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革命史
> ## 第二章 七月事变：高峰和溃败 从那个时候起，运动的直接领导权终于落入党的彼得格勒委员会之手了，其中鼓动家方面的主力就是伏洛达斯基。动员卫戍军的责任属于军事委员会。[1]军事委员会的指导权，从三月起就操在两个老布尔什维克手里，以后工作发展多赖这二个人之力。博得魏斯基在布尔什维克干部中是一个灿烂的与众不同的人物，具有旧式俄罗斯革命家的特点，从神学院出来的，魄力雄伟而不守轨范，有一种富于创造性的想像力，但，实在说，常流于幻想。“博德魏斯基主义”这个字眼，以后在列宁口中含有一种善意讽刺的和劝诫的意味。但是这个热狂的性格的弱点，主要是到了夺取政权之后才表现出来，那时有太多的机会和手段刺激了博德魏斯基那个过于丰富的魄力和那个对于虚夸事业的爱好。在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条件下，他的乐观主义的果断，他的自我牺牲精神，他的孜孜不倦，——都使得他成了正在觉醒的士兵群众的一个难以代替的领袖。尼夫斯基，过去是大学讲师，性格没有博德魏斯基那般浪漫，但其忠实于党并不少逊，他绝不是一个组织家，一年以后他仅因不幸的偶然才做了苏维埃交通部长；他的直率，和气和温柔的性格吸引了士兵。在这两个领袖周围团结着一群助手：士兵和青年军官，——其中有些人后来很有不小的作用。七月三日夜里，军事委员会忽然走到舞台中心来。博德魏斯基很胜任指挥之职，在他底下组织一个临时司令部。简短的宣言和训令发到卫戍军各部队去。为的保护示威者免遭攻击起见，就在那联络外区和市中心的几座桥上和几条大街的十字街头安置了装甲汽车。昨夜，机关枪兵已经在彼得·保罗堡垒前面布置哨岗了。奥兰宁堡、彼得霍夫、红村及其他邻近首都诸点，驻军已经从电话和专差得知明日示威消息。一般的政治领导权，自然仍旧操在党的中央委员会手里。 机关枪兵回到他们的兵营时，天明了，疲乏，而且冷得发抖，虽然是七月间天气。一阵夜雨也把普地洛夫厂工人淋得透湿。示威者直至早晨11点钟才会齐，军队来得还更迟些。今天，第一机关枪团全体又到街上来了。但他们不像昨天一般演着主动者角色。工人们走上前面去。此外昨天站着旁观的工厂，今天也加入了。凡在领袖们动摇或反对的厂中，青年工人便强迫工厂委员会的值日委员放汽笛停工。在那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占支配地位的波罗的工厂里，五千工人约有四千出来。斯可罗霍德鞋厂，一向被认为社会革命党的要塞，现在也改变了情绪，害得一个工厂代表，一个社会革命党人，好多天不敢露面。所有的工厂停了工，开会；都选举示威领导者和向执行委员会提出要求的代表。又有几十万人从四面八方走向陶立特宫来了；也有几万人半路上拐到克希辛斯该雅邸宅去。今日的运动，比昨日更庄严，更有组织。党的领导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空气也比昨天热烈。士兵和工人出来，是为的解决危机。政府狼狈无措了，因为在这第二日示威中，政府的无能比第一日表现得更加清楚。执行委员会在等待忠实于它的队伍，但各方面来的报告都说与它敌对的队伍向首都开来。从喀琅施塔得，从新彼得霍夫，从红村，从红丘要塞，从所有附近的中心，或陆或海，陆军和海军士兵都向首都开来，携带着乐器和枪械，尤其可怕的还携带着布尔什维克标语。有几团还带军官来哩，——恰如二月时候一样，装作是奉长官命令行动的。 米留可夫记载道：“政府会议尚未开完，司令部就传来消息，说尼夫斯基大街开火了。于是决议迁到司令部去开会。在场者有李沃夫亲王，策列铁里，司法部长配勒凡则夫，和军政部两个次长。有个时候政府陷于无望状态。没有附和布尔什维克派的泼雷奥勃来顺斯基团，谢米诺夫斯基团和伊士玛洛夫斯基团士兵向政府声明他们保持‘中立’。在宫殿广场，只有残废军人和几百名哥萨克兵在保卫着司令部。”波洛夫泽夫将军于七月四日早晨发出一张布告，说他要肃清彼得格勒的武装匪徒，居民必须紧闭屋门，非万分必要切勿到街上去。这个恐吓人的布告，没有人去理会。这位军区司令仅能调集几小队哥萨克兵和军官生来对抗示威者。一整天，他们放了几次枪，又酿成了几次流血冲突。防守冬宫的第一顿河团一个少尉，事后向侦查委员会报告道：“我们奉令解除经过的小队伍的武装，不管是什么队伍，汽车武装也要解除的。为执行这个命令，我们就时时从宫里走出来缴人家的械……”哥萨克军官这个老实的故事，很恰切说出势力的对比，并描绘了一幅斗争画图。“叛变的”军队成营成连的从兵营出来，占领了街道和广场。政府军队则埋伏待机，或以小队伍突然出来袭击，——他们做的恰恰是往常叛兵所做的游击。这个颠倒职务，可以这样解释，即是：政府的差不多全体武力都是敌视政府的，——至多守中立。政府是靠执行委员会恩准而存在的，执行委员会的权力又是从群众希望中得来，——群众希望执行委员会，终于能适合群众的志愿而拿取政权。 喀琅施塔得水兵一到彼得格勒斗争场，示威就达到最高之点了。机关枪兵诸代表前一日已经在这个军港守兵之中做了工作。铁锚广场开了一个大会，为当地组织所不及料，是从彼得格勒来的几个无政府主义者发起的。演说的人号召水兵们去援助彼得格勒。洛雪尔，一个医科学生，是喀琅施塔得青年英雄之一，在铁锚广场受人敬爱，他这天想说几句话，劝人稳重一点。几千人叫喊打断他的话。洛雪尔惯于受人喝采的，此次不得不走下台来。直到夜里，人家才知道，布尔什维克派在彼得格勒号召群众到街上来。这就解决了问题。社会革命党左派——在喀琅施塔得没有而且不能有右派——宣布要参加示威。这些人本与克伦斯基同党，他此时正在前方调集军队来攻打示威者。那夜，喀琅施塔得诸组织的会议上，情绪如此高张，甚至临时政府的特派员马舍夫斯基，胆子小，也投票赞成向彼得格勒进军。计划定好了；船只征用了。为了这次政治的进军之需要，75普特（1普特＝16.3公斤）重的军火从储藏库里拿出来分发了。约有一万个武装的水兵，陆军和工人，拥挤在拖船和客轮上于中午12点钟开进尼瓦河口。他们在河两岸登陆，列成一队，军乐领头，来福枪挂在背后。水兵和陆军背后走着彼得格勒区和华西里岛区的工人，中间杂有几连赤卫队，两旁有装甲汽车保护，又有无数的旗帜和标语在头上飘扬。 克希辛该雅邸宅只有两步路距离。一个矮小而瘦弱的人，焦油一般黑，斯维特洛夫——党的主要组织家之一，四月会议被选为中央委员——站在阳台上，用他那有力的低音，向底下叫喊：“队头向前进，——各排靠拢些，——后排跟上去。”阳台上还有卢那察尔斯基向示威者说话，他总是容易受他周围的人情绪所感染，态度和声音是庄严的，善于雄辩，——不很可靠的，但常为别人所难得代替的。底下暴风雨一般向他拍掌。但是示威者最希望的是能听列宁亲口说话。今天早晨，列宁从芬兰临时居留处召回来了。水兵们如此坚持要听他的意见，虽然有病，列宁也不得不出来。一阵不可抵抗的狂喜之浪，一阵真正的喀琅施塔得浪潮，迎接了领袖在阳台上出现。不耐烦的，而且同往常一样有点难为情地等待欢呼声完结，列宁就说起话来了，在喝采声尚未平息之前。他的演说，敌派报纸后来几星期之中多方狂吠和曲解，其实只有几句简单的话：向示威者致敬，表示相信“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口号终能实现，号召群众坚决和镇定。又是一阵欢呼，队伍就奏着乐前进了。 从这个好像庆祝佳节的典礼到开始流血之间，有个奇异的插话。喀琅施塔得社会革命党左派诸领袖，到了演武场之时发觉布尔什维克派中央委员会一面大旗走在示威大队前头。那是在克希辛斯该雅邸宅停顿一会之后才出现的。为了党派嫉妒心所驱使，他们要求拿开这面大旗。布尔什维克派不答应。社会革命党人于是宣布他们要全部退出了。然而没有一个水兵或陆军跟着这些领袖走。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整个政策便是如此反复常的，有时演喜剧，有时演悲剧。 在尼夫斯基大街和立登尼街转角处，示威大队的后卫忽然被人开枪射击，好多人受伤。立登尼和潘特莱莫诺夫街转角之处，枪开得更厉害，喀琅施塔得的领袖辣斯可尼可夫说：“示威者最感痛苦的，就是他们不能确定敌人在什么地方，从哪里开枪的。”水兵们抓起来福枪来，乱放，死伤了好多人。费了很大力量，队伍秩序才算恢复了。大队又奏乐前进，但佳节欢乐的心情没有一丝留下来了。“似乎到处有敌人隐藏着。来福枪再不和和平平掮在左肩上了，而是作预备放姿势。” 这天，全城各处有不少流血的冲突。有几处无疑是出于误会，慌张，走火，虚惊。这类悲惨的意外事件，本是革命的不可免的浪费，——革命本身又是历史发展的浪费。但在七月事变中也无疑有一种故意挑起流血的成分。那几日很明白的，以后也证实了。博德魏斯基说：“示威的士兵开始经过尼夫斯基大街及其邻近区域（大部分是资产阶级居住的）时候，不祥的冲突征兆就现出来了：怪异的枪声，没有人知道从哪里开的或什么人开的。……群众起初慌张起来，以后有些不大镇定的，不大能自制的人，就胡乱开火。”在官方的《新闻报》上，孟什维克康托罗维趣，以如下的话描写一队工人被射击事情：“由许多工厂集成的六万工人大队，正沿着萨多夫街前进。他们在一个教堂前面经过时候，塔顶上钟敲响了，仿佛信号一般，屋顶上立刻有来福枪和机关枪开下来。工人群众躲到街那边去时，那边屋顶上也有人开枪。”那些顶楼和屋盖，二月间泼老讨包包夫的“法老”曾架设机关枪的，如今则是那些军官团体分子在做着工作。他们图谋——也未尝不成功——用向示威者开火的手段引起惊惶，引起各示威军队之间的冲突。开枪的房子受了搜查以后，机关枪巢就发现了，有时还发现开枪的人。 然而这些流血事件的主使者，主要是政府军队，——他们无力制止运动，却有力挑衅。约在晚上八点钟，示威者声势最盛的时候，有两连哥萨克骑兵携带轻炮驰往陶立特宫守卫去。路上，他们坚决拒绝同示威者说话，——这已经是不好的兆头了。这些哥萨克兵到处扣留武装汽车，并解除小队人的武装，只要他们办得到。在工人和士兵占据的街道上，哥萨克大炮分明是一种不可忍受的挑衅。什么事情都是表示要冲突的。将近立登尼桥时，哥萨克兵遇着了密集的群众，那里群众已经安排了一些障碍物，在那通往陶立特宫去的街道上有一个时候笼罩着不祥的寂静，然后邻近房屋出来的枪击打破了寂静。于是打起来了。工人默特列夫写道：“哥萨克兵用一排排子弹来射击。工人和士兵一面散开去躲藏，或简单卧倒在人行道上，还枪。”士兵们的炮火迫得哥萨克兵后退。他们退到沿尼瓦河码头上时，就开了三响大炮，——《新闻报》也记载了开大炮事情，——但经不起来福枪射击，他们终于向陶立特宫撤退了。路上又遇着一队工人，哥萨克兵遂受到致命的打击，抛弃了他们的大炮，马匹，马枪，而躲避在资产阶级房屋门洞，或者完全分散了。 立登尼桥的冲突，本是一场小战，却成为七月事变中最大的战役，好多示威者的回忆中都可发现关于此次战役的故事。布新爱立克森工厂一个工人，同机关枪兵一起游行，记载了遇见示威群众时，“哥萨克兵立刻开枪。好多工人死在地下，就在这里我中了一弹，射穿了一条腿而停在另一条腿内……现在我的一根拐杖和一条废腿就是七月事变一个纪念……”立登尼桥冲突中，七个哥萨克兵被打死，19个受伤。示威者则死了六个，约有20个受伤。这里和那里躺着死马。 我们有一个很有趣的敌方见证。那个少尉阿卫林，就是早晨以游击手段向那反对政府的正规军进攻的，他说道：“晚上八点钟，我们奉波洛夫泽夫将军命令，带两连人和两尊轻炮到陶立特宫去：我们走到立登尼桥，看见桥上武装的工人，士兵和水兵……我带着前队走近他们，要他们缴械，但无效，全队人转身过桥到维包格区那边去了。我尚未去追赶他们，忽然一个矮小士兵，没有肩章，转过身来向我开枪，但没有打中我。这枪如同一个信号，于是各方面开枪向我们乱放。人群叫喊道：‘哥萨克兵打我们！’这是事实：哥萨克兵下马来，开枪。他们想开大炮哩，但士兵们如此拼命放来福枪，迫得哥萨克兵不得不后退，散往全城去了。”有个士兵向哥萨克少尉开枪，这并非不可能的；一个哥萨克军官，莫想得到七月群众的敬礼，送他一颗子弹到是有的。但更容易令人相信的，是那些丰富的见证，即说最初几枪不是街上开的，而是从埋伏场所开出来的。与那军官同在一连的一个哥萨克兵确实作证道：射击哥萨克兵的枪，是从地方法院方面开出来的，以后又是从撒穆尔巷和立登尼其他房屋开来的。苏维埃的正式机关报记载，哥萨克兵未到立登尼桥之前就有人从一个石屋对他们开机关枪了。工人默特列夫说，当士兵们搜索那个屋子时，发现一个将军的住宅里储藏着许多军械，其中有两架机关枪和子弹。这没有什么不可信的。战时，种种武器，以这种或那种方法，堆积若干在指挥官手里本是常事。而且从上面撒布一阵铅雨给那些“暴民”，这个诱惑一定也是很大的。不错，子弹射中了哥萨克兵，但七月群众之中有一种确信，认为反革命分子有意射击政府军队，为的激起他们施行强暴。军官们昨天才具有无限制的权力，到了国内战争来时，他们就使用无限制的诈欺和残暴了。彼得格勒充满了秘密和半秘密的军官团体，有很高的靠山和很充裕的资助。差不多在七月事变前一个月，孟什维克里培尔写了一个秘密的报告，其中断言：阴谋军官同布哈南有联络。不错，协约国外交家们又如何能不努力促成俄国强有力的政权之迅速建立呢？ 自由派和妥协派都以为所有过火的举动，是“无政府布尔什维克”和德国奸细唆使出来的。工人和士兵则深深相信七月冲突和牺牲应归爱国派挑唆家负责。哪方面是对的呢？群众的判断自然不是不会错误。但若以为群众是盲目的和易受欺的，那就大错特错了。凡是群众亲切接触之处，事实和猜测是用千万双眼睛和耳朵搜集来的，他们靠自己的经验来检查传闻的消息，选取了一些，抛弃了一些。关于某个群众运动的传闻若是互相矛盾的，则群众自己采取的一个最近于真。正为此故，像泰因[2]那一流的国际骗子，研究伟大的民众运动，不去注意街上的呼声，反而消磨时间在小心搜集和审察那些在会客室中孤独和恐惧心境下产生的无聊闲谈上面，——那种人是无益于学问的。 示威群众又包围了陶立特宫，要求回答。当喀琅施塔得的人来到时候，有一群人叫欠尔诺夫出来见他们。这位向来爱说话的部长，此次感到了群众的情绪，只做了一篇简短的演说。提到政权问题的危机时候，他轻蔑的说起那几个退出政府的立宪民主党人。“他们走得好！”他喊道。一些喊声打断他的话：“那么，以前你为什么不这样说呢？”米留可夫甚至还记载：“一个身躯高大的工人，拿拳头在部长面前晃几晃，气愤的叫道：‘把政权拿去罢，你这狗娘养的，既然人家送给你了。’”这虽是一件轶事，却很恰切表示七月事变的精采。欠尔诺夫的回答是无所谓的；无论如何不能说服喀琅施塔得的人……刚刚过去了两三分钟，有人奔进大厅来，执行委员会正在那里开会；这人叫喊说：水兵们把欠尔诺夫捕去了，正要结果他。执行委员会说不出的慌张，派了好几个重要委员，完全是国际主义派和布尔什维克派的人，去营救这位部长。欠尔诺夫后来在政府委员会作证，说他从演说台走下来时，就发现大门圆柱背后几个人有一种恶意的动作。“他们包围了我，不让我通过到门去……一个形迹可疑的人指挥着阻拦我的那些水兵，不断指着停在近旁的一辆汽车……此时，托洛茨基从陶立特宫出现了，他来到这里，站上我坐的汽车前面，做了一篇短短演说。”托洛茨基提议释放欠尔诺夫，请反对此提议的人都举起手来。“没有一双手举起来。拥我上汽车的那一群人，现在站在旁边去，带着不高兴的神气。我记得托洛茨基说：‘欠尔诺夫公民，没有人阻止你回去了。’……这个事件的整个情形，令我断定有些不良分子，在工人和士兵群众以外活动，事先定好计划，把我叫出去，逮捕我。” 托洛茨基自己被捕以前一个星期，曾在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说过，“这些事实已经走进历史去了，我们要设法显出它们的真相来……我看见一小群流氓站在门口。我对卢那察尔斯基和梁赞诺夫说，那些人是帝制时代秘密警察，他们想钻进陶立特宫来的（卢那察尔斯基在他的坐位上说：‘不错！’）……我说，从在一万人群众中间，我也分别得出他们。”在7月24日作的证言里面（那时他已经关在克列斯蒂监狱单人房里了，）托洛茨基写道：“我起初决定与欠尔诺夫和要逮捕他的那些人同坐汽车开到人群外面去，为的避免群众中冲突和惊惶。但海军准尉辣斯可尼可夫非常兴奋的走了来，对我说：‘那不行……倘若你和欠尔诺夫同车出去，人家明天要说是喀琅施塔得的人捕了他。必须立刻释放欠尔诺夫。’喇叭吹号叫群众静默，我遂有机会简单说几句话，临了问道：‘这里，凡是赞成用强暴手段的人，举起手来，’欠尔诺夫于是可以不受阻拦，立刻转回宫内去了。” 这二个证人，同时也是此事件的主角，他们的作征可以把事实真相弄清楚了。但这并不能阻止那些仇视布尔什维克派的报纸，将欠尔诺夫事件以及逮捕克伦斯基的“图谋”，看做确凿的证据，证明布尔什维克派组织一个武装暴动。也不乏那种暗示，尤其在口头鼓动时，即认为托洛茨基指挥逮捕欠尔诺夫。这种话，陶立特宫甚至也有人说。欠尔诺夫本人，关于他被捕半小时种种经过颇近真地写了一篇秘密文书呈给侦查委员会，但不肯公开说出来，为的免得妨害他的党去煽惑人家气愤布尔什维克派。而且欠尔诺夫是政府大员，这个政府把托洛茨基逮捕下狱。调和派，一定会觉得：一群阴谋流氓，若非希望群众对那个‘被害人’之仇视足够保护他们，他们绝不敢进行如此骇人的计划：青天白日之下在广大群众中逮捕一个部长。在某种限度之下，事实上也是这样，汽车旁边没有一个人肯自动想法释放欠尔诺夫。假使有人于某处逮捕了克伦斯基，那工人和士兵也是不会去救他的。在此意义之下说来，群众确然精神上参加了那些真实的或想像的谋害社会主义部长之行为，因此有助于喀琅施塔得人的被人控告。但是妥协派，为了顾虑着他们的民主威望的残存物，不敢公然拿出这个议论：他们虽以仇视态度从示威群众分离出来，但到底还在被围的陶立特宫内做那工农兵苏维埃的首脑哩。 晚上八点钟，波洛夫泽夫将军来的电话，给了执行委员会以若干希望：两连哥萨克兵带了轻炮正向陶立特宫开来。终于有救兵了！但这次，他们的希望又是落空了的。各方面来的电话只有更加重了执行委员会的惊惶：哥萨克兵失踪了，好像蒸发飞散了一般，连同他们的马匹，鞍鞯和大炮也不见了。米留可夫写道，晚上出现了“政府求救于军队的第一个效果。”譬如——他又说——第176团赶到陶立特宫来援救了。这话确然合乎事实，然而奇怪的，此事竟可作为那种认仇为友或认友为仇的事情的一个例证，——国内战争第一时期两个阵营正在开始分化，难免要发生这类事情。的确有一团人开到陶立特宫来，做行军的装束：背负行囊和衣包，腰悬水壶和盆碗。士兵们在路上淋得透湿，疲倦得很；他们是从红村来的。那确是176团。但他们并无援救政府之意。这一团人和区际派有联络，此次是由两个布尔什维克士兵列文孙和默德卫滴夫领导着，来此替苏维埃争政权的。执行委员会诸领袖如坐针毡，忽然得到报告，说有一团人，行军装束，从远地开来，军官一齐来，此时正坐在宫殿窗户底下休息。丹，穿着军医官制服，到团长跟前去，求他派兵站岗以防护陶立特宫。不久果然派兵站岗了。我们可以设想，丹很满意的把这事实报知主席团，这消息由此就到新闻纸上来。苏汉诺夫在他的《札记》上觉得一团布尔什维克派士兵居然肯听一个孟什维克领袖指挥，是很滑稽的，——他想，这又是一个证据，表明七月示威的“胡闹”。事实上，这件事是简单得多，同时也复杂得多。丹请求团长布置岗位，团长转而请教于一个值日副官，青年少尉卜里哥洛夫斯基。是幸运还是恶运，卜里哥洛夫斯基是个布尔什维克，是个“区际派”分子，他立刻请教于托洛茨基，那时托洛茨基和一小群布尔什维克正在宫内一个旁边房间里观察着。不用说，人家劝告卜里哥洛夫斯基立刻把岗位布置起来：宫殿出入口给朋友守卫着总比给仇敌守卫着好得多！如此，176团本是出来示威反对政府的，反而保护政府以抵御示威者了。倘若真的是一个暴动问题，卜里哥洛夫斯基少尉背后带了四名兵就容易将整个执行委员会都逮捕起来。但没有人想到要逮捕人。布尔什维克兵团的士兵诚心执行他们的守卫职务。 那两连哥萨克骑兵是通到陶立特宫去的路上唯一的障碍，他们消灭了后，好多示威者就认为胜利已有保证了。事实上，主要的障碍正在陶立特宫里面。两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于晚上六点钟开会，54个工厂共派90个代表到会。大家同意让5个演说人发言，他们一说话就抗议执行委员会的文告把示威者说做反革命派。一个说：“你们看，我们的标语上写些什么。这是工人们通过的决议……我们要求10个资本家部长滚蛋。我们信任苏维埃，但不信任苏维埃所信任的人……我们要求立即没收土地，立即实施监督工业。我们要求解决那威吓我们的饥荒问题……”另一个加上几句话：“你们眼前见的不是什么叛乱，而是一个完全有组织的示威。我们要求土地给农民。我们要求取消那反对革命军队的命令……现在立宪民主党人拒绝同你们合作了，我们问你们以后要同谁做买卖呢？我们要求政权移交苏维埃。”6月18日示威的宣传口号，如今变成群众的一种武力的最后通牒了。但是妥协派仍然被太重的锁链拴在有产阶级的战车上。政权给苏维埃么？但这首先是表示一个勇敢的和平政策，与协约国决裂，与本国资产阶级决裂，完全孤立，几星期中就要灭亡。不！负责任的民主派不肯走上冒险道路的！策列铁里说：“目前局势使得在彼得格勒环境之中不能实行任何新的办法。”所以只有“承认现在剩余的政府……两星期之内召集一个苏维埃非常大会，……在那工作不受干涉的地方开会，最好是在莫斯科。” 但这回联席会议接二连三的被打断。普地洛夫厂工人来敲陶立特宫的门：他们直至晚上才出发，疲倦，气愤，异常兴奋。“策列铁里，——我们要策列铁里！”这批群众约有三万人，举代表进宫里来，有人在代表们背后呼喊：策列铁里若是不肯自动出来，就要拉他出来。从恐吓到行动还须走一段长路，但事情仍是会急转直下的；布尔什维克派赶紧起来干涉。季诺维也夫后来报告道：“我们的同志提议要我出去同普地洛夫厂工人说话……人头如海，我从未曾见过。几万人紧紧团聚在一处。‘叫策列铁里！’声音还继续着，——我开始说：‘代替了策列铁里，我出来见你们。’哗笑。这就改变了情绪。我能够做一篇很长的演说……最后，我请求听众和平的散回去，保持秩序，无论如何不让人家挑拨去做什么进攻的行动，集会的工人暴风雨一般拍掌，排成行列，开始散去了。”这件事最能表现群众的深刻怨望，他们没有什么进攻计划，以及布尔什维克派在七月事变中的真实作用。 正当季诺维也夫同门外的普地洛夫厂工人说话时，一大队工人代表，其中有些人拿着枪，暴风雨般冲进大厅来，执行委员会正在那里开会。那些委员从坐位上跳起来。“其中有些人并未表现充足的勇气和镇定，”——苏汉诺夫说，他把这一幕剧写得很生动。一个工人，“一个典型的无裤党，戴鸭舌帽，穿蓝布短衣，没有束带，手里拿着一把枪，”跳到演说台上来，为了激昂和愤怒而战栗着，“同志们！我们工人能容忍这个叛逆行为至多少时候呢？你们正在同资产阶级和地主做买卖……我们在这里，我们普地洛夫工厂三万工人……我们要达到我们的目的！”齐赫泽表现很大的镇静力，那把枪就在他的鼻子之前晃着。他安静的从主席高位上俯下身来，拿一张印好的宣言塞在那个工人的发抖的手里：“同志，请你拿着，我请你读一读。里面说了普地洛夫工厂同志应当做什么事情……”那篇宣言里什么都没有说，除了要示威者回家去，否则是背叛革命。事实上，孟什维克派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在陶立特宫墙下的鼓动之中，以及在这时代鼓动狂潮之中，季诺维也夫占据一个大位置。他是具有非常能力的一个演说家。他的高中音起初会使你惊讶，但后来就以其奇特的乐音迷住你。季诺维也夫是一个天生的鼓动家。他知道如何去感染群众的情绪，如何随着群众的感动而激昂起来，及如何替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找到一种虽然冗长却很能吸引人的表现。敌人时常叫季诺维也夫做布尔什维克派中最大的煽惑家。这是他们常用的方式，表示敬重他的最大的优点，——他能够深入民心，而弹动其弦索。然而不能否认，季诺维也夫只是一个鼓动家，而非理论家或革命的战略家，若非受一种外来的纪律所裁制，他很容易流于“煽惑主义”，[3]这里用的不是庸俗的意义，而是科学的意义。即是说，他表现一种倾向，容易为了眼前的成功而牺牲远大的利益。季诺维也夫的鼓动家敏感，每逢估计政治局势问题发生时，使他成了一个非常可宝贵的顾问，——但仅此而已。在党的会议时，他若有一个已定的政治观念在群众大会试验过的而又浸透工人和士兵的希望和怨恨的，那他就很能征服人，说服人，迷住人了。他方面，季诺维也夫也能够在怀敌意的大会中，甚至在那时的执行委员会中，给那些最极端和最易爆炸的思想以一种遮饰的和委婉的形式，而深入于那些怀有不信任成见的人的心中。为的成就这些宝贵的效果，他除了自觉他是对的以外还须有一种别的东西；他必须还有一种使他放心的信念，以为有一双可靠而强壮的手替他担负了政治的责任。列宁给了他这个信念。若有一个已定的战略公式，透彻发挥了问题的本质，季诺维也夫就可以巧妙而敏感的补充以他刚刚从街道，工厂或兵营搜集来的呼号，抗议和要求。在此种时机，他就是从列宁到群众间——有时从群众到列宁间——一架理想的传达机器。季诺维也夫总是跟随他的老师走，除了很少几次。但这几次恰好是党，阶级和国家的命运悬而待决时候。这位革命鼓动家缺少革命的性格。每遇征服人心的问题时候，季诺维也夫始终是个孜孜不倦的战士，但一到实际行动，他忽然丧失斗争勇气了。此时他忽然从群众后退，也从列宁后退，只听到动摇声音，只搜集疑惑，只看见障碍。于是他的委婉的差不多女性的声音就丧失了其说服人的力量，而表示他的内心弱点。七月那几日在陶立特宫墙下，季诺维也夫是非常活动，灵巧和有力的。他提起群众的激昂至最高点，——并非号召他们做坚决的行动，反是制止他们。这个恰合于时机和党的政策。季诺维也夫此时如鱼在水一般。 立登尼桥一仗，是示威发展一个大转变。从此没有人敢在窗口和阳台看示威了。那些富人都群聚火车站，要离开都城。街上的斗争转变为没有确定目的的一种零星冲突。夜里，示威者和爱国派之间发生徒手战，或无计划的缴械，来福枪从这人手里转到那人手里。分散出来的小队的士兵随便行动。“匪徒和暗探，附和着士兵，唆使他们做无政府式行动，”——博德魏斯基说。小队水兵和陆军搜索那些在屋顶放枪的人，竟去检查地窖。有几处托辞检查，竟实行抢劫。他方面，“虐杀”[4]手段也用出来了。城中商人自觉有力量的部分，便发狂的攻击工人，残暴的敲打工人。新列斯内工厂工人阿法那细夫说：“一群人叫着‘打死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淹没他们！’便来攻击我们，把我们结实打了一顿。”一个被打的人死在医院。阿法那细夫自己从迦德邻运河中被水兵们救起来，受伤和流血。 冲突，牺牲，无结果的斗争，无确定的目标，——这就说明了当时情况。布尔什维克派中央委员会通过一个决议：号召工人和士兵停止示威。这个决议立刻通知执行委员会了；此时下层分子也难得有人反对此决议。群众散回各区去，他们无意明日再开始斗争。他们觉到了那个“政权交给苏维埃”的问题，比外表所呈献的，要复杂得多了。 陶立特宫终于解围了。附近街道没有人了。但是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仍旧开下去，有时中断，有时长篇大论的演说，没有意义，没有目的。以后，人家才明白，那些妥协派在等待着什么事情。隔壁房间里，工厂和兵团诸代表还在呆等。默特列夫记载道：“半夜过去好久了，我们还在等着一个‘决议’……为了疲倦和饥饿而烦躁起来，我们就在亚历山大大厅走来走去……到了7月5日早晨4点钟，我们的呆等终于有个结束……一群武装的军官和士兵闹嚷嚷地经过宫殿入口开着的门冲进来。”全宫殿充满了响亮的马赛歌声。当这快要天亮的时候，那种踏步声和军乐声使会议厅发生一种非常的激动。代表们从各自的席上跳了起来。一个新的祸事么？但是丹正在演说台上，……他喊道：“同志们，不要慌。这不是什么祸事。这是一些忠实于革命的兵队开到这里来了。”不错，望眼欲穿的可靠的队伍终于开到了。他们占据了过道，残暴的攻打那还留在宫里的少数工人，一部分携带武器的工人被他们缴械了，被他们逮捕带走了。少尉顾秦，一个有名的孟什维克，穿着军装走上演说台去。主席，丹，张开两臂来拥抱他，音乐奏着胜利的歌调。妥协派快活得透不过气来，以得意的眼睛瞪视左边，互相握手，张开喉咙，倾注他们的热情于马赛歌里。“反革命开始时一幅典型的画图，”马尔托夫喃喃自语说，他晓得如何观察，他也明白好多的事情。苏汉诺夫记载的这一幕剧的政治意义还更重要些，如果你记得马尔托夫和丹同属于一个党，在丹看来，这一幕剧恰好表示革命的最高胜利。 直至此时观察了多数代表洋溢着喜气之后，苏维埃左翼才明白：这个官方的民主力量的最高机关，到了真正的民主力量出现于街上时候，是何等的孤立。在36个小时当中，那些人轮流着退到会场外去，为的打电话同司令部或在前线的克伦斯基相联络，请求救兵，号召，劝说，祈求，一个个鼓动家派出去，然后又等待着。危险过去了，但是恐惧心仍在那里作怪。因此早晨5点钟，那些“忠实分子”的踏步声，在他们的耳朵中如同一曲逢凶化吉的交响乐。演说台上终于发出坦白的演说了，说起侥幸镇压一个武装的叛乱，说起此次必须同布尔什维克派算账。然而进入陶立特宫的那些军队，并不是从前线来的，有如好多人看见当时情景所猜测的一般。那些军队本是从彼得格勒卫戍军中抽调而来的，主要是从最落后的三团抽调来的：泼雷奥勃来顺斯基团，谢米诺夫斯基团和伊士马伊洛夫斯基团。7月3日，这三团人声明守中立，无论如何用政府和执行委员会威权都调他们不动。士兵们在军营里惶恐不安坐着等。直到7月4日下午，政权机关想出了一个有力量的办法：拿些文件给泼雷奥勃来顺斯基团士兵看，其中证明列宁是德国侦探，如同二加二等于四一般明白。这事成功了。各团传遍了新闻。军官，团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派来的鼓动家，加倍活动。中立诸团的情绪忽然改变了。天快亮时，已经无需要他们了，人们却成功了把他们集合起来，带他们穿过无人的街道至空虚的陶立特宫。那夜马赛歌是伊士马伊洛夫斯团的军乐队奏的，——1905年12月3日，恰好是这一团（当时最反动的）奉令逮捕第一次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当时苏维埃正在开会，由托洛茨基当主席。历史剧的盲目导演者，每一步都演出了动人的情节，却不是有意串这种情节：他简单的让事变的逻辑自由发挥罢了。 * * * 街道上肃清了群众之后，那个成立不久的革命政府便伸伸它的麻木的四肢。工人代表扣留起来了，枪械缴了，各区间的联络切断了。大约早晨6点钟，一辆汽车停在《真理报》编辑部门口。汽车装来军官和士兵，还有一架机关枪，立刻安在窗口上。这些不速之客走后，留下了一个捣得稀烂的办公室：抽屉撬开了，地板堆满了扯破的稿子。电话线根根扯断。门房和差役被打一顿，捉去了。印刷厂受的攻击还更厉害，印刷厂是最近3个月来工人捐钱买的。旋转印刷机捣毁了，铸字机破坏了，排字机碎成片片了。布尔什维克派想错了，他们骂克伦斯基政府懦弱无能！ 苏汉诺夫写道：“一般说来，此时街道已经恢复常态。差不多没有群众拥聚在街上，或当街开会；差不多所有的店铺都开了门。”早晨，布尔什维克号召停止示威的传单——被捣毁的印刷厂的最后出产品——散发出去了。哥萨克兵和军官生在街上拘捕水兵，陆军和工人，解他们进监狱或看守所。在店铺里和人行道上，人家说的都是关于德国人的金钱。有人敢替布尔什维克派辩护，立刻就要被捕。“此时没有可能宣布列宁是一个正人君子，——人家要把你捉到警察局去的。”苏汉诺夫总是一个细心的观察家，留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常来往的街道上发生的事情。但是工人区域情形另是一样。工厂里还没有人做工。人们小心戒备着。传闻有队伍从前线开回来。维包格区各街道上成群结队的人讨论着，若来攻击应当怎么办。默特列夫说：“赤卫队和一般工厂青年决心进彼得·保罗堡垒去，帮助被围在那里的队伍，他们把手榴弹藏在口袋里，鞋子里和衣服里。他们坐划子过河去，一部分从桥上过去。”哥隆那区排字工人斯密诺夫，回忆道：我看见几支小火轮载着海军学生，从杜德霍夫和奥兰宁堡开下尼瓦河来。下午两点钟时，大家知道大局不好了……我看见水兵们一个个的由小路走回喀琅施塔得去……谣言传开来，说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都是德国奸细。卑鄙的迫害开始了……历史家米留可夫很满意的把这一切总括起来道：“街上的人，情绪和成分都完全改变了。黄昏时，彼得格勒是非常安静的。” 前线队伍尚未开到以前，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得到妥协派的政治合作，继续隐瞒着他们的真正意向。下午，有几个执行委员，以里倍尔为首，到克希辛斯该雅邸宅来，同布尔什维克诸领袖开谈判。这次访问表明一种最和平的态度。依照当时成立的协定，布尔什维克派应该叫水兵们回喀琅施塔得去，叫机关枪兵退出彼得·保罗堡垒，并撤除巡逻队和装甲汽车；政府方面则应允不许人虐杀或压迫布尔什维克派，并释放那些被捕的人，除了犯刑事的不释放。 但这个协定并不能持久。关于德国金钱和前线军队调回的风声传开去，卫戍军中渐渐有些部队表示尽忠于民主派和克伦斯基了，他们派代表到陶立特宫或司令部去。最后，前线军队果真陆续开到了。妥协派方面的气概一点钟比一点钟骄傲起来。前线来的队伍本准备要用血手从那些德国奸细夺回首都。现在显然明白无需要军队来做这事，但必须找个请救兵的藉口。为的避免自己陷于嫌疑之中，妥协派就尽力向带兵官表示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是站在他们方面的，布尔什维克派则是他们的公敌。当加米涅夫提醒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注意几点钟之前成立的协定时候，里倍尔以一个铁石心肠的政治家口吻回答说：“势力的对比，现在已经改变了。”里倍尔从拉萨尔的通俗讲演里学到：大炮是宪法的一个重要部分。一个喀琅施塔得代表团，以辣斯可尼可夫为首，屡次被执行委员会的军事部传了去，军事部的要求一点钟比一点钟加多，最后竟变为里倍尔的一个最后通牒，要他们立刻同意解除喀琅施塔得的人的武装。辣斯可尼夫说道：“我们从军事部出来，又去同托洛次基和加米涅夫商议。列夫·达维多维奇（即托洛次基）教我们立刻秘密送喀琅施塔得的人回去。我们决定派同志到各兵营去，并通知喀琅施塔得的人，说他们就要被迫缴械。”大多数的水兵来得及走开了，惟有几小队仍留在克希辛斯该雅邸宅和彼得·保罗堡垒。 李沃夫亲王，得到社会主义部长知情和同意，早于7月4日签发一个命令给波洛夫泽夫将军，要他“逮捕那些占据克希辛斯该雅宅的布尔什维克派，把那个屋子腾出来驻兵。”此时，编辑部和印刷厂被捣毁之后，布尔什维克派大本营的命运问题就成了生死关头的问题。必须防卫这座屋子。军事委员会任命辣斯可尼可夫为防卫司令，他大规模地——依照一种喀琅施塔得办法——履行他的职务；征发大炮，甚至叫一只小兵舰开进尼瓦河口来。辣斯可尼可夫事后以如下的话解释他这个布置：“这些军事准备，在我方面，自然不是仅仅为了自卫，因为空气中不仅含有火药气而且含有虐杀气……我还以为——我相信不是没有理由的——有一只好的兵舰在尼瓦河口就足够大大摇动临时政府的决心。”所有这一切是颇空泛的，而且不太认真。我们可想得到，7月5日白天，军事委员会诸领袖，连辣斯可尼可夫在内，尚未明白局势改变至什么程度。所以在这个时候，武装示威已经迫不得已急忙后退，为的不被敌人迫上武装暴动了，而有些军事领袖却还在实行一些偶然的未经深思的前进步骤。那些青年的喀琅施塔得领袖，这回并非第一次过了火。但若没有那些爱过火的人的帮助，你能革命么？事实上；一切人类大事业之中不是必然含有百分之几的轻举妄动成分么？这次只限于发出一些训令而已，而那些训令不久又给辣斯可尼可夫自己撤消了。当此时候，传到这邸宅来的消息一个险似一个。有个人看见尼瓦河对岸一座屋子窗口架了机关枪，向克希辛斯该雅邸宅瞄准；又有个人看见一队装甲汽车向这方面开来；第三个人则报告哥萨克巡逻队临近来的消息。两个军事委员奉派到军区司令部去谈判。波洛夫泽夫向他们保证说，捣毁《真理报》事件，他不知情，他也不准备去压迫军事委员会。事实上，他不过在等待前线来的足够的救兵而已。 当此喀琅施塔得退兵之时，整个波罗的海舰队刚准备好了前进。这舰队的主要部分停在芬兰海上，全体约有七万水兵。还有一军人也驻扎在芬兰，此外赫尔辛基海港工厂有一万俄国工人在做工。这是革命的一个有力的拳头。海陆士兵的压力如此难以抵御，甚至社会革命党的赫尔辛基委员会也出来反对合作政府，因此在芬兰海陆军中所有苏维埃机关都一致要求执行委员会接受政权。为了拥护这个要求，波罗的海方面的人决心随时都可开进尼瓦河口去。然而有件事情阻止他们，就是害怕消弱了海军防守线，让德国舰队容易来进攻喀琅施塔得和彼得格勒。 但是这里发生了一件完全出人意外的事情。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称为“波中”的——于7月4日召集各舰委员会开一个非常会议，主席狄宾科宣读舰队司令刚刚接到的两个秘密命令，由海军部次长杜达勒夫签字的。第一个命令要海军上将凡德勒夫斯基派四艘驱逐舰到彼得格勒来以武力阻止喀琅施塔得水兵登陆；第二个命令要舰队司令不许各战舰以任何借口从赫尔辛基开往喀琅施塔得，有不从者不惜以潜水艇击沉之。那位海军上将觉得左右双方的枪口都对准了他[5]，为要保存自己的脑壳，所以把电报交给“波中”，并声明说：即使“波中”副署，他也不执行这二个命令。这二个电报宣读后，水兵们惊骇起来。他们固然一有机会便用那绝不客气的话来痛骂克伦斯基和那些妥协派。但直到此时，他们还以为此事是苏维埃内部的斗争。中央执委员中占多数的一派，和芬兰地方委员会中占多数的一派，本是同党派的人，——这个地方委员会刚出来主张一个苏维埃政府。显然，无论孟什维克或社会革命党人都不会赞成去击沉那些主张执行委员会拿起政权的战舰。一个旧时海军军官，如杜达勒夫也者，如何能插足在苏维埃家务纠纷里面，而把这纠纷变成一个海战呢？昨天那些大战舰才被官方视为革命的屏障，——而且拿来同那些落后的驱逐舰和潜水艇相对照，革命宣传差不多未曾达到那些舰艇哩！政府现在居然要靠潜水艇的帮助击沉那些战舰了么？这些事实简直不能被水兵们迟钝的头脑所了解。那两个命令，他们以为是属于噩梦的，其实却是三月播种之后7月应有的收成。从4月起，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已经开始号召外省起来反对彼得格勒，号召士兵起来反对工人，号召骑兵起来反对机关枪兵了。他们在苏维埃中给了士兵代表以特权，超出工人之上；他们优待零星小企业工人而反对金属大工业工人。他们自己代表过去时代，所以在一切种种落后性中寻求援助。现在他们脚底下的基础动摇了，于是唆使后卫来反对前锋。政治有其自己的逻辑，尤其在革命时候。妥协派各方面受迫，不得不命令海军上将凡德勒夫斯基击沉比较先进的战舰。对于妥协派最不幸的，就是他们依赖的落后分子已在日加一日的努力赶上先进分子了。潜水艇官兵对于杜达勒夫的命令之气愤也不减于诸战舰官兵。 主持“波中”的人绝非哈姆雷特[6]一流人。他们不坐失时机，立刻和舰委员共同决议，派那只指定来攻击喀琅施塔得的驱逐舰奥尔费号立刻到彼得格勒去，一来探听那里发生什么事情，二来“逮捕海军部次长杜达勒夫。”这个决议虽然出人意外，但仍明白表示波罗的海水兵如何还把妥协派看作阋墙的兄弟，与他们认为公敌的杜达勒夫不同。奥尔费号开进尼瓦河口时，正在一万武装喀琅施塔得人在此登陆之后24小时。但是“势力的对比已经改变了。”水兵们一个整天不得允许登陆。直到晚上，“波中”和各舰代表共67个水兵才得允许到两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去，——那时正在第一次结算七月事变的账。胜利者在他们的新胜利中是洋洋得意的。魏廷斯基在演说，很得意的描绘懦弱和屈辱时候的情形，为的更加鲜明衫托出后来的胜利。他说：“首先来帮助我们的队伍，是装甲汽车队。我们坚决计划好了，那些武装暴徒如果使用武力，我们就开枪……看见革命遭遇的危险如此之大，我们就发了一个命令给某些部队（在前线）乘火车回首都来……”这个联席会议的大多数人正在吐露他们的仇恨，反对布尔什维克派，尤其反对水兵。就在这个空气之中，波罗的海代表们来了，还带了一个命令逮捕杜达勒夫。那些胜利者用狂野的叫喊，顿脚，挥拳，来迎接波罗的海舰队的决议案。逮捕杜达勒夫么？什么？这位勇敢的海军中将，不过履行他对于革命的神圣职务罢了，至于他们，水兵们，叛乱者，反革命分子，则在背后打击革命！联席会议以一个特别的决议案郑重宣布他们与杜达勒夫一致。水兵们目瞪口呆望着演说的人，又互相望着。直至此时他们才开始明白一向在他们眼前发生的事情了。第二天，全体代表被捕，在监牢内完成他们的政治教育！接着，“波中”主席，那个海军准尉狄宾科来援助他们，也被捕了；在他以后被捕的还有海军上将凡德勒夫斯基，他是被召来首都问话的。 6日早晨，工人们复工了。现在惟有前线召回的军队在街上示威。反间谍机关的人员在街上检查通行证，到处捉人。青年工人魏诺夫，散发“小页《真理报》”，那是代替昨日被捣毁的布尔什维克机关报而出版的，——在街上被一群暴徒杀死了，也许就是反间谍机关人员杀死他。黑色百人团反动分子尝到了镇压反抗的味道。劫掠，强暴，有时开枪，继续发生于城里各部分。这一日中，队伍接二连三从前线开到了：骑兵师，顿河哥萨克团，轻骑兵师，伊兹波团，小俄罗斯团，龙骑兵团及其他。高尔基的报纸写道：“哥萨克兵，大批开到，嚣张得很。”城内有二个地方，新到的伊兹波团被人开机关枪射击。两处机关枪都发现了，在顶楼上，但找不到开枪的人。在其他地方，开到的军队也被人射击。这种恶意的开枪事件深深陷害了工人。显然是有经验的挑唆家，拿子弹来欢迎士兵，意图播下反布尔什维克种子。工人们急忙努力向新到的士兵解释这种事情，但人家不许工人们接近士兵。自从二月以来，这是第一次，军官生或军官站在工人和士兵之间。 妥协派欢天喜地欢迎新到的军队。在军队代表大会上，当着许多军官和军官生面前，那个魏廷基献殷勤的解释说：“现在军队和装甲汽车沿着百万大街开往宫殿广场去了，为得接受波洛夫泽夫将军的指挥；而这就是我们依赖的真实的力量。”为了做一种政治的掩护，四个社会主义者奉委襄助军区司令办事：阿夫克森齐耶夫和高次由执行委员会派的，史高倍列夫和欠尔诺夫由临时政府派的。但这并不能保全那位司令。克伦斯基后来向白卫军夸口说，他于七月事变中从前线回来时就把波洛夫泽夫免职了，为了“优柔寡断”。 现在终于可以解决那拖延许久的问题了，就是：捣毁那个设在克希辛斯该雅邸宅的布尔什维克蜂窠。 在一般社会生活中，尤其当革命时候，不重要的事实，以其象征的意义作用于想像，有时却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譬如，在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之中，列宁“占夺”克希辛斯该雅邸宅问题占据了一个不相配称的重要位置，——克希辛斯该雅是个宫廷舞姬，她的出名，由于她的舞术者少些，由于她同罗曼诺夫皇朝诸男性代表关系者则更多些。她的私邸便是这种关系的产物，——好像是尼古拉第二做皇储时给奠的基。大战前，人家谈起这个与冬宫望衡对宇的为贵宦命妇所常聚会的邸宅，总带着一种欣羡的敬意。但在大战时候，人家则常提到“赃物”了。士兵们则甚至以更恰当的话来说，将近老年了，这位舞姬便投身于爱国生涯。那个爽直的罗将柯关于此事曾说过如下的话：“总司令（尼古拉大公）曾说，他知道了舞姬克希辛斯该雅参与和影响于造炮事务，许多工厂由她得到了定货单。”倘若革命之后无人居住的克希辛斯该雅邸宅未曾得到民众的好感，那是毫无足怪的。那时，革命引起了难于解决的住宅缺乏问题，政府从来不敢侵犯一所私人住宅。征发农民的马匹去打仗，那是一回事；征发空邸宅为革命之用，那又是一回事。但民众看法则不相同。 一个装甲车后备师，为了寻找适宜的驻所，便于三月初开进克希辛斯该雅邸宅去，而占据之，因为那位舞姬有很好的车库。装甲车师情愿把这屋子楼上让给布尔什维克派彼得格勒委员会。布尔什维克派和这个装甲车师的友谊，补充了他们和机关枪团的友谊。这个邸宅之占据发生于列宁回国前几个星期，此事，起初差不多没有人注意。那个对于侵占者的义愤是随着布尔什维克派影响扩大而增加的。报纸上记载的故事，关于列宁如何住宿于那个舞姬的绣房，宅内所有的陈设如何被人毁坏和盗取，——都是纯粹的谎言。列宁住在他的姊妹的简陋的房子里。舞姬陈设则被房屋管理人封存起来。苏汉诺夫，于列宁回国那一天，参观过这个邸宅，他描写得很有趣。“那个有名的舞姬的房间，现出颇奇异而不配称的情景；优雅的天花板和墙壁，绝不与那些粗笨家具相调和，原始的桌子和板凳，乱七八糟安置着，随着事务的需要。一般说来，家具是很少的。克希辛斯该雅的可移动的陈设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报纸小心避开了装甲车师问题，而把列宁说做一个匪徒，以武力占据一个无拳无勇的热心艺术者的房屋。社论和专栏，都来发挥这个论题。衣衫槛褛的工人和士兵糟蹋了丝绒，绸缎和美丽的地毡！首都所有的会客厅，都激发了义愤。当初吉伦特派叫雅可宾派担负九月屠杀，军营失窃床垫，以及土地法运动诸事之责；如今，立宪民主党和民主派也痛骂布尔什维克派摧折人类道德柱石以及在克希辛斯该雅邸宅精致的地板上咳痰和吐唾了。皇朝的舞女成了被野蛮钉靴践踏下文化之象征。这样尊崇，令那位舞姬振作了勇气，竟向法院控告去。法院判决布尔什维克应当搬出那座屋子。但这是不很容易做到的。“在院子守卫的装甲汽车，气概威严得很，”查勒志斯基回忆道，他那时是彼得格勒委员会一个委员。此外机关枪团和其他队伍，也准备好于必要时赞助装甲汽车师。5月25日，执行委员会接到那个舞姬的代表律师的控告，居然承认：“革命的利益，要求服从法院判决。”但妥协派除了这个柏拉图式的格言之外未敢有所动作，——这事很使那个舞姬痛心，她的本性绝非倾向于柏拉图主义的。 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继续在那邸宅里办公。辣斯可尼可夫说：“民众接连不断的在克希辛斯该雅邸宅进出。某些人有事情同这个或那个机关接头，某些人来拿宣传书报，某些人找《士兵真理报》编辑部；某些人则来参加会议。那里时常开会，有时接连开下去，在楼下宽阔的大厅里开，或在楼上有个长桌子的房间里开，那个房间多半是舞姬的宴会室。”阳台上空飘扬着中央委员会那面威严的旗帜，开群众大会时演说的人就在这阳台上讲话，不仅白天开大会，夜里也开。时常黑暗中来了一队士兵或一群众工人，要求一个人对他们演说。也有市民偶然结队在阳台之下观望，报纸上的胡说时时引起了他们的好奇心。当那危急的几天，心怀敌意的示威者暂时行近屋子，要求逮捕列宁和逐出布尔什维克派。看那在宅前经过的群众洪流，可以觉知那沸腾起来的革命深度。克希辛斯该雅邸宅问题在七月事变中达到了最高峰。米留可夫说：“运动的大本营并非陶立特宫，而是列宁的堡垒，克希辛斯该雅邸宅及其古典风格的阳台。”示威失败必然致成布尔什维克这个大本营的陷落。 早晨三点钟，彼得格勒团的后备营，一队机关枪兵，一连谢米诺夫斯基团士兵，一连泼雷奥勃来顺斯基团士兵，伏伦斯基团的教导队，两尊大炮和八辆装甲汽车，齐向克希辛斯该雅邸宅和彼得·保罗堡垒开来，二处只隔一衣带水。早晨七点钟，军区司令部一个副官，社会革命党人顾子明，要求腾出房屋。那时留在屋内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只有120人，不肯交出他们的枪械，就跳到彼得·保罗堡垒那边去了。政府军队占据克希辛斯该雅邸宅时，除了几个工役以外没有找到其他的人。……现在还有彼得·保罗堡垒问题。我们还记得，青年赤卫队早已从维包格区渡河到那里去，以便必要时候帮助那些水兵。其中一个记载道：“堡垒墙头上立着几尊大炮，显然是水兵们安置的，以防万一——似乎要流血。”但是外交的谈判和平的解决了问题。斯大林奉了中央委员会委派向妥协派领袖提议共同设法以不流血手段结束喀琅施塔得水兵的行动。由孟什维克波格丹诺夫陪伴着，他不难说服水兵接受前一日里倍尔的最后通牒。当政府的装甲汽车开近堡垒时，一群代表从堡垒门走出来，宣布守兵服从执行委员会。水兵和陆军放下的武器，被几辆货车装走了。缴了械的水兵被送到货船上，回喀琅施塔得去。堡垒的投降，可以认为七月事变之落幕。前线召回的一个脚踏车队占据了业已肃清了布尔什维克的克希辛斯该雅邸宅和彼得·保罗堡垒。十月革命将要发生时，这队人也站到布尔什维克派一边来了。 [1] 指布尔什维克派军事委员会。——译者 [2] Hippolitet Taine（1828-1893）法国历史家和文艺批评家，以种族，环境和时代来说明历史事实和文艺作品。——译者 [3] 译者按：本书中凡遇agitator均译为鼓动家，凡遇demagogue均译为煽惑家。“煽惑主义”（demagogie）的庸俗意义乃是有意诏谀民众以便私图，至其科学的意义，则如书中所说。 [4] 译者按：Pogrom本是俄文，原意指民间捣毁犹太人商店，住宅，打伤，甚至杀死犹太人而言。但这个手段，有时不仅施于犹太人。本书中凡遇Pogrom皆译为虐杀。 [5] 原文直译：海军上将处于两火之间。－C.R [6] Hamlet，莎士比亚剧中人物，临大事犹豫不决——译者。 >
> ## 第三章 七月时布尔什维克派能取得政权么？ 被政府和执行委员会禁止的示威，乃是一个大规模的示威。第二日参加者不下50万人。苏汉诺夫痛骂七月事变的“鲜血和污秽”，却不得不说：“把政治结果抛开，我们却不能不佩服民众的可惊异的运动。即使认为这运动是不幸的，它的自发的伟大的规模也能令人欢观止矣。”根据侦查委员会的计算，29人被杀，114人受伤，——双方数目约略相同。 这运动是从下层发起的，与布尔什维克派无干——在某种限度之下，甚至是反对布尔什维克派的——这一点，起初连妥协派也承认。但在7月3日夜里，尤其到第二天，官方意见开始改变了。这运动被宣布为“暴动”，布尔什维克派是它的组织者。史丹开维奇，一个接近克伦斯基的人，后来写道：“在‘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口号之下，发生了一个有组织的布尔什维克派暴动，反对苏维埃中占多数的一派，这一派人当时是诸保卫祖国的党派组成的。”这个组织暴动的控告，不仅是政治斗争的一个方法。六月间，那些人感觉到布尔什维克派对于群众的强大影响，从此简直不肯相信工人和士兵能涌起一个运动超出布尔什维克派。在执行委员会某次会议上，托洛茨基企图解释时局说：“他们骂我们制造群众情绪；这是错误的，我们不过努力表达群众情绪罢了。”十月革命后，敌派出版的著作，尤其苏汉诺夫的书，都说：布尔什维克派只因七月暴动失败不得不掩饰他们的真正目的，而拿群众的自发运动来解嘲。但是一个武装暴动，业已牵引几十万人入其漩涡之中，它的计划能够隐藏起来如同珠宝一般么？十月时，布尔什维克派为情势所迫难道不是不仅完全公开号召群众起来暴动，而且当着众人眼睛准备这个暴动么？如果说没有人发现出七月有此计划，那只因为根本没有这个计划。机关枪兵和喀琅施塔得水兵进入彼得·保罗堡垒，本是得到里面守兵同意的——妥协派特别坚持这堡垒是被“攻占”的——绝非一个武装暴动行为。这堡垒设在一个河岛上，与其说是军事要塞，宁可说是一个监狱，也许可以用做退下来的人的避难所，绝非可以作为进攻之用的。示威者到陶立特宫去时，漫不经意地在那些最重要的政府机关前面经过，——要占据那些机关，普地洛夫工厂的赤卫队就有足够的力量。他们占领彼得·保罗堡垒，恰恰同他们占领街道，哨岗和广场一般。还有一个附加的动机，就是这个堡垒靠近克希辛斯该雅邸宅，必要时还可以援助它。 布尔什维克派尽了一切力量使得七月运动只成为一个示威。但是这次示威，果然不曾由于事物本身的逻辑，越出那些界限以外么？这个政治问题是比刑事案件更难于确定回答的。刚在七月事变发生过后，为估计这个事变，列宁写道：“一个反对政府的示威，——这是此次事变形式上最恰切的称呼。但问题就在于：此次并不是普通的示威。比示威大得多，却逊于一个暴动。”群众一旦把握了某种思想，他们就要实行起来。工人，尤其士兵，虽然信任布尔什维克党，却未曾觉悟，他们只有得到党的号召和在党领导之下才可以出来。二月和四月之经验，宁可说是给他们以恰恰相反的教训。如果五月间列宁说工人和农民比党更革命一百倍，那他无疑是概括了二月和四月的经验。但群众也用他们自己的方法概括了这个经验。他们对自己说：“连布尔什维克派也坐失时机并拉我们后退哩。”示威群众在七月那几日已有决心，若有必要则消灭那个官方政府。资产阶级方面若来抵抗，则用武力对付之。在此限度之下，确有一个武装暴动成分在。虽然有此决心，但未曾实行到一半，更不用说实行到底了；这是因为妥协派迷乱了全部局势之故。 在本书第一卷里，我们详细说了二月政制的离奇现象。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从革命民众之手得到了政权。他们并未曾提出过争取政权的任务。他们并未曾夺得政权。他们是反乎自己意志而被他人强迫接受政权。他们又是反乎群众意志，图谋将这政权奉送给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众并不信任自由派，但信任妥协派。可是妥协派并不信任他们自己。在他们立场上说，这是对的。即使将整个政权交给资产阶级，民主派仍能成为一个力量。一旦把政权抓在自己手里了，他们连自己都要变为零的。政权差不多要自动的从民主派手里滑落于布尔什维克派手里。这个不幸是无法可以补救的，因为俄国民主派生来就是一个零，而此不幸即含于此零之中。 七月示威者要使政权还给苏维埃，但为此之故，苏维埃必须同意接受政权。然而在首都，工人和卫戍军中积极的士兵大多数人已经拥护布尔什维克派了，苏维埃中的多数却仍然属于——由于那个惰性定律作用，凡代议制度都受此定律所支配——那些小资产阶级党派，他们认为损害资产阶级政权就是损害他们自己。工人和士兵明白觉到了，他们的情绪和苏维埃的政策之间互相矛盾，——换一句话说，即是他们的今日和他们的昨日之间互相矛盾。他们出来示威，要求一个苏维埃政府，此时他们绝不信任在苏维埃中占多数的那些妥协派。但是他们不晓得如何处置那些妥协派才好。若是用暴力推翻他们，那就等于解散苏维埃而非送政权给苏维埃。在找得一个办法改变苏维埃成分以前，工人和士兵图谋以直接行动方法使苏维埃服从群众的意志。 两个执行委员会关于七月事变发了一个布告，其中妥协派气愤地号召工人和士兵起来反对示威者，据他们说，示威者“企图以武装的力量来压迫你们的代表去服从他们的意志。”好像示威者和选举者是两种人。不是同一工兵群众的两个不同名称！好像选举者没有权利叫被选举的代表来服从他们的意志！好像这个意志并非要求他们履行应尽的责任，——即为了民众利益去接受政权！聚集在陶立特宫周围的群众，向执行委员会叫喊的，正是那个无名工人挥动粗拳向欠尔诺夫叫喊的话：“把政权拿去罢，既然人家送给你了！”妥协派则调哥萨克兵来作为回答。这些民主派绅士，宁可要一个国内战争，同民众作对，而不愿不流一滴血将政权接受在自己手里。国内战争是白卫军先开火的，但其政治的空气则是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造成的。 工人和士兵要那个机关接受政权，那个机关偏偏用武力来抵抗，——这事令群众糊涂起来。政治的轴心已经脱离他的强大的群众运动了。如此，七月运动就变成了一种部分的以武装暴动手段来实行的示威。这样说也是可以的：这是一个半暴动，趋向于那种目的，这种目的本来除了示威手段之外，是不容许用其他手段来达到的。 妥协派虽然拒绝政权，却未曾完全交付于自由派，——一来因为他们害怕自由派（小资产阶级总是害怕大资产阶级），二来因为他们替自由派害怕。一个纯粹的立宪民主党内阁，立刻就要被群众推翻的。此外，米留可夫说得很对：“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在反对擅自的武装行动之时，也巩固了那在4月20日和21日纷扰之中宣布的他们自己的权利，即唯有他们可任意调遣彼得格勒卫戍军的武力。”妥协派继续盗用着他们枕头底下自己的权力。为了以武力抵抗那些在旗帜上写着“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人之故，苏维埃不得不事实上集中权力在自己手里。 七月那几日，执行委员会甚至还走得更远些：它正式宣布它的最高权力。它的7月4日决议案说道：“如果革命的民主派认为必需将一切权力交于苏维埃之手，那也只能由两执行委员会的全体会议来决定。”执行委员会一面宣布那个拥护苏维埃政权的示威为反革命的暴动，一面又造成自己为最高权力，并且决定政府的命运。 7月5日黎明，那些“忠实的队伍”开进陶立特宫时候，指挥官报告说，他的部队完全无保留地服从执行委员会。没有一个字提到政府！但是那些反抗者也是要服从执行委员会，认它为最高权力啊！彼得·保罗堡垒投降时候，守军认为只消宣布他们服从执行委员会便够了。没有人要求服从政府机关。从前线召回的队伍也是完全接受执行委员会调遣。如此为什么还要流血呢？ 这个冲突如果发生于中世纪末期，则互相屠杀的两个营垒必然都是引用《圣经》文句的。形式主义的历史家事后一定要论断说，两方面都是为了对《圣经》文句的真解而战争。大家知道，中世纪手工业工人和不识字的农民，有一种奇异的热情，愿意为了对《约翰启示录》中文辞上的异义原故而战死，正如俄国“分离派”不惜被人歼灭，只为的决定：应该用二个指头或三个指头来画十字的问题。其实，这种信条底下隐藏着——在中世纪同在现时一样——生活利益的冲突；我们必须设法把这冲突发现出来。《福音书》上同一句话，在某些人看来是奴隶之意，在其他人看来则是自由之意。 但还有一个更新鲜更切近得多的事例。1848年6月在法国，隔着障碍物相打的两方面都叫喊着“共和国万岁！”所以六月战争，在小资产阶级唯心论者看来，乃是一种误会，因一方面的懈怠和他方面的热烈而造成的。事实上，资产者要的，是一个为了他们自己的共和国，工人们要的，则是一个为了大家的共和国。政治口号用来掩饰利益的时候多，用来据实表明利益的时候反而少些。 二月政制虽然离奇难解——再加上妥协派用马克思主义的和民粹派思想的天书来装饰这个政制——但阶级间的真实关系是颇容易看得出来的。只消注意到妥协党派的双重性格就够了。受过教育的小资产阶级倾向于工人和农民，但同地主和厂家过从甚密。下层阶级的要求经过苏维埃提到官方的国家来，执行委员会既为苏维埃组织中一个重要成分，便同时可以作为资产阶级的一种政治屏风。诸有财产的阶级“服从”执行委员会，只当执行委员会把政权推让给它们的时候。群众服从执行委员会，也只当他们希望执行委员会可以变成工农的统治工具时候。不能两立的阶级倾向在陶立特宫内交互错综着，各方都借执行委员会之名作护符：一方是出于不了解和轻信，一方则出于冷静的打算。斗争不多不少，恰恰是为着“谁来统治国家”的问题，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 但既然妥协派不愿接受政权，资产阶级又无力量保持政权。那么在七月间布尔什维克派可以夺取政权么？在那危急的两天内，彼得格勒的政权完全脱出政府机关之手了。那时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感觉到它自己完全无能。在此情形之下，布尔什维克派并不难夺得政权。外省某几处，他们也可以夺得政权。既然如此，布尔什维克党不肯暴动，是对的么？他们若是先在首都以及某些工业区域巩固了地位，不可以渐渐扩张其统治至全国范围么？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大战末年，最有助于欧洲帝国主义和反动之胜利的，就是那几个月克伦斯基的统治，它使革命的俄罗斯陷于精疲力竭，而且在欧洲交战国军队和劳动群众眼中大大损害俄国的精神权威，——他们满含希望期待着革命的新言（NEW WORD）。无产阶级革命若能缩短四个月的生产苦痛，那就是很大的收益了。那时布尔什维克派接收来的国家不至如此民穷财尽，而革命在欧洲的权威也不至如此堕丧。这不仅能增高与德国进行谈判时苏维埃的地位，而且可以大大影响于欧洲和战问题。这个推测实在是太迷人了。 然而党的领袖们没有走上武装暴动之道路是完全对的。夺得政权还不够。必须能保持政权。十月间，布尔什维克派估量他们的时候到了，而最困难的日子还是在夺取政权以后。需要工人阶级力量极度绷紧，才可以抵御敌人无量数的攻击。七月间，连彼得格勒工人也未曾有此决心做那坚忍不拔的斗争哩。虽然能够夺得政权，他们却要送给执行委员会。首都无产阶级虽然极大多数倾向于布尔什维克派，却仍未剪断那个二月脐带，将他们拴缚于妥协派的。许多人还存了幻想，以为一切事情可以靠言语和示威办成的，——吓吓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就可以使他们同布尔什维克派合行共同的政策。连阶级中先进部分，也没有明白观念：究竟走何道路才可以达到政权。不久之后列宁写道：“事情现在明白了，7月3日和4日，我们的党的真实错误，只有这一点……即是党还认为，由苏维埃方面政策的改变，一种和平的政治转变是可能的。事实上，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为了与资产阶级妥协，已经纠缠束缚到这个的地步，而资产阶级则反革命到如此程度，以致早没有什么和平转变可言了。” 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既如此不整齐一致，既如此没有充足决心，更不用说起农民出身的军队了。卫戍军以它的7月3日的行动，完全让布尔什维克派有可能夺取政权；但是卫戍军中尚有一些中立的队伍，他们在4日晚上决然倾向于爱国党派一方面。7月5日那些中立的兵团都站到执委员会一边去，至于那些倾向布尔什维克派的兵团则努力表示中立的色彩。使政府能自由活动起来的，正是这个而不是姗姗来迟的从前线调回的军队。倘若布尔什维克派于7月4日夜间急躁的夺得了政权，彼得格勒卫戍军将不仅不会去保卫这个政权，而且在那从外面来的不可避免的打击之下，将拦阻工人去保卫这个政权。 在作战军队方面，局势更加不利。要求和平和土地的斗争，使得军队对布尔什维克派口号极表好感，尤其自从6月进攻以后。但是所谓士兵中“自发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意识上并未曾与某一党或其中央委员会或其领袖们相一致。这个时期士兵的书信明白写出了军事这个状况。一个士兵从前线写来信道：“你们记着罢，部长先生，以及诸大领袖，我们不很明白党派的事情，只晓得过去和未来相隔不远。从前皇帝把你们充军西伯利亚或监禁在牢狱里，将来我们要拿到利刀戳进你们的屁股哩！”这几行字固然是痛恨那些高高在上的人，那些欺骗士兵的人，但也同时承认士兵们自己没有办法。“我们不很明白党派的事情。”军队不断起来反抗战争和军官，为此目的从布尔什维克词汇中选取口号。但离那为了送布尔什维克派去当权的暴动，还远得很哩。为了镇压彼得格勒，政府从最近首都的防军中挑选来一些可靠的队伍，却未曾遭遇其他队伍积极反对，队伍开到首都也未曾遭遇铁路工人的阻拦。那个心怀怨望的，违抗命令的，容易激发的军队，在政治上还是未曾成形的。军中还少有坚固的布尔什维克核心，能够给那散漫的士兵群众的思想和行动以一个统一的方向。 他方面，妥协派为了唆使前线来反对彼得格勒和后方农民，又使用那个恶毒的武器而相当成功，——三月间反动派曾图谋使用这个武器来反对苏维埃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派对前线士兵说：彼得格勒卫戍军，受了布尔什维克派影响，不肯派遣补充的队伍上前线去替代你们；工人不肯为了前线需要来做工；工农若是听了布尔什维克派的话，现在就夺取土地，那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留下给前线的人。士兵们需要一些补充的经验才能懂得：政府究竟是为谁守护土地的，为了在前线的农民呢，还是为了地主？ 在彼得格勒和前线军队中间还隔着外省人民，他们对于七月事变的反应，本身就可以作为很重要的事后证据，判定布尔什维克派应否于七月间直接夺取政权的问题。甚至在莫斯科，革命脉搏也比在彼得格勒弱得多了。布尔什维克派莫斯科委员会会议中发生了非常激烈的辩论。一些属于党的极左派的人，如布卜诺夫，主张占据邮政局、电报局、电话局、《俄罗斯之声报》编辑部，即是主张走上暴动道路。党的委员会一般是很稳健的，决然拒绝了这个提议，认为莫斯科群众绝无决心做这行动。然而决定举行一个示威，不管苏维埃的反对。很广大的工人群众走向史高倍列夫斯基广场去，喊的口号与彼得格勒一样，但远无彼得格勒的激昂。卫戍军的反应并不一致，有些队伍参加示威，但只有一队是完全武装的。炮兵大卫多夫斯基后来在十月斗争中占一个重要位置，他在回忆中证明七月时莫斯科并无准备，主持示威的领袖因为失败感觉灰心。 在伊凡诺夫·伏士尼辛斯克，这个纺织业中心，苏维埃早在布尔什维克派领导之下，——彼得格勒事变消息传来时还夹着一个谣言，说临时政府倒了。执行委员会夜里开会决定监督电话和电报以为先决手段。7月6日工厂停了工。四万人参加示威，其中好多携带武器。到了知道彼得格勒示威没有达到胜利时候，伊凡诺伏·伏士尼辛斯克苏维埃急忙收兵。 在里加，受了彼得格勒来的消息影响，7月5日夜里，倾向布尔什维克的拉脱维亚轻步兵和“敢死营”发生冲突，这爱国派的“敢死营”不得不退走。里加苏维埃当夜通过一个决议案，赞成苏维埃政府。二日之后，同样的决议案也在乌拉尔首府也加德林堡通过了。“苏维埃政权”这个口号，早几个月仅仅以党的名义提出来，自此以后成了若干地方苏维埃的纲领，——这事无疑表示大大进了一步了。但是从议决赞成苏维埃政权，到那在布尔什维克旗帜下举行暴动，还有一段长路。 在国内某些地方，彼得格勒事变成了导火线，引起了属于一种私的性质的剧烈冲突。在尼齐尼·诺伏高老特从前线退下来休息的士兵，好久就拒绝再往前线去，莫斯科派来的军官生为强迫他们服从，因为太强暴，激起了当地两团士兵的义愤。开了火，杀死和打伤了人。那些军官投降了，缴械了。当地政府消灭了。莫斯科派来一支讨伐军，由三种军队组织而成。带兵的是莫斯科军区司令，那个容易冲动的凡尔霍夫斯基上校（后来做克伦斯的陆军部长），和莫斯科苏维埃主席，那个老孟什维克兴楚克，一个没有军人气质的人，后来主办合作社，又后来做苏联驻德大使。然而他们寻不出人来讨伐，因为暴动士兵选举的一个委员会，在他们开到时候已经完全恢复秩序了。 在基辅同夜，差不多同时，而且为了同一理由（拒绝上前线），普鲁卜特科团士兵五千人哗变，夺取军械库，占据炮台和军区司令部，并逮捕了司令和警察长官。全城恐慌了好几个钟头。最后由于军事机关，社会团体委员会，和乌克兰中央议会属下机关联合努力，被捕的人才得释放，暴动士兵也有一大部分解除武装。 在遥远的克拉斯诺雅斯克，由于卫戍军情绪的激昂，布尔什维克派自觉很有势力，不顾反动浪潮已经波及全国，仍在七月九日举行一个示威，有八千至一万人参加，大多数是士兵。伊尔库次克派了400名士兵，带着大炮，开来压迫克拉斯诺雅斯克，由军区特派员即社会革命党人克拉可卫茨基带领。两日的会议和谈判（这是双权政制下必有的事情），那队讨伐军已经受了士兵鼓动的影响，害得特派员急忙撤兵回去。但在全体之中，克拉斯诺雅斯克是一个例外。 在大多数省县城方面，局势不利得多了。譬如在萨马拉，当地布尔什维克派组织，接到首都斗争消息时，就“等待行动的信号，虽然差不多没有一个人可以为他们倚靠的。”当地一个党员说：“工人才开始同情布尔什维克派”，但不能希望他们会加入斗争；更加不能希望士兵。至于布尔什维克组织，那“我们都是很薄弱的；我们只有几个人。在工人代表苏维埃里面有几个布尔什维克派，但在士兵苏维埃里面似乎没有一个；此外，这士兵苏维埃差不多完全是军官组成的。”全国这种微弱而不利的反应，主要是因为外省是从彼得格勒手里接到二月革命，而非用斗争去换来，故在消化新的事实和思想方面比首都缓慢得多。必须添加一个时期，前锋才能将笨重的后卫拖着走。 如此，由于民众意识状态——这在革命政策上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七月间布尔什维克派没有可能夺得政权。同时，前线的进攻迫得党去反对示威。进攻之失败是绝对不能避免的。事实上失败已经开始了，但全国人民尚不知道。危险的是在于：党若是不小心，政府就可以将它自己疯狂的后果归咎于布尔什维克派。必须让这次进攻有足够的时间自己耗竭。布尔什维克派毫不怀疑，进攻一失败，群众情绪要急剧转变的。那时就可以明白应当做什么事情，这个计算是绝对正确的。然而事变有其自己的逻辑，不管政治计算如何。这回逻辑残暴的落在布尔什维克派头上。 进攻之失败，到了7月6日，成为不可收拾的了，那日德国突破了12俄里的俄国阵线，冲进来十俄里之远。7月7日首都得到了这个消息，正当讨伐和压迫最猖狂时候。几个月之后，感情比较冷静了一点，或至少比较近于理智一点，史丹开维奇——并非布尔什维克派对头中最恶毒的一个——还写文章，关于那从彼得格勒七月事变之后塔诺普尔（防线）马上被突破这一事实看出来的“事变间神秘的关联”。这些人看不见，或不愿看见事变间的真实关联，——即是在协约国鞭子底下开始的无希望的进攻，非达到军事上大溃败不可，因之同时亦非激起群众的愤怒不可，——群众对于革命的希望受了欺骗。但是事变间的真实关联，有什么相干呢？将彼得格勒示威和前线失败联系起来，这诱感力是很强大的。爱国派的报纸不仅不隐瞒此次失败，反而尽力张大此次失败，甚至泄露军事秘密亦所不惜，如公布师团名称及其阵地。米留可夫自白说：“从7月8日起，报纸开始有意公布前线来的坦白的电报，此事如雷一般打击了俄国社会。”他们的本意，就是要使人震动，惊恐和糊涂，以便更容易把布尔什维克派和德国人联系起来。 阴谋挑唆无疑也起了相当作用，在前方同在彼得格勒街道上一样。二月革命之后，政府安插了一大批以前的宪兵和警察在作战军队里面。其中自然没有一个肯打仗。他们害怕俄国士兵比害怕德国人更厉害。为得叫人家忘记他们过去的作为，他们于是冒充军队中最激烈的分子，暗中煽惑士兵反对军官，尤其反对军纪和进攻，而且常常干脆自命为布尔什维克。他们中间有一种同谋作恶的自然关系，他们形成了一种懦夫和光棍的团体。那些最无稽的谣言就是经过他们传入和迅速传播于全军中的，——在那些谣言之中，极端革命的术语和黑色的百人团精神，配合起来。若在危急时候，这些分子就首先发出信号叫人慌张。报纸不止一次提到了警察和宪兵做着动摇军心的工作。军队本身秘密文书中也发现常常提起这种事情。但是最高军事机关保持缄默，宁愿将黑色百人团挑唆者与布尔什维克派混同起来。现在前方进攻大失败之后，这个手段变成合法的了；孟什维克派报纸努力赶上爱国派的最卑鄙的报纸。他们大声疾呼攻击“无政府——布尔什维克派”，攻击德国奸细，攻击旧时的宪兵，一时之中也居然淹没了军队一般状况问题及和平政策问题。李沃夫亲王很坦白的夸口说：“我们的列宁防线被深深突破，我认为，对于俄国，比西南防线被德国人突破更重要得多……”政府的可尊敬的首领，有一点和旧时宫内大臣罗将柯一样，即不知道何时应当缄默。 7月3、4两日若是能够阻止群众示威，则听到塔诺普尔被突破消息后，示威也要爆发的。然而只消迟几日爆发，政治局势必有重大的变更。运动将立刻采取更大的规模，不仅波及于外省，而且大大波及于前线。政府将在政治方面受人攻击，将无比地更难于归咎于后方的“内奸”。布尔什维克党的地位亦将各方面都更有利的。然而，即令如此，事情也不会发展到立即夺取政权之地步。事实上，惟有这一点可以放心断定的，就是：如果运动迟了一个星期爆发，七月间反动就不会胜利到那种程度。恰好是示威日子和前线突破日子之间那种“神秘的关联”，重重打击了布尔什维克派。愤怒和失望的浪潮从前线滚回来，却逢着从彼得格勒发出来的破碎的希望的浪潮。首都群众所得的教训太严酷了，使人不敢想起立刻再开始斗争。然而无意义的失败造成的悲痛感情要找机会发泄出来，而爱国派在某种限度下居然成功了转移这个感情去反对布尔什维克派。 在四月，六月和七月，舞台主角总是那几个：自由派、妥协派和布尔什维克派。在所有这些阶段上，群众都在努力要把资产阶级赶出政府。但在各阶段上，群众干涉后的政治效果是大不相同的。四月事变结果，受苦的是资产阶级。侵略政策受人指斥，——至少口头上受人指斥；立宪民主党屈辱了；它的外交部长一职被人夺去了。六月运动没有结果。造成了打击布尔什维克派的姿势，但没有打击下来。在七月，布尔什维克派被控卖国，被打击了，政治上被放逐了[1]。在四月米留可夫被迫退出政府，在七月列宁被迫躲藏起来。 在十个星期之中，这个剧烈的变化有什么原因呢？十分明显，统治分子内部起了很大变化，倾向于自由派资产阶级；但同时，从四月到七月，民众的情绪也急剧转变倾向于布尔什维克派。这两个相反的过程是互为因果的。工人和士兵愈加接近布尔什维克派，妥协派就不得不愈加坚决去拥护资产阶级。四月间，执行委员会诸领袖，替自己的影响打算，还能进一步去迎合群众，把米留可夫抛下水去，——自然给他一个可靠的救生圈。七月间，妥协派则同资产阶级和军官联合来打击布尔什维克派。势力对比发生了变化，这一次也是由于政治势力中最不稳固的势力之转向所造成的，这势力就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急速转向于资产阶级反革命方面。 但如果是这样，那么布尔什维克派参加示威而且负起示威责任，是对的么？7月3日，托姆斯基发挥列宁的思想说：“除非我们要再来一个革命，否则此时谈不到什么示威的。”既然如此，几点钟之后，党又怎样能够站在一个武装的示威前面而并未号召群众再来一个革命呢？那些学究一定认为这中间有矛盾，或甚至是出于政治上的轻燥。譬如苏汉诺夫就是这个见解，而且在他的札记里写了不少挖苦的话，关于布尔什维克派领袖们的动摇不定。然而群众参加事变，并非依照学究们的命令行事的，而是他们自己政治发展的结果。布尔什维克派诸领袖明白，惟有再来一个革命才能改变政局，但工人和士兵尚未明白此点。布尔什维克派诸领袖明显看出，广大的后备军——前线和外省——需要时间来自己认识前线冒险进攻的意义。但是前锋队在这个冒险影响之下已经冲出到街上来了。他们对于任务有最彻底的理解，却配上某些幻想，关于方法方面。布尔什维克的警告没有效力。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须得以自己的经验来测验时局。武装示威就是这样一个测验。然而这个测验，会违反群众意志而变为一个普遍的战斗。因之会转成一个确定的失败。在这样的局面之下，党不能束手旁观。为了战略上理由而表示清白，那简直等于放任工人和士兵给他们的敌人宰割。群众的党不能不与群众站在同一立场上，虽然不与群众同抱幻想，却为的帮助群众以尽可能少的损失求得必需的认识。托洛茨基在报纸上回答那几日无数的批评者说：“我们并不以为必须替自己辩护，为了未曾于波洛泽夫将军和示威者‘谈判’时站在旁边等待。无论如何，我们的参加，绝不会增加了牺牲者的数目，也不会使一个混乱的武装示威转变为一个政治暴动。” 与七月事变相类的事情，在过去各次革命中都有发现，——事变结果各不相同，但一般说来不利的居多，有时甚至是大失败。这个阶段包含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内部运动力学里面，因为其中有一阶级为了革命成功牺牲得最多，对于革命付托了最大的希望，然而得到的利益最少。这个过程的自然法则是完全明显的。有财产的阶级被革命送上政权，总要以为至此革命已经成功了，所以首先要向反动势力表示好意。“革命的”资产阶级，以种种手段去求得它所推翻的那些阶级之好意，这便激发了群众的气愤。群众的失望很快的随之而来；甚至他们的前锋队于革命斗争之后尚未冷静下来以前，就来了。民众想像，再来一个新的打击，就可以成就了或补救了他们以前未曾做到的事情。因此发生了再来一个革命的冲动，——一个没有准备，没有纲领，没有估量后备军，没有计算效果的革命。他方面，那些抓着政权的资产阶级分子，正巴不得下层来一个大爆发，以便把民众彻底解决了。这就构成了那个补充的“半革命”之社会的和心理的基础，——那个“半革命”在历史上不止一次成了反革命胜利的出发点。 1791年7月17日，在演武场上，辣斐叶特下令开枪射击共和派的一个和平示威，他们企图向国民会议请愿，当时国民会议正在庇护国王的反叛勾当，恰如126年后俄国的妥协派之庇护自由派的反叛勾当。王党资产阶级希望及时来一个血浴就可永远解决了革命的党。共和派领袖们觉得力量不够，不能取得胜利，遂避开战斗，——这是完全合理的。他们甚至急忙同那些请愿者分开了，——这至少可说是不漂亮的和错误的。资产阶级恐怖统治迫得雅可宾派消沉了好几个月。罗伯斯比尔躲在木匠杜卜莱家里。德穆郎藏起来了。丹东在英国消磨了几个星期。然而王党的挑唆终于失败了：演武场上之屠杀不能阻止共和运动走到胜利。如此，法兰西大革命也有它的“七月事变”——不仅在政治上说，而且在月份上说。 57年后，在法国，“七月事变”发生于六月；这次规模更大得多了，而且更悲惨得多了。所谓1848年“六月事变”，是不可避免的从二月革命生长出来的。法国资产阶级刚得胜利时候，宣布了“做工权利”，——正如在1789年它宣布了许许多多好听的话，亦正如1914年它宣誓说：它这次战争是最后的战争。从那个虚有其名的“做工权利”产生出一些可怜的国有工场，在那里，十万工人替他们的老板争得政权之后，现在每日来领1个佛郎15生丁的工钱了。仅仅过了几个星期，那些资产阶级共和派，说话慷慨但用钱吝啬的人物，就用种种不堪的话来痛骂这些依赖国家救济的“寄生虫”。二月的慷慨许诺和六月以前的巧妙挑唆，这中间极能表现法国资产阶级的民族特性。即使没有挑唆，巴黎工人尚有二月武器在手，看见冠冕堂皇的政纲和卑鄙可怜的现实之对照，也要起反应的，——这个不能忍受的对照，每日来咬啮他们的肠胃和良心。卡芬雅克[2]在整个统治阶级眼前，以何等冷静的而差不多毫不掩饰的计算，纵容暴动发展以便来一个更彻底的屠杀！不下一万二千工人被共和派资产阶级屠杀了，不下二万工人被监禁在牢内，——为得铲除其他工人对于资产阶级宣布的“做工权利”所怀抱的信仰。没有计划，没有政纲，没有领袖，1848年六月的运动，就好像无产阶级一个强有力的和不可压制的反射动作。暴动的工人，被剥夺了最基本的必需品，被打击了最高的希望，不仅失败了，而且受了诬蔑。左派民主党一个党员，弗罗恭（Flaucon）——他是列德鲁·罗兰[3]的信徒，而后者又是策列铁里的前辈——向国民大会声明：暴动群众是受了君主党和外国政府所收买的。1848年的妥协派，并无需要战争空气，就可以在暴动者口袋里发现出英国和德国的金钱。那些民主派便以此手段替拿破仑主义开辟道路。 巴黎公社伟大的爆发，对于1870年9月革命的关系，恰好同1848年六月事变对二月革命的关系一样。巴黎无产阶级的三月暴动，绝非出于什么战略上的计较。这是从各种环境之悲剧的配合产生出来的，外加一种挑唆行为——法国资产阶级每逢因恐惧而增加歹意时就特别擅长各种挑唆手段。统治者首先要解除民众武装，工人则违反统治者的计划而要保卫巴黎，他们第一次努力使巴黎变成他们自己的巴黎。国卫军给了他们一个武装的组织——一个很接近于苏维埃的组织——又给了他们一个政治的领袖机关，即中央委员会。由于客观条件不利和政治上错误，巴黎遂和全法国对立起来——被外省误解了，不得它们援助，一部分也是给它们出卖了，——结果落于凡尔塞那些流氓匪帮手里，他们背后有俾斯麦和毛奇撑腰。拿破仑第三部下那些堕落的和失败的军官成了不可缺少的刽子手，替那个温柔的玛丽安[4]办事，穿重靴的普鲁士人刚把这玛丽安从一个假拿破仑的怀抱里解放出来。巴黎公社中，无产阶级以反射性的抗议反对资产阶级革命的欺骗，第一次达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高度，——但立刻又低落下来了。 1919年一月柏林的斯巴达克周，也与彼得格勒七月事变同属于那个中间性的半革命类型。因为无产阶级在德国民族中，尤其在德国经济中，占据支配的地位，十一月革命便自然而然的将国家大权交给一个工人和士兵代表会议。但在政治上，无产阶级将自己混同于社会民主党，而社会民主党又将自己混同于资产阶级政制。那个独立党在德国革命中占的位置，正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派在俄国占的位置。所缺少的，就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党。 11月9日之后，每一天德国工人都清晰的感觉着，好像有什么东西从他们手里滑出去，从他们的指缝间溜出去。保持他们已得的地位，巩固自己的力量，实行一种抵抗，——这个愿望一天增加一天。这个自卫的倾向就是1919年1月斗争的基础。斯巴达克周开始了，并非由于党有什么战略上的计算，而是义愤填胸的下层群众迫出来的。事情绕着一个三等意义的问题而发展，即应否保留警察总监的职位，——虽然在其倾向之中已经含有一个新的革命的发端。参加领导的两个组织，斯巴达克团和左派独立党，事前毫无准备；它们走得超过了它们的原意，同时也未曾走到底。斯巴达克团的人还太薄弱，不能为独立的领导。左派独立党人走到那足以令他们达到目的的那些方法面前停止了，动摇了，以暴动为儿戏，拿来配合于外交谈判。 在牺牲者数目上说，一月失败比法国六月事变少得多。但一个失败的政治重要性，并非仅仅靠战死者和被杀者的数量来测定的。新生的共产党被斩了头，独立党则表示出：从它的方法本质看来，它不能领导无产阶级走到胜利。推广意义来说，“七月事变”在德国复演了好多次：1919年1月周，1921年三月运动，1923年十月退兵。以后的德国历史都是从这事变导引出来的。未完成的革命蜕变为法西斯。 现在，正当写这几行字之时——1931年5月初——不流血的，和平的，光荣的（这些头衔都是一样的）西班牙革命，正在我们眼前准备着它的“六月事变”（照法国月份说）或“七月事变”（照俄国月份说）。马德里的临时政府，用好听的辞句——其中一大部分显然是从俄文翻译出来的——允许采取种种手段解决失业和土地荒，但丝毫不敢触着旧时社会的痛疮。参加合作政府的社会主义者正在帮助共和派对革命事业怠工。工人和农民的气愤狂热的增长起来，岂是难于预见的么？一面群众的革命运动；他面新统治阶级的政策，二者不能两立，这便是一个不可调和的冲突之源泉，——此冲突发展下去，不是葬送了第一次革命（四月革命），便要引到第二次革命去。 * * * 俄国布尔什维克派基本群众，1917年7月，虽然觉得有些界限是不能越过的，但各人的情绪并非完全一致。好多工人和士兵偏向于把那正在发展中的运动看做一个决胜负的行动。默特列夫在他五年后写的回忆录中，以如下的话表示他对于七月事变的感想说：“在这次运动中，我们的大错误就在于我们劝说妥协派的执行委员会去接收政权……我们不应当献给他人，应当自己夺取政权。我们的第二个错误，可以说是：我们差不多虚耗了二日在街道上走，而不立刻占据一切机关，宫殿，银行，车站，电报局，立刻逮捕全体临时政府……”这话若是对暴动来说，自然令人无辞可答；但是要把七月运动转变为暴动，那差不多等于要把革命葬送了。 无政府主义者，号召斗争时总是提到这个事实，即：“二月革命发生，也是没有什么党派领导的。”但是二月革命有现成的任务，那是好几代人的斗争准备好了的，而且在二月革命之上还站着一个在野的自由派和一个爱国的民主派决心要接受政权。七月运动则不然，它必须开辟一个全新的历史道路。整个资产阶级社会，连苏维埃民主派在内，都切齿痛恨它。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人革命，条件之间有些基本的差异，是无政府主义者看不见的；或虽看见却不明白的。 但若布尔什维克党，坚持那种学究式的见解，一定要认为七月运动“不合时机”，而脱离了群众，那时这个“半暴动”一定要落于无政府主义者、冒险家和偶然表现群众气愤的分子之手，受他们散碎而不配合的领导，结果必致葬送于无代价的血泊之中。他方面，倘若党站在机关枪兵和普地洛夫厂工人前面来领导之后，抛弃了自己对于全局的估量而走上了一个决胜负斗争的道路，那时暴动无疑将勇敢进行。工人和士兵在布尔什维克派领导之下将夺得政权，——但不过准备着随后的革命崩溃而已。在全国范围说，政权问题将不是同二月时候一样，全凭彼得格勒的胜利来决定的。外省将跟不上首都。前线将不明白革命，将不接受革命。铁路和电话将帮助妥协派反对布尔什维克派。克伦斯基和总司令部，将给前线和外省创立一个政府。彼得格勒将被封锁。彼得格勒城内将开始分化。那个政府将能遣派很多的士兵反对彼得格勒。在如此情形之下，暴动将以一个“彼得格勒公社”的悲剧而告终的。 七月间，在历史的岔路上，全凭布尔什维克党的干涉才阻塞了两条必然危险的道路：1848年六月事变之道路和1871年巴黎公社之道路。感谢党勇敢的站在运动前面，遂得于示威者开始转变为一个武装的冲突时候，阻止群众前进。七月间，群众和党所受的打击是很重的，但并非一个致命的打击。牺牲者不过几十人而已，并非论万计算。劳动者阶级从这次考验出来，并未被人砍去头颅，并未流血致死。它完全保持着它的斗争的干部，而这干部又长了好多的知识。 在二月革命当中，布尔什维克派好多年前的工作收获了果实，党教育出来的进步的工人在斗争中占得了地位，但是党的直接领导权还是说不到的。在四月事变中，党的口号证明有发动的力量，但运动本身仍是独立地发展的。六月间，党的广大的影响表现出来了，但群众仍旧在敌派正式画定的示威界限内活动。惟有七月间，布尔什维克党，感到群众的压迫，才走到街上来，同其他一切党派对立，不仅以它的口号，而且以它的有组织的领导机关，决定了运动的基本性质。一个团结的前锋队，在七月事变中第一次完全表现其价值，那时党甘心遭受重大的损失，保卫无产阶级免于失败，并拯救了未来革命和党自身。 米留可夫论及七月事变对于布尔什维克派的意义说：“当作一个技术的实验来看，此次经验对于他们无疑有非常的价值。它展示出需要与事变的哪些元素打交道，如何组织它们为己所用；政府，苏维埃和军队等又能拿出什么样的抵抗……显然，到了要重做此实验时候，他们就将更有系统地和更自觉地做出来。”这几句话很正确的估计了七月经验对于布尔什维克派政策往后发展的意义。但在能利用七月那些教训以前，党必须渡过最困难的几个星期，在这几个星期之中，那些短视的敌人似乎觉得：布尔什维克派的势力从此打破了。 [1] 原文直译：被断绝了水和火。古罗马人的放逐令包括在城邦及附近地方不给被惩罚者“住所、火和水”。－L.X [2] 卡芬雅克，路易·欧仁（Cavaignac, Louis-Eugène 1802—1857）——法国将军，资产阶级共和党人。1848年6月起把持军事独裁大权，血腥镇压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1848年6－12月任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政府首脑。卡芬雅克的名字已成为军事独裁者、屠杀工人的刽子手的通称。—C.R [3] Ledru Rollin（1807—1874）——法国政论家和政治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改革报》编辑；第二共和国时期任临时政府内务部长和执行委员会委员(1848)，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49)，在议会中领导山岳党；1849年六月十三日示威游行后流亡英国，1869年回到法国。—C.R [4] Marianne，法兰西共和国或其政府的绰号。－C.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