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革命史
> ## 第七章 五天 （1917年2月23日至27日） 2月23日是国际妇女节。社会民主党各团体本想依常规来纪念她：集会，演说，传单。在前夕，没有一个人的头脑里曾想到过妇女节会成为革命的第一日。各团体中没有一个曾号召在这一天举行罢工。不仅如此，甚至那布尔什维克的组织，而且是最具有战斗性的一个组织：维包格区的委员会，全体都是工人，竟也反对罢工。群众的情绪，据工人区的领袖之一——加育劳夫作证，是颇为紧张的，每一个罢工都有转变为公开冲突的危险。但因委员会认为战斗行动的时机尚未来到：因党不够坚强，工人与士兵很少联系，所以决定不号召罢工，而准备在不确定的未来作革命的进攻。这样的一条路线，是委员会在2月23日的前夜采取的，并且还仿佛全体都接受了它。然而在第二天早晨，不顾一切指令，若干工厂的纺织女工还是罢了工，并且遣派代表到五金工人那里，请求援助罢工。加育劳夫写道，布尔什维克们“不情不愿地”答允援助，他们的后面跟随着孟什维克的与社会革命党的工人。但一经发生了群众罢工，那就得号召一切人到街上来，并且自己出来领导；加育劳夫提出的决议如此，维包格委员会不得不表示同意。“关于跑上街去的思想，很久就在工人中成熟了，只是在那个时候，谁都不能预见到上街游行会发生什么结果。”让我们记住这一个参加者的陈述吧，这对于事件运动力学的了解是很重要的。 如果游行示威，士兵将从营房跑到街上来反对工人，这一点，人们在事前认为是无有疑义的。这么一来会发生什么结果呢？这是战争时候，当局不会开玩笑的。但从另一方面说，一个战时的“后备”兵，并不是正规军的老兵。难道他真是这样可怕吗？在各个革命团体里，把这问题讨论了很多次，不过是很抽象的，因为没有一个人，绝对地没有一个人——这可以根据一切材料来坚决地断定的——甚至在那时都不曾想到2月23日这一天会成为坚决向专制制度进攻的开始。人们谈到示威，总存着一种不确定的，但无论如何是有限的远景。 因此，事实是这样的，二月革命是从下面开始，无产阶级中最受压迫与被践踏的一部分——女工，纺织女工，（其中我们得想到有不少士兵的妻子），克服了她们自己革命组织中的反对，无所忌惮地握住了发动权。愈拖愈长的购买面包的行列成为最后的一个推动力。那天罢工的大约有九万名女工与男工。战斗的情绪发泄在示威、露天大会与和警察所作的冲突中。运动在维包格区及其大企业中发展起来，从那里又蔓延到彼得堡方面。在城市的其他部分中，据秘密警察的证明，并未发生罢工与示威。那天已经调动军队来帮助警察，数目显然不多，和他们也不发生冲突。妇女群众，其中不仅女工，出发到市政局去要求面包。这就和向一只雄羊要奶一样。城中各部分出现了红旗，就上面所写的字来看，表示出劳动者要的是面包，他们既不要专制，也不要战争。妇女节过的很成功，具有热情，没有牺牲，但这本身隐藏着什么，关于这，是到晚上也还没有一个人能够猜度。 第二日，运动不仅没有低落下去，反而增长了一倍：大约彼得格勒的一半产业工人在2月24日罢工了。工人一清早便进了厂，不去上工，开露天大会，然后开始向市中心游行。新的区域与新的居民群众吸引到运动中来。“面包”的口号，给“打倒专制！”与“打倒战争！”的口号排除了或掩盖了。尼夫斯基大街上不断的游行：最初是紧密的工人群众，唱着革命歌曲，较后是夹杂的市民群众，里面也有学生们的蓝色帽子。“散步的人群对我们表示同情，从某几个伤兵医院的窗中，士兵们向我们挥动手中的任何物件。”是否有许多人体会到伤兵对示威者挥手所含有的意义呢？不过哥萨克们不断地，虽然是并不凶狠地，向群众冲击，他们的马都口喷白沫；示威者向两边分散，然后再集拢来。群众中不曾有恐惧心。“哥萨克们答允着不开枪的”，这句话从这人的口传到那人的口。显然地，工人们和个别的哥萨克谈过话。不过稍后，喝得半醉的龙骑兵咒骂着出现了，冲进人群，开始用标枪敲打人头。示威者用全力坚持着，不分散奔跑。“不会开枪的”，事实上，也不曾开枪。 一个自由主义的参议员，在街上看到了死了的电车，——或者这是次日的事，是他记错了！——有些给打破了玻璃，有些卧倒在轨道旁，于是记起1914年7月那几天，即大战前夜的情形来了。“仿佛旧的企图在复活了”，这议员的眼睛并不曾欺骗了他，——这里的连续性是显然的：历史拣起那被大战切断的革命线索的两端，打一个结，将它们连了起来。 在整天的过程中，民众从城市的这部分倾注到那部分，被警察竭力驱散着，被骑兵，偶然也被步兵阻止着与挤迫着。与“打倒警察！”这个喊声的同时，愈加经常地可以听到对哥萨克所喊的“万岁！”声了。这是有重大意义的。对警察，民众表示着猛烈的仇恨。他们用哨子，石头，冰块来逐走骑警。但工人们却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来对付士兵。在营房的周围，在哨兵巡逻兵与哨兵线的附近，时常会站着三两个工人与女工，和他们亲密地交谈。这是一个新阶段，它是从罢工的增长与工人和士兵的接触中发生出来的。这样的阶段在每一个革命中都不能避免。但它永远似乎是新的，而实际上也每次都依新的方式发生着，读到过它或写到过它的人，等得见到它的时候是不会认识的。 那天在国会中，议员们讲述着广大的群众密密地挤满了整个士那明斯基广场、全条尼夫斯基大街与所有邻近的街道，又说见到了完全未有的现象：革命的但不是爱国的民众，以“万岁！”的喊声来欢迎那带着军乐的哥萨克与士兵。国会议员不懂得这一切是什么意思，想去问人，第一个遇到的人回答他道：“警察用鞭子抽打一个女人，哥萨克们出来了，驱逐了警察。”究竟这事情实际上是否这样发生的，那谁都不能证实。不过民众相信它是这样，而且也可能如此。信心并非从天而降，它从过去的经验中发生出来，因此它成为胜利的保证。 维包格区最先进的工厂之一，爱立克森厂的工人，于早晨集会之后，全体群众二千五百人，出发到参孙尼也夫斯基大街，在一个狭隘的地方遇到了哥萨克兵。军官们首先冲入群众，用马胸开道。在他们的后面，哥萨克们漫街奔腾着。这是一个紧急关头！不过骑兵小心地，只循着军官们所开好的走廊，以长的带形通了过去。加育劳夫回忆道：“有几个微笑着，有一个向工人好意地眨眨眼。”哥萨克并不是无所谓而眨眼的。工人因一种对哥萨克友爱的但非仇视的信心，而更加勇敢了，这勇气又稍稍感染了哥萨克。眨眼的人找到了仿效者。不管军官怎样地再想努力，哥萨克们不公然破坏纪律，但不强暴地驱散群众，而只从他们中间漏了过去。这样重复了三四次，却使两边更加接近了。个别的哥萨克开始回答工人的问话，甚至跟他们作刹那间的谈话了。纪律只剩着最薄弱与透明的一层外壳了，立时有破裂的危险。军官们赶快把骑兵斥堠哨与群众分开，放弃了驱散群众的念头，使哥萨克横断了街道放了一道哨兵线，不让游行者走向市中心去。但即使这样也无补于事：哥萨克们遵守纪律站在那里，然而不阻止工人在马腹的下“潜水”。革命并不能随意选择自己的道路：在最初几步，它得在哥萨克的马肚子底下走向胜利。一个绝妙的插话！一双绝妙的讲述者的眼睛，它注意着那过程的所有曲折。这不足为奇，因为讲述者是一个领袖，他后面跟着两千多人。司令官的眼睛既得注意敌人的鞭子或枪弹，这眼睛的视觉是锐利的。 军队的急剧转变，仿佛首先在哥萨克中，在这些历来成为镇压者与讨伐者中，觉察出来。但这意思并不是说：哥萨克较其他的军队更加革命。相反的，这些稳固的有产者，骑着自己的马，珍视自己哥萨克的特点，卑视普通农民，不信任工人，含有许多保守主义的成分。不过正因为此，由战争引起的变化，更清楚地可以在他们的身上发觉出来。此外，正因为他们总被引向各方，派赴各处，去敌对民众，使他们的神经感受到刺激，使他们首先遭到试验。他们讨厌了这一切，他们想回老家去，于是眨眨眼，仿佛说道：“干吧，倘使你们懂得怎样干，我们是不会妨碍你们的。”但所有这些只是富有意义的象征罢了。军队还是军队，它受纪律的束缚，而主要的线索还操在皇朝手中。工人群众没有武装。领导者们甚至还不曾想到那决定的终局。 在那天内阁会议所讨论的各项问题中，有一个问题是关于首都的纷扰。罢工吗？示威吗？都不是第一次了。一切都是预见了的，命令都已发布了。于是就讨论其他日常事项。 命令是怎样的？虽然在23与24两日中，有28个警察——数目的明确让人心折——给人殴打，但军区司令，那个几乎是独裁者——哈巴洛夫将军却还是不愿开枪。这不是由于善心：因为一切都已预见到，且已事前标明，连开枪都规定了时候的。 革命只在日期的意义上说，才是突发的。一般说来，两极——革命的与政府的两极，都仔细地准备着革命，准备了许多年，永远在准备着。讲到布尔什维克，那末1905年以来他们的全部活动不是别的，只是准备第二次革命罢了。而政府的活动，大部分也是在准备镇压新的革命。政府工作的这一方面，在1916年秋天具有特别的计划性。以哈巴洛夫为主席的那个委员会，在1917年1月中旬拟就了一个摧毁未来暴动之细密计划。全城分为六个警察辖区，每一辖区再分成好些小区。所有武装力量的指挥者，是后备禁卫军司令官欠勃金将军，军队分配给各区。在这六个辖区的每一个区中，警察、宪兵与军队联合在一起，归一个特别的军官团指挥。哥萨克骑兵仍受欠勃金本人指挥，以作较大规模的行动。镇压的程序是这样规定着的：开始只由警察行动，其次由哥萨克拿鞭子出场，只当实属必要之时，才让军队带着枪械与弹药出动。正是这个由1905年经验发挥出来的计划，实际执行于二月的那几天中。不幸并非在于计划本身的缺点，而在于人的材料。在这上面，有使枪炮完全不响之虞。 形式上，这计划是以全体卫戍军为基础的，他们共计有十五万名；但真正能算数的却一共不过几万人。除过警察——约有3500人，还厚望着军官学校。这是要拿当时彼得格勒卫戍军的性质来解释的，它几乎完全由后备兵，首先是由附属于正在前方的禁卫团的那十四个后备营，所组成的。除此之外，卫戍军中还参加有：一个后备步兵团，一个后备脚踏车营，后备装甲车师，少数工兵与炮兵队，与两团顿河哥萨克兵。这是很多，太多的人了。膨胀的后备部队所由组成人群，或者差不多不曾受过训练，或者得以免除了训练的。但是在实质上，全体军队都是如此。 哈巴洛夫仔细地遵循着业已拟就的计划。在第一天，23日，只单纯地调动了警察。24日，主要是把骑兵调上了街道，不过只用鞭子与标枪来行动。步兵的利用与枪火的使用，那得视事件的继续发展而定了。然事件却不让它有所等待。 25日，罢工蔓延得更广了。根据政府的数字，那天参加罢工的共达二十四万工人。比较落后的阶层，拖在先锋队的后面，连小企业中的多数工人都罢了工，电车停驶，商业机关停止了工作。在这一天的过程中，高级学校的学生也实行罢课来参加罢工。中午时，几万的民众齐集到加丈大教堂及其四周的街道上，人们企图开街道大会，跟警察发生了好几次武装冲突。演说者出现在亚历山大第三的纪念碑上。骑警开枪。一个演说者受伤倒了下来。群众中有人还枪，打死了一个警察巡官，打伤了警察区长与好几个警察。对宪兵抛掷玻璃瓶、爆炸物与手溜弹。战争教会了这种艺术。士兵们表示消极，有时还对警察表示仇恨。群众中兴奋地传说着一个故事：当警察开始在亚历山大第三的纪念碑附近向民众开枪时，哥萨克对骑马的“法老”[1]（这是警察的诨名）开了一排枪，“法老们”竟不得不奔逃。这显然不是一个为要提高自己精神而流传的虚构的传说，因为这事件，虽然说法不一，但各方面都能加以证实的。 工人布尔什维克加育劳夫，那几天的真正领袖之一，讲当时的情形道：在一个地方，示威者在骑警的鞭打之下逃窜，这地方能为哥萨克的哨兵所望到，于是他，加育劳夫，和另外几个工人，不跟人逃跑，而是脱了帽子，走到哥萨克那里去说道：“哥萨克兄弟们，帮助工人为和平的要求所作的斗争吧，你们看，法老怎样对我们饥饿的工人们。请帮助我们吧！”这种故意自卑的口气，这些拿在手里的帽子——是多么锐利的心理估计，怎样不能模仿的一种姿态呀！街道冲突与革命胜利的全部历史，充满了这样的临机应变。但它们毫无影踪地湮没在大事变的深渊中了，——遗留给史家的只有一般化的外壳。“哥萨克们立即奇怪地相互间望了望”，加育劳夫接着说道，“我们还来不及走开，他们已冲出去格斗了。”几分钟后，在车站的门边，群众抬起一个哥萨克来抛掷，以表亲爱，因他当群众的面，用军刀杀死了一个警察巡官。 不久警察完全不见了，就是说，开始秘密行动了。代替出来的是平托着枪的士兵。工人惊慌地问他们道：“难道，同志们，你们来帮助警察吗？”回答只是一句粗暴的“走开去”。再问话，结果还是同样。士兵们阴郁地，虫在咬他们的心，当问题恰恰落在他们痛苦的中心时，他们不能忍受。 同时，解除“法老”的武装，已成为一个普遍的口号。警察是一种残忍的、不可调和的、被人恨而又恨人的敌人。要争取他们到自己这边来，那连谈都谈不到。只有殴打他们，或者杀死他们。军队则完全两样：群众竭力避免跟他们作敌对的冲突，反而设法叫他们站到自己方面来，劝说，引诱，亲善，跟他们融合在一起。群众对于骑兵，始终还带有戒惧之心，虽然有关于哥萨克行为之有利的谣传，（这也许是稍稍夸大一点的）。骑兵高高地超出于群众之上，他的灵魂由马的四支脚与群众的灵魂隔开了。一个人物，大凡人们得从下而上看他的，那总仿佛是更重要些与更可怕些。步兵——那他就在此地，跟大家并肩，站在阶沿上，比较亲近，也比较容易接近。群众拼命想同他们弄得亲密，望着他们的眼，用自己火热的呼吸包围着他们。在工人与士兵的相互关系上起着大作用的，乃是妇女——女工。她们比男子们更勇敢地冲入士兵的哨线，用手夺住他们的枪，祈求着，差不多是命令着：“取下你们的刺刀，跟我们一起。”士兵们激动着，惭愧着，焦灼地交投着眼色，动摇着；有谁首先决了心，于是刺刀负疚地高举在前进群众的肩膀之上，步哨线开了，快乐与感谢的“万岁”声激动了空气，士兵们给包围着，到处是争论，责难，请求，——革命又前进了一步。 尼古拉从总司令部给哈巴洛夫发了一个电令：“明天”必须遏止乱事。沙皇的意志与哈巴洛夫“计划”的第二步适相符合，因此电报只是一个补充的推动力。明天军队得开始说话了。不太迟吗？现在还不能说。问题是提出来了，但远不会解决。哥萨克的默许，某些步兵斥堠哨的动摇，——这不过是敏感的街道上千口传述的一些富有意义的小事罢了。那足以鼓励革命的群众，但绝不足以争取胜利。何况还有相反性质的小事发生呢。在那天下午，一小队龙骑兵，据说是回答群众中的手枪射击，首次在高斯基市场（Gostiny Dvor）附近向示威者开火：据哈巴洛夫向总司令部的报告说，死三人，伤十人。这是一个郑重的警告！同时哈巴洛夫恫吓道：一切经过征兵登记的工人，倘在28日前不上工，将被遣往前线。将军提出了一个以三天为期的最后通牒（ultimatum），即给革命以一个宽大的期限，比它为使哈巴洛夫与皇朝成为赘物所需时期更长。不过这一点只当胜利之后才明白。在25日的晚上，还没有一个人知道明天的子宫里究竟孕育着什么。 让我们更清楚地来了解运动内在的逻辑。在2月23日“妇女节”的旗帜之下，开始了彼得格勒工人群众之久已成熟与长期抑制的暴动。暴动的第一个阶段是罢工。在3天的过程中，罢工扩大着，实际上变成了总罢工。即此一点，就给了群众以信心且使他们前进了。愈加具有进攻性的罢工，与那使革命群众与军队相遭遇的示威，结合起来。这就把整个任务提高到更高的平面，在这里，问题得用武力来解决了。头几天获得了好些部分成功，但其中含有的象征意义，较多于实在性质。 延长数日的革命暴动，只有在这种情形之下才能成功地发展，即：假使它是一阶段高升到另一阶段，获得了胜利又一胜利。胜利的前进发生停顿是危险的，拍子打得长是致命的，但是光有了胜利也还不够，必须让群众及时认识这些胜利，能够懂得它们的价值。即使在这样的时期，就是当胜利业已在握的时候，也能让它滑去的。这在历史上是常有的事。 最初三天是斗争之不断提高与不断加剧的日子。然而正由于这个原因，运动所达到的水平已不能以象征的胜利为足够了。全体积极的群众已经跑上了街道。他们很成功地对付了警察，而且没有因难。在后来的两天内已经把军队吸引到事件中来：第二天只有骑兵，第三天连步兵也出动了。他们逐退群众，拦住去路，有时又在放任他们，但开枪却差不多从来不曾有过。上面的人不急急于破坏计划，一部分由于他们没有充分估计到所发生事情的意义——反动派观察的错误，对称补足了革命领导者的错误，——一部分由于对军队的不信任。但恰恰在第三日上，斗争发展的力量与沙皇命令的力量，使政府不得不认真地叫军队出来行动了！工人们，尤其是先进的工人们，懂得这一点，况且早一天龙骑兵已经开过枪，现在的问题是全面地提出在双方之前了。 2月25日夜里，在城市的各部分逮捕了大约一百个人，属于各革命的团体，其中有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委员会的五个委员。这也表示政府之转取攻势。今天将发生什么事情？工人们从昨天的枪杀后觉醒过来的态度如何？而最主要的：军队将说些什么话？2月26日的朝阳是在不定与极度焦灼的雾气中明亮出来的。 因为彼得格勒委员会的被捕，城中一切工作的领导权转入于维包格区之手。这也许还比较得好些。党的上层领导是无望地迟缓。只在25日早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局，才最后决定发一张传单，号召全俄总罢工。当传单发出，如果它实在是发出的话，这时彼得格勒的总罢工已经走向武装暴动了。领导者从上面观察着、动摇着与落后着，这就是说，他们并不领导。他们在运动的后面蹒跚。 愈接近工厂愈有决心，不过，今天，2月26日，连各区也表示焦灼了。饥饿的、疲倦的、寒颤的、肩上负着巨大的历史责任的维包格区领袖们，在城郊，在菜园中集会，以便交换关于今天的印象，与共同确定路线……什么路线呢？再举行一次示威的路线吗？但是政府既经决定走极端，没有武装的示威会有什么结果？这问题使他们心里痛苦。“仿佛只有一种事情是显然的：暴动正在消灭着。”此地我们所听到的是早已为我们熟知的加育劳夫的声音，初初听来，仿佛这声音不是他的。在暴风雨之前，气压表竟降得那样低。 当那些甚至最接近群众的革命家都表示动摇时，运动的本身在实质上却比参加者所想像的走得更远。早已在前夕，即在2月25日的黄昏，维包格区方面已完全落在暴动者的手中了。警察局给捣毁了，有几个警官被杀，大多数警官则躲起来了。市政府跟首都里的大部分区域都失去了联络。26日早晨，发见出不仅是维包格区方面，而且彼斯基区，差不多一直到立登尼大街，都处在暴动者权力的掌握之下。至少警察报告中所描写的情形是如此。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的，虽然暴动者简直没有完全体会到这一点：因为在很多的场合中，警察无疑会在感受工人的威胁之前，便丢弃了自己的巢穴。但即使放开这一点不管，工人区域中警察之被清除，在工人的眼中也不具有决定意义，因为军队还不曾说出它最后的一句话。暴动“正在消灭着”，勇敢中之最勇敢者这样想。然而它却正在开始发展。 2月26日恰巧是星期日，工厂停工，所以不能一早就从罢工的范围来测定群众的压力。也因为这个原因，工人不能像早先几日所做的一样，不能在工厂中集会，这又使示威发生了困难。早晨，尼夫斯基大街上是平静的。正在这几小时内，沙后打电报给沙皇道：“城中平静。”但平静并不延长好久。工人们逐渐从各附郭向市中心集中，行进。桥上不让他们通过，他们打冰上蜂涌过来：好在时候还只二月，整条尼瓦河就是一架冰桥。向冰上的群众射击，不足以阻止他们前进。城市改样了。到处是巡逻队、步哨线，与骑兵的斥堠哨。一切通向尼夫斯基的街道，特别加紧防堵着。从看不见的伏兵处，时常放出枪来。死伤的人数增大着。救护车向各方疾驶。究竟从哪里与谁在开枪，并非常常能够弄明白的。无疑的，受过惨酷教训的警察，决不愿让自己出头露面。他们从窗口，阳台门，柱子背后，阁楼上开枪。凡假设一经成立，便容易转变为神话。据说要吓唬示威者起见，许多士兵改穿了警察制服。据说泼老讨包包夫在房子的阁楼上埋下了许多机关枪巢。革命后所成立的调查委员会，并没有发现这些巢。不过这不能说它们不曾有过。虽然，警察在那一天是退居次要的地位了。军队终于出来参加了行动。他们接到严厉的命令，要向群众放枪，而士兵们，主要是教导队，即军队中的下级军官学校学生，也实行开了枪。据官方数字，那天死了四十人，伤者同数，惟由群众拖走与运走的，尚未计算在内。斗争转入了决定的阶段。群众会不会在铅丸之前后退到自己的市梢去呢？不，他们没有后退。他们要达到自己的目的。 官僚的、资产阶级的与自由派的彼得堡陷入了惊慌中了，国会议长罗将柯，那天要求从前线调遣可靠的军队回首都来；然后他“改变了心思”，向陆军大臣倍里亚夫建议不要开枪，但用救火皮带喷射冷水来驱散群众。倍里亚夫与哈巴洛夫将军商量之后，回答道：喷射冷水会发生相反的结果，“只因它是激怒群众的”。这样地，在自由派、大官僚与警察上层分子间，进行着关于对付暴动民众应浇冷水或热铅的谈话。那天的警察报告，证明救火皮带是不够用的：“在纷扰时，可以观察到一个普遍的现象，暴动群众对军队表示极端的不逊，当要他们分散时，他们便向军队抛掷石头与从街上掘起来的冰块。当军队向天空开枪示警时，群众非但不逃散，而且用大笑来答复排枪。只当实弹向群众的中心射击时，才能驱散群众，不过大多数的示威参加者还会躲藏在附近房屋的院子里，等射击一经停止，他们又走到街上来。”这个警察报告表示出群众的热度已经升得很高了。诚然，群众自己先开始用石头与冰决来轰击军队——即令是教导团，——都是不很叫人相信的，因为这与暴动群众的心理，与他们曾对军队所采用的聪明战略，太相违反了。为要替大批的屠杀找一个补充的辩解，那个报告的色采与描写的情形，并不完全与事实相符。不过基本之点却是忠实地转述了的，而且还异常地明显：群众不愿再事退让，他们以一种乐观的愤怒态度抵抗着，甚至在放枪杀人之后，他们还留在街上，他们所执着的并不是生命，而是阶沿，石头，冰块。群众不单是凶狠的，他们还是大胆的。这因为军队虽然开枪，但群众并没有对它失去信心。他们打算着胜利，不惜以任何代价来获得胜利。 工人们对军队所施的压力增强了，——正遭遇着政府方面对军队所施的压力。彼得格勒卫戍军最后陷入于事件的焦点之中。差不多延长三天的犹豫时期——其间大多数卫戍军能对暴动者保持友谊的中立——业已终结了。“向敌人开枪”！皇朝命令着。“不要对兄弟姊妹们开枪！”工人与女工们叫喊着。并且还不止此；他们又喊道：“跟我们一起走！”这样地，在街道上与广场上，在桥畔，在营门边，进行着不断的，有时戏剧式的、有时不知不觉的、但始终是殊死的为争取士兵灵魂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在男女工人与士兵间的尖锐接触中，在来福枪与机关枪之不断的爆炸声中，决定了政权、战争与国家的命运。 对示威者的射击，增加了领导分子中的不信任心。单是运动的规模，就开始仿佛是危险的了。甚至在维包格区委员会的会议上，在26日晚间，即在胜利之前12小时，也竟会讨论到这个问题：现在应否宣布罢工终结。这似乎是很可惊奇的。但问题在于：事后认识胜利要比事前容易得多。而且情绪常常在事变消息的推动之下改变着。精神的消沉很快会变成勇敢的高涨。像加育劳夫与瞿古林那一类人，个人的勇气是足够的，但有时会被对群众所负的责任感所压缩。在普通工人们中，动摇比较少些。关于他们的情绪，一个情报灵通的秘密警察的奸细，在布尔什维克组织中起着大作用的苏尔干诺夫报告了警宪当局：“因为军队不阻止群众”，这个奸细写道，“而且在个别的场合中，他们甚至设法妨碍警官们的发动，所以群众相信自己的行动是不会受到惩罚的，现当他们在街上游行两天而不受到阻碍之后，革命方面便提出了‘打倒战争’与‘打倒专制’的口号来了，民众相信这个思想：以为革命业已开始，胜利将属于群众，政府无力镇压运动，因为军队站在他们一方面，以为决定的胜利已经临近，因为军队纵使不是今天，也总会在明天公然参加于革命力量方面的，以为开始了的运动将不会平静下去，而会不断地生长到全部的胜利与国家的变革。”这估量的简单明了真是出色之至！这报告的本身乃是一个最有价值的历史文件。当然，这并不妨碍得胜了的工人枪决这一文件的著者。 奸细们——他们的数目很大，特别在彼得格勒——比任何人更害怕革命胜利。他们执行着独自的政策：在布尔什维克的大会上，苏尔干诺夫坚持着极端的行动；而在他对秘密警察所作的报告中，则唆使当局，说他们必须坚决地应用枪杀之法。也许苏尔干诺夫怀着这个目的，竟拼命夸大了工人们进攻的信心吧。但在基本上他是对的：事变很快证实了他的估计。 双方阵营里的领袖们都动摇着与猜度着，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先天地测定力量的相互关系。外面的表示已完全不能成为测验器，因为革命危机的主要特点之一，就在于意识与社会关系的旧形式之间的尖锐冲突。力量的新关系，秘密地潜伏在工人与士兵的意识中。正是那政府之转取攻势，（这是为革命群众早几日的进攻所引起的），才使力量的新关系从潜伏状态变成为行动状态。工人渴求地与命令式地注视着士兵的眼，而后者则焦躁地与不自信地避开了眼光：这意思就是说士兵已经有点不能给自己保证了。工人更勇敢地去接近士兵。士兵阴沉地，但并不仇视地，甚至还带点歉意地，保持着沉默，而有时——这种情形愈来愈常见了——则以一种假装的严厉态度来答话，藉以掩盖他在胸膛里跳跃得多么厉害的心。这样就完成了转变。士兵显然抛弃了自己士兵的身分。在这样干的时候，士兵并非马上就认识了自己的。当官的说：革命使士兵迷醉了；而士兵则觉得相反，他从营房的鸦片中清醒过来了。这样地准备着那个决定的日子：2月27日。 不过，已经在早一日的黄昏时，发生了一件事情，它虽只具有插话的性质，但还是把2月26日的全部事变加上了一道新色彩：向晚时，禁卫军巴夫洛夫斯基团的第四连实行哗变。在某警察巡官的书面报告中，十分确定地指出了哗变的原因：“对同团教导队不满，因它在尼夫斯基大街站岗，对群众开枪。”谁把这消息报告了第四连的呢？关于这问题的记录偶然还保存着。大约在白天两点钟的时候，少数几个工人来到巴夫洛夫斯基团的营房边。你一言我一句地，他们把尼夫斯基大街上的开枪事件传述着。“告诉你们的同志，连巴夫洛夫团的兄弟们都对我们开枪了，我们在尼夫斯基大街看见穿你们的这种制服的士兵。”这是一个热烈的非难，一种燃烧似的号召。“大家都痛苦与脸色惨白。”种子并没有落在石头上。将近六点钟。第四连在一名准尉官——他是谁？他的名字和千百个同样英勇的名字一般，埋没得无影无踪了，——的率领之下，擅自离营，向尼夫斯基出发，以便召回自己的教导队。这不是因为吃到了生蛆的肉而发生的兵变，这是一种高度革命发动力的行为。路上，这连人跟骑警斥堠哨相遭遇，开了一枪，一名警察与一匹马被打死，另一个警察与另一匹马给打伤。哗变者在街道的旋风中，以后还干些什么，那是不能考据了。后来这连人回转营房，把全团的人都激动起来。可是枪械已给藏过；根据某些材料的话，士兵们一共才拿到了三十支步枪。他们很快为泼雷奥勃来顺斯基团的人所包围。十九名巴夫洛夫团的士兵被捕，给监禁在堡垒里；其余的人投顺了。据另一个记录说，长官在那天晚上发现有二十一个士兵携枪逃亡。这是一个危险的隙漏！这二十一个士兵将在通夜里寻找同盟者与保护者。只有革命的胜利才能搭救他们。工人们从他们的口中，将确切地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对于明天的斗争倒不是一个不好的预兆。 自由派最出名的首领之一——纳博科夫，他那真实的回忆录有些地方简直像是他的党与他的阶级的日记。他在夜间一时，正作客回家，步行过那黑暗的与警戒的街道。他“惊愕的而且怀着阴郁的预感”。他许是在一个十字路口，遇见了一个逃亡的巴夫洛夫斯基团的士兵。两人匆忙地交身擦过：他们相互间本来就无话可讲。在工人区域与军营里，有些人在值差，或者在商议，另一些人则在露营中打盹，或狂热地在说着明天的梦呓。在这种地方，那个逃亡的巴夫洛夫斯基团的士兵寻到了他的避难所。 * * * 二月间群众斗争的记录是怎样的贫乏，甚至比十月斗争时不丰富的记录还要贫乏。十月间，党每天领导暴动的群众；在党的文章、告示与记事录中，至少记录了斗争之外表的持续性。而于二月间则不然。群众差不多没有从上面来的领导。报纸都沉默着，因为盛行罢工。群众并不返顾，独自造成了自己的历史。所以要把街上发生的事件，重新构成一幅生动的图画，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假使能事后重新确定它们一般的持续性与内在的法则，就已经是不坏了。 尚未失去权力机关的政府，一般说来，甚至比左派政党更不能观察事变，至于这些政党，我们知道，原已是极不高明的了。当26日的开枪“成功”之后，大臣们在一瞬间又振作了精神。27日拂晓时，泼老讨包包夫安心地报告道：据报，“一部分工人心想复工”。然而工人们却连想都不曾想着要回到机器上去。昨天的枪杀与失败，并不曾使群众丧失勇气。这是怎样解释的呢？明显得很，负数被某些正数所超过了。暴动群众涌上了街道，与敌人冲突，拉士兵的肩膀，在马肚子的下爬钻，攻击，散跑，把尸体遗留在十字路口，偶尔夺得一些枪械，传递消息，听取谣言——他们成为一个具有无数耳目与触角的合同体。夜间从斗争场上回来，回到了工厂区域，群众便细味着白天的印象，筛去那些偶然的与微小的，得出了自己颇有力量的结论。在27日夜间群众所得的结论，大概与奸细苏尔干诺夫报告当局的情形一样。 从早晨起，工人又像流水般拥进了工厂，在大会上决定要继续斗争。与在往常一样，情绪最坚决的是维包格区的工人。不过在其他区域中，早晨的大会也都在很大的热情中举行了的。继续斗争！但在今天这样决定有什么意义呢？总罢工的结果，产生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示威，而示威则导入了军队的冲突。今天要继续斗争，那意思就是号召武装暴动了。可是没有一个人提出这个号召。它是不可抵抗地从事变中生长出来的，但它绝对不曾置于革命政党的日程之上。 在紧急关头，革命领导的艺术，十分之九便在于能细察群众情绪，这犹之乎加育劳夫之研究哥萨克人眉毛的运动一般，不过是在更大的范围内观察罢了。细察群众情绪这一个无出其右的本领，乃是列宁的伟大力量。但列宁那时不在彼得格勒。合法的与非法的“社会主义的”总部，克伦斯基们，齐赫泽们，史高倍列夫们与所有那些围绕在他们周围的人，都发出警告并反对运动。便是由希里亚泼尼高夫，柴鲁茨基与莫洛托夫组成的布尔什维克中央，也反映出无办法与缺乏创意力。实际上，他们是让各工人区与各军营自己去干的。第一个对士兵而发的宣言，只在26日，由一个接近布尔什维克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发出的。这宣言具有很不坚决的性质，其中连吁请士兵转入民众一边的意思都没有包含，——它在27日的早晨分发于各区。“不过”，据该组织的领导者尤林尼夫证明，“革命事变的发展速度竟快到这个地步，以致我们的口号已落在它的后面。当传单深入到士兵群众中时，士兵早已走过革命方面来了。”至于布尔什维克的中心，则希里亚泼尼高夫依从了二月革命中最好的工人领袖之一——瞿古林的请求，才算于27日早晨写了一张告士兵书。它印了没有呢？它最好也只能在大团圆的时候才出现。要对2月27日的事件发生影响，那它怎么也不可能。所以我们简直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规律：在那几天中地位愈高的领导者，落在事变的后面愈远。 不过暴动虽然还没有人直呼其名，但它总还是成为当前迫切的任务了。工人的全部思想都向着军队。难道我们不能撼动它吗？零碎的鼓动今天已经不够。维包格区工人在莫斯科团营房的附近开露天大会。事情结果是失败了：因为军官或上士来拨动机关枪的把手，难道还困难吗？工人们给猛烈的枪火驱散了。在后备团的营房附近，也有过同样企图。可是那里也一样：在工人与士兵之间，阻隔着带机关枪的军官。工人领袖们激怒了，寻找枪械，向党里要求。他们得到的回答是：士兵们那里有枪，到他们那里取去。这一点他们自己也知道。但是怎样去取呢？今天一切都会一下子崩裂下去吗？这样地，达到了斗争的危急点。或者是机关枪扫除掉暴动，或者是暴动夺取机关枪。 当时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中心的主要人物——希里亚泼尼高夫，在其回忆录中，讲述着他怎样打发工人到兵营里去拿取枪械，藉以拒绝工人对于枪械，即令对于手枪的要求。他想用这个方式来避免工人与士兵间的流血冲突，把全部希望寄托在鼓动上，这就是说，寄托在以言语及榜样来争取士兵这一个方法上。关于那几天内最出名的首领的这一陈述，我们找不到其他能证实它或推翻它的证据，而他这一陈述与其说是表示远见，毋宁说它表示狡猾的推诿。倒不如承认领导者那里什么枪械都没有，比较得干脆些。无疑地，每一革命的命运，在某一个阶段上，是靠军队情绪的转变来决定的。没有武装的或差不多没有武装的民众，要与人数众多、纪律严密、武装整齐与指挥有方的军事力量作对，那是不能取得胜利的。不过每一次深刻的全国危机，总不得不在或多或少的程度内波及于军队；这样地，它配合了真正民众革命的其他条件，准备了它胜利的可能性——当然不是胜利的保证。然而军队之转入于暴动者的一边，并不是自动发生的，也不是简单一种鼓动的结果。军队是由各种各类的人形成的，它那相互冲突的分子系由纪律的恐怖维系着。革命的士兵们，就是在决定关头的前夕，也还不能知道自己是多么大的一个力量，与他们可能发生的影响如何。工人群众当然也是由各种各类的人形成的。不过后者在准备决定的过程中，能检阅自己的队伍，这可能性比士兵的要大到无数倍。罢工，开会，示威，固然是斗争的行为，但同样也就是斗争的测验器。参加罢工的不是全体群众。准备从事斗争的并不是全体罢工者。当最激烈的时机，跑上街去的是那些最坚决的分子。动摇的、疲倦的或保守的便坐在家里。这儿革命的淘汰自然而然地发生着，人们在通过事变的筛子。但军队的情形则不同。各种革命的、同情的、动摇的、敌视的士兵，始终被强制性的纪律联系着，而联系的线索则直到最后时期，还集中在军官的拳头里。士兵们的队伍，每天还一似往日地以“第一队”与“第二队”来计算；但是怎样才能把他们依叛乱的与顺从的这个标准来区分呢？ 士兵转入革命方面的那个心理因素，是由长期分子运动的过程准备了的，这过程，与自然界的一切过程一样，具有它独自的临界点。但怎样确定这一点呢？军队中某一些部队，许已完全准备跟民众联合，但得不到外来的不可缺少的推动力。革命的领导者还不相信他能争取军队到自己方面来，因而错失了胜利的机会。在这样一次成熟的、但不曾实现的暴动之后，军队中许会发生反动：士兵们会失去心中爆发着的希望，重新对纪律的羁轭低头，当与工人再度遇见的时候，特别在远方，他们会表示与暴动者作对了。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不能衡量的或难于衡量的成分，许多交流，与许多集体的暗示与自我暗示（auto-suggestions）。不过从所有这些物质力与精神力之复杂的综合中，以不可否认的清澈性显出了一个结论来：士兵们愈加相信暴动者确实已在暴动；相信这不是示威，过后不必再回营与报告；相信这斗争不是赌生而是赌死；相信如果他们参加，民众能够胜利，并相信这斗争不仅保证不会受到惩罚，而且还会使一切人的命运改善——那他们便愈加能放弃刺刀转向民众方面来。换句话说，只当暴动者自己真的准备以任何代价，甚至以血的代价来取得胜利之时，他们才能唤起士兵情绪的急变。而这一最高度的决心，从来不能而且也不愿成为非武装的。 当向前推进的民众与阻止去路的士兵发生了遭遇，这是危急之时，但危急的一小时中，又有它危急的一分钟，这是当那灰色哨兵线还不曾散开，还肩并肩地支持着，但是业已动摇的时候，一个军官鼓起他最后的一点毅力发出“放枪！”的命令。群众的叫喊，恐怖与威吓的呼号，掩盖了号令的声音，但只掩盖了一半。枪枝摇动，群众向前挤进。这时军官把手枪的铳口对准那个最可疑的士兵。从那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分钟中，又发生它决定的一秒钟。那个最勇敢的士兵给打死了，本来其他的士兵是不自觉地在看他的行动来决定自己的行动的，这时有一个班长拿起死者的步枪射击群众，哨兵线合扰来了，枪械自动地发射出来，把群众驱入于小巷与后院之中。不过自从1905年以来，曾有很多次情形是相反的：在最危急的一瞬间，当军官准备扳动枪机时，群众中的加育劳夫与瞿古林之流，便先开出一枪来阻止他。这不仅决定街道冲突的命运，而也许会决定整天甚至整个暴动的命运。 希里亚泼尼高夫给自己立下的任务，就是不给暴动者以火器，以免工人与军队发生敌对冲突，这任务一般说来是不能实行的。在事情发展到与军队起冲突之前，早已发生了无数次工人与警察的冲突。街上的斗争是从解除可恨的“法老”的武器开始的，他们的手枪业已转入暴动者之手。就手枪的本身说，用以对抗敌人的步枪，机关枪与大炮，那是一种无力的，简直是玩具似的武器。然而这些大武器真的在敌人的手中吗？为要试验这一点，所以工人们也要求武器。这问题得在心理的范围内解决。可是即使在暴动中，心理的过程也还是与物质过程不可分离的。凭藉着夺自“法老”的手枪，工人们前去获得士兵们的步枪。 士兵在那几天的感情虽没有工人的那么积极，但并不较为浅薄。让我们再记一记吧：卫戍军主要是由那些各有几千名的后备营组成的，他们已被决定调上前线去补充队伍了。这些人，大多数是一家之父，在这战争业已失败，而国家已经破产的时候，将要走进战壕。他们不愿战争，他们心想回家，要回到田场去。他们很知道宫廷里干些什么，他们对皇朝并没有丝毫依恋，他们不想跟德国人作战，更不愿跟彼得堡的工人作战。他们仇视首都的统治阶级，这阶级在战争的时候享乐。在他们中间，有好些具有革命历史的工人，他们能予所有这些情绪以综合的表现。 把士兵这种深刻的而还不曾公开暴露出来的革命的不满之情，变成为公开的哗变行动，或者至少在第一时期变成为哗变性的抗命行动，——这就是任务之所在。在斗争的第三日上，士兵们最后失去了对暴动保持善意的中立之可能。关于那几小时间，工人与士兵遭遇时所发生的事情，只有偶尔的片断留给我们。我们已经听到过了：在前一夜，工人们怎样热烈地向巴夫洛夫团的人抱怨他们教导队的行为。这样的情景，这样的谈话，责备与呼吁，在城市的所有角落里都发生着。士兵方面再没有动摇的时间了。昨天长官逼迫他们开枪，今天还要逼迫他们。工人们不放手，不退却，在铅弹之下，他们想达到自己的目的。跟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女工，妻子，母亲，姊妹，爱人。是的，正是在这个时候，人们这样地常常在角隅里窃窃私语：“但愿大家在一块儿……”在这极度痛苦的时机，在想起行将来到的那一天而感到难堪的恐惧之时，士兵们对那些强迫他们当刽子手的人怀着闷郁的仇恨，这时在营房里响出了公然愤怒的第一声，而在这些声音——总是无名氏的声音——中，整个营房带着一种轻松与狂欢之情认识了自己。罗曼诺夫皇朝崩溃那一日的太阳，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中升出了大地。 在那位永不疲倦的加育劳夫的家里，开着晨间会议，到会的有40多个工厂与作坊的代表，大多数主张继续这次运动。是大多数而不是全体。究竟是怎样的大多数呢，可惜无法确定了。在那些时候，当然是没有工夫来记录的。况且这决定也证明是落后的了：会议被士兵暴动与开放监狱的这个令人心醉的消息打断了。苏尔干诺夫和所有到会的人接吻。这是犹大的吻，但幸而没有什么钉死十字架的事情接踵而来。 从早晨起，后备禁卫军的各营，在被率领出营房之前，便接连地暴动起来，继续着上夜巴夫洛夫团第四连所已开始了的事业。在文件记录与回忆中，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事件，只留剩着灰色的与暗淡的痕迹。被压迫的群众即使在他们高升到历史创造的最高峰时，也很少讲到自己，更少写到自己。而胜利之笼罩一切的狂欢，后来又涂抹了记忆的工作。现在就让我们拣起那所有的记录来看看吧。 最先哗变的是伏伦加斯基团的士兵。早在晨间七时，一个营长便打电话去惊扰哈巴洛夫，以便报告他一个消息：教导队，亦即特别想赖以从事镇压工作的部队，拒绝出营，它的队长被杀，或在军队的前面自杀；不过第二种说法马上被否认了。破釜沉舟之后，伏伦斯基团的人便赶紧去扩大暴动的基础：现在这对于他们乃是唯一得救之道。他们忙跑到附近立陶夫斯基、伏伦斯基与泼雪奥勃来顺斯基团的营房去“唤出”士兵，好像罢工者从这厂跑到那厂去唤出工人一样。一会儿后，哈巴洛夫得到报告，说伏伦斯基团的人不仅没有听从将军的命令而缴出枪械，而且与泼雷奥勃来顺斯基团与立陶夫斯基团的人一起，并且更可怕的，“联络了工人”，捣毁了宪兵师的营房。这证明昨天巴夫洛夫团士兵们的经验没有白过：暴动者找到了领袖，且同时获得了行动的计划。 在27日早晨的数小时内，工人们所设想的暴动任务的解决，比实际上的解决期要无限的远些。更确切些说，他们以为这任务差不多还完全留在前面，而其实那时它的十分之九业已落在后面了。工人对营房所施行的革命压力，与业已完成的士兵上街的革命运动适相符合。在这一天的过程中，这两股有力的洪水汇合在一起，以便把那一所旧建筑开始漂去屋顶，其次推倒墙壁，再次毁坏基础，终于把它冲洗得无影无踪。 瞿古林是最初跑到布尔什维克总部去的那些人中之一，他手拿步枪，肩挂弹袋，“浑身沾满了泥污，不过满面生光，得胜气慨”。怎么还能不满面生光呢？士兵们手拿武器转到我们这边来了！有些地方的工人已跟士兵联在一起，深入营房，领取枪械与子弹。维包格区的工人与最坚决的军队共同拟就了一个行动计划：占领警察局，那里据守着武装的警察；解除所有警官们的武装；开放拘禁在警察局里的工人，与监狱里的政治犯；消灭城中心的政府军队；与尚未奋起的军队及其他区中工人发生联络。 莫斯科团之参加暴动，并非没有经过内部斗争的。一般说来，各团中内部斗争竟这样少，这是可惊的。皇党的上层军官无力地从士兵群众的身上崩落下去，他们或者隐藏在裂缝之中，或者赶快变换了颜色。阿申纳尔工厂的一个工人考劳了夫回忆道：“在白天两点钟，当莫斯科团出发之时，我们武装了自己……各人拿了手枪与步枪，获得了一群向这边走来的士兵，（他们中间有几人请我们指挥他们，并指示他们干什么），于是出发到底黑文斯基去向警察局开枪。”这样看来，工人们是没有感觉到一分钟的困难便指示了士兵去“干什么”。 胜利的喜讯前后相继传来：自己的装甲车出现了！上面插着红旗，它们在各区向一切尚未投顺的人们施行威吓。现在再不必在哥萨克的马肚子的下匍伏了。革命已经全身地站立起来了！ 将近中午12点钟，彼得格勒又成为军事行动的场所了：到处放射着步枪与机关枪。谁在放与何处在放，那不是常常能够弄得明白的。明白的只有一点，就是：过去者与未来者在互相射击。还有不少偶发的射击，孩子们在玩弄那些无意中得到的手枪。军械局打破了：“光是勃朗宁一种，都给拿走了几万支”。被焚烧着的区法院与警察局的房屋，黑烟形成的大柱直上云霄，在某几个地点，冲突与互射紧密到真正战争的程度。在参孙尼也夫斯基大街上，工人们跑到脚踏车队所驻扎的营房去，营门口拥挤着好些士兵。“干吗站着不动，同志们？”士兵们微笑着，“不是好意地微笑着”，——一个参加者证明道——保持着沉默，而长官们则粗暴地命令工人走开。脚踏车兵与骑兵一样，在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时，都是军队中最保守的部分。在篱垣之前，迅速地聚集着工人与革命的士兵。得拔去这可疑的一营！有谁通知说：已经派人去请装甲车来；否则也许无法对付这些脚踏车骑兵了，因为他们已经筑起了壕堑，架上了机关枪。然而群众是难于等待的，他们焦躁地不耐，同时他们的不耐是对的。双方都开始放枪了，但是篱垣阻挡着路，它将士兵与革命隔离着。进攻者决心破坏那篱垣。一部分给破坏了，一部分烧着了，营房显露出来，为数大约有二十座。脚踏车营的士兵集中在两三座中。空营房立刻都着了火。六年之后，加育劳夫回忆道：“燃烧着的营房与营房四围已被破坏的篱垣，机关枪与步枪的射击，包围者那种激动的脸色，以全速力驰来装满武装革命者的卡车，以及最后，一辆炮口发光的装甲车之出现，构成了一幅最壮烈的与难忘的图画。”这是古旧的、农奴制的、神父、警察的沙皇俄罗斯，在宫房与篱垣中焚烧，在烟火中死去，在机关枪的射击的吃逆声中窒息。这怎能叫加育劳夫，以至几十、几百、几千的加育劳夫们不欢欣鼓舞呢！来到的装甲车，对那脚踏车队的官兵所据守的营房开了几炮。指挥官给打死了，军官们撕去了肩章与等级的符号，从邻近营房的菜园里逃走了，其余投降。这也许是那天冲突中最大的一次。 那时军事暴动带上了瘟疫性质。在那天没有暴动起来的，只有那些来不及暴动的部队。黄昏时，谢米诺夫斯基团的士兵也参加了，这一团是以1905年野蛮地镇压莫斯科的暴动出名的：11年光阴倒不曾白过！会同了轻骑兵，谢米诺夫斯基团在深夜时“唤出了”伊士马伊洛夫斯基团，他们被长官禁锁在营房里。1905年12月3日，围困第一届彼得格勒苏维埃并逮捕其人员的，就是这一团，它在现在也还算是最落后部队之一。首都中沙皇的卫戍军，共计有十五万名，破裂了，溶解了，消失了。到夜里，它业已不再存在。 得悉了早晨关于军队哗变的消息，哈巴洛夫还想从事抵抗，派出约莫有一千人的混合军队，付以最严厉的命令，前去对付暴动者。但是该项军队的命运却是神秘的。革命后，这个独一无二的哈巴洛夫说道：“那一天开始发生了一些不可能的事情……一团人出发了，在一个勇敢与坚定的军官——这是指库尖包夫团长而言的——的指挥之下出发了，然而……没有结果。”在这团之后派出的几连人，也消失得无影无踪。那将军开始在宫殿广场之上编组后备军，但“没有子弹，而且也无从获得”。这一切都是从哈巴洛夫在临时政府调查委员会上所作的真实口供中摘引来的。究竟用以镇压暴动的队伍弄到哪里去了？这是不难猜度的：他们一经出发，马上就沉没在暴动中了。工人，妇女，小孩，哗变的士兵，从四面八方围绕着哈巴洛夫的队伍，或者把他们当作自己人，或者拼命使他们变作自己人，不让他们走其他任何道路，只有跟这广大无垠的群众走在一起。要想和这密集的，业已无所忌惮的，无有竭尽的，无孔不入的群众斗争，那是很少办法的，正好像在面糊堆中舞剑一样。 与不断的兵变报告同时，又来了许多请求，请派可靠部队去镇压暴动，保卫电话局，立陶夫斯基城堡，马林斯基宫与其他更为神圣的地方。哈巴洛夫打电话到喀琅施塔得，要求派遣可靠的部队，但那面的指挥官回答道：他自己也在替这堡垒担心。原来哈巴洛夫还不曾知道：暴动也波及到邻近的戍军。那将军企图，或者假装企图要把冬宫变成角形堡垒，可是计划马上就认为不可能实现而放弃了，乃将最后的少数“效忠”军队调往提督府。最后在那里，这个独裁者急于要完成一件最重要与刻不容缓的事情：印发两项最后的政府法令——一项关于泼老讨包包夫之“因病”辞职，另一道宣布彼得格勒戒严。后一道法令，他的确需要赶紧发出，因再过几小时之后，哈巴洛夫的军队就要解体了，并从提督府四散到各自的家里去了。只由于革命的无知，以致没有在27日黄昏便逮捕这个赋有可怕全权而绝不可怕的将军。这件事在第二天，毫不麻烦就干成了。 难道这是可怕的帝俄在致命危险之前所能表示的全部抵抗了吗？是的，差不多是全部了，——虽然它具有很大的压迫民众的经验，也不管它有详细拟就的计划。稍过一会儿，那些从迷惘中回复过来的皇党中人解释二月革命中民众之所以这样容易胜利，说是由于彼得格勒卫戍军之特殊性质。可是革命继续发展的全部过程，推翻了这个解释。真的，还在这个末年之初，宫廷近幸党虽就向沙皇提起过：必须更换首都的卫戍军。而沙皇则不难让自己相信：禁卫军中的骑兵算是特别忠贞的，“炮火中处得很久”，而今则在它彼得格勒的营房里休养。不过在得到了前线恭敬的提议之后，沙皇同意了以三队水军卫兵来替换那四团骑卫兵。据泼老讨包包夫说，这次更替仿佛不曾得到沙皇同意，而是总司令部方面怀着恶毒的阴谋擅自实行的：“水兵系由工人中征募而来，乃是军队中最革命的分子。”然而这是一种明显的胡说。这简单因为禁卫军的，特别是骑卫兵的最高长官们，在前线造就了一个太好的境遇，以致不很想回到后方来。此外，这些军官想到了原先赋予他们的那种镇抚之职，一定是觉得害怕的，因为在执行这些职务时他们所应率领的一些军队，一上前线，便变得与往日在首都阅兵场上的完全不同了。不久以后，前线上发生的事件，就表示出骑卫军那时已和其他的骑兵无异，而调来首都的水军卫队，则在二月革命中绝未起积极作用。整个问题在于：制度的纪律已经最后地腐烂，不留着一条有生气的线了。 在2月27日的整日间，群众未曾流血便解放了首都许多监狱里的政治犯，其中有1月26日逮捕的军事工业委员会的爱国团体，与40小时之前被哈巴洛夫逮捕的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委员会的委员。在监狱大门口，立刻发生了政治的分化：孟什维克爱国派向国会去，那里正分配着官职与地位；布尔什维克则前往工人区，到工人与士兵那里去，以便和他们共同完成夺取首都的工作。切不可予敌人以喘息之机。革命比任何其他事业，都更需要进行得彻底。 谁想把暴动的军队引到陶立特宫去的？这就无法回答了。这样的一个政治行程，乃发生于全部局势之中。一切与群众没有联系的激进分子，自然而然地被吸引到陶立特宫去，因为它是反对派情报的中心。也许正是这些分子，在27日突然感受到活力的注入，便以哗变的禁卫军之领导者资格出场了。这是极其可信的一种推测。这个角色是受人尊敬的，而且已差不多没有危险了。波丹金宫由于其地位使然，成为最合适的革命中心。陶立特花园和全部军事区域只有一街之隔，那区域里有禁卫军的营房，还有好些军事机关。诚然，许多年来，城市的这一部分无论在政府或革命者方面，都认为是皇朝的军事堡垒。实在它以前也确是如此。现在却一切都改变了。从禁卫军区域中发生了士兵暴动。暴动的士兵只叫跨过街道，便能到达陶立特宫的花园，同时这花园离尼瓦河又只有一方之地。而尼瓦河的彼岸，展开着维包格区，这只革命的汽炉：工人们只要走过亚历山大桥，如果桥被吊起，那只要走过尼瓦河上的冰，便能来到禁卫军的营房或陶立特宫。这样地，那个成分复杂而又冲动的位于彼得堡东北方的三角形：禁卫军、波丹金宫与大工厂，便坚固地联结起来而成为革命的行动场地了。 在陶立特宫中，已经设立了正在计划着各种中心组织，其中还有暴动的作战司令部。我们不能说它具有很认真的性质。“革命的”军官们，就是那些过去不知为了什么，甚至会以误会之故，而与革命发生了关系的军官们，很平安地睡过了暴动，等到它胜利之后，他们便赶紧引起人家注意自己，或经别人号召，出来“替革命服务了”。他们深思地观察了局势，悲观地摇着头。这些杂乱的士兵群众，常常是没有武装的，完全不适于作战。没有大炮，没有机关枪，没有联络，又没有指挥官。敌人只消有一团坚强的军队就够了！现在，革命的群众固然妨碍着街道上之任何有计划的行动。但是一到夜里，工人们会回家去，居民会静下来，城市会变成空寂。假使哈巴洛夫用一团坚强军队来打击兵营，他就能控制局势。这种想法，我们顺便说一句，在将来革命的所有阶段上，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发生出来。——“给我一团劲旅”，那些大胆的团长们曾不止一次地在自己的一伙中说，“我会在两秒钟内给你清除所有这些尘芥。”有几个人，我们将要看到，将真的企图这样干。但大家都不得不重说着哈巴洛夫的话：“一团人出发了，和一个勇敢的军官一起，然而……没有结果。” 是的，从哪里会得到结果呢？一切可能动用的军队中最不可动摇的是警察与宪兵，以及某些军队中的教导队。但他们在真正群众的进攻之前，表示得很可怜，跟八个月以后，即在十月革命中，圣乔治营与军官学生之表示无力一样。皇朝从哪里去取得这团救命军，——它有决心而且有能力与两百万人口的城市作长期的无望的决斗呢？革命在那口头勇敢的团长看来，仿佛是没有保护的，因为它还是可怕地混乱：到处是没有目的的运动，冲突的洪流，人的漩涡，惊惶得仿佛是突然聋了耳朵的人物，没有系扣的战壕里穿的大氅，指手划脚的学生，没有枪械的士兵，没有士兵的枪械，向天开枪的孩子，成千人喉咙喊出来的喧嚷，荒诞谣言的飓风，虚伪的恐吓，虚伪的欢喜，——这仿佛只叫把宝剑高举在所有这些喧嚷之上，一切就会消散得无影无踪似的。这是一个粗野的视觉上的错误。混乱只是表面上的。在这些混乱现象的下面，进行着一种群众围绕于新轴心的不可抗御的结晶运动。这不可计数的群众还不曾明白地规定出他们所要的东西，但他们对于那所不要的东西，却怀着一种极度仇恨。在他们的背后是一种不可收拾的历史的雪崩。向后回去的道路是没有的。纵使有人驱散了他们，那么他们又会在一小时后重新集合起来，而第二次打岸的浪涛，将比第一次更凶狠与更加流血。自从二月革命那几天之后，彼得格勒的空气变成那样赤热的，以致每一敌对的军队来到这只火力强大的熔炉中，或者只要走近了它，就会给它的气息灼伤，变化着，失去了自信，感觉到瘫痪，便不战而降，听任胜利者的处置了。明天，被沙皇从前线派来的，率领一营圣·乔治骑士的伊凡诺夫将军会相信这一点。五个月的后，科尔尼洛夫将军遇到同样命运。八个月后，将要轮到克伦斯基。 在前几天中，在街上，哥萨克仿佛是最听人民的劝告的：这因为他们最被人指摘。但当事情发展到直接的暴动时，骑兵再度证实了他们保守的名望，它落在步兵之后了。27日他们仍旧保持着观望的中立态度。如果哈巴洛夫对他们已不再信赖，那末革命对他们也还是害怕。 位于冬宫及大公爵们的宫邸对面，尼瓦河中一个岛上的彼得堡罗堡垒，现在也还是一个谜。住在自己的墙垣后面，堡垒里的守卫兵是，或者仿佛是，一个与外界影响完全隔绝的小世界。那堡垒没有常设的大炮，只有一尊老式炮，每天给彼得格勒报告午时，但是今天城墙上却架起了好几尊野战炮，瞄准着尼瓦河上的桥。他们准备干什么？陶立特宫的司令部为了怎样对付堡垒这一个问题，烦恼了整整一夜，而在堡垒里则为这一问题痛苦：革命将怎样对付我们？朝晨时分，这谜才解决了：“在不侵犯军官这一条件之下”，堡垒可对陶立特宫投顺。弄清楚了局势，——这并不困难——堡垒里的军官们便赶快要在那不可避免的事变进程中占一先着。 27日向晚时，士兵，工人，学生与市民连绵不绝地涌到陶立特宫去。在这里，他们希望找到那些什么都知道的人——去获得消息与训令。军火从四面八方一抱一抱地拿进宫来，贮藏在一个业已变成兵器库的房间里。夜间，陶立特宫里的革命司令部开始办公。它派出队伍去保卫各个火车站，派出斥堠哨到任何可能发生危险的去处。士兵们热心地，毫无怨言，虽然是极其纷乱地，执行着新政权的命令。只是他们每次都要求一道书面的命令罢了。这种要求，多半系由军队中残余的长官与书吏们起的意。不过他们是对的：因为必须在这混乱中立刻造成秩序。革命司令部，以及刚刚产生的苏维埃，都还不曾有任何印章。革命还只得用官僚管理的方法来配备自己。不过在时间的进展中，它这一点可惜做得过了分。 革命开始搜索敌人。全城在捕人，“专横地”捕人——以后自由派人士会责备着说。但是整个革命就是专横的。一批批被捕的人给押解到陶立特宫来：枢密院院长，一些大臣，秘密警察的侦探，“亲德派的”伯爵夫人，整批的宪兵长官。有几个大官，像泼老讨包包夫，则自己跑来自首，因为这里反而比较安全。“厅堂的四壁，以前回响着赞美绝对主义的歌声，现在却只听见啜泣与叹息了，”那位伯爵夫人恢复自由后这样写着，“一个被捕的将军无力地瘫坐在近旁的椅子里。几个国会议员殷勤地献给我一杯茶。将军被震撼到灵魂的深处，激动地说道：‘伯爵夫人呀，我们眼见着一个大国家的死亡！’” 这时候，那个并不想死亡的大国，却打那些过时人的身边经过，践着它的皮靴，鸣着它的枪把，它的呼喊震动了空气，踏着过时人的脚而前进。革命老是以它的不客气见称的：这大概因为统治阶级不曾肯费神把好规矩及时教给人民之故吧。 陶立特宫成了临时政府的作战司令部，政府中心，军火库，革命的狱堡；革命还没有拭去它脸上的血与汗。大胆的敌人也潜进到此地，到这个漩涡中来。偶然间发现了一个改了装的宪兵团长，他坐在角落里写笔记——不是为要做历史，而是替将来的军事法庭搜证据。士兵与工人要就地结果他的性命。但“司令部”人加以干涉，轻易地把那宪兵领出了群众。那时革命还是好性子的，相信人，软心肠。只当它受到了很多次叛变、欺骗与流血的试验之后，才变成了无情。 革命胜利的第一夜，充满了惊悸。仓促指定的火车站与其他地点的特派员们（他们中间的大多数，是由个人关系引援来的投机性的知识分子，革命的新贵与有一面之缘的熟人——他们比上士级的军官，特别是工人出身的，不知要无用到多少倍！）开始神经过敏起来，随处都见到危险，呶呶不休地责备士兵，不停不息地打电话给陶立特宫，要求增派援兵。但是陶立特宫里也是人情激动着，打着电话，派着援军，这些队伍多半不能到达。据一个参加那夜陶立特宫司令部的人说：“那些接到命令的人并不执行；而行动的人却并没有命令。”…… 工人区便是没有命令而行动的。革命的头领们把自己的工人领出了工厂，占领了警察局，等到唤出了士兵与捣毁了反革命的堡垒之后，却并不急于上陶立特宫，各总部，各个领导的中心去；而是相反的，他们以嘲笑和不信的态度向那一方面摇头：“这些好小子已经蜂拥在一块，在分配那不是他们打死的而且还不曾弄到手的熊的皮了。”工人布尔什维克们，以及其他左派政党的最好的工人，整日价在街上，夜间则在区的总部里，与各兵营保持联系，准备明天的斗争。在胜利的第一夜里，他们继续着与发展着五昼夜来所已执行过的工作。他们是革命的嫩骨，还太脆弱，与一切在初期的革命一样。 前文已述的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纳博科夫，那时正在总参谋部滥竽充数地当差；27日，他照常待在办公室，对当日事变一无所知，下午三点准时回家。晚上，他在家听到莫尔斯卡耶街上有枪声。装甲车疾驰而过，三三两两的士兵与水兵，沿墙侧步前奔，可敬的自由主义者老纳从前室的边窗上观察着这一切。“电话没坏，朋友们向我通报当日事变的大小详情。平时我们早去睡了。”很快，他将以一个主要鼓吹者的身份，出任革命（！）临时政府的办公厅主任。明天，街上将有某位陌生老者——职员或教员——对他脱帽：“谢谢您替人民办的大好事。”带着一脸的假谦虚，纳主任将亲述这一切。 [1] Pharaohs本为埃及国王之称。——译者。 >
> ## 第八章 谁领导了二月暴动？ 受革命损害的那些阶级的律师与新闻记者们，事后曾浪费了不少笔墨，企图证明二月间所发生的事情，本质上只是一次娘儿们的骚乱，后来获得了兵变的支持，是诈称为革命的。当年路易十六也曾企图把巴士底狱的夺取想成为一种骚乱；但人们却恭恭敬敬地解释给他听：这是革命呢。那些在革命中蒙受了损失的人，很少愿以真名字来称呼它，因为这个名字，不管那些恶毒的反动派如何努力想加以玷污，但它在人类的历史记忆上总围绕着一道从旧桎梏与成见中获得解放的荣光。每一世纪的特权阶级，以及他们的走狗，老是企图宣布推翻他们的那次革命，与过去历次革命相反，只是一次兵变、纷乱或暴徒的骚乱。寿限已过的各个阶级，都没什么发明创意。 2月27日之后不久，曾有好几次企图，要把革命与少年土耳其党的军事政变等量齐观，这样的政变，我们已经知道，在俄国资产阶级的上层曾梦想过好多次。不过这种比拟是没有希望的，以致连一家资产阶级报纸都郑重地予以反对。一个年青时代曾经研究过马克思学说的经济学家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这个俄国型的桑巴特[1]，于3月10日在《交易所消息报》上写道： “土耳其党的革命在于军队的胜利暴动，它是为军队的领袖所准备与实行的。士兵们不过是自己官长阴谋的顺从的执行者。然而在2月27日推倒俄国皇座的各团禁卫军，却是没有他们的官长而自动出来的……开始暴动的不是军队而是工人。来到国会的不是军官而是士兵。士兵之拥护工人并非因为他们顺从地执行着他们军官的命令，而是因为……他们感觉到自己与工人的血缘关系，工人与他们自己一样，也属于劳动者阶级。农民与工人——这两个社会阶级，干成了俄国革命。” 这几句话既不需要修正，也不需要补充。革命的往后发展，已充分证实了与加强了这几句话的意义。 在彼得格勒，二月革命最后的一日乃是胜利的最初一日：那天充满了狂欢，拥抱，快乐的眼泪，滔滔不绝的感情的流露；同时，它又是予敌人以最后打击的一个日子。枪声还在街上响着。据说泼老讨包包夫的“法老”，不曾得知民众胜利的消息，还是从屋顶向下射击着。下面的人则向阁楼、假窗与钟楼开枪，人们假定那些地方住着沙皇制度之武装幽灵。大约在四点钟，他们占领了提督府，这里躲藏着过去国家政权的残余物。革命组织与临时形成的团体，在全城拘捕着人。希吕塞尔堡苦役监狱不放一枪即被占领。无论在首都或它的附郊，愈来愈多的军队参加到革命中来。 莫斯科的变动只是彼得格勒暴动的一个回声。工人与士兵中怀着同样的情绪，不过表示得没有那样清楚罢了。资产阶级中所表示的倾向略左。至于革命组织中，则比彼得格勒的具有更大弱点。当尼瓦河畔的事件开始发生时，莫斯科激进派知识分子召集了一个会议，讨论着该做些什么，并未得到结论。2月27日，莫斯科的工厂作坊中开始罢工，然后又发生示威。军官们对营房中的士兵说，街上有乌合的痞子们骚乱，就会镇压下去的。“但早已在现在”，士兵希希林说，“士兵就能把痞子这两个字从反面来了解了。”两点时分，从各团出来的许多士兵，出现在市政局的大厦里，在寻求参加革命的方法。次日，罢工扩大了。群众拿了旗子到市政局来。摩托车连的一个士兵穆拉洛夫，他是老布尔什维克，农学家，性子善良与勇敢的大个子，把第一支完整的与有纪律的队伍（它占领了无线电站与其他地点），领到了市政局。八个月后，穆拉洛夫将指挥莫斯科军区的所有军队。 监狱开放了。就是这位穆拉洛夫驾驶着一辆装满了开释的政治犯的卡车。一个警官，举手齐着帽嘴，询问革命者是否也要把犹太人开放。捷尔任斯基刚从苦役监狱里放出，还不曾换去囚衣，便在市政局大厦里演说起来，这儿已经组织了代表苏维埃。炮兵道劳费也夫讲雪乌糖果厂的工人如何于3月1日带了旗子到炮兵旅的营房里来与士兵亲善的情形，又讲到他们中间有好多人如何忍受不住快乐而哭了出来。在城中，偶尔从角落里会有枪射出，但一般说并不曾发生武装冲突，也没有牺牲者：彼得格勒替莫斯科负了责任了。 在许多省里的城市中，运动在3月1日才刚开始，甚至在莫斯科也已完成革命之时才开始。在脱威尔，工人罢了工，游行到兵营去，又同士兵混合在一起，走遍全城的街道。那时唱的还是《马赛曲》，不是《国际歌》。在尼齐尼·诺甫高老特，几千民众聚集在市政局，这些市政局在大多数的城市中，都起着陶立特宫的作用。市长演说了一会之后，工人便带了红旗前去释放监狱里的政治犯。向晚时，二十队卫戍军中，已经有十八队自愿转到革命方面了。在萨马拉与萨拉托夫，举行了露天大会，组织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在哈尔可夫，警察局长到车站上去得知了革命的消息之后，便站立在马车上，在激昂的群众之前，高举他的帽子，尽他的肺量喊道：“革命万岁，万岁！”也加德林诺斯拉夫关于革命的消息是从哈尔可夫得来的。副警长迈开大步，走在游行队的前面，手里擎着长长的指挥刀，仿佛是公祭日大阅兵的姿势。等得到最后明白了皇朝不能再起之时，国家机关里的人便小心地取下了沙皇的肖像，藏匿在阁楼上。这样的传说，有真实的也有捏造的，在自由派人士中流传得不少，这些人那时谈到革命，还不曾失去应用玩笑口吻的兴趣。至于工人，以及卫戍军中的士兵，则以完全不同的态度经历了这些事变。 关于其他许多省里的城市（泼斯可夫、奥勒尔、留平斯克、本沙、喀山、察利津等，）《编年史》在3月2日那一天有这样的记载：“一知道暴动消息，人民便参加了革命。”这一描写，不管它是怎样地简略，但对于所发生的情形却作了根本正确的说明。 乡村中，关于革命的消息是从邻近的城市流进来的，它的流传一部分由于官厅，但主要的乃由于市集，由于工人，由于请假回乡的士兵。乡村之接受革命，比城市来得迟缓，并且较不热烈，不过也同样深刻地：乡村将革命同战争与土地问题联结了起来。 如果说彼得格勒完成了二月革命，那不是夸大之谈。全国的其余部分是附从于它的。除了彼得格勒，无论哪里都不曾发生战争。在整个国家中，不曾找到过一部分人民，任何政党，任何机关或军队，决定挺身而出，要为旧制度斗争的。这就表示出反动派事后的说法，即以为如果彼得堡卫戍军中有骑卫兵，或者如果伊凡诺夫从前线调来一旅可靠军队，则皇朝命运就会不同这种说法，是何等的没有根据了。无论在后方或前线，都找不出一旅一团准备为尼古拉第二斗争的。 革命是由一个城市发动并靠它的力量来实行的，这城市大约拥有全国人口的七十五分之一。假使你愿意，那你可以说，这一最伟大的民主主义行动，却是用最不民主的方式来完成了的。它以既成事实置于全国之前。立宪会议业已在望这一个事实，并不能改变问题的实质，因为召集全国代表会议的日期与方法，系由胜利的彼得格勒暴动中产生的机关决定的，这一般地在民主形式作用问题上，与特殊地在革命的时代上，投射了一道明显的光辉。革命时常予那些对人民意志所作的法理的拜物教以重大打击，革命愈加深刻、勇敢与民主，则此种打击也就愈是无情。 人们经常说，尤其是对法国大革命而言的时候，总以为专制制度的极端集中化，结果让革命的首都能替全国思想与行动。这种解释是肤浅的。如果革命表现出集中化的倾向，这不是效法那被推翻的专制皇朝，而是新社会之不可抗拒的要求的结果，这新社会是不能与特殊的神宠论（particularism）相调和的。如果首都在革命中起着一个仿佛集中全国意志的支配作用，那只因为首都最清楚与最彻底地表现着新社会的根本倾向罢了。各省把首都所已采取的步骤，当作他们自己已实现的意愿来接受。各中心城市的发动作用，并不含有破坏民主主义的意思，而是民主主义之机动性的实现。不过，这种机动性的节奏，在历次伟大的革命中，从来不曾与形式的，代表制的民主主义的节奏相符合。各省附和着中心城市的行动，但在时间上是比较略迟的。革命既以事件之迅速发展为其特征，则各省之事后附和城市这一个事实，便在革命的议会制度中造成了尖锐的危机——不能以民主方法解决的危机。在所有真正的革命中，全民代表制总一定与革命的动力相冲突，而首都则为此种动力的主要发源地。十七世纪英国的情形如此，十八世纪法国的情形如此，二十世纪俄国的情形也是如此。首都的作用并非由官僚集中主义的传统而是由起领导作用的革命阶级的处境来决定，至于革命领导阶级的先锋队，自然集中在主要城市：这无论对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而言，都是同样正确的。 当二月革命的胜利完全确定之后，便开始来计算牺牲者。彼得格勒的伤亡数共计一千四百四十三名，其中八百六十九名是军人，而此数中有六十名是军官。与大屠杀的任何一次战役相比，这些数目都深深叫人感觉到微小。自由派的报章宣布二月革命是不流血的。在爱国主义的各党间实行普遍的关系净化与相互宽赦之时，没有人肯出来确定真相。这位一切胜利事业的朋友，甚至也是胜利暴动的朋友——亚尔培·汤麦斯[2]，那时写到“那最光明，最节日气的，最不流血的俄国革命。”诚然，他希望革命始终会处在法国交易所的支配之下。不过归根结蒂说来，汤麦斯毕竟不是这种说法的发明人。1789年6月27日，密拉博[3]惊叹道：“怎样的幸福呀，这次大革命将没有恶行与不流眼泪而获得成功！……太久以来，历史总只告诉我们一些猛兽行为的故事……我们现在可以希望：人的历史正在开始了。”当全体三个等级联合在国民会议中的时候，亚尔培·汤麦斯的祖先们写道：“革命结束了，它不曾化费一滴血。”虽然我们应该承认，在那时期实际上确乎也不曾流血。而在二月的那几天中，则并不如此。可是关于不流血革命的传说却顽固地坚持着，适应于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要求，它把事情描写成这个样子：仿佛政权是自动地交给他们的。 如果二月革命绝不是不流血的，那末鉴于暴动时期，以及特别当暴动后第一时期中牺牲者数目之不足道，总不能不令人惊异的吧。毕竟这是俄国民众对几世纪来身受的压迫、迫害、侮弄与可恶的耳光之一种清偿呀！固然，水兵与士兵在某些地方确曾对付了几个最卑劣的酷刑者，杀了几个军官。不过这种杀害的数目在开始比之于旧时流血的侮辱次数，那是极少的。只在好久以后，当群众相信统治阶级要把一切拉向后退，并且要像他们从来攘夺那非由他们生产的生活财富一般地，攘夺那非由他们完成的革命之时，群众才抛弃了他们的善心。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说二月革命系由工人与农民（后者以士兵代表）完成，这是对的。但还有一个问题不曾解决：谁领导了革命？谁使工人兴起？谁领士兵走上了街道？在胜利之后，这些问题成为党派斗争的题材。最简单的，就是它以这样的一个普遍公式来解答：谁也没有领导了革命，它是自发的。“自发”的理论，真是再好没有地投合了不仅这些先生们的心意，他们昨天还和平地治理着，裁判着，控诉着，保障着，做着买卖或指挥着军队，今天却急忙地跟革命攀上了亲戚；而且也投合了许多职业政客与过去革命者的心意，他们在睡梦中度过了革命，所以愿意这样想：在这方面他们原不曾与其他所有的人相异。 在他那古怪的《俄国纷乱史》中，过去的白军总司令邓尼金将军，这样说到了2月27日的情形：“在那个决定的日子上，没有领袖，只有一种盲目的不可抵抗的自然力。在它那可怕的奔流中，那时看不到目的，看不到计划，也看不到口号。”有学问的历史家米留可夫，探究得没有比这个酷爱写作的将军深刻些。在革命之前，这个自由派领袖宣布任何关于革命的思想都是德国参谋部的起意。但是经过了一次使自由派走上政权的革命以后，局势变得复杂了。现在米留可夫的任务已不在于用霍亨索伦氏的起意来辱没革命，而是相反的，乃在于不把发动的荣誉交给革命者了。因此，自由派便全心全力地扶植着革命是自发的与非人格的那种理论。米留可夫同情地引证着那个半自由派、半社会主义者史丹开维奇（他是一个大学讲师，后来做总司令部的政府特派员，）所说的话。史丹开维奇关于二月革命，写过这样的话：“群众自己行动，服从着某种不能说明的内在的号召……士兵们用什么口号出来的？当他们夺取彼得格勒与焚烧地方法院时候，谁领导了他们的？没有政治思想，没有革命口号，不是阴谋，也不是骚乱，而只是一种自发的运动，它一下子把旧政权粉碎得无影无踪。”这儿自发性差不多带上了神秘性质。 就是这位史丹开维奇又给我们以一个最有价值的证明：“1月底，我在一次很亲密的朋友们的集会上，偶然遇见了克伦斯基……对于民众兴起的可能性，大家都确定地表示了否定态度，深怕一经引起的人民的群众运动，将落于极左的孔道中，而这对于战争的进行会造成极度困难。”克伦斯基的亲密朋友们的观点，在本质上与立宪民主党的观点并无丝毫差异。从这里是不能产生发动力的。 “革命之袭击有似晴天霹雳”，社会革命党主席秦情诺夫说，“让我们坦白地承认：它之来到，对于我们，即对于长年为它工作并永远期待着它的革命者们，也仿佛是一件伟大的与愉快的意外之事。” 事情对于孟什维克也好不了多少。有一个曾亡命国外的资产阶级记者，讲述他2月24日晨电车上遇见未来革命政府部长史高倍列夫的情形：“这个社会民主党人，是运动的领袖之一，对我说：这骚乱带有抢劫性质，不免要给镇压下去的。但这并不妨碍史高倍列夫在1月之后，一口咬定说，干了革命的是他和他的朋友。”此地，色彩大概煊染得浓了一点。但在这根本上，合法的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派的立场，是转述得颇近于真的。 最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最后起作用的领袖之一，后来成为布尔什维克的姆斯的斯拉夫斯基，这样说到二月革命：“革命突然降临到我们，即当时革命者的身上时，宛如《福音书》上愚蠢的小姑娘，正打着盹。”[4]究竟他们像小姑娘到何种程度，这倒并不重要；不过他们大家都熟睡着确是真的。 布尔什维克的情形如何呢？我们已经知道一部分了。那时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的主要领导者是三个人：工人出身的希里亚泼尼高夫，柴鲁次基与学生出身的莫洛托夫。希里亚泼尼高夫在外国住过很久，与列宁的关系很接近，在政治意义上，他比中央委员会办事处的其他两人较为成熟与积极。可是希里亚泼尼高夫本人的回忆，最好不过地证实了那三人是不能胜任事变的。直到最后一小时，这些领袖还认为这是革命的示威，与许多次示威一样，而决不是武装暴动。早已为我们所熟知的加育劳夫——维包格区的领袖之一，坚决地断定说：“我们完全没有感觉到党中心机关的领导的创意……彼得格勒委员会的委员是被捕了，而中央委员会主席希里亚泼尼高夫同志则无力对明天的事情给予指示。” 地下组织的软弱，乃是警察破坏的直接结果；在大战初期爱国情绪猖獗的环境中，此种破坏使政府得到了非常的结果。一切组织，连革命组织在内，都有落于其社会基础之后的倾向。布尔什维克的地下组织，在1917年之初还不曾从压迫与溃散的状态中恢复过来，而群众中的爱国狂热却已激剧地为革命的愤慨所代替了。 为要更加清楚地了解革命领导方面的情形，应该记得：最有权威的革命者，左派政党的领袖们，都亡命在国外，一部分则被拘禁在狱中或流放地。对旧制度愈加危险的政党，则在革命时期它便愈加酷烈地显得没有头脑。民粹派拥有国会的党团，以无党派的激进分子克伦斯基为首领。社会革命党的正式领袖欠尔诺夫正在外国。孟什维克在国会里拥有党团，以齐赫泽及史高倍列夫为首领。马尔托夫亡命国外，丹[5]与策列铁里则在流放地。在民粹派的与孟什维克的左派党团的周围，围绕着大量过去参加过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这就造成一个类似政治参谋部那样的组织，但是这种参谋部，只能在胜利之后才显露出来。布尔什维克没有国会党团：五个工人议员，被沙皇政府当作革命的组织中心，在大战的最初几月就已被捕。列宁亡命国外，季诺维也夫和他在一起，加米涅夫在流放地，当时不很知名的实际工作领导者：斯维尔德洛夫，赖可夫，斯大林，也在流放中。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捷尔任斯基，当时还不属于布尔什维克，则在苦役监狱里。那时恰巧存在的几个领袖，只因为他们惯于在有绝对权威的领导之下行动，自己不以为且别人也不以为他们能在革命事变中起领导作用的。 但假使布尔什维克党都不能对暴动者起一个有威望的领导，那末其他的政治团体就不用说了。这便加强了关于二月革命自发性的那种流行信念。然而这是大错的，至少也是没有内容的。 首都中的斗争并非延长一小时或两小时，而是五天。领袖们企图遏止它。群众则报之以压力，而且向前进。反对他们的，有：古旧国家，在它传统的表面之后，还假定存在着强大力量；有自由资产阶级，以及国会，土地协会，城市联合会，军事工业组织，学院，大学，以及颇为发达的出版物；最后，还有那两个有力的社会主义政党，它们以爱国主义的抵抗力反对着从下面来的攻击。在布尔什维克党的身上，暴动找到了最接近的，然而失去了头脑的组织，它拥有分散的干部，软弱无力的非法小组。不过虽然如此，那几天谁都不曾期待的革命，却发展起来了，且当表面上仿佛运动业已衰落之时，它却以一次激剧的上升，一个强烈的震动，保证了自己的胜利。 究竟这前无成例的容忍力与进攻力从何而来？光用痛苦来解释是不够的。痛苦这一种东西还嫌太少。彼得堡的工人，尽管在大战几年中，因生手之参加而变成虚弱，但还具有大的革命经验。当领导缺乏且上层表示反对之时，在他们的容忍力与进攻力中，就存在着那并不常常表明的、可是颇有根据的一种对于力量的估计，与对于自己战略的计算。 大战前夕，工人中的革命阶层，跟随于布尔什维克之后，而他们的后面则又带着群众。大战一经开始，局势突然变了：稀薄的一层保守派抬起头来，他们的背后拖着该阶级的大部分，革命分子显得孤立了，静默下去。在战争的过程中，局势开始变化，最初是缓慢地，等到失败之后，便愈加急速与激烈了。积极的不满之情抓住了整个工人阶级。不错，在工人阶级的大部分中，这个不满是蒙受着爱国主义的色彩的；但它与有产阶级之计算的与卑怯的爱国主义并无共同之点，这些阶级把一切内政问题都延迟到胜利之后。恰恰是战争，它的牺牲，它的恐怖与它的耻辱，不仅使工人中的老的阶层，甚至使新的阶层也与沙皇制度发生了冲突。以一种新的激烈程度冲突着，并使他们得到结论：再也不能忍受了！这结论是普遍的，他把群众联合一起，且予他们以强大的压力。 军队膨胀了，它吸收了几百万工人与农民。每人都有他的自己人在军队中：儿子，丈夫、兄弟、亲戚。军队不像战前一样地与人民隔离了。现在，人们遇见士兵的机会是无比地多：送他们上前线，当他们请假回家的时候跟他们一起住；在街上与电车中，跟他们谈起前线情形；到伤兵医院去探望他们。工人住区，军营，前线，以及在某种限度内连乡村都成为传达消息的脉管。工人们知道了士兵的感情与思想。关于战争，关于那些因战争发财的人，关于将军们，政府，以及关于沙皇与沙后，他们谈过无数次的话。士兵谈到战争就说：去它妈的！而工人说起政府也就回答道：去它妈的！士兵说：你们到底为什么在此地京城里老不说话？工人回答道：赤手空拳干不了什么事，1905年的时候我们早吃过军队的苦头……士兵便想了一下说：大家一下子起来好吗？工人说：正是要大家一下子！这样的谈话，在战前是进行于个别间的，带有密谋性质。现在它们却到处在谈了，谈到任何问题，而且差不多是公开地，至少在工人区中是如此。 沙皇的秘密警察有时很准确地放出它的试探针。革命前两星期，彼得格勒的一个侦探（具名为克里斯地扬诺夫），密报着行驶于郊外工人区的电车上的一次谈话。士兵讲述着他的一团里有八个人被判苦役，因为去年秋天他们拒绝向诺贝尔厂的工人开枪，反而射击了警察。谈话公开，因在工人区中，警察和和侦探都不愿意让人觉察。“我们要跟他们算账”，士兵的结论这样说。那报告接下去又说：“有一个工匠对他说：‘要这样干就得组织起来，好让大家一条心。’士兵回答道：‘别愁这个，我们老早就组织好啦……他们血也喝够啦，人家在阵地里受罪，他们在这儿可连面包都吃厌啦！’……没有发生特别的乱子。2月19日，1917年，克里斯地扬诺夫。”这是一首无比的侦探写的史诗！“没有发生特别的乱子。”但它们是会发生的，而且很快就要发生：电车上的谈话就表示出它们之难于避免的临近。 姆斯的斯拉夫斯基用一个有趣的例子来形容暴动的自发性：当革命之后马上发生的“2月27日军官协会”，企图以填写问题表的方法来确定谁先率领伏伦斯基团行动时，他们收到了七种回答，对这一具有决定意义的行动，提出了七个发动者。我们还可以添加一句：发动的作用确实属于好几个士兵，这是极可信的；而且那个主要的发动者在巷战中丧了命，埋没了自己的姓名，也是可能的。但这并不减损无名氏这一发动行为的历史重要性。更重要的乃是事情的另一方面，它将使我们到军营之外去探究。禁卫军诸营的暴动，对自由派与合法社会主义的人士是惊奇之事，但对工人却绝非意外。没有工人的暴动，则连伏伦斯基团也不会跑到街上来。工人与哥萨克在街上的遭遇，（律师从他的窗上看到并用电话转告了议员的）在律师与议员看来是无人格过程的一个片断：工厂中的蝗虫跟军营中的蝗虫遭遇。但是那些敢于对工人眨眼的哥萨克就不是这样看法；那些立刻断定：“哥萨克是善意地眨眼”的工人也不是这样看法。军队与人民间的分子互渗运动，是不断地完成着的，工人们密切注意着军队的温度：且立刻觉得临界点之迫近。正是这个，予那深信胜利的群众进攻以如此坚强地的力量。 这里我们应该引用一位自由派官员的锐利的评语，他想把自己对于二月革命的观察作一总结。“一般人都说：运动的开始是自发的，士兵们自动跑到了街上。我绝不能赞同这个意见。究竟‘自发’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自行发生’在社会学中，比在自然科学中更不合适。只因在有名氏的革命领袖中，没有一人能把自己的票签挂在运动之上，那末这运动并不是无人格的，而只是无名氏罢了。”这样确定问题，比米留可夫之藉助于德国奸细与俄国人的盲目自发性，那是要无比地郑重些。至于说这话的人，那就是前任总检察官；遭遇革命时他正做着沙皇参议员。也许正是那法庭上的经验，让柴伐次基懂得了革命暴动是既不能听外国奸细的指挥而发生，也不能以自然界无人格过程的方式发生的吧。 就是这位著者讲了两件小事，这使他仿佛从一个钥匙洞中窥看了革命过程的实验室。星期五，2月24日，那时在上等人中还没有一个人能料想到在最近将来会发生革命，有一辆电车，其中乘着一个参议员，很突然地，发出一个刺耳之声，以致玻璃窗统被震动，有一扇甚至碎了，车子从立登尼街折入一条横街，停了。卖票员要大家下去：“车子不向前开了。”乘客反对，咒骂，但还是下了车。“我一直到现在还能想见那个不作声的卖票员的脸：狠毒地坚决的，像一种狼的形象。”一眼望去，电车交通到处都停了。这个已被自由派官员看出“狼相”来的坚决的卖票员，一定是给崇高的责任心支配着，以便以他一人之力，在战争时期，把那载有官员的车辆停止在帝京彼得格勒的街上。正是这样的卖票员们，停止了皇朝这个车辆，大致也说着这样的话：“车子不向前开了！”且在急忙之中，不分宪兵官长或自由派的参议员，便一股脑儿把官僚们赶下了车子。立登尼大街上的卖票员是历史的一个自觉因素。他得事先受过教育的。 地方法院焚烧时，一个自由派法学家（也是那位参议员的同道中人），在街上表示可惜之意，因为法院的专家鉴定实验室与公证人的文件从此消灭了。一个神情阴郁年纪不小的人，装束看来是工人，愤愤地反对道：“房子跟田地我们自己会分配，用不着文件！”多半这个插话是以文学笔法润饰过的。但这类年纪不小、能给予必要的答复的工人，在群众中却确有不少。他们本人与地方法院的焚烧并无关系：干吗要烧它呢？但他们无论如何已不能为此种“过火”行动所骇住了。他们给群众武装了一些不仅为反对沙皇警察，而且为反对自由派法学家所必须的思想。（这些法学家最怕的是财产的公证文件在革命的火焰中烧掉）。这些工厂中与街道上无名的素朴政治家，并非从天而降，总得有人教育过他们的啊。 当秘密警察记录二月最后几天的情形时，也指出这个运动是“自发的”，就是说：它没有从上面来的有计划的领导；但他们马上又加添一句说：“是在无产阶级一般的扩大宣传之下”进行的。这个估量真是一语破的：这些反对革命的职业家们，在他们去居住革命家让出来的狱室之前，比自由派领袖们对于那正在完成着的过程，具有一个远较亲切的观点。 自发性这一种神秘学说，解释不了任何事物。为要正确地估量局势与决定予敌人以打击的时机，则群众或它的领导层必须对历史事变能作自己的考察，并须有估计这些事变的自己的标准。换句话说，那群众必须不是抽象的群众，而是彼得格勒的工人群众与一般的俄国工人群众：他们经历过1905年革命，经历过1905年12月莫斯科暴动，他们被击毁于禁卫军的谢米诺夫斯基团之手；那群众中必须散布着这种工人，他们曾彻底的思索过1905年的经验，批判过自由派与孟什维克的立宪幻想，接受了革命的远景，曾几十次默想过军队的问题，注意地观察着军队中所发生的情形，他们能从自己的观察中做出革命的结论，且能将这些结论转告别人。最后在卫戍军本身的队伍中，必须有先进的士兵，他们过去为革命宣传所感动，或至少为它所触着。 在每一个工厂，每一行会，每一连，每一茶馆，在伤兵医院，在转送站，甚至在人口日渐减少的乡村中，都进行着革命思想之分子运动。到处都有解释事件的人，这些人主要是工人，人们向他们听取见闻，并盼望从他们那里得到所需要的意见。这些领袖们时常与政党无关，靠那由各种孔道传到他们手里去的革命结论来营养，从自由派报纸的字里行间读出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们的阶级的本能被一种政治的标准所琢磨，即使他们并不把自己所有的思想都发挥到底，可是他们的思想却总是不变与坚决地在同一方面上前进。经验，批评，创意，自我牺牲这许多成分，贯通了群众，这就是革命运动这个自觉过程中的有决定意义的内部运动力学，绝非浮浅一瞥所能见到。 自由派与驯良左翼的狂妄大佬们，总以为群众内部的变化永远不超出蚁穴蜂巢式的瞎忙水平。其实，激荡劳工人群的思想之深刻、勇敢和觉悟程度，把上等阶级赖以立足的贫乏思想远抛到后面。非但如此，他们的思想还比较得更合乎科学些：这不仅因为它颇承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培养，而首先因为它不断受那快要踏进革命舞台的群众之活经验的滋补。思想的科学性乃在于它和客观过程的适合，又在于它之能影响这一过程与领导之。难道那受《启示录》感应与信仰拉斯布丁梦想的政府各界的思想，能些少具有这种特点吗？或者自由派的思想，即希望参加于资本主义大国间的格斗，落后的俄国便能同时得到胜利与国会制度的那种思想，是有科学根基的吗？或许这类知识分子——他们奴颜婢膝地适应着童年便已衰朽的自由主义，而同时又用久已失去生命的隐喻来保障自己虚幻的独立——的思想生活是合乎科学的吗？其实，在所有这班人的思想中，有一个精神停顿、怪物、迷信与虚幻的王国，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它乃是“盲目自发性的王国”。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难道我们没有权利把自由派关于二月革命的哲学全部倒置过来吗？是的，我们是有权这样说的：当那官方社会——由各个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阶层、派别、政党与派系所形成的好多层数的全部上层建筑——靠着惰性与机械性在得过且过，受着过时思想残渣的营养，对于发展的不可抗拒的要求聋聩不闻，迷惑于幽灵，预见不到任何东西之时，在工人群众中却发生着一种独立的与深刻的生长过程，这不仅增长了他们对统治者的仇恨，而且更能使他们对统治者的无力作批判性的估计，更积累起经验与创造的自觉；至于革命暴动及其胜利，则完成了这个过程。 因此，对于上面提出的那个问题：谁领导了二月革命？现在我们可以作很明确的答复了：领导了二月革命的，主要是受了列宁党的教育的那些觉悟的与经过锻炼的工人们。不过我们必须立刻加添一句：这一领导足以保证暴动的胜利，但它不足以立即替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保证革命中的领导权。 [1] Werner Sombart（1863～1941），德国历史学派解体时期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桑巴特青年时期曾倾向于马克思主义，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C.R [2] Albert Thomas，法国右派社会党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任军需部长。－C.R [3] Mirabeau（1749－1791），伯爵，自由派贵族，大革命初期领导人、著名的演说家和政治家。曾因号召反抗王权多次被囚，1789年出席三级会议，积极领导和参加建立国民议会的斗争，享有很高声望。1790年开始与宫廷往来，为国王和王后充当秘密顾问。1791年1月当选制宪议会主席，4月因过度疲劳死亡。－C.R [4] 《马太福音25：1～13》中的故事。大意是天国到来的时候，“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没有做好准备，都在睡觉。－C.R [5] 即唐恩（古尔维奇），费多尔·伊里奇（Дан（Гурвич），ФедорИльич,1871－1947），俄国孟什维克领袖之一。原译者将该人名译作“但”，因容易引起误读，故本电子版全部改为“丹”。以下不再一一注明。—C.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