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革命史
> ## 第十四章 最后一个合作政府 忠实于其传统，即经不起一个严重打击，临时政府又于8月26日夜间瓦解了，如我们上面说的。立宪民主党人退出政府，以便利科尔尼洛夫。社会主义者退出政府，以便利克伦斯基。如此开始了一个新的政府危机。首先提出了克伦斯基自身问题。政府首脑变成阴谋的一个共犯者。人家如此气愤他，提到他的名字，连妥协派领袖有时也要借用布尔什维克派的词汇了。欠尔诺夫，不久之前才从那全速率开驶的内阁火车中跳出来，在他的党的中央机关报上写文章，关于“那个混沌，在其中，你不能分别出哪里是科尔尼洛夫终点和哪里是费洛宁科、萨文可夫的起点，哪里是萨文可夫终点和哪里是本色的临时政府起点。”这个暗示是很明白的。所谓“本色的临时政府”者，——自然就是克伦斯基，他与欠尔诺夫同属于一个党。 但虽然拿激烈的话来抚慰他们的感情，妥协派仍决定没有克伦斯基，他们便行不通。他们不许克伦斯基赦免科尔尼洛夫，但自己赶紧赦免了克伦斯基。为报酬起见，克伦斯基答应在俄国政府形式问题上让步。昨天人家才坚持惟有立宪会议能够决定这个问题，如今法律手续上的困难忽然消失了。在政府宣言上，科尔尼洛夫之免职，是拿“救祖国，救自由，救共和”之需要来解释的。这个纯粹口头的而且已经过时的对左派让步，自然丝毫不能增加政府的威权，——尤其因为科尔尼洛夫自己也曾宣布是个共和派。 8月30日克伦斯基不得不将萨文可夫免职：几天之后萨文可夫又被那个无所不包的社会革命党开除了。但是一个在政治上与萨文可夫同等的人物，帕钦斯基，立刻被任为总督了；他一上任就封闭布尔什维克派报纸。执行委员会提出抗议。《新闻报》称这事为“粗笨的挑唆”。再过三日，帕钦斯基又不得不被免职。克伦斯基并不想改变他的总政策，这一点可以由此事实证明的，即早在31日他就组成了新政府，有立宪民主党人参加。此事连社会革命党人也不肯答应的，他们以召回自己的代表来恐吓。那是策列铁里，他替政权开了一张新药方“保存合作观念，但排除那些拖累政府的分子。”史高倍列夫附和说：“合作观念加强了，但政府中不能有位置留与哥尼洛同谋的党派。”克伦斯基不同意这个限制；克伦斯基在他的立场上是对的。 与资产阶级合作，同时又排斥占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政党，——那显然是不合理的。这一点，加米涅夫曾于某次两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指出来，他以特有的教训口气，从最近诸事变推出了结论“你们叫我们走上一条更危险的道路，与那些不负责任的人群合作。但是你们忘记了，过去几日不祥的事变所结成的和巩固的那个合作，——革命的无产阶级、农民和革命的军队之间的合作。”加米涅夫又提起了5月26日托洛茨基替喀琅施塔得水兵辩护反对策列铁里的控告时说的几句话“反革命的将军要拿绳圈套住革命的颈项时候，立宪民主党人将拿肥皂来涂抹绳子，喀琅施塔得水兵则将起来同我们一道战斗，一道死”。这话提得正对。对于什么“民主团结”，什么“诚实合作”等议论，加米涅夫回答道：“民主力量能不能团结，要看你们肯不肯与维包格区合作，……任何其他的合作都是不诚实的。”加米涅夫的演说无疑造成了深刻的印象：苏汉诺夫记道“加米涅夫说得很聪明而机警。”但这演说除了造成一个印象以外别无结果。两方面的路线都是预先定好了的。 一开始，妥协派和立宪民主党的决裂就仅仅是装模作样的。拥护科尔尼洛夫的自由派自己本来明白必须韬晦几日。因此幕后决定了——显然取得立宪民主党同意——成立一个政府，超出于全国一切真实势力之上至于如此程度，使人无疑明白了它的临时性质。除了克伦斯基以外，五人执政局含有：外交部长德列钦可，他已经成了不可替代的人物了，为了他和协约国外交家的联络；莫斯科军区司令凡尔霍夫斯基，为此原故，他由上校急升为将军；海军上将凡德勒夫斯基，为此原故，他急忙从牢内放出来；最后，可疑的孟什维克尼基丁，他的党不久就通知他开除党籍了。 借了他人之手打败科尔尼洛夫以后，克伦斯基似乎只关心一件事，即如何去实行科尔尼洛夫的政纲。科尔尼洛夫要把总司令权力和政府首脑权力合而为一，克伦斯基成就了。科尔尼洛夫要以五人执政局来遮饰个人独裁，克伦斯基实现了。资产阶级要求欠尔诺夫辞职，克伦斯基就把他赶出冬宫。阿列克谢耶夫，立宪民主党的英雄，而且举他为候补内阁总理，——克伦斯基则任命他为总司令部总参谋长，即是全军的事实的领袖。在他的告海陆军命令中，克伦斯基要求军队之中停止政治斗争，即恢复原初状态。列宁在他的躲藏所，以他特有的异乎寻常的简单论断，叙述上层分子中这个状况道：“克伦斯基是一个科尔尼洛夫派，偶然同科尔尼洛夫反目，但仍旧与其他的科尔尼洛夫派亲密结合的。”这中间只有一点缺陷：反革命失败得太甚了，使克伦斯基的个人计划不好实行。 执政局赶紧从狱中放出以前的陆军部长古契柯夫，他是因教唆阴谋嫌疑被捕的。一般说来，司法机关并未曾动手惩罚立宪民主党教唆犯。在此情形之下愈来愈加困难把布尔什维克派锁禁在牢里了。政府想出了一个办法：不用撤消控告，准许布尔什维克派保释出狱。彼得格勒总工会负起了“替革命的无产阶级领袖做保人的光荣”，9月4日，托洛茨基便以区区三千卢布保金放出了，——这笔款根本上也是虚构的。邓尼金将军，在他的《俄国纷乱史》中以动情的笔调写道：“9月1日，科尔尼洛夫将军被捕了；9月4日，勃朗施坦（托洛茨基本名）被同一临时政府释放出狱。这两个日子，俄国人应当牢记的。”布尔什维克派之保释还继续了几日。从狱中释出的人绝不浪费时间。群众等待他们，召唤他们。党需要人才哩。 托洛茨基出狱那天，克伦斯基发布一个命令，承认那些委员会“大有功于政府”，但要它们以后停止活动。连《新闻报》也不得不说颁布这命令的人“颇不识时务”哩。彼得格勒各区苏维埃联合会议，通过一个决议案，“不解散那些革命的斗争组织”。下层来的压力如此之大，使得妥协派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议决不服从克伦斯基的命令，而且号召各地分会“为了局势依旧严重之故，仍拿以前毅力和坚忍出来工作。”克伦斯基吞声忍受了：他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了。 执政局这个全能的首脑，每走一步都得看到：局势已经改变了，反抗的精神已经长大了，必须改变一点政策，——至少口头上改变。9月7日，凡尔霍夫斯基在报上宣布说：“科尔尼洛夫叛乱以前准备下的复兴军队纲领，暂时必须搁置起来”，因为在现时军队心理状况之下，“这个纲领若实行起来只有更加涣散了军心”。为表明一个新时代的开始，陆军部长就到了执行委员会来。他声明：大家尽管放心，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就要走了，一切与科尔尼洛夫叛乱有关的人也都要跟着他走了。他接着说：健全的原则必须注入军队之中，但非借助于鞭子和机关枪，而要依靠宣传权利，正义和严肃的纪律的思想。这话听来，好像是在初春时革命那几日说的。但此时是九月，秋天已经来到了。几天之后阿列克谢耶夫果真免了职，接他任的是杜霍宁将军。这位将军的本领就在于没有人知道他。 为此让步之交换条件，海陆军部长要求执行委员会立即帮助：军官们头顶上悬着达摩克利斯之剑[1]；最糟的是波罗的海舰队：你们必须叫海军士兵安静下来。长期辩论之后，仍旧同往常一样，决定派一个代表团到舰队那里去。妥协派并且坚持这代表团须有布尔什维克派参加，首先须有托洛茨基参加。他们说，惟有这个条件，代表团才能做出成绩来。托洛茨基声明：“我们坚决拒绝策列铁里主张的那种与政府合作的形式。……政府实行一种彻底错误的政策，违反民众利益，并不受民众监督。但到了这个政策走进断头巷或闯出大祸时候，人家又叫革命的组织来做苦工，去补救那些不可避免的后果了。……这个代表团的任务之一，如你们提出的，就是在卫戍军中搜索‘不良分子’即奸细和侦探。……你们忘记了么，我自己就是受第108条刑法控告的……在反对民众自由处决时候，我们有我们的办法。……不是与检察官和反间谍携手的，而是用说服、组织和教育手段，——那是一个革命党的方法。” 召集“民主会议”，是在科尔尼洛夫叛乱那几天中决定的。会议的目的是再来一次显示民主势力，引起左右两方敌人尊敬，而且——这并非不重要的——约束那个太急躁的克伦斯基。妥协派认真的图谋使政府服从一种临时的代议机关，直至立宪会议召集为止。资产阶级事先就采取敌视态度，认为这个会议是民主派图谋巩固他们战胜科尔尼洛夫后占据的地位。米留可夫在他的《历史》中写道：“策列铁里这个把戏，本质上是完全屈服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计划。”恰恰相反，策列铁里的把戏正是意图主要麻痹布尔什维克派争取苏维埃政权的斗争的。民主会议对抗苏维埃大会。妥协派要为自己创立一个新基础，图谋以人为手段结合各种组织来窒死苏维埃。民主派凭自己的意志分配投票权，唯一的关心就是保证自己能得一个无疑的多数。上层团体所得代表名额，比下层团体多得多。自治机关，连那未曾民主化的地方自治会议在内，大大超过了苏维埃。合作社人员扮演着操纵命运的角色。 此时以前，合作社人员在政治上毫无位置，第一次被推上政治舞台的是在莫斯科国政会议那几天中，从此时起他们就以二千万社员代表资格出来说话了，——或者简单说，他们是以俄罗斯全国人民半数代表者资格出来说话。合作社的根，经过农村的上层分子，而伸入农村之中：这些上层分子赞成一种“公正的”没收地主土地，但附了一个条件，即他们自己的财产，时常很可观的财产，不仅能得保护，而且能够增加。合作社诸领袖是从自由的民粹派知识分子出身的，部分地也是从自由派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出身的，他们构成一个自然的桥梁，联合立宪民主党和妥协派。合作社人员对于布尔什维克派采取仇恨态度，正如富农对于不服从的雇工一般。他们揭开了中立面具之后，妥协派急忙抓住他们，为的加强自己力量，以反对布尔什维克派。列宁拼命攻击民主厨房那些厨子：“十个顽固的士兵或落后工厂工人，比一百个这些冒充的……代表，要更值价一千倍。” 托洛茨基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也说：这些合作社办事人之不能表示农民的政治愿望，正如医生不能表示病人的政治愿望，邮递员不能表示寄信人或收信人的政治愿望一般。“合作社人员可以做好的组织者，商人，账房先生，但农民为了保卫自己的阶级利益是信任苏维埃的，同工人一样。”这并不能阻止合作社人员取得150个坐席，而且同未改造的地方自治会议和种种其他傀儡团体一起，完全紊乱了群众的代表制度。 彼得格勒苏维埃，将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名字列入于派赴民主会议的代表名单中。政府发布一个命令，在会场门口逮捕这二个代表，但不在会场之内逮捕他们。这显然是妥协派和克伦斯基两方面约好的。但这件事情不过是苏维埃方面一种政治示威而已：无论列宁或季诺维也夫都无到会之意。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派在这会议中简直没有事情可做的。 民主会议开会于9月14日，恰在国政会议之后一个月，会场借用亚历山大戏院。共收得代表证明书1775份。开幕时出席的约1200人。布尔什维克派自然占少数：但无论选举方法如何狡狯，布尔什维克派代表终于形成很大的一群，在某些问题上甚至集合了三分之一代表在自己周围。 一个强硬的政府出席于这样一种“私的”会议，是合宜的么？这个问题使得冬宫取决不下，也使得亚历山大戏院激昂兴奋。最后，政府首脑决定现身于民主派面前了。希里亚泼尼高夫描写克伦斯基出台时情形说“他得到拍掌欢迎，便走到主席团来，同坐在那里的人握手。我们（布尔什维克派）的坐位相互间距离不远，轮到我们同他握手时，我们互相望了一下，决定不伸出我们的手。演戏的姿势越过桌子来，——我不理那双献给我的手，克伦斯基伸着手，没有碰到我们的手，就沿桌走过去了！”这位政府首脑，到科尔尼洛夫派面前，也得到同样的待遇。除了布尔什维克派和科尔尼洛夫派之外，现在已经无其他的真实力量了。 克伦斯基为整个局势所迫，不得不解释他在阴谋中起什么作用：这次他又太依赖他的临机应变才能了。他不经意地说：“我们知道我们要的什么。他们未去找科尔尼洛夫以前，先来找过我，提议我来实行那个路线。”左边叫喊：“谁找你？谁提议？”给自己话的回声吓坏了，克伦斯基于是退缩起来。但阴谋的政治内幕已经泄露出来了，连最天真的人也知道了。乌克兰妥协派博尔希回去后报告在基辅的乌克兰民族议会说：“克伦斯基并未曾成功来证明他没有参加科尔尼洛夫暴动。”但这位政府首脑在演说中又给了自己一个打击，同样严重的。回答着“在危险时候大家都要走上前来，并解释自己的行为”，这几句人人讨厌的话之时，有个人喊道：“那么死刑呢？”克伦斯基于是失去了均衡，大叫起来，完全出于每个人意料之外，也许出于他自己意料之外：“等一等罢。如果我，总司令，曾签了字，枪毙了一个人，那你们尽管咒骂我好了。”一个士兵走到主席台边上来，直对他喊道：“你是国家祸患！”这还了得！他，克伦斯基，原想忘记了他占据的高位，而以一个同等的资格同到会代表讨论问题的。“但此地大家都不了解这个人。”所以他要拿权威的话来说了：“无论何人，凡敢……”可惜，这话，人家在莫斯科已经听过了；而且科尔尼洛夫还是敢…… 托洛茨基演说时问道：“死刑如果是必要的，他，克伦斯基，如何敢说他将不使用死刑呢？如果他认为可以允许民主派不去使用死刑，那么……恢复死刑这件事就成了轻率的行为，而且走入了犯罪的界线。”整个会场都同意这话，——有些人不响，有些人咆哮着表示同意。“以此自白，克伦斯基严重败坏自己的威望以及临时政府的威望了，”——他的同僚和崇拜者司法部次长德米扬诺夫说。 没有一个部长能够报告：政府除了解决自己如何生存问题外还做了些什么事情。经济措施么？没有一个人说得出来。和平政策么？“我不知道，临时政府在这方面是否做了点事情。我没有看见。”——前任司法部长札鲁疑说，他比别人更坦白一点。札鲁疑很狼狈地诉苦说：“全部权力都落到一个人手里了”，部长的来去惟他所欲。策列铁里不谨慎地提起了这个话题：“民主派应当自责的，倘若上头，他们的代表人昏头昏脑了。”但正是策列铁里最完全代表了民主派所有那些特性，使得政府之中发生了拿破仑主义倾向。托洛茨基反驳说：“克伦斯基为什么能占据他现在占据的位置呢？由于民主派懦弱和犹豫，克伦斯基才落得这个位置。……我未曾听到一个演说家，在这里出来替执政局或其首脑辩护……”会场爆发一阵抗议声之后，托洛茨基接着说：“我很抱歉说出，会场这种强烈表示，其所代表的观点并未曾在这演说台上明白发挥出来。没有一个人曾上这里来，告诉我们：‘你们为什么议论合作政府的过去呢？你们又为什么操心它的未来呢？我们现在有克伦斯基，那就够了……’”。但是布尔什维克派之提出问题，自然而然的把策列铁里和札鲁疑联合起来，又把二者和克伦斯基联合起来。关于这点，米留可夫说得很对：札鲁疑可以埋怨克伦斯基专横，策列铁里可以暗示政府领袖昏头昏脑，——“那不过是几句话而已”——可是当托洛茨基说会场中没有人出来公然替克伦斯基辩护时候，“会场立刻觉得这话是一个共同敌人说的了。” 那些代表政权的人，说起了政权，好像说着一件负担和一个灾祸一般。为政权而斗争么？贝显洪诺夫部长教训代表们说：“政权现在成了人人避之惟恐不及的东西。”这话是真的么？科尔尼洛夫并未曾避之惟恐不及的。但这个十分新鲜的教训已经半被遗忘了。策列铁里猛烈攻击布尔什维克派，因为他们自己不拿取政权，而推动苏维埃去拿政权。其他的人也接受了策列铁里的思想。是的，布尔什维克派应当拿取政权的！——主席团坐在长桌旁边喃喃自语。阿夫克森齐耶夫转过脸来向他身旁坐着的希里亚泼尼高夫说道：“把政权拿去罢，群众要跟你们走的。”希里亚泼尼高夫以同样口气回答他的邻座，提议先把政权交到主席台上来。台上演说和幕后谈话，这个半玩笑的邀请布尔什维克派拿取政权，一半是嘲谑，一半是试探。那些人现在抓住彼得格勒，莫斯科以及好多外省的苏维埃了，他们下一步打算做什么呢？他们果真敢夺取政权么？这是难以相信的。策列铁里的挑衅式演说以前二天，《言语报》曾宣言，若要排除布尔什维克主义至好多年之久，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国家命运交付于布尔什维克派领袖。“但那些可怜的时下英雄，自己也不愿夺取全部政权的，……实际上，无论从什么观点看，他们的地位都不值得重视。”这个骄傲的结论，至少可以说是太仓促做成的了。 布尔什维克派的一件大本领，——直至现在，我觉得，人家尚未恰切估计到，——就是在于他们非常深知他们的敌人，完全看透了他们。这是唯物的方法，列宁式的清楚和简单，以及决心奋斗到底的人的警觉——帮助了他们。他方面，自由派和妥协派则凭着自己需要和临时要求来想像布尔什维克派。他们不能不如此。这些完全没有前途的党派，永远不能够正视现实，正如一个没有希望的病人不敢正视他的病一般。 然而妥协派虽不信布尔什维克派能暴动，却仍害怕布尔什维克派的暴动。这个害怕心理，克伦斯基表现得最明显。他在演说中忽然叫喊道：“你们不要想错了。你们不要以为布尔什维克派打击我时候，民主派势力不会来赞助我。你们不要以为我是悬挂在空中。记得罢，倘若你们进行什么事情，铁路就要停驶的，邮电也传递不通……”会场上一部分人拍掌，一部分人保持一种不很惬意的沉默。布尔什维克派则轰然大笑。须得声明它不是悬挂在空中，——这样的独裁未免太可怜了。 布尔什维克派在他们的宣言中，回答了那种开玩笑的邀请，那种怯懦的控告，那种笨拙的威吓，说道“我们的党为政权而斗争，为的是实现我们的政纲，我们始终不愿违反全国劳动群众大多数人有组织的意志去夺取政权。”这话意思想说：我们要以苏维埃多数党资格去取得政权。“所谓劳动阶级有组织的意志”者即指未来的苏维埃大会而言。宣言又说“此次会议的决定和提议之中……惟有能得全俄国苏维埃大会核准的，才有实行的希望……” 托洛茨基朗读布尔什维克宣言时候，提到必须立刻武装工人，就惹起了大多数席上顽强的叫喊“为什么？”“做什么用？”叫喊之中仍含有那种惊惶和挑衅意味。做什么用呢？托洛茨基回答说：“为的造成一个真正的堡垒以抵抗反革命。”但不仅为此，“我以我们的党名义，拥护我们的党的无产阶级群众名义，告诉你们：武装的工人……将以俄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英勇，保卫革命之国以抵抗帝国主义军队。……”这个诺言清楚的划分全会场为两派，——策列铁里则称之为一句空话。后来，红军的历史驳斥了他。 妥协派领袖拒绝与立宪民主党人合作，那个热烈时期现在早已过去了：没有立宪民主党人，合作政府证明是不可能的。实在我们自己不要拿政权！“2月27日，我们就可以取得政权了，但……我们使用所有我们的影响去帮助资产阶级分子从迷惘之中醒悟过来……而走上政权。”这是史高倍列夫的理论。可是科尔尼洛夫派从迷惘中醒悟过来时候，这些老爷又为什么阻止他们取得政权呢？策列铁里解释说：一个纯粹的资产阶级政府还是不可能的：那将惹起国内战争。必须打败科尔尼洛夫，为的使他不会以他的冒险来阻止资产阶级一步步走上政权。“现在革命的民主派已经胜利了时候，正是进行合作的特别顺利的机会了。” 合作社的政治哲学，由其领袖柏坚涵提出来：“无论我愿不愿意，资产阶级是政权所归的阶级。”老革命家，民粹派弥诺尔，要会场一致决定拥护合作。否则：“我们欺骗自己是没有用的。否则我们将屠杀——”“屠杀谁呢？”——左派方面喊道。“我们将互相屠杀，”弥诺尔于不祥的寂静之中做了结论。但事实上，所以有合作政府必要的，照立宪民主党人之意，乃是为的打击布尔什维克派的“无政府流氓”。“合作观念的真谛正在这里”，如米留可夫十分坦白解释的。弥诺尔希望合作可以避免妥协派和布尔什维克派之间互相屠杀；米留可夫则相反，他坚定希望着，合作可以团结妥协派和立宪民主党的势力来屠杀布尔什维克派。 正当讨论合作问题时候，梁赞诺夫宣读8月29日《言语报》上一篇社论，——付印时候，米留可夫临时把这篇社论撤消了，那日报纸留下一方空白。这社论说：“是的，我们不害怕说出，科尔尼洛夫将军追求的那些目的乃是我们认为救国所必需的。”这个宣读轰动了会场。左方有人叫喊道：“哦，他们如此救国！”但立宪民主党找到了辩护人：毕竟这篇社论没有印出来！而且并非所有的立宪民主党人都拥护科尔尼洛夫，我们必须晓得分别：哪是罪人，哪是圣者。 托洛茨基回答道：“人家说，我们不该控告整个立宪民主党都参加科尔尼洛夫叛乱。这里，志那门斯基对我们，布尔什维克派说，而且不是第一次说：‘你们提出抗议，当我们叫你们全党为7月3日至5日运动负责时候，你们现在不要重复同样的错误了；不要叫所有的立宪民主党人都为科尔尼洛夫叛乱负责。’但我的意见，以为这个比较有一点不确切。他们控告布尔什维克派号召7月3日至5日运动之时，并不是邀请布尔什维克派参加政府问题，而是邀请他们走进克列斯基蒂监狱问题。札鲁疑(司法部长)，我希望，也不会否认这个差异的。现在我们还是说：倘若你们为了科尔尼洛夫运动要把立宪民主党人拉进监狱去，那你们不该通通拉进去，而要从各方面一个一个的加以检查（笑声，有人叫‘好呀！’)但如果是邀请立宪民主党参加政府的问题，那么有决定意义的事情就不是这个或那个立宪民主党人在幕后与科尔尼洛夫勾结了，就不是萨文可夫和科尔尼洛夫进行谈判时麦克勒可夫正在电话机旁了，就不是劳及乔夫到顿河去同加雷定作政治谈判了，——那些都不是事情的本质：事情的本质乃是整个资产阶级报纸，或者公开欢迎科尔尼洛夫，或者小心的不作声等待他的胜利。……所以我告诉你们：没有人同你们合股开店的！” 第二日，赫尔辛基和斯维亚包格一个代表，水兵希诗金，更简单而深入地说到同一论题：“一个合作政府，决得不到波罗的海舰水兵和芬兰卫戍军士兵的信任或拥护的，……水兵们已经挂起了他们的战旗，来表示反对合作政府！”以理论来反对没有效力了。水兵希诗金便拿出海军大炮来反对。他得到其他的水兵完全拥护，他们正在守卫会场门口。布哈林后来记载：“克伦斯基调来保护民主会议以防备我们的那些水兵，如何走到托洛茨基身边来，摇晃着刺刀，问他：‘我们快要使用这些家伙了吗？’”这不过是将曙光号水兵来克列斯蒂监狱探望时的问题重复一遍而已。但现在时机是更加临近了。 如果我们除开细微的差异不说，我们就容易看出民主会议分为三个派别：一个人数颇多的但很不固定的中派，——他们不敢夺取政权，他们赞成合作政府，但不要立宪民主党；一个柔弱的右派，——他们无条件的拥护克伦斯基，拥护与资产阶级无限制合作；一个左派，比右派强二倍，赞成苏维埃政权或社会主义政府。苏维埃派赴民主会议代表团某次会议上，托洛茨基主张政权归苏维埃，马尔托夫则主张清一色的社会主义内阁。前者得到86票，后者得到97票。当时形式上约有一半的工人苏维埃受布尔什维克派指挥；其他一半则摇摆布尔什维克派和妥协派中间。但布尔什维克派是以国内工业中心和文化中心诸有力的苏维埃名义说话。他们在苏维埃之中比在民主会议之中强得多了，在无产阶级和军队之中又比在苏维埃之中强得多了。何况那些落后的苏维埃也很快的跟着先进的苏维埃走。 在民主会议中，以766票对688票及38票弃权通过了赞成合作政府。两个阵营差不多相等的！一个修正案排除与立宪民主党合作的，得到了多数通过：595票对493票及72票弃权。但排除了立宪民主党，合作政府就完全没有作用的了。为此之故，整个决议案是被613票之数否决了的，——这是左右两极端之联合，合作政府之最坚决的拥护者和最彻底的反对者之联合，以反对中派；中派只剩下183票，外加80票弃权。这是各次表决中最一致的票数，——但这个一致是毫无意义的，恰好同它所反对的那个不要立宪民主党的合作政府观念一般。如米留可夫正确观察的，“关于基本问题，此次会议便是这般没有一个意见，没有一个公式。” 领袖们还能做什么事情呢？只好强奸“民主群众”的意志，——这个意志正是排斥领袖们的意志。包含各党各派代表的一个主席团召集了，为的重新决定那已经在全体会议上决定了的问题。结果50票赞成合作，60票反对。现在事情似乎明白了罢？政府是否应当对那当作常设机关的民主会议负责，——这个问题，得到肯定的决议，即由那个扩大的主席团一致通过。56票对48票及10票弃权，赞成资产阶级代表补充这个常设机关。克伦斯基于是出来宣布他拒绝参加一个清一色的社会主义政府。那么唯一可做的事情只有把那个不幸的民主会议送回老家去，而代之以其他机关了，在此机关之中赞成无条件合作的人将占多数。要实现这个愿望，只消懂得初步的算术则就够了。策列铁里以主席团名义，向会场提出一个决议案，规定这个代议机关之召集，是为的“帮助创立一个政府”，而政府应当“认可这个机关”。如此，约束克伦斯基，这个梦想就放进旧档案里面去了。资产阶级代表补充至必需的比例以后，未来的“共和参议会”或“预备国会”就将以批准一个同立宪民主党合作的政府为其任务了。策列铁里的决议案，同会场所要求的和主席团所决定的，恰恰相反；但是一般的衰朽，腐败和颓丧到了如此程度，以致会场通过了那个稍微化装的屈服决议案：829票对106票及69票弃权。布尔什维克派报纸写道“你们暂时胜利了，诸位妥协派先生和立宪民主党先生。玩你们的把戏罢。做你们的新试验罢。这将是你们的最后一个试验，——我们敢打赌。” 史丹开维奇说：“民主会议，其异乎寻常的思想懈怠，连发起人也吃惊的。在妥协派当中，完全的纷乱；右方，在资产阶级当中，怨声喧然，人家低声传达诬蔑的消息，政府威权的最后残余渐渐腐蚀了；……惟有左方有一种情绪的增长和力量的巩固。”这是一个敌人说的，他十月间又要对布尔什维克派开枪哩。这次彼得格勒检阅民主势力，对于妥协派，正如那次莫斯科检阅全国一致力量时对于克伦斯基一般，——都是公开表白破产，都是证明政治的无能。国政会议推动了科尔尼洛夫暴动，民主会议则终于替布尔什维克派暴动清除道路了。 散会以前，这会议指定了若干人组织一个常设机关，每个团体出15%代表，一共约350个代表。除此以外，有财产的阶级团体再得120个坐席。政府以自己之名添加了20个坐席给哥萨克。所有这些合成了一个“共和参议会”或“预备国会”，代表全国人民直至立宪会议召集为止。 对于共和参议会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对于布尔什维克派，立刻成了一个迫切的策略问题。他们应否加入呢？无政府主义者和半无政府主义者方面抵制议会机关的政策，乃出于他们不愿以他们的柔弱受群众试验，如此就可以保持他们的消极的高傲之权利，对友对敌都无影响。一个革命的党，只有已经提出推翻现存政制的直接任务之后，才能抛弃议会斗争。在两次革命之间那个年头，列宁非常深刻地研究了这个革命的议会斗争问题。 即使是一个选举权最受限制的议会，也可以表示阶级的真实关系，而且在历史上不止一次表示过。譬如1905～07年革命失败后的俄国国会。抵制这样的议会，就是抵制真实的势力关系，而不去改变这个势力关系，使之有利于革命。但是策列铁里和克伦斯基的“预备国会”丝毫不符合于势力的关系。那是上层分子的懦弱和诡计所创成的——他们的迷信机关，他们的崇拜形式，他们的希望以此拜物教来制服一个强大得多的敌人并使之也来信奉此拜物教，才造成了这个“预备国会。” 要强迫革命弯腰驼背屈就预备国会的羁轭，必须先粉碎革命，或至少严重打败了它。然而事实上，仅仅三个星期之前，资产阶级前锋才遭遇了一个失败。革命势力膨胀起未。它的目的不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是一个工人和农民共和国。革命既然不断的在苏维埃中扩大其权力，就没有理由要屈就预备国会的羁轭。 9月20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召集民主会议布尔什维克派代表，中央委员会委员，以及彼得格勒委员会委员开一个会议。托洛茨基代表中央委员会演说，提出了抵制预备国会口号。这个提议遇着一部人坚决反对（加米涅夫，赖可夫，梁赞诺夫)，但得另一部分人赞成(斯维尔德洛夫，越飞，斯大林)。对于这个问题，中央委员会分为势力相等的两派，不得不提交此次会议裁决，这本是与党的组织和传统相冲突的。托洛茨基和赖可夫，各代表一个意见，上台发言。好像这个热烈的辩论是纯粹策略的性质，会场大多数人也的确是这样想。事实上，这次争论是复活了四月间的纷争，并启发了十月间的纷争。问题是在于：党究竟应当使它的任务顺应于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呢，还是应当提出夺取政权目标。以77票对50票之多数，党会议拒绝了抵制口号。9月22日，梁赞诺夫有机会以党的名义向民主会议宣布布尔什维克派将派代表参加预备国会，为的“在这妥协派新堡垒之中暴露一切再与资产阶级合作的图谋。”这话听来很激烈的，但实在是以一个政府反对派的暴露政策来代替一个革命的行动政策。 列宁的四月提纲形式上被全党接受了；但每逢有大问题提出来，三月精神又露出头角。这个精神在党的上层分子之中还是很浓厚的，全国许多部分这些分子直至此时才离开了孟什维克派。列宁事后才能参加这次争论。9月23日他写道：“我们必须抵制预备国会。我们必须退回工农士兵代表苏维埃来，返回一般群众之中来。我们必须号召他们起来斗争。我们必须给他们一个正确而明了的口号：赶走克伦斯基那一伙拿破仑主义强盗以及他们的伪造民意的预备国会。……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到了科尔尼洛夫事变之后还拒绝我们提议的妥协哩。……无情的斗争反对他们！坚决驱逐他们出一切革命的组织！……托洛茨基主张抵制。好极了，托洛茨基同志！抵制政策，在参加民主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团中失败了。抵制万岁！” 这个问题愈发到党的下层去讨论，势力关系之改变就愈加有利于抵制政策。党的差不多一切地方组织，都分为多数和少数两派。譬如基辅委员会，主张抵制的人，以耶夫珍妮亚·宝希为首，成为微弱的少数。但只有几天之后，全城会议中，一个决议案主张抵制预备国会的，就由大多数通过了。决议案宣布说：“不应当浪费时间来空谈及传播幻想。”如此，党就赶紧起来纠正它的领袖的错误了。 正当这个时候，克伦斯基抛弃了一切有气无力的民主要求，而以全力向立宪民主党表示他有一双强硬的手。9月18日，他出人不意地颁布一个命令，解散舰队中央委员会。水兵回答道：“解散‘波中’这个不合法的命令，是不能实行的，要求立即撤销。”执行委员会来干涉，并供给克伦斯基以形式的托辞，于三天之后撤消他的命令。在塔什干，社会革命党占多数的苏维埃，夺取了政权并罢免了旧官吏：克伦斯基打了一个电报给那奉命去镇压塔什干的将军说：“无论如何不同叛逆谈判，……必须采取最坚决的手段。”军队占领了城市，逮捕了苏维埃政权代表，立即爆发一个总罢工，有40个工会参加。一个星期长久没有报纸出版，卫戍军也发酵起来了。如此，为了追求法律和秩序的幻影，政府反惹起了官僚行政的无政府状况。 民主会议决议反对与立宪民主党合作那一天，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邀请康诺瓦洛夫和起希金二人接受克伦斯基献给的政府位置。据说，幕后是英国大使布哈南调动的。然而，这话不要听得太呆板。即使不是布哈南自己在调动，也是他的影子在调动：必须产生一个为协约国可以接受的政府。莫斯科的工业家和经纪人抬起头来了：他们抬高了身价，提出了最后通牒。民主会议尽在通过决议案，以为他们的表决有真实的意义。其实问题是在冬宫决定的，在残余政府和合作各党派代表联席会议上决定的。立宪民主党派了他们的最显著的科尔尼洛夫派到冬宫去。大家互相劝说有联合一致之必要。策列铁里，这个无穷无尽的常识陈说者，发现不能团结的主要障碍：“直至如今还是互相猜忌……这个猜忌应当除去的。”外交部长德列钦可做了统计，报告道：革命政府存在的197日之中，是消磨于危机的。其他诸日做些什么事呢，他没有说。 甚至在民主会议直接违反本意而忍受策列铁里的决议案以前，英美诸报纸通信员就打了电报回去，说与立宪民主党合作的政府是确定了：他们而且很有把握说出新部长的名姓。他方面，“莫斯科名流协会”以我们的老朋友罗将柯为会长，也打贺电给它的会员托勒谢可夫，因为他奉邀入阁。8月9日，这些名流也曾打电报给科尔尼洛夫哩，说：“在这严厉试验的危险时刻，所有能思想的俄国人都以希望和信心望着你。” 克伦斯基很慷慨地容许预备国会存在，但附了条件，即“必须承认，政权的组织和政府大员的任命，仅仅是临时政府自己的事情。”这个迫人屈辱的条件是立宪民主党授意的。资产阶级自然不会不明白，立宪会议成分将比预备国会成分更加不利于它。引米留可夫的话说：“立宪会议之选举，只能产生最偶然的，也许有害的结果。”虽然如此，立宪民主党——它不久之前还图谋使政府受帝制国会监督——仍坚决拒绝给预备国会以立法权利，那么这只能表示它还没有抛弃了消灭立宪会议的希望。 “不是科尔尼洛夫就是列宁”，——米留可夫定下了这个双岔路。他方面，列宁也写道“不是苏维埃政府，就是科尔尼洛夫政权。没有中间的道路。”在这一点上说，米留可夫和列宁，对于局势估量是一致的，——而这并不是偶然的。与妥协派空话英雄相反，这二人是认真代表社会的基本阶级。照米留可夫的意见，莫斯科国政会议已经显示了“全国分为二个阵营，其间不能有根本的调和或融洽。”但凡二个社会阵营之间不能调和，则其出路就要以国内战争来决定了。 然而无论立宪民主党或布尔什维克派，都不肯撤消立宪会议口号。立宪民主党需要立宪会议以为一种最高法院，向之控告立即的社会改良，控告苏维埃，控告革命。民主派投射出来的那个立宪会议影子，却被资产阶级利用去对抗活的民主政治。资产阶级唯有粉碎布尔什维克派之后才能够抛弃立宪会议。他们还做不到这个事情。在这个阶段，立宪民主党人只限于努力保证政府不受那些与群众有关的团体之束缚，为的以后能更有把握的和更完全的使政府顺从于他们自己。 但布尔什维克派虽认为形式的民主政治没有出路，也还不肯抛弃了立宪会议观念。何况，如此一来，他们就非抛弃了革命的现实主义不可。事变往后发展是否会造成无产阶级完全胜利的条件呢？那是不能绝对确定的预见着的。但在苏维埃专政以外及此专政未成立之前，立宪会议应该成为革命的最高胜利品。恰如他们拥护妥协派苏维埃和民主派市政局以反对科尔尼洛夫一般，布尔什维克派也决心要拥护立宪会议以抵制资产阶级的进攻。 30天的危机，终于以成立一个新政府结束了。除了克伦斯基以外，重要的人物是那个很有钱的莫斯科工业家康诺瓦洛夫：革命初时他曾资助过高尔基的报纸，后来做了第一个合作政府阁员，第一次苏维埃大会之后辞职表示抗议，到了科尔尼洛夫事变成熟时候加入立宪民主党，现在则以内阁协理兼工商部长资格重入政府了。与康诺夫瓦洛夫一起同占部长位置的，有：托勒谢可，莫斯科交易所委员会主席，和斯密诺夫，莫斯科军事工业委员会主席。基辅糖厂厂长，德列钦可仍旧做外交部长。其他的部长——其中含有社会主义者——则无何种特点可言，但都完全决定同唱一个调子。协约国尤其可以满意这个政府的，因为那个老外交官纳博科夫仍在伦敦做大使；立宪民主党人，马克勒可夫，他是科尔尼洛夫和萨文可夫一个盟友，他到巴黎做大使去；到瑞士去的，是那位“进步的”耶弗列莫夫。为民主和平所作的斗争，便如此操于可靠的人手里了。新政府的宣言，乃是恶意模拟莫斯科民主宣言的。然而合作政府的意义，并非在于它的变形政纲，而是在于它图谋实现七月事业：以粉碎布尔什维克派来斩杀革命的头。但这里，《工人之路》，《真理报》的一个化身，很唐突的提醒了那些合作人物：“你们忘记了，布尔什维克派现在乃是工兵代表苏维埃”，这话恰碰着痛处。如米留可夫所承认的：“命定的问题自己提出来了：现在向布尔什维克派宣战不嫌太晚了么？” 对啦，的确太晚了。含有六个资产阶级部长和十个半社会主义部长的新政府组成那一天，彼得格勒苏维埃也选出一个新的执行委员会，含有三个布尔什维克派，六个社会革命党人和三个孟什维克派。苏维埃以它的新主席托洛茨基提出的一个新决议案来迎接那个合作政府。“新政府以内战政府之资格，写入革命的历史里面。……政府成立消息，传到整个的民主势力来时候，只能得到一声回答：辞职罢！依靠在真实的民主势力这个一致的呼声之上，全俄罗斯大会将创立一个真正的革命政府。”敌人总要认为这个决议案表示的不过是普通不信任政府之意。其实这是革命的纲领，只消再过二个月，这个纲领就实现出来了。 工业曲线继续急剧的低落下去。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不久就要创立的预备国会，都拿经济衰落的事实和征兆做论据，来反对无政府，反对布尔什维克，反对革命。但是他们自己连一个工业计划的影子都没有。政府设立的一个调整工业机关未曾认真走了一步。资本家关闭工厂；为了没有煤火，火车渐渐开不动；城市电力站趋于停息；报纸害怕大灾祸而悲伤；物价高涨；工人一层层的罢工，不理党派，苏维埃和工会的劝告。惟有那几层劳动阶级未加入罢工，他们已自觉地向革命迈进。总之，最和平的都会，也许是彼得格勒罢。 政府，不关心群众，轻率漠视群众需要，无耻地以空话回答抗议和失望呼声，——以此激起了人人反对它。好像政府是有意惹起冲突的。铁路工人和职员，差不多自从二月革命以来就要求增加工资。一个委员会又一个委员会，办理此事，但从没有一个回答：这就剌激了铁路工人的神经。妥协派抚慰他们，铁路工人执行委员会约束他们。但9月24日终于爆发罢工了。此时政府才觉悟局势严重。人家给予铁路工人以相当让步，9月27日，那已经遍于一大部分铁路的罢工遂复了工。 八、九二月是粮食状况急速恶化之月。科尔尼洛夫事变时，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二城面包口粮已经减至半磅一日了。在莫斯科县区，每星期不能超出二磅。伏尔加，南俄，前线，以及紧靠前线的后方，——乃至全国一切部分都发生了很厉害的粮食恐慌。邻近莫斯科的纺织工业区，许多工厂工人确确实实在开始饿肚皮。斯密诺夫工厂老板，这几日才加入新合作政府做审计部长，厂里的男女工人则在近旁小镇奥勒霍夫－朱也夫举行示威，旗子上写道：“我们没有饭吃，”“我们的孩子没有饭吃”“凡不赞成我们的就是反对我们。”奥勒霍夫地方工人和当地军人医院士兵，拿他们的微少口粮分给示威者吃。这是反对政府合作之时兴起的另一种合作。 报纸每天报告新的冲突和叛乱。工人，士兵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提出抗议。士兵的老婆，要求增加津贴，住所和冬天烧的柴火。黑色百人团的鼓动图谋在群众饥饿之中找到燃料。莫斯科立宪民主党报纸《俄罗斯新闻》，旧时是结合自由主义和人民主义（民粹主义）的，如今则以仇恨和厌恶对待真正“人民”了，自由派教授们写道：“骚乱的大浪已经过遍于全俄国了。那种虐杀的自发性和无意义……比其他任何事情使人更难于对付……”使用压迫手段，借助武装力量么？可是恰恰是以当地卫戍军士兵为代表的武装力量，在那种虐杀之中扮演重要角色。群众走到街上来，开始觉得自己是时局的主人。 萨勒托夫地方检察官，报告司法部长马良托维趣道：“主要的祸害，我们无法对付的，就是士兵。自由审判，任意捕人和搜查，征发一切种类物品，——这一切，大多数情形，不是完全士兵干的，便有士兵直接参加。”第一次革命时代马良托维趣还自命是个布尔什维克哩。在萨勒托夫城里，在小县治，在乡村，“司法机关各方面都完全没有得到帮助。”地方检察官办事处也没有时间来登记全体人民所犯之罪哩。 布尔什维克派也深知得到政权之后将遭遇种种困难。彼得格勒苏维埃新主席说：“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口号提出来，我们知道并不会一分钟就治愈一切病痛的。我们需要依照工会执行委员会模型创立一个政权，将给罢工者以它所能的一切，将不隐瞒什么事情，若是做不到时候就将公开承认事实。……” 政府最初开会，有一次讨论各地“无政府”问题，尤其在乡村。又一次宣布必须“不惜采取最坚决的手段”。连带地，政府发现了对付骚乱的斗争所以失败，是因为政府特派员在农民群众之中“不符人望”。为补救这点，政府决定立刻在受骚乱影响的一切省份，组织“临时政府特别委员会”。希望从此，农民就要以欢呼的喊声来迎接讨伐军队了。 不可摇撼的历史力量正在将统治者拉下来。没有人认真相信新政府能成功。克伦斯基的孤立是无可挽回的了。有财产的阶级不能忘记克伦斯基的背叛科尔尼洛夫。哥萨克军官加克流金写道：“那些决心要打布尔什维克派的人，是不愿意为了临时政府政权名义去打的。也不愿意为保卫此政权去打的。”克伦斯基自己虽然挂在政权上，却害怕去使用这个政权。反对派力量的一天比一天长大，麻痹了他的意志，直至最后一根纤维。他逃避任何决定，局势迫得他非行动不可时候，他连冬宫也怕去了。新政府成立之后，克伦斯基差不多立刻把总理职权交给康诺瓦洛夫，而自己到那最少需要他的总司令部去。 直到预备国会要开幕时他才回到彼得格勒来。部长们虽然挽留他，14日还是回到前线去。克伦斯基躲避命运，但命运死跟在他背后。 康诺瓦洛夫是克伦斯基的最接近的同僚，又是内阁协理；据纳博科夫说，他急得没有办法，为了克伦斯基的反复无常和说话不可靠。但是其他阁员的情绪也同他们的总理差不多。部长们傍徨四顾，在惊慌中静听着，等待着，写着不相干的笔记，忙着无聊的小事。例如，司法部长马良托维趣，据纳博科夫说，是非常之着急，关于那些参议院的议员不容许那个穿着普通黑衣服的新同僚索可洛夫加入他们团体的事情。马良托维趣惊慌的问道：“您想怎样办好呢？”又例如，依照克伦斯基定下的而且严格遵守的礼节，部长们互相说话不可以如普通人那样指名唤姓，应当称呼官衔——“某某部长”——一个有力的政权之代表真是应当如此啊。这些阁员们的回忆录好像讽刺文章。克伦斯基自己后来就评论他的陆军部长说：“那是我任命的最使我后悔的人。凡尔霍夫斯基的活动之中杂有难以言语形容的笑话。”但不幸的，乃是临时政府整个活动之中都杂有一种非出于自愿的笑话。这些人并不知道应当做什么事情，或应当到哪里请教去。他们并非当权，而是扮演着当权的人，好像小孩子扮演士兵一般，虽然更能使人发笑些。 米留可夫以目击证人资格，写了这个时期政府首脑的状况，写得很确切：“克伦斯基已经失去了立足地，他愈往前走就愈加露出那种精神病症的一切征象，医学上可以称此症为‘心理的神经衰弱’。同他接近的一部分朋友，早已知道，从早晨极端疲弱的时期，克伦斯基下半天可以变为非常兴奋的状态，由于他服食的药物的影响。”米留可夫解释立宪民主党部长起希金的特别影响，说是因他善于处理这个精神病人，——起希金职业上本是一个精神病医生。这些话是否可靠，是要那位自由派历史家负责的，他自然有种种可能知道实情，但他绝非拿真理做他的最高准绳的。 与克伦斯基最接近的史丹开维奇的话，也证实了米留可夫的解释，即使不是精神病学的解释，至少是心理学的解释。史丹开维奇写道：“克伦斯基给了我以一种全局空洞之印象，一种前所未见的奇异的安静之印象。他的身旁依旧有那些‘小副官’，但再没有接踵而来的群众包围他了，再没有代表团或摄影照明灯了。……表现一种奇怪的闲暇时期，而我得有珍贵的机会，同他谈话几个钟头长久，在此谈话之中，他表现一种奇怪的闲暇。” 政府每次改组，都说是为了一个强硬的政权；而每个新组成的内阁又都大言不惭，但不过几天之后就陷于神经衰弱状态了。那时只等待一个外来的推动，就要倒塌的。这个推动，每次都是由群众运动发出来。你们如果揭开那欺人的外幕看一看，就可以知道，每次政府改组都与群众运动背道而驰。从这个政府到那个政府，都伴随着一个危机；而下次危机又比上次危机更加拖延长久，更加奄奄一息。每个新危机都消耗了一部分政府权力，削弱了革命，颓丧了统治集团。起初二个月执行委员会无所不能，——甚至能够召唤资产阶级到一个有名无实的政权上来。其次二个月临时政府连同执行委员会，也还能够做许多事情，——甚至能够在前线发动一个进攻。第三届政府，连那个消弱了的执行委员会，还能粉碎布尔什维克党，虽然无力进行到底。第四届政府是在最长久的危机以后产生出来的，已经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它刚刚产生出来，就开始死亡；眼睁睁地等待自己的掘墓人。 [1] 译者按，Damocles是古代一个国王的宠臣，国王让他权坐一天王位，但用一根马鬓吊一把利剑在他头上，表示时刻都有被杀的危险。 >
> ## 第一章 十月前的农民 文明社会把农民变做它的驼重的驴子。资产阶级，归根结底，不过改变那重物的外形罢了。人们勉强容许农民处于国家生活的门槛之上，但却被拒之在知识界的门外。通常，历史学家很少注意他们，正如戏剧批评家很少注意舞台上那些不起眼的工役——那些背负天地、变换布景，和打扫演员化装室的工役。农民在过去的历次革命中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直到今天，简直还未曾被阐明。 马克思在1848年写道：“法兰西资产阶级以解放农民开始，靠着农民的帮助，征服了欧洲。普鲁士资产阶级为狭隘的和眼前的利益所限制，竟至于失去这个同盟者，且使之变为封建反革命手里一个武器。”在这个对比之中，关于德国资产阶级的那部分是准确的；但如果说“法兰西资产阶级以解放农民开始”，那就是法国官方神话的一个回声了，这个神话当时甚至影响了马克思。事实上，资产阶级——就这个词的本来意义来说[1] ——用它所有的力量来反对农民革命，1789年的农民请愿书，就已经被各省第三等级领袖借口编纂，删去了其中最激烈最勇敢的要求了。8月4日夜间，国民会议[2]在农村烈焰烧炙之中通过的有名决议案[3]，很长时间内不过是一纸空文[4]。凡是不肯接受这个骗局的农民，都被国民会议责令“回去完成应尽义务，并对[5]私有财产表示出应有的尊重”。国民自卫军[6]在农村不止一次镇压了农民。但城市工人则站在暴动的农民方面，以石头和瓦砾反击资产阶级派来的“讨伐军”。 整整五年之中，每逢革命危急关头，农民都揭竿而起，阻止封建私产者和资产阶级私产者相勾结。而巴黎的无套裤汉们为了共和国抛头颅洒热血，最终把农民从封建的锁链下解放出来。1792年的法兰西共和国建立了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完全不同于1918年的德意志共和国或1931年的西班牙共和国，——这后两个共和国不过是旧制度减去王朝而已。不难看出，两者间的差异根本上在于土地问题。 法国农民并没有直接要求成立共和国，他们只想推翻封建地主。而巴黎的共和派又常常把关于农村的一切事情丢在脑后。但只是有了农民对地主的压力，封建垃圾才得以肃清，从而保证了共和国的建立。一个有贵族的共和国不是共和国——老头子马基雅维利[7]非常明白这一点。艾伯特当总统之前四百年，马基雅维利被放逐到佛罗伦萨，在打鸟和同屠夫赌钱之余，他总结了历次民主革命的经验：“想在一个有许多贵族的国家建立共和国，就必须先铲除这一切贵族不可。”俄国农民们根本上也正是这样想的，他们不用懂得什么“马基雅维利主义”就公然表露出这种见解。 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在工人运动和士兵运动上处于领导地位；但在农民运动上，这个支配地位就必须属于落后的大俄罗斯[8]农业中心和伏尔加河中部流域。在这些地方农奴制残余有特别深厚的根基，贵族的土地所有权更带有寄生性质，农民的分化程度还不深刻，这使得农村的极端贫困更加明显。早在三月，这个地方爆发的运动就立刻染上了恐怖色彩。然而经过统治党派的努力，这运动不久就走上妥协政策的轨道了。 在工业落后的乌克兰，以出口为目的的农村经济，就带有更进步的——因此也更是资本主义的——性质。这里的农民分化比大俄罗斯厉害得多。此外，民族解放斗争，又必然阻遏了——至少暂时地阻遏了——社会斗争的其他形式。然而地域的甚至民族的条件之差异，归根结底不过是时间先后的差异罢了。将近秋天，农民的斗争几乎席卷全国。旧俄罗斯624县之中有482县，即77%，卷入到这一运动当中。如果不算有特殊土地关系的边疆地区：北方区、外高加索、草原地带和西伯利亚，则剩下的481县之中有439县，即91%，发生了农民暴动。 斗争的方式，随地不同，要看那里是耕地、森林、牧场，是佃农劳动还是雇佣劳动为主而定。在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这一斗争也相应地改变了形式和方式。但一般说来，农村的运动还是同城市的运动一样，经过了相同的两大阶段——当然时间上不可避免地落后了一点。在第一个阶段，农民顺应于新制度，希望依靠新的机关来解决他们的问题。然而在这里，形式上的改变大于实质上的改变。莫斯科某自由派报纸——革命以前带点民粹派色彩的——此时很坦白地表现了1917年夏季地主的精神状态：“这帮农民眼睛四处乱转，他们现在还没怎么着，但是看看他们的眼睛吧，——他们的眼睛告诉你：凡在他们周围的土地，都是他们的土地。”4月间，坦波夫省农村打给临时政府的电报，最能令人了解农民这种“和平”政策：“我们愿意为了已得的自由而保持和平。但正因如此，我们不许在立宪会议召开前出租地主的土地，否则我们宁愿流血也不肯让别人耕种这些土地。” 农民更容易用这种恭敬地恐吓的态度说话，因为他们向那些历史权利施加压力时，几乎可以不同国家发生直接的冲突。各地方没有什么政权机关。乡镇委员会指挥警察，法院解体了，政府特派员没有权力。农民可以对着他叫喊：“你是我们选出来的，我们也可以一脚把你踢出去。” 夏天，农民继续进行几个月前就开始的斗争，他们离国内战争越来越近了，他们的左翼甚至越过了国内战争的界限。根据塔干洛格区域地主们的一个报告说，农民自发地夺取干草，占据土地，阻止耕种，任意规定租额，把地主和管家赶跑。根据尼齐高老特特派员一个报告，在他那一省，暴力行动和强占土地与森林是一天比一天多。县特派员害怕被农民看做是保护大地主利益的。农村警察也不很可靠：“警察常同暴民一起行凶。”在希吕塞尔堡县，镇委员会阻止地主砍伐自己的森林。农民的思想是简单的：树已砍倒之后，无论什么立宪会议都不能使之复活。宫殿管理部特派员抱怨农民夺取干草：我们不得不买干草来喂宫中马匹了！在顾尔斯克省，农民把德列钦可的施了肥料而不耕种的土地拿来分了——地主就是现任外交部长。农民向奥勒尔省一个种马场主人施奈德声明：他们不仅要割去他的地产上面的料草，还要把他本人“送去当兵”哩。乡镇委员会命令罗将柯产业的管理人，将干草交给农民：“你如果不听土地委员会的话，那对你可就是另一套了，你会被逮捕。”——签名和盖印。 从全国所有的角落——从受害者那里，从地方当局那里，从善心的旁观人那里——不断发出抱怨和号叫。地主的电报是对那个粗俗的阶级斗争理论的最光辉的反驳。那些贵族，那些庄园领主，那些宗教的和世俗的农奴主人，全是替公众福利操心。他们的敌人并不是农民，而是布尔什维克派——有时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自己的财产，仅仅从祖国安定的观点来看，才使他们关心。乔尼果夫省立宪民主党三百个党员，宣称：农民受了布尔什维克派煽动，不要那些战俘做工，而独自去收割。结末，他们威吓道：“我们将无力缴纳国税。”在这些自由派地主看来，人生的真义就在于维持国库！国家银行博独斯克分行，抱怨乡镇委员会的专横，“往往奥地利俘虏当委员会主席”。说这个的，是受了凌辱的爱国主义。在夫拉地米尔卡雅省，公证人奥丁佐夫的领地内，农民拿走了建筑材料，那本来是“为慈善机关准备的”。公证人只为了做慈善事业而生活！博独斯克主教报告：人们任意抢夺那属于大主教所有的森林。教会检事长诉苦，说人们抢夺去亚历山大尼夫斯基修道院的牧地。基兹利亚斯克女修道院院长，诅咒地方苏维埃委员天打五雷轰，因为他们胆敢干预修道院的事务，没收地租为己用，并“煽动女修士起来反抗院长”。所有这类事件都是直接危害了教会的利益。托尔斯泰伯爵，列夫·托尔斯泰的一个儿子，以乌芬省农业家协会之名，报告道：土地交给农村委员会，“不等待立宪会议议决……将激起有地产的农民的气愤……本省共有二十多万这样的农民……”贵族地主是专为那些小兄弟们着急的。脱威尔省一个地主，参议员贝尔嘉特，可以不追究人家砍伐他的森林，但很气愤于农民之“不愿服从资产阶级的政府”。坦波夫省一个地主，威廉弥诺夫，要求保护两处“供给军队需要的”地产。这两处地产，凑巧是属于他所有的。在唯心主义哲学家看来，1917年地主的电报真是无价之宝；唯物主义者在其中看到的，则是各种厚颜无耻的标本的展览，他还会说：大概，剥夺有产者的大革命甚至剥夺了有产者作出体面伪善姿态的能力哩。 那些被害者向县省当局，向内政部长以及向内阁总理求救，照例是得不到结果。那么应当向谁求救呢？向国会议长罗将柯求救呀！从七月事变到科尔尼洛夫叛乱之间，这位御前大臣又觉得自己是个有势力的人物了：多少事通过他的电话铃完成了啊。 内政部官吏发了许多通告给各省当局，要他们解送罪人到法庭去受审判。冒昧的萨马拉省地主们在电报里回答道：“没有社会主义部长签字的通告是没有效力的。”社会主义的用场原来如此！策列铁里不得不压下他的羞耻心：7月18日，他发出了一个冗长的训令，要人家采取“迅速而坚决的步骤”。同地主们一样，策列铁里也只关心于军队和国家。但岂有此理！——农民居然认为策列铁里保护的是地主。 政府对付农民的手段，忽然改变了。7月以前通用的手段是口头劝说。如果派了军队下乡，那也只是为了保护政府代言人。然而战胜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之后，骑兵队就直接交给地主调遣了，——现在没有口头劝说者跟着军队来了。在喀山省，骚动最甚的省份之一，引青年历史家尤果夫的话来说，“只能用逮捕、派兵下乡，甚至恢复鞭刑……等手段……才能迫使农民服从”。在其他地方，这些压迫手段也不无效果。地主产业受损害的数量，在7月间减少了一点：从516件减到503件。8月，政府更加成功：骚动的县份，从325县减至288县，即减少了11%，受损害的产业数量甚至减少了33%。 有些地方，以前是最骚动的，现在则沉寂下来或退居次要地位。另一方面，有些地方以前是可靠的，现在则走上斗争之路。仅仅一月之前，本沙省特派员还描写了一副令人放心的图画：“乡间忙着收割，……大家正在准备选举镇地方自治会议。政府危机时代很安静地过去了。新政府的成立，令人大为满意。”到了8月，这种田园诗似的情景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果园被大量劫掠，森林被砍伐，……要恢复秩序，惟有诉诸武力。” 就一般性质说，夏季的运动仍全都还处于术语“和平”时期。然而，激烈行动的征兆，虽然微弱，已无疑可以观察出来了。起初四个月，直接攻击地主邸宅之事，渐渐减少；但从7月起又渐渐增加了。那些研究者把七月发生的冲突分为以下几类，由多到少依次是：夺取牧场、收成、粮食、饲料、耕地、农具；为了工作条件而发生冲突；破坏地主地产。8月间，顺序则是这样：夺取收成、贮藏、粮食饲料、牧场，夺取耕地和森林；农村恐怖。 9月初，克伦斯基以总司令身份颁发一个特别命令，重复他的前任科尔尼洛夫的议论和恐吓，反对农民做的“暴力行为”。几天之后，列宁写道：“若非立即将一切土地都交付农民，则地主和资本家就要激起一个非常吓人的农民暴动了。”在以后的一个月中，这个预言成了事实。 因农村冲突而受损害的地产数目，9月间比8月间增加了30%，10月间又比9月间增加了43%。9月全月和10月头三个星期，发生的冲突占三月以来的数量的三分之一。然而斗争的坚决程度比数量增加得快得多。在起初几个月中，即使是直接夺取各种农业用地，也披着妥协方法的缓和的和掩饰的那种契约的外表。但现在合法的伪装褪去了。每种运动都现出更果敢的性质。农民以前用的是种种程度不齐的强迫形式，现在则直接用暴力夺取地主产业的各个部分，捣毁贵族窠巢，焚烧地主邸宅，甚至杀死地主和管家。 在6月里所发生的改变租佃条件的斗争的数量数超过了捣毁运动，10月间则减少至于捣毁案件数的四十分之一了。而且租佃运动也改变了其性质，仅仅成了驱逐地主的另一种方法。不许买卖土地和森林让位于直接夺取。大量伐木和大量放牧，也带了故意破坏地主财产的性质。9月间共计有279件公开破坏私产的事情；这类事件现在共占所有冲突事件八分之一以上了。警察记录的，在2月到10月间这类破坏事件中，42%以上，发生于10月。 为了森林而进行斗争特别无情。常常整个村庄被烧为平地。木料看守得很牢，而且卖价很高；农民则急需木料；此外储备冬季取暖用的柴火时候也到了。莫斯科，尼齐高老特，彼得格勒，奥勒尔和伏伦诸省，总之全国所有地方，都有人抱怨关于森林被毁坏和存储木材被夺取的事情。“农民无情地任意砍伐森林。”“地主二百俄亩的森林都被农民烧光了。”“克里木夫县和欠里可夫县的农民，破坏了森林，糟蹋了冬麦……”护林人逃走了：地主的森林发出呻吟之声；木片飞得到处都是。这一年秋季，农民的斧头是热烈地替革命打拍子的。 在那些输入谷物的区域，粮食状况恶化得比城市更加迅速。不仅食物缺少了，连种子也缺少了。在那些输出的区域，为了加倍抽空了粮食资源，局势也好得不多。谷物提价打击了穷人。在许多省份，发生了饥饿暴动，人们掠劫了谷仓，捣毁了粮食管理机关。人民拿别的东西代替麦子吃。各处报告流行了坏血病和伤寒病，很多人因绝望而自杀。饥荒和它产生的怪影与富足和奢侈为邻，特别令人无法忍受。农村中最穷苦的阶层加入到斗争的前锋队伍中来了。 痛苦的浪潮从水底掀起了不少泥泞。在考斯脱罗马省，“见到了黑色百人团的和反犹太人的鼓动，犯罪案件日见增加……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兴趣显然减少了。”特派员这个报告，最后一句话意思是说：有教养的阶级不理会革命了。黑色百人团的保皇精神，忽然从博独斯克省发出呼声：德米多夫卡村委员会不承认临时政府，并认为尼古拉·亚历山德洛维奇皇帝是“俄国人民最忠实的领袖”。临时政府若不下台，“我们就要去同德国人联合”。然而这样的大胆宣言，是独一无二的：农民之中的保皇党，随着地主中的保皇党，早就改变颜色了。有些地方，譬如那个博独斯克省，士兵同农民一起捣毁了酿酒厂。特派员报告：发生了无政府状态：“农村和人民灭亡了；革命灭亡了。”不，革命远没有灭亡。它正在替自己挖一条更深的河道，奔腾的水已经涌到河口了。 9月7日夜里，坦波夫省塞欠夫卡村农民，拿着棍子和草叉子，沿家叫人出来，不分老少，都去捣毁地主罗曼诺夫的家。在一次全村大会上，有一群人提议有序夺取地主地产，财产在居民间均分，房屋则留做文化事业之用。但穷人要求烧去房屋，不让一砖一石留着。穷人占会场大多数。那一夜，火光如海，吞没了全镇地主的地产。凡可燃烧的都烧着了，连实验农场也烧着了。牲畜良种则被屠杀。“他们醉到发狂。”火焰从这乡镇烧到那乡镇。农村战士现在已经不以干草叉和镰刀为满足了。省特派员打来电报道：“农民和其他不知名的人，带着转轮手枪和手榴弹，正在捣毁兰伦堡县和里亚支县地主的产业。”正是战争把高级技术引入到农民暴动之中。地主协会报告，三天之内烧去了二十四处地主地产，“地方当局没有能力恢复秩序”。隔了许久，军区司令派来的军队开到了；宣布戒严，禁止集会，逮捕主谋者。地主的财物满谷满坑，好多劫掠来的东西被沉入河底。 本沙省一个农民贝季雪夫记道：“九月间，大家都去捣洛格文家（他家在1905年也被捣毁过）。一长串的牲口和车子开到他的地上去，搬了东西回来；几百个农民和婆娘，把那里的牲畜，粮食之类搬了来。”“地方当局请来的一队兵图谋取回一部分物品，但村里足有五百个农民和农妇，军队散去了。”显然，士兵们并不热心恢复地主的被践踏的权利。 在陶立特省，据农民葛本宁科的回忆，从九月底起，“农民就捣毁地产，驱逐管家，夺取牲口，农具和谷物，……他们甚至卸下窗板，门板，地板，铅皮屋顶，拿回家去。……”明斯克一个农民格伦科记道：“起初，他们不过徒步来，能拿就拿，能穿就穿。但后来只要有马的，都把马赶过来了，一车一车地把东西装回去。人挤得无法通过。……他们把空车拉来，把物件装走，从中午十二点钟起，持续了两天两夜，没有一刻停顿。在这四十八小时之中，他们搬去了所有的物品。”据莫斯科省一个农民顾士弥欠夫说，为夺取地主财产做辩护的理由如下：“地主是我们的人，我们替他做工，他所有的财产应当属于我们这些人的。”从前，贵族对农奴说：“你们是我的人，凡是你们的都是我的。”现在农民就回敬道：“地主是我们的人，凡是他的财富都属于我们。” 另一个明斯克农民诺维可夫回忆道：“在许多地方，他们夜里吓唬地主。烧地主的邸宅对他们来说越来越经常。”以前当过总司令的尼古拉·尼古拉也维奇大公的产业也遭了殃。“他们搬去了搬得动的一切东西以后，就打破了炉灶，搬走了了炉盖，撬起了地板和壁板，统统搬回家去……” 这类破坏行动背后是有几百以至几千年历史的农民战争的战略：将敌人的堡垒夷为平地，不让敌人有藏身之所。顾尔斯克省一个农民采干可夫回忆道：“比较明白道理的人说：‘我们没必要烧掉那些房屋，那是可以给我们拿来办学校和医院的。’但是大多数人则叫喊：‘我们必须毁灭一切，形势改变时，我们的敌人也无处藏身。’”奥勒尔省一个农民萨夫钦科回忆道：“农民夺取了地主的所有地产，驱逐地主出去，打破地主屋子的门、窗、天花板和地板。……士兵说：‘你们既然捣毁豺狼巢穴，你们也应当杀死那些豺狼。’听到这些威吓的话，最大的和最重要的地主就躲藏起来，所以没有发生杀死地主的事情。” 在维特卜克省的查列西村，农民烧了那满储麦子和干草的仓库，那是一个法国人贝尔纳所有的。农民没有兴趣去研究属于哪国人所有的问题，因为好多地主都赶紧把自己的产业移转给享有特权的外国人。“法国大使馆要求采取措施。……”在接近前线的区域，十月中旬是谈不上采取什么“措施”的，就是为要讨好法国大使馆也没有用。 对梁赞附近一个大地产的捣毁继续了四天。“连小孩子也参加了劫掠。”地主协会警告诸位部长，若不设法采取措施，“私刑，饥荒和内战，就要爆发了。”很难明白，地主为什么还将国内战争说做是将来的事情。 九月初，合作社开大会时候，柏坚涵，兼营商业的富农领袖之一，说道：“我确信，整个俄国尚未完全变成疯人院，现在，在很大程度上说，只有大城市居民发了疯。”农民中富足的和保守的部分，说出这样自满的话，是不可救药地落于时代之后的：恰好在这个月内，农村完全脱离了理性的羁束，而农村斗争的残酷更是城市“疯人院”望尘莫及的了。 四月间，列宁还认为爱国派的合作社和富农，会把农民中的主要群众拖向与资产阶级和地主妥协的道路。因此，他才如此孜孜不倦地主张设立特别的雇农代表苏维埃，主张农民中最穷苦部分建立独立的组织。然而一月又一月过去了，现实却表明，布尔什维克政策这个部分并没有真正在农村生根。除了波罗的海沿岸诸省外，并无雇农苏维埃产生。贫农也未曾找到独立的组织形式。仅仅用雇农和贫农的落后来解释这件事情，并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本质。主要的原因乃在于历史任务本身：即，这是一个民主的土地革命。 在那两个最主要问题，即佃租劳动和雇佣劳动问题上，最有说服力地表明：反对农奴制残余的普遍的斗争，截断了贫农以及雇农走向独立政策的道路。在俄罗斯欧洲部分，农民向地主租佃了三千七百万俄亩土地，约占全部私有土地的60%；农民每年付给的地租共四亿卢布。二月革命后，反对租佃的苛刻条件之斗争成了农民运动的主要原素。农村雇工的斗争，占了较小的但仍很重要的位置，使得雇农不仅反对地主，而且反对那剥削别人的农民。佃农为了减轻租佃条件而斗争，雇农则为了改善劳动条件而斗争。二者用各自的方法，都以承认地主为财产主人和老板为出发点。但是一经有可能把事情实行到底时——就是说他们自己只要能够取得土地自己耕种时——贫农就不关心佃租问题，而工会对于雇农也就失去吸引力了。正是这些农业工人和贫苦佃农，加入了总的运动，给了农民战争以最后的坚决性，让形势不可逆转。 但反地主的运动并未如此完全地抓住农村的另一极端。在运动未发展公开的暴动之前，农民上层分子在运动有很大的作用，有时甚至是领导的作用。然而到了秋天，富裕的农民却对农民战争的蔓延报不断增加的不信任态度。他们不晓得事情将如何结束；他们是有利益可损失的；他们离开了运动。但是他们并不能完全离开：农村不许他们这样做。 比“自己人”——村社富农——更保守和更抱仇视态度的是那些村社之外的小土地所有者。全国共有六十万户农民拥有五十俄亩以上的土地。有好多地方，他们构成了合作社的骨干，在政治上，尤其在南方，倾向于保守的“农民联合会”已经成了通往立宪民主党去的一座桥梁。据明斯克一个农民古里斯说：“那些‘脱离者’[9]和富农，拥护地主，并图谋以劝说平息农民。”有些地方，受了当地条件影响，农民内部斗争在十月革命以前就是非常激烈的。在这些斗争之中，那些“脱离者”遭遇最惨。尼齐高老特农民顾士弥舍夫说：“他们的农舍差不多都给烧光了，他们的财产一部分被毁灭。一部分被农民夺取了去。”“脱离者”是“地主的庸仆，受地主委托看守森林地区，又是警察、宪兵、及其主人所信任的人物。”尼齐高老特县好多乡区，最有钱的农民和商人，秋天完全逃走了，直至二、三年后才敢回老家。 但在全国大多数区域，农民内部关系并未如此尖锐。富农很策略地行动，制止着，抵抗着，但不同村社处于太剧烈冲突的地位。普通农民也不放心富农，不让他们同地主联合。贵族和农民之间为影响富农而进行的斗争贯穿1917年全年，中间表现为种种不同形式，从“客气的”胁迫直到残酷的恐怖。 当大庄园领主向有产农民打开贵族会议的大门时，那些小土地所有者开始公然离开了贵族，免得同归于尽。用政治的语言说：革命以前属于极右党的地主，现在则染上了自由主义的色彩，凭旧的记忆要把它作为保护色；至于有产的农民，以前常常拥护立宪民主党人的，现在则左倾了。 九月间召开的别摩省小土地所有者大会，特别表明与莫斯科地主大会不同；莫斯科大会为首的是一些“公爵，伯爵和男爵”。一位有五十俄亩土地的小土地所有者说道：“立宪民主党人从来没穿过土布衣服和麻绳鞋子，所以永远不会保护我们的利益。”自己劳动的土地所有者离开了自由派，便去寻找那些拥护财产权的“社会主义者”。一个代表站出来赞成社会民主党。他说：“……工人么？给他土地，他就会到农村来，就会不吐血的。社会民主党人是不会从我们这里拿去土地的。” [10]他说的，自然是孟什维克派。“我们不把我们的土地给任何人。得到土地很容易的人，失掉土地一样很容易，就好像贵族地主；但农民是辛辛苦苦才得到一块土地的。” 这年秋天，农村都在同富农斗争，并非驱逐富农，而是强迫他们加入总的运动，保护这个运动以抵抗右边来的打击。有时，有人因为不去捣毁地主地产，而被人当作叛逆处死。富农尽可能地摇摆，给自己留“空间”。但到了最后，挠挠头皮，就把那些喂得肥肥的马驾在铁轮车上，分产去了。而且常常分得最多。本沙省农民贝季雪夫说道：“富农得到的最多，他们有马匹，又有闲人。”奥勒尔省的萨夫钦科说的话也差不多：“富农大多得到最好的部分，他们是吃得饱饱的，而且有方法把木料搬了去……” 依照凡门尼欠夫计算，二月至十月间，除与地主发生四千九百五十四件冲突之外，农民还与农村资产阶级发生冲突的三百二十四次。非常清楚的对比！这个对比已足够确定以下一个事实，即是：1917年的农民运动，在其社会基础上说，并非反对资本主义的，而是反对残余农奴制的。以后，在1918年，彻底的肃清贵族地主之后，才开展反对富农的斗争。 农民运动这个纯粹民主的性质，照理能够给予官方民主派以坚不可摧的力量，但事实上最足以证明这个民主派是何等的衰朽。如果你从上头往下看，则农民完全是受社会革命党领导的，选举社会革命党人，跟着他们走，几乎同他们合为一体。在五月间农民苏维埃大会上，选举执行委员时，欠尔诺夫得到八百一十票，克伦斯基得到八百零四票，列宁只得到二十票。欠尔诺夫之自称为“农民部长”，并非毫无根据！然而农村的战略突然和欠尔诺夫的战略分道扬镳，也非毫无根据。 经济上的分散地位，使得农民虽有力和个别的地主斗争，却无力对付那化身于国家之中的一般的地主。所以农民天生有一种需要，依赖于某个传说的国家之上，以反对真实的国家。在古时，农民便创立若干僭称的“真命天子”，或团结在一个幻想的皇帝“金诏”周围，或一个传说的“太平盛世”周围。二月革命之后，农民团结于社会革命党的“土地与自由”旗帜之下，希望借此旗帜帮助来反对那些做了政府特派员的自由派地主。民粹派纲领与真实的克伦斯基政府之间的关系，正如幻想的皇帝诏书与真实的专制皇帝之间的关系一般。 在社会革命党的纲领里面始终含有好多空想的东西：社会革命党人希望在小商品经济基础之上建立社会主义；但他们的纲领基础乃是民主革命的：没收地主土地。到了必须实行它的纲领时候，这个党却纠缠在一个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政府里面了。不仅地主坚决反对没收土地，立宪民主党银行家也反对没收土地。因为以地产作抵押品，银行共借出了四十万卢布。为了在立宪会议时候能与地主们和和气气商谈地价问题起见，社会革命党人便竭力不许农民去触犯土地。如此，他们就失去立足地了，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社会主义的空想性，而是因为他们的民主政纲的不彻底性。他们的乌托邦主义也许需要若干年来证验，但他们背叛民主的土地政纲这一事实只用几个月就暴露出来了：在社会革命党政府之下，农民只有走上暴动道路，才能实行社会革命党的政纲。 7月，政府在农村采取压迫手段时候，农民赶紧跑去祈求那些社会革命党人保护。他们请求小本丢保护免受老彼拉多的打击[11]。城里布尔什维克派势力最衰弱那一个月，恰是农村社会革命党势力最扩张的时候。如常见的现象一样，尤其在革命时代，组织扩张至最大限度，恰与政治影响开始衰落同时。农民躲在社会革命党人背后以避免社会革命党政府的致命打击，于是渐渐对政府，对党，都不信任了。如此，社会革命党组织在农村扩张，遂成为这个无所不包的党的致命打击：在下层的从事反抗，但在上层的施行压迫。 7月30日，在莫斯科，军事组织开会时，前线来的一个代表，一个社会革命党人，说：农民虽仍自认为是社会革命党人，但他们和党中间已经有了裂痕。士兵方面也证实了这个现象：受社会革命党人鼓动影响，农民还是仇视布尔什维克派的，但实际上他们是照布尔什维克派方式决定土地和政权问题。布尔什维克包伏志斯基，在伏尔加一带做工作，证明：那些最受人尊敬的社会革命党人，即那些参加过1905年运动的人，渐渐觉得被人推到旁边去了：“农民们称他们为‘老头子’，表面上很敬重他们，但实际上按自己意思来投票。”叫农民“按自己意思”来投票和行动的，乃是工人和士兵。 工人对于农民的革命影响，是测算不出来的，那是连续不断的，分子一般的，无孔不入的影响，所以不能测算。工人和农民互相影响，比较容易拿如下事实来说明：很多工厂设在农业区域。但是最欧洲化的城市——彼得格勒——的工人，与老家所在的农村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夏天几个月渐渐增加的失业，以及资本家关闭工厂，迫使好几千工人回到农村。其中大多数变成了鼓动者和领袖。 5月和6月，在彼得格勒，人们依照各省各县甚至各乡镇组织了工人同乡会。工人报纸之中特辟专栏登载同乡会消息，那里有故乡状况的报告，代表带回的训令，以及捐钱做宣传用等。暴动以前不久，这些同乡会还联合起来，设一个中央局，归布尔什维克派领导。同乡会运动不久就波及于莫斯科、脱威尔，多半还波及到其他许多工业城市。 然而就直接影响农村来说，士兵还更重要些。只有在前线的人为条件之中，或在城市的兵营里面，青年农民才相当克服了他们的散漫生活，从而面对着全国性的问题。然而这里，他们的政治依赖地位仍然暴露出来。农民不断地受爱国派的和保守派的知识分子领导，以及后来之努力要脱离他们，都指望能在军队之中单独地团结起来，与其他社会团体分开。当局很不欢迎这种倾向，陆军部反对它，社会革命党讨厌它。农民代表苏维埃在军队里扎根尚浅。即使在最顺利的条件之下，农民也不能把他们的繁多的量转变为一种政治的质的！ 惟有在革命的大城市里，在工人直接影响之下，农民士兵的苏维埃才能展开重要的工作。譬如从1917年4月到1918年1月1日之间，彼得格勒农民苏维埃派了一千三百九十五个鼓动员，携带着特别委任书，到农村去；没有携带委任书的鼓动员也有同等数量。这些鼓动员共去六十五省地方。在喀琅施塔得，海陆士兵之中也组织了同乡会，学着工人的榜样；同乡会也派出代表，携带证明书，有“权利”免费乘火车和轮船。私家铁路接受证明书，不发怨言；冲突起于国有铁路上。 然而这些正式派出去的代表，在农民沧海之中不过是几粒粟而已。那几十万几百万士兵，自动离开前线和后方卫戍军的，做的工作更大得多了；他们的耳朵里还响着群众大会演说时那些激烈的口号。那些在前线一声不响的，回到老家去便侃侃而谈。他们说话不会没有人热心听的。莫斯科一个布尔什维克穆拉洛夫说：“莫斯科周围农民，大大左倾。……莫斯科省内农村和镇市，充满了前线逃兵。城里尚未与农村断了联系的无产者也常下乡去探访农民。”据农民奥钦可夫说：加鲁卡省尚在睡梦之中的农村，“在六七两月中被那些为了种种缘故从前线回家来的士兵唤醒了。”尼齐高老特特派员报告道：“所有侵权事件与非法行为，与那些逃亡的或请假的士兵，或团委员会代表之出现于本省有关。”左洛托诺希次基县亲王夫人巴良丁斯该雅的产业总管，八月间控告土地委员会的不法行为，委员会主席是个喀琅施塔得水兵加特朗。布古尔明斯克县特派员报告：“请假回家的海陆士兵，进行一种鼓动，意图造成无政府状态和虐杀情绪。”“在姆格林斯克县，则洛哥希村，来了一个水兵，以自己的权威禁止森林木料输出为柴火及枕木之用。”即使不是士兵发动斗争的，也是士兵结束斗争的。在尼齐高老特县，农民捣乱一个女修道院，割掉了牧草，打破了篱笆，不让那些女修道士出去。院长不肯屈服，警察来捉拿农民去并惩罚他们。农民阿伯可夫写道：“事情拖延下去了，直至士兵到来。弟兄们立刻捉贼擒住了王”：修道院被清洗了。在毛奇略夫省，据农民波卜可夫说：“从前线回来的士兵，是委员会最初的领袖，领导驱逐地主这项工作。” 从前线回来的人，带来了惯用步枪和刺刀来对付人的那种人的巨大决心。连士兵的老婆也从丈夫那里传染了这种斗争情绪。本沙省农民贝季雪夫说：“九月间士兵老婆发起了一个有力的运动，她们在会议上主张向地主进攻。”其他省份也有这种情况。在城市里，士兵的老婆也常常起酵母作用。 依照凡门尼欠夫统计，士兵领导农民斗争的，三月间占全数1%，四月间占8%，九月间占13%，十月间则占17%。这些数字不能说精密可靠，但也已清楚地表明了总的趋向。社会革命党教员、书记和小官吏，渐渐失去领导权而让位于士兵了；士兵是不顾一切去做的。 帕尔乌斯，以前有名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著作家，大战中发了财，但丧失了他的原则和他的洞察力；他拿俄国士兵来比中世纪的雇佣兵、强盗和暴徒。要信他的话，只有闭上眼睛不看以下事实：俄国士兵虽然无法无天，始终不过是历史上最大的土地革命的实行工具而已。 运动尚未完全破坏法律以前，军队下乡保持着象征的性质。差不多只有哥萨克军队才可以实际用来讨伐农民。“四百名哥萨克兵开入塞独卜斯克县……这个手段有镇定人心的效力；农民宣布他们等待立宪会议裁决”，——这是10月11日自由派报纸《俄罗斯之声报》说的话。四百名哥萨克兵自然是一个有力的论据，有利于立宪会议！但全国没有那么多哥萨克兵，而且哥萨克兵也不可靠了。同时，政府却愈来愈不得不采取“坚决手段”了。革命最初四个月当中，凡门尼欠夫计算共有十七次武力讨伐农民事件；七、八两月里共有三十九件；九、十两月里则增加至一百零五件。 以武力镇压农民运动，无异于是火上浇油。在大多数情形之下，士兵转到农民方面来。博独斯克省一个县特派员报告道：“军队组织，甚至个别队伍，在干涉着社会的和经济的问题，在强迫（？）农民去夺取地产，砍伐森林，有时在某些地方军队还自已参加劫掠，……地方军队拒绝参加镇压暴动……”如此，农村暴动打开军队的最后水闸了。在农民战争受工人领导的环境之下，军队绝不可能被人用来镇压城市的暴动。 农民从工人和士兵第一次知道了一些新的事情，关于布尔什维克，——一些与社会革命党告诉他们的不同的事情。列宁的口号和他的名字，深入农村去。然而渐渐增加的控告布尔什维克派的案件，在好多情形之下，是杜撰的或夸张的。地主们希望以此更有把握得到救援。“在奥斯特洛夫斯基县，是完全的无政府状态，这是布尔什维克宣传的结果。”从乌芬省来了消息：“一个镇委员会委员，毕西里也夫宣传布尔什维克派政纲，并公开宣称地主应当吊死。”为了求得“保护，免遭抢劫，”诺甫高老特地主波朗尼克不忘添加几句话说：“执行委员会完全是布尔什维克派。”这话实际上是说，那些执行委员会都不袒护地主。沁比斯克省一个农民朱莫林说：“八月间，工人开始下乡来，替布尔什维克党做宣传，解释它的政纲。”塞别次县一个检察官，侦查一个从彼得格勒来的纱厂女工，塔祥娜·弥海洛瓦，二十六岁，“号召她那一村人起来推翻临时政府，并赞美列宁的策略。”在斯莫连斯克省，八月底，据农民可托夫说，“我们开始注意到列宁，开始听到列宁说的话……”然而在乡镇地方自治会议中，他们仍旧选举了大多数社会革命党人。 布尔什维克党努力去同农民接近。9月10日，尼夫斯基要求彼得格勒委员会出版一种农民报纸：“我们必须安排，不要重蹈巴黎公社的覆辙，那时农民不了解巴黎，巴黎也不了解农民。”报纸《贫农报》不久就出版了。但虽如此，在农民中纯粹的党的工作，仍然是微不足道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力量，并不在于技术手段，并不在于机关，而是在于正确的政策。正如扬风传播种子一般，革命的旋风也传播列宁的思想。 脱威尔省一个农民伏罗比也夫回忆道：“九月间，不仅前线士兵，连贫农也渐渐大胆起来，在会场上替布尔什维克派辩护……”这话，沁比斯克农民朱莫林也证实了：“在贫农以及若干中农中间，列宁的名字常挂在口头上；凡有谈话，都是说列宁。”诺甫高老特一个农民格黎哥里夫，说起镇里一个社会革命党人称布尔什维克派为“强盗”和“卖国贼”时候，农民如何咆哮起来：“打倒那只狗！用石头打死他！再不要告诉我们好听的鬼话了。土地在哪里呢？你们的话听厌了！我们要布尔什维克派！”这个故事，以及不少这类事情，也许是属于十月革命之后了。因为在农民脑中，事实记得很牢，但年代则不很可靠。 士兵秦宁诺夫回到奥勒尔省他的故乡来，带来了一箱子布尔什维克宣传品，却不受他的村里人欢迎。他们说：恐怕是德国金子罢。但在十月，“乡镇支部共有七百个党员，好多枝来福枪，一有事情就出来拥护苏维埃政权。”布尔什维克弗拉舍夫说起，纯粹农业省份，伏龙尼士省，农民们如何“从社会革命党欺骗底下觉醒过来，开始关心我们的党。为了这个原故，我们有许多村镇支部，许多人订阅我们的报纸，我们的委员会的狭小会所拥挤着许多农民。”在斯莫连斯克省，据伊凡诺夫回忆说，“农村很少布尔什维克派，县里也不多。没有布尔什维克报纸。传单不常散发。……然而愈近十月，农村就愈加倾向于布尔什维克派了……” 伊凡诺夫又说：“在那些县里，十月以前苏维埃中有布尔什维克派影响的，捣毁地主产业事件，或者没有发生过，或者规模很小。”然而并非处处都是这样的。譬如塔对希说：“布尔什维克派要求土地交给农民，这个口号非常迅速地被毛奇略夫县农民群众接受了去，农民们捣毁了地主的产业，有时放火烧了房子，夺取了牧草场和森林。”这两个人的陈述，本质上并没有冲突。布尔什维克派的一般鼓动，无疑培植了农村中的国内战争。但凡布尔什维克派立下稳固脚跟地方，他们自然图谋，在不减弱农民攻势限度内，调整其运动形式，并缩小破坏程度。 土地问题不是孤立的。在战争最后阶段，农民特别受痛苦，无论以购买者资格或以出卖者资格。人家问他买麦子，依照官定的价格，而工业制品则一天比一天更买不起了。农村和城市经济关系问题，后来以“剪刀差”之名提出，成为苏维埃经济的中心问题，——此时已经现出吓人的面貌来了。布尔什维克派对农民说：苏维埃必须夺取政权，给你们土地，停止战争，恢复工业，工人监督生产，调整工业制品和农业产品的价格。这个对策，无论如何简略，却指出了道路。10月10日，托洛茨基在工厂委员会会议上说：“隔离我们和农民中间的那堵墙壁，便是阿夫克森齐耶夫派出去的那些苏维埃人员。我们必须打破这堵墙壁。我们必须向农民解释：须待工人能监督有组织的生产，工人才能以农具供给农民。”这个会议照此意思发了一篇告农民书。 彼得格勒工人，那几日，在工厂里，设立特别委员会，搜集破铜烂铁给一个特别中心之用；这中心组织名为“工人送农民”。这些破铜烂铁是用来制造最简单的农具和器皿的。工人这种第一次有计划地闯入生产过程，规模还是微不足道的，而且鼓动目的超过于经济目的，但总归开启了一个前途，为了最近的将来。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看见布尔什维克派进入农村禁地，害怕了，图谋阻止这个新事业。但是衰朽的妥协派，在农村中的立足地既然崩陷之后，再也无力于城市方面同布尔什维克派竞争了。 脱威尔省农民伏罗比也夫于事后写道：布尔什维克派鼓动的回声“如此唤起了贫农，使得我们可以断言：十月革命即使不发生于10月，也必然发生于11月的。”关于布尔什维克主义政治势力如此有声有色的形容，却与布尔什维克派组织薄弱之事实并不矛盾。革命只能在如此显然不相配称之中开辟了一条道路。顺便说一句，正是为了这个原故，革命运动才不能被驱入形式的民主政治框壳之内。要完成土地革命，无论在十月或在十一月，农民并没有其他道路，除了利用同一社会革命党的日渐破旧的组织。这党的左边分子，在农民暴动压迫之下，匆匆忙忙无系统地团结起来，跟着布尔什维克派走，且与布尔什维克派竞争。在以后几个月中，农民的政治变化主要是在社会革命党左派那面破旧的大旗之下进行的。这生命如蜉蝣般短暂的党，成为了不稳定的、模仿农村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形式，成为了一座临时桥梁，从农民战争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 土地革命应该有其自己的地方机关。这种机关是什么样式呢？农村里有好多种组织形式：国家机关，如镇执行委员会，土地委员会和粮食委员会；社会机关，如苏维埃；纯粹政治机关，如政党；最后还有自治机关，如镇地方自治会议。农民苏维埃那时不过成立于省范围，部分则于县范围而已。很少有镇苏维埃存在。镇地方自治会议很慢地生下了根。另一方面，土地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虽然本来是国家机关，却变成了农民革命的工具；这事初看似乎是奇怪的。 土地委员会总机关，由政府官吏、地主、教授、农学家、社会革命党政客和各种不同的农民组成，——根本上是土地革命的主要制动机。省委员会从来未曾停止其为政府政策的传达机关。县委员会则摇摆于农民和上司之间。乡镇委员会，因是农民选举的，又因在农村人眼前做事情之故，就成为土地运动的工具了。即使镇委员会的委员，一般属于社会革命党党籍，也仍是一样的。他们是同农民一路走，而非同贵族一路走。农民特别重视土地委员会的国家机关性质，认为是一种奉旨进行国内战争的机关。 早在五月，萨兰斯克县一个警官就诉苦道：“农民说，他们只承认镇委员会，一切县委员会和城委员会据说都是替地主做工作的。”据尼齐高老特特派员说，“有些镇委员会图谋反对农民的专断行动，结果差不多都是失败的，且引起撤换委员会委员……”又据泼斯可夫一个农民邓尼索夫说，“委员会总是站在民众运动方面反对地主，因为农民和前线回来士兵，其中最革命的部分被选为委员。” 县委员会，尤其省委员会，则是受官僚“知识分子”领导的，他们努力与地主保持和平关系。莫斯科农民尤可夫写道：“农民认为那是同一件衣服，不过把里翻做面罢了；那是同一个政权，不过换了名称。”顾尔斯克特派员报告道：“有一种倾向……要改选那些县委员会，因为它们总是执行着临时政府的命令。”然而农民要打进县委员会，是很难的：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着村与镇的政治联系，如此农民不得不经过那个党而行动，这个党的主要使命就在于把旧衣服的里子翻到外面来。 农民对于三月苏维埃之冷漠，初看是很令人惊异的，但事实上有深刻的原因。苏维埃并不是为某一特殊任务而设立的组织，如同土地委员会，而是一个普泛的革命机关。但在一般政治领域内，农民没有人领导，是一步也不能走的。唯一的问题乃在于从何处得到领导。省和县的农民苏维埃，本是合作社发起的，而且一大部分由合作社拿出经费来维持，因之不是农民革命的机关，而是保守分子监护农民的机关。农村的人容忍这种社会革命党右派的苏维埃站在他们头上，如同一个盾牌抵御着政府威权。但在家乡，在他们中间，则他们宁愿要土地委员会。 为的阻止农村自限于“纯粹农民利益”圈子内起见，政府赶紧创办民主的地方自治会议。这件事已足够令农民当心起来了。常常必须强迫选举。本沙省特派员报告道：“常常发生了犯法之事，结果破坏了选举。”在明斯克省，农民逮捕了镇选举委员会主席，德鲁茨哥衣·柳别茨哥衣亲王，控告他在选举名单上作弊。农民是不容易同亲王一起来用民主手段解决他们间的宿世冲突的。布古尔明斯克县特派员报告道：“全县地方自治会议选举，没有完全依照常规进行。……选举者全体是农民。显然排斥了当地知识分子，尤其地主。”在这个形式之下，地方自治会议，与土地委员会，并无多大差别。明斯克省特派员诉苦道：“农民群众对于知识分子，尤其对于地主，采取仇视态度。”我们在9月23日毛奇略夫一个报纸上还可读到如下的话：“在农村做文化工作有相当危险，除非你能公开表示愿意支持立刻将所有土地给予农民，才没有危险。”人民之中各基本阶级间一到没有妥协或甚至交流之可能时候，民主机关便失去立足基础了。镇地方自治会议之夭殇，明白预示着立宪会议的失败。 尼齐高老特特派员报告道：“当地农民愈来愈固执着一个观念，认为一切民法都已失效了，一切法律关系从今起都应当由农民组织来规定。”有些地方，镇委员会管辖了警察之后，便颁布地方法律，规定租额，调整工资，自己派人管理地产，拿取土地、谷物、干草、木料、森林、农具，没收地主军械，并实行搜查和逮捕。几百年来的声音，以及革命的新鲜经验，都告诉农民：土地问题乃是武力问题。土地革命需要一种农民专政机关。农民并不认识Dictatorship（专政）这个拉丁词，但知道他们要的是什么。地主、自由派特派员和妥协派政客所埋怨的那个“无政府状态”，事实上正是在农村中建立革命专政的第一个阶段。 在各地方有创立特别的纯粹农民的土地革命机关之必要，这本是1905－1906年事变时列宁所主张的。他在斯德哥尔摩开的党大会上演说道：“农民革命委员会，乃是农民运动能走的唯一的道路。”农民并没有读列宁的著作，但列宁晓得的如何读出农民的心。 农村改变了对苏维埃的态度，仅仅在秋天，当苏维埃自己改变了政策时候。布尔什维克派苏维埃和社会革命党左派苏维埃，在县城的或省城的，现在再不阻拦农民了，反而推动农民前进。起初几个月，如果农村把妥协派苏维埃看作一种合法的掩护物，只为的要去同它冲突；那么现在农村就开始视革命的苏维埃为真实领袖了。萨拉托夫省农民在九月间写道：“全俄国政权应当归于……工农兵代表苏维埃。这是更稳当的。”仅仅到了秋天，农民才开始将他们的土地政纲和苏维埃政权口号联结起来。但这里，他们也还不知道，这些苏维埃应当由谁领导的，并怎样领导的。 土地纠纷在俄国有其伟大的传统，有其简单而明了的政纲，有其各地方的烈士和英雄。1905年的大经验，并非不留痕迹于农村而空过的。此外我们还须说起支配几百万富农的宗教派别思想的工作。一个深通内情的作家写道：“我认识好多农民，他们接受……十月革命，认为这是他们的宗教希望之直接的实现。”历史上所知的一切农民暴动之中，1917年俄国农民运动，无疑，是最受政治思想所培植的。然而农民仍旧不能创立一个独立的领导，并将政权抓在自己手里，——这个事实的原因乃是含在一个孤立而陈腐的小经济本性之中的：农民的经济地位耗损了农民的一切精力，却不补偿给农民以推广和概括的能力。 农民政治自由，事实上就是农民在各种城市党派之间的选择自由。但这种选择也还不是先天造就的。农民以其暴动推动布尔什维克派走上政权。但直至取得政权以后，布尔什维克派才能将农民土地革命转变为工人国家的法律，以此争取到了农民。 一群研究者，在雅可弗列夫指导下，做了非常有价值的分类工作，排比了那些足以表明从二月到十月土地运动发展的材料。以每个月无组织的行动定为100，则四月间有组织的冲突为33，六月间为86，七月间为120。七月是社会革命党在农村组织最繁盛的时候。在八月，则与一百件无组织的冲突相比，只有六十二件有组织的；在十月，则更少，只有十四件有组织的。从这些虽不能绝对可靠却非常富于教训意义的统计之中，雅可弗列夫竟做出了一个完全出人意外的结论。他说：“八月以前运动是一天比一天更有组织的；以后则相反，一天比一天更带着‘自发的’性质。”其他的研究者，凡门尼欠夫，也得到同样的结论：“十月前浪潮中，有组织的运动百分比之减少，证明了这几个月运动是自发的。”“自发的”倘若是拿来同“自觉的”对比，如同盲目对比于明目——而这是唯一有科学意义的对比——那么我们必须推论：农民运动的自觉性是一天比一天增加，以至于八月，然后很迅速地减少下去，直到十月暴动时候完全消灭了。但我们那些研究者显然不愿这样说。稍微思索一下问题，就不难懂得，譬如说：农民选举立宪会议时，无论表面上带着如何“有组织的”性质，实际上比农民“无组织地”反对地主运动，更多无数倍含有“自发”意义，即是更无思想的，更愚蠢的，更盲目的；至于反对地主时候，则每个农民都明白知道要的是什么。 在秋天风潮里，农民并未曾抛弃自觉行动，而走上自发行动；他们不过抛弃妥协派领导而走上国内战争罢了。有组织性之减少，实际是一种表面现象：妥协派组织崩溃了，便留下来的绝不是一个空位。农民在最革命的分子：海陆士兵和工人直接领导之下，走上新的道路。要实行坚决的行动时，农民往往召集群众大会，甚至设法使通过的决议案能得全村居民个个签字。第三个研究者雪士塔可夫写道：“农民运动到了秋天带着破坏形式；此时最常出现于舞台的，是旧式的‘农民大会’，……农民以此大会分配没收来的财产，经过此大会同地主、管家、县特派员和各式镇压者，进行谈判。” 镇土地委员会领导农民至于国内战争，此时为什么从舞台上消灭了呢？这个问题在那些文件之中得不到直接回答。但这个问题自己可以解释的。革命很容易用破了它的机关和工具。土地委员会本是指导半和平的活动，到了直接进攻时候就很少用处了。这一般的原因之外还加上一些同样重要的特殊原因。走上了与地主公开战争道路时，农民很明白，若是失败，将有什么命运等待他们。若干土地委员会，尚未失败，就被克伦斯基捕去关在牢里了。分散责任，成为策略上的需要。于是为此事情最便利的形式就是“公社”了。农民中间习惯上的互相猜忌，无疑也促成这个方向。现在是直接夺取和分配地主财产问题；每个人都要自己参加，不肯委托他人代表自己的权利。如此，斗争紧张到极度，就使得代表机关暂时销声匿迹，而让位于“农民大会”和公社决议的那种原始农民民主制了。 上面，关于农民运动性质的那种谬误见解，出于布尔什维克派研究家之笔，似乎是特别令人惊异的。但我们切勿忘记，那些乃是“新型”的布尔什维克派。思想的官僚化，必然使人过重估量那些由上头赋予农民的组织形式，同时又过轻估量那些由农民自己采取的组织形式。受过教育的官僚，跟在自由派教授背后，用行政管理观点来观察社会过程。雅可弗列夫，后来以农业人民委员地位，也曾用同样简单的官僚态度对付农民，但规模更大得多，也处于更负责地位：那就是实行“全部集体化”。理论的肤浅，到了大规模实际行动时候，要给你以残酷报复的！ 但我们现在说的，还是全部集体化错误之前十三年的事情。那时只有没收地主财产问题。十三万四千个地主，尚在为了他们的八千万俄亩土地而发抖。最受恐吓的是高高在上的人的地位：老俄罗斯三万个贵族，一共有七千万俄亩土地，平均每人二千俄亩以上。一个贵族波波里金写信给御前大臣罗将柯说：“我是地主，我的头脑无论如何想不通：人家会来夺取我的土地，而且为了一个最不能叫人相信的目的：替社会主义学说做试验品。”但完成统治阶级头脑所想不通的那些事情正是革命的任务呀。 然而比较有远见的地主却不能不明白：他们无法保持他们的产业。他们再不去设法保持了。他们说，土地愈早被人拿去，就愈好些。立宪会议，在他们看来，首先是一个大算账机关，那时国家不仅要赔偿他们的土地，而且要赔偿他们的焦虑。 有地产的农民也从左方赞助这派地主的政纲。消灭寄生的贵族，他们并非不欢迎，但他们害怕破坏了土地私产制观念。他们在大会上宣布说：国家有足够的钱，赔偿地主一百二十亿卢布损失。他们以“农民”资格希望能够照优惠条件使用那些贵族的地产，一旦民众付出钱赔偿了这些地产之后。 地主们明白，这笔赔偿数目是一个政治的量，须由算账时势力关系来决定的。八月底以前，仍有希望，立宪会议由科尔尼洛夫来召集，将遵照罗将柯和米留可夫之间一条折衷的土地改良道路。科尔尼洛夫之失败，不异于表示有财产的阶级已经输了。 九、十两月间，有产阶级等待着事情了结，犹如无可救药的病人等待着死。秋天对于农民正是做政治活动时候：五谷已经收成了，幻想已经打破了，忍耐力已经竭尽了。正是解决事情的时候！运动现在泛滥起来了，泛滥于所有的省份，冲去地方的特色，卷入农村的一切阶层，排除所有关于法律的顾虑，变为进攻的，凶狠的，狂暴的，咆哮的，武装着铁和火，手枪和炸弹，拆毁了和焚烧了地主邸宅，驱逐了地主，扫清了地方，有时还以血染之。 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人所歌颂的贵族窠巢，消毁了。旧俄罗斯在烟雾之中消逝了。自由派报纸充满了悲伤和哭泣，关于英国式花园，农奴图画，祖传书籍，帕台农神庙，名马，古代的雕刻，良种牛等等之毁灭。资产阶级历史家，图谋把农民摧毁地主“文化”的行为，归罪于布尔什维克派。事实上，俄国农民不过完成一件长期事业罢了，这事业在布尔什维克派未出现于世界以前好多世纪以前就开始了。农民以他们所能使用的唯一手段来履行他们的进步的历史使命：他们用着革命的蛮性来扫除中世纪的蛮性。此外，无论他们自己，或他们的父亲，或他们的祖父，或他们的曾祖父……都未曾受人家宽容和善待！ 法兰西农民解放以前四个半世纪，封建地主镇压了“扎克雷（农民）暴动”[12]之后，一位虔诚的修道士在他的编年史上写道：“人们如此陷害了国家，无须乎英国人来毁灭；英国人做不出法国贵族所做之事。”惟有后来1871年5月，资产阶级的残暴才能超过那时的法国贵族。俄国农民感谢工人的领导，俄国工人感谢农民的帮助，才得避免从那些文化和人道的保护者领受这个双重性的教训。 全俄国基本阶级间的关系，也复演于农村。工人和士兵，违反了资产阶级计划，而与帝制作战；同样，贫农也不顾富农的警告，仍然最勇敢地起来反对地主。妥协派相信，革命必须得到米留可夫承认之后才能立定脚跟；同样，中农也向右看看，又向左看看，以为须有富农签字，夺取之事才算合法的。最后，资产阶级虽然仇视革命，仍不迟疑占据政权；同样，富农反对攻击地主之后，却不拒绝享用攻击得来的果实。政权并不长久留在资产阶级手里，地主财产也不长久留在富农手里：这也是出于同一类的原因。 民主土地革命，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其力量表现于如下事实，即此革命一时间克制了农村的阶级矛盾：雇工帮助富农去攻击地主。俄国历史的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压在二十世纪肩上，使之不胜重量俯伏至地。这个过迟的资产阶级革命之弱点，也表现于如下事实，即农民战争并未催促资产阶级革命家前进，反使他们决然后退到反动营垒去。昨日的苦役刑囚徒策列铁里竟去保护地主的产业以反对无政府！农民革命如此被资产阶级抛弃了，便与产业工人阶级携手并进。在这条道路上，二十世纪不仅挣脱了压在它肩上的那些过去世纪，而且爬到那些世纪的肩上去，代表新的历史高度。为使农民能扫清和保卫他们的土地起见，工人必须站在国家头上：这便是十月革命的最简单的公式。 [1] “资产阶级”一词来源于法语bourgeois，指封建时代的市民阶级。——辛达注 [2] 原文如此。实际上，1789年7月9日，国民议会已经自行更名为“国民制宪议会”（Assemblée nationale constituante）。——辛达注 [3] 译者按：1789年8月4日夜间，法国国民会议议决取消封建特权。【即八月法令——辛达注。】 [4] 八月法令主要内容是：1，取消什一税，但必须用钱赎买，在赎买之前，必须继续交纳。2，取消农民的封建义务，但是封建义务中的主要部分——封建地租——必须由农民出钱赎买：拿出相当于每年地租的30倍的钱。只有次要的封建义务，亦即与人身依附有关的义务及苛捐杂税无需出钱赎买。而且还规定许多苛刻的条件，如同一领地上的农民在赎买封建义务时，对于向地主缴钱有联带的责任，换言之，只有大家一致付清代价后，封建地租才能取消；而且，假若领主反对，也不能赎买。这些规定使得赎回封建义务实际上成为不可能的。—C.R [5] 内文字是托洛茨基加的。——辛达注 [6] 当时法国的政府军队。——辛达注 [7] Nicolas 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佛罗伦萨人，近代第一个政论家，以物质利益出发去实行政治和著作历史。著有《君主论》和《佛罗伦萨史》。——译者。 [8] 大俄罗斯（Великороссия）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指沙俄欧俄部分中人口多数为俄罗斯人的地区。——辛达注。 [9] 译者按，有一部分农民根据斯托雷平1906年11月9日的法律，脱离了公社，而经营私有的土地，遂有“脱离者”的称呼。 [10] 这段话的意思代表了小土地所有者和富农、中农的一种倾向：可以允许革命剥夺大地主的土地，要分给工人就分好了（吐血的意思，我觉得是指当时大量工人在工厂区得肺病的现象，到农村去可减少肺结核的机会）。当然按这种主张，小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不能剥夺。－L.X [11] 译者按，耶酥钉十字架时，在犹太的罗马巡抚是本丢·彼拉多（Pontius Pilate），本丢是他的名，彼拉多是他的姓，二者是一个人，此处借喻政府和农村的社会革命党人，同属于一个党。 [12] 暴动发生于1358年法国北部，时值英法百年战争。扎克雷（Jacquerie），乡下佬的意思，是法国贵族对农民的蔑称。－C.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