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第一卷
6、关于被机器排挤的工人会得到补偿的理论
詹姆斯·穆勒、麦克库洛赫、托伦斯、西尼耳、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一系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断言，所有排挤工人的机器，总是同时地而且必然地游离出相应的资本，去如数雇用这些被排挤的工人。
假定有一家壁纸工场，资本家雇用100个工人，每人每年30镑。因此他每年支出的可变资本总共是3000镑。现在他解雇50个工人，雇用剩下的50个工人操纵他花费1500镑买来的机器。为了简单起见，我们把厂房、煤炭等等都撇开不说。再假定每年消耗的原料仍然是3000镑。经过这样的形态变化是否“游离”出任何资本呢？按旧的生产方式，在支出总额6000镑中，一半是不变资本，一半是可变资本。现在这个总额中，4500镑是不变资本(3000镑用于原料，1500镑用于机器)，1500镑是可变资本。可变的或转化为活劳动力的资本部分，不再是总资本的一半，而只是总资本的1/4。在这里，资本并没有被游离出来，倒是被束缚在一种不再同劳动力相交换的形式中，也就是说，可变资本转化为不变资本。现在，如果其他条件不变，这6000镑资本再也不能雇用50个以上的工人。机器每改良一次，这笔资本雇用的工人也就减少一次。如果新采用的机器的费用少于机器所排挤的劳动力和劳动工具的总额，比如说，不是1500镑而只是1000镑，那末，1000镑可变资本就被变成了不变资本，或者说，被束缚起来，而有500镑资本被游离出来。假定年工资是相同的，在解雇50个工人的情况下，这500镑资本就形成大约16个工人的就业基金，其实大大少于16个工人，因为要使500镑变成资本，就必须把其中的一部分再转化为不变资本，因而也只能把一部分转化为劳动力。
再假定制造新机器会雇用较多的机械工人，这是不是应该算作对被解雇的壁纸工人的补偿呢？在最好的情况下，制造新机器所雇用的工人也比使用新机器所排挤的工人要少。这1500镑以前只代表被解雇的壁纸工人的工资，现在在机器的形式上则代表：1、制造机器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的价值；2、制造机器的机械工人的工资；3、落到他们的“雇主”手里的剩余价值。此外，机器一经制成，在它报废以前就不需要再更新。因此，要连续雇用追加的机械工人，壁纸厂主就必须一个接一个地去用机器排挤工人。
事实上，那些辩护士也并不是指用这种方式游离资本。他们指的是被游离出来的工人的生活资料。不可否认，例如在上述情况下，机器不仅游离出50个工人，从而使他们成为“可供支配的”，同时还割断了他们同价值1500镑的生活资料的联系，因而也就“游离”出这些生活资料。因此，机器把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这一简单而又毫不新奇的事实，用经济学家的话一说，就成了机器替工人游离出生活资料，或机器把生活资料变成用来雇用工人的资本。可见，一切事情全看你怎么说。真是：好话能遮丑。
按照这个理论，价值1500镑的生活资料，是一笔靠五十个被解雇的壁纸工人的劳动去增殖的资本。因此，一旦这五十个人被迫休假，这笔资本也就无事可做，但是在找到新的“投资场所”以前，它是不会安闲的，在那里，上述这五十个人可以重新在生产上消费它。可见，资本和工人迟早总要重新会合，而到那时补偿就实现了。可见，被机器排挤的工人所受的痛苦，正象这个世界上的财富一样，也是暂时的。
价值1500镑的生活资料，从来没有作为资本同被解雇的工人对立过。作为资本同他们对立的，是现在转化成机器的1500镑。仔细地考察一下就会看出，这1500镑只是代表被解雇的50个工人一年所生产的壁纸的一部分，工人们从雇主那里以货币形式而不是以实物形式得到这一部分作为工资。他们用这些转化成1500镑的壁纸购买具有同样价值的生活资料。因此，这些生活资料对于他们来说，不是资本，而是商品，而他们本身对于这些商品来说，不是雇佣工人，而是买者。机器把他们从购买手段中“游离”出来，于是就把他们从买者变成非买者。因此对这些商品的需求减少了。如此而已。如果这种减少了的需求没有其他方面的增加了的需求来补偿，商品的市场价格就会下降。如果这种情况延续的时间较长而且范围较广，生产这些商品所雇用的工人就会被解雇。以前用来生产必要生活资料的一部分资本，就以其他的形式再生产出来。当市场价格下降和资本转移时，生产必要生活资料所雇用的工人也从一部分工资中被“游离”出来。可见，辩护士先生们并没有证明，机器由于把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同时就把这些生活资料变成雇用这些工人的资本；这些先生们反而用他们经过考验的供求规律证明了，机器不仅在采用它的生产部门，而且还在没有采用它的生产部门把工人抛向街头。
被经济学上的乐观主义所歪曲的事实真相是：受机器排挤的工人从工场被抛到劳动市场，增加了那里已有的供资本随意剥削的劳动力的数量。我们在第七篇将会看到，机器的这种作用，在这里被说成是对工人阶级的补偿，其实正相反，是对工人的极端可怕的鞭笞。在这里只指出一点：从一个工业部门被抛出来的工人，当然可以在另外一个工业部门找职业。如果他们找到了职业，从而在他们和同他们一道被游离出来的生活资料之间重新建立了联系，那末，在这里起媒介作用的，是正在挤入投资场所的新追加的资本，而决不是过去已经执行职能的并且现在转化成机器的资本。并且，即使如此，他们的前途也是多么渺茫！这些因为分工而变得畸形的穷人，离开他们原来的劳动范围就不值钱了，只能在少数低级的、因而始终是人员充斥和工资微薄的劳动部门去找出路。其次，每个工业部门每年都吸收一批新人，供该部门用于人员的正常补充和扩充。一旦机器把一部分至今在一定工业部门就业的工人游离出来，这些补充人员也要重新分配，由其他劳动部门来吸收，不过，原来的那些牺牲者大部分在过渡期间堕落丧亡。
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是：机器本身对于把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是没有责任的。机器使它所占领的那个部门的产品便宜，产量增加，而且最初也没有使其他工业部门生产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发生变化。因此，完全撇开年产品中被非劳动者挥霍掉的巨大部分不说，在应用机器以后，社会拥有的可供被排挤的工人用的生活资料同以前一样多，或者更多。而这正是经济学辩护论的主要点！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不可分离的矛盾和对抗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因为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如此等等，所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就简单地宣称，对机器本身的考察确切地证明，所有这些显而易见的矛盾都不过是平凡现实的假象，而就这些矛盾本身来说，因而从理论上来说，都是根本不存在的。于是，他们就用不着再动脑筋了，并且还指责他们的反对者愚蠢，说这些人不是反对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而是反对机器本身。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绝不否认，在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中也出现短暂的不便；但是哪个徽章没有反面呢！对他们说来，机器除了资本主义的利用以外不可能有别的利用。因此，在他们看来，机器使用工人和工人使用机器是一回事。所以，谁要是揭露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真相，谁就是根本不愿意有机器的应用，就是社会进步的敌人！这完全是著名的杀人犯比耳·赛克斯的道理：
“陪审官先生们，这些行商确实是被杀死了。但这不是我的罪过，这是刀的罪过。难道我们因为这种短暂的不便就该禁止用刀吗？请你们想一想！没有刀，哪里有农业和手工业？刀在外科手术上不是很能为人造福，在解剖方面不是给人带来知识吗？此外，在备办喜筵时，刀不是一位称心的助手吗？如果你们禁止用刀，那就等于把我们拖回到野蛮时代的深渊。”
虽然机器在应用它的劳动部门必然排挤工人，但是它能引起其他劳动部门就业的增加。不过，这种作用同所谓的补偿理论毫无共同之处。既然任何一种机器产品，例如一码机织布，总是比被它排挤的同种手工产品便宜，所以就产生一条绝对的规律：如果机器生产的物品的总量同它所代替的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生产的物品的总量相等，那末，所使用的劳动总量就要减少。生产劳动资料本身如机器、煤炭等等所需要的劳动量的增加，同使用机器而引起的劳动量的减少相比，必然较小。不然的话，机器产品就会同手工产品一样贵，或者更贵。但是事实上，人数减少了的工人所生产的机器制品总量不是不变，而是远远超过被排挤的手工业制品的总量。假定生产40万码机织布所使用的工人，少于生产10万码手工织布所使用的工人。在四倍的产品中包含四倍的原料。因此原料的生产也必须增长为原来的四倍。至于所耗费的劳动资料，如厂房、煤炭、机器等，那末，生产这些东西所必须追加的劳动可能增长的界限，随着机器产品量和同数工人能够生产的手工产品量之间的差额而变化。
可见，随着机器生产在一个工业部门的扩大，给这个工业部门提供生产资料的那些部门的生产首先会增加。就业工人数量会因此增加多少，在工作日长度和劳动强度已定的情况下，取决于所使用的资本的构成，也就是取决于资本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的比例。这个比例又随着机器在这些行业中已经占领或者正在占领的范围不同而有很大变化。随着英国机器体系的进展，注定要落到煤矿和金属矿中去的人数惊人地膨胀起来，尽管最近几十年，由于矿业中使用新机器，这种增加变得缓慢了。一种新工人随着机器出现了，这就是机器的生产者。我们已经知道，机器生产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占领这个生产部门本身。再拿原料来说，毫无疑问，例如棉纺业的飞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的植棉业，从而不仅大大促进了非洲的奴隶贸易，而且还使饲养黑人成了所谓边疆蓄奴各州的主要事业。1790年，美国进行了第一次奴隶人口调查，当时共有奴隶697000人，而到1861年大约有400万人。另一方面，同样明确的是，机械毛纺织工厂的兴旺，以及耕地不断变成牧羊场，引起了农业劳动者的大量被驱逐和“过剩”。爱尔兰直到目前还在经历着这个过程，那里的人口从1845年以来几乎减少了一半，并且还在继续减少，以达到同爱尔兰大地主和英格兰毛纺织厂主先生们的需要恰好相适应的那个程度。
如果机器占领了某一劳动对象在取得最终形式前所必须经过的初期阶段或中间阶段，那末，在这种机器制品还要进入的那些仍保持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生产方式的部门中，对劳动的需求就随着劳动材料的增加而增加。例如，机器纺纱业提供的棉纱又便宜又多，使得手工织布业者最初不用增加开支就可以利用充分的时间工作。这样一来，他们的收入增加了。于是人们纷纷拥向棉织业，直到这些被珍妮机、环锭精纺机和走锭精纺机比如说在英国招唤出来的80万织工最终又被蒸汽织机挤垮为止。同样，由于机器生产的衣料充足，男女裁缝和缝纫女工等等的人数也不断增加，直到缝纫机出现为止。
机器生产用相对少量的工人所提供的原料、半成品、工具等等的数量日益增加了，与此相适应，对这些原料和半成品的加工就越分越细，因而社会生产部门也就越来越多样化。机器生产同工场手工业相比使社会分工获得无比广阔的发展，因为它使它所占领的行业的生产力得到无比巨大的增加。
采用机器的直接结果是，增加了剩余价值，同时也增加了体现这些剩余价值的产品量，从而，在增加供资本家阶级及其仆从消费的物质时，也增加了这些社会阶层本身。这些社会阶层的财富的日益增加和生产必要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工人人数的不断相对减少，一方面产生出新的奢侈要求，另一方面又产生出满足这些要求的新手段。社会产品中有较大的部分变成剩余产品，而剩余产品中又有较大的部分以精致和多样的形式再生产出来和消费掉。换句话说，奢侈品的生产在增长。大工业造成的新的世界市场关系也引起产品的精致和多样化。不仅有更多的外国消费品同本国的产品相交换，而且还有更多的外国原料、材料、半成品等作为生产资料进入本国工业。随着这种世界市场关系的发展，运输业对劳动的需求增加了，而且运输业又分成许多新的下属部门。
在工人人数相对减少的情况下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增加，使那些生产在较远的将来才能收效的产品(如运河、船坞、隧道、桥梁等等)的工业部门中的劳动扩大了。一些全新的生产部门，从而一些新的劳动领域，或者直接在机器生产的基础上，或者在与机器生产相适应的一般工业变革的基础上形成起来。不过，它们在总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也不是很大的。它们所雇用的工人人数的增加，同它们对最粗笨的手工劳动的需求成正比。目前，这类工业主要有煤气厂、电报业、照像业、轮船业和铁路业。根据1861年的调查(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煤气业(包括煤气厂、机械设备的生产、煤气公司的经理处等)有15211人，电报业有2399人，照像业有2366人，轮船业有3570人，铁路业有70599人(其中包括大约28000个比较固定的“非熟练的”掘土工人以及全部管理人员和商业人员)。所以，这五种新工业总共有94145人。
最后，大工业领域内生产力的极度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其他生产部门对劳动力的剥削在内含和外延两方面的加强，使工人阶级中越来越大的部分有可能被用于非生产劳动，特别是使旧式家庭奴隶在“仆役阶级”(如仆人、使女、侍从等等)的名称下越来越大规模地被再生产出来。根据1861年的人口调查，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总人口为20066224人，其中男子9776259人，妇女10289965人。从中减掉不宜劳动的老幼，所有“非生产的”妇女、少年和儿童，再减掉官吏、牧师、律师、军人等“意识形态的”阶层以及所有专门以地租、利息等形式消费别人劳动的人，最后再减掉需要救济的贫民、流浪者、罪犯等，大致还剩下800万不同年龄的男女，其中包括所有以某种方式在生产、商业和金融等部门供职的资本家。在这800万人中，全部纺织厂的雇佣人员和煤矿、金属矿的人员加在一起是1208442人；全部纺织厂的雇佣人员和冶金厂、金属手工工场人员加在一起是1039605人；二者都少于现代家奴的人数1208648人。请看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获得了多么辉煌的结果！
7、工人随机器生产的发展而被排斥和吸引。棉纺织业的危机
政治经济学上一切头脑健全的代表人物都承认，新采用机器，对那些首先成为机器竞争对象的旧有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中的工人产生灾难性的影响。他们几乎全都为工厂工人的奴隶地位叹息。那末，他们打出的大王牌是什么呢？这就是：机器在其采用时期和发展时期的恐怖过去之后，最终是增加而不是减少劳动奴隶！是的，政治经济学正沉醉于一个令人厌恶的定理，一个连每个相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的“慈善家”都感到厌恶的定理：即使已经建立在机器生产的基础上的工厂，经过一定的发展时期，经过或长或短的“过渡时期”，也会让比它当初抛向街头的更多的工人进厂受苦！
诚然，有些例子(例如英国精梳毛纺织厂和丝纺织厂)已经表明，到了一定的发展程度上，在工厂部门极度扩展的同时，所使用的工人人数不仅可能相对地减少，而且可能绝对地减少。1860年，根据议会的命令对联合王国所有的工厂进行过一次专门调查，在郎卡郡、柴郡和约克郡工厂区中属工厂视察员罗·贝克管辖的地区，共有652家工厂，其中570家拥有：蒸汽织机85622台，纱锭(不包括并纱锭)6819146个，蒸汽机27439马力，水车1390马力，雇用94119人。而到1865年，这些工厂拥有：织机95163台，纱锭7025031个，蒸汽机28925马力，水车1445马力，雇用88913人。可见，从1860年到1865年，这些工厂的蒸汽织机增加了11％，纱锭增加了3％，蒸汽马力增加了5％，而与此同时雇用的人数却减少了5.5％。在1852年到1862年期间，英国的毛纺织业获得了显著的发展，然而所使用的工人人数却几乎没有变化。
“这表明，新采用的机器以多么大的程度排挤了以前各时期的劳动。”
根据某些经验过的事实，工厂工人就业人数的增加往往只是表面的，也就是说，这种增加并不是由于已经建立在机器生产基础上的工厂扩大了，而是由于附属部门逐渐和它合并。例如，1838—1858年期间，机械织机及其使用的工厂工人的增加，就(不列颠)棉纺织工厂来说，完全是由于这个生产部门的扩大，而在另外一些工厂中，则是由于过去用人的肌肉力推动的织毯机、织带机、织麻布机等等现在采用了蒸汽力。因此，这些工厂工人的增加只是表明就业工人总数的减少。最后，在这里还完全撇开了这种情况，就是除金属工厂外，到处都是少年工人(18岁以下的)、妇女和儿童在工厂人员中远居优势。
然而我们知道，尽管机器生产实际地排挤和潜在地代替了大量工人，但随着机器生产本身的发展(这种发展表现为同种工厂数目的增多或现有工厂规模的扩大)，工厂工人的人数最终可以比被他们排挤的工场手工业工人或手工业工人的人数多。假定每周使用的500镑资本中，在旧的生产方式下不变部分占2/5，可变部分占3/5，也就是说，200镑用于生产资料，300镑用于劳动力，比如说1镑雇一个工人。由于采用机器生产，总资本的构成发生变化。假定现在这个资本分为4/5的不变部分和1/5的可变部分，或者说，用于劳动力的只有100镑。这样，过去雇用的工人就有2/3被解雇。如果工厂生产扩大，使用的总资本在其他生产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500镑增加到1500镑，那末现在就要雇用300个工人，和工业革命以前同样多。如果所使用的资本继续增加到2000镑，那末就要雇用400个工人，比采用旧的生产方式时多1/3。使用的工人人数绝对地增加了100人，相对地，即同预付总资本相比，却减少了800人，因为2000镑资本在旧的生产方式下能雇用1200个工人，而不是400个工人。可见，就业工人人数的相对减少和绝对增加是并行不悖的。上面假定，随着总资本的增加，资本的构成保持不变，因为生产条件保持不变。然而我们已经知道，随着机器体系的每一进步，由机器、原料等构成的不变资本部分不断增加，而用于劳动力的可变资本部分则不断减少，同时我们还知道，在任何其他的生产方式下，改良都不是这样经常进行，因而总资本的构成也不是这样经常变化。然而这种经常的变化也经常地被间歇时期和在既定技术基础上的单纯量的扩大所中断。因此就业工人的人数也就增加。例如，在1835年，联合王国的棉、毛、精梳毛、亚麻、丝等纺织厂的工人总数只有354684人，可是到1861年，仅蒸汽织机占用的织工(8岁以上的各种年龄的男女)就有230654人。当然，如果考虑到1838年不列颠的手工织布工人以及和他们一起工作的家属还有80万人，这种增加也就不算大了；而且这里还根本没有提到亚洲和欧洲大陆上被排挤掉的那些手工织布工人。
关于这一点，还要作某些说明，其中我们将部分地谈到理论叙述本身还没有涉及到的一些纯粹事实方面的情况。
只要机器生产在一个工业部门内靠牺牲旧有的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来扩展，它就一定取得成功，就象用针发枪装备的军队在对付弓箭手的军队时一定取得成功一样。机器刚刚为自己夺取活动范围的这个初创时期，由于借助机器生产出异常高的利润而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这些利润本身不仅形成加速积累的源泉，而且把不断新生的并正在寻找新的投资场所的很大一部分社会追加资本吸引到有利的生产领域。突飞猛进的初创时期的这种特殊利益，不断地在新采用机器的生产部门重现。但是，一旦工厂制度达到一定的广度和一定的成熟程度，特别是一旦它自己的技术基础即机器本身也用机器来生产，一旦煤和铁的采掘、金属加工以及交通运输业都发生革命，总之，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力，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展的能力，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是它的限制。一方面，机器直接引起原料的增加，例如轧棉机使棉花生产增加。另一方面，机器产品的便宜和交通运输业的变革是夺取国外市场的武器。机器生产摧毁国外市场的手工业产品，迫使这些市场变成它的原料产地。例如东印度就被迫为大不列颠生产棉花、羊毛、大麻、黄麻、靛蓝等。大工业国工人的不断“过剩”，大大促进了国外移民和把外国变成殖民地，变成宗主国的原料产地，例如澳大利亚就变成了羊毛产地。一种和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这种革命是同农业中的各种变革联系在一起的，关于这些变革，我们在这里还不需要作进一步的说明。
1867年2月18日，英国下院根据格莱斯顿先生的提议，编制了一份关于1831年到1866年期间联合王国各种谷物和面粉的总输入和输出的统计材料。我把总结果列举如下。面粉折合成以夸特为单位的谷物。(见下表)
工厂制度的巨大的跳跃式的扩展能力和它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必然造成热病似的生产，并随之造成市场商品充斥，而当市场收缩时，就出现瘫痪状态。工业的生命按照中常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停滞这几个时期的顺序而不断地转换。由于工业循环的这种周期变换，机器生产使工人在就业上并从而在生活上遭遇的无保障和不稳定状态，已成为正常的现象。除了繁荣时期以外，资本家之间总是进行十分激烈的斗争，以争夺各自在市场上的地位。这种地位同产品的便宜程度成正比。除了由此造成的资本家竞相采用代替劳动力的改良机器和新的生产方法以外，每次都出现这样的时刻：为了追求商品便宜，强制地把工资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
可见，工厂工人人数的增加以投入工厂的总资本在比例上更迅速得多的增加为条件。但是，这个过程只是在工业循环的涨潮退潮中间实现。而且它还经常被技术进步所打断，这种进步有时潜在地代替工人，有时实际地排挤工人。机器生产中这种质的变化，不断地把工人逐出工厂，或者把新的补充人员的队伍拒之门外，而工厂的单纯的量的扩大则不仅把被驱逐的工人吸收进来，而且还把新的人员吸收进来。工人就这样不断被排斥又被吸引，被赶来赶去，并且被招募来的人的性别、年龄和熟练程度也不断变化。
只要粗略地看一下英国棉纺织业的命运，就可以再清楚不过地了解工厂工人的命运。
从1770年到1815年，棉纺织业有5年处于不振或停滞状态。在这最初的45年，英国工厂主垄断了机器和世界市场。从1815年到1821年，不振。1822年和1823年，繁荣。1824年，废除禁止结社法，工厂普遍大扩展。1825年，危机。1826年，棉纺织业工人极端贫困，发生暴动。1827年，略有好转。1828年，蒸汽织机和输出量大增。1829年，输出(特别是向印度的输出)超过历年。1830年，市场商品充斥，境况艰难。1831年到1833年，连续不振；东印度公司对东亚(印度和中国)贸易的垄断权被取消。1834年，工厂和机器大增，工人不足。新济贫法促进农业工人向工厂区流动。农业各郡的儿童被劫掠一空。白奴贸易。1835年，大繁荣。同时，手工织布工人饥饿待毙。1836年，大繁荣。1837年和1838年，不振状态和危机。1839年，复苏。1840年，严重萧条，发生暴动，军队出动干涉。1841年和1842年，工厂工人遭到可怕的穷困。1842年，工厂主解雇工人以便迫使废除谷物法。成千上万的工人涌向约克郡，又被军队驱回，工人的领袖被提交郎卡斯特法庭。1843年，严重贫困。1844年，复苏。1845年，大繁荣。1846年，起初是继续高涨，以后有相反的征候。谷物法被废除。1847年，危机。为庆祝“大圆面包”， ［注：反谷物法同盟拥护者通过蛊惑性的宣传要工人们相信，随着贸易自由的实行，他们的实际工资将要提高，工人们将提到比从前大一倍的大圆面包。而且，他们还拿着两个写着有关字句的面包——一个大的和一个小的——在街上形象地进行鼓动。现实生活揭穿了这些诺言的全部欺骗性。由于谷物法的废除而得到巩固的英国工业资本加紧对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的进攻。］ 工资普遍降低10％或10％以上。1848年，继续不振。曼彻斯特处于军队保护之下。1849年，复苏。1850年，繁荣。1851年，商品降价，工资低微，罢工频繁。1852年，开始好转。罢工继续发生，工厂主以输入外国工人相威胁。1853年，输出增加。普雷斯顿罢工持续八个月，严重贫困。1854年，繁荣，市场商品充斥。1855年，破产消息从美国、加拿大和东亚市场纷纷传来。1856年，大繁荣。1857年，危机。1858年，好转。1859年，大繁荣，工厂增加。1860年，英国棉纺织业达到顶点。印度、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市场上商品过剩，直到1863年几乎还没有销完全部存货。同法国缔结贸易协定。工厂和机器激增。1861年，高涨持续了一些时候，随后出现相反的趋势，美国南北战争，棉荒。1862年到1863年，完全崩溃。
棉荒的历史太有代表性了，我们不能不略为叙述一下。从1860年到1861年的世界市场状况的简述中可以看出，对于工厂主来说，棉荒发生的正是时候，部分地说对于他们是有利的。这是个事实，它已被曼彻斯特商会的报告所承认，帕麦斯顿和得比在议会中也宣布过，而且也为实际情况证明了。当然，1861年联合王国的2887家棉纺织厂中，有许多是小工厂。在这2887家工厂中，有2109家是属于工厂视察员亚·雷德格雷夫的管辖范围。根据他的报告，在这2109家工厂中，使用还不到10蒸汽马力的有392家，占19％；使用10到20马力之间的有345家，占16％；使用20马力和20马力以上的有1372家。小工厂多半是在1858年以后的繁荣时期建立起来的织布厂，而且大部分是靠一些投机家分头出棉纱、出机器、出厂房建立起来的，交由以前的监工或其他没有资财的人经营。这些小工厂主大部分已经破产了。其实，棉荒避免了商业危机，不然他们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虽然他们占工厂主总数的1/3，但是他们工厂的资本只占投入棉纺织业的资本的很小很小一部分。至于瘫痪的规模，据可靠估计，1862年10月有60.3％的纱锭和58％的织机停工。这是整个工业部门的情况，各个区的情况当然是很不同的。只有极少数的工厂开全工(每周60小时)，其余工厂都有停工现象。即使那些做全工并且照例拿计件工资的少数工人，由于次棉代替好棉，埃及棉代替海岛棉(在精纺厂)、苏拉特棉(东印度)代替美棉和埃及棉，以及飞花掺苏拉特棉代替纯棉，所得到的周工资也不可避免地减少了。苏拉特棉纤维较短，质地不纯，棉纱易断，经纱上浆不用面粉而用各种重拼料，以及其他等等，这一切都减低了机器的速度，或者减少了一个织工所能看管的织机台数，增加了纠正机器差错所花的劳动，在减少产量的同时也减少了计件工资。使用苏拉特棉时，做全工的工人也要遭受20％、30％或更多的损失。而多数工厂主又把计件工资率降低了5％，7.5％和10％。因此，那些每周只劳动3天、3天半、4天或者每天只劳动6小时的工人的处境也就可想而知了。1863年时，情况已经比较好转，织布工人、纺纱工人等的周工资也只有3先令4便士、3先令10便士、4先令6便士、5先令1便士等。即使在这样悲惨的状况下，工厂主在克扣工资方面的创造精神也没有丝毫减退。工厂主的棉花不好和机器不合用等等使产品出了毛病，这也成了罚扣工资的部分原因。如果工厂主还是工人住的小屋的房主，那他还要从名义工资中扣除一部分算作房租。工厂视察员雷德格雷夫谈到走锭精纺机的看管工(他们每人看管两台走锭精纺机)时说道：他们
“做满14天全工，得到8先令11便士；从这个数中扣除房租，而工厂主又把房租的一半作为礼物送还工人，这样看管工拿回家去的总共是6先令11便士。1862年的最后时期，织布工人周工资最低是2先令6便士”。
甚至工人只劳动很短的时间，也常常要从工资中扣除房租。难怪在郎卡郡的某些地方发生一种饥饿病！但比这一切更能表明特征的是：生产过程的革命是靠牺牲工人来进行的。这就象解剖学家拿青蛙作实验一样，完全是拿无价值的生物体作实验。工厂视察员雷德格雷夫说：
“我虽然列举了许多工厂的工人的实际收入，但是不能认为，他们每星期都能得到这个数目。由于工厂主不断地进行实验，工人的状况极不稳定……他们的收入随着混合棉的质量而增减，有时和过去相差15％，而过一两个星期竟降低50％至60％。”
这些实验不仅靠牺牲工人的生活资料来进行，而且还以牺牲工人的全部五官为代价。
“拆棉花包的工人告诉我，难忍的臭味薰得人恶心…… 在混棉间、清棉间和梳棉间里，棉屑和尘埃飞扬，刺激人的七窍，弄得人咳嗽和呼吸困难…… 由于纤维短，浆纱时棉纱上附加大量的材料，而且是用各种代用品来代替原来使用的面粉。这就引起织布工人恶心呕吐和消化不良。因为灰尘多，支气管炎、咽喉炎十分流行；其次，由于苏拉特棉里的脏东西刺激皮肤，皮肤病也很流行。”
另一方面，面粉的代用品由于增加棉纱的重量而成为工厂主先生们的福尔土纳特的钱袋。这些代用品使“15磅原料在纺成纱后重20磅”。工厂视察员1864年4月30日的报告说：
“现在，工业上使用这种办法简直达到卑鄙无耻的程度。我从可靠方面得知，8磅的布是由5 1/4磅棉花和2 3/4磅浆料制成的。另外一疋5 1/4磅的布里含有两磅浆料。这还是供出口的普通的衬衫布。别种布里有时竟加了50％的浆料，因此工厂主可以吹嘘，而且确实也在吹嘘，说他们之所以发财致富，是因为他们卖的布，比布在名义上包含的纱的价值还便宜。”
可是，工人们不只是苦于工厂主在厂内的实验和市政当局在厂外的实验，不只是苦于工资降低和失业、贫困和救济以及上下两院的赞美词。
“因棉荒而失业的不幸的妇女们，成了社会的遗弃者，而且现在仍然如此…… 年轻妓女的数目比过去25年增多了。”
可见，不列颠棉纺织工业在最初的45年中，即从1770年到1815年，只有5年是危机和停滞状态，但这45年是它独霸世界的时期。在第二个时期，即从1815年到1863年的48年间，只有20年是复苏和繁荣时期，却有28年是不振和停滞时期。从1815年到1830年，开始同欧洲大陆和美国竞争。从1833年起，靠“毁灭人种”的办法强行扩大亚洲市场。谷物法废除之后，从1846年到1863年，有8年是中常活跃和繁荣时期，却有9年是不振和停滞时期。棉纺织业中的成年男工的状况，即使是在繁荣时期，也可根据下面的附注作出判断。 ［注：1863年春，棉纺织工人在要求成立移民协会的一份呼吁书中说：“工厂工人的大量移民在目前是绝对必要的，这一点只有少数人才会否认。下列事实表明，经常不断地移民在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否则我们就不能维持我们平时的地位。这些事实就是：1814年，输出的棉织品的官方价值（这只是数量的指数）是17665378镑，而其实际市场价值是20070824镑；1858年，输出的棉织品的官方价值是182221681镑，而其实际市场价值只是43001322镑；数量增加为十倍，而卖得的价格只增加一倍多一些。这种对于整个国家特别是对于工厂工人极其有害的结果，是由各种同时起作用的原因造成的。最突出的原因之一是劳动的经常过剩，而这种过剩对我们这个生产部门来说是必需的，因为它在被消灭的威胁下需要不断扩大市场。在现有制度下，商业的周期性停滞就象死亡一样不可避免，而这种停滞可能使我们棉纺织工厂停工。但是，人的创造精神并不因此就停歇下来。根据最低的估计，最近25年有600万人离开了这个国家，尽管如此，由于为了使产品便宜而不断排斥劳动，甚至在最繁荣的时期，仍然有很大一部分成年男工无法在工厂找到任何条件的任何工作。”（《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4月30日》第51、52页）在以后的某章中，我们会看到，在棉纺织业的大灾难中，工厂主先生们是怎样用尽一切办法，甚至借助国家权力，来力图阻止工厂工人的外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