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第一卷
5、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十四世纪中叶至十七世纪末叶关于延长工作日的强制性法律
“什么是一个工作日呢”资本支付劳动力的日价值，可以在多长的时间内消费劳动力呢？在劳动力本身的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以外，可以把工作日再延长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知道，资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工作日就是一昼夜24小时减去几小时休息时间。没有这种休息时间，劳动力就根本不能重新工作。首先，不言而喻，工人终生不外就是劳动力，因此他的全部可供支配的时间，按照自然和法律，都是劳动时间，也就是说，应当用于资本的自行增殖。至于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以至于星期日的休息时间（即使是在信守安息日的国家里） [104]，——这全都是废话！但是，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象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它侵占人体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它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它克扣吃饭时间，尽量把吃饭时间并入生产过程，因此对待工人就象对待单纯的生产资料那样，给他饭吃，就如同给锅炉加煤、给机器上油一样。资本把积蓄、更新和恢复生命力所需要的正常睡眠，变成了恢复精疲力尽的机体所必不可少的几小时麻木状态。在这里，不是劳动力的正常状态的维持决定工作日的界限，相反地，是劳动力每天尽量的耗费（不论这是多么强制和多么痛苦）决定工人休息时间的界限。资本是不管劳动力的寿命长短的。它唯一关心的是在一个工作日内最大限度地使用劳动力。它靠缩短劳动力的寿命来达到这一目的，正象贪得无厌的农场主靠掠夺土地肥力来提高收获量一样。
可见，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剩余劳动的吸取——通过延长工作日，不仅使人的劳动力由于被夺去了道德上和身体上的正常发展和活动的条件而处于萎缩状态，而且使劳动力本身未老先衰和死亡 [105]。它靠缩短工人的寿命，在一定期限内延长工人的生产时间。
但是，劳动力的价值包含再生产工人或延续工人阶级所必需的商品的价值。既然资本无限度地追逐自行增殖，必然使工作日延长到违反自然的程度，从而缩短工人的寿命，缩短他们的劳动力发挥作用的时间，因此，已经消费掉的劳动力就必须更加迅速地补偿，这样，在劳动力的再生产上就要花更多的费用，正象一台机器磨损得越快，每天要再生产的那一部分机器价值也就越大。因此，资本为了自身的利益，看来也需要规定一种正常工作日。
奴隶主买一个劳动者就象买一匹马一样。他失去奴隶，就是失去一笔资本，必须再花一笔钱到奴隶市场上去买，才能得到补偿。但是，
“尽管乔治亚州的稻田和密西西比州的沼泽地对人体组织具有致命的危害，这种对人的生命的破坏，总不会大到连靠弗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的黑人众多的‘自然保护区’也补充不了的程度。当经济上的考虑使奴隶主的利益同保存奴隶相一致时，这种考虑还可以成为奴隶受到人的待遇的某种保证，但在实行奴隶贸易以后，同样的经济上的考虑却成了把奴隶折磨致死的原因，因为奴隶一旦可以从外地的黑人‘自然保护区’得到补充，他们的寿命也就不如他们活着时的生产率那样重要了。因此，在奴隶输入国，管理奴隶的格言是：最有效的经济，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从当牛马的人身上榨出最多的劳动。在种植热带作物的地方，种植园的年利润往往与总资本相等，正是在这些地方，黑人的生命被视同草芥。正是这个几世纪来成为巨大富源的西印度农业，曾吞没了几百万非洲人。拿现在的古巴来说，那里每年的收入总是以百万计算，种植园主俨然就是王公，但是我们看到，那里的奴隶阶级饮食最坏，劳动最累最重，甚至每年都有一大批人直接由于劳动过度、睡眠和休息不足等慢性折磨而丧命”。 [106]
只要换一个名字，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试把奴隶贸易换成劳动市场，把肯塔基和弗吉尼亚换成爱尔兰以及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农业区，把非洲换成德国再看看罢！我们已经听到，过度劳动使伦敦的面包工人不断丧生，可是伦敦的劳动市场总是挤满来自德国和其他地方的人，等着去面包房送死。我们已经看到，陶器业是工人寿命最短的行业之一。但是陶工是不是因此就缺少呢？普通工人出身的、现代陶器业的创始人约瑟亚·威季伍德，1785年曾向下院说，陶器业共有15000到20000人 [107]。到了1861年，单是大不列颠的陶器业市镇人口就有101302人。
“棉纺织业有90年的历史…… 在英国经历了三代人，却吞没了九代纺织工人。” [108]
诚然，在个别的热病式的繁荣时期，劳动市场上曾严重缺乏劳动力。例如1834年就是这样。当时工厂主先生们向济贫法委员会建议，把农业区的“过剩人口”送往北方，并表示“工厂主们将吸收和消费这批人” [109]。这是他们的原话。
“在济贫法委员会的同意下，在曼彻斯特成立了代办所。农业工人的名单造好以后交给了代办所。工厂主们纷纷赶到代办所，挑选自己需要的人，然后就把这些家庭从英国南部运出来。这些人体包裹就象一包包货物一样，挂上签条，装上船或货车运走了；也有人步行，很多人迷了路，在工业区流浪，濒于饿死的境地。这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真正的贸易部门。下院几乎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但是这种经常的贸易，这种贩卖人肉的行当继续存在，曼彻斯特代办所不断把这些人买来，卖给曼彻斯特的工厂主，就象把黑人经常不断地卖给美国南部各州的植棉主一样…… 1860年，棉纺织业空前繁荣…… 人手又不够了。工厂主们又向贩卖人肉的代办所求援……于是代办所便到多尔塞特郡的沙丘地带、戴文郡的高地、威尔兹郡的平原去搜罗，但过剩的人口已经被吸收光了。”
《贝里卫报》抱怨说，英法通商条约签订以后，本来还会吸收1万人，而且马上还需要3—4万人。但是从事人肉买卖的大小代办所1860年在农业区几乎没有搜罗到什么人，于是
“工厂主们派了代表去求见济贫法委员会主席维利尔斯先生，请求他再次准许贫民习艺所的穷孩子和孤儿进工厂去做工”。 [110]
一般说来，经验向资本家表明：过剩人口，即同当前资本增殖的需要相比较的过剩人口，是经常存在的，虽然这些人发育不良，寿命短促，更替迅速，可以说未成熟就被摘掉 [111]。另一方面，经验向有理解力的观察者表明：虽然从历史的观点看，资本主义生产几乎是昨天才诞生的，但是它已经多么迅速多么深刻地摧残了人民的生命根源；工业人口的衰退只是由于不断从农村吸收自然生长的生命要素，才得以缓慢下来；甚至农业工人，尽管他们可以吸到新鲜空气，尽管在他们中间自然选择的规律（按照这个规律，只有最强壮的人才能生存）起着无限的作用，也已经开始衰退了 [112]。有如此“好理由”来否认自己周围一代工人的苦难的资本，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不理会人类将退化并将不免终于灭种的前途，就象它不理会地球可能和太阳相撞一样。在每次证券投机中，每个人都知道暴风雨总有一天会到来，但是每个人都希望暴风雨在自己发了大财并把钱藏好以后，落到邻人的头上。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116】 这就是每个资本家和每个资本家国家的口号。因此，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 [113]。人们为体力和智力的衰退、夭折、过度劳动的折磨而愤愤不平，资本却回答说：既然这种痛苦会增加我们的快乐（利润），我们又何必为此苦恼呢？ 【117】 不过总的说来，这也并不取决于个别资本家的善意或恶意。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 [114]
正常工作日的规定，是几个世纪以来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斗争的结果。但在这个斗争的历史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倾向。例如，我们对照一下英国现行的工厂立法和从十四世纪起一直到十八世纪中叶的劳工法 [115]。现代的工厂法强制地缩短工作日，而当时的劳工法力图强制地延长工作日。资本在它的萌芽时期，由于刚刚出世，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关系的力量，还要依靠国家政权的帮助才能确保自己榨取足够的剩余劳动的权利，它在那时提出的要求，同它在成年时期不得不忍痛做出的让步比较起来，诚然是很有限的。只是过了几个世纪以后，“自由”工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才自愿地，也就是说，才在社会条件的逼迫下，按照自己的日常生活资料的价格出卖自己一生的全部能动时间，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本身，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自己的长子继承权 【118】。因此，从十四世纪中叶至十七世纪末，资本借国家政权的力量力图迫使成年工人接受的工作日的延长程度，同十九世纪下半叶国家在某些地方为了限制儿童血液变成资本而对劳动时间规定的界限大体相一致，这是很自然的了。例如，在马萨诸塞州，这个直到最近还是北美共和国最自由的州，今天国家规定的12岁以下儿童的劳动时间的界限，在十七世纪中叶还曾经是英国的健壮的手工业者、结实的雇农和大力士般的铁匠的正常工作日。 [116]
第一个劳工法（爱德华三世二十三年即1349年）的颁布，其直接借口（是借口，而不是原因，因为这种法律在这个借口不再存在的情况下继续存在了几百年）是鼠疫猖獗 【119】，死了很多人，用一个托利党著作家的话来说，当时“要用合理的价格〈即能保证雇主得到合理的剩余劳动量的价格〉雇用工人，已经困难到了实在难以忍受的地步” [117]。因此，在法律上强制地规定了“合理”工资和工作日界限。后面这一点，即我们在这里唯一关心的一点，在1496年（亨利七世时期）的法令中又提到了。依照法令（虽然始终没有实现），所有手艺人和农业工人的工作日，从三月到九月，应该是从早晨5点到晚上7—8点，其中吃饭时间是早饭1小时，午饭1 1/2小时，午后小餐1/2小时，正好比现行工厂法规定的吃饭时间多一倍 [118]。冬季，是从早晨5点劳动到天黑，中间的休息时间不变。1562年的伊丽莎白法令，没有触动“按日领工资或按周领工资”的所有工人的工作日长度，不过它设法把夏季的休息时间限制为2 1/2小时，冬季限制为2小时。午饭时间只有1小时，“1/2小时午睡制”只准在五月中至八月中这段时间内实行。旷工1小时扣工资1便士。但实际上，工人所受的待遇要比法令规定的好得多。政治经济学之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统计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在十七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发表的一部著作中说：
“工人〈当时是指农业工人〉一天做工10小时，一星期吃饭20次，就是说，平日每天3次，星期天两次。可见，只要他们星期五晚上节食，午饭时间不象现在这样用两小时即从11时到1时，而用一个半小时，从而劳动增加1/20，消费减少1/20，那末，上述税收的1/10就可以筹集出来了”。 [119]
安得鲁·尤尔博士抨击1833年的十二小时工作日法案是倒退到黑暗时代，不是说得很公平吗？当然，劳工法中列举的并为配第所提到的各项规定对学徒也是适用的。至于直至十七世纪末儿童劳动的情况究竟怎样，我们从下面的怨言中可以看出：
“我们英国少年在当学徒以前，什么都不干，因此，他们当然需要7年这样长的时间，才能成为熟练的手艺人”。
相反地，德国值得夸耀的是，那里的儿童在摇篮里就至少“受到一点职业训练”。 [120]
在十八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直到大工业时期以前，英国资本还不能靠支付劳动力一星期的价值而占有工人的整个星期，只有农业工人是例外。当时工人靠四天的工资可以生活一星期，在他们看来，这一事实并不能成为其余两天也要为资本家做工的充分理由。英国有一派经济学家为了替资本效劳，猛烈攻击工人顽固不化；另一派经济学家则为工人辩护。例如，我们就来听听波斯耳思威特（当时他编的商业辞典，就象现在麦克库洛赫和麦克格莱哥尔的同类著作一样受到好评）和前面引述过的《论手工业和商业》的作者之间的争论吧。 [121]
波斯耳思威特说道：
“我在结束这几点评述的时候，不能不提到从许多人那里听来的这样一种陈腐论调：如果工人（industrious poor）做5天工就足够维持生活，他就不想做满6天工。他们因此做出结论说，必须用税收或任何其他办法提高那些甚至是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来迫使手工业者和工场手工业工人每星期不间断地劳动6天。请原谅，我的见解和这些要王国的劳动人口永远做奴隶的大政治家们不同。他们忘记了这样一句谚语：‘只管干活不玩耍，头脑迟钝人变傻’。难道英国人没有因为他们多才多艺的手工业者和工场手工业工人一向为不列颠的商品争得普遍声誉而感到自豪吗？这是怎样得来的呢？或许就是由于我们生性活泼的劳动大众善于休息娱乐吧。如果硬要他们终年劳碌，每星期干满6天，而且老是干同样的活，那他们的才能不会退化吗？他们不会由活泼的灵巧的人变为笨拙的迟钝的人吗？我们的工人由于这种长期的奴隶制，不是会丧失自己的声誉而不是保持自己的声誉吗？…… 还能指望受着这种残酷折磨的动物有什么熟练的技艺吗？…… 他们中间许多人4天干的活，抵得上法国人干5—6天。但是，如果英国人长期做苦力，恐怕他们就会退化，落在法国人后面。我国人民在战争中素以勇敢闻名，我们不是常说，这是因为一方面有美味的英国牛排和布丁来果腹，另一方面有立宪的自由精神吗？我国手工业者和工场手工业工人所以有高超的才能、精力和技巧，怎能说不是因为他们享有可以随意休息娱乐的自由呢？但愿他们永远不会丧失这种特权，不会失去成为他们劳动技巧和英勇精神的来源的优越生活！” [122]
关于这个问题，《论手工业和商业》的作者却回答说：
“假如每周的第七天休息是上帝的安排，那就是说，其余6天属于劳动〈下面我们就会看到，他的意思是说属于资本〉，所以强制实行上帝的这一命令，决不能说是残忍的行为…… 人一般说来天生是好逸恶劳的，我们从我国工场手工业工人的行为就不幸地体验到这一点。除非生活资料涨价，不然他们每周平均顶多干4天活…… 假定1蒲式耳小麦代表一个工人的全部生活资料，价格为5先令，工人一天挣1先令。这样，他一周只需要劳动5天，如果1蒲式耳小麦为4先令，他就只需要劳动4天…… 但是王国的工资比生活资料的价格高得多，因此工场手工业工人劳动4天，就可以有余钱维持一周其余几天的闲适生活…… 我希望，我说的这些已足以表明，一周进行6天适度的劳动并不是什么奴隶制。我国农业工人就是一周干6天活的，看来他们是工人（labouring poor）中最幸福的人 [123]；荷兰人在手工工场每周也是劳动这么多天，而且看来是一个很幸福的民族。法国人也是这样劳动，只要不是中间插了许多假日的话 [124] …… 但是我们的民众却有一种成见，好象他们作为英国人生来就有一种特权，应该比欧洲任何一国的〈工人大众〉都享有更大的自由和独立。这种思想使我们的士兵勇敢起来，就这点说，它可能有些好处；但是工场手工业工人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越小，他们本身和国家得到的好处就越大。工人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应当认为自己可以不依靠自己的上司而独立…… 在我们这样一个大概占总人口7/8的人只有一点财产或没有财产的商业国家里，怂恿不良分子是非常危险的 [125] ……只有我们的工业贫民情愿做6天工而依旧领取现在做4天工所得的工资，情况才能根本好转。” [126]
为了这种目的，也为了“根除懒惰、放荡和对自由的奢望”，同时也为了“减轻济贫税、鼓励勤勉精神和压低手工工场的劳动价格”，我们的忠于资本的埃卡尔特提出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把这些依赖社会慈善事业的工人，一句话，把需要救济的贫民关进“理想的习艺所”。“这种习艺所应当成为恐怖之所。” [127] 在这种“恐怖之所”，这种“理想的习艺所”里，“每天”应当劳动“14小时，不过其中包括适当的吃饭时间，因此净剩的劳动时间是整整12小时”。 [128]
在1770年的“理想的习艺所”，在这恐怖之所，工作日是12小时！而经过了六十三年，到了1833年，当英国议会把四种工业部门的13—18岁的儿童的工作日缩短为整整12小时的时候，似乎英国工业的末日就到来了！1852年，当路易·波拿巴为了巩固自己在资产阶级心目中的地位，打算修改法定的工作日时，法国工人大众异口同声地高呼：“把工作日缩短为12小时的法令，是共和国立法留给我们的唯一福利！” [129] 在苏黎世，10岁以上的儿童的劳动限制为12小时，在阿尔高，13—16岁的儿童的劳动在1862年从12 1/2小时减为12小时；在奥地利，14—16岁的儿童的劳动在1860年也缩短为12小时。 [130] 如果马考莱还在的话，一定会以“惊喜若狂”的心情大叫“1770年以来的巨大进步”！
需要救济的贫民的“恐怖之所”在1770年还只是资本灵魂的梦想，几年以后，它却作为工场手工业工人自身的庞大的“习艺所”矗立起来了。它叫做工厂。但是这一次，理想在现实面前大为逊色。
注释与版本说明
[104] 例如，在英格兰农村，有的地区直到目前为止，工人还常常因为在安息日在自己房前的园圃里干点活，亵渎了安息日，而受到拘禁的处分。但是同一个工人如果在星期日不去金属厂，造纸厂或玻璃厂干活，那末即使是出于宗教的癖性，也要按违反契约论处。如果对于安息日的亵渎是发生在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内，正统教徒的议会就充耳不闻了。伦敦鱼店和家禽店的短工,在一份要求废除星期日劳动的呈文（1863年8月）中说，他们在一星期的前6天，每天平均劳动15小时,星期日劳动8—10小时。从这份呈文还可以看出，这种“星期日劳动”正是埃克塞特会堂 【115】 的饕餮而伪善的贵族所鼓励的。这些如此热心“追求肉体享受”的“圣徒”，是通过他们容忍第三者的过度劳动、贫困和饥饿来表明自己的基督徒精神的。美餐对他们（工人）是非常有害的。 “交易的性质在这里改变了，现在不是以货换货，不是供货和进货，而是出售和支付，一切交易……都表现为纯粹的货币业务。”（[丹·笛福]《论公共信贷》1710年伦敦第3版第8页） ↩
[105] “我们在以前的报告中曾提到，许多有经验的工厂主确认，过度的劳动……无疑具有过早地耗尽人的劳动力的危险。”（《童工调査委员会。第4号报告》1865年第64号第XIII页） “货币成了万物的刽子手。”理财术是“一个蒸馏器，它使多得惊人的货物和商品蒸发，以便取得这种致命的膏汁”。“货币向全人类宣战。”（布阿吉尔贝尔《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德尔编《财政经济学家》1843年巴黎版苐1卷第413、419、417，418页） ↩
[106] 凯尔恩斯《奴隶劳力》1862年伦敦版第110，111页。 克雷格先生在1826年的议会调査委员会上说，“1824年圣灵降临节，在爱丁堡，需要如此大量的钞票，以致到11点钟，我们手里连一张钞票也没有了，我们到一家一家银行去商借，但是都没有借到，许多交易郁只好凭纸条付款。但是到了下午3点钟，所有的钞票都回到了那些发行钞票的银行。这些钞票只不过转转手而已。”在苏格兰，虽然钞票的实际平均流通量还不到300万镑，但是到了一年的各个支付期限，银行家手里所有的钞票（共约700万镑）都要动用。在这种情况下，-钞票只是履行一种单一的特殊的职能，这个职能一经完成，它们立刻又各自回到那些发行钞票的银行。(约翰·富拉顿《论流通手段的调整》1845年伦敦第2版第86页注）为了便于了解，这里附带说一下，在富拉顿写这本书的时候，在苏格兰支付存款，不是用支票，而是用钞票。 ↩
[107] 约翰·华德《特伦特河畔的斯托克城》1843年伦敦版第42页。 有人问：“如果一年的贸易额必需有4000万，那末这600万〈金〉对于贸易所需的周转和流通是否够用呢？”配第以他惯用的巧妙方法回答说：“我回答说够用，如果周转期很短，只有一个星期，象贫苦的手工业者和工人每星期六收付货币那样，那末要花费4000万，有100万的40/52就够了；如果周转期是一季，按照我们交租纳税的习惯，那就要有1000万。因此，假定支付期限总起来说是从1个星期到13个星期之间的平均数，那末1000万加上100万的40/52，再求其半数，约等于550万，就是说，我们有550万就够了。”（威廉·配第《爱尔兰政治剖视。1672年》1691年伦敦版第13、14页 【80】） ↩
[108] 1863年4月27日费兰德在下院的演说。 因此，法律规定国家银行只能贮藏那种在国内起货币作用的贵金屑，是荒唐的。例如，英格兰银行自己制造的那些“可爱的麻烦”，是众所周知的。关于金银相对价值发生变动的几个大的历史时代，可参看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36页及以下各页。 【81】 ——第2版补注：罗伯特·皮尔爵士在他的1844年的银行法中，力图摆脱这种困境，即允许英格兰银行发行以银块作准备金的银行券，但银储备不得超过金储备的四分之一。同时，银的价值按照它在伦敦市场上的市场价格（以金计算的〉来估价。｛第4版注：现在我们又处在金银的相对价值剧烈变动的时代。大约25年以前，金银的比价＝15.5：1，现在大约＝22:1，而且与金相比，银的价值还在继续跌落。其实，这主要是这两种金属的开采方法发生变革的结果。从前，金几乎完全是从淘洗含金的冲积层即含金岩石的风化物中获得的。现在，这种方法已经不够用了，让位于开采含金石英矿脉的方法，后一种方法虽然古人早已知道（狄奥多洛斯《史学丛书》第3卷第12—14章），但过去一直居于第二位。另一方面，不仅美国落基山脉的西部发现了新的大银矿，而且还铺设铁路来开发这个银矿和墨西哥银矿，这就有可能运去新式机器和燃料，使银的开采规模空前扩大，开采费用大大降低。但是，这两种金属在矿脉中的存在方式是大不相同的。金大都是夭然的，但是它混杂在石英中，数量极少，因此必须把整批矿石粉碎，而后淘金，或用水银提取金。从100万克石英中，往往只能采到1－3克金，难得采到30—60克金。银很少天然是纯的，但它存在于比较容易从矿脉中开采的特殊的矿石中，这些矿石通常含银40—90％；或者它也少量地混在某些本身值得开采的矿石如铜、铅等等中。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采金所耗费的劳动增多了，而采银所耗费的劳动却大大减少了，所以银的价值降低是不言而喻的。假如现在不是用人为的办法把银的价格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那末银的价值降低一定会表现为价格的更大的跌落。目前美洲银矿还只开采了很少一部分，因此完全可以预料，银的价值在长时期内还会继续降低。此外，用于制造日用品和奢侈品的银相对地减少，银制品为镀银品和铝制品等等所代替，这也必然会促使银的价值降低。因此可以断定，复本位主义想靠强制的国际行市来把银的价值比例提髙到从前的1：15.5是一种空想。银在世界市场上将越来越失去它的货币属性。——弗·恩·｝ ↩
[109] “工厂主们将吸收和消费这批人。这是棉纺织厂主们的原话。”（同上） 重商主义体系把通过金银来结算贸易顺差当作世界贸易的目的，而重商主义体系的反对者也完全误解了世界货币的职能。我在评论李嘉图时曾详细说明，对贵金属的国际运动的错误理解，不过是反映了对调节流通手段量的规律的错误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第150页及以下各页 【82】）他的错误教条是：“贸易逆差只能是流通手段过剩的结果……铸币输出是因为它价值低廉，不是逆差的结果，而是逆差的原因。” 【83】 这个教条我们在巴尔本那里已经见过：“贸易差额，如果它存在的话，不是货币从一国输出的原因。相反地，货币输出是由各国的贵金属价值之间的差别引起的。”（尼·巴尔本《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高货币价值的意见》第59页）麦克库洛赫在《政治经济李文献。各科分类书目》〖1845年伦敦版）中，称赞巴尔本的这种先见之明，但十分机智地避而不谈“通货原理” 【84】 的荒谬前提在巴尔本那里所表现的素朴形式。这篇书目没有批判性，甚至是不正直的，这种情况在他叙述货币学说史的几章中达到了顶点，因为在这里，麦克库洛赫向奥维尔斯顿勋爵（前银行家劳埃德）大献殷勤，把他捧为“锒行界公认的领袖”。 ↩
[110] 1863年4月27日费兰德在下院的演说。尽管维利尔斯有最良好的愿望，但“根据法律”他不得不拒绝工厂主们的要求。可是由于地方贫民管理局的甘愿效劳，这些先生们还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工厂视察员亚·雷德格雷夫先生硬说，这一次，这种“拫据法律”把孤儿和贫民的孩子当作学徒看待的制度，“没有带来以前的弊病”（关于这些“弊病”，参看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不过确实在一种情况下，也就是“在那些从苏格兰农业区被送到郎卡郡和柴郡的少女和年轻妇女的身上，这种制度是被滥用了”。工厂主根据这个“制度”同济贫院当局订立了有一定期限的契约。工厂主供给这些儿童衣食住，还给一点补貼。1860年是英国棉纺织业最繁荣的一年，而且工资也髙，因为对工人的需求量特别大，可是这时爱尔兰的人口却减少了，英格兰和苏格兰农业区的人口空前大量地迁往澳洲和美洲了，同时英格兰某些农业区的人口，由于生命力大受摧残以及可利用的人口早已被人肉販子搜罗走而大大减少了。如果注意到这些事实，再来听听雷德格雷夫先生的下面一段话，就会感到奇怪了。他说：“但是这种劳动〈济贫院儿童的劳动〉只有在找不到别的劳动时才有人去找，因为这是一种昂贵的劳动。一个13岁的少年每周的普通工资大约是4先令；但是要供给50个或100个这样的少年的衣食住，再加上医药补助费和一定的监管费，此外再加上少量的补贴，这样毎人每周4先令是不够的。”（《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年4月30日》第27页）雷德格雷夫先生忘记说明，既然工厂主以每人4先令的费用都无法把50个或100个孩子放在一起养活和监管，那末工人自己又怎能靠自3孩子的4先令工资来做到这一点呢。为了避免从正文中引出错误的结论，在这里我还应当指出，英国棉纺织业自从施行1850年工厂法，因而对劳动时间等进行调整以后，已应看作是英国的模范工业。英国棉纺织工人的处境，从各方面来说都比大陆上的命运相同的伙伴好些。“普鲁士的工厂工人每星期至少比他们的英国对手多劳动10小时，而如果他们是在自己家里用自己的织机工作，那末连这个逍加劳动时间的界限也要突破了。”（《工厂视察员报告。1855 年10月31日》第103页）上面提到的1工厂视察员雷德格雷夫，在1851年工业博览会以后，曾到大陆上，特别是到法国和普鲁士调查工厂状况。关于普鲁士的工厂工人，他说，“他们得到的工资仅够购买简单的食品和少量他们习惯用的生活舒适品……与他们的英国对手相比，他们生活更苦，劳动更重”（《工厂视察员报告。1853年10月31日》第85页）。 例如，在发放补助金，为进行战争或恢复银行现金支付而实行借款等等情况下，价值正是要求具有货币形式。 ↩
[111] “从事过度劳动的人死得惊人地快！但死者的空位，马上又有人补充上，人物频頻更换，但舞台上并不因而发生任何变化。”（《英国和美国》1833年伦敦版第1卷第55页；爱·吉·威克菲尔德著） “货币根据各国的需要在各国间分配……因为它总是被产品所吸引。”（列特隆《就价值、流通、工业、国内外贸易论社会利益》第916页）“不断提供金银的矿山足以向每个国家提供所需要的数量。”（杰·范德林特《货币万能》第40页） ↩
[112] 见《公共卫生。枢密院卫生视察员第6号报告。1863年》1864年伦敦版。这个报告特别谈到农业工人。“人们认为萨特伦德郡是一个有很大改进的郡，但最近的调查发现，在这个曾经以出美男子和勇敢士兵而闻名的地方，居民已退化成瘦弱的种族了，尽管这个地区背山临海，环境极其有益于健康，但儿童的面容异常消瘦苍白，竟同在伦敦小巷的污秽空气中才能遇到的那种面容一样。”（桑顿《人口过剩及其补救办法》1846年伦敦版第74、75页）他们实际上同那些和娼妓、小偷挤住在格拉斯哥的小街陋巷的3万个“英武的山地居民”相似。 “汇率每周都会涨落，在一年的某些时间内达到的比率对一国不利，而在另一些时间内又对它有利。”（巴尔本《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髙货币价值的意见》第39页） ↩
[113] “尽管居民的健康是国民资本的一个重要成分，但恐怕必须承认，资本家根本不想保持和珍惜这个财富……工厂主关心工人的健康状况是被迫的。”（《泰晤士报》1861年11月5日）“西莱丁的男人成了人类的织工……工人的健康被断送了，再过几代这个种族就会退化下去，但发生了反作用。儿童劳动的时间受到了限制……”（《中央注册局局长第22号年度报告》1861年） 一旦加上兑换银行券的基金的职能，这些不同的职能彼此就会发生危险的冲突。 ↩
[114] “超过国内贸易绝对需要的货币是死资本，不会给拥有这些货币的国家带来任何利润，除非把它们用于进出口贸易。”（约翰·贝勒斯《论贫民》第13页〉“如果我们铸币过多，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把最重的铸币熔化，加工成上等餐具，金银器皿；或者把它们作为商品输往霈要或想要它们的地方；或者可以把它们拿到利率高的地方去生息。”（威廉·配第《货币略论》第39页）“货币不过是国家躯体的脂肪，过多会妨碍这一躯体和灵活性，太少会使它生病……脂肪使肌肉的动作滑润，在缺乏食物时供给营养，使肌肤丰满，身体美化，同样，货币使国家的活动敏捷，在国内歉收时用来从国外进口食物，清偿债务……使一切美化；当然〈作者最后讽刺说〉，特别是使那班富有货币的人美化。”(威廉·配第《爱尔兰政治剖视》第14、15页 【80】〉 ↩
[115] 在英国，这些劳工法（在法国、尼德兰等国同时也有这种法令）是在1813年，在生产关系早已使它们失效以后，才正式废除的。 ↩
[116] “12岁以下的儿童在工厂中每天不得劳动10小时以上。”(《马萨诸塞州普通法》第60章第3节。这些法令是1836—1858年颁布的。）“在所有棉纺织厂、毛织厂、丝织厂、造纸厂、玻璃厂、亚麻厂或铁工厂和其他金属加工厂实行的每天10小时劳动，应视为法定的日劳动量。又规定，对于不论在任何工厂做工的未成年人，今后皆不得鼓励或强迫他们每天劳动10小时以上，或每周劳动60小时以上；其次，本州任何工厂今后皆不得雇用10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当工人。”（《新泽西州。限制工作日的长度的法令》第1、2节。1851年3月18日法令）“12岁至15岁的未成年人，不论在任何工厂，每天不得劳动11小时以上，并且不得在早晨5点以前和晚上7点半以后做工。”(《罗得岛州修订条例》第139章第23节。1857年7月1日） ↩
[117] ［约·巴·拜耳斯］《自由贸易的诡辩》1850年伦敦第7版第205页。这位托利党人还承认：“议会通过的不利于工人而有利于雇主的调整工资的法令，维持了464年之久。人口增长了，这些法令现在已经成为多余，成为累赘了。”（同上，第206页） ↩
[118] 关于这项法令，约·威德公正地指出：“从1496年的法令可以看出，当时的伙食费等于手工业者收入的1/3，等于农业工人收入的1/2。这说明，当时的工人比现在的工人有更大的独立性，因为现在农业工人和工场手工业工人的伙食费在他们工资中所占的比重大得多了。”（约·威德《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第24、25、577页)有人认为，这种差别是由于现在的食品和衣服的比价和那时的比价不同造成的，但只要略为看一下弗利特伍德主教的《行情表》（1707年伦敦第1版及1745年伦敦第2版），这种意见就不攻自破了。 ↩
[119] 威·配第《爱尔兰政治剖视，1672年》1691年版第10页80。 ↩
[120] 《论促进机械工业发展的必要性》1690年伦较版第13页。为了讨好辉格党和资产阶级，马考莱伪造了英国历史，他宣称：“让儿童过早地从事劳动的做法，在十七世纪十分盛行，这从当时的工业状况来看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在毛织业的中心诺里奇，6岁的儿童就被看作是有劳动能力的。当时有许多著作家，其中包括有些被认为是心地非常正直的著作家，曾以‘惊喜若狂’的心情谈到，单是在这座城市，男女童工一年所创造的财富就比他们的生活费要多12 000镑。我们对过去的历史研究得越仔细，就越有理由驳斥那种认为我们时代充满了新的社会弊病的见解。新东西不过是发现这些弊病的智慧和医治这些弊病的人道精神”(《英国史》第1卷第417页〉。马考莱本来还可以告诉我们：十七世纪的“心地非常正直”的商业之友，曾以“惊喜若狂”的心情叙述荷兰的一所济贫院曾怎样雇用一个4岁的儿童做工，而且这种“应用于实际的道德”的例子，直到亚·斯密时代为止，在一切马考莱式人道主义者的著作中都有过。诚然，随着那种和手工业有区别的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剥削儿童的踪迹也就显现出来了。这种剥削在一定程度上从来就存在于农民中间，并且农民身上的枷锁越沉重，这种剥削就越厉害。资本的趋势是很明显的，但事实本身却象双头婴儿一样，是极为罕见的。因此，富于预感的“商业之发”就以“惊喜若狂”的心情把这些事实当作特别值得重视、值得惊异的事情记录下来，以垂教同时代的和后代的人们，并让他们去摹仿。这位喜欢献媚和爱说漂亮话的苏格兰人马考莱还说：“我们现在听到的只是退步，但看到的只是进步。”这是什么眼睛，尤其是，这是什么耳朵！ ↩
[121] 非难工人最凶的就是本文提到的《论手工业和商业》（1770年伦敦版)的匿名作者。他早在《论赋税》（1765年伦敦版）一书中就进行了这样的非难。站在这一方的， 还有妙不可言的饶舌统计家普隆涅斯-阿瑟·杨格。为工人辩护的，最出色的当推：杰科布·范德林特《货币万能》（1734年伦敦版）；神学博士纳萨涅尔·福斯特牧师《论当前粮价昂贵的原因》（1767年伦敦版）；普莱斯博士，特别是波斯耳思威特（对自己的《工商业大辞典》一书的增补以及他的《阐明并增进大不列颠商业利益》1759年伦敦第2版）。至于事实本身，当时的许多别的著作家都是确认的，例如约瑟亚·塔克尔就是如此。 ↩
[122] 波斯耳思威特《工商业大辞典》，《第一篇绪论》第14页。 ↩
[123] 《论手工业和商业》。他自己在第96页上就说明，还在1770年，英国农业工人的“幸福”已经成了什么样子。“他们的劳动力总是紧张到极点；他们的生活坏得不能再坏，他们的劳动重得不能再重。” ↩
[124] 新教几乎把所有传统的假日都变成了工作日，光是这一点，它在资本的产生上就起了重要的作用。 ↩
[125] 《论手工业和商业》第41、15、96、97、55、56、57页。 ↩
[126] 同上，第69页。早在1734年，杰科布·范德林特就说过，资本家抱怨工人懒惰，其秘密不过在于，他们想用同样的工资使4个工作日变成6个工作日。 ↩
[127] 同上，第242、243页，“这种理想的习艺所应当成为‘恐怖之所’，而不应当成为贫民收容所，让他们在那里吃得炮，穿得好，而只做极少的工作。” ↩
[128] 同上,［第260页］，他说：“法国人嘲笑我们的狂热的自由思想。”（同上，第78页） ↩
[129] “他们所以特别反对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是因为规定这种工时的法令是共和国立法留给他们的唯一福利。”（《工厂视察员报告。1855年10月31日》第80页）法国1850年9月5日的十二小时工作日法令是临时政府1848年3月2日法令的资产阶级化的翻版；这个法令适用于一切作坊。在这项法令颁布以前，法国的工作日是不受限制的。工厂的工作日长达14－15小时或者还要多些。见布朗基先生的《1848年法国的工人阶级》这位布郎基先生是经济学家，而不是那位革命家，他曾受政府的委托调査过工人的状况。 ↩
[130] 比利时在调整工作日方面也显示出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模范国家。英国驻布鲁塞尔的全权大使霍华德·德·华尔登勋爵，1862年5月12日向外交部报告说：“罗日埃大臣对我说，无论是普遍的法令还是地方性的调整，都没有使儿童劳动受到什么限制；近3年来，政府在每次会议上都想向两院提出关于这个问题的法案，但总是遇到无法克服的障碍，因为人们猜忌不安，唯恐出现一种同劳动完全自由的原则相抵触的法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