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革命史
> ## 第六章 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 ——俄罗斯革命中拿破仑主义的原素—— 有许多的文章写下来，以为后来种种的不幸，连布尔什维克派掌握政权在内，都是可以避免的，倘若不是克伦斯基，而是另一个人，头脑清楚，性格刚强，把握着政府大舵。无疑，克伦斯基头脑既不清楚，性格也不刚强。但问题乃在于：那些社会阶级，为什么不得不把这个人，克伦斯基，抬于肩膀之上呢？ 好像是为使我们的历史回忆更加清鲜活泼起见，现在西班牙事变又在显示我们：一个革命，撤消了通常的政治藩篱之后，在其最初时期，如何以一种玫瑰色的云雾包围着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物。在此阶段，即使是革命敌人，也图谋染上革命颜色。这种摹拟动作表示那些保守的阶级的一种半本能的欲望，要顺应于当前的变化，以便少受此变化所损害。这个全国一致的现象本是建立于一些浮泛的辞句之上的，但使得妥协主义演出一种不可或缺的政治角色。小资产阶级理想主义者，忽视了阶级差异，以死板的辞句来思想，不晓得自己要什么，祝福大家都好，——这种人在此阶段是大多数人们唯一可想像的领袖。克伦斯基若有清楚的思想和刚强的意志，他就完全不适宜于他的历史作用了。这并非事后估量。布尔什维克派于事变正热之中便是这样判断的。“一个替政治案件做辩护的律师，一个社会革命党人做了劳动派的领袖，一个激进派没有任何社会主义修养，——克伦斯基比任何人都更完全的表现革命的第一时期，它的‘全国的’不定形性，它的希望和期待的热烈的唯心倾向。”——本书著者于七月事变后关在克伦斯基牢狱之内就是这样写的。“克伦斯基演说，论土地和自由，论法律和秩序，论各民族间的和平，论保护祖国，论李卜克内西的英勇，论俄国革命如何应当以其宽宏大量震惊世界，——演说时挥着一条小红绸手巾。那些俗人，刚刚开始在政治上觉醒过来，听着这些演说十分喜悦：好像是自己在演说台上讲话一般。军队欢迎克伦斯基以为他从古契柯夫底下救他们出来。农民听见说，他是个劳动派，是农民的代表。自由派则很称赞他的无定形的激进辞句之下非常稳健的思想。……” 但这个大家拥抱在一块儿的时代并不经久。阶级斗争暂息于革命初起之时，只为的以后以国内战争形式再爆发出来。雨后春笋般勃发的妥协主义，就含有它必然衰落的种子。法国御用的新闻记者克罗德·安涅，以不识相来解释克伦斯基之迅速丧失人心，这位社会主义政客因为不识相，他的行动遂与他的地位“不大调和。”“他坐在皇帝包厢看戏，住在冬宫或皇村，睡在俄国历代皇帝的寝床。过于爱虚荣了些，而爱虚荣也过于明显了些，——在那个世上最朴素的国家中，这事引起人家厌恶。”所谓“识相”乃是以了解局势及自己在其中的地位为前提的，无论是大事或小事。这种了解，克伦斯基全无影子。他被群众的信任心抬上来，却完全与群众生疏，不了解群众，不关心群众对于革命有何感想及他们从革命推出什么结论。群众期望他大刀阔斧地干，但他要求群众不要干涉他的宽宏和雄辩。当克伦斯基某次以戏剧般的动作探视被捕的皇帝家族之时，在皇宫守卫的士兵就对他们的长官说：“我们在硬板床上睡觉，吃得不好，但是小尼古拉虽然被捕了还有肉丢在垃圾桶里哩。”这并不是“宽宏大量的”话语，却表示出来士兵们的感想。 人民挣脱了多年的锁练之后，每一步都要越出那些有教养的领袖替他们定下的疆界。四月末，克伦斯基曾为此事痛哭过：“俄罗斯自由国难道是一个奴隶暴动之国么？……我惋惜我没有死于二个月之前：我应当同那个大幻梦一齐死去的……”他希望以这拙劣的辞藻影响于工农及海陆士兵。海军司令高尔却克后来在苏维埃法庭之前曾陈述五月间那位激进的海陆军部长如何巡视黑海舰队，为的调和水兵和军官。每次演说之后，他似乎认为已经达到目的了：“你看，司令，一切事情都妥贴了……”但没有一件事情是妥贴的。舰队的解体正在开始哩。 时间过去，克伦斯基那种矫饰，那种骄夸，那种吹牛，更加引起群众厌恶。当他巡视前线期间，他曾有一次在火车里气愤的对他的副官叫喊道：“把那些可恶的委员会送进地狱去罢！”——当时也许故意让将军们听着这话。巡视波罗的海舰队时，克伦斯基命令水兵中央委员会到司令坐舰上谒见他。“波中”是个苏维埃机关，并不受部长管辖，认为这命令是侮辱。委员会主席，水兵狄宾科，回答道：“克伦斯基如果要同‘波中’说话，那就叫他到我们这里来。”这不是一件不可忍受的傲慢行为么？克伦斯基在船上同水兵们作政治谈话时候，事情也未曾好些，尤其是在共和国号战舰上，那里一般情绪是布尔什维克的。那里人家向这位部长提出如下问题：当初他在国会为什么投票赞成战争？4月21日米留可夫的帝国主义通牒上他为什么签字？他为什么给帝制时代参议员以每年六千卢布赡养金？克伦斯基拒绝回答“敌人”向他提出的这些“奸狡的”问题。水兵们干脆宣布部长的解释是“不满人意的。”在坟墓一般寂静之中，克伦斯基离开了那支战舰。“暴动的奴隶！”这位激进派律师咬牙切齿自语道。但水兵们倒很得意：“不错，我们做过奴隶，而且暴动起来了！” 克伦斯基既如此蔑视民主的舆论，就每一步都要同苏维埃诸领袖磨擦，他们走的道路与他一条，但比较时常回头看看群众。3月8日，为下层抗议所惊讶，执行委员会已经警告克伦斯基不可释放被捕的警察。几日之后，妥协派觉得不得不反对司法部长放逐皇族于英国的计划。再过二三星期之后，执行委员会就提出与克伦斯基“调整关系”的问题了，但这关系从来未曾调整好，而且调整不好。他在党的方面也发生了同样困难。六月初社会革命党开大会时，克伦斯基没有被选为党中央委员，270票之中他只得135票。领袖们只好委婉曲折向右方和左方解释：“好多人没有选举克伦斯基同志，只因他的工作已经繁剧了。”事实上是：在司令部和政府机关的社会革命党人虽然尊奉克伦斯基为福利之源泉。可是那些老社会革命党人，与群众接近的，并不信任他，也不尊敬他。但无论执行委员会或社会革命党，没有克伦斯基就不行：他是它们所需要的一环，藉以联系合作政府。 两党在苏维埃中的联盟，领导权属于孟什维克派，他们发明决议案——即发明避免行动之法。但在政府机关内，社会革命党人显然超过孟什维克派，——这事实表现最明显的就是克伦斯基的占支配地位。半属立宪民主党和半属社会革命党，克伦斯基在政府之内并不是像策列铁里、欠尔诺夫般代表苏维埃，而是一个活的结子，联系资产阶级派和民主派。策列铁里和欠尔诺夫代表合作政府的一方面，克伦斯基则是合作政府本身的化身。策列铁里埋怨克伦斯基身上“个人动机”占优势；他不明白这是和克伦斯基的政治作用不可分离的。策列铁里自己做内务部长时也曾发出一个通令，要各省特派员依赖于当地一切“活的势力”——即是资产阶级和苏维埃——而且不屈服于“党派影响”以执行临时政府的政策。这个理想的特派员，超于一切敌对的阶级和党派之上，为的凭他自身和凭通令来尽他的职守的，——这就是一省的或一县的克伦斯基。君临于这个系统头上，就需要一个独立的全俄特派员在冬宫里面。如无克伦斯基，妥协主义就好像一个教堂屋顶，上面没有安十字架。 克伦斯基的发迹史充满了教训。他做了司法部长，恰好多亏他所害怕的二月暴动。“暴动的奴隶”的四月示威，使他做了海陆军部长。“德国奸细”煽起的七月斗争，捧他为政府首脑。9月初，一次群众运动还要使这位政府首脑兼任总司令之职。妥协政制的辩证法及其刻薄的嘲谑，就在这个事实，即是群众必须以自己的压力把克伦斯基捧到最高的尖峰之上然后才推他坠入深渊。 克伦斯基轻蔑的踢开了那给他政权的群众，就更加渴想那有教养阶级对他鼓励的表示。革命开始那几天，莫斯科立宪民主党人的领袖希金教授从彼得格勒回来时候说：“倘若没有克伦斯基，我们就没有现在有的东西。他的姓名将以金字写在历史书上。”自由派的赞美，成为克伦斯基最重要的政治准绳之一；但他不能，也不愿，将他受人民拥戴的地位简单置于资产阶级足下。恰恰相反，他一天比一天得更有兴致看见一切阶级都拜倒在他足底下。米留可夫证明道：“令资产阶级代表和民主派代表双方互相对立和平衡，这个思想，克伦斯基自从革命开始以来就有了。”这是他的整个生命行程自然要走的道路，——这条生命行程蜿蜒于自由派律师职务和秘密团体之间。克伦斯基一面向布哈南献媚，保证“苏维埃将寿终正寝的，”一面又时时拿苏维埃的愤怒来恐吓他的资产阶级同僚。而且每逢执行委员会诸首领袖与他意见相反之时，他总是拿最可怕的灾祸，即自由派辞职，来恐吓他们。 克伦斯基屡次声明，他不愿在俄国革命中做马拉，——这话就是说：他不愿采取严厉手段制裁反动，但并非说：他不愿如此制裁“无政府。”顺便说一句，凡反对政治上使用暴力的人的道德，一般都是如此的：当暴力是用来改变已成秩序的时候，他们反对暴力；但在保卫已成秩序时，他们就无论如何残暴的行为都做得出来了。 在准备前线进攻时期，克伦斯基成了有财产阶级特别宠爱的人物。德列钦可告诉每一个人：我们的同盟国如何看重“克伦斯基的劳绩。”立宪民主党报纸《言语报》对妥协派很严厉，却屡屡表示他们对陆军部长的善意。罗将柯自己承认：“这个青年人……每日以加倍的精力再生，为的从事于建设的工作，并图谋祖国的福利。”自由派自然是含有用意来恭维克伦斯基的，但他们也不能不承认：他根本上是为他们而工作。列宁曾说：“我们试想一想将是什么情形：倘若古契柯夫图谋下令进攻，解散几团军队，逮捕士兵，禁止开会，‘你呀，你呀，’对士兵说话，骂他们‘懦种’等等。但克伦斯基可以享受这点‘奢侈’[1]——固然是仅仅在他尚未曾耗尽了民众付托给他的那个容易融化的信任心以前。” 那次进攻，虽然在资产阶级方面抬高了克伦斯基的声望，却完全败坏了民众对他的信仰。进攻的大丧败，本质上就是克伦斯基在两个阵营内同时大丧败。但最可惊异的恰恰是这个两方面丧败使得他从此以后成了“他人不能代替的人物”。关于克伦斯基在造成第二次合作政府时的作用，米留可夫这样表示：“这是唯一可能的人物，”但可惜不是“唯一需要的人物。”须得指出一点：自由派政客领袖从来看不起克伦斯基，而资产阶级广大成分也渐渐倾向于将一切命运打击归究在克伦斯基头上。照米留可夫的见证，“那些爱国主义集团的不耐”迫得他们去寻觅一个刚强人物。有一个时候，海军上将高尔却克为人瞩目。但要安置一个刚强的人于把舵地位；“不是谈判和妥协的办法可以做到的。”这话容易叫人相信。史丹开维奇论立宪民主党人道：“对于民主政制，人民意志，立宪会议等等之希望，已经抛弃了：市政局选举，全俄国各地，都让社会主义者获得极大的多数……他们于是着急的谋求一个政权，它不从事于说服，它只命令。”更恰切点说：他们所要的一个政权，是能够扼住革命的咽喉的。 * * * 在科尔尼洛夫的生平和他的性格之中容易看到一些特点，颇宜于充当国家救主的职务。马丁诺夫将军，平时是科尔尼洛夫的长官，战时也曾同他一起在奥地利要塞中做俘虏，曾以如下的话描写他的性格：“工作有恒心，自信力坚强迥异于人，但在智慧方面则是一个平凡而庸碌的人，又没有什么广大眼光。”马丁诺夫将军认为科尔尼洛夫有两个优点：个人勇敢和不自私自利。在那个社会中，人家首先为自己安全打算，人家不顾一切侵占他人利益，科尔尼洛夫有这两个优点自然惹人注目的。至于战略上才干，尤其估计整个精神的和物质的局势之才干，——则科尔尼洛夫全无影子。马丁诺夫又说：“此外，他也缺乏组织才干；他的容易生气和缺乏均衡不很适合于有计划的行动。”勃罗西洛夫在世界大战期间观察了他这个部下的整个军事活动，也很看不起他：“一支勇敢的游击队的头领而已，别的没有什么……”官厅散播的关于科尔尼洛夫一师的传说，是为了供应爱国派舆论的要求：事变的黑暗背景之上需要一些光明。马丁诺夫写道：“第48师毁灭了，为了科尔尼洛夫自己指挥无力，他……并不晓得如何去组织退军，而最不好的就是他时刻改变方针，而且浪费光阴……”到最后一刻，科尔尼洛夫把那一师人丢开不管了，那是他自己中了敌人诡计，如今他只图自己脱身。然而漂泊了四日四夜之后，这位倒运的将军终于投降奥地利人，直到后来他才逃脱。“回到俄国来时候，科尔尼洛夫与各报记者谈话，在他逃脱的故事上煊染了他自己想像出来的光明的颜色。”我们无需来说那些消息灵通的证人对他的传说所作的煞风景的更正了。显然，从此时起，科尔尼洛夫就喜欢报纸宣传了。 革命以前，科尔尼洛夫是个带着黑色百人团色彩的帝制党。在俘虏期间，每逢读报，他常说：“他愿把那些古契柯夫和那些米留可夫通通吊死。”但是政治思想烦扰他，如同烦扰他那一类型的人一般，仅仅是在直接影响于他本人的时候。二月革命之后，科尔尼洛夫很容易宣布自己是个共和派。据马丁诺夫说，“他很少明白俄国社会各层份子间利益之交织，他既不知道党派关系，也不知道那些社会活动家是怎样的人。”孟什维克派，社会革命党和布尔什维克派，在他看来，是一大团敌派，他们妨害军官指挥军队，妨害地主享用地产，妨害厂主开办工厂，妨害商人买卖货物。 3月2日，国会委员会已经看上了科尔尼洛夫将军，由罗将柯签字要求总司令任命这位“全俄共知的勇敢英雄”为彼得格勒军区司令。皇帝，那时已经不是皇帝了，在罗将柯的电报上写道：“照办。”如此，革命的首都得到了它的第一个红色将军。3月10日，执行委员会的记录上，有这句话提到科尔尼洛夫：“一个旧派将军，他要终止革命。”然而在起初那几天，这个将军图谋上进，甚至闹闹热热的举行了逮捕皇后的仪式。这增加了人家对他的好感。从高比林斯基上校的回忆录中，大家可以知道科尔尼洛夫在这件事情上玩了双重把戏。高比林斯基上校就是他任命的皇村指挥长官。高比林斯基小心记载道，谒见皇后之后，“科尔尼洛夫对我说：‘上校，让我们单独谈几句。你去罢，站在门外等。’我出去了。大概五分钟以后，科尔尼洛夫喊我。我进去。皇后伸出她的手……”显然，科尔尼洛夫把上校当作一个朋友来介绍。以后，我们将听说皇帝和他的“狱吏”高比林斯基互相拥抱。科尔尼洛夫就了新职，表示出他是一个最蹩脚的行政家。史丹开维奇写道：“在彼得格勒，他的最接近的同事不断的感叹他之不能做事情或指导人家做事情。”然而科尔尼洛夫在首都只住了一个短时间。四月事变中，他图谋第一次流革命的血，并非没有受到米留可夫的唆使，然而执委员会反对他，他辞职了，去当军长，以后做西南前线司令。没有等待法律恢复死刑，科尔尼洛夫在前线就下令枪毙逃兵，陈尸大路上，布告罪状，他又以严刑恐吓农民，禁止侵犯地主的财产权，他又设立突击队，一有好机会他就举起拳头吓吓彼得格勒。如此，在军官和有财产阶级眼睛中，他的名字立刻围上一轮光圈。但克伦斯基的许多特派员也会这样对自己说：除了科尔尼洛夫再没有别的希望了。几个星期之后，这位好斗的将军带着做师长时的悲惨经验，竟做那几百万正在解体的军队的总司令了，——协约国正图谋叫这军队打仗以至于完全胜利哩。 科尔尼洛夫头脑昏迷了。他的眼光狭小和政治无知，使他容易成为那些冒险家的牺牲品。“这个生着狮子的心和绵羊的头脑的人，”如阿列克谢耶夫所形容的（以后凡尔霍夫斯基也是这样说，）一面顽强保护他个人的特权，一面很容易受人家影响，只要投合他的野心。米留可夫同科尔尼洛夫很要好，也发觉他“小孩子一般信任那些晓得如何拍他马屁的人。”这个总司令身边最有势力的，是个名叫查伏衣科的人，他戴着一个谦逊的头衔：传令官，——一个怪异的人物，旧式地主出身，油生意投机者，冒险家，特别以他的笔感动了科尔尼洛夫。查伏衣科的确有那种无所不为的骗子的活泼的文笔。这个传令官成了科尔尼洛夫的文案师爷，报纸广告是他做的，通俗的科尔尼洛夫传是他写的，报告，最后通牒，以及一切需要“强硬的艺术手笔”（将军自己的话）的文件都是他起草的。查伏衣科之外还有一个冒险家，阿拉丁，第一届国会议员，曾在国外住了几年，一根英国烟斗从不离嘴，因之自命为国际通。这二个人站在科尔尼洛夫的右手方，替他联络反革命诸中心。他的左手方则是萨文可夫和费洛宁科服待着，他用尽种种方法支持将军的夸大的自负心，同时阻止他过早地惹起民主派大恶感。容易动感情的邓尼金将军写道：“君子和小人，诚实人和阴谋家，政军领袖和冒险人物，都来投奔科尔尼洛夫将军，同声喊道：救我们呀！”很难确定君子和小人各占多少成分。总之，科尔尼洛夫认真以为救国之责非己莫属，如此就成为克伦斯基直接的政敌了。 * * * 这两个政敌认真的互相仇视。马丁诺夫说：“克伦斯基对于那些老将军一向高傲得很。阿列克谢耶夫是个谦虚苦干的人，勃罗西洛夫又善于外交，这二人可以容忍此种态度。但是对于那个自负的和暴躁的科尔尼洛夫，此种态度就行不通了，——何况科尔尼洛夫方面也看不起那个律师，克伦斯基。”双方之中较弱者准备让步，而且有了诚意的预示。至少，七月底，科尔尼洛夫对邓尼金说，政府方面请他加入内阁。“不行！那些老爷太受苏维埃束缚了……我对他们说，给我政权罢，我就要大干一下。” 克伦斯基的立足地不坚牢了，如同软泥一般。他总是在议论方面找寻出路：召集会议，发表意见，公布宣言！7月21日，他以“无人可以代替的”资格，超升于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派两个敌对阵营之上，这个成功使他想出了在莫斯科召集国政会议的计划。在冬宫密室内做的事情，现在要拿到公众面前来。让全国的人亲眼看一看，如果克伦斯基不拿缰绳和鞭策，什么事都要一塌糊涂的。 依照官方条例，被请参加国政会议的，有“政治的，社会的，民主的，民族的，商业的，工业的，合作社的各团体代表，民主机关诸领袖，军队，科学机关，大学校的高级代表，以及四次国会的议员。”原定共1500名代表，但开会时约有2500人，——人数增多完全为了右派的利益。莫斯科社会革命党报纸责备自己的政府说：“劳动代表150人有工商业代表120人来对抗，农民代表100人有地主代表100人来对抗，苏维埃代表100人则有旧国会议员300人来对抗……”克伦斯基的党的这个机关报，表示怀疑这样一个会议能够给政府以“它所寻求的援助”。 妥协派是咬紧牙齿来开会的。他们相互说：我们必须正正派派努力求得一致。但是如何对付布尔什维克派呢？无论如何不许他们干预此次民主派和有财产阶级的谈判。由于执行委员会一个特别决议案，各党党团不得主席团同意则无权在会场发言。布尔什维克派决定以党的名议宣读一篇宣言，然后离开会场。主席团注意他们每一步动作，要求他们放弃这个有犯罪意味的计划。布尔什维克派于是毫不迟疑的交还他们的入场证。他们去准备另一种更有意义的答复办法：莫斯科无产阶级起来说话。 差不多从革命第一天起，那些拥护法律和秩序的人，一有机会便拿平静的“全国”和纷乱的彼得格勒相对比。在莫斯科开立宪会议成了资产阶级口号之一。国民自由派“马克思主义者”鲍特勒索夫诅咒彼得格勒，为的它以“新巴黎”自命。当初吉伦特派不曾用雷和电来恐吓旧巴黎么？不曾提议巴黎只有应得的八十三分之一的权力么？一个外省的孟什维克在六月间苏维埃大会上说：“无论哪个地方，譬如诺伏欠卡斯克，都比彼得格勒更适于反映全俄国的生活条件。”根本上说来，妥协派同资产阶级一样，并非在“全国”真实的情绪之中找寻援助，而是在他们自己幻想的安慰之中找寻援助。现在要感到莫斯科真实的政治脉膊时候了，此次会议的发起人就要遭遇无情的失望了。 从八月初起，先后在莫斯科开的那些反革命会议，从地主会议到宗教大会，不仅动员了莫斯科有财产的人，而且使工人和士兵站立起来。黎亚布盛斯基的恐吓，罗将柯的号召，立宪民主党人与哥萨克将军们的联欢，——这一切都是在莫斯科下层人民眼前表演的。这一切都被布尔什维克派鼓动家从报纸消息之中寻出来向群众解释。但现在反革命危险呈献出可以捉摸的形态，甚至于具有血肉之躯了。一阵气愤浪潮弥漫于作坊和工厂。莫斯科布尔什维克派报纸写道：“如果苏维埃没有权力了，无产阶级就必须团结于自己的活的组织周围。”这种组织首先指明是工会，其中大多数此时已经在布尔什维克派领导之下了。工人如此仇视国政会议以致下层提出来的总罢工思想，在全莫斯科布尔什维克派各支部代表会议上被采取了，差不多没有人反对。工会先倡议。莫斯科苏维埃以364票对304票的多数否决罢工。但孟什维克派工人和社会革命党工人，在他们党团会议时，本来赞成罢工的，只因为服从党纪律之故，他们在苏维埃中才没有投票赞成罢工。这个好久以来没有改选的苏维埃，是违反真实的多数人意志而有此决议的；这个决议自然不能阻止莫斯科工人行动。41个工会负责人开会通过一个决议案，号召工人罢工一天以示抗议。各区苏维埃大多数站在布尔什维克党和工会方面。各厂工人立刻要求改选莫斯科苏维埃，这个苏维埃不仅落于群众之后，而且与群众相冲突了。在莫斯科河外区的区苏维埃中，与工厂委员会一致，要求召回那些“违反工人阶级意志”之代表之决议，竟得175票赞成，四票反对，和19票弃权。 然而罢工前一夜，莫斯科布尔什维克派仍很着急。外省固然跟随彼得格勒走，但落在它后头，七月示威者在莫斯科没有成功，那时不仅卫戍军，而且工人，大多数都害怕违抗苏维埃而走到街上来。这次怎样呢？第二天早上就回答了。妥协派的制止没有效，罢工终于成了有力的示威，反对合作政府。两天以前，莫斯科工业家报纸还很有自信地宣布说：“让彼得格勒政府快到莫斯科来罢，让它听听克里姆林宫圣地、圣钟和圣塔的声音。……”今天，圣地的声音被一种暴风雨前的寂静所掩盖了。 布尔什维克派莫斯科委员会一个委员毕亚特尼茨基后来写道：“罢工形势非常庄严。电灯不亮，电车不开，工厂，作坊，铁路机房都关了门，连饭店侍者也不做工。”米留可夫在这画图上又煊染一种鲜明的颜色：“代表们来赴会，……没有电车坐，没有地方买饭吃。”如这位自由派历史家所承认的，这事足令代表老爷认识布尔什维克派的力量，此次会议还把他们屏于门外哩。莫斯科苏维埃的《新闻报》很明白8月12日示威的意义：“不顾苏维埃的决议……群众跟着布尔什维克派走。”莫斯科及其四郊，四十万人听从一个党的号召实行罢工，这党五个星期以来不断的受人迫害，它的领袖或躲起来，或关在牢里。这党新在彼得格勒出版的机关报《无产者》，尚未被封闭以前，曾提出一个问题给那些妥协派：“你们从彼得格勒走到莫斯科去，现在从莫斯科你们又要走哪里去了呢？” 当时当权的人也一定这样自问。在基辅，在考斯脱罗马，在察里津，也发生这样抗议性的一日罢工，全体的或部分的。鼓动遍于全国。到处，直至最遥远的区域，布尔什维克派都警告说：国政会议印着“反革命阴谋明显的标志。”八月末，这话的意义就展布于全国人民眼前了。 会议代表，以及莫斯科资产阶级，都希望群众携带武装走到街上来，希望冲突，战斗，希望来一个“八月事变。”但是若教工人跑到街上来，不异于是教他们让人家打杀：那时圣乔治骑士，军官生，以及若干骑兵队，都渴想要报复罢工。若是号召卫戍军到街上来，那也不异于是惹起卫戍军内部分裂，便利于反革命事业，反革命此时已准备好来打击了。党并没有号召他们到街上来，工人自己受了一种正确的战略感之指导也避免任何公开的冲突，一日罢工完全适合于当时局势。这罢工是不能被人隐瞒的，不比布尔什维克派在会场上的宣言。但全城沉入于黑暗之中时，俄罗斯全国都看见布尔什维克派的手正握着电灯的总开关。不，彼得格勒并不是孤立的。“好多人寄托希望于莫斯科首善之地的温顺，但那里的工人区忽然露出凶狠的牙齿来了，”——苏汉诺夫便是如此解释这一日的意义。合作政府的国政会议，虽无布尔什维克派出席，但它不得不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利齿威吓之下开会。 莫斯科人挖苦说，克伦斯基是来此“加冕”的。但第二天，科尔尼洛夫从总司令部来了，怀着同样的目的，无数的代表欢迎他，其中也有宗教大会代表。特克哥萨克兵从那尚未停妥的火车跳下来，穿着他们的鲜红外套，拔出他们的弯刀，排做两行在月台之上。当他检阅他的卫队和那些代表时候，小姐太太们，兴高采烈，拿鲜花撒在这个英雄身上。立宪民主党人劳及乔夫致欢迎辞后叫喊道：“请您拯救俄罗斯罢，知恩的人民会报答您的！”爱国派有人哭出来。穆罗佐瓦，一个富商的太太，跪在地下。军官们肩头抬着科尔尼洛夫出车站来。正当总司令在车站前面广场检阅圣乔治骑士，军官学生和哥萨克队伍时候，他的对头克伦斯基以陆军部长资格则在检阅莫斯科卫戍军。从车站，科尔尼洛夫就沿着以前皇帝走的路线，到伊凡尔圣庙去，在那里行祭，当着他的戴大皮帽的卫队特克伊斯兰教徒面前。哥萨克军官格黎可夫关于此次宗教祭礼写道：“此情此景足使虔诚的莫斯科人更加表示好感于科尔尼洛夫。”反革命此时图谋占领街道。科尔尼洛夫传记和画像从汽车上大量散发。墙壁上贴满了文告，号召人民起来赞助这个英雄。同皇帝一般，科尔尼洛夫在他的花车内接见政治家，工业家，金融家。银行代表向他报告全国财政状况。十月党人雪特洛夫斯基写得很有意义：“历届国会议员，惟有一个人到花车内谒见科尔尼洛夫，这就是米留可夫；两人谈了一会，谈的什么我不知道。”以后我们将从米留可夫那里知道他认为可以说出来的此次谈话情形。 正当此时，一个军人政变在积极进行中。开会以前几天，科尔尼洛夫藉口援救里加，下令准备派四个骑兵师向彼得格勒移动。奥伦堡哥萨克团奉总司令部命令来莫斯科“维持秩序”，但克伦斯基下令中途阻止他们。后来在科尔尼洛夫案侦查委员会面前，克伦斯基作证道：“我们得到报告，说当莫斯科开国政会议时候，有人要宣布独裁。”如此，当那几天举国一致的庄严日子，陆军部和总司令正在调兵遣将互相对垒。然而在可能范围内，表面的礼貌是保持住了。两个阵营间之关系摇摆于表示友谊和国内战争之间。 在彼得格勒，群众虽然自己约束——七月的经验留下教训——但从上面，从司令部和报馆编辑部，仍撒下谣言，硬说布尔什维克派即将举行暴动。彼得格勒党的组织公开发表宣言警告人们当心敌人方面可能的冒名号召。同时莫斯科苏维埃也有布置。一个秘密的革命委员会组织起来，共六个人，每党出二人，布尔什维克亦在其内。一个秘密命令发出来，禁止圣乔治骑士，军官和军官生，在科尔尼洛夫经过的路上列成队伍。布尔什维克派自从七月事变以后被禁出入兵营，如今解禁了：没有他们就无法拉拢士兵。在公开的活动方面，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正与资产阶级谈判成立一个强硬的政权以反对布尔什维克派领导的群众；但在幕后，那些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正与那被他们屏于会场之外的布尔什维克派合作，准备群众为反对资产阶级阴谋而斗争。妥协派昨天虽然反对罢工，今日则号召工人和士兵准备斗争。群众的鄙视和气愤，并不能阻止群众以斗争的热情回答这个号召，此种热情与其说是使妥协派欢喜，宁可说是使他们害怕。这种左右开弓的行为，这种差不多可说公开欺骗两方面的行为，将是不可理解的，倘若妥协派还是在自觉的实行他们的政策。事实上他们仅仅是在为了那种政策而受罪而已。 大事变显然在准备之中。但没有一个人计划着于开会那几日实行推翻政府。克伦斯基后来提起的那个传闻，始终没有什么文件，或妥协派材料，或右派回忆，来证实。仍然是一种准备而已。据米留可夫说——他的见证恰与后来事变发展相合——科尔尼洛夫自己于开会之前已经选定了动手的日子：8月27日。这个日子自然只有极少数人知道。然而那些模糊知道的人，在此情形之下总是把大事变的日期提早的，于是谣言预先散布开来，从各方面传入政府机关。时时刻刻似乎就要动手了。 资产阶级和军官方面激昂的情绪，本也可以在莫斯科发作起来：即使不是一次政变，至少也是一次反革命示威来试验力量。更有可能以会议代表创设一个救国中心，来同苏维埃对抗。右派报纸公开议论此事。但事情没有走到这个地步：因为群众阻止了它。即使有人想要催促决胜负的斗争早点实现，此次罢工也迫得他抛开这个念头，而对自己说道：我们不能出其不意袭击革命；工人和士兵在那里防备着，我们必须延期动手。教士和自由派得到科尔尼洛夫同意，本计划了一个各式人等的宗教仪仗到伊凡尔神庙去，——连这个计划也不得不抛弃了。 一旦明白了没有当前危险之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派就赶快宣称没有发生什么特别事情。他们甚至拒绝继续容许布尔什维克派出入兵营，虽然士兵们坚决要求继续听布尔什维克派说话。“狡兔已死，猎狗当烹”，策列铁里、丹和兴楚克（莫斯科苏维埃主席）一定用奸黠的微笑互相告语。但布尔什维克派绝无意坠入于“猎狗”地位。他们一心只想进行他们的工作以底于成。 * * * 每个有阶级分化的社会，都需要政府意志统一。两重政权本质上乃是社会危机时一种政制，表明国家严重分化。双权政制含有暗的或明的国内战争在内。没有人愿意这个政制再拖延一个时候。恰恰相反，大家都期待一个强硬的，一心的，“铁一般的”政府。克伦斯基的七月政府已获得无限的权力。这计划本是要获得双方同意，在那互相消弱的民主派和资产阶级之上建立一个“真实的”最高权力。超出一切阶级之上而成为命运主宰：这个观念，不是别的，正是拿破仑主义。你试将两把叉对称的插于一个软木塞，则左右大摇摆之后，甚至能在一个针顶上保持均衡：这就是拿破仑主义式的超然公断者的力学模型。一个这样的权力，姑将国际条件除开不说，其巩固程度，是以国内两相敌对阶级之均衡稳定程度来定的。五月中旬，在彼格格勒苏维埃大会上，托洛茨基曾把克伦斯基说做“俄罗斯拿破仑主义之算学的中点。”这个批语之非物质性，正表明：这里并非人的问题，而是职能问题。七月初，大家还记得罢，所有的部长，依照各自的党的训令，都提出辞呈，好让克伦斯基组织政府。7月21日，这个实验以更明白的方式重做一次。两个敌对阵营都求助于克伦斯基，各方都在他身上发现了自己的一部分，各方都宣誓效忠于他。托洛茨基在牢内写道：“那些畏首畏尾的政客领导了苏维埃，所以苏维埃不敢接受政权。代表有财产者各派利益的立宪民主党，又尚无能力拿取政权。所以必须寻觅一个调停者，一个居间人，一个仲裁法官。” 克伦斯基以自己名义发一篇告民众书，其中他说：“我以政府首脑资格，认为没有权利可迟疑，如需改变（政府结构）……增加我在最高行政机关上应负的责任。”这是拿破仑主义的道地的口头禅。然而虽然受左右双方所拥护，事情却从未曾超出于口头禅以上。这是为了什么原故呢？ 那个小科西嘉人[2]能够超出于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民族之上，那必须革命已经完成了它的根本使命：土地分配给了农民，而且在新的社会基础之上已经创立了一支常胜的军队。在18世纪，革命不能走得更远些：它只能从此点向后退。然而在后退时候，它的根本胜利品发生危险了。无论如何牺牲，必须保护这些胜利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对立，一天比一天深刻，虽远未臻于成熟，但已经使得基础本已很动摇了的国家，陷于一种非常紧张的状态。在此情形之下，一个全国的“仲裁者”是不可缺少的。拿破仑保证大资产阶级可以发财，保证农民可以保持那小块土地，保证农民子弟和流氓有机会趁战争抢劫。那个仲裁者一手拿着剑，他自己也履行了法院执行吏的职务。第一个拿破仑的拿破仑主义是有巩固的基础的。 1848年革命并没有拿土地给农民，而且不能拿土地给农民。这不是一个大革命，即并非以此社会制度代替彼社会制度；这是在同一社会制度框壳之内的政治改革。拿破仑第三背后并没有一支常胜的军队。如此，典型的拿破仑主义之两个主要原素并不存在。但此时有其他的有利条件，也是同样真实的。无产阶级在半个世纪之间成熟了，于六月事变中表现它的惊人力量，但还不能拿取政权。资产阶级害怕无产阶级，害怕自己对无产阶级的血淋淋的胜利。有私产的农民害怕六月暴动，希望国家能保护他们，免受那些主张平分土地的人所侵害。最后，一个工业大繁荣时代到来，足足有20年之久，中间只有轻微的停滞，——这就开辟了前所未闻的财富源泉于资产阶级面前。次代的拿破仑主义有了这些条件就足够了。 俾斯麦也是“站在各阶级之上的”，如人家常常指出的，他的政策也无疑含有拿破仑主义原素，虽然化装为王统形式。俾斯麦政制之稳定是受这事实所保证的，即是：这个政制在一个懦弱的革命之后发生出来，可以勉强拿来解决像德意志全国统一那般大问题。这个政制以三次战争胜利，赔款，和资本主义的盛大发展（为保障）。这就够它延长几十年生命了。 俄国那些候补做拿破仑的人，他们的不成功并不在于他们不像第一个拿破仑或俾斯麦：历史晓得如何去使用代替品。他们却是被一个大革命阻拦着，这个革命并未解决它的问题或竭尽它的力量。资产阶级正在强迫那尚无土地的农民去为保护地主财产而战争。战争除了失败之外没有什么结果。工业繁荣毫无影子；恰好相反，工业衰落正在造成更多的破产。如果说无产阶级退守了，那只为的更加团结自己的队伍。农民后退一步，只为的给地主以最后袭击。那些被压迫的民族正在对那主持俄罗斯化的专制制度采取攻势。为了求得和平，军队愈加接近于工人及其政党。下层正在团结，上屋正在削弱。没有均衡。革命还是生气勃勃的。拿破仑主义表现得奄奄一息，那并没有什么奇怪。 马克思和恩格斯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斗争中产生出来的拿破仑政制之作用，去同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斗争中旧式君主专制之作用相比较。无疑有许多相似之点，但说到政权的社会内容时二者间的差异就表现出来了。在旧社会分子和新社会分子中间做仲裁法官的作用，在某一时代是可能的，那时两种剥削人的制度都需要自卫以抵御被剥削者。但在封建地主和农奴之间，则“公正的”居间人作用不能发生。俄罗斯帝制调停了封建地主和新兴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利害，其对于农民的作用则不是一个居间者了，而是剥削者阶级之全权代表。 同样，拿破仑主义也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仲裁者，事实上乃是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之最集中的统治。拿破仑以其靴子踏在全民族的脖子上以后，无论他走到哪里，他都不能不采取保护私产，地租和利润的政策。政制的特殊点并不会超出保卫手段以外。看门巡捕现在不是站在门口，而是坐到屋顶上去了，但他的职务还是一样的。拿破仑主义之独立性，大部分是外表的，装饰的，排场用的：其象征就是那件皇袍。 俾斯麦很巧妙的利用了资产阶级对于工人的恐惧心，但在他的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改良之中，他始终是有财产的阶级的全权代表，他始终未曾背叛过有财产的阶级的利益。然而无产阶级日渐增大的压力，无疑地使得他以有力的官僚仲裁者资格超出于地主和资本家两阶级之上：这就是他的作用。 苏维埃政制允许政府对于工农两阶级保持着很大的独立性，因之在这两阶级之间也有一种“居间作用”，只要两方的利害根本上还是可以调和的，无论怎样发生争吵和冲突。但在苏维埃国家和资产阶级国家中间要找一个“公正的”仲裁者就不容易了，至少对于双方的根本利害来说。在国际关系上，苏维埃之不能加入国际联盟，正与在一国范围内之不能建立一个真实不虚的“公正”政府来调停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斗争，出于同样的社会原因。 克伦斯基政制没有拿破仑主义的一切力量，却有拿破仑主义的一切罪恶。它之超出于全国之上只为的以它的无能来腐化全国的人。口头上，资产阶级和民主派双方领袖都答应“听从”克伦斯基；事实上，那个全能的仲裁者克伦斯基是听从米留可夫的，尤其听从布哈南。克伦斯基进行帝国主义战争，保护地主财产，并拖延社会改良至比较幸运的时日。倘若他的政府是柔弱的，那也恰与资产阶级不能叫自己的人抓住政权，出于同样的原因。然而这个“救国政府”虽然可怜得很，它的保守的资本主义性质，却显然随着它的“独立性”之增加而增加了。 资产阶级政客虽然明白克伦斯基政制是此一时期资产阶级统治之不可避免的形式，但这并不能阻止他们非常不满意于克伦斯基，也不能阻止他们准备尽可能快的排除他。有财产的阶级中人一致认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提出的那个全国仲裁人，必须代替以从有财产的阶级出身的人物。但为什么一定要科尔尼洛夫呢？因为候补做拿破仑的人必须适合于俄国资产阶级的品性。他必须是落后的，与民众隔离的，无才干的，衰败的。在一支只见到可耻的失败的军队之中，很不容易找到一个众人爱戴的将军。科尔尼洛夫走到这个地步亦不过是矮子队里选将军罢了。 如此，妥协派和自由派既不能团结于合作政府之中，又不能共同承认一个候补救主。革命的未完成的任务，妨害了他们如此做。自由派不信任民主派，民主派不信任自由派。克伦斯基固然向资历阶级张开双臂，但科尔尼洛夫则明白示意：一有机会，他就要扭断民主派的脖子。从以往发展下来，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科尔尼洛夫和克伦斯基的冲突，这个冲突其实是两重政权的矛盾翻译成个人野心的容易爆发的语言罢了。 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卫戍军当中，七月初，形成了一派不耐烦久待的人，不满意于布尔什维克派太谨慎的政策；同样，八月初，在有财产的阶级当中，也积聚了不耐烦久待的情绪，反对立宪民主党领袖的观望政策。这个情绪，——譬如说，——表现于立宪民主党大会上，那里有人要求推翻克伦斯基。在立宪民主党以外，这个政治上不耐烦久待的情绪表现得还更明显，譬如在那不断受士兵威胁的司令部中，在那要被通货膨胀淹死的银行界中，在那着了火的地主邸宅中。“科尔尼洛夫万岁！”成了希望、绝望和复仇之口号。 克伦斯基完全同意于科尔尼洛夫的政纲，但关于实施时日有不同意见：“我们不能立刻施行这所有的事情。”米留可夫也承认有排除克伦斯基的必要，但他回答他的那些不耐烦的党徒说：“我认为还早了一点。”由于彼得格勒群众的急躁产生了七月的半暴动；同样，由于有财产者当中不耐烦久待的情绪也产生了八月的科尔尼洛夫叛乱。布尔什维克派不得不加入武装示威，为了可能时保证成功，至少为了保护它免于溃败；同样，立宪民主党人，也不得不为了这种目的加入于科尔尼洛夫叛乱。在这界限之内，两种局势有一种惊人的对照。但在这对照之中，目的、手段和结果又是完全相反的。这个情形，在往后的事变里面，将要完全展开出来。 [1] 指古契柯夫做不到的事情，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社会党人克伦斯基却可以做到。－C.R [2] 译者按：即拿破仑，他是科西嘉岛人。 >
> ## 第七章 莫斯科国政会议 倘若象征是一个形象的精粹，那么革命就是最善于制造象征的，因为革命以最精粹的形式表现一切现象和一切关系。困难的，乃在于革命的象征化是太宏大的，很不适合于个人的创作。正为此故，广大群众演出的人类剧之艺术的复制品是如此之贫乏的。 莫斯科国政会议以预先注定的失败告终。它没有建立什么，也没有决定什么。然而它留给历史家以一个不可估价的革命照像，——虽然是一个照像的底片：暗的现为光的，弱的现为强的，贪婪的现为廉洁的，无耻的现为高贵的。革命的最有力的党，只消再等十个星期就获得政权了，此时被屏于会场门外，被认为不值得提起的。同时，那个“进化社会主义党”，一向不知名的，反受人家重视。克伦斯基高视阔步，如同力量与意志之化身。合作政府过去已经破产了，如今则被说成为未来一种救国手段。几百万士兵共同仇恨的科尔尼洛夫，当作军民共爱的领袖而受欢迎。帝制党和黑色百人团人物表示他们热爱立宪会议。所有那些很快就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人物，好像预先约好了要在舞台上唱他们的拿手戏。他们一齐热烈地拼命叫喊：“这正是我们要做的！”“我们早就可以这样做了，若是没有人拦阻了我们！”拦阻他们的，正是工人，士兵，农民和被压迫的民族。几千万“奴隶暴动起来”拦阻他们表忠诚于革命。他们本是来莫斯科躲避的，但罢工跟着他们来到莫斯科。受了“愚蠢”“无知”和“煽惑”的追迫，这批拥挤在一个戏院内的2500名代表默然约定切勿打破这个舞台上的幻景。没有一个字提起罢工。大家努力不指名唤姓提起布尔什维克派。惟有普列汉诺夫偶然说起了“列宁的不幸的记忆力”，而且好像他在说着一个弃甲丢盔完全败北的敌人。底片性质一直保持到底，在这批自命为“民族活力”而其实已经僵死了一半的人群中，那个真实的人民领袖自然不能不被看做一具政治的死尸。 苏汉诺夫写道：“光耀的会场截然分为两半：右边坐着资产阶级，左边坐着民主派。右边正厅和包厢可以看见好多将军制服，左边则是准尉和士兵。舞台对面，从前皇帝包厢之内，是协约国和友邦高级外交代表的座位……我们一群人，极左派，占据正厅一个小角。”布尔什维克派没有到会，所谓极左派者就是马尔托夫的党徒。 三点钟至四点钟之间，幕启了，克伦斯基出现于舞台，两个青年军官伴着他，一个陆军，一个海军。象征着革命政府的权力；他们站得直直地，在内阁总理背后，一动也不动，如同生了根在地板之上。为的不用“共和国”字眼来刺激右派起见——这是预先约好的——克伦斯基以“俄罗斯国”政府之名向“俄罗斯国土列位代表”致敬。我们的自由派历史家写道：“这篇演说一般口气并不表示尊严和自负，却是受了最近几日影响之结果，表示出一种恐惧，演说者要隐藏这个心境，但仍露了出来；他图谋以恐吓高调来隐藏它。”克伦斯基没有直接说出布尔什维克派，但开始恐吓的话是指他们说的：再有什么举动反对政府，“就要用血和铁来解决。”会场中左右两翼在暴风雨一般的掌声中融合起来。然后又对此时尚未到会的科尔尼洛夫恐吓几句：“无论是谁，若向我提最后通牒，则我知道如何叫他屈服于最高权力的意志，屈服于我，我就是最高权力的首脑。”这话虽然激起狂热拍掌，但掌声仅仅从会场左半边来的。克伦斯基时时声明自己是“最高的首脑”，他需要这样提醒人。“我告诉你们从前线来的人，我，你们的陆军部长和最高领袖，告诉你们：军队中没有什么意志和权力高过于临时政府的意志和权力。”民主派十分欢迎这类空炮。他们以为如此就可以避免使用实弹了。政府首脑保证说：“人民和军队中的优秀分子，都把我们的军队在前线胜利，同俄罗斯革命的胜利联结在一起，可是我们的希望被践踏在污泥之中，我们的信心被唾弃。”这便是六月进攻之抒情诗般的总结。他，克伦斯基，自己无论如何是要继续战争至于完全胜利的。说起那个牺牲俄国利益以媾和的危险时候，——这话是暗指8月4日教皇和平建议说的——克伦斯基大称赞我们的同盟国的高贵的信义。他添加几句说：“我以伟大的俄罗斯民族之名只要说一句话，即是；除此信义以外，我们并未曾期待其他的事情，也不能期待其他的事情。”对协约国外交家包厢的喝采，使大家站了起来，除了少数国际主义者和若干以工会代表资格出席的布尔什维克派。军官包厢方面有人叫：“马尔托夫站起来！”为了他的荣誉，说句实在话，马尔托夫确有勇气不肯向协约国的无私致敬。 对于俄国那些被压迫的民族，正在图谋重建自己命运的，克伦斯基则加以教训，杂以恐吓。“我们在帝制锁练下受苦和死亡之时，为了一切民族的幸福，我们并不爱惜自己的血。”他以别人带的锁练来自夸。以一种感激被压迫民族的心情，他劝他们忍受着一个剥除了他们权利的政制。 出路在哪里呢？“……你没有觉得心上含有这个强烈的火焰么？……你没有觉得自己有力量，又有意志来守纪律，自我牺牲和刻苦工作么？……你没有看见这里全国力量团结一致的奇观么？”这话正是莫斯科罢工那一天说的，而且说时科尔尼洛夫的骑兵正在神秘移动。“我们宁愿毁灭我们的灵魂，但是我们要救国的。”以上便是革命政府所能告诉民众的一切话。 米留可夫写道：“好多从外省来的人，在这会场内第一次看见克伦斯基；他们出了会场，一半儿失望，一半儿气愤。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年轻人，一脸苦相，苍白的颜色，从戏子学来的态度……这个人似乎要叫人害怕，要使大家得到一种印象，旧式的权力和意志之印象。事实上，他不过激起了人家一种怜悯心而已。” 其他政府大员的演说，与其说是表示个人的破产，宁可说是表示妥协政制的破产。内政部长阿夫克森齐耶夫提交全国判断的那个大主意，就是设立一种“巡行特派员”制度。工业部长劝告资本家少挣些利润。财政部长答应，以增加间接税手段来减轻有财产阶级负担的直接税。右派大大咧咧得以狂热的拍掌欢迎这几句话，后来策列铁里有点难为情地指出这个拍掌有点缺少牺牲精神。农政部长欠尔诺夫，奉命完全不做声，免得以没收土地这个幽灵激恼了右派盟友。为了举国团结的利益，决定把土地问题当作并不存在。妥协派不反对。真正农民的声音从未在这会场的演说台上响过，然而在八月间这几个星期内，土地运动正在弥漫于全国，准备秋天爆发为一个不可抵御的农民战争。 中断了一天——两方面这一天都在检查和调动自己的力量——之后，8月14日又开会，当时空气异常紧张。科尔尼洛夫出现于他的包厢时候，会场右半边站起来，如暴风雨一般欢呼，左半边则差不多全体坐着不动。军官包厢中有人大叫“站起来！”继之以粗鄙的漫骂。到了政府出现时候，左半边则给克伦斯基以长久的欢呼，据米留可夫见证，“此时右方也拒绝参加欢呼，各人坐着不动。”在这互相敌对的拍掌浪潮之中，我们听到了临近的国内战争的喊声。此时左右两方代表还同坐在舞台上，合称为政府；总理虽然暗中调兵遣将对付总司令，却未曾一刻忘记他是“全体俄国人民联合”之化身。继续扮演这个角色，克伦斯基宣告道：“我向大家提议，今日总司令在场，我们应当向他致敬，即是向我们为自由和祖国而勇敢牺牲的军队致敬。”关于这个军队，第一次开会时他还说过：“我们的希望被践踏在污泥中，我们的信心被唾弃。”但没关系！一句得救的话想出来了。全场站起来，狂热的向科尔尼洛夫和克伦斯基二人拍掌欢呼。举国团结又一次得到保证了。 统治阶级被历史的必然性扼住了咽喉，不得不采用历史的化装跳舞手段。他们显然觉得，若能将他们的一切面具装戴起来再一次出现于民众面前，则可以使他们更重要和更有力量。以国民良心的专家资格，他们叫四次国会的会体议员都上台来。这些人相互间的冲突以前激烈得很，如今和好了。资产阶级各党各派，现在毫不困难团结于那些名流提出的“不分党派不分阶级的政纲”，这些名流几天之前才打了一个电报，向科尔尼洛夫致敬哩。以第一国会——1906年的！——之名，立宪民主党人纳博科夫发言攻击“那认为有单独媾和可能之假说”。这并不阻止这位自由派政客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上记载：他以及好多立宪民主党领袖，都认为单独媾和是唯一得救之道。同样，帝制时代其他几次国会之代表，向革命要求的，首先也是血的贡礼。 “将军，轮到您发言了！”会场现在到了沸腾之点。总司令现在要说什么话呢，克伦斯基已经恳求他只限于说说军事状况？米留可夫以目击证人资格写道：“那个矮而粗但很强壮的人，出现于舞台上，一副加尔穆克人[1]的面孔，那双小黑眼睛射出锐利的光芒，凶恶得很。拍掌之声震动了会场。大家都站起来，除了……士兵。”气愤的叫喊，杂以谩骂声，从右方向那些未曾站立的代表投过来：“王八蛋，站起来！”那些没有站立的代表方面回答一声“奴才！”哗噪之声成了风暴，克伦斯基要求大家静听“临时政府第一个大兵”说话。以一种尖锐的，断续的，命令式的声调，一种适合于意图救国的将军的声调，科尔尼洛夫朗诵一篇演说稿，这是冒险家费洛宁科提出大意，由另一个冒险家查伏衣科起草的。但是这篇演说稿提出的政纲，比较以后的计划温和得多了。科尔尼洛夫毫不迟疑的把军队和前线境况说得异常之黑暗，显然是要叫人家惊吓。他的演说的中心点是一种军事上预断：“……敌人已经来叩里加的门，我们的容易动摇的军队若不能在里加湾海岸上阻止敌人，则彼得格勒就是门户洞开了。”说到此处，科尔尼洛夫重重打了政府一拳：“革命以后，那些不了解军队精神的人，创立了许多法律，因此全军变成了如疯如狂的暴徒，只晓得爱惜自己的生命。”结论是明白的：里加没有希望。总司令公然以挑衅的态度对全世界说，好像是邀请德国人来攻占这没有防卫的城市。彼得格勒怎样呢？科尔尼洛夫的思想是这样：如果给我机会来实行我的政纲，彼得格勒还是可以保存的，但要赶快呀！莫斯科布尔什维克派报纸写道：“这是什么？是警告呢，还是恐吓？塔诺普尔的败北便宜了科尔尼洛夫做总司令，里加的投降怕要捧他做独裁者哩。”这话比最多疑的布尔什维克派所猜想的，更恰切符合于那些阴谋家的计划。 宗教大会参加了对科尔尼洛夫的盛大欢迎，如今派了它的一个最反动的分子柏拉东大主教来赞助总司令。这位“活力”代表说：“你们刚才听见了我们的军队陷于何等危险的状况。我到此地来是为的从这台上对俄罗斯说：不要悲伤，亲爱的。不要害怕，同胞们，……如果需要一个奇迹来救俄罗斯，那么上帝听到教会的祷告，会来实现此奇迹的……”为了保护教会的土地，那些教会首脑宁愿依靠几队好的哥萨克兵。但大主教演说的中心并不在此。他埋怨，从政府大员的演说中“没有听到‘上帝’二字。”科尔尼洛夫攻击革命的政府败坏军心，柏拉东则攻击“现在那些站在敬爱上帝的民族的首脑地位的人，”犯了不信上帝之罪。这些教会中人，一向匍匐于拉斯布丁脚底下尘土之中，如今竟敢公然教训革命政府了。 哥萨克12军的宣言，由加雷定将军宣读；在此时期，加雷定的名字常被人提起，认为武人之中最强硬者之一。试引捧他的人的话来说：“加雷定不肯，也不会，取悦于暴民，就在这一点与勃罗西洛夫将军决裂了，他既然不肯附和时代精神，就被解除了军长之职。”五月初回到顿河区域，不久就被举为顿河军的统领[2]；现在他就是以那支最老的和最强的哥萨克军长官资格负责提出哥萨克有特权的上层分子的政纲。不承认反革命嫌疑，他的宣言不客气地提醒那些社会主义部长：他们在危险时候如何请求哥萨克兵帮助来反对布尔什维克派。这位板起面孔的将军，大声说出了克伦斯基不敢说的一个字眼：“共和国”，以此出人不意地大受民主派所欢迎。会场大多数，尤其部长欠尔诺夫特别热心，都向这位哥萨克将军拍掌，他十分认真地要求共和国给予那专制国再不能给的东西。拿破仑曾预言：欧洲或是哥萨克的或是共和国的。加雷定同意俄罗斯变为共和国的，但附一个条件，即它仍旧是哥萨克的。宣读了“失败主义者不应在政府之中占据位置”这句话之后，那个不知感恩的将军就转过脸来粗暴而凶恶的看着那个不幸的欠尔诺夫。自由派报纸记载道：“所有的眼睛都盯着欠尔诺夫，他的头直低在桌面上。”加雷定不受任何官方地位所拘束，彻底宣布反动的军事纲领：取消委员会，恢复指挥官权力，前线和后方平等，改定士兵权利，即是缩小之以至于零。右派的掌声此时杂有左派的抗议，甚至吹唿哨。“为了能安静与有计划的工作，”立宪会议应当在莫斯科开会。这篇演说是开会以前准备好的，加雷定直至总罢工第二日才宣读。那句关于在莫斯科“安静工作”的话好像是说笑一般。这位哥萨克共和派的演说终于使全场情绪达于沸腾之点，使得克伦斯基不能不赶紧表示他的威权：“此次开会，无论何人，向政府提出要求都是不合适的。”但如此，他又为什么召集会议呢？卜立希开维奇，有名的黑色百人团人物，在他座位上大叫道：“我们替政府当跑龙套呀！”两个月之前，这位虐杀事件的主谋者还不敢露面哩。 民主派的正式宣言是一个冗长的文件，企图回答所有的问题，而不去解决一个问题。这个文件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齐赫泽宣读，他上台时得到左派热烈的欢迎。他们叫喊：“俄罗斯革命领袖万岁！”这位谦卑的高加索人听着未免有点难为情罢，他是世界上最不敢以领袖自居的一个人。民主派用一种替自己辩护的声调，宣告说：“他们并不贪图政权，并不想自己垄断政权。”他们准备拥护任何能够保护国家和革命利益的权力。但是你们切勿取消苏维埃：惟有苏维埃能够救护国家免得陷于无政府状态。你们切勿取消士兵委员会：惟有士兵委员会能够保证继续战争。那些特权阶级应该为了全民利益而让一点步。然而地主利益必须保护的，不可强迫没收土地。民族问题必须延缓至立宪会议解决。他方面也必须立刻实行最迫切的改良。关于积极的和平政策，这宣言没有说一个字。总之，这篇文件似乎特意写来激起群众的愤怒，而又未能令资产阶级满意。 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代表，在一篇无精打采的演说中，叫听众记起了“土地和自由”口号，“我们的最优秀的战士为它而死。”莫斯科某报记载一段插话，但正式记录漏略不载：“全场站起来，给希吕塞尔堡囚徒们一场热烈欢呼，他们同坐在一个包厢内。”革命的惊人的鬼脸！“全场”向那几个做苦工的政治犯行敬礼，他们侥幸未曾瘦毙于阿列克谢耶夫，科尔尼洛夫，加雷定，柏拉东大主教，罗将柯，古契柯夫，以及米留可夫等人所设的监狱之中。这些刽子手或其同僚，现在要以被他们陷害的殉道者的光荣来装饰自己了！ 15年前，这个会场右半边诸领袖正在庆祝彼得一世占领希吕塞尔堡的第二百周年纪念。社会民主党革命派的机关报《火星报》，那几天写道：“想到爱国派庆祝这个可咒诅的海岛时，不由人心头燃起一把无名之火；那里是弥那可夫，米希金，罗加乔夫，斯特龙堡，乌里安诺夫，根内拉洛夫，奥西班诺夫，希维勒夫，安德柳希金等人的行刑场；那些石牢之内，克里绵科拿一根绳子自缢了，格拉采夫斯基自己拿火油淋在身上放火烧死，苏菲亚·金士堡用一把剪刀猛刺自己；在那些围墙之中，希捷德冷，尤华乔夫，康纳塞维趣，普喜吞诺夫，伊雅秀斯·伊凡诺夫，阿隆奇克和梯洪诺维趣都发了疯永未治愈，还有许多其他的人因衰弱，贫血，结核病而死去。你们尽管去作爱国的狂欢罢，因为你们今天还是希吕塞尔堡的主人！”《火星报》名称就是取义于一个被判做苦工的十二月党人致普希金信中一句话：“行看星星之火，燃成熊熊之焰！”报名之下也印着这一句话。今日烈焰已经燃烧起来了，君主专制及其希吕塞尔堡苦工监狱都已燃成灰烬了；今日在这国政会议会场中，昨天的牢头狱卒向他们的囚徒拍掌欢呼，这几个囚徒是革命从那些狱卒手里抢出来的哩！然而最离奇的一桩事情：狱卒们和囚徒们居然联合起来共同仇恨布尔什维克派，——仇恨列宁，他曾是《火星报》的主笔；仇恨托洛茨基，他曾写了上面引的几行文字；仇恨那些抗命的工人和不服从的士兵，他们充塞了共和国的监狱。 国民自由派古契柯夫，第三届国会的议长，他当日不许左派议员加入国防委员会，为此之故那些妥协派才委任他做革命后第一任陆军部长，——这天他说了一篇很有趣味的话，用俏皮话抵御绝望的心理，但没有抵御成功。他暗指克伦斯基的话而说：“那么为了什么呢？……政府诸代表为什么吓得要死，歇斯底里地叫喊无望，大敲警钟，来找我们呢？为什么有这个警钟，这个惊吓，这个叫喊呢？他们为什么在我们的灵魂内发现一种相似的刺心的苦痛，如同将死的人的苦痛？”代表那些过去操有生杀予夺之权的人说话，这位莫斯科富商竟公然承认感到了“将死之人的苦痛。”他又说：“政府不过是权力的影子。”古契柯夫说得不错。但他自己也不过是过去的他的影子罢了；他过去是斯托雷平的伴侣。 开会那一天，高尔基的报纸上发表了一个消息，说罗将柯如何供给不能用的木料去做来福枪托杆，而发了财。这个不合时宜的发现——是加拉罕做的，他后来成了苏维埃外交官，当时则是无名人物——并不能阻止这位宫内大臣在会议上很威风的替军火制造的爱国政纲做辩护。他说，一切不幸，都是从临时政府未曾与国会携手同行而发生出来的，国会是“俄国唯一合法和绝对代表全国的代议机关”。这话似乎过分了一点。左边有笑声。有人叫喊：“6月3日！”以前有一个时候，这个日子，1907年6月3日，钦赐的宪法被践踏在脚底下的日子，如同一颗耻辱之印盖在专制政权及其同党的额头上。现在仅仅留着一个模糊的回忆了。但罗将柯自己，连同他的洪大的低音，笨重而威严，当他站在演说台上时候，也不过是过去时代一座活的纪念碑，已非政治角色了。 为着对抗国内的攻击，政府于是拿出若干从国外来的鼓励，来得恰合时机。克伦斯基宣读美国总统威尔逊一封贺电，文中允许“以各种物质的和精神的援助给予俄国政府，以求得那联合两国人民的共同事业之成功，在此事业之中他们并不追求自私的目的。”大家再向外交官包厢拍掌，但这个拍掌并不能遮饰华盛顿来的这封电报激起了会场右方的惊惶。称赞他们的不自私，这在俄罗斯帝国主义者是太清楚了，那意思就是开了一张饥饿疗法的药方。 以妥协的民主派之名，策列铁里，这派的公认首领，起来替苏维埃和士兵委员会做辩护，好像为了荣誉之故起来辩护一件业已失败的事情一般。“革命的自由的俄罗斯大厦尚未完全建筑好以前我们不能撤去这些棚架。”革命之后，“民众根本上不信任别人，只信任自己。”惟有妥协派苏维埃的努力，有财产的阶级才能依旧站在上面，虽然在初时没有往常那样舒服。策列铁里特别替苏维埃夸口的，就是苏维埃“将一切国家职能都移交于合作政府。”他问，这个牺牲难道是“人家用武力迫民主派做出来的么？”这个演说者，好像一位要塞司令，他公然夸口说他没有作战就献他负责防卫的要塞。……而且在七月事变中，“谁挺身而出保卫国家，免陷于无政府局面呢？”右边有人说“哥萨克和军官生。”这简单几个字好像一个鞭子突然打断民主派的老生常谈。会场中资产阶级派完全明白妥协派救了他们；但“感激”并不是一种政治的感情。资产阶级很快从民主派援救他们这事实之中求出他们的结论。这就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派的时代快过完了，接着开始的是哥萨克和军官生的时代。 策列铁里特别谨慎提到政权问题。是近几个月来，各地市政局以及一部分地方自治会议根据普选制举行了选举，——结果怎么样呢？这些民主的自治机关之代表，在国政会议中，都站在左边，与苏维埃一起，受共同的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派——所领导。如果立宪民主党人坚决要求消除政府对于民主势力的种种依赖，那么立宪会议有什么用处呢？策列铁里不过微示这个议论的要点而已，若彻底发挥则将攻击那与立宪民主党人合作的政策，因为连形式上的民主政治也与此不相容。他又说，人家骂革命侈谈和平，但是有财产的阶级不明白么，和平口号现在是能继续战争的唯一手段？资产阶级很明白这个：他们不过要将这个能继续战争的手段，连同政权一起，抓在自己手里而已。策列铁里以赞美合作政府结束他的演说。在这分为两半的会场上，没有出路，妥协主义的常谈遂最后一次唤醒一丝希望。但策列铁里根本上也已经是他自己的幽灵了。 米留可夫以会场右半边之名回答民主派。他是有财产的阶级的极端清醒的代表人，但历史已经不许这些阶级施行清醒的政策了。在他的历史中，这位自由派领袖，详细写下他自己在国政会议上的演说。“米留可夫……从事实上把‘革命的民主派’的错误检查了一下，归结为几点：……在‘军队民主化’问题上屈服了，激起古契柯夫退出政府；在‘齐美尔瓦尔得’外交政策问题上屈服了，激起外交部长（米留可夫）退出政府；在工人阶级空想的要求之前屈服了，激起康诺瓦洛夫（工商部长）退出政府；在少数民族过分的要求之前屈服了，激起其余的立宪民主党人退出政府。第五次屈服，——在群众于土地问题中取抢劫行动的倾向之前……激起了临时政府第一任总理李沃夫亲王退出政府。”这段病症史写得不坏。可是提到药方时候，米留可夫的智慧并不能超出警察手段以外：我们必须扑灭布尔什维克派。他责备妥协派说：“这些比较温和的党派，为显然的事实所迫，不得不承认布尔什维克派之中确有罪犯和叛逆。但他们还未承认：把那些主张无政府工团主义斗争行动的党徒结合起来的那个根本思想，就是大逆不道的。”（拍掌） 那个极端温和的欠尔诺夫似乎还是联结合作政府于革命的一个圈子。代表右派说话的人：加雷定，麦克拉可夫（立宪民主党人），阿斯特罗夫（立宪民主党人）等，差不多都要打击欠尔诺夫一下，他预先奉令不能做声，也没有人出来替他做辩护。米留可夫这回也教人注意此事实，即：农政部长“自己曾到齐美尔瓦尔得和昆塔尔去，且在那里提出一些最激烈的决议案。”这一下不是打着眉毛，而是打中眼睛了：欠尔诺夫未做部长以前，未做帝国主义战争的部长以前，确曾签名于齐美尔瓦尔得左派即列宁派的某些文件。 米留可夫并不向会场隐瞒这个事实，即他一开始就反对合作政府，认为这不会“比从革命产生的政府更强些，反而更弱些，”——所谓从革命产生出来的政府者，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政府也。现在他“很害怕此时行政机关的首脑部……不能保障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但虽如此，他，米留可夫，仍允许“自愿而无异议的”支持政府。这个宽宏的诺言二星期后就证明是欺骗了。此时他的演说既未激起热情的欢迎也未激起猛烈的反对。冷然的掌声，迎他上台，又送他下台。 策列铁里的第二次演说，归结于保证、发誓和哭求：你们不明白，这一切，苏维埃，委员会，民主政纲，和平口号，都是为了你们，为了保护你们的么？“谁更有本事调动俄罗斯革命国家的军队？是陆军部长古契柯夫呢，还是陆军部长克伦斯基？”策列铁里此处差不多是逐字句重述列宁的话，不过妥协派领袖以为是一种功绩的，革命领袖则指为背叛。策列铁里甚至为了他过分宽待布尔什维克派而请人原谅：“我告诉你们，革命与左方的无政府势力相斗争时，并无经验（右派热烈拍掌。）”但得到“几次教训”之后，革命才纠正了错误：“已经通过了一条取缔的法律。”恰在此时，莫斯科是受一个六人组织的委员会秘密领导着的（二个孟什维克派，二个社会革命党人，二个布尔什维克派，）防备那些人在此举行政变，但妥协派公开许诺那些人说：他们要粉碎布尔什维克派。 临了，一天之最高点，乃是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的演说，他的威权就是旧派军事官僚庸碌无能的化身。在右派热烈欢迎之下，旧日尼古拉第二的参谋总长和俄国军队处处失败的组织者，评论那些捣乱份子说：“他们的袋袋响着德国马克的悦耳之声。”要复兴军队，纪律必需的；要维持纪律，指挥长官的权威是必需的；要建立长官的权威，纪律又是必需的。“铁的纪律，自觉的纪律，真正的纪律……根本上是一而三，三而一的。”在阿列克谢耶夫看来，一切历史都可以拿驯服的服务规则尽之。“先生们，牺牲一些幻想的利益是如此困难的么，——譬如在相当时期之中牺牲那些组织？（左边有人笑，有人哗噪和叫喊）”这位将军劝人家将那解除了武装的革命付托给他保管，不是永久的，——呵，上帝在上，——只是“在相当时期之中！”他答应，战争一停止，就要原封归还。但是阿列克谢耶夫以一句格言结束他的演说，这格言很不坏：“我们要的是办法，而不是敷衍。”这两句话是迎头打击齐赫泽的宣言，临时政府，合作政府政权，以及整个的二月政制。办法而非敷衍！——布尔什维克派也赞成这句话。 阿列克谢耶夫演说之后，立刻有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左派军官代表的演说来对抗，他们说话拥护“我们的最高领袖陆军部长。”他们之后，顾秦中尉，一个老孟什维克，以“国政会议前线诸代表”发言人资格，上台说话；他自命为代表几百万士兵，但士兵们在妥协主义的镜子里面差不多认不得自己的面目了。“我们大家都读了虚考姆斯基将军的谈话，发表于一切报纸之上，其中说，协约国如果不来帮助我们，里加就守不住了……”最高司令部，一向都是隐瞒着失败，现在为什么要说得那么样悲惨呢？左边有人对着科尔尼洛夫喊“可耻！”他前一天曾在会场上表示同样的思想。顾秦这里触到了有财产的阶级最感痛苦之点。资产阶级上层，军事领袖，以及会场整个的右半边，都持失败主义，在经济的，政治的和军事的三方面。这些坚定而镇静的爱国派都奉“愈坏就愈好”为座右铭。但是这位妥协派演说家，赶紧中途停止，因为不然他自己的立足地也要动摇了。顾秦说：“我们能否救得了军队，尚未可知。但即使我们救不了，司令部也是救不了的……”军官席上有人叫：“救得了！”顾秦说：“不然，救不了！”左派方面大拍其掌。如此，指挥军官和士兵委员会，双方在会场上对骂，但复兴军队之政纲正建立在幻想的双方团结一致上面的。同样，会场两半也是这样互相对骂，人家还希望这会场是“精诚合作”之基础哩。会场中的冲突，其实不过是此时弥漫全国的大矛盾之一种微弱的，窒塞的和议会化的回声罢了。 遵照拿破仑主义的舞台导演，左右双方演说者先后交替着，尽可能的求得均衡。如果正教教会诸首领拥护科尔尼洛夫，那么福音教会诸牧师就同临时政府一致。地方自治会议和市政局的代表双双上台演说，一个代表多数派赞成齐赫泽的宣言，另一个则代表少数派拥护国会的宣言。 被压迫民族诸代表，一个又一个向政府保证他们是爱国的，但劝政府不要再欺骗他们：在各地方，有着与从前一样的官吏，一样的法律，一样的压迫。“你们不可再延缓了，——没有人能靠纯然的许诺来过活。”革命的俄罗斯必须表示：她是国内一切民族的亲母，而非继母。这些畏怯的责言和谦逊的祈求，连会场左边也难得引起同情的回声。帝国主义战争的精神是最不能与一种正直的民族政策相融洽了。 孟什维克派程克里以乔治亚人之名宣告道：“外高加索诸民族直至如今未曾有过一次分离运动，将来也不会有的。”这诺言博得会场掌声，但无须过多久就证明是骗人的话：从十月革命时候起，程克里就变成了分离运动诸领袖之一。然而这里并没有矛盾：民主派的爱国心，并不超出资产阶级制度范围之外。 有时过去时代一些更可悲的幽灵也出现于舞台上；残废军人出来说话。他们也是不一致的。断手的，断脚的，瞎眼的，其中也有贵族平民之分。一个残废军官，“以人数众多和势力强大的圣乔治骑士会之名，以它的全俄128分部之名，”为了爱国感情被人凌辱，遂表示拥护科尔尼洛夫（右边拍掌）。全俄残废军人会代表则赞助齐赫泽的宣言（左边拍掌）。 新近成立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简称“铁委”，以后几个月有很大的作用——赞成妥协派的宣言。“铁委”主席，一个稳健的民主派和极端的爱国派，把铁路当局反革命阴谋说得很生动：恶毒地进攻工人，成群开除，任意违犯八小时工作制，逮捕和控告。他说，秘密的势力，受了隐藏的然而有力的中心所指挥，显然图谋挑拨饥饿的铁路工人起来斗争。敌人始终捕捉不着。“反间谍机关在做梦，检察员在睡觉。”这位稳健派中最稳健的人物，也以恐吓的话结束他的演说：“如果反革命毒蛇敢抬起头来，我们就要走出来，以我们自己的手扼杀它。” 此时，一个铁路大亨立刻上台来，反攻道：“那个晶莹的革命泉源被下毒了。”为什么？“因为革命的唯心的目的，被代表替以唯物的目的。”（右边拍掌）立宪民主党地主劳及乔夫以同一精神骂工人从法国学来那个“无耻的口号：发财！”布尔什维克派不久就要使劳及乔夫这句话得到异常的成功，虽然不是说这话的人所希望的那种成功。奥则罗夫教授，一个纯粹科学家代表农业银行说话，高呼道：“士兵在战壕里，应该想着如何打仗，不应该想着怎样分田。”这是毫不足怪的：私有土地被没收就等于银行资本被没收。1915年1月1日，地主负债超过35亿卢布。 右边上台说话的，有高级军事长官，有工商金融家代表，有养马会代表，又有其他名流团体代表；左边上台说话的，则有苏维埃代表，有士兵委员会代表，有工会代表，有民主的市政局代表，有合作社代表，他们背后远距离之处站着几百万几千万的无名人物。在通常时候，杠杆上总是短的一臂占优势[3]。策列铁里教训人道：“尤其在这样一个时候，我们更不能否认，那些因有财产而有势力的人有大的比重和大的意义。”但问题要点乃在于这个比重渐渐不重了。在物理学上，重，并不是个别物体的一个内在属性，而是许多物体之间的一个相互关系；同样，社会的重，也不是人们一个天赋的品性，而只是那种阶级属性，其他的阶级不得不承认它。然而革命已经走到了这个地步，不承认统治阶级这个最根本的“属性”了。正是为了这个原故，站在杠杆上短臂一边的有名望的少数人的地位才变成如此不舒适的了。妥协派拼死命维持平衡，但他们也已经没有力量了：群众太顽强的向长臂一边压下来。那些大地主，银行家，工业家等，出来保卫他们的利益时候，是何等的小心谨慎！他们是在保卫自己的利益么？仿佛不是的。他们是在称赞唯心论，宣扬文化，议论未来的立宪会议的权力。重工业领袖丰·狄特玛甚至以颂扬“自由、平等、博爱”来结束他的演说。利润的铿锵声和地租的嘶嗄声哪里去了呢，——躲藏在什么地方了呢？惟有慷慨牺牲的甜蜜歌声充满了会场。但细听一会：这甜水之中含有多少胆汁和酸醋！这抒情的歌调如何出人不意的泄露恨声！全俄农业会主席加巴秦斯基诚心赞助未来的土地改革，但并不忘记感谢“我们的纯洁的策列铁里，”为了他的通告，维持法律，抵抗无政府。但是土地委员会呢？他们直接要把政权交给农民之手！“竟至于要把国家立法之权付托于那些愚蠢不识字，一快乐就失去理智的人们，而且把土地也要交给他们！”如果与这些愚蠢的农民斗争，地主们竟去保卫财产，那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原故，呵——不是的！——而只是为的后来能把财产献于自由之神的祭坛上。 社会象征的作用现在似乎差不多完尽了。但此时克伦斯基又得灵感。他提议让另一群人发言，——“一群属于俄罗斯历史的人物，即是勃来希可·勃来希考夫斯卡雅，克洛泡特金和普列汉诺夫。”俄罗斯的民粹主义，俄罗斯的无政府主义和俄罗斯的社会民主主义，以其老辈为代表上台发言，——无政府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而且是以其最杰出的创立者为代表上台发言哩。 克洛泡特金自愿表示赞成“那些人的主张，他们号召全体俄国人民永久与齐美尔瓦尔得主义断绝关系。”这位传播无政府福音的使徒，急急忙忙加入于会场的右翼。他喊道，我们的失败不仅要使我们损失广大的土地和偿付多量的赔款，“同志们，你们必须知道，还有比这一切更糟的事情哩，就是：要给我们一个被征服国家的心理！”这位老国际主义者宁愿看见一个被征服国家心理产生于……国境以外！他提醒人家，当初被征服的法兰西是如何卑躬屈节于俄罗斯诸帝之前，——可是他没有预见到一个胜利的法兰西又如何卑躬屈节于美国银行之前，——他喊道：“我们要去过那种生活么？无论如何不！”全场都向他拍掌。接着他又说：何况战争开辟了灿烂的前途，“大家开始明白，我们必须在新的社会主义原则之上建立一个新生活……劳合·乔治近日的演说沾染了社会主义精神……在英国，在法国，在意国，发生了一种新的人生观，沾染了社会主义，——可惜是国家社会主义。”如果（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统）庞加莱，“可惜”尚未曾抛弃国家原则，那至少克洛泡特金已经公然接受国家原则了。他说：“我想，我们并非要侵占立宪会议任何权利，——我完全承认立宪会议有最后决定这种问题之权，——如果我们在这俄罗斯国家大会之中，大声表白我们愿望俄罗斯宣布为共和国。”克洛泡特金坚持要一个联邦共和国：“我们需要一个联邦，如同美国那样。”巴枯宁的“自由公社联盟”，堕落至于如此地步！结束时，克洛泡特金恳求道：“让我们最后互相约定，我们不再分化为这个戏院中左半边和右半边了……因为我们大家只有一个祖国，为了它，我们应当团结一起，必要时应当共同为它牺牲，不分左派和右派。”地主，资本家，将军，圣乔治骑士，所有不承认齐美尔瓦尔得的人，都给这位无政府使徒一阵热烈的欢呼，——这是他应当得到的。 自由主义原则惟有同警察制度结合起来，才能真实存在。无政府主义企图使自由主义脱离警察制度。但是纯粹的氧气是不能呼吸的，同样没有警察制度的自由主义也等于社会死灭。无政府主义既是自由主义的漫画式的阴影，便必须一般的分担自由主义的命运。阶级斗争之发展杀死了自由主义，也杀死了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同所有的教派一般，它的学说不是建立在人类社会真实发展之上，而是建立在其中一特点引伸至于荒谬程度之上，故当社会矛盾达到战争或革命之点时候，无政府主义便同肥皂泡一般破碎了。克洛泡特金所代表的无政府主义恐怕是国政会议一切幽灵之中最怪相的。 在西班牙，这个巴枯宁主义典型国家中，那些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那些所谓“秃头无字的”或纯粹的无政府主义者，形式上不问政治，事实上正在重复俄国孟什维克派政策。这些夸口否认国家的人，到了国家换了一点皮毛时候，就恭恭敬敬向国家的权力磕头了。他们警告无产阶级不要受政权所诱惑，自己却去出力拥护“左派”资产阶级的政权。他们一面咒诅议会主义毒疽，一面秘密的叫党徒投庸俗的共和派之票。西班牙革命无论如何发展，至少无政府主义要被它送进坟墓去的。 普列汉诺夫上台，全场热烈拍掌欢迎他；左派哩，尊敬他们的旧教师，右派哩，尊敬他们的新盟友。他代表俄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发言，此种马克思主义的眼光在这几十年中都不出于政治自由的界限以外。布尔什维克派认为革命刚刚开始之处；普列汉诺夫当便作是革命的终点了。普列汉诺夫一面劝告实业家“设法同劳动阶级和好，”一面教训民主派，“你们绝对必须与工商业阶级诸代表求得一致。”普列汉诺夫举出一件可怕的例子，就是“列宁的不幸的记忆力”竟低落到如此程度，乃至于号召无产阶级“立刻拿取政权。”国政会议需要普列汉诺夫做的正是这个“不可夺取政权”的警告，他临到革命时候，连一个革命家的最后的武装也抛弃了。 “俄罗斯历史人物”发言那一日，晚上，克伦斯基又请农业会和养马会一个代表上台发言，——也是一个姓克洛泡特金的人，也属于那个贵族旧家，这家的族谱如果是可信的，则比罗曼诺夫族更有权利做俄罗斯皇帝。这位封建贵族说道：“我不是社会主义者，虽然我很敬重真正的社会主义。但我看见了占夺，抢劫和强暴时候，我就不得不说……政府应当责令那些假冒社会主义招牌的人离开建国事业。”这个第二克洛泡特金显然是瞄准欠尔诺夫开枪的，并不是反对那些社会主义者，如劳合·乔治或庞加莱一流人。这个帝制党克洛泡特金，与他的本家无政府党克洛泡特金，一同反对齐美尔瓦尔得，反对阶级斗争和占夺土地——可惜依照习惯称之为“无政府”——也一同要求团结和胜利。可惜，会场记录未曾写明白，这两个克洛泡特金是否互相拍掌的。 人家在这个被仇恨所分裂的会场上侈谈团结，谈得如此之多，非至少实现一秒钟不可，——在那个不可免的象征的握手之中来实现。孟什维克报纸很快活得报告这件事情：“当布卜里可夫演说时候，发生一件事，给了全场的人以深刻的印象……布卜里可夫说：‘如果，昨天，一位高贵的领袖策列铁里向实业界伸出手来；那么我要使他知道，这只手不会虚悬在空中的’……布卜里可夫说完了以后，崔勒里就走到他身边，同他握手。暴风雨般的拍掌欢呼！” 那么多的拍掌欢呼！未免过多了一点。这幕戏演出以前一个星期。那布卜里可夫，一位铁路大亨，出席实业界家大会还痛骂过苏维埃领袖：“那些无耻的无知的家伙滚开去罢……所有赶我们走到毁灭去的人都滚开去罢！”他这几句话还有余音在莫斯科空气中。老马克思主义者梁赞诺夫，以工会代表资格参加会议，把这次握手比做里昂主教拉穆列的接吻，[4]比得很恰当。“立法会议中两部份人——不是工人和资产阶级，而是这派资产阶级和那派资产阶级——互相拥抱接吻，但接吻过后，双方斗争比前更加激烈了。”米留可夫非常坦白承认，这个团结，在实业家方面，“并非诚意的，而是一个将有重大损失的阶级的无可奈何的作为。有名的布卜里可夫握手，正是那种面和心不和的和解。” 会场大多数人果真相信握手和政治接吻的效力么？他们果真相信自己么？他们的感情是矛盾的，如同他们的计划。固然某些人的演说，尤其边区来的人的演说，还含有初期的热忱，希望，幻想。但在这样一个会议之中，左半边既然失望了，颓丧了，右半边又气愤填胸！那种三月初的回声就像一对夫妻求爱的情书于离婚诉讼时宣读出来的一般。这些政治家已经走向阴国去了，仍努力以虚幻的手段来保存一个虚幻的政制。死人一般冰冷的绝望气息，弥漫于此“活力”会议场中，笼罩着这些垂死人的检阅。 会议快结束时发生了一件事，表明在那个被认为团结一致和报国的模范集团中，即哥萨克中，也已有了深刻的分化。那加也夫，一个青年哥萨克军官，苏维埃代表之一，宣告说劳动的哥萨克并非与加雷定一致的。他说：在前线的哥萨克并不信任他们的首领。这是真的，但这抓着了此次会议之最痒处。报纸记载，此时是整个会议最骚动的一幕。左派热烈拍掌，还有人高喊：“革命的哥萨克万岁！”右派则气愤抗议：“你们要替这话负责的！”军官席上有个人叫道：“德国马克！”这话本是爱国主义最后的法宝，必然要拿出来，但此次仍有炸弹的效力。全场陷于极端骚扰之中。苏维埃代表跳起来，拿拳头威吓军官席上的人。有人叫喊：“挑唆者！”主席不断摇铃。“下一瞬间，好像就要打架了。” 这一切事情过后，克伦斯基在他的闭会辞中保证说：“我相信，而且知道，……我们成就了大家更能谅解，我们成就了互相更加尊敬……”二月政制的口是心非，以前未曾达到如此令人生厌的高度。克伦斯基自己也不能维持这个声调说下去，他在最后几句话中忽然爆发出恐吓和绝望的哀号。如米留可夫所形容的：“克伦斯基以一种断断续续声音，从歇斯底里的叫喊变为悲哀的啜泣，来恐吓一个幻想的敌人，用他那发焰的眼睛在全会场中寻找这个敌人……”其实，米留可夫比谁都更知道，这个敌人并非是幻想的。克伦斯基狂乱的说道：“今天，俄罗斯国的诸位公民，我再不做梦了……愿我的心变为石块……让那些花都干枯了罢，让一切为人类而做的梦都清醒了罢。（楼座有女人声音：‘不可以！’）这些花和这些梦，今天在这个演说台上被人践踏于脚底下。好的，我自己也要求来践踏。从此再没有这些东西！（楼座又有女人声音：‘你不能这样。你的心不许你这样。’）我把我的爱人类的心锁起来，把钥匙抛到远处去，我一心只想着国家。” 全场都惊呆了，这一次左右两方都惊呆了。国政会议的社会象征，以一个不可忍受的剧中独白告终。那个女人声音，替心头的花做辩护的，好像是一个求救的呼声，——和平的，不流血的，光辉的二月革命的S.O.S[5]舞台的幕终于落下来，遮盖了国政会议。 [1] 译者按，加尔穆克人是属于蒙古种的民族，生活于俄国南部（顿河和伏尔嘉河中间）及西伯利亚。 [2] 原音译为阿脱曼（ataman）。－C.R [3] 著者这里的优势是指杠杆平衡时，短臂的一端重量要“重”。—C.R [4] 译者按，法兰西大革命时，1792年7月7日，立法会议上，一个议员，里昂主教阿德里央·拉穆列，说了一篇激昂慷慨的话，感动得互相敌对的两派都流泪了，两派议员起来互相拥抱接吻，一个代表团由拉穆列自己领导跑去报告国王。但是当晚，人家就将这事情忘记得干净了，两派依旧冲突起来。 [5] 译者按，S.O.S.是英文save our souls（救我们的灵魂）之缩写，船舶遇险时用无线电呼救之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