国物望所归的人士所组织的统一政府。”内务大臣谢巴刀夫亲王当时批评进步联盟，说它是“由社会革命危险所引起暂时的联合。”要懂得这句话的意义，那是不需有很大的洞察力的。立宪民主党的首领，因而也是反对派联盟的首领米留可夫，在他本党的大会上说：“我们在火山上行走……紧张达到了极限……不小心丢开一梗火柴，就足以酿成可怕的大火……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有一个坚强的政权，不管是怎样的政权，无论它是好是坏。” 在战争失败的重压下，沙皇许会表示让步，这种希望是很大的，甚至在八月间，一种自由派的报纸上登载了一张拟想的“物望内阁”的预备名单，它以国会的议长罗将柯为首相（依照另一种传说，首相一席是属之于土地协会的主席李沃夫亲王的），以古契柯夫为内务大臣，米留可夫为外交大臣等。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自以为要跟沙皇联盟来反对革命的，不料一年半以后，他们却成为“革命政府”的官员了。这样的滑稽事情，历史已经允许它出现过不止一次了。不过在这一次，那些玩笑至少是开得很短的。 高连茂金内阁中的大多数阁员，并不曾比立宪民主党人被事件的进程惊吓得较差，因此他们也倾向与进步联盟进行妥协。“一个政府，在它背后既没有最高统治者的信任，也得不到军队、城市、地方自治会议[3]、贵族、商人、或工人的信任，它非但不能行动，而且也不能存在。这是一个显然不合理的东西。”这几句话是谢巴刀夫亲王在1915年8月间用以批评那个由他自己作内务大臣的政府的。外交大臣萨尚诺夫说道：“只要你把一切事情都布置妥当，还给他们做好一个逃遁的出路，那立宪民主党人首先就会妥协。米留可夫是一个最伟大的布尔乔亚，并且顶害怕社会革命。而大多数立宪民主党人，自然也都为自己的资本发抖。”至于米留可夫方面，那他也承认进步联盟是应该“让点步”的。因此，双方都准备从事买卖，而事情仿佛是完全顺利的。但是这位给年龄与尊荣的重负压坏了的官僚，这个一把年纪的无耻之徒，这个惯在两场叶子戏之间玩玩政治，且为了替自己辩解与反对一切责难起见而说战争与他“无关”的高连茂金首相，于8月29日到行营里报告沙皇，带一个上谕回来说：一切人事都应仍旧，唯有固执的国会应于9月3日解散。大家静听着沙皇解散国会的诏书，没有说出一个字的抗议：议员们向沙皇大呼“万岁”之后，四散走了。 自认为得不到任何人支持的沙皇政府，此后怎样还能存在一年半有余呢？俄国军队的暂时胜利当然发生了影响，但又为可祝福的金雨的影响所加强了。前方的胜利固然很快就告停止，但后方的利润却还是继续着。不过皇朝在它被推翻之前的十二个月中之所以能趋于稳固，主要原因还在于民众不满情绪之激剧的分化。莫斯科秘密警察长报告道：资产阶级因为“害怕在战后有发生革命叛乱的可能，”故表示右倾。这样看来，人们还以为在战争的时候是不会发生革命的。工业家认为比革命更可怕的，乃是“军事工业委员会中某些领袖们之间同无产阶级卖弄风情。”宪兵上校马丁诺夫——他专攻过的马克思主义文献还留着痕迹——的一般结论说：政治形势相当改善的原因，是“社会阶级之更大分化，这分化掩盖着各种阶级利益的尖锐的矛盾，目前感觉得特别尖锐的那些矛盾。” 1915年9月国会的解散，乃是对资产阶级而不是对工人的一个直接挑衅。但当自由派喊着“万岁”——固然不是很热烈地喊——而走散之时，彼得格勒与莫斯科的工人却以罢工来表示反抗。这就更使自由派冷淡起来了：他们最害怕那不速的第三者闯进他们与皇朝间的家庭争论。但是第二步应该做些什么呢？在左翼的轻微怨声的影响之下，自由主义还是选择那累验的方单：绝对站在合法的立场上，实行爱国行动，藉使官僚制度变成“仿佛是不必要的。”自由派内阁的名单，无论如何得暂时搁开了。 那时局势自动地在恶化着。1916年5月，国会重新召集，但谁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号召革命，国会是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的。但除此之外它却什么都没有说。“在这一届议会中，”——罗将柯回忆道——“事情没有生气；议员们并不经常出席……不断的斗争仿佛没有结果，政府是什么都不愿意听，乱子愈来愈多，国家在走向毁灭。”在资产阶级对革命的恐惧中，以及在资产阶级因没有革命而形成的无力中，皇朝于1916年之际找到了一种类似社会支持的东西。 交秋之时，局势更加尖锐化了。战争的无望已成为一切都明白的事，民众的愤慨随时都有越出界限的危险。自由派一方面照旧攻击宫廷党“亲德”，但同时又认为必须试探和平机会，准备自己的明天。只有这样，方能解释1916年秋，进步联盟的领袖之一——议员泼老讨包包夫何以在斯德哥尔摩与德国外交家华尔堡进行谈判。到法国人与英国人那里去作亲善访问的国会代表团，自不难在巴黎与伦敦得到这样的信心，即亲密的同盟者想在战争期间，从俄国榨出它所有的生命汁，以便战后使这落后国家成为自己经济剥削的主要地方。被击败的俄国，假使拖在得胜的协约国的后面，那意思就是说已经是殖民地的俄国了。俄国的有产阶级没有其他出路，只有企图从那过紧张的协约国的怀抱里解放出来，利用两个有力营垒间的矛盾，寻找走向和平的独立道路。国会代表团主席与德国外交家的会见，乃是这样道路上的第一步，它一方面是对同盟者的威吓，目的在于得到让步，另方面则在刺探与德国接近的实际可能性。泼老讨包包夫规划的行动不仅得到沙皇外交界的同意——这次会见是在俄国驻瑞典大使的面前举行的，——而且还得到了国会全体代表团的同意的。自由派利用这次侦察，顺便还追求着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内政方面的目的。他们向沙皇暗示道：“信赖我们吧，我们能替你办到的单独和平，会比（拉斯布丁的党羽）史朵梅尔所能办的还要好，还要可靠。”按照泼老讨包包夫的计划，也就是按照他们的一些教唆者的计划，俄国政府应该“早几个月”通知同盟者：必须停战，如果同盟者拒绝进行和议，俄国应与德国单独签订和约。在他的自白——这已经在革命以后写的了——中，泼老讨包包夫说起一件仿佛是自明的事情道：“俄国一切有理性的人，连差不多‘人民自由党’（即立宪民主党）的全体领袖在内，都相信俄国不能继续作战了。” 泼老讨包包夫回国后，把这次旅行与会谈的经过报告沙皇。沙皇对单独和平的意见表示充分同情。他不过只是没有见到有吸引自由派人士到这件事情中来的理由吧了。泼老讨包包夫本人之偶然加入了宫廷近幸党之列，他之与进步联盟决裂关系，那是要用这个花花公子的个性来解释的，据他自己的话说，他爱上了沙皇与沙后，同时——又爱上了内务大臣这只意外得来的皮包。不过泼老讨包包夫背叛自由主义这一段插话，一点也不能变更自由派外交政策的一般意义，即它是贪婪，懦怯与背信的混合物。 11月1日国会重行召开。国家的紧张达到了难堪的地步。人们都希望国会能采取坚决步骤。得干出点事情来了，或者，至少也得有所说明。进步联盟又觉得非藉助于国会的暴露方法不可了。米留可夫从国会的讲台上列数出政府所采取和最主要的步骤，每数一事，他总是问着：“这是傻事呢还是背叛？”其他的议员们也唱着高调。政府差不多没有得到辩护的人，他以自己的惯用的方法答复：国会演说人的演辞不许在报上登载。因此，这些演辞便印成几百万分来分散。不仅后方的，而且前方的政府机关，也都传抄着这些演说辞，时常还依照着抄写人的情绪，添加一些东西进去。11月1日辩论的共呜，竟使那些举发人自己都感染到忧郁呢。 一群极右派人物，受1905年革命的镇压者杜尔诺伏唆使的一些顽固官僚，那时向沙皇上了一本纲领式的奏章。这些有经验的，曾经受过严格警察学校训练的高官们，他们的眼光并不坏，而且还是相当远的，如果他们的药方并未应验，那末原因只在于他们所治的旧制度的毛病，一般说来是无药可医的了。上奏章的人反对向资产阶级反对派作任何让步，并非因为自由派会走得太远，像庸俗的黑色百人团所想的，显贵的反动家很看不起这些庸俗的人，所以原因不在此，只在于自由派是“那样地荏弱，那样的分散，而且直截了当地说，他们是那样的无能，以致他们的胜利将是暂时的而又不是巩固的。”反对党中最主要的政党——立宪民主党的弱点，在它的名称上就已经决定了：它称为民主主义的，可是在本质上它是资产阶级的；虽然在很大的程度以内，它是一个自由派地主的党，但他却在强制赎回土地的政纲上签了字。这些秘密顾问用他们惯说的赌经写道：“如果没有这些从别人桌子上弄来的赢牌，那末立宪民主党人不过是自由派的律师，教授与各部官吏的一个人数众多的集合体罢了——别的再没有什么。”而革命者则不同。奏章上一方面承认革命党的重要性。同时咬牙切齿地说道：“此等政党的危险与力量，乃在于他们之有思想，有金钱，（！）有现成的与组织完美的群众。”这些革命党“正确地期望着最大多数农民的同情，只要革命领袖们指头点着别人的土地，农民的同情立刻就会向着无产阶级。”在这些条件之下，一个责任内阁的建立能有什么贡献呢？结果是“右派的政党全被彻底摧毁，再逐渐并吞中间各党：中央派，自由主义保守派，十月党人与立宪民主党中的进步派，这些进步派在开始时会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的……但这同样命运也威胁着立宪民主党人……以后呢？以后就是革命的群众出场了，建立公社，摧毁皇朝，毁灭有产阶级，最后则是农民强盗。”我们不能否认，反动派警察的仇恨，这儿却高扬到特殊的历史预见的地步了。 奏章中具有积极性的那一部分纲领并不新颖，但是彻底的，以对君主专制矢忠不渝的人组织政府，取消国会；两都宣布戒严；准备力量镇压叛乱。这纲领在实质上，也是革命前最后几月中政府政策的基础。不过要使这政策成功，首先得有力量，这力量在1905年的冬天操在杜尔诺伏的手里，但它在1916年的秋天却已经不复存在了。因此，皇朝企图偷偷地与逐步地把国家窒死。内阁更迭了，人选的原则是根据着“自己人”，即无条件效忠于沙皇与沙后的人。但是这些“自己人”，首先那个卖党者泼老讨包包夫，却是卑卑不足道与可怜的。国会不曾取消，但重被解散了。彼得格勒的戒严，一直到革命已取得胜利之时才被宣布。而军事力量之准备用以镇压叛乱者，却自身先给叛乱所控住了。不过所有这些事情，要过两三个月之后才得明显起来。 此时自由派尽他们最后的努力来挽救局势。一切赋有选举权的资产阶级团体，发表了许多新宣言来拥护国会反对派在11月间的演说。此等宣言中之最大胆的一个，乃是在12月9日通过的城市协会的决议案：“不负责任的罪犯与狂人，准备着俄罗斯的失败、羞耻与奴属。”人们主张“国会在负责政府未成立之前，不要散会。”甚至那官僚与大产业者的机关——国家谘议院，也赞成请那些负有全国人望的人士来执政。同样的调解办法，连贵族联合大会都主张着：连蒙上青苔的石头都开始说话了。但局势则一点也没有变化。皇朝不能让残遗的政权从手里溜走。 最后一届国会的最后一期会议，经过了动摇与拖延之后，终于在1917年2月14日召集了。这离革命的来临，已经不到两星期了。人们等待着示威。在立宪民主党机关报——《言语》上，与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哈巴洛夫将军禁止示威的告示并排地登载着米留可夫的一封信，他警告工人，要他们当心那些来自“黑暗泉源”的“不好的与危险的鼓动”。虽然发生了罢工，但国会的开幕却是进行得相当平静的。国会装着一种神气，仿佛它对政权问题，已再也不感到兴趣。国会所忙于处置的问题虽然是尖锐的，但完全是事务性的，即粮食供应问题。情绪不振——据事后罗将柯的回忆说——“我们感觉到国会的无力，从事于无益斗争的疲倦。”米留可夫老是重复着这句话：进步联盟“将以言语，而且只以言语来行动。”就是这样地，国会卷进到二月革命的漩涡中去。 [1] 苏伏劳夫（1729—1800）俄国名将——译者。 [2] 十月党（十月十七日同盟）代表和维护俄国大工商业资本家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地主的利益，属于自由派右翼。该党于1905年11月成立，名称取自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曾号召支持政府，后来参加了军事工业委员会的活动，同立宪民主党等组成“进步同盟”，主张把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并通过温和的改革来阻止人民革命和维护君主制。二月革命后，该党参加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十月党人反对苏维埃政权，在白卫分子政府中担任要职。－C.R [3] 地方自治机关是沙皇政府为使专制制度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于1864年颁布条例逐步设立的。按照这个条例，县地方自治会议议员由县地主、城市选民、村社代表三个选民团分别选举，以保证地主在地方自治机关中占优势。省地方自治会议的议员由县地方自治会议选举。地方自治会议的主席由贵族代表担任。地方自治局由地方自治会议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三年。地方自治机关在内务大臣和省长监督之下进行活动，他们有权停止它的任何一项决议的执行。沙皇政府只授权地方自治局管理当地经济事务。从19世纪90年代起，由于供职的知识分子（其中有自由派、民粹派以至社会民主党人）影响增大，地方自治局的活动趋于活跃。1917年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扩大了地方自治机关的权限，并在乡一级设立了地方自治机关。十月革命后，地方自治机关被撤销。－C.R >

> ## 第三章 无产阶级与农民 俄国无产阶级在专制国家的政治条件中，完成了它自己最初的几步。被法律禁止的罢工，地下小组，非法传单，街道游行，与警军冲突——这些就是它的学校，这学校是由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与慢慢屈服的专制主义这两个条件综合而成的。工人之集中于大企业，国家压迫的集中性质，最后加以年青与新鲜的无产阶级之冲动性，便发生了这样的结果，即西欧颇为稀少的政治罢工，在俄国却成为基本的斗争方法了。 年代 政治罢工的参加人数（以千为单位） 1903 87[1] 1904 25[1] 1905 1,843 1906 651 1907 540 1908 93 1909 8 1910 4 1911 8 1912 550 1913 502 1914 1,059 1915 156 1916 310 1917（1、2两月） 575 始于本世纪初的罢工工人的数字，乃是俄国政治史上一个最有教益的指数。所以我虽极不愿拿数字来重累本书，但也不能不引证自1903年至1917年这一期间的俄国政治罢工表。我们把数字弄成最简单的形式，它们只对那些在工厂监察处管辖之下的企业而言；凡铁路，矿业，手工业，以及一般小企业（更不必说农业了，）则因种种原因，并未计算在内。不过各种时期罢工曲线的变化，也不会因此而比较看不清楚的。 我们看到了一条曲线，——这在曲线中是独一无二的——它是一个孕育着大革命的民族之政治体温的曲线。在一个落后的国家里，无产阶级为数甚少——在隶属于工厂监察处之下的企业中，1905年约有一百五十万工人，1917年约有两百五十万工人！——但罢工运动却发展到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未曾有的程度。当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荏弱无力，农民运动则分裂离散，且在政治上盲目无知，在这样条件中，工人的革命罢工就成为一种破城槌，让觉醒的民族用来攻击专制主义的城墙。在1905年这一年中，政治罢工的参加者达一百八十四万三千人，（有些工人是参加了好几次罢工的，这里当然是重复算上了，）只凭这个数目，即使我们对俄国政治日历不再知道其它东西，也足以使我们的指头在表上指出革命之年来了。 在1904年，即在日俄战争第一年中，工厂监察处所发表的罢工人数，一共不过两万五千，1905年，政治罢工与经济罢工两者的参加人，一共有二百八十六万三千，比上年增加了一百十五倍。单凭这一个非常的事实，就足以叫人想到：无产阶级既为事变的进程所逼，仓促间酿成了这样空前的革命活动，那就该以任何代价，从自己的核心中发出一种能适应着斗争的范围与任务的伟大性的组织来了；这种组织就是苏维埃，它诞生于第一次革命中，成为总罢工与夺取政权的机关。 无产阶级于1905年的12月暴动中遭受了失败，在以后两年中，仍旧英勇地奋斗，以图保持既得的地位。这两年，就罢工的数字看来，这是直接的衔接着革命的，不过已经是退潮之年了。再往后的四年（1908－1911），呈现在罢工统计这面镜子中的，乃是反革命胜利的几年。这时期恰巧又碰到了工业恐慌，于是更使那业已流尽了血的无产阶级精力耗竭。低潮的深处是与高潮的顶点相对称着的。民族的痉挛症在这些简单的数字中找到了反映。 开始于1910年的工业活跃，使工人们站起足来，且予他们的力量以新的刺激。1912年至1914年的数字，差不多重复了1905年至1907年的数字，不过是在相反的程序中，即不是从高潮到低潮，而是从低潮到高潮了。现在是更多的工人，而且他们有更多的经验，在新的更高的历史基础上，展开着新的革命进攻。1914年上半年，在政治罢工者的数目上，显然已接近了第一次革命那年所达到的最高点。但战争发生，突兀地打断了这个过程。大战的头几个月，以工人阶级政治上的滞钝性为其特点。不过早在1915年的春天，这种麻痹情形就开始过去了。展开了政治罢工之新的循环，这循环在1917年二月中，以工人及士兵的暴动来解开了。 群众斗争之急剧的进退，使俄国无产阶级在好几年中，仿佛是不可认识似的。这些工厂在两三年之前，曾因某一件警察的专横行动而一致罢工的，今天却完全失去了革命的色彩，并且对于当权者最可怕的罪刑，也曾毫无抵抗地加以接受了。大败曾使人们在长期间失却勇气。革命分子失去了驾御群众的力量。群众意识中，又升起了那些尚未焚毁的成见与迷信。在这些时候，从乡间出来的鄙野分子，使工人的队伍变得稀淡了。怀疑主义者便带着讥讽态度摇着头，这样就是1907年至1911年间的情形。可是群众中分子运动的过程，却医好了失败的心理创伤。一次新的事变，或一次隐藏着的经济的推动，便展开了一个新的政治循环。革命分子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听众。斗争在更高的阶段上复活转来了。 为要懂得俄国工人阶级中两个主要派别，心目中必须看到下述的事实：孟什维克主义最后形成于反动及退潮诸年，主要依赖着与革命脱离关系的一薄层工人之上，至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则在反动时代遭受到残酷的摧残，迨至战前几年中，却迅速地高升到新的革命潮流的顶点。“最有力量、最勇敢、能不断从事于斗争、能抵抗且能经常进行组织的，那是团结在列宁周围的这些组织与人物。”——这几句话，乃是警察厅用以批评战前几年中布尔什维克的工作的。 1914年7月间，当外交家们以最后一只钉子敲进准备用以钉死欧洲的那个十字架时，彼得格勒像一只革命的锅子似地沸腾着。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庞加莱[2]去到亚历山大三世的坟上献放花圈，正在街头冲突的最后回声与爱国主义游行的最初呼声之中。 1912年至1914年间攻势的群众运动，如果不被战争所打断，会不会直接就推翻沙皇制度？回答这个问题是很难用一种完全确定的态度的。那过程当然会一往不复地走上革命。但革命在这个情形下，得经过怎样的阶段呢？它不会再遭到一次失败吗？工人得以多久的时间来唤起农民与争取军队呢？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只能做一些猜度。战争无论如何，总是开始给这过程以一个后退的动向，而这只为在次一阶段上，可以更有力地加速这个过程，并保证它获得莫大的胜利。 在第一通战鼓声中，革命运动死亡了。最活动的一批工人被动员去了。革命分子从工厂中被抛掷到前方。罢工要受严重的处罚。工人刊物一扫而尽。职工会都被窒死。作坊中注入了成千万的妇女，孩童与农民。战争——加以第二国际的破灭——在政治上大大地使群众误入了迷途，并使那当时刚抬起头来的工厂当局，能用工厂的名义来说些爱国主义的话，能吸引到大部分工人，且强迫那些比较勇敢与坚决的工人保持沉默与等待。革命思想简直只能在狭小的与低声说话的范围中，维持着光热。在工厂中，那几时没有一个人敢自称“布尔什维克”，这不仅害怕被捕，并且还怕挨那些落后工人的打。 国会中的布尔什维克党团，人选本弱，一到了战争爆发，它就不能称职了。它和孟什维克派的议员们一起发表了一个宣言，答允“保卫民族的文化福利，反对从任何方面来的任何袭击。”国会用鼓掌来特别指出布尔什维克的放弃立场。在俄国的政党组织与派别中，没有一个采取了列宁在国外所宣布的公开失败主义的立场。不过布尔什维克中爱国主义者的百分比是很小的。与民粹派及孟什维克相反，布尔什维克早从1914年起，就开始在群众中以文字及口说的方法进行反战鼓动了。布尔什维克的国会议员们不久就从迷惘中恢复转来，重新进行革命工作；关于这，由于那详尽的奸细系统，当局是很密切地获得情报的。只叫指出这件事实就够了：当大战前夜彼得格勒党委员会的七个委员中，有三个原来是替秘密警察服务的。沙皇制度就是这样的与革命玩着迷藏之戏。11月间，布尔什维克的议员们被捕。在全国开始了一次扑灭该党的运动。1915年2月间，布尔什维克党团事件在法院中审讯。议员们的行径是很谨慎的。党团的理论教唆者——加米涅夫，和现在任乌克兰中执会主席彼脱洛夫斯基的态度一样，与列宁的失败主义观点离开。警察厅见到议员们之遭受严厉处分，并不曾在工人方面引起任何反抗运动，颇为满意。 仿佛战争在暗地里更换了工人阶级的成分。这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实际本来如此：彼得格勒工人的成分差不多有百分之四十是新的。革命的传统突然破坏了。战前的一切事物，连布尔什维克的国会党团在内，一下子退到了后面，差不多完全给人忘却了。但在这种平静的，爱国主义的，一部分甚至还是在专制主义的无望的掩盖之下，群众中却正积聚了未来爆炸的情绪。 1915年8月间，沙皇的大臣们奔走相告：工人们“到处在搜寻叛变卖国与有利于德国人的怠工事实，而且很热心地在寻求我们前方失利的负咎人。”实际上，这期间正在觉醒的群众的批评，一部分由于真心，一部分则只为了保护色，往往从“保卫祖国”的立场出发。但这种思想不过是一个出发点罢了。工人们的不满，给自己开拓着更深刻的道路，终于使厂主，使黑色百人团的工人，使厂方的走狗们不能作声，让布尔什维克的工人抬起头来。 群众从批评转入到行动。愤怒之情最先发泄于粮食纷扰中，这种纷扰在某些地方采取了局部叛乱的形式。在市场上或广场上的妇女，老人，儿童，比那时在工厂中负有军事责任的工人，觉得更能自主些与勇敢些。在莫斯科，这种运动于5月间转变成反德国人的虐杀。虽然它的参加者主要是些城市里的流氓，并且在警察的保护之下武装起来的，但是在工业区的莫斯科竟能发生虐杀运动，这个可能性的本身，就已足以证明工人的觉醒所达到的程度，还不能以自己的口号与纪律，加在那些乱动的城市小民身上了。波及全国的粮食纷扰，破坏了战争的催眠状态，且开拓着罢工的道路。 不熟练劳动力之流入工厂与对于军事利润之贪婪的追求，使各处的劳动条件都趋恶化，且发生了最残酷的剥削方法。生活费用的提高自动地减低了工资。经济罢工乃是群众的必然反映，这反映发生得愈迟，则其来势愈猛。与罢工相随而至的，则有露天大会，政治决议的提出，与警察冲突，时时开枪，打死了人。 斗争首先发生在中心的纺织区域。6月5日，警察在考斯脱罗马枪击织工，四死九伤。8月10日军队向伊凡诺伏·伏士尼辛斯克的工人开枪，死十六人，伤三十人。在纺织工人的运动中，又牵涉进地方部队的士兵。全国各地都发生抗议罢工，反对伊凡诺伏·伏士尼辛斯克的枪杀案。经济斗争和它平行地泛滥着。纺织工人往往跑在前列。 与1914年上半年相比，这次运动就其进攻的力量与口号的明确性来说，乃是后退了一大步。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在斗争中吸引进很多生的群众，而且它是在工人们的领导层完全解体这种情形之下发生的。虽然如此，在这战时第一次的罢工中，却已听得到大斗争临近的声音了。司法大臣黑伏斯刀夫在8月16日说道：“如果说现在还不曾发生工人们的武装示威，那完全因为他们没有组织的缘故。”高连茂金的意见表示得更确切：“工人领袖们的困难在于缺乏组织，它因国会五议员的被捕而破坏了。”内务大臣补充道：“国会议员（布尔什维克）决不能赦免，他们是一种最危险的工人运动的组织中心。”这班人至少对于真正敌人在哪里这个问题是不会弄错的。 当内阁甚至在大纷乱与此同时准备对自由派让步之时，还以为必须依照旧法，从头部打击工人革命，即打击布尔什维克。大资产阶级努力与孟什维克取得合作。被罢工运动的宏大规模所骇住了的自由主义工业家，企图将爱国主义的纪律加在工人们身上，乃让工人推选出来的代表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内务大臣抱怨道，要反对古契柯夫的计划很难：“整件事情是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之下，且以国防的名义进行的。”不过我们应该指出：就连警察也避不拘捕社会爱国主义者，将他们看作是反对罢工与革命“过火”行为的一些间接同盟者。秘密警察因为过分相信爱国社会主义的力量，所以深信在战争持续期间，暴动是不会发生的。 当军事工业委员会进行选举时，以那强有力的五金工人格伏士吉夫——此人以后我们还会见到他，做革命混合政府的劳工部长——为首的祖国保卫派居于少数。不过他们不仅利用了自由资产阶级的援助，而且还利用了官僚们的助力，打败了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抵制派，强迫彼得格勒的无产阶级派代表参加爱国主义的工业机关。孟什维克的立场，清楚地表示于他们的一个代表后来在委员会中向工业家所作的一篇演说中，他说：“你们应该要求现存的官僚政权下台，把他们的地位让给你们，你们是现存制度的继承人。”年青的政治友谊并不是每日地，而是每小时地增长着。等到革命之后，这友谊将产生它成熟之果。 战争使地下的秘密运动遭受到可怕的摧残。自从国会党团被捕之后，布尔什维克就不会有集中的党的组织。地方委员会的存在是插话性的，而且经常与工人区域没有联系。只有分散的团体、小组与个人，在干些工作。可是罢工斗争的开始活跃，使他们在工厂中赢得了精神与力量。逐渐地，他们相互间发见了，建立了区的联系。地下工作复活转来。后来警察厅里写着这样的话：“在俄国拥有最大多数秘密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列宁派，自从战争开始起，就在各大中心区域（例如，彼得格勒、莫斯科、哈尔可夫、基辅、土拉、考斯脱罗马、夫拉地米尔斯卡雅县、萨马拉）散发大量革命宣言：要求停战，推翻现存政府与建立共和国。并且这种工作在工人的罢工与扰乱中，已有了明显的结果。” 工人游行到冬宫的那个传统纪念日，在一年之前差不多还是不声不响地过去了的，而在1916年1月9日却引起了普遍的罢工。罢工运动在这一年中增加了一倍。每次大的与坚决的罢工，总同时发生着与警察的冲突。对于军队，工人们表示出一种明显的友谊；秘密警察不止一次地记载着这个可怕事实。 军事工业膨胀了，吞尽了它周围所有的资源，同时也掘毁了自身的基础。和平生产的部门开始衰亡。虽然有这么多的计划，但经济的调节不曾有丝毫成绩。官僚制度在有力的军事工业委员会的反抗之下，已不能把此事操在自己手里，同时却又不愿把调节的作用交给资产阶级。混乱滋长着。不熟练的工人代替着熟练工人。波兰的煤矿、作坊与工厂，很快就失去了：在大战的第一年中，约有全国工业能力的五分之一丧失了，全生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供应着军队与战争的需要，其中大约有百分之七十五是由国内的纺织工业生产的。载重过度的交通工具，已表示出无力供给各工厂以必需量的燃料。战争不仅吞去了本年度国民收入的全部，而且还开始大大地斫蚀了国家的固定资本。 工业家愈来愈不愿对工人让步，而政府则仍旧以严厉的压迫来答复每一次罢工，这一切都推动工人的思想从部分走向一般，从经济走向政治：“该一下子全体罢工了。”这样产生了总罢工的思想。群众的激烈化，不能比罢工统计中所表示的更令人相信的了。1915年，参加政治罢工的人数比参加经济斗争的要少两倍半；1916年，前者比后者少两倍；但在1917年的头两个月中，政治罢工所包含的人数，比经济罢工的人数已经多到六倍。彼得格勒的作用可以由一个数字来决定：在战争的几年中，它一个地方的政治罢工者竟占全国的百分之七十二！ 在斗争火焰中，焚毁了不少古旧的信念。秘密警察“带着痛苦”报告道：如果依照法律的要求，对“一切无礼的与公开的侮辱圣上的事件”统统办理，“那末违犯第一百零三条的案子将达到空前未有的数目”。但群众的意识却还是落在他们自身运动的后面。战争的可怕压迫与国家的破灭，竟如此加速了斗争的过程，以致广大的群众一直到革命之时，也还不能自拔于许多从乡村或从城市小资产阶级家庭中带来的观点与成见。这件事实在二月革命头几个月中也还留着它的记印。 在1916年岁尾，物价飞跃地增涨着。通货膨胀与运输解体之外，复加以商品的实际缺乏。那时间，人民的需求紧缩了一半有余。工人运动的曲线突然向上伸展了。自从十月以来，斗争进入到决定阶段，各式各样的不满合而为一：彼得格勒在作急奔之后之一顿，准备着明年二月间的跳跃。露天大会的潮浪飞快地波及到各个工厂。讨论的题目是：食粮，生活高昂，战争，政府。布尔什维克的传单分散着。政治罢工开展了。工厂的出口处举行着临时组成的示威。某些个工厂与士兵们表示亲善的事件也看到了；凶猛的罢工爆发出来，抗议法庭对于波罗的海舰队革命水兵的审判。法国大使请史朵梅尔首相注意一件他所知道的士兵枪击警察的事实。史朵梅尔宽慰大使说：“将予以无情镇压。”11月间，很多该服军役的工人被从彼得格勒工厂里弄出来送上前线。这一年在雷雨中告了终结。 华里也夫把当时情形与1905年相比之后，得到了一个极不安的结论：“反对情绪达到了这样非常的程度，这在上述的纷乱时期（即1905年革命——译者）中，广大的群众远不会达到过的。”华西里也夫不信赖卫戍军。甚至连警官都觉得不完全可靠。秘密警察提出了报告，说到总罢工口号之复活以及关于恐怖行动再炽的危险。从前线回来的士兵与军官，谈起现状道：“还在那里观望什么？——把这班肮脏的奴才抓起来，杀死就得。假使我们在此地，我们可不会老是思想的”，以及诸如此类的话。 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委员希里亚泼尼高夫，本人是五金工人出身，讲述那几天工人们神经紧张的情形道：“有几时，只叫一声汽笛，或者一点喧嚷，就够使工人们当作是停工的信号。”这件小事无论当作政治的象征，或当作心理的情调看，都同样是出色的；因为革命在没有跑上街去之前，已经踞坐在人们的神经中了。 各省也经历着同样的阶段，不过比较慢些罢了。这种运动之愈加带有群众性，以及它战斗精神的增涨，使重心由纺织工人转入五金工人，由经济罢工转为政治罢工，由各省转到彼得格勒。在1917年的头两月中，一共有五十七万五千名政治罢工者，其中最大部分是在首都。当1月9日的前夜，警察虽然又搜捕革命者，但在血的纪念日，首都仍旧有十五万工人罢工。情绪是紧张的，五金工人走在前列，工人们愈来愈觉得退路是没有了。每一个工厂都形成了一个活动核心，常常团聚在布尔什维克的周围。当二月最初的两星期中，罢工与露天大会不断地进行着。8日那一天，普提洛夫工厂里的警察遭到了一阵“铁片与铁渣的冰雹”。14日，即国会开幕的日子，彼得格勒罢工者约达九万人。莫斯科也有几家工厂停工。16日，当局决定在彼得格勒采用面包券办法。这件新奇的事情袭击着神经。19日粮食店的四周聚集了许多民众，尤其是妇人，大家要求面包。一天之后，城中某几部分发生了抢劫面包店的事件。这已经是几天后就将来到的那次暴动的闪电了。 * * * 俄国无产阶级不仅在自身中汲取着革命勇气。它居于民族少数这一个事实，就已经说明：它如果不在人民大众中获得有力的支持，那就不能使自己的斗争具有这样规模，更不能起来作国家的首领了。而土地问题则给它保证了这样一个支持。 迟至1861年才发生的农民的半解放，使乡村经济陷在与两百年前差不多同样的水准之上。旧有公社土地——当土地改革时相当遭受盗窃——的保存，再加上老式的耕作法，自然使乡村人口过剩的危机尖锐起来，而这危机同时也就是三田制的危机。农民之所以更加觉得落入圈套，因为那些过程并非发生于十七世纪，而是发生在十九世纪，即是在很先进的货币的条件之下，这种经济对木梨所提出的要求，只有曳引机才能予以满足了。在这里，我们又见到了历史过程中各个阶段的接近，以及它的结果，即矛盾之异常尖锐。 有学问的农学家与经济学家曾宣说过这样的话：假如在合理耕作的条件之下，土地是完全足够的，这就是说，他们叫农民跳跃到更高的技术与文化阶段，可不必侵犯地主与乡村警官，也不必侵犯沙皇。但是没有一个经济制度，尤其是最滞缓的农业制度，曾经在尚未竭尽它可能性之前就下了台的。农民在没有发见他必须转入一种较为紧张的经济文化之前，他还得作最后一次尝试来扩大自己的三田制。这尝试如想成功，显然只有牺牲那些不属于农民的土地。窒息在自己窄狭的土地范围中，处在国赋与市场的急迫的鞭笞之下，农民们不得不企图一劳永逸地取消地主们的土地。 在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欧俄境内所有可耕土地之总数共计二亿八千万俄亩[3]。其中公社领地约及一亿四千万，皇室领地五百余万，教会修道院的领地则约为五百五十万俄亩。在全部私有土地中，三万名大地主，共有七千万俄亩，每人各占五百余；其它土地则归一千万农户所有，他们所有的土地数目，也就等于三万名大地主的所有。这一个土地统计，构成了农民战争之现成的政纲。 在第一次革命中，未能消灭地主。那时全体农民群众并不曾统统起来，乡村中的运动不曾与城市中的运动相配合。农民组成的军队表示动摇，最后还供给了足以扑灭工人运动的力量。当谢米诺夫斯基禁卫团刚解决好了莫斯科暴动之后，皇朝便立即抛去了一切关于削减地主土地，以及削减它自己专制权力的思想。 不过，被打败的革命对于乡村却决不是毫无影踪地过去了的，政府取消了旧时的土地赎取金，且开启了更广大的移住西伯利亚的可能性。受了惊吓的地主们，不仅在田租方面作重大让步，并且还开始拼命出卖自己的产业。那些能租田与购买地主土地的富裕农民，很成功地利用了此等革命果实。 不过1906年11月9日的法律，开启了最宽广的门户，让农民中分裂出资本主义的农民来，该项法律乃是胜利的反革命之一个主要改良。11月9日的法律，甚至给任何公社中的少数农民有违反大多数人的意志，从公社土地中割出一块来作为独立产业的权利，所以它是反对公社的一颗资本主义的爆炸弹。内阁会议主席斯托雷平[4]把政府这个农民问题中新政策的本质描写成“向强者下注”。这意思就是说：鼓励上层的农民用购买“解放了的”地块这个方法，来占领公社的土地，再转变新的资本主义农民为现存制度的支持。不过提出这样的一个任务是容易的，要解决它可就比较难了。企图将富农问题偷偷地代替农民问题，反革命是理该要折断自己的颈子的。 至1916年1月1日之时，二百五十万名家主[5]据有一千七百万俄亩的私产。此外还有两百万名家主要求着他们该分派到的一千四百万俄亩。这仿佛是政府改良的巨大成功。但是分离出来的经济单位，大多数是完全不能自存的，它们不过成为自然淘汰的材料罢了。这时候，最后的地主与小农则拼命出卖，前者出卖自己的的领地，后者出卖自己的小土块，至于以买者资格出场的，则主要是那新兴的农民资产阶级。农村经济进入到一个确实是资本主义的兴旺阶段。俄国农业生产品的输出，五年内（1908－1912）自十亿增至十五亿卢布。这意思就是说：广大的农民群众业已无产阶级化，而乡村的上层分子则把愈来愈多的谷物抛售到市场上去。 代替那强迫的公社联系，农民迅速地发展了一种自愿的合作，这在不多几年之内，竟能相当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同时它又马上成为自由派与民主主义者理想化的对象。不过在合作社中，只有那些富农有实际力量，而归根结蒂，这合作社也就是为富农服务的。民粹派知识分子把自己的主要力集中在农民合作社中，最后则将自己对于人民的爱，转换到殷实的资产阶级的轨道。这在特殊方面说，也就准备了“反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党将来与道地资本主义的立宪民主党缔结同盟的基础。 自由主义在表面上，虽对反动的土地政策保持反对立场，但怀着很大希望，注视着公社之因资本主义的作用而解体。自由主义的特鲁别茨哥依亲王写道：“在乡村中发生着一种有力的小资产阶级，它那特自的性质与格调，无论对统一贵族（United Nobilty）的理想，或社会主义者的梦想，都同样是背弛的。” 但这块可赞美的徽章还有它的反面。从公社中分裂出来的不仅是“有力的小资产阶级”，还有与他们相反的人呢。战争开始时，出卖那无以自活的一小块土地的农户，数目达到了一百万，这就表示有不下于五百万的无产阶级化的人。还有几百万赤贫的农民——他们除了保留着一块不能图得一饱的土地之外，别无他物，——也是颇具爆炸性的材料。结果则农民中再生产着此种矛盾，竟使俄国这么早就掘毁了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基础。新的乡村资产阶级，本应成为旧的与更有力的有产者之支持，但它与基本的农民群众如此敌对，竟和旧的有产者之敌对整个人民一样。在农民资产阶级能成为现存制度的支持之前，它本身先就需要一个坚强的制度来作支持，以便保持它业已取得的地位。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无怪乎土地问题要在历届国会中都成为极尖锐的问题了。谁都觉得最后一句话还不曾说出。农民议员彼得脱里钦可有一次在国会的演讲坛上说道：“凭你们辩论多少，——总不会造出另一个地球来的。这就是说，你们不会把土地给我们。”这个农民不是布尔什维克，也不是社会革命党人；相反的，他是右派议员，是一个皇党。 土地运动与工人的罢工运动一样，至1907年末而渐趋沉静，自1908年起部分地复兴，在以后几年中愈益加强。诚然，斗争多半是在公社的内部扩展着的；而反动派的政治算盘也正打在这里。当分割公社土地时，常常发生农民的武装冲突。不过反对地主的斗争也不曾消逝。农民竭力焚烧贵族的庄园、收成物、干草堆，顺便也会占领那些违反公社众人意志而被割去的零碎土地。 战争发生时，农民正处在这样的情形中。政府从农村中带走了大约有一千万劳动者与两百万匹马。贫弱的经济单位愈来愈贫弱。没有播种地的农民数目增大了。而在战争的第二年，连中农都开始破产。农民对战争的仇视逐月增强着。在1916年的10月间，彼得格勒宪兵总部报告道：乡村中已经不再相信战争的胜利了：根据保险掮客，教师，商人等的话，“一切人都等待着，并且焦急地问着，到底这可咒诅的战争几时才得完结？……”不但如此：“到处都讨论着政治问题，做着反对地主与商人的决议，建立各种团体的小组……统一的中心现在还没有，不过要知道农民是会经过合作社联合起来的，而合作社则每小时都在全俄生长着。”这儿有些话是夸大了的，宪兵在某些地方跑过了头，不过所指出来的基本点，却无疑是正确的。 各有产阶级不能不预见到，乡村行将开出发票来和他们算账，不过他们一想道总有解救之法，这些阴暗思想便消散了。关于这一点，那位最爱寻根探源的法国大使巴雷奥老格，在战争期间，曾和前任农务大臣克利伏兴，前首相高高夫次夫，大地主抱勃林斯基伯爵，国会议长罗将柯，大工业家普地洛夫与其它的名人们谈过话。这就是当他谈话时所发见的人们的意见：要把激烈的土地改革实行出来，得有一支含有三十万测量员的常备队，进行十五年工作才行；不过在这时期中，家主的数目该达到三千万名了，因此，一切预见的估计都将不能适用。这样看来，土地改革在地主官僚与银行家的眼中，乃是求取与圆面积相等的正方形[6]。至于农民之完全不懂得这样微妙的数学，那是毋须说的。他们以为，首先得一阵烟熏走那些老爷们，然后再瞧。 如果在战争期间，乡村里总还是比较平静的话，那就因为它的活动分子正在前方。士兵们不会忘记土地，至少当他们不想到死的时候；而战壕中农民们想到未来，那思想总渗入了火药气味。不过即使农民学会了拿枪，但是单凭他一已之力，也还从来不曾完成过民主的土地革命，亦即农民本身的革命的。它需要领导。农民们该在工人身上去寻找领导者，在世界史上还是第一次。俄国革命与所有过去革命间的基本的、也可以说是全部的不同点，即在于此。 在英国，农奴制度实际消灭于十四世纪之末，即在俄国农奴制未发生前的两世纪，在它消灭前的四世纪有半。农民土地所有权之被剥夺，在英国经过了一次宗教改革与两次革命，一直拖到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既不是从外面逼入，因此它有足够的时间，能在无产阶级觉醒而走进政治生活之前很久，就消灭了独立的农民。 在法国，资产阶级为要与国王的绝对专制、贵族制度与教会的王公斗争起见，它的各个阶层不得不用几种方法：在十八世纪末完成了激烈的土地革命。此后，独立的农民便在长时期内成为资产阶级制度的支持者，而在1871年，它帮助资产阶级镇压了巴黎公社。 在德国，资产阶级表示出不能用革命方法来解决土地问题，它在1848年把农民出卖给地主，和三百余年前，当农民战争时，路德把农民出卖给他们的诸侯一样。另一方面，德国无产阶级在十九世纪中叶还是太弱，不足以握起对农民的领导权。因此，德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获得了一相当长（虽然没有英国资本主义所得到的那样长）的时间，还足以使那从未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出来的农村经济，从属于自己利益。 俄国1861年的农民改革，乃是贵族与官僚的皇朝，在资产阶级社会要求的压迫下，但当资产阶级全无政治力量之时，实行出来的。农民解放的性质是如此：国家之被逼从事于资本主义的改造，便不得不转变土地问题为革命问题。俄国资产者曾梦想要照法国式，或丹麦式，或美国式——任何国家的形式都好，只是不要俄国式，来求得土地关系的发展，但他们没有看透，也没有及时地叫自己具备些法国历史或美国社会结构的知识。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虽然具有革命的历史，但当紧急关头，他们总是和自由资产阶级与地主在一起，而不是跟革命的农村在一起。只有工人阶级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才能成为农民革命的首领。 落后国家的配合发展律——意即落后成分与最新因素之特殊的结合——在此地是以它最完全的形式呈现在我们之前，并且还给了我们一个钥匙，去猜破俄国革命基本的谜，如果作为旧俄历史的野蛮遗产的土地问题，已为资产阶级所解决，如果它能被资产阶级所解决，那末俄国无产阶级无论如何不能在1917年走上政权。为要实现苏维埃的国家，需要两个历史性质完全不同的因素的接近与相互错综；这就是说：必须农民战争，即为资产阶级发展的曙光期所特有的运动，与无产阶级暴动，即表示资产阶级社会夕照时的运动，相互参杂起来。1917年革命的本质就在于此。 [1] 1903年与1904年的数字，是对一般罢工而言，当然其中经济罢工的次数还比较多些。 [2] Raymond Poincaré（1860—1934），法国政府首脑。曾任总理兼外交部长（1912－1913）、总统（1913—1920）。推行军国主义政策，极力策划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后是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的策划者之一。－C.R [3] 俄亩，约及我国的十二亩强——译者。 [4] 斯托雷平（l862—1911），出身贵族。因镇压农民运动有功，1906年起任内务大臣和大臣会议主席。策划并发动1907年“六三政变”，开始斯托雷平反动时期（1907—1911）。镇压工农革命运动，大肆屠杀革命者，绞索遍及全国，被称为“斯托雷平的领带”。领导实施斯托雷平土地改革。1906年法令规定农民有权退出村社，随时可将份地确定为私产，以建立独立田庄（在村社某一地段内获得一块份地）和独家农场（完全脱离村社的土地），通过农民银行扶持“殷实”农民建立独立田庄和独家农场；1911年法令公布土地规划条例，规定凡进行土地规划的地方，村社份地均自动变为私产；推行向西伯利亚等边疆的移民政策。旨在摧毁村社，扶植富农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911年在基辅被社会革命党人暗杀。－C.R [5] 即独立形成的自由农民——译者。 [6] 即不可能之事。——译者【此为三大几何作图问题之一：化圆为方。1882年被证明不可能。－C.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