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革命史
> ## 第十七章 四月事变 [1] 3月23日美国参加了战争。那一天彼得格勒正在埋葬着二月革命的牺牲者。送葬行列——但在情绪上这是充满了生之欢乐的一个行列，——成为五天交响乐的一个有力尾声。所有的人都去参加葬仪：与牺牲者比肩作战的，不肯战斗的，其中多半还有那些枪杀了这些个死者的，而最多的，则是那些站在战斗之旁的。跟工人、士兵、与小市民一起，这里一同走着学生，部长，大使，殷实的资产者，新闻记者，演说家，各政党领袖。抬在工人与士兵们肩上的红色棺材，像流水般从工人区域送到演武场来。当棺材降落到坟墓中去时，彼得·保罗堡垒里响出了第一声送葬礼炮，惊骇着无数民众。炮声又响了，这是我们的大炮，我们的敬礼。维包格区送来了五十一个红棺材。这不过是该区足以自傲的牺牲者中的一部份而已。在维包格区工人的行列——这是最紧密的一个行列——中，可以看到许多布尔什维克派的旗帜。但它们与其他旗帜一同和平地飘荡着。在演武场当地，只留着政府要人，苏维埃人员，以及业已死去而还坚决不肯埋葬的那个国会的议员们。整日间，擎旗奏乐在坟前列队经过的群众，不下于八十万人。虽然据某些最高军事长官的事前估量，这样的人群如不发生最大纷扰与要命的回旋挤轧，那是无论如何不能在一个指定时间内经过的，——然而游行队却以充分的秩序通过了，这种秩序是那些被某种感情所支配的革命行列所特有，而那感情则由初成伟业时的满足意识与诸事行将更佳的那个希望结合而成。只靠这感情撑持着秩序，因为组织还是微弱，没有经验，而且没有自信。 送葬这件事实本身，仿佛已足够推翻不流血革命这个神话了。但是在送葬行列中流行着的那种情绪，却部分地重新造成了那神话所由产生的头几天的空气。 这以后又过了二十五日，——苏维埃在这中间已增加了许多经验与自信，——五一节到了，（这是按西历算的，若按旧历应该是4月18日）全国所有城市都沉浸在露天大会与游行示威中了。不仅那些产业机关，便是那些国家的、城市的、与乡村的公共机关，也都关了门。在总司令部所在地毛奇略夫，圣乔治骑士们走在游行队的前列。参谋部人员——那些未被撤职的沙皇军官们——在五一的旗帜之下游行着。无产阶级反军国主义的节日，与染着革命色彩的爱国主义的示威混合在一起了。各个居民层都把自己的特性加进到这个节日去，不过合流成一个整体。这整体极度庞杂，就部分说是虚伪的，但就一般说是壮观的。 在两京与各工业中心，工人们在这庆祝仪式中占着统治地位，而在这些群众中，由于旗帜、标语、演说、与口号的呼喊，已可以清楚地分别出布尔什维克派坚强的核心来了。在马林斯基宫——临时政府的庇护地——的巨大的正面前，横展着一条写着果敢字句的红色长布额，那文字是：“第三国际万岁！”还不曾抛弃行政上畏缩性的当局，不能决心去除掉这幅叫人不快的与骇人的长布额。所有的人仿佛都在庆祝。前线的作战军队，也尽可能地庆祝。消息传来，说战壕里在开会，演说，打起旗帜，并唱着革命歌曲。连德国人方面也起了回声。 战争还不曾完结；而是相反它只在扩大着范围。最近，正在给烈士们送葬的那一天，整个大陆都加入了战争，给了战争一个新的规模。可是在俄国各地，俘虏们却与士兵们在同一旗帜之下，有时则以各种语言唱着同一歌曲，一块儿游行着。在这像春潮般淹没了一切阶级、政党、与思想分野的无限欢欣中，俄国士兵与德奥俘虏的共同游行乃是一个明显的赋与希望的事实，它能令人相信：不管怎样，革命总在带来某一个较善世界呀。 五一纪念，与3月间的送葬一样，没有冲突或牺牲而平安地过去了，像是一个“全民的”节日。不过，凡能仔细察听的耳朵，在工人与士兵的队伍中，却已不难听到不耐的与威胁的声调了。生活是愈过愈艰难了。而且实在的：物价腾贵得怕人；工人们要求最低限度工资，老板们表示抵抗；工厂中发生的冲突数不断地增大着；粮食情形变坏了，每人每日的面包购买量减少了；凭券购粮的办法也采取了；卫戍军中的不满之情已经增高。军区司令部为准备控制士兵起见，要把革命的部队从彼得格勒调开。在4月17日召开的卫戍军大会上，士兵们猜度到这些敌对阴谋，曾经提出问题，要求停止调离军队。这要求将来还要不断地发生，每当革命发生一次新危机，则那要求便采取一种更坚决的形式。但一切祸患的根源是战争，战争还见不到结局。革命将在何时实现和平？克伦斯基与策列铁里期待着什么？群众是愈加注意地来倾听布尔什维克派的意见了，他们斜目地看着这派人，犹豫地，有些人怀着一半儿敌意，另一些人却已具有信心了。在节日游行的庄严纪律之下，情绪是紧张的，群众中在进行着发酵作用。 不过没有一个人，——连那马林斯基宫前横布额上口号的作者们都不曾想到在最近两三日内，全民统一的外壳就会从革命身上撕去的。可怕的事变，许多人都预见它必然要到来，但谁都不曾想到它会来得这样快，会骤然而至的。临时政府的外交政策，即战争问题，乃促使它来到的一个推动力。用火柴点染那导火线的不是别人，正是米留可夫。 火柴与导火线这段历史是这样的。在美国参战的那一天，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大大地受到了鼓励，对新闻记者发挥了他的政纲：夺取君士坦丁堡，夺取亚尔美尼亚，分割奥国与土耳其，夺取北部波斯，此外，当然说到民族自决权。“在他的全部演说中”，历史学家的米留可夫替外交部长的米留可夫解释道，“他坚决地着重说明了解放战争的和平目的，但常常把这些目的与民族任务及俄国的利益密切地结合着而提出的。”这次会见使他的听者不安起来。孟什维克派报纸不满道：“究竟什么时候临时政府的外交政策才能清除伪善？为什么临时政府不要求各协约国政府公开地与坚决地放弃侵略？”这班家伙把强盗的公开言语当作伪善。而用以掩饰这些贪欲的和平主义的假面具，他们却很愿意把它视为绝无一点伪善的真实。克伦斯基被民主派的激昂所骇，急忙经新闻局声明道：米留可夫的政纲是他的个人意见。至于抱有这个意见的人乃是外交部长，那显然算是一件纯粹偶然的事了。 策列铁里——具有一种本领，能把所有问题都归结到老生常谈——开始坚决主张：必须发一政府公告，声明俄国之进行战争，是完全防御性的。米留可夫的反对，以及在某种限度内，古契柯夫的反对，都被打消，政府在3月27日发出了一个宣言，声明“自由俄国的目的不是要统治其他民族，也不是要剥夺它们的国富，也不是要强夺他人的土地”，而是“要完全履行我们对同盟者所负的义务”。双权政制的君王们与先知们，这样地宣布了他们愿意和弑父者与奸夫们携手地同进天国。这些先生们于缺乏其他一切东西之外，还缺少着幽默感。 3月27日宣言，不仅为全体妥协派报纸所欢迎，甚至为加米涅夫与斯大林的《真理报》所欢迎，该报于列宁来到之前四天，在社论中说道：“临时政府已在全体人民之前明确宣布：自由俄国的目的，并非要统治其他民族”，等等。英国报纸怀着快意，立即解释俄国之抛弃侵略乃是抛弃它夺取君士坦丁堡的计划，当然，这绝不是要扩大这个公式而至于抛弃俄国本身。驻伦敦的俄大使提出警告，并要求彼得格勒作如下意思的解释：“俄国不侵略的和平原则，并不是无条件加以应用的，而只以该原则不反对我国人之生存利益为限。”但是这，当然正是米留可夫的公式：“凡是我们不需要抢劫的人，我们可以答应不抢劫他。”巴黎与伦敦相反，不仅拥护米留可夫，而且还怂恿他，由巴雷奥老格向他示意，必须采取更有力的政策来对付苏维埃。 当时的法国内阁总理黎波[2]，因彼得格勒可怜的繁文缛节而觉得不耐，向伦敦与罗马讯询问他们“是否认为必须要使临时政府终止一切模棱两可的把戏。”伦敦回答道：比较聪明的办法，还是“给那些业已派赴俄国的英法社会主义者以更多时间，以便影响他们的同道。” 派遣协约国社会主义者赴俄这一回事，乃是俄国总司令部出的主意。也就是旧时沙皇的将军们发起的。黎波关于亚尔培·汤麦斯写过这样的话：“我们信赖着他，以便给临时政府的决议以某种坚定性。”但是米留可夫抱怨道：汤麦斯和苏维埃领袖们联络得太密切。黎波回答道，汤麦斯是“诚心诚意”想拥护米留可夫的观点的，不过他还是答允去催促他的大使作更积极的拥护。 3月27日宣言，虽然是完全空洞的，但还是使协约国感到了不安，协约国看出那宣言是对苏维埃的一种让步。从伦敦来了一个威胁，说这宣言使人对“俄国的军事力量”失去信心。巴雷奥老格埋怨宣言的“胆怯与动摇”。不过这正是米留可夫所需要的。米留可夫希望能得到同盟者的帮助，正投身于一种远超过他资力的大赌博。他的基本思想是要利用战争来反对革命，在这条路上的第一个任务，是要涣散民主派。但妥协派恰好在4月间的开始对外交政策的各种问题表示出继长增高的激昂与惊扰，因为下层阶级为了这些问题，不断地给他们压力。政府所需要的是一笔公债。可是群众虽具有一切保护祖国的思想，但准备赞成的乃是和平公债而不是战争公债。所以至少让他们窥到一点和平远景是必须的。 策列铁里发挥着他老生常谈的救世政策，提议向临时政府要求对协约各国发一通牒，内容与3月27日的对内宣言相类似。执行委员会的交换条件，则将在苏维埃中投票通过“自由公债”。米留可夫同意做这买卖——以通牒换取公债——但决心要一箭双雕地利用这宗买卖。通牒将以解释宣言为借口，而实际上却否认那宣言。通牒希望新政府所应用的爱好和平的字句，不曾予人以“丝毫理由来想象那业已完成的革命，使俄国在协约国共同斗争中所起的作用为之减弱。完全相反——进行世界战争至最后胜利这个普遍愿望只有加强了。……”那通牒更表示一种信心道：“胜利者将设法获得此种保证与制裁，这些保证与制裁是为阻止未来再度发生流血冲突所必需的。”关于“保证”与“制裁”这些字眼，是因为汤麦斯的坚持而加进去的，这些字眼在外交的盗贼语汇中，特别是在法国外交的盗贼语汇中，除了侵略与赔款之外，别无其他意思。在五一节那天，米留可夫把协约国外交家授意草成的通牒，电致协约各国政府。只当拍发之后，那通牒才送给执行委员会，同时送给各报。政府已不理睬联络委员会，而执行委员会诸领袖则被视作普通公民了。妥协派纵然在那通牒中没有发见任何米留可夫以前未说过的话，他们也总不能不视它为一个有意的敌对行为了。通牒将妥协派在群众之前解除了武装，要求他们直接在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选择一条道路。米留可夫的目的是不是在这里呢？一切情形都叫人想到他的目的还不仅在此：他的阴谋已走得更远了。 早从三月间起，米留可夫就用尽他的力量，企图复活以俄军一击而夺取鞑靼尼尔海峡这一个不幸计划，且曾与阿列克谢耶夫将军举行数次谈话，催促他执行这个行动，——这依米留可夫之见，一定会把既成事实置于反对侵略的民主派之前的。米留可夫的4月18日通牒，乃是向民主派守卫不严的海岸线作的一个并行袭击。这两个行动——军事的与政治的——相辅相成着，而且一旦成功，还能相互辩解的。一般说来，凡是胜利者总不会见责于人。但米留可夫命里注定就不能成为胜利者。要进行袭击，需有二三十万军队。可是事业只为了一件小节而失败了：士兵们表示拒绝。他们同意保卫革命，但不从事进攻。米留可夫对鞑靼尼尔海峡企图一逞，结果归于泡影，这就破坏了他以后的所有计划。不过我们必须承认，这些计划并不坏，……如果能胜利的话。 4月17日，彼得格勒举行了一次战争残废者恶梦似的爱国游行。极大多数从首都各医院中出来的伤兵，无腿者，无臂者，绷缚者，向陶立特宫前进。那些走不动路的乘在摩托卡车里。他们的旗帜上写着：“战争到底。”这是帝国主义战争的人体的断株残片所作的绝望游行，他们希望革命不会承认他们的牺牲是徒然的。但是立宪民主党则站在游行队伍之后。或更确切些说，米留可夫站在游行队之后，准备着第二天的巨大打击。 在19日夜间召开的特别会议上，执行委员会讨论了早一日送给协约各国政府的那个通牒。“初读之后”，史丹开维奇讲道，“大家一致地，且不经讨论就承认这通牒绝对不是执行委员会所希望的。”但这通牒却已由整个政府——连克伦斯基在内——负了责。因此，首先必须挽救政府。策列铁里开始给那并非用密码写的通牒“做翻译工作”，于是在这中间发见愈来愈多的好处了。史高倍列夫深刻地断定道，根本不能要求民主派与政府在目的上“完全符合”。这些聪明人们苦思竭虑地弄到天明，但还是找不到解决办法。他们在清晨散去，以便在几小时后重行开会。他们显然信赖时间有医治百创之力。 早晨，通牒在各报上登载出来。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以一种熟虑过的挑拨精神，为它做了一篇评论。社会主义报章表示出极度愤慨。孟什维克派《工人报》，还不曾能跟在策列铁里与史高倍列夫之后而自拔于夜间的愤慨之气，所以写道：临时政府公布了“一个揶揄民主派的文件”，要求苏维埃采取坚决办法，“以免发生可怕后果”。布尔什维克派继长增高的压力，在这些字句中表现得颇为清楚。 执行委员会重新开会，但只为的再度叫自己相信它的无力解决这个问题。它决定召集一次苏维埃的非常全体会议，“以便报告消息”，——其实呢，只为要探测下层不满之情的大小，让自己能有更多时间来动摇罢了。在这中间，他们企图召集各种各样的联络会议，这些会议的任务在于使问题消灭于无形。 不过在这两重政权的繁文褥礼的欺骗中，一个第三种力量不意地闯进来了。群众手拿着武器，跑到街上来。在士兵们的刺刀中间，闪烁着横布额上的字：“打倒米留可夫！”在另一幅横布额上，古契柯夫也给这样地写着。在这些愤怒的行列中，人们简直难于认出5月1日的示威者来了。 史家称这种运动是“自发的”，那是就有条件性的意义而言的，即是说没有一个政党发起了这个运动。直接号召群众走到街上来的，是一个名叫林台的人，因此，他便使他的名写进革命史了，林台是个“科学家，数学家，哲学家”，不属于任何党派，但他的全副精神倾向于革命方面，他热烈地希望能履行它所允诺的东西。米留可夫的通牒与《言语报》上的评论激怒了他。“没有跟任何人商量”，替他作传的人说，“他立刻行动起来，……一直跑到芬兰团那里去，召集团委员会会议，提议全团立即出发到马林斯基宫。……他的提议被接受了，下午三时，彼得格勒街上已走着芬兰团士兵触目惊心的游行队伍了，他们的手里拿着具有挑衅性质的标语。”在芬兰团之后，出来了第一百八十后备团，莫斯科团，巴夫洛夫斯基团，克克斯洪斯基团的士兵们，以及波罗的海第二舰队的水兵们——总共二万五千或三万人，都是武装了的。浪头波及到工人区，工作停止了，整厂整厂地走到街上，跟在士兵们后面。 “大多数士兵并不晓得他们为何而来”，米留可夫肯定地说，仿佛他确实问过他们似的。“除军队之外，有些青年工人参加示威，高声（！）喊道，他们出来游行，是得到十至十五个卢布的。”这宗钱的来源他也明白：“要除去两位部长（米留可夫与古契柯夫）这个思想，乃直接发生于德国。”米留可夫这一个深刻解释，并非提出于4月斗争的火焰中，而是提出于十月事件之后三年，这事件已充分证明了民众仇恨米留可夫是谁都不必付很高工资的。 4月示威的意外激烈，当用群众对上面欺骗所起的反动的直接性来解释。“当政府还不曾获得和平之前，必须保卫。”这句话说得没有热情，但是颇有自信的。人们满以为上面的人正在想尽一切办法来谋得和平。诚然，布尔什维克派是断定了政府需要一个长期战争，以便抢劫的。但真能这样吗？克伦斯基怎样呢？我们从2月以来就认识了苏维埃的领袖们，他们是首先到军营里来看我们的，我们主张和平。况且，列宁来自柏林，策列铁里却曾被叛处苦役的。我们一定要忍耐。……同时，进步的各工厂与各军队则愈加坚决地采取着布尔什维克派和平政策的口号了：公布密约；与协约国的掠夺计划决裂；向所有交战国提出立即和平的公开提议。4月18日通牒正落在这些复杂的与动摇的情绪之中。怎么能如此的呢？这不是说：上面的人并不主张和平，而主张战争的旧目的吗？不是说，我们是白白地等待着与忍耐着吗？打倒！……但是打倒谁？难道布尔什维克派是对的吗？不会的。但是这通牒又怎样呢？这不是说，有人仍旧在把我们的性命出卖给沙皇的盟友吗？只叫把立宪民主党报纸与妥协派报纸作一个对比，就可以知道米留可夫，辜负了一般人对他的信任，是在想跟英国的劳合·乔治与法国的黎波共同进行劫掠政策了。可是克伦斯基却声明道，企图夺取君士坦丁堡乃是米留可夫的“个人意见”。那运动就是这样爆发出来的。 但运动的性质是复杂的，它暴露得愈激烈愈突然，则革命家中的某些热心分子便愈加要过分估计那运动的范围及其政治的成熟性。布尔什维克派在军队与工厂中进有了有力的工作。他们用反对整个临时政府的标语，补充了“除去米留可夫”的要求，这要求可说是这次运动的最低限度政纲。不过各种不同的分子却是以不同的方式来了解那反对整个临时政府的口号的：有的将它当作宣传口号，另一些人把它当作目前任务。“打倒临时政府”的口号既由武装的海陆军士兵拿到街上来，则必然要把一脉武装暴动之流注入示威中去。好大一部分工人与士兵，颇想在当时当地就打倒了临时政府。他们曾企图冲进马林斯基宫，占据各个出口，逮捕各部部长。史高倍列夫奉派去搭救这些部长，他的使命履行得颇为成功，因为马林斯基宫里的部长们恰巧不在。 因古契柯夫害病之故，那次的政府会议在他的私宅内举行。不过使部长们免于逮捕的，倒并不是这一偶然事故；他们根本就不曾有被捕的真正危险。由二万五千名乃至三万名士兵组成的那支军队，跑到街上来和战争的延长者斗争，如果他们要打倒政府，那末比那以李沃夫亲王为首的政府再坚强几倍的政府，也是颇足除去的；不过示威者并不曾给自己立下这个目的。他们真正想干的，只是要对窗子上伸伸拳头，以便高高在上的大人先生们不再向君士坦丁堡磨牙砺齿，而好好地忙着和平问题罢了。士兵们打算用这个方式来帮助克伦斯基与策列铁里去反对米留可夫。 科尔尼洛夫将军参加那次政府会议，报告正在发生的武装示威，并且声明道，他以彼得格勒军区司令资格，拥有以武力镇压乱事的足够力量：现在他只等待着命令。高尔却克恰巧也参与那次会议，后来，在他被处决前举行的一次审讯上，他说当时李沃夫亲王与克伦斯基发言，反对以军事力量镇压示威者那个企图。米留可夫并不直接发表意见，只是用这样的话来综括局势：部长先生们自然不妨随心所欲地考虑，不过他们的决定是不能使他们自免于牢狱之灾的。科尔尼洛夫是得到立宪民主党中央的同意而行动的，这一点当然丝毫不容怀疑。 妥协派不费力气便劝示威士兵们退出了马林斯基宫前的广场，甚至回到他们的营房去。但是业已高涨到全城的兴奋状态，却不能退回到岸沿去了。群众聚集着，露天大会举行着，人们在街头巷尾争辩着，在电车上的群众分裂成米留可夫的拥护者与反对者两派。在尼夫斯基及其邻近街道上，资产阶级的演说者进行着鼓动，反对列宁，说他是由德国派来推翻伟大的爱国者米留可夫的。在附郊与工人区中，布尔什维克派企图把那因反对通牒及其作者而起的愤怒之情，扩大成反对整个政府。 晚间七时，苏维埃全体会议开会。领袖们对于那些怀有紧张热情，且因这热情而战栗的听众，不知说什么话才好。齐赫泽冗长地给他们报告说，会议之后他们就要去和临时政府会面。欠尔诺夫以行将来到的国内战争来吓人。一个布尔什维克派的中央委员，五金工人费奥道罗夫回答道：国内战争已经有了，苏维埃应该做的事，就是要依靠这内战，把政权拿在自己手里。“这是新话，而且在那时是一些可怕的话”，苏汉诺夫写道，“这几句话恰好打着了当时情绪的中心，它所得到的反响，是为布尔什维克派在苏维埃中前所未有，而且为此后许久不曾得到的。” 不过会议轴心，是克伦斯基的心腹——史丹开维奇，这个自由派社会主义者的一篇演说：“同志们，”他问道，“究竟我们为什么出来行动呢？我们要用武力反对谁？反正全部力量，就是你们，跟在你们后面的群众……瞧吧！现在是七点差五分，（史丹开维奇伸手指着墙上的钟，全会场的人都转望着那个方向。）决定吧，如果你们决定不要临时政府，如果一定要它去职。那我们把这意思用电话通知他们，只叫五分钟后，政府就会放弃它的职权了。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空谈什么武力，什么出场行动，以及什么内战呢？”会场里——暴风似的鼓掌，疯狂地叫喊。演说者原想用目前所酿成的局势的极端结论来吓唬苏维埃，却被自己演说的效果所吓住了。包含在这几句关于苏维埃力量的话中的突如其来的真理，将全会场人的思想，提高到他们领袖们可怜的嚣嚷之上了，因为领袖们最所关心的，就是不让苏维埃得任何决定。“谁将代替政府呢？”一个演说者起来答复人们的鼓掌，“我们吗？但是我们的手儿发抖。……”这是对于妥协派的一个无与伦比的描写——神气十足的领袖们双手发抖。 内阁总理李沃夫，仿佛要从另一方面来补充史丹开维奇的话似的，次日发表了如下的声明：“直至如今，临时政府曾获得苏维埃领导机关方面的毫无二心的支持。在最近的两星期内……政府受人疑忌。在这样的情形中……最好是临时政府引退。”我们现在又看到了二月革命时俄国的真实结构了！ 在马林斯基宫中，执行委员会与临时政府在举行会议。李沃夫亲王在一篇开会辞中，抱怨了社会主义各界所从事的反政府运动，并且还一半儿懊恼，一半儿恐吓地说到了辞职。各部长则轮流形容着各种困难，这是他们以全力积垒起来的。米留可夫背向着所有这些联络的空谈，从阳台上对立宪民主党人的游行队演说。“看到那些写着‘打倒米留可夫！’的旗帜，……我不是替米留可夫，而是替俄罗斯害怕。”历史家的米留可夫，这样转述着部长的米留可夫在聚集于广场上的群众之前所说的那几句谦卑话儿。策列铁里要求政府发一个新通牒。欠尔诺夫想出了一个上好主意，提议将米留可夫调任教育部长。因为把君士坦丁堡当作地理学上的对象，总比把它当作外交上的对象，要不危险得多。但是米留可夫却坚决地拒绝回去研究学术，也不愿意写一张新通牒。苏维埃领袖们并不需要人们多久的劝说，便同意了旧通牒的“解释”。现在余下来的只叫找几句空话就好了，那空话的虚伪性是要能够以民主方式来掩饰的——那末局势就算挽救了，跟局势一起，连米留可夫的那个官位也给挽救了。 可是那不安静的第三种力量却不愿安静下来。4月21日，发生了一个运动的新潮浪，比昨天的潮浪更加有力。今天，已经是布尔什维克派的彼得格勒委员会号召示威了。不管孟什维克派与社会革命党人的反鼓动，广大的工人群众还是从维包格区，稍后，则又从其他区域，走向市中心来，执行委员会派了些最有威望的镇抚者，以齐赫泽为首，前去迎接示威者。但工人们坚决地要说自己的话，而他们也确有些话可说。一个著名的自由派记者在《言语报》上描写那次工人们在尼夫斯基大街上的游行道：“约莫有一百个武装者走在前面；密密排着的非武装男女，跟在他们后面，为数约有一千。两边拉着活链。唱着歌。他们的脸色使我惊骇。所有这一千人只有一种脸色，是早期基督教僧侣那种狂热的脸色，不可调和的，无情的，准备去给人残杀、拷问、与赴死的。”自由派新闻记者亲眼看到了工人革命，在一瞬间感觉到了革命的集中决心。这些工人，与米留可夫所说的被鲁登道夫以一天十五卢布代价雇来的“青年”，是多么的不相像啊！ 今天和昨天一样，示威者并不出来推翻政府，虽然其中大多数，我们可以猜想，是已经郑重地思索过这个问题的，而且一部分甚至还准备在今天把示威进行到越出大多数人情绪的界限哩。齐赫泽请求游行队转去，回到各自的区域中。但领袖们严厉地回答道：工人们自己知道他们该做什么。这是一张新的通牒——在未来的数星期中。齐赫泽必须要习惯于它的。 当妥协派在进行劝告与安抚之时，立宪民主党人则在挑衅与煸动，虽然科尔尼洛夫昨天不曾获得采用武器的允许，但他不仅没有放弃这计划，而且相反地，他今天从早晨起，便准备用骑兵与炮兵来对付示威者了。立宪民主党人坚决信赖着这位将军的勇敢，已发出了一种特别传单，号召自己的同党到街上来，他们显然想把事件弄成为严重冲突。米留可夫虽对鞑靼尼尔海岸线的袭击不曾成功，但他还是继续着自己的攻势，以科尔尼洛夫为先锋，以协约国为雄厚的预备队。背着苏维埃发出的那张通牒，以及《言语报》上的那篇社评，对这位二月革命的自由派宰相，正起了哀姆斯文告[3]的作用。“凡是拥护俄罗斯及其自由的人，应该联合在临时政府的周围，并且拥护它。”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宣言是这样说的，它邀请所有的良民到街上来，跟那些主张立即和平的人作斗争。 尼夫斯基大街，这条资产阶级的主要脉管，变成为一个密集的立宪民主党人的露天大会场了。由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率领的一个人数很多的游行队，向马林斯基宫前进。到处都看见新做的，才由油漆工场那里拿出来的横额，上面写着“完全信任临时政府”“米留可夫万岁”，部长们的神气像是一些天之骄子，因为四周是自己的“人”而尤其显得高兴的，就是苏维埃的特使们正以全力帮助他们去驱散革命集会，使工人与士兵的示威队游行到附郊去，且阻止其他兵营与工厂里的人出来。 在保护政府的旗帜之下，发生了第一次公开的与广大的反革命力量的动员。在城市中心，出现了好些卡车，满载着武装军官、军校学生、与普通学生。圣乔治骑士也出场了。金色青年们在尼夫斯基大街上组织了一个法庭，当场判了列宁派以“德国奸细”之罪。冲突已发生了，而且已有了牺牲者。第一次流血冲突，据报告说，乃由于军官们企图从工人手里抢夺一面旗帜，上边写着反临时政府口号。冲突愈来愈可怕了；人们互相对射着；等到下午时分，枪声几乎是不断的了。究竟谁，或为什么在开枪，没有一个人确切地知道。不过这阵子一部分由于恶意、一部分由于慌张而发生的无秩序的射击，却已经打死并打伤了好些人。温度是达到了白热点了。 这一天丝毫不像是全民统一的示威，完全不像。两个世界面对面地站着。由立宪民主党号召到街上来反对工人与士兵的那些爱国主义行列，完全是由民众中的资产阶级层——军官，官吏，知识分子——构成的。两条人潮，一条主张君士坦丁堡，另一条主张和平，从城市的各部分出来。这些人的社会成分各异，相互的外表上没有一点儿相同，标语布上写着敌对的口号，在冲突时，他们开始应用拳头，棍棒，甚至应用火药枪械。 一个意外的消息来到了执行委员会：说科尔尼洛夫正把大炮运进宫殿广场。这是军区司令的独立的起意吗？不是的，科尔尼洛夫的性格及其后来的宦业，证明出这个勇敢的将军总是有谁牵着他的鼻子走的，——这回牵着他的鼻子的是立宪民主党的领袖们。只因为算到了科尔尼洛夫的干预，且为使这个干预成为必要起见，他们才把自己的群众唤到街上来的。有一位年青的史家正确地指出道：科尔尼洛夫调动各军事学校到宫殿广场来的那个企图，并非和保护马林斯基宫使不致受敌对群众进击这一个或真或假的必要时机相符，而是与立宪民主党人示威的最高潮时机相符。 可是，米留可夫与科尔尼洛夫的计划给粉碎了，而且是极其可耻地粉碎了。不管执行委员会领袖们是多么地简单，但他们却不能不懂得，这个事情是有关乎他们的头颅了。还在接到尼夫斯基大街上流血冲突的第一批消息之前，执行委员会就给彼得格勒及其四郊的所有军事部队送一个电令：如无苏维埃命令，不可派遣一个队伍到首都街上来。现在，当科尔尼洛夫的意向业已显露时，执行委员会便违反着它自己所有的煌煌宣言，双手擎住了舵轮，不仅要求司令官立即回军队，而且还委任史高倍列夫与费立包夫斯基以苏维埃名义，将那些业已出来的军队送回去。“在此惊恐时期，如无执行委员会召唤，不可携械上街。对于你们的指挥权，只属于执行委员会。”从今以后，一切调出军队的命令，除了寻常方式之外，还须有一张苏维埃的正式文件，且至少应有两个具有此项权力的人的签署。这样看来，仿佛苏维埃已毫不含糊地把科尔尼洛夫的行为解释成反革命想引起内战的一种企图了。不过，执行委员会虽用这一道命令把军区司令的职权减至乌有，它却从来不曾想到撤换科尔尼洛夫本人：难道可以侵犯政府的大权吗？“手儿在发抖了。”年青的政制用神话来包裹着，像一个病人由枕头与温湿纱布垫裹着一样。从力量的相互关系的观点来看，这件事情是最有教育意义的，即：不仅那些军事部队，便是各个军官学校，在未接齐赫泽的命令之前，也决定了：倘不得苏维埃准许即拒绝出营。不快事情接二连三地落到立宪民主党人身上，这是为他们所不曾预见到的。这些不快事情，乃是俄国资产阶级当全民革命时期，即已成为反民族的阶级这一事实的必然结果，——这事实能在短期间用两重政权来加以掩盖，但不能加以改正。 四月危机在表面上是化为无事了。执行委员会已能将群众拖住在两重政权的门限上。至于那感激涕零的政府方面，则解释道：“保证”与“制裁”应解释成国际法庭，限制军备，以及类似的一些妙事。执行委员会赶紧抓住了这些名词学上的让步，以三十四票对十九票的多数，承认了那问题业已结束。为要安慰惊恐的下层群众起见，那个多数派又采纳了如下的一些决议：加强对临时政府活动的监督；倘事先不知照执行委员会，则不能发布任何重要政治法令；外交代表的人员应大事更换。事实上的两重政权，翻译成宪法的法理言语了。但在实质上，这一下并不曾改变什么。左翼甚至不能叫妥协派的多数派主张米留可夫辞职。一切都应该照旧。在临时政府之上，高高地有着远较真实的协约国的监督，对于它，执行委员会却连触动都不想去触动一下。 21日晚间，彼得格勒苏维埃在做总结。策列铁里报告着聪明领袖们的新的胜利，这胜利使人对3月27日的通牒再不能作任何虚伪解释。加米涅夫以布尔什维克派名义，提议组织一个纯粹的苏维埃政府。那个为人熟知的女革命家、大战时由孟什维克转入布尔什维克派的柯仑泰，提议由彼得格勒及其附郊举行全民投票，决定他们究竟要这个或另一个临时政府。但这两个提议差不多完全不为苏维埃所注意：因为问题仿佛已经处置好了。执行委员会的慰劳决议，由全体对十三票的极大多数通过了。诚然，大多数的布尔什维克派代表，那时还在自己厂里，在街上，在游行队中。不过苏维埃的基本群众之绝未转向到布尔什维克派方面，却仍旧是不容置疑的。 苏维埃下令在两天之内，不准有任何街道游行。这决定由全体一致通过。大家都将服从决议，那是没有一个人的心中怀着丝毫疑虑的。事实上：工人，士兵，资产阶级的青年，维包格区方面以及尼夫斯基大街，没有一个人敢不服从苏维埃命令。并不曾应用任何强制方法，就得到了平静了。苏维埃只要自觉到自己是局势主人，则实际上它就显得是主人了。 那几天，几十几十的决议案，像流水似地涌进到左派报纸的编辑部里来，这些是各工厂与各团部做出来的，要求米留可夫立即辞职，有时竟要求临时政府全体辞职。而且激动起来的还不只是彼得格勒一地。在莫斯科，工人们也抛弃了工作，士兵们从营里出来，怒涛般的抗议声响彻了街道。在最近几天内，有几十个地方苏维埃，流水也似的打电报给执行委员会，反对米留可夫的政策，答允予苏维埃以全力支持。从前线也来了同样的呼声。但苏维埃领袖们还以为一切都应照旧存在。 米留可夫事后断定说：“在4月21日的一整天中，一种有利于政府的情绪，再度控制了街道。”他心目中所指的，显然是当大多数工人与士兵回去之后，他在阳台上所看到的那几条街道。事实上，政府已显得十分零落了。它背后没有任何严重力量。关于这一点，我们刚刚从史丹开维奇与李沃夫亲王本人的嘴里听到过。科尔尼洛夫的保证，仿佛他有充分力量足以对付哗变者的那个保证，是什么意思呢？不过是这位可敬将军的一种极度的轻浮思想罢了，此外无他。他这种轻浮态度，将在8月间达到极盛时期，那时这位阴谋家科尔尼洛夫将军将推进一支并不存在的军队来进攻彼得格勒。科尔尼洛夫的糟糕之处，就在于他仍旧想依照官长们的情绪来判断军队。大多数军官们，无疑是跟他一起的，即是说，他们准备在保护临时政府这一借口之下，去摧折苏维埃的肋骨。士兵们拥护着苏维埃，在情绪上还比苏维埃本身要无限地左些。但因苏维埃自身拥护着临时政府，所以科尔尼洛夫能调遣那由反动军官统率的苏维埃军队，出来保护临时政府。由于两重政权这一制度之赐，大家都能相互间玩着迷藏游戏。然而，苏维埃领袖们才一发出军队不离营房的命令，科尔尼洛夫以及整个临时政府，就都悬在空中了。 但是尽管如此，政府总还不曾崩毁。举行了进攻的那些群众，完全不曾准备进攻到底。因此，妥协派领袖们还能企图将二月制度拉回它的原来状态。苏维埃的《消息报》忘记了，也许是想叫别人忘记那执行委员会曾不得不反对着“合法”政权而公开插手于军队，该报在4月22日抱怨道：“苏维埃并不渴望把政权夺在自己手中。但在苏维埃拥护者的许多旗帜上，写着这种标语，要求推翻政府，将一切政权交给苏维埃。……”工人与士兵们竟想拿政权来蛊惑妥协派，这就是说，他们竟认真地以为这些先生们是能将政权作革命之用的，难道这不令人生气吗？ 社会革命党人与孟什维克派是不要政权的。布尔什维克派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提出的关于政权转入苏维埃的那个议案，我们已经看见了，它只获得了极少票数。莫斯科布尔什维克派在4月22日提出的对临时政府的“不信任”案，好几百票中只有七十五票赞成。诚然，赫尔辛基的苏维埃，虽为社会革命党人与孟什维克派所控制，但同日还是通过了一个在那时算是非常勇敢的决议，它向彼得格勒苏维埃提供武装援助，以便除去那个“帝国主义的临时政府”。不过这个决议是在水兵的直接压迫之下通过的，乃是一个例外。苏维埃代表中的绝大多数，代表着昨天几乎酿成了反临时政府的武装暴动的那些群众，但这些代表们却完全站在两重政权的基地上。这是什么意思？ 群众进攻的坚决性和它在政治反映上的半途妥协性，其间那个触目的矛盾，并不是偶然的。在革命时期，被压迫群众之被吸引到直接行动中，比他们学习到把自己的愿望与要求经过自身代表而加以定形表现，要容易与迅速得多。代表制度愈抽象，则其落于被群众行动所决定的那种事变的节奏之后就愈远。苏维埃式的代表制度，乃是所有此种制度中之最不抽象的，在革命的情境中，它具有无限优点，这些优点你们只叫记住这个事实就够了，即：根据于4月17日的内部条例而选举的各个民主市政局，不曾受任何事或人的压制，但证明出完全无力与苏维埃竞争。不过苏维埃虽因与工厂及军队——即与积极的群众——具有有机联系而发生这一切优点，但它总还是一种代表机关，因此，它并不能自免于议会制度的限制与弯曲。代表制，甚至苏维埃形式代表制的矛盾，在于它一方面为群众行动所必需，另方面却容易变成群众行动的一个障碍，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实际方法，每次总是更新那个代表机关。不过这手术绝不是那么简单的，特别在革命期间，它是直接行动的结果，因此，它总落在此种行动之后。无论如何，在4月间的半暴动（或更正确些说，是四分之一暴动，半暴动将于7月间发生）的次日，坐在苏维埃中开会的，还是那些与昨天同样的代表们，他们又处在习惯的环境中，又在投票表决他们习惯的领袖们的提案了。 但这决不是说：四月怒涛对于苏维埃，对于整个二月制度，而尤其对于群众本身，是无影无踪地过去了的。工人与士兵之大规模的干涉政治事件，即令是不彻底的，也总改变着政治环境，给革命的一般运动以刺激，加速着不可避免的分化，且使客厅里与幕后的政治家们不得不忘却自己昨天的计划，将自己的行动适应于新环境。 当妥协派业已扑灭了内战的火星，且以为万事都将退归原位之时，政府的危机却还刚开始。自由派如得不到社会主义者直接参加政府，不愿把政权再握下去了。社会主义者呢，为两重政权的逻辑所逼，不得不同意这个条件，自己方面则要求自由派公然取消夺取鞑靼尼尔海峡的政纲，这就是说，要一去不返地取消米留可夫。5月2日，米留可夫觉得非离开政府队伍不可了。这么着，4月20日示威的口号实现了，只不过较迟了十二天，而且是违反乎苏维埃领袖们的意志的。 不过迟延与因循，只能清楚地衬托出统治者的无力而已。原想藉自己那位将军之力，在力量的相互关系上来一个激烈转变的米留可夫，却像一个软木塞子般蓬的一声给拔出了政府。这位剑客式的将军，觉得非辞职不可了。部长们的神气绝对不再像是天之骄子。政府恳求苏维埃同意组织合作政府。这一切都因为群众在杠杆的长端上加着压力之故。 但这意思并非说，各个妥协派政党比较更接近于工人和士兵了。相反的，四月事变使民主派领袖们更加右倾，更加与资产阶级接近了，因为这次事变表示出群众中潜伏着何种意外之事。从那时起，爱国主义的路线便确确定定地占了上风。执行委员会中的多数派更加团结了，像苏汉诺夫，史铁克洛夫之流的无定形的激进派，不久以前还是苏维埃政策的指使人，且总企图保持一点社会主义传统的，现在都给排挤在一边儿了。策列铁里确立了一个坚决的、保守的与爱国主义的路线，这就是将米留可夫的政策应用于劳苦群众的代表机关。 布尔什维克党在四月事变中的行为并不一致。事变对于党是出乎意外的。内部危机才刚完结，大家正忙着准备党大会。某些布尔什维克鉴于工人区中那种极度兴奋，于是主张推翻临时政府。彼得格勒委员会，3月5日才通过了决议，主张有条件信任临时政府，现在是动摇着。它决定在21日举行示威，但示威的目的，确定得不很明白。彼得格勒委员会的一部分，将工人与士兵率领到街上来时，怀着一个意向——诚然是不很明显的——想顺便推翻临时政府。有些在党外的左派个别分子也在这一方向上行动，这里面显然还混杂着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人数不多但是闹嚷嚷的。某些个别分子则跑到军队中，要求出动装甲车，或派遣一般的生力军，有时为要逮捕临时政府人员，有时为要跟敌人巷战。不过一个与布尔什维克派相接近的装甲车师，声明道，除了执行委员会的命令之外，他们不愿给任何人以车子。 立宪民主党人想尽一切方法来把流血冲突的罪过诿之于布尔什维克派。但是苏维埃的特别委员会已确切地证实那射击是从门里与窗上，而不是从街上开始的。报纸登载着总检察官的公告：“射击系发自社会败类，其目的在于惹起纷乱与骚扰，此种纷扰自来于流氓痞子有利。” 那时苏维埃中占统治地位的各党对于布尔什维克派的仇恨，还远不曾达到两月后的紧张程度，这仇恨一直要到七月间，才彻底抹熬了理知与良心。法院的人员虽然还是依旧，但它在革命之前立正，在四月间，它还不能让自己用沙皇时代秘密警察的方法来对付极左派。所以米留可夫的进攻甚至在这方面也不费什么力气就给打回去了。 布尔什维克派中央委员会制止左派，在4月21日发出声明，认为苏维埃的禁止游行完全正确，应无条件予以服从。“因此，‘打倒临时政府’这个口号，在目前是不正确的”，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说道，“因为革命的无产阶级尚未得到人民中稳固的（即意识清明而有组织的）大多数，这样的一个口号或者是一句空话，或者会导成冒险的一逞。”那个决议宣布目前的任务在于批评、宣传、与争取苏维埃中的大多数，以为夺取政权的前提条件，这个声明，敌对者不把它看成为受惊领袖们的退却，便把它当作一个狡猾的诡计。不过我们已经知道了列宁对于政权问题的基本立场了；现在他正在对党以事变的经验为根据，去应用“四月提纲”呢。 在这之前三星期，加米涅夫曾经声明过：他“幸而”与孟什维克派及社会革命党人共同投票表决了关于临时政府的那个决议，而斯大林则曾发挥了他关于立宪民主党人与布尔什维克派之间的分工理论。那些日子与那些理论已逝向多么辽远的过去之中了呀！只当得了四月事变的教训之后，斯大林才终于第一次出来反对善意“监督”临时政府的理论，小心地退出了自己昨天的立场。不过这次变换是进行得无人觉察的。 在紧接着那几个可怕日子之后而召开的党大会上，列宁问道：党内某部分人政策中的冒险主义成分在哪里呢？这由于他们企图在毋须或已毋须应用革命暴力之处应用暴力。“凡为人民所熟知的暴君，是可以推翻的。但现在可没有任何暴君，大炮与枪械是在士兵们手中，不是在资本家手里；现在资本家的得势不是凭着暴力，而是凭着欺骗，所以现在叫喊着暴力是不可以的：这是一种无意识行为。……我们发出了和平示威的口号。我们只想和平地侦察一下敌人的力量，并不要战斗，但彼得格勒委员会采取了稍微左一些的路线。与那正确的口号：‘苏维埃万岁’一起，他们又提出了一个不正确的口号：‘打倒临时政府’。在行动时期，采取‘稍微左一些’的路线是不合适的。我们把它当作一个最大的罪过，当作一种解党行为。” 戏剧似的革命，是拿什么作基础的？那是阶级力量相互关系中的变动。这些变动因何而生？主要是因各中间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军队的动摇而生。动摇于立宪民主党人的帝国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那是一个很大的震幅。这些动摇同时遵循着两个相反方面而前进着。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他们的上层，即妥协派的领袖们，愈加被吸向右边，倾向于资产阶级方面了。被压迫的群众则相反，每次变动，他们总愈加激剧地与勇敢地转向到左边。列宁反对彼得格勒委员会诸领袖所表示的冒险主义时，保留着一个条件：如果中间地位的各层群众业已郑重地，深刻地与坚决地摇摆到我们方面，那我们不会有一分钟迟疑就要将政府撵出马林基宫。但这样的摇摆不曾发生。爆发于街道之上的四月危机，“并不是小资产阶级群众与半无产阶级群众之第一次动摇，也不是最后一次动摇”。我们目前的任务还在于“耐性地解释”，准备群众下一次向着我们方面的比较更深刻与更自觉的变动。 讲到无产阶级，它那倾向于布尔什维克派的转变，在四月间已明白地表示了。工人们跑到党委员会去，讯问着：怎样可以把他们的名字从孟什维克党转入布尔什维克党？在工厂中，他们开始固执地质问自己的代表，要他们对外交政策，战争，两重政权，粮食诸问题发表意见，当此种考问之后，社会革命党的或孟什维克派的代表，就愈来愈常见地为布尔什维克派的代表所代替。区苏维埃中开始了激烈的转变，因为它们更接近于工厂。在维包格区方面，在华西也夫斯基岛上，在那瓦区的苏维埃中，布尔什维克派在四月底，仿佛突然地与意外地成为多数派了。这是一个具有最伟大意义的事实，但执行委员会的领袖们正忙于高远的政务，以鄙视态度看着工人区中布尔什维克派的纷纷扰扰。然而，各区给中央的压力，却愈来愈感觉得到了。在工厂中，并无彼得格勒委员会命令，就进行了一次有力的与成功的运动，为要重选全市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代表。苏汉诺夫估计道：在5月初，布尔什维克派的背后已拥有彼得格勒无产阶级的三分之一。无论如何总不会少于此数，而且是最积极的三分之一哩。3月间那种无定形状态业已消逝；政治路线是形成了：“疯狂的”列宁提纲在彼得格勒的工人区中已获得了血肉。 革命的每一步前进，是被群众的直接干预所引起或迫成的。在大多数情形中，这些群众运动完全出乎苏维埃中各政党的意料之外。二月暴动后，即当工人与士兵不得到任何人的允许而推翻了皇朝后，执行委员会的领袖们认为群众的作用业已完结。但他们是致命地错了。群众并无离开舞台之意。早已在3月间，当八小时工作制的运动进行时，工人们便已不管孟什维克派与社会革命党人的竭力阻止，逼使资方让步。苏维埃不得不承认这个胜利，虽然那胜利的获得是没有它参加，而且是反对着它的。4月间的游行示威，乃是第二个同样的纠正。每一次群众行动，不问它的直接目的为何，都是对领导者而发的一个警告。这个警告的性质，最初是温和的，但以后则愈过愈坚决了。7月间，那警告变成威吓了。等到10月间，就来了那个大结局。 在所有的紧急关头，群众总是“自发地”出来干预事变的，换句话说，他们服从着自己从政治经验中得来的结论，服从着那些未被公认的领袖们。群众消受着这个或那个鼓动的因子，便自动将它的结论翻译成行动的言语。布尔什维克派，以整个的党来说，不曾领导那八小时工作制运动。布尔什维克派也不曾号召群众作四月示威。布尔什维克派在7月初，也不将号召武装群众到街头上来。只在十月间，党才能最后地调整了脚步，它将率领群众出来不仅要示威游行，而且要举行暴动了。 [1] 俄文惯以“日子”这个字来表示那几天所发生的事变，本章题目原系“四月日子”，为容易明白起见，乃径译事变。——译者。 [2] Alexandre-Félix-Joseph Ribot，1917年3月至9月出任法国总理及外交部长。－C.R [3] Ems despatch，哀姆斯基为普鲁士之一城，1870年7月13日，关于霍亨索伦王裔继承西班牙王位的一个紧急外交文告，在此起草，这文告由普鲁士宰相俾斯麦修改，送交各报登载，引起普法战争。——译者。 >
> ## 第十八章 第一个合作政府 与一切官方的学说、宣言及公告相反，政权总只有在纸头上，才是属于临时政府的。革命不理那所谓民主派的反抗，还是在前进，在唤起新的群众，在巩固苏维埃，并且，虽然在有限的范围内，也总在武装着工人。政府的各地特派员，以及在这些特派员属下成立起来的“社会委员会”——其中资产阶级组织的代表们往往占统治地位——都很自然地与不费多大力气地就给苏维埃排挤掉了。倘中央政府的代理人企图加以抵抗，那就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些特派员责备各个地方苏维埃不承认中央政权。资产阶级的报章开始呼号起来，说喀琅施塔得，希吕塞尔堡，或察里津已经脱离俄罗斯，成为独立的共和国了。地方苏维埃对这些胡言乱语表示抗议。部长们不安起来了。政府派社会主义者便赶赴各地，劝说着，威吓着，要在资产阶级面前给自己辩解。但这一切都不曾改变了力量的相互关系。那些使两重政权崩毁的各种过程之无可挽回，已经表现在这一事实中，即此等过程虽不以同样速度进展，但都已在全国之内进展着了。苏维埃已从一种监督机关变成为行政机关。它们不同意于任何政权分立的学说，它们正在干预到军队管理，经济冲突，粮食与运输问题，甚至干预到司法事件上去。这些苏维埃在工人压力之下，颁布了八小时工作制的法令，将太反动的行政人员撤职，将临时政府特派员中最不能忍受的人驱逐，它们搜查房屋，逮捕人犯，并封闭了敌对报纸。在继长继高的粮食困难与货物奇缺的影响之下，各省苏维埃便实行限定价格，禁止货物出省，以及征发谷物贮藏。可是苏维埃的上层机关，则到处被社会革命党人与孟什维克派占据着，他们愤愤然拒绝了布尔什维克派的口号：“政权归苏维埃。” 表示这种情形的一个最有教育的例子，乃是梯夫里斯苏维埃的活动。——梯夫里斯是孟什维克吉伦特党的心脏，它供给了二月革命以策列铁里及齐赫泽那样的领袖，后来，当这些领袖在彼得格勒无望地耗尽了自己的资望时，梯夫里斯又给了他们以保护。由约旦尼亚——未来乔治亚独立邦的领袖——领导的梯夫里斯苏维埃，步步都觉得非践踏那统治苏维埃的孟什维克党的原则不可，而以政权机关的资格出来行动。这个苏维埃没收了一家印刷所以为己用，逮捕人犯，将政治案件的侦察与审判之权集中在自己手里，规定每人每日的面包量，限定食物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官方教条与生活之间的分歧，从最初几天就发生了，在3月与4月的过程中。不过是加大了这个分歧而已。 在彼得格勒，人们至少能观察到政府的某种表面尊严，虽然我们已经知道，这尊严决不是常常能够看到的。不过四月事变太不含糊地揭穿了临时政府的无力，显出了它甚至在首都中，也已没有什么认真的支持了。在4月末旬，政府是处在风雨飘摇，危殆欲倒之境。“克伦斯基苦恼地说道，政府已经没有了，它不在工作，而只在讨论着自己的地位。”（史丹开维奇语）关于这个政府，一般地你可以这样说：一直到十月革命为止，政府在所有的困难关头都经历着危机，而在每两次危机中间时期……它存在着。不断地“讨论自己的地位”，这样，政府当然找不到时间来干事了。 由4月间那次未来斗争的预演所造成的危机，在理论上可以想像到的，有三条出路。或者政权应完全转入资产阶级：这除了用内战方法外，不能由其他路径来实现；米留可夫曾企图这样干，但是失败了。或者必须把全部政权交给苏维埃之手：这是不需任何内战就可以达到的，只要一举手——只要这样想，就可以办到的，但是妥协派不愿这样想，而群众则对妥协派还保持着信任，虽然那个信心已起了裂痕。如此说来，两条根本的出路——资产阶级的与无产阶级的——都给堵塞了。留着的是一个第三种可能性，即是糊涂的，懦弱的，不彻底的，那条妥协的半出路。这条路的名称就是合作政府。 当4月事变完结时，社会主义者连想都不曾想到过合作政府：这些人根本从未预见过什么事物。执行委员会以4月21日通过的决议案，正式将两重政权由一种事实转变为一个国宪体制的原则。可是智慧的猫头鹰（喻假作聪明的愚人——译者）这次飞翔也是太迟了一些[1]：3月间的产生的两重政权——君王们与先知们——这个形式直到它已被群众行动所炸毁之时，才来给它行施法理上的神化手术。社会主义者企图对这一点闭上眼睛。据米留可夫说：当政府方面提出组织合作政府这个问题时，策列铁里说道：“假使我们参加你们的内阁，会有什么好处呢？遇到你们固执不让时，我们是不得不一哄而退出内阁的。”策列铁里想以他未来的“一哄”恐吓自由派。和经常一样，孟什维克派规定其政策时，总关顾到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是水已淹到脖子边了。克伦斯基恐吓执行委员会道：“政府现在处于不能想像的严重之境；关于它辞职的谣言，绝对不是什么政治把戏。”同时，从资产阶级的各界又来了压力。莫斯科市政局通过了决议，赞成合作政府。4月26日，当基础已准备充分时，临时政府在一个特别声明中宣布道：必须吸引“尚未参加政府工作的全国有积极创造力的人物”到政府中心来。问题是毫不假借地提出来了。 反对合作政府的情绪却还是很强。4月底，有下列地方的苏维埃声明反对社会主义者参加政府：莫斯科，梯夫里斯，敖得萨，也加德林堡，尼齐尼·诺伏高老特，脱威尔以及其他。他们的动机，由一位孟什维克派领袖在莫斯科表示得很清楚：假使社会主义者加入了政府，则无人能把群众运动“导入于一定的孔道”中了。但要把这思想注入到工人与士兵的头脑中，却是困难的，因那思想正是反对着他们。群众，只叫他们还不拥护布尔什维克派，那总是完全赞成社会主义者加入政府的。如果让克伦斯基去当部长是好的，那末有六个克伦斯基不就更好吗？群众不知道这叫做与资产阶级合作，也不知道资产阶级想以社会主义者作掩盖来反对民众。兵营中人对于合作政府的观察法，与马林斯基宫里的观察法相反。群众要借社会主义者来将资产阶级排出于政府之外。这么着，两个趋向相反的压力，一时间竟结合到一块儿了。 在彼得格勒，有好些军事部队，那与布尔什维克派很亲善的装甲车师在内，都声明赞成合作政府。有绝大多数的省分，都投票赞成合作政府。拥护合作政府的情绪在社会革命党人中占着优势；他们所怕的只是孟什维克不跟他们一起加入政府。最后，前线军队也是赞成合作政府的。军队中派来的代表之一，后来在苏维埃的6月大会上，把前线对政权问题的态度，演说得很不坏：“当军队得知了社会主义者不愿加入内阁去和他们所不信任的人共同工作之时，军队里咆哮起来了，因为整个军队在不得不继续跟它所不信任的人去共同赴死呢。我们想这个咆哮声一定是达到了彼得格勒的。” 在这个问题上跟在其他问题上一样，具有决定意义的乃是战争。开始，社会主义者原想坐待战争的解决，如同他之坐待政权问题之解决一样，藉以拖延时日。但战争不愿等待。同盟国不愿等待。前线也不愿意再等待了。正当发生政府危机之时，前线的代表们来到了执行委员会，对自己的领袖们提出问题道：我们将要作战呢，还是不将作战？这意思是说：你们替战争负责呢，还是不负责？避免回答是不可能的。协约国以半恐吓的词句，提出了这个同一问题。 西欧前线的四月进攻，协约国耗费了很大代价，而不曾得到结果。法国军队，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之下，且因那次怀着甚大希望的进攻本身的失败，开始了动摇。用贝当（Petain）元帅的话来说，军队已在“手里弯曲了”。为了阻止这个可怕的过程起见，法国政府必须俄国进攻，而在进攻之前，至少得有关于进攻的一个坚决诺言。除了那该由此种方法获得的物质上的慰藉之外，协约国还要尽速把和平的光环从俄国革命身上弄掉，要毒害法国士兵们心中的希望，要拿俄国革命对协约国罪行的同情来辱没革命，要将俄国工人士兵暴动的旗帜践踏在帝国主义战争的血泥之中。 为要达到这个崇高目的，一切杠杆都应用到这一运动中来。在这些杠杆中，协约国的爱国派社会主义者所占的地位，倒不是最后的。顶有经验的社会爱国主义者被派到革命的俄罗斯去。他们全身武装着卑屈的良心与无骨气的谈吐。苏汉诺夫写道：“这些外国的社会爱国主义者，在马林斯基宫里受到竭诚欢迎，勃朗丁[2]，加香[3]，渥格雷地[4]，台勃洛开尔[5]等人，在那里觉得处身于自己人之间，跟我们的部长们缔结了一道联合战线，来反对苏维埃。”我们必须承认，就是这个妥协派的苏维埃，也常常会跟这班先生们弄得不开心的。 协约国的社会主义者巡视前线。王德威尔得[6]写道：“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想尽了法，使我们的努力能促成黑海水兵代表团、克伦斯基、亚尔培·汤麦斯等人早些时所曾努力要达到的那个同一目的，这就是说，要完成他的所谓进攻的士气准备。”这位第二国际主席与前尼古拉第二的总参谋长，就如此发见了他们为民主这个光荣理想而战的共同言语。法国社会主义者的领袖之一，列诺得尔[7]，竟能松一口气地说道：“我们现在能说到为正义作战而脸不红了。”虽然迟了三年，人类可终于知道了这班人是曾有某些动机要为之脸红的。 5月1日，经过了一切必然发生的动摇阶段之后，执行委员会以四十三票对十八票及三票弃权的大多数，最后决定了参加合作政府。投反对票的只有布尔什维克派与孟什维克派国际主义者。 此次民主派与资产阶级更亲密地接近，却把资产阶级公认的领袖米留可夫做了牺牲品，这倒不是一件没有兴趣的事。“不是我退出，是他们挤出我的”，米留可夫事后曾这样说。古契柯夫早已在4月30日就辞了职，因为拒绝署名于“士兵权利宣言”。早在前几天，自由派心中已怎样地忧郁，那是可以从这个事实上看出来的，即：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为使合作政府能够产生起见，决定不坚持米留可夫留于旧政府之内。右派立宪民主党人伊志哥耶夫写道：“党出卖了它的领袖。”不过党其实已无多大选择的余地。这同一位伊志哥耶夫就很正确地说过：“在4月底，立宪民主党已经给打碎了。它在精神上受了打击，这打击已再不能医治了。” 不过即令关于米留可夫问题，最后发言权也还是属于协约国的。英国十分愿意由一个比较温和的“民主主义者”，来代替这位热中于鞑靼尼尔海峡的爱国家。汉得逊来到了彼得格勒，赋有于必要时取布哈南的大使职位而代之的全权，但他熟悉了情形之后，认为这一替换是不必要的。布哈南，事实上适得其所，因为他坚决反对与大不列颠贪欲不相符合的一切侵略。他轻轻地在德列钦可的耳边说道：“假使俄国不需要君士坦丁堡，那末把这层意思能愈早公布出去愈好。”法国开始拥护米留可夫。但这里汤麦斯独自起他的作用了，他跟在布哈南与苏维埃领袖之后，出来反对米留可夫，这位被群众仇恨的政治家，便这样地为协约国，为民主派，最后为他的本党，所抛弃了。 实在说，米留可夫是不该受这样残酷的惩罚的，至少他不该受这班人的惩罚。但合作政府需要一只涤罪用的牺牲。所以他们在群众面前，把米留可夫描写成一个恶毒的精灵，这精灵使那向民主和平走去的万众欢腾的行列，变得黯淡无色。合作政府割舍了米留可夫，简直是一举而洗清了帝国主义的罪愆。 合作政府的人选与政纲，于5月5日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所批准。布尔什维克派反对合作政府，共得一百票。“大会热烈欢迎这些上坛演说的部长们……”——米留可夫讽刺地讲着那次会议——“但它以同样热烈的鼓掌来欢迎昨天刚自美国回来的托洛茨基——这个‘第一次革命的老领袖’。他严厉斥责社会主义者之加入政府，断定现在‘两重政权’尚未消灭，而‘只是转移到了政府之中’，他又说能‘拯救’俄罗斯的真正的单一政权，只当‘采取了第二个步骤，把政权交给工人与士兵代表之手’的时候，才能来到；那时将开始‘一个新时代，一个铁与血的时代，不过参加于斗争的将不是民族反对民族，而是受难的与被压迫的阶级反对诸统治阶级了’。”米留可夫这样形容着。在演说的结论中，托洛茨基规定了群众政策的三项定理：“三条革命诫律：不信任资产阶级；监视领袖们；只依赖本身力量。”关于这篇演说。苏汉诺夫批评道：“他显然不希望人家对他的话表示什么同情。”同时实际上：演说者离开会场时，比他进场时所得的掌声要少得多。对于知识分子的廊下私语颇为敏感的苏汉诺夫，又加添一句道：“虽然托洛茨基不属于布尔什维克党，但已盛行着谣言，说他仿佛‘比列宁更坏’。” 在十五个部长位置中，社会主义者占了六席。他们自愿居于少数。虽然已公开决定加入政府，但他们还继续玩弄着佯败取胜这个把戏。李沃夫亲王留任总理：克伦斯基做了海陆军部长；欠尔诺夫担任农政部长。代替米留可夫做外交部长的，乃是这位舞剧通家，同时已成为克伦斯基及布哈南的亲信的德列钦可。这三位都以为没有君士坦丁堡，俄罗斯是可以一帆风顺的。司法部长是一个卑卑不足道的律师配勒凡则夫，此人后来在关于7月间的布尔什维克党派案件，曾出了点短期风头。策列铁里自限于邮电部长这个位置，以便留出时间来给执行委员办事。史高倍列夫做了劳动部长，在兴头上，他答应了百分之百的限制资本家的利润——这句话很快就生出双翅流行起来。为了对称起见，工商部长一席给了莫斯科的大工业家，康诺瓦洛夫。他带来了好些莫斯科交易所里的人物，这些人都被委任了最重要的政府职位。可是康诺瓦洛夫只做了两星期，便辞职而去，藉以抗议经济生活中的“无政府状态”。而史高倍列夫则还在康诺瓦洛夫挂冠之前，就放弃了对利润的进攻，从事于对无政府状态作斗争了：镇压罢工，吁请工人自制。 政府的宣言，正如一个合作政府所能发出的，都是些老生常谈。它提起了有利于和平的积极的外交政策，说起了要解决粮食问题，又说要准备解决土地问题。这一切都是废话。唯一认真的一点——至少就意向说——乃是说到要使军队准备“作防御的与进攻的行动，藉以阻止俄国及其同盟国的可能失败”。这个任务，其实也就是合作政府的最高意义所在，合作政府的建立，乃是协约国在俄国所下的最后一注。 布哈南写道：“在我们看来，合作政府已是想挽救该前线军事形势的一个最后的，且几乎是唯一的希望了。”由此可见，在二月革命的自由派领袖与民主派领袖的政纲、演说、妥协、与投票背后，站立着一个帝国主义的导演，他代表着协约国。至于不得不以敌视革命的协约国前线的利益之名，而如此急忙地加入了政府的社会主义者，则替大约三分之一的政权与全部战争，负担了责任。 新外交部长不得不把协约各国政府对3月27日宣言的答复，延迟两星期公布，以便作某种文句上的修改，藉以掩饰各国反对合作内阁宣言的论争。“有利于和平的积极的外交政策”，今后表现于这一事实中，即：德列钦可热心刊印旧朝笔吏们替他起草的外交电稿，以及划去“强制要求”字样而写上“公平的要求”；最后，则以“民族福利”这些字眼来代替“利益保障”。米留可夫稍微咬紧牙齿，说到他的继承者道：“协约国外交家知道他公文中的‘民主’用语，乃是对目前要求的一个不自愿的让步，——对这种用语是能够宽容的。” 汤麦斯与新到的王德威尔得并不袖手闲坐：他们热心地把“民族福利”解释得跟协约国的要求相符，同时又不无成功地说服了执行委员会里头脑简单的人。据王德威尔得报告：“史高倍列夫与欠尔诺夫正竭力反对一切想过早得到和平的意见。”无怪那个依赖于此等助手的黎波总理，能在5月9日便对法国国会宣布道，他能给德列钦可一个很满意的答复而“不放弃任何东西”了。 是的，真正主宰着局势的人，是绝不想放弃那些给弄得纷乱了的东西的。恰正在那几天，意大利宣布阿尔巴尼亚独立，且立即将它置于意大利的保护之下。这是一课不坏的实物教授法。临时政府心想抗议，——抗议的原因，倒不是什么为了民主主义，而是为了巴尔干“均势”之被破坏。不过自身的无力，一时间使它不得不嚼嚼舌头就完了事。 合作政府外交政策中的一件新鲜事情，只是和美国的迅速接近。这点新鲜友谊，提供了三种并非不重要的便利：北美合众国不曾像英法那样因军事的不济而出了丑；大西洋彼岸的共和国，有希望大量供给俄国以借款及军需；最后，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外交——这是民主伪善与欺诈的混合物——再好没有地投合了临时政府的文句词令的需要。威尔逊派遣由参议员路脱（Root）领导的使节团到俄国去，同时又给临时政府写了他牧师式的信札一封，其中声明道：“一个民族，倘不愿生活在这一主权之下，那就不能强迫他们在这主权底下生活。”关于战争目的，这位美国大总统规定得不甚明确，但是规定得很动人的：“……保证世界之未来和平，与各国民族之未来福利及幸福。”还有比这更好的目的吗？德列钦可与策列铁里所需要的也只有这点：新的借款与和平主义的老生常谈。得到借款的帮助，掩护在和平主义口头禅之下，他们便能准备进攻了。对于这，赛纳河[8]上的夏洛克[9]正在疯狂地挥动他所有的定期支票而要求着。 5月11日，克伦斯基出发去前线，开始他主张进攻的鼓动宣传。“军队里有一种热情的潮浪在高涨着与泛滥着”，——这位临时政府的军政部长被自己演说的热情阻塞了气，这样地报告政府。5月14日，克伦斯基对军队发出命令：“领袖们率领你们到哪里，你们就该到哪里”，并且为要装饰这个为士兵们所熟知但不甚为他们所倾慕的前途起见，他又添说一句道：“你们将要把和平拿枪刺的尖儿挑着。”5月22日，那个小心谨慎的，而且是全无才能的阿列克谢耶夫将军被撤了职，任命较为柔顺与较有进取心的勃罗西洛夫将军为最高总司令。民主派以全力准备了进攻，即是说，以全力准备了二月革命的大破灭。 本来，苏维埃是工人与士兵——即农民——的机关。临时政府是资产阶级的机关，联络委员会则是妥协机关。合作政府却使机关简单化了，把临时政府本身转变为联络委员会。但是这一来丝毫不曾消去两重政权这个制度。不管策列铁里是联络委员会委员或是邮电部长，这都不能解决问题。在全国，存在着两种不能共处的国家组织：一种是由上面任命，以临时政府为最高点的那个新旧官僚的等级制度；另一种是由选举产生的苏维埃制度，它直达前线最僻远的部队中。这两种国家制度依靠着不同的阶级，还只是刚刚能作自己的历史清算。妥协派之踏进合作政府，打算逐渐地与和平地取消苏维埃制度。他们仿佛以为，集中在他们要人手里的政权，今后是能转流到正式政府中去的。克伦斯基坚决向布哈南保证：“苏维埃将自然而然地死去。”这希望，不久便成为妥协派领袖们的正式教条了。依照他们的思想，地方生活的重心应该从苏维埃移转到新的民主自治机关中。中央执行委员会应让位于立宪会议。合作政府满想以此种方式，使自己成为走向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政制的一个桥梁。 但整个问题在于：革命不愿，而且也不能，循这道路前进。各个新市政局的命运，在这方面，乃是一个毫不含糊的警告。这些市政局是依最广大的选举基础选举出来的。士兵与普通人民平等选举，妇女与男子同等投票。参加竞争的有四个党。《新时代》，沙皇政府旧有的半官报，全世界最不诚实的报纸之一——这不是没有一点意义的！——号召右派，国家主义者，十月党人，都投立宪民主党人的票。但等到各占有阶级的政治无力十分明显时，大多数的资产阶级报纸就采用了这个口号：“你们爱选谁就选谁，只叫不要选布尔什维克派！”在所有的市政局与“地方自治会议”中，立宪民主党人都是右翼，布尔什维克派是一个人数不断增加的左翼少数派。多数派，照例是压倒一切的，则属于社会革命党人与孟什维克派。 这些新的市政局，既较苏维埃代表着更广大的人，仿佛应该拥有极大权威了。况且市政局既是一种社会的与立法的机关，便享有大大的便宜，可得政府的正式援助。警察，粮食供应，市内交通，民众教育——这一切表面上都操于市政局之手。苏维埃因为是“私的”机关，它既无政府预算中的津贴，又无权利。但尽管如此，权力却仍旧留于苏维埃手中。市政局在实质上变成为苏维埃的一个市政委员会了。苏维埃制度和形式民主机关间竞争的此种结果，就下述的情形来说，更加觉得眩目惊心了，因为这竞争是在两个同样政党即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派的领导之下完成的，这两个政党无论在市政局或苏维埃中，都占着统治地位，它们深信苏维埃应让位于市政局，而它们自己又竭尽一切力量想做到这一点的。 这一个非常现象——在事变的漩涡中很少有人把它思索过——的解释是简单的：市政机关，和一般的任何民主机关一样，只能在稳固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即是说，在确定的财产制度的基础上，才能行动。可是革命的实质，却在于将这个基础的基础打上了一个问号，而要解答这个问号，则只能把阶级力量的对比，作一公开的革命检阅。苏维埃，不问其领导政策如何，总是被压迫阶级的战斗组织，这些阶级业已自觉地或半自觉地联合起来，要变更社会结构的基础。市政机关则给人民中的各阶级以平等的代表权，把各阶级的人归结成抽象的公民，在革命条件中，这些机关与外交会议颇相近似：当会议中所代表的敌对营垒正在热烈地准备战斗之时，它却用一种不确定的与伪善的言语来解释意见。在革命的承平之日，市政机关艰难地度着一种半虚幻的生活。在激转时期，当群众的干涉在规定事件之未来路向时，这些市政府就干脆炸裂在空中了，它们内部的构成分子，各自出现在巷战障碍物的各边。为要预见立宪会议的命运，那只叫把苏维埃与市政机关从5月至10月间的平行作用加以对比就够了。 合作政府并不急于要召集立宪会议。自由派既然违反了民主主义的算术，在政府中占了多数，当然不急于要召集立宪会议，以免与在新的市政局中一样，在那会议中成为微弱的右翼。准备召集立宪会议的那个特别会议，一直到5月底，——即在革命之后3月——才开始工作。自由派的法学家们将每茎头发分成十六股，把所有民主主义的沉淀，从蒸馏器里震摇起来，呶呶不休地争辩着军队中的选举权，以及要不要把选举权给几百万逃兵和几十名旧沙皇家属人员。至于立宪会议的日期，则尽可能以不说为妙。谁要是在特别会议里提出这个问题，则根本认为是不识高低的，——只有布尔什维克派才这样干。 几星期过去了，违反着妥协派的希望与预见，苏维埃却并不曾死去。有时候，苏维埃给自己的领袖们催了眠，弄糊涂了，它们固然也曾半屈了膝，但只叫一有危险的警告，就会使它们站立起来，且无可疑问地让大家看到：苏维埃乃是局势的真正主人。社会革命党人与孟什维克派虽企图对苏维埃怠工，但在所有重要时机，总不得不承认苏维埃的优先权。这是由许多事情表示出来的，而其中之一，则为两党的最优秀分子，都集中于苏维埃。对于市政机关与“地方自治会议”，他们所委派去的只是些二等角色，技术家与行政家。在布尔什维克派中也可以看到同样事情。只有那无法接近苏维埃的立宪民主党人，才把自己最优秀的力量集中于自治机关。但是绝望的资产阶级的少数，不能变这些机关为自己的一个支持。 这样看来，谁都没有把市政府当作自己的机关。工人与厂主间，士兵与军官间，农民与地主间的日益尖锐化的矛盾，不能公开提到市政机关或“地方自治会议”中来讨论，而只能在自己的范围中：一方面在苏维埃中，另方面在国会的“私的”会议与各种赋有选举权的政治家会议中，公然提出来讨论。人可以和敌人讨论细小事情，但决不能和他讨论有关生死的大事。 如果你接受马克思的公式，即：政府是统治阶级的委员会，那你就得说，为政权而斗争的各阶级的真正“委员会”，必须于合作政府之外去寻找。这对于苏维埃而言，是十分明白的。它在政府中的代表占少数地位，但对于资产阶级的多数而言，所谓真正委员会要求之于政府之外，也同样是正确的。自由派在社会主义者之前，绝对不能郑重而正经地讨论着最有关于资产阶级的问题。那位公认的与无疑的资产阶级领袖，那个为有产者谋士所围拱的米留可夫之被排除，具有一种象征性质，它彻底表示出政府无论在哪一意义上说，都是离心倾向的。生活正围绕着两个轴心打转，一个由马林斯基宫向左，另一个则由此向右。 部长们既不敢在政府的同僚中畅所欲言，他们便生活在一种拘束与限制的空气中，这空气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以合作政府掩盖着的两重政权，成为两重思想，两重精神以及一切两重性的一个学校。合作政府在此后六个月的存在期间，经历了好些危机、改组、与更迭，但它的基本特点——无力与伪善——却一直保持到寿终之日。 [1] 古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雅典娜的爱鸟是猫头鹰。因此人们就以它为智慧的象征。后来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说：“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雅典娜在罗马神话里称密纳发。）意即“哲学作为有关世界的思想，要直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才会出现”。－C.R [2] K.Branting，瑞士社会民主党领袖，大战后曾任首相。——译者。 [3] M.Cachin，法国社会爱国主义者，十月革命后变成共产主义者，竭力拥护斯大林。——译者。 [4] O'Grady，生平未详。——译者。 [5] De Brouckére，生平未详。——译者。 [6] Vandervelde, émile (1866—1938), 比利时工人党领袖，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代表人物。1900年起任第二国际常设机构——社会党国际局主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是大战期间欧洲国家中第一个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社会党人。1918年起历任司法大臣、外交大臣、公共卫生大臣、副首相等职。－C.R [7] Renaudel, Pierre (1871—1935)，法国社会党右翼领袖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C.R [8] 流经巴黎的一条河。——译者。 [9] Shyock，莎士比亚名剧《威尼斯商人》中的一个狠毒的犹太高利贷者，此地喻法国的银行家。——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