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革命史
> ## 第十章 资产阶级与民主派角力 8月28日，冬宫正在惊惶如发热病时候，野蛮师师长巴格拉蒂翁亲王打电报报告科尔尼洛夫说：“土著士兵将要履行他们对于祖国的义务，他们在最高英雄指挥之下将流尽最后一滴血。”不过几个钟头之后，这师兵停顿下来了；到了8月31日，一个特别的代表团，由同一巴格拉蒂翁领导着，向克伦斯基表示本师绝对服从临时政府命令。这一切发生得不仅没有打一次仗，而且没有开一响枪；这师兵连最初的一滴血都未曾流过，不用说最后的一滴血了。科尔尼洛夫的士兵甚至不曾企图使用武器来开辟他们到达彼得格勒的道路。军官们不敢指挥他们这样做。无论何处，政府军队也未曾被迫用武力阻止科尔尼洛夫军队之前进。阴谋解体了，粉碎了，烟消云散了。 要明白这个，只须仔细看看互相斗争的各种力量就够了。首先我们必须指出——这并非意外的发现——主持阴谋的总参谋部仍是旧时帝制的总参谋部，仍是那些没有头脑的事务员，进行如此重大的事情，不能预先多想两步或三步。科尔尼洛夫虽然几个星期以前就定下暴动日子，但什么都未曾预见到或妥善地预算到。暴动准备之纯属于军事方面的，也是进行得很笨拙，疏忽而轻率。行动之前不久，甚至已开始行动，在组织和军官人选方面发生了复杂的变化。野蛮师准备给革命以第一个打击，这师连官兵共有1350人，却缺少600杆枪，一千支长矛和五百把佩刀。开始行动以前五日，科尔尼洛夫下令将此师扩充成军。这种办法，无论哪本教科书都不以为然的，显然是为了拿较高的薪俸来买好那些军官的原故。马丁诺夫写道：“有个电报说，缺少武器可以在泼斯可夫补充，但此电报，直至8月31日整个事业完全崩溃之后，巴格拉蒂翁才收到。”总司令部也直至最后一刻才从前方派教练官赴彼得格勒。接此委任的军官们，有大量金钱和包车给他们使用，但那些爱国英雄似乎并不着急去救国。二日之后，总司令部至首都之铁路交通被切断了，那些英雄大多数还未到达服务地点哩！ 但首都里面本有科尔尼洛夫派组织，共有二千人。这些阴谋分子，依照所负的特别使命，分为许多小团：有占夺装甲汽车的，有拘捕和谋杀苏维埃要人的，有拘捕临时政府的，有占据较重要的公共机关的。文伯格，军官同盟主席，我们早知道他这个人，他说：“原来假定克里木夫队伍开到时候，革命的主要力量已经被打破了，消灭了，无能为害了，克里木夫的责任就是恢复城内的治安。”在毛奇略夫的人固然认为这个计划是夸大的，他们把主要责任付托给克里木夫，但总司令部仍是期待共和中心那些部队能很认真帮助他。然而彼得格勒那些阴谋家，从未曾有个时候露过脸高声说过一句话，动过一下小指头；完全好像世界上未曾有他们这批人存在一个样。文伯格解释这个神秘颇为简单。好像是主持特务工作的海曼上校消磨那几个紧急的钟头于城外某处小旅馆中，而同时薛独灵上校和杜谢门蒂耶上校又“失踪了，什么地方都找不到他们，”前者直接受科尔尼洛夫委派，配合首都一切爱国团体的活动；后者则是军事部的主持人。哥萨克上校杜托夫本是要“假冒布尔什维克派”而行动的，他后来埋怨道：“我四处奔走……叫人到街上来，但没有人跟随我。”据文伯格说，指定做组织用的金钱，被主持其事的那些要人侵吞了，浪费于宴会上面。又据邓尼金说，薛独灵上校“逃到芬兰去，组织经费最后的残余都给他带走了，约有十万以至十五万卢布。”李沃夫，我们知道他在冬宫被押过，后来他说起有个秘密捐款者，正送一笔大款给某些军官，但到了约定之地，看见那些阴谋家如此喝醉了酒，以致他不肯付钱。文伯格自己认为若无此种真正讨厌的“意外事件”，那计划一定可以完全成功的。但问题仍旧在于：一个爱国的事业，为什么落入于酒鬼、败家子和叛徒等人之手呢？岂非因为每个历史任务都是动员那些适宜于此任务的人来执行么？ 关于人物方面，则从最高位起，阴谋一边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右派立宪民主党人伊志哥耶夫说：“科尔尼洛夫将军是最得人心的将军，……但是只在和平的人民之中，而不在士兵之中，至少不在我有机会观察的后方士兵之中。”所谓和平的人民，伊志哥耶夫是指那些，住在尼夫斯基大街上的人说的。对于一般民众，则无论前方或后方，科尔尼洛夫都是被当作异类的，被怨恨的，被仇视的。 科尔尼洛夫任命克拉斯诺夫为骑兵第三军军长；克拉斯诺夫是个帝制党，不久之后努力求做德皇威廉第二的臣属。他表示很惊讶，“科尔尼洛夫立下这样一个大计划，但他自己留在毛奇略夫，一个宫殿之内，由土耳其曼人和突击队拱卫着，好像他不相信自己会成功的。”法国记者克罗德·安涅问科尔尼洛夫：当那紧急时候自己为什么不到彼得格勒去呢？这位阴谋首领回答道：“我病了。我害了很重的虐疾，没有平时那种精力。” 这类不幸的偶然事件实在太多了：每逢一件事情预先注定归于失败时候，总是这样的。阴谋者的情绪摇摆于沉醉时的傲慢（不承认有任何障碍）和完全的屈服（于第一个真实的障碍面前）中间。讨厌的并非是科尔尼洛夫的虐疾，而是更深刻，更致命，更不可救药得多的病症，它麻痹了有财产的阶级的意志。 立宪民主党人庄重否认科尔尼洛夫方面有任何反革命意向，——他们所谓反革命乃指恢复罗曼诺夫皇朝而言。好像问题的争执就在这里！科尔尼洛夫的“共和主义”毫不能阻止帝制党人卢考姆斯基与他携手并进，也不能阻止“俄罗斯人民联合会”主席，黑色百人团员，临斯基·高萨可夫于暴动之日致电科尔尼洛夫：“我诚心祈祷上帝帮助您拯救俄罗斯。我愿完全供您驱策。”拥护帝制的黑色百人团，绝不会为共和旗那样的小事情所窘的。他们明白科尔尼洛夫的政纲是出于他自己，出于他的过去，出于他的哥萨克制服，出于他的社会关系和财政来源，首先出于他诚实的要割断革命喉管的决心。 科尔尼洛夫在他的告人民书中自命为“农民之子”，他的暴动计划则完全立足于哥萨克兵和山居民族上面。派去进攻彼得格勒的队伍之中没有一队是步兵。这位将军并不接近于农民也不想同农民接近。固然在总司令部，有个土地改革家，一位“教授”，他准备许给每一士兵以幻想的土地亩数，但为此问题准备的宣言甚至还不公布哩。将军们不敢拿土地改革来煽惑农民，只因他们害怕吓坏了和惹厌了地主，——而这个害怕是很有理由的。 毛奇略夫地方一个农民塔对希，仔细观察了那几日总司令部周围的情形，他作证道：士兵和村人中间没有一个肯信科尔尼洛夫将军的告民众书。他们说：“他想夺取政权，但没有一字说到土地，也没有一字说到终止战争。”对于那些有关生死的问题，群众在这革命六月当中已经晓得如何去寻找自己出路了。科尔尼洛夫要民众打仗，要民众保卫将军的特权和地主的财产。他不能给民众什么，民众也未曾期待他什么。他不能依靠农民出身的步兵——这是阴谋者自己预先明白的，——他更不能依靠工人，这就表明科尔尼洛夫一派人之失去社会基础了。 总司令部的外交官特鲁别茨哥衣亲王，描写政治力量的境况，在许多方面是正确的，但有一点错误。说是民众冷淡，“准备屈服于任何打击”，则我们看不到这个冷淡的踪影。恰好相反，群众好像在等待着这个打击，而起来表示他们内心深处含有多少的魄力及自我牺牲精神！估量群众情绪时犯了这个错误，就使其他一切估计都化为灰尘了。 阴谋是那些分子领导的，他们向来不习惯于做什么事情，而且不能做什么事情，倘若没有下层士兵，没有工人劳力，没有做炮灰的材料，没有传令兵，勤务后，办事员，司机，信差，厨子，洗衣匠，拌道工，电报生，马夫，车夫等等。但是所有这些小人物，无人注意的，无穷数量的，不可缺少的，——都是拥护苏维埃而反对科尔尼洛夫。革命是无所不在的。它钻入一切处所，缠绕着阴谋。它到处生着眼睛，耳朵和手。 军事教育的理想，就是使得士兵一举一动在军官没有看见时候同在军官看见时候都是一个样。但是1917年俄国海陆士兵，即使在长官眼前也不肯执行正式命令了；他们热心的奉行革命的命令，有时命令未到，他们就已自动地做好了。无数替革命服务的人，替革命当侦探，传情报，作战士，他们并无须人家督促，也无须人家监察。 形式上说，阴谋之肃清是政府做的，执行委员会帮助它。事实上，斗争是在完全不同的路道上进行。正当克伦斯基在“超人的责任”重压之下孤独地于冬宫内走来走去时候，防卫委员会，亦称革命军事委员会，则在进行大规模的活动。一清早就有训令由电报传给铁路邮政和电报工人以及士兵。那日丹报告说：“一切军队行动皆应归临时政府指挥，但须有防卫委员会副署之命令。”把修饰的字眼除开，这话就是说：防卫委员会以政府之名指挥军队。同时也采取种种办法去捣毁彼得格勒城内科尔尼洛夫派的巢穴。军事学校和军官组织之中曾有搜查和逮捕之事。“委员会”的手处处都可以觉到。人家很少注意或简直不注意什么总督。 下层苏维埃组织方面也不等待上层来号召。主要的工作集中在工人区里。正当政府徘徊不定和执行委员会与克伦斯基之间反复谈判的那几个钟头之内，各区苏维埃相互间更加接近了，而且决议：宣布各区间会议继续开着；派代表参加执行委员会组织的参谋部；成立工人自卫军；各区苏维埃监督政府特派员；组织飞巡队去捉拿反革命派鼓动家。总而言之，这些决议不仅是侵占了很大部分政府的职权，而且侵占了彼得格勒苏维埃职权。时势的演变迫得苏维埃上层机关缩小权限而使下层有更多的活动余地。彼得格勒各区之走上斗争舞台，立刻就改变了斗争的规模和方向。苏维埃这个组织形式具有不可穷尽的活力，又一次在经验上证明出来了：虽然被上层妥协派领袖所麻痹了，但到生死关头，受了群众的压迫，苏维埃仍旧从下层再生出来。 在各区布尔什维克派领袖看来，科尔尼洛夫的叛乱一点也不是出乎意外的事情。他们预先见到了，预先警告过；他们首先出现于自己的岗位上。8月27日在两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索可尼可夫就宣布：布尔什维克党已采取了种种适宜的办法，为的告知民众以危险情势并准备防卫；布尔什维克派宣布，他们愿意将他们的军事工作与执行委员会所设机关相调整。布尔什维克派军事委员会某次夜间会议上——此会议有许多队伍代表参加——决定要求逮捕一切阴谋家，武装工人，派遣士兵教练工人，保证以下层民众保卫首都，并同时准备创立一个工人和士兵的革命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全城卫戍军中召集会议。教士兵们执枪待命，一有警报便出来作战。 苏汉诺夫写道：“布尔什维克派虽占少数，但革命军事委员会显然可见的是受他们领导的。”他以如下的话解释此点：“委员会若要认真行动，就不得不以革命手段来行动，”至于革命行动，“那惟有布尔什维克派有真实的办法”，因为群众是跟随他们的。斗争的紧张无论何时何处都提拔了最积极的和最勇敢的分子。这种自动的选择必然抬高了布尔什维克派地位，加强了他们的影响，集中了发动力在他们手里，事实上给予他们领导权，连他们占少数的组织也要受他们领导。愈加接近各区，接近工厂，接近兵营，则布尔什维克派的领导权就愈加完全，愈加没有疑问。党的一切支部活动起来了。大工厂的各工场中组织了布尔什维克派的不断值勤制度。党的区委员会中，则由小企业支部代表轮流值日。形成了一条线索，从下而上的，将各工场支部，通过区委员会，一直联系于党的中央委员会。 受了布尔什维克派及其领导的团体之直接的压迫，防卫委员会承认可以武装个别的工人队伍来保卫工人住宅，作坊和工厂。群众所要的正是这个承认。在各区，据工人报纸说，立刻出现“一队队的人热心加入赤卫队”训练，以练习射击和使用武器来开始。有经验的士兵派来做教练。29日，差不多各区都成立赤卫队。赤卫队宣布他们已成立了一支军队，有四万来福枪，可以作战。没有武装的工人也组成队伍，担任挖掘战壕，架设铁丝网和建筑防卫工程。新总督帕钦斯基——他接了萨文可夫的职务，克伦斯基不能保持他的同谋者的位置至三天以上——不能不以特别通告承认，为保卫首都需要建筑防御工程时候，“几千工人自告奋勇，不要求报偿。以自己的劳力，几点钟之内成就了伟大的事业，若无他们帮助，这种事业需要好多天的工作。”但这并不能阻止帕钦斯基，学了萨文可夫的榜样，禁止布尔什维克派报纸出版，——那是工人视为自己所有的唯一的报纸。 那个普地洛夫大工厂成了彼得霍夫区抵抗中心。那里，战斗的队伍迅速组成了，工厂日夜作工，新大炮制造出来以便组成无产阶级炮兵师。工人弥尼乔夫说：“那几天，我们每日做16小时工……我们一起制造了一百尊大炮。” 新组织的“铁委”（全俄铁路工人执行委员会）立刻得到火的洗礼。铁路工人有特别理由害怕科尔尼洛夫胜利，因为科尔尼洛夫政纲中有一条要在铁路上实行戒严法。这里下层群众也是远超过他们的领袖的。铁路工人拆散了轨道，筑下了障碍物，阻止科尔尼洛夫军队过去：战争经验有用得很！他们也采取了种种手段，使阴谋中心毛奇略夫陷于孤立，来往司令部都受阻挡。邮电工人把总司令部的电报和命令扣留下来，或将原件或将副本送给防卫委员会。将军们在战争几年中习惯于将运输和交通看作技术的问题，他们现在才发觉这些乃是政治的问题了。 工会更不肯政治上守中立，无须等待人家邀请就站立在战斗岗位上。铁路工会把会员武装起来，派出沿路检查。挖掘铁轨，守卫桥梁等。工人们以其热情和坚决推动那个较官僚气的和较温和的“铁委”前进。金属工会以其无数的办事人员和一笔大款交给防卫委员会使用。汽车司机工会贡献委员会以技术的和交通的便利。印刷工会设法于几点钟之间出版了星期一的报纸，好让民众知道事变，同时使用最有效的方法来监督出版机关。叛乱的将军一跺脚，地底下就钻出兵来，然而钻出来的兵乃是他的敌人的军队。 彼得格勒周围，邻近的卫戍军中，铁路大站中，舰队中，——工作日夜进行：人们检查自己的队伍，武装工人，派出巡罗队视察道路，与邻近区域以及斯摩尼学院建立交通。防卫委员会的工作很少是发动群众和号召群众，而仅仅是登记群众的活动而指导之罢了。它的计划时常是群众先已干过了。抵御将军们叛乱之工作，变成了巢灭他们。 在赫尔辛基，一切苏维埃机关召集大会，设立了一个革命委员会，特派代表去监督总督，司令，特务机关及其他重要机关。从此以后，没有这个革命委员会署名，一切命令都不生效力了。电话和电报受了监督。驻在赫尔辛基的一团哥萨克兵的正式代表团——主要是军官——声明他们守中立：他们是秘密的科尔尼洛夫派。第二天，一个哥萨克兵到委员会来，声明全团士兵都反对科尔尼洛夫。哥萨克代表第一次加入苏维埃。此事同其他的事情一样，阶级冲突激烈，推动军官更向右倾，而士兵更向左倾。 喀琅施塔得苏维埃此时完全养好七月间的伤痛了，发出一个通电说：“喀琅施塔得卫戍军决定一得到执行委员会命令就要一致地出来保卫革命。”喀琅施塔得的人那几日还不知道：保卫革命就是保卫他们自己免受毁灭的；——那时候他们只不过能猜想到一点罢了。 七月事变之后不久，临时政府就决定撤退喀琅施塔得要塞驻军，认为那里是布尔什维克派的巢穴。这个手段是得到科尔尼洛夫同意的，但官方解释此手段是出于“战略上的必要”。水兵们觉到其中有什么诡计，便反抗撤退。克伦斯基自己骂科尔尼洛夫是叛逆之后，写道：“关于司令部有叛逆行为之传说，在喀琅施塔得生了很深的根，以致每次要撤退炮兵都引起那里的群众猛烈反对。”如何消灭喀琅施塔得，政府是要科尔尼洛夫去计划的。科尔尼洛夫定了这样的一个计划：占领了彼得格勒之后，克里木夫将军应当立刻遣派一旅炮兵到奥兰宁堡去，以岸上开炮轰击之威吓，要求喀琅施塔得卫戍解除要塞武装，移驻陆地上来，那些水兵然后在陆地遭受成群屠杀。然而当克里木夫执行政府委托他的职务时候，政府已不得不请求喀琅施塔得的人来救护它以抵御克里木夫了。 执行委员会打电话给喀琅施塔得和维包格两地，要求派遣大批队伍到彼得格勒来。29日早晨队伍开始到了。那主要是布尔什维克派的队伍。执行委员会的号令要能生效，必须经布尔什维克派中央委员会认可。较早一点，28日中午，奉了克伦斯基一道好像是谦逊请求的命令，巡洋舰曙光号水兵负起了保护冬宫的责任。这条船上有一部分水兵此时还关在克列斯蒂监狱哩，为了他们参加七月示威。水兵们服务余暇，会到监狱来探望关在其中的喀琅施塔得水兵，以及托洛茨基、辣斯可尼可夫及其他诸人。探监的人问道：“现在不是逮捕政府的时候么？”回答：“不，还不是。我们应当利用克伦斯基做炮架射击科尔尼洛夫。以后我们再解决克伦斯基。”在六月间和七月间，这些水兵并不很注意革命的战略；他们在不到两个足月中学得很多了。他们提出这个逮捕政府问题，宁可说是为了考验自己和澄清自己的意识。他们自己开始把握着事变之间那种必然的演变。他们七月上半月受人打击，判罪和诬蔑；八月底受人付托保护冬宫以抵御科尔尼洛夫派；十月底则要以曙光号的大炮来轰击冬宫了。 但水兵们虽然肯拖延一个时候再同二月政制算总账，却不愿再容忍一日他们上头的科尔尼洛夫派军官了。七月事变之后，政府派来指挥他们的那些军官，差不多都是切实的站在阴谋者方面。喀琅施塔得苏维埃立刻罢免了政府派来的要塞司令而代之以自己派的司令。妥协派现在再不叫喊什么喀琅施塔得共和国分离独立了。然而事情并非处处都限于罢免旧军官就了事：有许多地方发生了流血的冲突。 苏汉诺夫说：“在维包格，那些将军和军官被疯狂而慌张的海陆士兵鞭打至死。”不，这些士兵群众并不疯狂，他们当时也谈不上慌张。29日早晨，“波中”（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打了一个电报给维包格司令沃兰诺夫斯基将军，叫他通知卫戍士兵以总司令部叛乱消息。司令把这电报扣留了一天，人家问他有什么新闻，他说没有得到消息。后来那个电报给水兵们搜出了，赃证当前，那个司令就宣布自己是拥护科尔尼洛夫的。水兵们拿枪把他打死，此外还杀了两个军官，他们宣布与司令同党。水兵们要求波罗的海舰队诸军官，签字宣言尽忠于革命；战舰彼得保罗号上四个军官不肯签字，而且自承为科尔尼洛夫派，全体水兵遂决议立刻把他们枪毙了。 海陆士兵此时遭遇致命的危险；不仅彼得格勒和喀琅施塔得，而且全国的卫戍军，都要受血淋淋的清洗。从他们上头那些又突然大胆起来的军官的行为上，从那些军官的声音和顾盼上，海陆士兵都能明白预见到：如果总司令部胜利，有什么命运等待他们。在那些气氛特别紧张的地方，他们急忙截断敌人的道路，以士兵举行的清洗来预防军官举行的清洗。大家知道，国内战争有其自己的法律，从未被视为同人道慈悲的法律一个样。 齐赫泽立刻打电报给维包格和赫尔辛基责斥自由处决的事情，认为是“对于革命的致命打击。”克伦斯基方面也打电报给赫尔辛基说：“我要求立刻停止那种令人厌恶的强暴行为。”这种自由处决的单零案件，——不要忘记，整个的说，革命就是一种自由处决的事情，——如要探究其政治责任，则在此时候是应归政府和妥协派负责的，他们遇到危险便来求救于革命的群众，为的以后再把群众交付于反革命的军官。 同在莫斯科国政会议中害怕军人叛乱随时都有爆发的危险时一样，现在与总司令部决裂之后，克伦斯基又来请求布尔什维克派“去影响士兵出来保卫革命”了。然而召布尔什维克派水兵来保卫冬宫之时，克伦斯基并不释放他们的同志，那些为七月事变坐牢的人。苏汉诺夫关于此事写道：“阿列克谢耶夫和克伦斯基交头接耳，而托洛茨基还关在牢内，这种局势是绝对不能忍受的。”不难想像，拥挤的监狱中情绪如何激昂。海军准尉辣斯可尼可夫记道：“我们大家都气愤填胸反对临时政府，它在如此危急的日子，……还把革命家如托洛茨基监禁在克列斯蒂狱中不能做事……散步中，我们几个一起兜圈子时，托洛茨基说道：他们是何等怯懦呀。他们应当立刻宣布科尔尼洛夫不受法律保护，如此凡是尽忠于革命的士兵都能觉得他有权利结果科尔尼洛夫。” 科尔尼洛夫军队若进彼得格勒，首先在狱中的布尔什维克派逃不了屠杀。预备带前锋队进城的巴格拉蒂翁将军，奉了克里木夫的命令，特别要他“防守监狱和看守所，无论如何不让囚犯逃出去。”这是一个共同商定的纲领，四月事变之后米留可夫所授意的：“无论如何不让他们逃出去。”那几日中，彼得格勒城里没有一个会议不通过决议案要求释放七月犯人。一批一批代表派到执行委员会去，执行委员会又派领袖到冬宫谈判去。不成功！克伦斯基在此问题上之固执，是最引人注意的，因为在起初一天半或两天之中，他已认为政府地位全无希望，所以他就来充当牢头狱卒，——禁闭着布尔什维克派，好让将军们绞死他们。 布尔什维克派领导的群众，一面与科尔尼洛夫作战，一面毫不信任克伦斯基，这是绝不奇怪的事情。在他们看来，问题并不是保卫政府，而是保卫革命。因此他们的斗争就愈加坚决和尽力。对于叛军之抵抗，从铁轨上生长出来，从石头里生长出来，从空气中生长出来。克里木夫所到的鲁加车站，铁路工人顽强拒绝开动军车，托辞没有机车。哥萨克兵也感到立刻被鲁加卫戍军中武装的士兵包围起来了；那里共有二万卫戍军。没有冲突，但有着更危险得多的事情：互相接触，交换竟见，混杂一起。鲁加苏维埃来得及把政府解除科尔尼洛夫职权之命令印出来，在哥萨克兵中广大散布。军官们努力劝告哥萨克兵不要相信鼓动者的说话；但需要这个劝告，就已经是一个不祥的兆头了。 奉到科尔尼洛夫的继续进军命令，克里木夫便以刺刀来威吓，限令于半个钟头之内备好机车。这威吓似乎有效力的：虽然过了限定时间，机车居然备办好了；但虽如此，仍是不能开动的，因为前面路轨损坏了，而且车辆拥挤着，非24个钟头整顿不好。为的避免受宣传影响使军心涣散起见，克里木夫遂于28日晚上下命令将他的队伍调至离鲁加若干里地方。但是那些鼓动家立刻在乡村出现了。那是一些工人，士兵和铁路人员，——无法躲避他们，他们处处都有。哥萨克兵甚至开起会来。如此，克里木夫在鼓动袭击之下，咒诅自己的无能，等待着巴格拉蒂翁到来。铁路工人此时也正在阻止野蛮师前进：那几个钟头内，这师人也正受着最可惊的精神上的攻击。 不论妥协的民主派本身如何软弱，甚至怯懦，他们与科尔尼洛夫斗争时又部分地依赖那些群众势力，仍然在他们面前开辟了不可穷尽的活动泉源。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派并不以为自己的任务是在以公开的战争去打败科尔尼洛夫的军队，他们是要把那些军队拿到自己一边来。这是对的。循此路线来实行“妥协手段”，布尔什维克派也没有异议；这本是布尔什维克派的根本方法。布尔什维克派不过要求，在鼓动家和折冲家[1]背后，须有武装的工人和士兵准备好等着罢了。为的从精神方面去进攻科尔尼洛夫军队，忽然发现了许许多多的手段和方法。譬如派了一伊斯兰教代表团去见野蛮师，代表之中有土著要人，他们自行告白，为首的有那个有名的落弥尔的孙子，他的祖父曾英勇地保卫高加索反对俄国皇帝。那些山居的人绝不会容许他们的军官逮捕代表团的：那是违反了古时传下来的待遇宾客的习俗。谈判开始了。不久也就开始完结了。科尔尼洛夫手下的将官，为要解释此次进军，便说起德国奸细的暴动，据称此时正在彼得格勒开始，但那些代表们才直接从首都来的，不仅否认有此暴动，而且有文件在手证明克里木夫就是一个反叛，现在正带兵进攻政府。科尔尼洛夫的军官如何回答呢？ 在野蛮师师部车厢上，士兵们插了一面红旗，写着“土地和自由”。师长命令把旗卷起来，——“纯为避免与铁路信号旗混杂了，”如那位中校所客气解释的。师部士兵们不满意于这个怯懦的解释，便把那位中校逮捕了。难道总司令部说错了么：他们说这些山居的高加索人不管屠杀的是什么人？ 第二天早晨，一位上校奉了科尔尼洛夫的命令到克里木夫司令部来，要他集合他的全军，迅速的向彼得格勒前进，“出其不意的”占领了它。总司令部人显然还在努力闭着眼睛不看事实。克里木夫回答：他的一军人分散于几条铁路之上，而且有些地方士兵已经离开火车了，现在他只能调动八连哥萨克兵，铁路又损坏了，车辆拥挤，设下障碍物，非步行不能再向前进了，至于出其不意占领彼得格勒，那是谈不到的，现在首都及其近郊，工人和士兵已经武装起来了。事情更加麻烦了，即是克里木夫部队本身也没有可能来实行“出其不意的”进军了。士兵们觉得有什么不好的事情，于是要求解释。必须报告他们关于科尔尼洛夫和克伦斯基之冲突，——即是说必须把士兵会议正式列入于议事日程。 恰在这个时候，克里木夫发布了一个命令，其中说：“今晚我从总司令部和彼得格勒得到情报，说叛乱已经开始于彼得格勒……”这个欺骗的话，意在替那业已完全公开反对政府的军事行动做辩护。8月29日，科尔尼洛夫自己有一命令说：“从荷兰来的情报，告诉我们：一、几日之内，全线同时发动进攻，意图击溃和冲散我们的正在解体的军队；二、芬兰准备一个暴动；三、第聂伯河和伏尔加河上的桥梁要被炸断；四、布尔什维克派在彼得格勒组织暴动。”这些“情报”，萨文可夫在23日就引用过了。这里提起了荷兰，只为的迷人耳目。由种种证据，知道这文件是法国军事团制造的，或参加制造的。 同日，克伦斯基打电报给克里木夫：“彼得格勒完全安静，不会有示威。你的一军人无需要开来。”克伦斯基自己的戒严令公布出来才会激起示威。如今政府既然延缓了它的挑唆，克伦斯基自然完全有理由断定：“不会有示威”了。 没有出路，克里木夫不顾一切带着他那八连骑兵向彼得格勒进发。这不过是尽其心意的一种姿态罢了，自然没有一点结果。离开鲁加几里路，碰到一些前哨兵，克里木夫就回头了，连仗都没有打。关于这个唯一的而且完全幻想的“战役”，骑兵第三军长克拉斯诺夫后来写道：“我们应当以86连骑兵的力量去打击彼得格勒，然而我们只用八连柔弱的骑兵，其中一半还没有官长哩。我们不用拳头去打，只用小指头去敲一下。小指头敲痛了，但是被我们敲着的人毫不觉痛。”其实连一个小指头也未曾敲过哩。没有一个人感着什么疼痛。 那几天，铁路工人尽了他们的责任。科尔尼洛夫的军队很神秘地走错了路。本团不能与本师会合。炮兵走到断头路去了，指挥部和指挥的部队隔断了联系。所有大车站都设了苏维埃，铁路工人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电报工人通知他们以一切新闻，活动和变化。电报工人也扣留科尔尼洛夫的命令。凡是不利于科尔尼洛夫派的消息，立刻被誊写了，散布了，张贴了，从这人嘴里传到那人嘴里。机器工人，扳道工人，加油工人都成了鼓动家。科尔尼洛夫的军队就是在这种空气之中前进的，或在这种空气中停顿下来的，——那就更加糟糕。指挥部不久就觉到大势没有希望了，显然不忙着前进，他们的消极正好促进交通机关的反阴谋工作。克里木夫的部队，便是如此分散于八条不同铁路的车站上和支线上了。你如果在地图上探究科尔尼洛夫军队之命运，你就可以觉得那些阴谋派是在铁路线上玩捉迷藏把戏的。 克拉斯诺夫将军写下他在8月29日夜间所见，说道：“我们差不多处处看见同一样的景象。在轨道上，或车厢内，或黑马或栗马身旁鞍子之上（那马时常垂下头来望望他们，）那些骑兵站着或蹲着，他们之中还有个穿步兵大衣的人在那里指手划脚。”这种“指手划脚人物”愈来愈多。无量数的代表团继续从彼得格勒方面来，他们是奉令来抵御科尔尼洛夫的各团军队的：在打仗之前，他们要把事情说明白。革命的队伍很有信心，希望事情无需打仗就可解决。这个希望果然证实了：哥萨克兵欢迎他们来。本军交通队要扣下一架机车，送代表至各铁路线上去。人家要向一切部队解释现时局势。会议开个不停，开会时大家都叫喊：“他们欺骗了我们！” 克拉斯诺夫又说：“不仅是师长，连团长也不知道：属下各营各连确在何处。……粮食和饲料之缺乏自然更加激恼了士兵。士兵们……看见了周围这般莫名其妙的纷乱，于是开始逮捕他们的指挥和军官。”苏维埃组织了自己的司令部，派一个代表团来报告说：“联欢很快地进行……我们深信冲突之事可以认为了结了。各方面都有代表派来……”士兵委员会代替了军官来指挥部队。军代表苏维埃不久就成立了，派了40个人组织一个代表团去见临时政府。哥萨克兵开始大声宣布，他们只待彼得格勒有命令来，就要逮捕克里木夫及其他军官。 史丹开维奇描写了他在路上所见的景象，当他30日同魏延斯基出发往泼斯可夫去时候。他说，在彼得格勒，人家以为皇村已被科尔尼洛夫派占据了；但那里简直没有人。“在喀琴那，没有人，……在鲁加路上，没有人；在鲁加和平而安静，……我们到那个乡村，据说军司令部驻在那里，……空空如也，……我们听人说，一清早，哥萨克兵就离开了，向那与彼得格勒相反的方面走去。”暴动滚回去了，粉碎了，没入地中了。 但是冬宫里，人家还在惧怕敌人哩。克伦斯基要同叛军司令部进行谈判。这个办法，他认为比较下层“无政府主义的”发动更有希望些。他派代表来见克里木夫，“以救国之名”，请克里木夫来彼得格勒，他的荣誉保证这位将军平安无事。将军各方面受了压迫；头脑完全糊涂了，自然急忙接受这个邀请。哥萨克兵也派了一个代表团，跟在他的后面到彼得格勒来。 前线并不拥护总司令部。惟有西南前线有较认真的举动。邓尼金的司令部及时的采取了种种预备的步骤。司令部的不可靠的卫兵，用哥萨克兵来接替了。印刷机关于27日夜里被占据。司令部企图如意操纵时局，甚至禁止前线委员会使用电报。但这幻想只有几个钟头寿命。各部队代表开始到委员会来，表示拥护委员会。装甲汽车出现了，还有机关枪和野战炮。委员会立刻实行监督司令部的活动，除了与敌军作战事务外一切都要干涉。28日三点钟，西南前线的权力完全操在委员会之手了。邓尼金哭道：“国家前途从未曾如此黑暗的，我们的无能也从未曾如此令人难堪而可耻的。” 其他前线，事情没有如此有声有色：前线司令只要看一看，就觉得了士兵们的好感如潮一般涌向临时政府特派员。29日早晨，表示忠诚之电报纷纷打到冬宫来了：绥巴乔夫将军从罗马尼亚前线打来，瓦鲁也夫将军从西方前线打来，普列瓦尔斯基将军从高加索前线打来。北方前线司令是人所共知的科尔尼洛夫派，克蓝波夫斯基，那里，史丹开维奇任命了一个名叫萨味茨基的人做自己的代理人。史丹开维奇自己写道：“萨味茨基当时很少知名，他恰在冲突时候得到电报委任，就能够号令各种士兵，无论是步兵，骑兵，传令兵，甚至军官学生；无论什么命令都行得通，那怕是要逮捕司令，而且各种命令都很迅速被奉行的。……”毫无困难的，克蓝波夫斯基将军被免职，而代之以朋希·布鲁也维趣将军。经过他的兄弟，一个有名布尔什维克之介绍，这位新司令后来是首先替布尔什维克政府服务的将军之一。 军人派南方支柱，顿河哥萨克统领加雷定，遭遇的命运稍微好些。在彼得格勒，人们传说，加雷定正在动员哥萨克人，前线哥萨克队伍正开往顿河去同他联合。而其实，据某传记家说，这位统领此时“正在骑马从这乡村到那乡村，远离铁路线……和和平平的同乡下人说话哩！”加雷定的行动比革命派方面所想像的，的确谨慎得多了。他早就知道了公开叛乱的日子，他恰好选择这个时候到乡下去“和平”巡视，为的在那紧急的几日不受电报或其他骚扰，同时又可以考察哥萨克人的情绪。27日他在路上打电报给他的代理人波加也夫斯基说：“必须以一切手段和力量拥护科尔尼洛夫。”然而恰在此时，他同乡下人直接谈话证明了，既无手段，又无力量：那些种田的哥萨克人简直不想暴动以拥护科尔尼洛夫。到了叛乱显然要失败了时，顿河区那个所谓“军政府”便决定不表示意见，“直至真实的势力关系看得清楚时候。”感谢这种诡计，顿河哥萨克诸统领才能及时地跳到旁观地位去。 在彼得格勒，在莫斯科，在顿河，在前线，在科尔尼洛夫派遣军一路所过之处，这里，那里，无论什么地方，科尔尼洛夫都有同情者，党徒，朋友。若是照电报，祝辞和报纸论文来判断，他们的人数似乎很多的。但奇怪得很，现在到了应该出头露面时候，他们反而销声匿迹了。在好多情形之下并非出于个人怯懦。科尔尼洛夫派军官之中很有些勇敢人物。但是他们的勇敢无用武之地。群众一经动起来，单独的人物就难于在事变之中发生作用。不仅大工业家，银行家，教授，工程师，甚至学生和有作战经验的军官，也觉得被人推开了，排挤了，摒诸门外了。他们好像坐在包厢里静看事变向前发展。他们同邓尼金将军一样，没有别的事情好做，只好咒诅着自己的令人难堪而可耻的无能罢了。 8月30日，执行委员会发给各级苏维埃以可喜的消息说：“科尔尼洛夫军队完全涣散了。”他们一时间忘记了科尔尼洛夫进行这次事情，是选择那些最爱国的，最有战斗精神的，最不受布尔什维克派影响的部队。军心涣散之过程在于这个事实，即士兵们决然停止信任他们的军官了，发觉军官是敌人了。拥护革命以反对科尔尼洛夫之斗争，表示军队涣散之更深一层。这恰好是人们所攻击于布尔什维克派的。 将军老爷们终于得到一个机会来证验革命所具有的抵抗力；在他们看来，这个革命是如此脆弱和衰疲的，当初不过偶然战胜了旧制度而已。自从二月革命以来，每有机会，那些夸口的军人总爱说一句话：“给我一团有力的军队罢，我要拿点颜色给他们看看。”二月底，哈巴洛夫将军和伊凡诺夫将军之经验，没有教训了那些大言不惭的战士，他们打了仗之后才拿出来拳头示威。那些文人战略家，也常常与他们同唱这个曲调。代表大资本的十月党人雪特洛夫斯基断言，二月间首都若有“一支队伍，人数不一定特别多，但有纪律和战斗精神，则几天之内就可以把二月革命镇压了。”有名的铁路巨头布卜里可夫写道：“前线调来一师有纪律的军队就足够彻底粉碎暴动了。”身与其事的许多军官，对邓尼金说：“若有一营强硬的军队，由一个知道自己要求的军官统带着，就可以彻头彻尾改变了局势。”古契柯夫做陆军部长时代，克里木夫将军从前线来找他，提议“带一师军队来肃清彼得格勒，——自然不是不流血的。”这件事情没有实行，纯然因为“古契柯夫不同意”。最后，萨文可夫为了未来“执政局”利益，也准备下他自己的“8月27日”，他断定两团人就绰有余裕，将布尔什维克派碎为灰尘了。现在命运藉那位“高兴而快活的”将军之身给这些文武老爷以一个良好的机会了，让他们证验一下，他们那种英雄计算是否合于事实。没有打击一下，低着头，惭愧而屈辱，克里木夫来到冬宫。克伦斯基没有放过机会，同他串演一出有声有色的戏剧，——这出戏之易得成功是预先有了保证的。从总理办公室回到陆军部来，克里木夫便以一响手枪了结自己的一生。他的“不是不流血地”扑灭革命之企图便是这样结束了。 在冬宫，人们松了一口气，看见含有重重困难的事情，得到了顺利的结果。人们于是赶紧回到议事日程去，——即是继续那中断了的事情。克伦斯基自任为总司令：为了保持他与旧将军们政治联络起见，他确难找到比自己更适宜的人物。他选任阿列克谢耶夫做总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两天之前几乎要做内阁总理了。这位将军迟疑了一下，同他的朋友们商议了之后，才接受这个任命，但并非没有扮着不屑神气，——如他对自己的人解释的，他的目的是在以和平手段解决此次冲突。沙皇尼古拉·罗曼诺夫兼任总司令时，是他当总参谋长，如今在克伦斯基治下他又来供旧职了。这是可惊讶的事情！克伦斯基后来解释这个可惊讶的任命，说道：“阿列克谢耶夫与总司令部人员接近，对于高级军官有巨大的影响，惟有他才能成功使军权从科尔尼洛夫手里和和平平的移转至新人手里。”事实恰好相反的。阿列克谢耶夫是阴谋者之一，任命他，只能鼓励阴谋者继续抵抗，倘若还留有一点抵抗可能性的话。其实，在叛乱失败之后，克伦斯基之提拔阿列克谢耶夫恰与叛乱开始时之任命萨文可夫出于同一理由：不惜任何代价必须保留通到右边去的桥梁。这位新任总司令，认为恢复他与将军们的友谊，现时是特别需要的。纷乱之后必须建立坚固的秩序，因之需要一个加倍强硬的政权。 在总司令部方面，两日前那种乐观，现在毫无踪影了。那些阴谋者正在找寻一个退守的方法。一个电报打给克伦斯基，说科尔尼洛夫“为了战略上形势原故”，愿意和平的交出军权，只要他得到保证，“将有一个强硬的政府组织起来。”投降者在这个大的最后通牒之后附了一个小的最后通牒：他，科尔尼洛夫，认为“军队最必需的将军们及其他人才，一般是不可以逮捕的。”克伦斯基快活起来，立刻进一步去迎合他的仇敌，遂用无线电宣布：科尔尼洛夫将军的命令，关于对敌军军事行动的，大家都应遵守。同日科尔尼洛夫自己写信给克里木夫道：“世界历史上一件空前绝后的事情：一位司令被告反叛祖国，正为此罪要受法庭审判，却接到一个命令，要他继续指挥军队。……”克伦斯基这个懦弱的新表示，立刻燃起了阴谋者的希望，他们还害怕自己太便宜出卖了哩。科尔尼洛夫几点钟之前虽有电报声明“在这可怕的时机”不容许内部冲突，如今恢复了一半权利之后，又派两个人去见加雷定，要求他“施行压力”，同时提示克里木夫：“若是环境允许，不妨依照我给你的训令的精神独立行动。”这些训令的精神，就是：推翻政府，绞杀所有的苏维埃委员。 新任总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动身去接收总司令部。冬宫的人还把这个事情看得很严重哩。其实科尔尼洛夫能直接指挥的只有：一个圣乔治骑士营，一个科尔尼洛夫步兵团和一个特克骑兵团。圣乔治骑士营一开始就站在政府方面了，科尔尼洛夫团和特克团还可说忠实于他，但也有一部分分裂出去。总司令部简直没有炮兵。如此情形之下谈不上什么抵抗。阿列克谢耶夫以循例拜谒科尔尼洛夫和卢考姆斯基开始他的使命，——我们想像得到，在这会见之中，双方一致地都在以军人声音咒骂克伦斯基这位新任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和阿列克谢耶夫一般明白，救国事业，无论如何必须延缓一个时候了。 可是正当总司令部如此侥幸地缔结那个胜负可分的和平时候，彼得格勒的空气却变成异常之热，人们在冬宫里不耐烦地等着毛奇略夫能来什么好消息，可以告诉民众。他们不断地拿问题去麻烦阿列克谢耶夫。巴兰诺夫斯基上校，克伦斯基心腹之一，在直接电话线上诉苦道：“苏维埃发脾气，这空气，惟有表示威权，逮捕科尔尼洛夫及其他的人方能缓和。……”这个绝不适合于阿列克谢耶夫之本意。这位将军回答道：“我深深惋惜，我本来害怕我们会完全落入苏维埃爪里的，现在果然落入那些爪里了。”此处用的“我们”二字是指克伦斯基一派而言，阿列克谢耶夫为了和缓口气，有条件地也把自己含在此派之内。巴兰诺夫斯基上校以同样口气回答道：“上帝保佑，我们将从苏维埃爪里逃出来的。”群众刚刚从科尔尼洛夫爪里救出克伦斯基来，这个民主派首领就赶紧和阿列克谢耶夫同谋反对群众了：“我们将从苏维埃爪里逃出来的。”然而阿列克谢耶夫不得不屈服于必然的事实，执行了捕逮主要阴谋者之仪式。科尔尼洛夫并不抵抗，安心受严密监视之处分，在他向民众宣布如下的话四天以后，他说：“我宁愿死，不肯被人免去总司令之职。”“非常侦查委员会”到了毛奇略夫之后，又逮捕了交通次长，总司令部许多军官，那个未入仕的外交官阿拉丁，以及军官同盟总委员会全体人员。 胜利之后最初几个钟头，妥协派威风得很。连阿夫克森齐耶夫也来鸣雷闪电：足有三日之久，那些叛逆把前线抛弃了，不发一个命令！“杀死卖国贼！”——那些执行委员会如此叫喊。阿夫克森齐耶夫附和这种声音：不错，由于科尔尼洛夫及其徒党要求，死刑已经恢复了，如今死刑“要更加坚决的用于他们的头上。”暴风雨一般拍掌，拍了很长久。 莫斯科宗教大会，二个星期以前才低头崇拜这位恢复死刑的科尔尼洛夫将军，现在则打电报恳求政府，“为了上帝和基督教徒爱人如己的精神，”保存这位走入迷途的将军之生命。其他的势力也活动起来。但政府绝不想采取流血解决的手段。野蛮师一个代表团到冬宫来见克伦斯基时候，听了这位新任总司令几句空洞的话，一个士兵回答道：“那些反叛军官必须严厉处罚。”克伦斯基立刻打断他的话：“现在你们的责任就是服从你们的新官长，一切必需的事情，我们自己会去做的。”这个克伦斯基，显然以为：他一跺左脚，群众应当出现于舞台上，他一跺右脚，群众又当从舞台上消失了。 “一切必需的事情，我们自己会做的。”可是他们所做的一切，群众即使不认为是可疑的和有害的，也认为并不是必需的。群众猜的并不错：上层分子大多数是忙着恢复科尔尼洛夫叛变所由发生的那种局势。卢考姆斯基记道：“侦查委员会委员提出几个问题之后，我们就明白他们都是袒护我们的。”根本上他们就是同谋者和遮盖者。军法检察官夏布洛夫斯基教被告如何去欺骗司法。前线各种团体起来抗议。“将军们及其同谋者，并未曾被视为对于国家和人民犯了罪的人而拘押着，……那些反叛完全能自由与外界通消息。”卢考勤姆斯基证明了此事：“总司令的僚属通知我们以一切有关于我们的事情。”气愤的士兵不止一次要自己组织法庭来审判那些将军。那些被捕的人能够侥幸免于难，只因有一师反革命的波兰兵派驻在拘押他们的俾霍夫地方。 9月12日，阿列克谢耶夫将军从总司令部写了一封信给米留可夫，信内反映着那些阴谋家对于大资产阶级行为之合理的气愤，——大资产阶级推动他们进行阴谋，但是失败之后不管他们。这位将军笔头有毒写道：“你也相当知道，我们社会的某些分子不仅晓得这一切事情，不仅精神上同情于科尔尼洛夫，而且就力之所及来帮助他。……”以军官同盟名义，阿列克谢耶夫要求那些大资本家，抛下失败者不管的，如维希湟格拉德斯基，普的洛夫及其他的人：立刻捐助30万卢布，维持“那些人的忍饥挨饿的家庭，他们曾与这些资本家联合，为了共同的思想和准备。……”这封信以公然的恐吓结束：“如果正派的报纸不立刻开始有力的辩解这件事情，……科尔尼洛夫就要在法庭面前大大暴露一切准备的行动，一切与个人及团体的谈话，以及他们所演的作用等等。……”关于这个痛哭流涕的最后通牒之实行效果，邓尼金报告道：“直至十月底，他们才从莫斯科送了约四万卢布给科尔尼洛夫。”米留可夫在此期间，可说是退出了政治舞台。据立宪民主党正式解释，他是“到克里米休养去了。”经过这一番劳苦之后，这位自由派领袖确实需要休养的。 侦查委员会的滑稽戏，直拖延到布尔什维克派暴动时候，此后科尔尼洛夫及其同谋者不仅释放自由了，克伦斯基的总司令部而且供给他们以一切必需的文件。正是这些脱逃的将军，发动了国内战争。所谓神圣的目的联合了科尔尼洛夫、自由派米留可夫和黑色百人团临斯基·高萨可夫；为了这些神圣目的，几十万人被杀死了，俄国南部和东部被劫掠了，荒芜了，国家经济差不多完全毁坏了，革命不得不实行红色恐怖了。科尔尼洛夫本人轻易逃出了克伦斯基的法庭之后，不久就在国内战争中被一颗布尔什维克炮弹结束了生命。加雷定的命运也差不多。顿河区“军政府”不仅要求撤回逮捕加雷定之命令，而且要求恢复他的统领职权。这里，克伦斯基也不放弃了出尔反尔的机会。史高倍列夫奉命往诺夫欠卡斯克去，向“军大会”道歉。这位民主派部长，受了加雷定指使的巧妙揶揄。然而这位哥萨克将军得意的时间并不长久。在顿河爆发的布尔什维克派革命从各方面压迫他，他几个月之后就自杀死了。科尔尼洛夫的旗帜于是落入邓尼金和高尔却克海陆两将军之手了。这两人名字与国内战争重大阶段有关系。但这一切是1918年及以后诸年的事情了。 [1] 折冲樽俎（zhé chōng zūn zǔ），指不用武力而在酒宴谈判中制敌取胜。折冲骑，最早出现在春秋时代，是一种战车，它的名字的来历就是因为它能遏止别人的冲锋，好象把刀折断了一样，起名折冲。后来因为这种战车车身过大，不利于逐渐来临的战国时期的大型战争，渐渐的淘汰。在汉朝时期，折冲骑兵是外交官的护卫兵，后来有人称这种外交为折冲外交，渐渐的成为一种官位。－C.R >
> ## 第十一章 群众在打击之下 一个革命，它的事变的直接原因，乃是互相斗争的阶级的意识状态之变更。社会的物质关系，不过划定这些过程的路向罢了。集体意识之变更自然带有一种半隐藏的性质。须待变更到某种强度，新情绪和新思想才以群众行动形式显露出来，这个行动立下了一个新的，虽然又是很不稳定的，社会均衡。革命的发展，每到一个新阶段，都要揭出政权问题，但立刻又把这个问题遮饰起来了，——直至于再揭出来为止。反革命也有同样的动态，除了走的是相反的方向。 政府和苏维埃上层做的事情，对于事变进程绝非没有影响的。但若不寻出群众意识中深刻的分子动作过程，你就不能了解一个政党的政策的真实意义，或你要迷惑于领袖们的纵横捭阖中间。七月间，工人和士兵被打败了，但到了十月他们就以一种不可抵御的突击夺得了政权。在这四个月当中，他们的头脑里如何变化呢？从上面如雨点般降落的打击之下，他们如何生存呢？他们用什么思想和感情去对付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公然企图呢？说到这里，读者必须回到七月失败去。常常必须后退几步，为的好好跳跃一下。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正是十月跳跃呀。 在官方的苏维埃历史文献中，确立了一种见解，且变成了一种常谈，——即认为：七月间党所受的打击——压迫和诬蔑相配合的打击——差不多没有留下一点痕迹于工人组织之上，便过去了。这个见解绝对不合于事实。固然，党员群众之减少以及工人和士兵之背弃党，仅仅是短期间内的现象，——没有多过于几个星期。进潮开始如此之快，如此之猛烈（这是更重要的，）以致抹去了一大半关于压迫和退潮时期之回忆。胜利总要投射另一种光辉于临胜利前的失败之上。但是党的地方组织的记录渐渐公布出来之后，1917年革命的七月退潮就渐渐露出显明的形态了，——在那几日中，因为与以前不断的上涨相对比，人们感觉得更加凄惨。 大凡失败总是社会力量之间某种对比的结果；失败又改变了这个对比，使失败者更趋于不利，因为胜利者获得了自信心，而失败者丧失了自信心。何况对于自己力量之估计本是客观的力量对比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素。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遭受了一次直接的失败，他们奋勇前进时，一面碰着自己目的的模糊和矛盾，一面碰着外省和前线的落后不前。所以失败的效果，在首都先表现出来，而且表现得最明显。然而若说七月失败在外省差不多没有感觉就过去了，那也是不合于事实，——那种说法也时常可发现于官方文献之中。那样说，在理论上既说不过去，在实际上又为事实和文件所反驳了。无论何时，凡有大问题提出来，全国不由得不惟彼得格勒马首是瞻。所以首都工人和士兵的失败，必然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印象，尤其对于外省最前进的分子。惊恐，失望，冷淡，虽以不同的形态发生于全国不同的部分，然而到处都可观察出来的。 革命压力之降低首先表现于群众对敌人的抵抗异常减弱。调来彼得格勒的军队，以解除士兵和工人武装之手段来施行正式的讨伐；同时那些半志愿的匪党则在军队保护之下攻击工人组织而不受处罚。《真理报》编辑部和布尔什维克派印刷厂被捣毁之后，金属工会机关也被捣毁了。以后的打击则落于区苏维埃身上。妥协派也躲避不了。七月十日，内务部长策列铁里领导的党的一个机关也受了攻击。关于军队开到那件事，丹写的几句话确实有不少的自我牺牲精神，他说：“本来我们要看见革命破产的，现在却看见革命的新胜利了。”胜利到了如此程度，以至于——借用孟什维克普鲁喜茨基的话来说——街上行路者，若是工人形状或有布尔什维克嫌疑，则随时都有被人毒打一顿的危险。还能有比这更可靠的征兆表明全盘局势有个剧烈的变更么？ 布尔什维克派彼得格勒委员会一个委员辣齐斯——他后来是个有名的“契卡”（肃反委员会）人员——在日记之中写道：“7月9日。全城我们的印刷所都被破坏了。没有人敢印我们的报纸和传单。我们不得不设立一个秘密的印刷机关。维包格区成了大家的避难所。彼得格勒委员会和受通辑的中央委员，都到这里来。雷诺工厂的更夫房间内，彼得格勒委员会开了一次会议，列宁也到会。总罢工问题提出来。我们中间发生了不同意见。我赞成号召罢工。列宁分析了大局之后，主张我们放弃罢工。……7月12日，反革命胜利了。苏维埃没有权力。那些军官学生野性大发，甚至开始攻击孟什维克派。党的某些分子动摇起来。党员增加之趋势停止了，……但还没有人逃离我们的队伍。”工人西斯哥写道：七月事变之后，“社会革命党在彼得格勒工人中的影响强大起来。”布尔什维克派之孤立自然而然地增加了妥协派的比重和自信。7月16日，华西里岛区的一个代表，在布尔什维克派全城会议上报告道：他那一区的情绪“一般地”是热烈的，除了几个工厂。“在波罗的工厂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派排挤了我们。”这里，事情走得太远了：工厂委员会竟议决布尔什维克派应替打死的哥萨克兵送葬，他们居然照办……党员数目之减少，固然不多：全区四千党员公开脱党的不到一百人。但在那头几日中，有比这更多的人数袖手旁观。一个工人弥尼乔夫后来回忆道：“七月事变告诉了我们，在我们队伍中间也有些人贪生怕死，‘吞下了’他们的党证，否认与党有关系。”他又安慰人说：“但这种人并不多。……”希里亚泼尼高夫写道：“七月事变及伴随而来的种种强暴和诬蔑打击我们的组织，使我们的影响停止增长了，七月初我们的影响本已达到很高的程度。……党本身成了半合法的，必须进行一种防御的斗争，主要依靠于工会和工厂委员会之上。” 布尔什维克派受了替德国人做奸细的控告，此事甚至也给彼得格勒工人以很大的印象，——至少对于一大部分工人，过去动摇的人，现在脱离了。正要加入的人，现在动摇了。甚至已经加入的人也有很多退出。七月示威，与布尔什维克派一起的，还有好多属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派的工人。受了打击之后，他们首先跑回原党旗帜之下：他们现在觉得，此次违反党纪律，确实是错误。广大的无党工人群众，本来跟着党走，现在因为受了官厅宣布的和法律装璜的诬蔑影响，也离开党了。 在政治空气如此改变之下，高压的打击造成了更可怕的效果。鄂尔嘉·辣维趣，一个党的老资格的工人积极分子，彼得格勒委员会委员，后来在一次报告之中说道：“七月事变如此破坏了组织以至在最初三个星期之内一切活动都谈不上了。”辣维趣此地说的，大部分是指党的公开活动而言。好长时间无法安排出版党的报纸：没有一家印刷厂肯替布尔什维克派服务。并非都是因为老板不肯。有一家印刷厂，工人以停止工作来拒绝印刷布尔什维克派的东西，老板只好把那订好的合同撕毁了。有一个时候，只有喀琅施塔得报纸供给彼得格勒。 那几个星期之内能公然活动的极左派，是那个所谓“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一派人。工人们热心倾听马尔托夫的演说，他的战士本能觉醒了，在这样一个退守时代，此时无需要替革命开辟新的道路，只须为了保护残存的革命胜利品而奋斗。马尔托夫的勇敢是一种悲观情绪的勇敢。他在执行委员会某次会议上说：“人们好像是停止了革命……倘若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使得工人和农民在俄罗斯革命中无发言余地，那么我们只好光荣的下台了。让我们接受这挑战罢，不是以默然弃权来接受的，而是以光荣的战斗来接受的。”以光荣的战斗来下台，这话，马尔托夫是拿来对他的同志如丹和策列铁里一般人说的；他们认为将军和哥萨克战胜了工人和士兵，乃是革命战胜了无政府。在那无忌惮地打击布尔什维克派和那妥协派不断的对哥萨克军官屈服的背景之下，马尔托夫在那困苦的几个星期内的行为抬高了他在工人心目中的地位。” 七月危机打击了彼得格勒卫戍军，尤其严重。在政治上说，士兵们还落于工人背后。苏维埃工人部走到布尔什维克派一边之后，士兵部依然是妥协派的堡垒。这点，同士兵们动不动便拿枪炮出来干，是不矛盾的。在示威之中，士兵比工人更有进攻的作用，但一受打击他们也比工人后退得更远些。彼得格勒卫戍军中，仇视布尔什维克派之风潮，动荡得很高。士兵弥特列维趣说：“失败之后，我没有出现于我那一团人中间，因为狂风暴雨尚未过完之前，我会被人杀死的。”恰恰是在那些最革命的队伍之中，党的影响降落得最低下，——那些队伍，七月事变中走在最前列，因之受打击亦最重。党的影响降落得如此低下，甚至三个月之后不能在其中恢复组织。好像这些队伍受了太重的打击，精神上粉碎了。党军事委员会不得不决然退缩。当过兵的弥尼塞夫写道：“七月失败之后，我们的党，不仅上层同志，甚至有些区委员会同志，都对于军事委员会没有好感。” 在喀琅施塔得，党大约失去了250个党员。这个布尔什维克要塞守兵们的情绪，低落得厉害。反动潮流也波及于赫尔辛基。阿夫克森齐耶夫，布那可夫和律师索可洛夫，都到那里去过，叫那只布尔什维克军舰改过自新。他们得到相当的成功。逮捕了布尔什维克派领导分子，散播了官方诬蔑，又施行了恐吓，他们终于得到各舰效忠的宣言，连布尔什维克战舰彼得保罗号也发了这个宣言。但他们要求交出“教唆者”，则受各舰拒绝了。 莫斯科也不会两样。毕亚特尼茨基回忆道：“资产阶级报纸之恶毒攻击，甚至引起了莫斯科委员会某些委员慌张失措。”七月事变之后，党员人数减少了。莫斯科工人辣特兴写道：“我永远不会忘记了一个非常悲苦的时候。某次召开全体大会，（莫斯科河外区苏维埃大会）……我看见我们布尔什维克派同志人数不很多，……一个很有魄力的同志史铁克洛夫，直向我身边走来，几乎说不出话，问我道：‘人家果真是拿铅皮车厢把列宁和季诺维也夫装来的么？他们果真是拿德国金钱做工作么？……’我的心碎了，当我听到这些问题时候。另一个同志康士但丁诺夫也走了来：‘列宁哪里去呢？人家说，他逃走了。……现在怎么办？’诸如此类。”这个活灵活现的描写，使得我们明白当时先进工人的心理如何。莫斯科炮兵大卫多夫斯基写道：“亚列克新斯基把文件公布出来，使这一旅人发生了可怕的混乱。连我们这一队最倾向于布尔什维克派的炮兵，在那无耻的谎言打击之下，也动摇起来了，……好像我们失却了一切的信心。” 巴巴拉·雅可列娃那时是个中央委员，兼指导广阔的莫斯科地方工作，她写道：“七月事变之后，各地来的报告，众口一词地说：不仅群众情绪急剧低落，而且有一种敌视本党之倾向。我们的演说者有好多次被人打了。党员人数减少得很快，好多组织，尤其在南方诸省的，甚至于完全消灭了。”八月中旬也未曾有什么显然的改变，转到较好方面去。群众中的工作只能保持党的影响，看不出组织有什么发展。在梁赞省和坦波夫省，没有发生什么新的关系，没有成立什么新的支部。一般说来，那些省份乃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派的地盘。 指导无产阶级城市金希马工作的欧莱诺夫，回忆七月事变之后状况如何困难：当时所有社会团体开了一个大会，会中提出开除布尔什维克派出苏维埃的问题。同志脱党如此之多，有些地方甚至需要重新登记，党组织才能照常存在。在土拉，幸亏预先认真挑选过工人，党组织才没有减少人数，但与群众之关系减弱了。在尼齐尼·诺夫高老特，经过凡尔霍夫斯基上校和孟什维克兴楚克领导的一番压迫之后，党的力量大大衰落：市政局选举时，党只有四个代表当选。在加鲁迦，布尔什维克派党团考虑着他们会被苏维埃开除问题。莫斯科的地方某些区域，布尔什维克派不仅被迫退出苏维埃，而且被迫退出工会。 在萨拉托夫，布尔什维克派一向与妥协派很和平相处的，六月底甚至要同他们共同提出市政局候选人；但七月风暴之后，士兵们如此反对布尔什维克派，至于冲入选举大会，夺去布尔什维克派的选举票，殴打布尔什维克派的宣传员。列贝德夫写道：“我们在选举会场上演说是很困难的。人家常常要对我们叫喊：‘德国奸细！’‘密探！’”……萨拉托夫布尔什维克派之中颓丧的人很多：“好多人宣布脱党，好多人匿藏起来。” 在基辅，那个久已有名的黑色百人团中心，迫害布尔什维克派的事情特别的猖獗，不久甚至波及到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革命运动的低落此处感觉得特别清楚。市政局选举时，布尔什维克派只占得6%票数。某次全城会议，演说者诉苦道：“冷淡和消极到处都可觉到的。”党的报纸不得不停止每日出版，而改为每周出版。 最革命的队伍之被解散和调防，不仅降低了卫戍军的政治水平，而且令当地工人寒心；若有表示友谊的队伍站在背后，工人胆子自然大些。譬如第57团调开了脱威尔，便忽然改变了士兵和工人两方面的政治局势。即使在工会之中，布尔什维克派的影响也变成微不足道的。这个情形，在梯夫里斯还更明显些，那里孟什维克派与司令部合作，把倾向布尔什维克派的队伍调开，而代之以完全灰色的队伍。 在一些地方，因为卫戍军的成分，当地工人的水平，以及其他偶然的原因，政治反动遂表现一种离奇的现象。譬如在雅洛斯拉夫尔，布尔什维克派七月间差不多完全从工人苏维埃被排挤出来了，但在士兵代表苏维埃中仍保持其支配的势力。此外，在某几个区域，七月事变似乎没有发生影响就过去了，党并不停止增长。就我们能够判断的范围内说，这个情形之发生乃在于较落后阶层之走上革命舞台，恰与总退却同时，譬如在某些纺织业区域，女工大批加入组织可以在七月间看到。但这些情形并不能更改一般的退潮形势。 对于此次部分失败之反应，其无疑的甚至夸大的敏锐性，可以说是工人尤其士兵支付的一种代价，以购赎以前几个月他们过于轻易，过于迅速，过于连续倾向布尔什维克派之罪。群众情绪这个剧烈转变，造成一种自动而无误的党干部的淘汰。凡在那几日中不惊惶失措的人，以后就是可靠的。他们构成了各工场，各工厂，各市区的核心。十月暴动前几日，每逢委派同志做什么事情时候，负组织责任的人都要再三返顾，并记起这个同志在七月间取什么态度。 在前线，一切关系显露得都更明白，七月反动尤其猖狂。总司令部利用这事变，主要是为的成立一些“忠于自由祖国的”特别队伍。每团都要组织突击队。邓尼金记载道：“我时常看见这些突击员，他们总是惶恐而忧郁的；团中其余的士兵对于他们疏远得很，甚至含有敌意。”士兵是对的，他们把这些“忠心队伍”视为一种羽林军[1]之核心。“反动蔓延得很快，”——社会革命党人德蒂亚勒夫说，他后来加入布尔什维克派。他说起落后的罗马尼亚前线道：“好多士兵被人当作逃兵拘捕了。军官们抬起头来，开始不理会士兵委员会。有些地方，军官们还想恢复敬礼哩。”特派员实行清军。史丹开维奇写道：“差不多每师都有布尔什维克派，在军中比师长更著名，……我们渐渐把这些有名人物一个个排除了。”不肯服从的队伍，各个前线都有，同一个时候被缴械了。在这行动之中，官长和特派员都是依靠哥萨克以及那些特别队，——士兵们所怨恨的特别队。 里加陷落那天，北方前线特派员正在开会，有军中组织的代表参加；会场宣布必须更有系统地实行严厉制裁。一些士兵为了曾与德国人联欢被枪毙了。好多特派员，模糊回忆法兰西大革命来鼓励自己，图谋显示他们的铁拳。他们不明白雅可宾派特派员是依靠于下层士兵之上的，毫不宽容贵族和资产者。惟有平民的冷酷能使他们在军队中植立严厉的纪律。至于克伦斯基那些特派员，则他们底下既无民众拥护，头上又无精神威权，在士兵眼中，不过是资产阶级走狗和协约国牧童而已。他们能够暂时吓吓军队，——事实上，他们确是这样做的，——却无力使军队复活起来。 八月初彼得格勒执行委员会常务局得到报告，说军队情绪有一种好的转变，开始从事于军事训练了；但他方面，也可看出专制，残暴，压迫等行为渐渐增加起来。军官问题特别难于解决。“军官们是完全孤立的，自己形成了一种闭关的组织。”其他报告也证明了这事实，即前线秩序外表上比较好些，——士兵们再不为了偶然的小事而起反抗了，——但他们不满意于整个时局则比以前更甚。孟什维克顾秦在国政会议上那篇谨慎而外交的演说，在一般安慰人的论调之下就暗含有一种可怕的警告。他说：“有一种无疑的转变，有一种无疑的安静，但也有别的东西。也有一种感情，好像是幻灭，而这个感情，我们也非常害怕的。……”暂时打败布尔什维克派，首先就是打破士兵的新希望，打破士兵对于一个较好的前途信心。群众更加谨慎了，纪律恢复了相当的力量。可是统治者和士兵中间的鸿沟更加深了。明天，何物与何人将给这实际鸿沟吞没了呢？ 七月反动仿佛是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之间的分水线。工人，后方守军，前线士兵，甚至一部分农民，如以后将说到的，——后退了，跳回了，好像当胸受了一拳。事实上，这一拳，与其说是身受的，宁可说是心受的，但仍不减其效力。最初四个月之中，一切群众过程都是朝一个方向移动，——向左方移动。布尔什维克派长大了，加强了，日益勇敢了。但现在运动冲着了一堵石堤。事实上不过叫人明白，沿着二月革命道路再向前进是不可能的。好多人认为，革命一般的已经完结了。二月革命的确是完结了。群众意识中这个内部危机，配上诬蔑和压迫，造成了混乱和退守，——有些情形甚至于手足失措。敌人更大胆了。在群众本身之中，落后的，动摇的，因纷扰和困苦而发生怨望的分子，都钻出头来。革命洪流的反跃波涛，暴露了出一种巨大力量，仿佛依社会水力学的根本法则而运动。决不能挺胸去抵挡这个狂涛，只可以让开它，免得被它涌走。支持着直至反动潮流自己衰弱了，同时准备着新的据点，以为下次进潮之用。 那些有学问的怀疑家，看见某几团士兵于7月3日在布尔什维克派旗帜之下前进，而一个星期之后那些士兵却要求严厉处罚“德国奸细”，——一定得意扬扬的说：看啊，你们的群众，他们是如何得稳定，又如何得明了！但这是不值钱的怀疑主义。群众如果真的在偶然境况影响之下改变他们的感情和思想，那么大革命发展之遵循自然法则便是不可解释的了。群众愈多参加革命，则革命的发展愈合规则，我们也就愈有信心敢于预言往后阶段的倾向。不过必须记得：群众的政治发展，并非在一条直线上进行，而是循着一条复杂的曲线。难道一切物质过程的根本运动不是这样么？客观条件强有力地迫着工人，士兵和农民走到布尔什维克派旗帜之下，但群众在斗争中走上这条道路，是携带着自己的过去时代同来的，携带着自己昨日的信念，以及一部分今日的信念。到了一个困难的转弯点，到了一个失败和幻灭时刻，旧时成见余烬又燃烧起来了，敌人自然紧握此点如同救生圈。布尔什维克派做的事情，凡是不明白的，不常见的，费思索的，——他们思想的新颖，他们的大胆，他们反对一切旧的和新的威权，——这一切现在忽然得到一个简单的解释：他们是德国奸细！这解释，正惟其不合理才能令人相信。敌人如此控告布尔什维克派，正是依赖于民众过去的奴隶地位，民众尚保存着愚昧、野蛮和迷信。敌人这一注赌得并不蠢。爱国派扯下的这个大谎，通过7月和8月，而成了第一等重要的政治因素，与那时一切问题都有连带关系。诬蔑的波澜由立宪民主党报纸传播出去，泛滥于全国，于外省，于前线，甚至于最偏僻的地方。七月底，伊凡诺伏·伏士尼辛斯克地方布尔什维克派组织还在要求采取更有力的手段以抵制诬蔑哩。文明社会政治斗争中诬蔑何以能有如此影响，这个问题尚待社会学家研究哩。 可是工人和士兵之中的反动，虽是激昂而燥急的，却不深刻也不经久。彼得格勒较先进的工人受打击之后几日就开始复原了。他们抗议拘捕和诬蔑，他们来叩执行委员会的门，他们恢复了联络。塞士特洛勒茨克军械厂工人受了袭击，被人缴械，但不久又活动起来：7月20日召集大会，决议示威几日工资仍须照付，但这笔款须完全用来购买书报送给前线。布尔什维克派在彼得格勒的公开鼓动工作又开始了，据鄂尔嘉·辣维趣说是在七月下旬开始的。在全城各处开的那种二三百人会场上，有三个布尔什维克出来说话：斯鲁茨基——他后来在克里米给白党杀死，伏洛达斯基——他后来在彼得格勒给社会革命党杀死，和耶夫多示莫夫——彼得格勒金属工人，最能干的革命演说家之一。八月间，党的鼓动工作更加扩大。据辣斯可尼可夫的札记，托洛茨基7月23日被捕之后，在狱中做了如下的政治报告：“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仍在疯狂地打击布尔什维克派。我们的同志仍在被捕，但党中并不沮丧。恰恰相反，每个人对于未来都抱有希望，认为压迫只能增加党在群众中的地位……在工人区域中再看不见什么颓废情绪了。”果然，彼得霍夫区27个工厂工人不久就召集了一个会议，通过一个决议案，抗议那个不负责任的政府及其反革命的政策，无产阶级市区很快恢复了生命。 当那几天，在上头，在冬宫和陶立特宫，人家正在拆拆又拼拼地组织新的合作政府时候，即当7月21日和22日两天，甚至当那几小时内，彼得格勒也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件官方难得注意到的事情，但表明：另一种合作，更坚固的合作，也成立了，——这就是彼得格勒工人和前线士兵的合作。前线派来的代表开始到了首都，携带来各团士兵的抗议，反对人家压抑在前线的革命。这些代表叩执行委员会之门，叩了几天，但得不到结果。执行委员会不容许他们进来，叫他们走开，回避他们。新的代表接着来，也碰着同样的命运。所有这些尝了闭门羹的士兵都在走廊内和候见室中碰头，互相诉苦，咒骂执行委员会，然后商议一条共同出路。这里，布尔什维克派帮助了他们。代表们决定与首都工人及海陆士兵交换意见。工人和士兵自然张开两臂欢迎的，招待他们食宿。开了一个会议，并不是上面有什么人来召集的，而是下层自动产生出来的；到会的有前线29个团的代表，彼得格勒90个厂的代表，还有喀琅施塔得水兵的代表以及近郊卫戍军的代表。会场的中心是前线代表，其中有几个青年军官。彼得格勒工人很热心地倾听前线来的人的说话，一字不漏地听着。前线的人说起：军事进攻及其后果如何吞噬了革命。平凡的士兵——绝不是鼓动家——以不经思考的字句描写了前线日常生活。种种琐细事情很令人寒心的，——如此露骨显示一切事情如何都在退转到旧的可恨的革命以前制度去。昨日希望和今日现实之对照，感动了每个人，使大家同具一个情绪。前线代表中虽是社会革命党占了支配地位，但一个激烈的布尔什维克决议案差不多全场一致通过了：惟有4个人弃权。通过的决议案将不是一张废纸：代表们回到前线之后将说实在话，关于妥协派如何拒绝他们，工人们又如何招待他们。前线士兵也将信他们的代表的话的。这些代表决不会欺骗他们。 在彼得格勒卫戍军本身，七月底也显然开始一种转变，尤其与前线代表共同开过几次会后更加明显。受打击最重的各团自然还未能恢复感觉。但他方面，在那些保持爱国态度最长久的部队中，在革命最初诸月保持纪律的部队中，党的影响却显著的长大起来了。“军事委员会”受的打击特别重，但他已开始复兴。凡是失败之后，党内的人总是不满意军事工作领袖的，无论实在的或幻想的错误和偏向，都认为该归他们负责。中央委员会更进一步抓住军事委员会，更直接地经由斯维尔德洛夫和捷尔任斯基二人监督之，于是工作又进行起来了，比以前慢得多，但稳当得多。 七月底，布尔什维克派在彼得格勒工厂的地位已经恢复了。工人们仍旧在那个旗帜之下团结起来，但如今不是旧时的工人了，更成熟的，——即更谨慎的，但同时也更坚决的。伏洛达斯基7月27日在布尔什维克派大会上报告道：“我们在工厂内有了一种巨大而无限制的影响。党的工作，主要是工人自己来做的。……组织从底下生长起来，所以我们有充足理由可以相信这组织将不会涣散的。”“青年团”那时候有五万团员，一天比一天更接受布尔什维克派影响。8月7日苏维埃工人部通过一个决议案，主张废除死刑。为表示反对国政会议，普地洛夫工厂工人拿出一天工资捐给工人出版物。工厂委员会某次会议上，全场一致决议宣布莫斯科国政会议“图谋组织反革命力量”。 喀琅施塔得医好它的伤了。7月20日铁锚广场上开会，要求：政权交给苏维埃；调遣哥萨克上前线去，与宪兵和警察一起；废除死刑；容许喀琅施塔得派代表往皇村，看看沙皇尼古拉第二是否看守得严密；解散“敢死营”；没收资产阶级报纸等等。差不多与此同时，新任海军上将梯可夫，来此要塞接事之后，命令各战舰卸下红旗，改悬圣安德烈十字旗；军官和一部分士兵挂起了肩章。喀琅施塔得水兵则抗议此事。政府派来一个委员会，侦查7月3日至5日事变的，不得不毫无结果离开喀琅施塔得回彼得格勒去；他们遇着了唿哨，抗议，甚至恐吓。 整个舰队，都发生了变化。一个在芬兰的领袖查列志斯基写道：“七月底，八月初，大家明白觉得，外面的反动不仅没有打破赫尔辛基的革命势力反而使群众更向左倾，更同情于布尔什维克派。”水兵本也是七月运动的发起人，并未受党领导，而且可说是违反党的意志，他们认为党太稳健，甚至于怀疑党妥协。武装示威的经验告诉了他们，政权问题不是那般容易解决的。半无政府主义的情绪现在让位于对党的信任。关于此点，赫尔辛基一个代表在七月底的报告是很有趣味的：“在小舰上，社会革命党的影响占优势，但在大战舰，巡洋舰和驱逐舰上，所有水兵不是布尔什维克派便是同情于布尔什维克派的人。彼得保罗号和共和国号上水兵态度就是如此，以前也就是如此，但自从7月3日至5日事件之后，刚古特号、塞巴斯托普号、鲁里克号、安德烈·配伏斯梵尼号、狄安娜号、格罗莫步号和印度号，也走到我们方面来了。如此，我们手里操有庞大的战斗力量。……7月3日至5日之事变教训水兵好多的事情，显示他们：仅仅情绪高涨是不足以达到目的的。” 莫斯科虽落于彼得格勒之后，走的道路却是一样。炮兵大卫多夫斯基说道：“窒息性烟雾渐渐澄清了。士兵群众开始觉悟，我们又在全线采取攻势。那种谎言曾有一个时候阻止了群众左倾运动，但以后更加有力推动他们到我们这边来。”在打击之下，工人和士兵的友谊更密切了。莫斯科一个工人史特列可夫说起了密海孙工厂工人和邻近一团士兵如何渐渐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工人委员会和士兵委员会，时常在联席会议上决定工厂和兵营两方面实际的生活问题。工人常开文化教育性质的晚会，请士兵参加，买布尔什维克派报纸给他们看，以种种方法帮助他们。史特列可夫说：“若有人受了纪律制裁，他们就来到我们这里诉苦。……在街上开会时，密海孙工厂工人若受人欺侮了，只消一个士兵听见，就有大队的人跑去保护。那几天欺侮之事是数见不鲜的；人家拿德国金钱，卖国，以及种种妥协派无耻谎话来打击我们。” 七月底，莫斯科工厂委员会召集会议，初开会时是很温和，但在一星期工作中大向左倾了，临了通过了一个决议案，显然带着布尔什维克派彩色。在那几日，一个莫斯科代表博德别尔斯基向党大会报告道：“十区苏维埃之中有六区是在我们手里。……在现时有组织的迫害之下，惟有工人群众才能救护我们，他们坚决拥护布尔什维克派。”八月初，莫斯科工厂委员会选举时，布尔什维克派已经占得了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之位置。党的影响之增大于国政会议开会日的总罢工中，显然可见。莫斯科官方的《新闻报》写道：“现在应当明白，布尔什维克派并非一个不负责任的团体，而是有组织的革命民主派的一个部分；他们背后站着广大的群众，那些群众也许不是时时刻刻守纪律的，但完全忠诚于革命。” 无产阶级七月间地位减弱，鼓起了工业家的勇气。13个最重要的实业团体，连银行公会在内，召集了一个会议，成立了一个保卫工业委员会，负责领导关厂运动以及向革命作政治进攻。工人们抵抗。一阵大罢工潮及其他冲突，弥漫于全国。无产阶级较有经验的一层，行动很谨慎，但新来的一层则更坚决加入斗争。金属工人等待着和准备着，但纺织、橡皮、制革、造纸等业工人则冲上斗争舞台。劳动人民中最落后的和最易服从的阶层，开始站起来了。更夫和门丁一个个闹嚷嚷的罢工，骚扰了基辅。罢工者各家巡游一遍，把灯火熄灭了，把电梯钥匙取去了，把临街的门打开了，诸如此类。每次冲突，无论为了什么事情，都有波及整个产业部门之倾向，而变成为一种原则斗争。莫斯科制革工人，得到全国工人的援助，八月间爆发了一个长久而顽强的斗争，争取工厂委员会有雇解工人的权利。好多情形，尤其在外省，罢工成了很富于戏剧意义的，甚至有罢工者逮捕厂主和管理人员的。政府谆劝工人自制，政府与资本家合作，调哥萨克兵往顿河区，提高面包和军需品的价钱。这个政策，一面激恼了工人至于白热，一面并不能满足资本家。奥尔巴黑，重工业巨头之一，诉苦道：“各地劳动特派员，尚未曾如史高倍列夫一般通达事理，……劳工部里，人家并不信任派往外省的人员，……工人代表被召到彼得格勒来，在大理石宫，受教训，受戒饬，人家要他们与工业家及工程师和解。”但这一切都没有效果：“劳动群众此时渐渐入于那些更坚决的和更无耻煽惑的领袖影响之下了。” 经济的失败主义，变成了工业家反对工厂中双重政权的主要武器。八月上半月，各工厂委员会召集会议时，会场上一件件揭破了工业家恶毒的政策，意图使生产涣散而停滞。除了财政阴谋之外，人家还大大的隐藏原料，并关闭那些制造和修理工具的工场等。关于资本家的怠工，约翰·里德举出的几件事实足为明证；里德以美国记者资格，与各种社会分子都能交接，看得到协约国外交人员的秘密报告，又听得见俄国资产阶级政客的坦白供认。他写道：“立宪民主党彼得格勒党部书记告诉我，全国经济生活之破坏乃是败坏革命信用运动的一部分工作。一位协约国的外交家——我答应不说出他的名字——以其所知也证实了这事实。我知道哈尔可夫附近一些煤矿，被业主故意放火和灌水；我知道莫斯科一些纺织工厂，工程师离开时把机器破坏得不能使用；我又知道铁路管事人，正在破坏火车头时被工人捉住了。”残酷的经济现实便是如此。这个并不适合于妥协派的幻想，也不适合于合作政府的政策，却适合于科尔尼洛夫暴动的准备工作。 在前线，“神圣联合”进行得也是与后方同样不好。史丹开维奇诉苦道：拘捕几个布尔什维克并不足以解决问题。“犯罪病菌在空中飞舞。其活动范围是难得清楚确定的，因为全体群众都传染了这种病菌。”若说士兵们已能自制些了，那只因为他们相当学会了约束的仇恨；到了不得不爆发时，他们的真实感情只有更加明白显露出来。杜平斯基团有一连人为了不承认新委的连长，被解散了，他们居然能使其他诸连以至于全团的人都哗变起来，团长要以武力恢复秩序，他们就用枪托把团长活活打死了。此事发生于7月31日。其他诸团虽未波及，但在官长方面内心仍然觉得：这样的事情随时都可能爆发的。 八月中，绥巴乔夫将军向总司令部报告道：“步兵的情绪，除了敢死营以外，都是非常不稳定的。有时，在几天之内，某几队步兵的态度，忽然从这一极端变到那一极端去。”好多特派员开始懂得了，七月手段解决不了什么问题。8月22日，特派员雅曼特报告道：“革命军事法庭在西方前线实行的结果，造成了指挥军官和居民群众之间的可怕冲突，连这种法庭观念也没有人信任了。……”科尔尼洛夫的救国政纲，在总司令部未曾叛乱以前，就已充足试验过了，就已走进那条死巷去了。 有财产的阶级最害怕的事情，就是哥萨克军队解体的征兆，这里，最后一道堤防要崩坏了。二月间，彼得格勒城内几团哥萨克兵没有抵抗就把皇朝献出来。在他们故乡，在诺伏尔卡斯克，哥萨克官长固然图谋隐瞒那报告革命的电报，3月1日仍旧很庄严举行沙皇亚历山大第二的祭礼。但最后，哥萨克人还是情愿不要皇帝的，甚至要从他们的过去生活中发掘出共和传统来。但他们不愿比这更走远一步。一开始哥萨克便不肯选举代表到彼得格勒苏维埃去，为的不肯同工人和步兵平等相处；他们另外成立了一个哥萨克军队代表会议，以他们后方长官为代表，把所有12部哥萨克都联合起来。资产阶级图谋依靠哥萨克军队来反对工人和农民，这个图谋也得到了相当的成功。 哥萨克的政治作用，是受他们在国内占据的特殊地位决定的。好长久以来，哥萨克便是下层唯一有特权的特殊等级。哥萨克不纳税，且领有比农民多得多的土地。在那三个相邻的区域，顿河区，古班区和特尔区，三百万哥萨克人占有二千三百万俄亩土地，而同区四百三十万农民则只有六百万俄亩土地：一个哥萨克的土地比一个农民的土地，平均多五倍。在哥萨克人自身之中，土地分配自然也是很不平等的。他们之中也有大地主和富农，甚至比北方的更有势力；他们之中也有穷人。国家一有要求，每个哥萨克人都应当骑了自己的马，带了自己的军装，去应命。有钱的哥萨克人，既不纳税，则支出这点费用绰有余力；但下层分子则为这个赋役所重压喘不过气来。以上所举根本的事实，就足够解释整个哥萨克所占地位之自相矛盾。下层的与农民密切接触，上层的则与地主密切接触。同时上层和下层，又被一种特殊地位——一种选民地位——的意识联合起来，习惯于不仅看不起工人而且看不起农民。所以中等哥萨克才如此有用，来镇压暴动。 在战争那几年中，比较年轻的几辈人到前线去了，维持了保守传统的老头子们，与军官们有密切关系，出来做村中领袖。当革命后最初几月，藉口复活哥萨克民主制，哥萨克地主们便召集好多所谓军大会来选出一些统领（ataman）——犹如总统——及统领底下的一些“军政府”。政府特派员及非哥萨克人的苏维埃，都无权力在哥萨克地域以内，因为那里哥萨克人都更强，更有钱，武装得也更好。社会革命党人图谋使农民代表和哥萨克代表合组一个苏维埃，但哥萨克人不答应，因为他们确有理由害怕：土地革命将要夺去他们一部分领地。欠尔诺夫做农政部长时说的几句话并非徒然的：“哥萨克必须放松一点他们的土地。”更重要的还是当地农民和步兵士兵时常对哥萨克人说这种话：“我们要拿你们的土地，你们霸得太久了。”在后方，在哥萨克乡村，便是如此情形，——部分地，在政治中心彼得格勒卫戍军中也是如此情形。这就可以解释七月示威中几团哥萨克兵的行为了。 在前线，情形是根本不同的。1917年夏天，作战的哥萨克军队共有162团，外加171个独立的骑兵连，在前线的哥萨克兵，脱离了他们的乡村关系，与整个军队同受战争的考验，经过的路程与步兵一样，虽然稍迟了一点。他们也不信能打胜仗，也气愤于疯狂的纷乱，也怨恨官长，渴想媾和，回家。有45团和65连哥萨克兵先后被派在前线和后方做警察的职务！哥萨克兵又变成宪兵了。士兵，工人和农民，怨恨他们，记起了他们在1905年时的刽子手工作。好多哥萨克兵，才因他们二月时的举动，而感觉骄傲，现在开始受良心咎责了。哥萨克兵开始咒诅他们的鞭子，服勤务时常常拒绝把鞭子带去。顿河区和古班区哥萨克兵中并没有几个逃回家去；他们害怕村里的老头子。一般说，哥萨克队伍，比步兵接受军官的统治要长久得多。 从顿河区和古班区有消息传到前线来，说哥萨克诸头目同那些老头子，已经成立了自己的政府，并不征求前线哥萨克兵意见。潜藏的社会对立开始爆发了：“我们回家之后要拿点颜色给他们看看！”——前线的人常常这样说。哥萨克将军克拉斯诺夫，顿河区反革命领袖之一，很生动的描写了前方强有力的哥萨克队伍如何渐渐崩裂了的：“开始召集会议了，通过最癫狂的决议案了，……哥萨克兵不肯按时洗刷和喂养自己的马匹了。莫想他们去做什么正经的事情。哥萨克兵挂起了红带，束起了红绳，敬重军官的话是听都不愿听。”然而未走到这个地步以前，哥萨克兵曾迟疑了好久，搔着自己的头，考虑着究竟走哪条路好。所以在危急关头不容易猜得着：这队哥萨克或那队哥萨克究将怎样行动。 8月8日，顿河区“军大会”同立宪民主党联合来选举立宪会议。这个消息立刻传到军队中来。哥萨克军官雅诺夫写道：“哥萨克兵很反对这个联合。立宪民主党在军队中没有根基。”事实上军队恨立宪民主党人，认为一切压迫民众的事情都是他们干的。步兵们一定嘲笑哥萨克兵说：“那里老头子把你们卖给立宪民主党人了。”哥萨克兵也一定回答：“我们要拿点颜色给他们看看！”在西南前线，哥萨克诸部队通过一个特别决议案，宣布立宪民主党人为“劳动民众的死对头和奴役者，”要求“军大会”之中一切敢与立宪民主党联合人，都要开除出去。 科尔尼洛夫自己是个哥萨克，很信赖哥萨克兵——尤其顿河哥萨克兵——之赞助。他的准备政变用的那支军队，都是哥萨克兵编成的。但哥萨克兵并不肯替这位“农民之子”卖力。他们在乡村的人有决心保卫他们的域内的土地，但不愿干预别人的争吵。骑兵第三军也不辜负人家的期望。哥萨克兵虽然反对与德国人联欢，却很愿意在彼得格勒战线上同海陆士兵联欢。就是这个联欢打破了科尔尼洛夫的计划，不流一滴血。这样，旧俄罗斯的最后支柱，哥萨克，也软弱而倾倒了。 正在此时，离俄国境外很远地方，在法兰西领土之内，人家也以实验室规模行了一种实验，要“复活”俄罗斯军队；——此地为布尔什维克派势力所不能及，因之这个实验是更能令人心服的。夏天和秋天，俄国报纸上披露了消息，说在法国的俄国军队之中发生了武装叛乱。当时国内多事，这些消息差不多没有人注意。早在1917年1月，即革命之前，引军官李索夫斯基的话来说，在法国的两旅俄国军队，士兵们“就坚决相信他们被卖给法国人了，为了交换军火。”士兵并非完全想错了的。他们“毫无一点同情”对于协约国的主人，而且没有一点信任心对于自己的军官。革命消息传来时，这输出的两旅士兵在政治上虽已准备好了，却仍不免觉得出乎意外。军官们自然不会向他们解释革命，——军官的地位愈高，则愈加惘然若失，——但亡命者中间的民主爱国派在兵营出现了。李索夫斯基写道：“不止一次看见，有些外交家和禁卫团军官，很客气地端出椅子来，请以前的亡命客坐坐。”各团成立了由选举产生的机关，不久就有一个拉脱维亚兵做了委员会首脑。这里也有“异民族分子”发生作用。第一团是在莫斯科编练的，差不多全是工人，雇员和店里的伙计，总之是无产阶级的和半无产阶级的分子，一年前先踏上法兰西国土，冬季之中在香班尼战场上打得很好。但“军心涣散之瘟役先传染了这一团人。”第二团中，农民占很大的百分比，比较长久保持安静。第二旅差不多完全是西伯利亚农民编成的，似乎完全可靠。二月革命之后不久，第一旅就不愿服役了。士兵们既不愿为阿尔萨斯和洛林[2]打仗，也不肯替美丽的法兰西送命。他们只愿回到新俄罗斯过生活去。这一旅被调到后方，驻扎于法国中部，拉古丁兵营。李索夫斯基记道：“大约有一万抗命的俄国士兵驻扎在安静的资产阶级乡村中间，有武装，无军官，绝对不肯服从任何人，在那广大的军营里度着一种完全特别的生活。”这里，科尔尼洛夫有个异乎寻常的机会来应用他那复兴军队的手段，此次而且得到他们的热烈同情者庞加莱总统和黎波总理的合作。总司令用电报传达一个命令，要驻在拉古丁的士兵们“服从命令”，而且开往萨隆尼卡[3]去。但是抗命的士兵不肯降服。9月1日重炮兵开来，兵营内张贴布告，内有科尔尼洛夫恐吓人的电报。但恰在此时出了岔子：法国报纸登载消息，说科尔尼洛夫自身被人宣布为叛逆，为反革命者。抗命士兵坚决认定，没有理由必须到萨隆尼卡去送死，——何况这个命令还是叛逆将军发的。这些工人和农民，被人卖到这里来交换军火，决定自卫。他们拒绝同外来的任何人谈判。从此以后没有一个士兵离开过军营。 俄国第二旅被调来攻击第一旅。炮兵在近旁山坡上立下了阵地，步兵依照工程学的一切法则掘下了战壕，而且开近拉古丁兵营。周围都给阿尔卑斯山轻步兵把守了，不让一个法国人混进这俄国两旅的战场去。如此法国军事当局就在自己领土之内导演了俄罗斯国内战争戏剧，很聪明地周围用刺刀环绕起来。这不过是一种预演罢了。后来法国统治阶级在俄国本身领土之内，组织一个国内战争，而用封锁的铁丝网把它围绕起来。 “一种合于方法的炮轰兵营开始了。”几百个士兵从兵营走出来，愿意降服。他们被接受过去，炮火立刻又开始。如此经过了四日四夜。拉古丁的人一队队地投降。9月6日，营中只剩下200人左右，他们决定宁死不投降。他们的首领是个乌克兰人格罗巴，一个浸礼派的教徒，一个狂热者；若在俄国，人家一定要叫他们布尔什维克。大炮机关枪和来福枪配合成为一声大吼，在炮火掩护之下，兵营果然被冲进去了。抗命者终于被压服。牺牲者数目，无人知道。无论如何，法律和秩序是恢复了。但几个星期之后，轰击第一旅的第二旅俄国兵也传染了同样的病症。…… 俄国士兵带着一种可怕的传染病，渡海而来，病菌潜伏在他们的帆布背囊中，他们的大衣夹缝内，他们的心底秘密之处。拉古丁这幕剧是很有意义的；这是一个有意编排的理想的实验，差不多好像置于玻璃罩之下，来考察俄罗斯军队那些内心过程，这些过程的基础是俄国全部过去历史所立下的。 [1] Iraetorian guard，古罗马皇帝卫队。——译者 [2] 阿尔萨斯和洛林在法国北方，1871年德法战争后割让给德国。1914年一战爆发后，法国社会党以此支持法帝解放祖国，收复失地，遂加入国防政府。－C.R [3] Salonika,希腊一个海港，第一次大战时，协约国以此为根据地进行巴尔干战争。——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