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第一卷
7、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英国工厂立法对其他国家的影响
读者会记得,不管生产方式本身由于劳动隶属于资本而产生了怎样的变化,生产剩余价值或榨取剩余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定内容和目的。读者还会记得,从我们到目前为止所阐明的观点看来,只有独立的、因而在法律上是成年的工人,作为商品出卖者与资本家缔结契约。因此,如果说在我们的历史的概述中,起主要作用的一方面是现代工业,另一方面是身体上和法律上未成年的人的劳动,那末我们只是把前者看作榨取劳动的特殊领域,把后者看作这种榨取的最鲜明的例子。但是,即使暂不涉及以后的阐述,仅仅根据历史事实的联系,也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第一,在最早依靠水力、蒸汽和机器而发生革命的工业部门中,即在现代生产方式的最初产物——棉、毛、麻、丝等纺织业中,资本无限度地、放肆地延长工作日的欲望首先得到了满足。物质生产方式的改变和生产者的社会关系的相应的改变 [186],先是造成了无限度的压榨,后来反而引起了社会的监督,由法律来限制、规定和划一工作日及休息时间。因此,这种监督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只是作为例外情况由法律规定的 [187]。但是,当这种监督刚刚征服了新生产方式的已有领域时,却发现,不仅许多别的生产部门采用了真正的工厂制度,而且那些采用或多或少陈旧的生产方式的手工工场(如陶器作坊、玻璃作坊等)以及老式的手工业(如面包房),甚至那些分散的所谓家庭劳动(如制钉业等) [188],也都象工厂一样早已处于资本主义剥削之下了。因此,立法不得不逐渐去掉它的例外性,或者在象英国这样在立法上仿效罗马决疑法的地方,把有人在里面劳动的任何房屋都任意称为工厂。 [189]
第二,某些生产部门中规定工作日的历史以及另一些生产部门中还在继续争取这种规定的斗争,清楚地证明:孤立的工人,“自由”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定成熟阶段上,是无抵抗地屈服的。因此,正常工作日的确立是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长期的多少隐蔽的内战的产物。斗争是在现代工业范围内开始的,所以它最先发生在现代工业的发源地英国 [190]。英国的工厂工人不仅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战士,而且是整个现代工人阶级的先进战士,最先向资本的理论挑战的也正是他们的理论家 [191]。所以,工厂哲学家尤尔咒骂说,英国工人阶级洗不掉的耻辱就是,他们面对勇敢地为“劳动的完全自由”而奋斗的资本,竟把“工厂法的奴隶制”写在自己旗帜上。 [192]
法国在英国后面慢慢地跟了上来。在那里,十二小时工作日法律 [193] 曾不得不由二月革命来催生,但是这个法律同它的英国原版比起来更加不完备。虽然如此,法国的革命方法还是显示了它的独特的优点。它一下子就给所有的作坊和工厂毫无区别地规定了同样的工作日界限,而英国立法却时而在这一点上,时而在那一点上被迫向环境的压力屈服,并且极容易制造出一起又一起的诉讼纠纷 [194]。另一方面,法国法律作为原则宣布的东西,在英国则只是以儿童、少年和妇女的名义争取的东西,并且这些东西直到最近才作为普遍的权利提了出来。 [195]
在北美合众国,只要奴隶制使共和国的一部分还处于残废状态,任何独立的工人运动都是瘫痪的。在黑人的劳动打上屈辱烙印的地方,白人的劳动也不能得到解放。但是,从奴隶制的死亡中,立刻萌发出一个重新变得年青的生命。南北战争的第一个果实,就是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运动,这个运动以特别快车的速度,从大西洋跨到太平洋,从新英格兰跨到加利福尼亚。在巴尔的摩召开的全国工人代表大会 【134】 (1866年8月)宣布:
“为了把我国的劳动从资本主义的奴隶制下解放出来,当务之急是颁布一项法律,规定八小时工作日为美利坚联邦各州的正常工作日。我们誓以全力争取这一光荣的结果。” [196]
与此同时(1866年9月初),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根据伦敦总委员会的建议,通过决议:“限制工作日是一个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一切进一步谋求工人解放的尝试都将遭到失败…… 我们建议通过立法手续把工作日限制为8小时。” 【135】
这样,大西洋两岸从生产关系本身中本能地成长起来的工人运动,就证实了英国工厂视察员罗·约·桑德斯的话:
“如果不先限制工作日,不严格地强制贯彻工作日的法定界限,要想在社会改革方面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是决不可能有任何成功希望的”。 [197]
必须承认,我们的工人在走出生产过程时同他进入生产过程时是不一样的。在市场上,他作为“劳动力”这种商品的所有者与其他商品的所有者相遇,即作为商品所有者与商品所有者相遇。他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时所缔结的契约,可以说象白纸黑字一样表明了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在成交以后却发现:他不是“自由的当事人”,他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时间,是他被迫出卖劳动力的时间 [198];实际上,他“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 [199],吸血鬼就决不罢休。为了“抵御”折磨他们的毒蛇 【137】,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头聚在一起,作为一个阶级来强行争得一项国家法律,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屏障,使自己不致再通过自愿与资本缔结的契约而把自己和后代卖出去送死和受奴役 [200]。从法律上限制工作日的朴素的大宪章 【138】,代替了“不可剥夺的人权”这种冠冕堂皇的条目,这个大宪章“终于明确地规定了,工人出卖的时间何时结束,属于工人自己的时间何时开始”。 [201] 多么大的变化啊! 【139】
【103】 小先令派(Little shilling men)或北明翰派,是十九世纪上半叶产生的一个经济学特殊学派。这一学派的追随者宣传关于观念的货币计量单位的理论,并且相应地把货币仅仅看作“计算名称”。北明翰派的代表托马斯·阿特伍德和马提阿斯·阿特伍德两兄弟、斯普纳及其他人提出了一个降低英国货币单位含金量的方案,这一方案被称为“小先令方案”。这一学派的名称就是由此而来。同时,“小先令派”反对政府旨在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的措施。他们认为,实施他们的方针就可以通过人为地提髙价格使工业兴旺并保证国家的普遍繁荣。但是,实际上他们提出的使货币贬值的办法,只是为以贬值的货币来清偿国家和私人的债务创造条件,也就是说,给各种贷款的主要获得者即国库和大企业主带来一定的利益。马克思在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谈到了这一学派(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72—73页〉。——第260页。
【89】 库扎政变——是罗马尼亚历史上的重要事件。1859年1月,著名的社会政治活动家亚历山大鲁·库扎先后被选为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公国的国君。由于这两个长期隶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多瑙河公国的合并,为罗马尼亚国家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库扎执政后,立意实行一系列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但是他的政策遇到了地主和一部分资产阶级的强烈反抗。在地主代表占优势的国民议会否决了政府提出的土地改革草案后,库扎于1864年实行政变,解散了反动的国民议会,颁布了新宪法,扩大了选民范围,加强了政府权力。在这种新的政治局势下实行的土地改革,规定废除农奴制和通过赎买把土地分给农民。——第191、265页。
[44a] {第3版注:这种情形也适用于德国,特别是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在十五世纪,德国的农民虽然几乎都要担负一定的实物贡赋和劳役,但是除此之外,他们至少在事实上是自由的人。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等地的德国移民,甚至在法律上被认为是自由人。贵族在农民战争中的胜利,结束了这种状况。不但战败的德国南部的农民又沦为农奴,而且从十六世纪中叶以后,东普鲁士、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和西里西亚的自由农民,以及紧跟着还有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自由农民也都降到了农奴的地位。(毛勒《德国领主庄园、农户和农户制度史》第4卷。麦岑《一八六六年以前普鲁士国家边陲地带的土地和农业关系》。汉森《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农奴制》)——弗·恩·}
【104】 “组织规程”(《Reglement organique》)是多瑙河各公国(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第一部宪法。1828—1829年俄土战争结束后,俄军占领了这些公国。这部宪法是由这些公国的俄国行政当局首脑巴·德·基谢廖夫于1831年实施的。根据组织规程,每个公国的立法权交给大土地占有者所选出的议会,而行政权交给土地占有者、僧侣和城市的代表所选出的终身国君。规程巩固了大贵族和上层僧侣的统治地位,保持了原有的封建制度,包括徭役制。农民曾举行许多次起义来回答这部“宪法”。同时,组织规程还规定了一系列资产阶级的改革:废除国内关税,实行贸易自由,司法和行政分立等。——第266页。
[55]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年10月31日》第23页。根据工厂主在法庭上的供述,他们工厂的工人狂热地反对工厂劳动的任何中断,关于这一点,有下列奇闻为证。1836年6月初,杜斯伯里(约克郡)的治安法官接到控告,说巴特里附近有8个大工厂的厂主违反了工厂法。其中有几位先生雇用12—15岁的儿童5人,迫使他们从星期五早晨6点一直劳动到星期六下午4点,除了吃饭和半夜一小时睡眠外,不让有任何休息。这些孩子在那种叫做“再生毛料洞”的小屋里一连劳动30小时,他们在那里把破旧毛织物撕成碎片,洞里弥漫着灰尘和毛屑,连成年工人都要经常用手帕捂着嘴来保护自己的肺!这些被告先生虽然没有发誓(他们这些战栗教徒都是谨小慎微的信教者,是不发誓的),但是硬说他们怀有怜悯之心,本来允许这些可怜的孩子睡4个小时,但是这些固执的孩子偏偏不肯睡!这几位战栗教徒先生被判处罚金20镑。德莱登对这些战栗教徒颇有先见之明,他写道: “狐狸装出一副 道貌岸然的面孔, 它不敢发誓, 一味妖言惑众, 它一双贼眼四处探索, 佯作仟悔者的神情, 它想破戒, 不先祈祷一番,不成!” 【105】
【105】 德莱登《公鸡和狐狸》。——第270页。
【106】 枢密院是英国国王属下的专门机关,由内阁大臣和其他官员以及宗教界的髙级代表所组成。最初成立于十三世纪。在很长的时期内它拥有代表国王而不经过议会进行立法的权力。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枢密院的作用急剧下降。枢密院实际上根本不参与管理现今的英国。——笫273、438、509、718页。
【107】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92—494页。——第273页。
【108】 又是克里斯平(Ecce iterum Crispinus)——尤维纳利斯的《讽刺诗集》第四篇就是这样开始的,这篇诗(在第一部分中)痛斥罗马皇帝多米齐安的一个宫臣克里斯平。这句话的转义是:“又是这个家伙”或“又是这个东西”。——第276页。
【109】 埃利亚派——公元前六世纪末—五世纪古希腊哲学中的唯心主义派别。这一派别的最重要的代表有色诺芬、巴门尼德和芝诺。埃利亚派企图证明,运动和现象的多样性在现实中并不存在,而只存在于想象中。——第278页。
【110】 大陪审团是1933年之前存在于英国的一种陪审团,由郡长从郡中选拔十二到二十三个“善良的和诚实的人”组成。陪审团的职能是对案件进行预先审査,并对是否将被告提交刑事法庭审判的问题作出决定。——第280页。
【11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96—498页。——第283页。
【112】 马克思指他对托马斯·卡莱尔的《当代评论。(一)当前的时代。(二)模范监狱》一书的书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00—312页)。——第285页。
【113】 威·斯特兰吉《健康的七要素》1864年伦敦版第84页(W. Strange.《The Seven Sources of Health》.London, 1864, p.84。——第287页。
【114】 “不列顧人永远永远不会当奴隶!”(《Britons never, never shall be staves!》——英国国歌《统治吧,不列颠》中的一句歌词。——第293页。
【115】 埃克塞特会堂是伦敦的一座建筑物,各种宗教团体和慈善团体集会的地方。——第294页。
【116】 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Apres moi le deluge!)——据说这句话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回答他的亲信们的谏告时说的,他们劝他不要经常大办酒宴和举行节庆,认为这会使国债剧增,危及国家。——第299页。
【117】 歌德《给祖莱卡》。——第300页。
[114] 例如,我们看到,1863年初,在斯泰福郡拥有大规模陶器厂的26家公司,其中包括约·威季伍德父子公司,提出呈文,请求“国家进行强制干涉”。他们说,同“别的资本家的竞争”使他们不能“自愿地”限制儿童的劳动时间等等。“因此,虽然我们对上述弊病深恶痛绝,但依靠工厂主之间的某种协议是不可能制止这种弊病的……鉴于所有这些情况,我们确信,制定一种强制的法律是必要的。”(《童工调查委员会。第1号报告》1863年第322页) 注[114]的补充:最近有一个更突出的例子。在热病式的繁荣时期,棉价很高,于是布莱克本的棉织业主们达成协议,在一定时期内缩短自己工厂的劳动时间。这个期限大约到十一月底(1871年)为止。然而兼营纺和织的富裕厂主利用这个协议所造成的生产缩减的机会,扩大自己的营业,从而靠牺牲小厂主获得了大量利润。这些小厂主迫于困难就向工厂工人呼吁,要他们大力鼓吹九小时工作日,并答应为此给以资助!
【118】 “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自己的长子继承权”——出自圣经的一个故事,现已成为日常惯用的借喻语。据传说,饥饿的以扫正是用这一代价把自己的长子继承权卖给了自己的弟弟雅各。——第301页。
【119】 鼠疫猖獗——1347年至1350年西欧鼠疫流行。根据现有资料,当时死于鼠疫的约有二千五百万人,占西欧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第301、770页。
【120】 《工厂调査委员会。皇家委员会中央评议会的第1号报告》,根据下院决定于1833年6月28日刊印,第53页(《Factories Inquiry Commission. First Report of the Central Board of His Majesty's Commissioners.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28 June 1833》, p.53)。——第309页。
【121】 “危险在于迟缓”(Periculum in mora)——引自罗马历史学家梯特·李维《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Ab urbe condita》)——第38卷第25章第13节。——第310页。
【122】 《联合王国儿童劳动调整法案委员会的报告。附证词》,根据下院决定于1832年8月8日刊印(《Report from the Committee on the 《Bill to regulate the labour of Children in the Mills and Factories of theUnited Kingdom》: with the Minutes of Evidence》.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8 August 1832)。——第310页。
【123】 札格纳特是印度的大神之一毗湿奴的化身。崇拜札格纳特的教派的特点是宗教仪式上的十分豪华和极端的宗教狂热,这种狂热表现为教徒的自我折磨和自我残害。在举行大祭的日子里,某些教徒投身于载着毗湿奴神像的车轮下让它轧死。——第311,708页。
【124】 指包括了宪章派各项要求的人民宪章,它是1838年5月8日作为准备提交议会的一项法律草案公布的。宪章包括六点:普选权(年满二十一岁的男子)、议会每年改选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议会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发给议员薪金,——笫312页。
【125】 反谷物法同盟(见注10)拥护者通过蛊惑性的宣传要工人们相信,随着贸易自由的实行,他们的实际工资将要提髙,工人们将得到比从前大一倍的大圆面包(《big loaf》)。而且,他们还拿着两个写着有关字句的面包——一个大的和一个小的——在街上形象地进行鼓动。现实生活揭穿了这些诺言的全部欺骗性。由于谷物法的废除而得到巩固的英国工业资本加紧对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的进攻。——第312、499页。
【126】 国民公会委员——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1792—1795年法兰西共和国国民议会)在各省和军队中派驻拥有特许全权的代表。国民公会委员就是对这些代表的称呼。——第315页。
【127】 嫌疑犯处治法(loi des suspects)是1858年2月19日在法国由立法团通过的一项法律。该法律授予法皇及其政府以无限的权力,可以把—切敌视第二帝国制度的嫌疑分子流放到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各地去,或者驱逐出一切法国领土。——第316页。
【128】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四幕第一场。——第318、319页。
【129】 十表法是罗马奴隶制国家最古老的立法文献“十二铜表法”的最初的方案。这一法律维护私有制,它规定凡无法偿还债务者应被剥夺自由,降为奴隶或碎尸分身。——第319页。
【130】 这一臆说,见法国历史学家兰盖的著作《民法论,或社会的基本原理》1767年伦敦版第2卷第5册第20章(《Theorie des loix civiles, ou Principes fondamentaux de la societe》, Tome II, Londres, 1767, livre V, chapitre XX)。——第319页。
【131】 德国哲学家道梅尔在他的著作《基督教古代的秘密》(《Die Geheimnisse des christlichen Alterthums》)中证明,最初的基督徒在圣餐时吃人肉。——第319页。
【132】 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描绘了一幅未来社会的图景,在这个社会里,人在一个工作日里从事几种劳动,也就是说,工作日将由若干“短时工作”(《courtes seances》)组成,每一项工作不超过一个半至两个小时。根据傅立叶的意见,这样劳动生产率就会大大提高,连最贫穷的劳动者也能够比从前的任何资本家更充分地满足自己的一切需要。——第322页。
【133】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84页。——第323页。
在工业中做 工的成年男 子的百分比 每10万个 男子中死于 肺病的人数 地区名称 每10万个 妇女中死于 肺病的人数 在工业中做 工的成年妇 女的百分比 妇女职 业类别 14.9 598 威根 644 18.0 棉业 42.6 708 布莱克本 734 34.9 同上 37.3 547 哈里法克斯 564 20.4 毛业 41.9 611 布莱得弗德 603 30.0 同上 31.0 691 麦克尔士菲尔德 804 26.0 丝业 14.9 588 利克 705 17.2 同上 36.6 721 特伦特河畔的斯托克 665 19.3 瓦器业 30.4 726 沃尔斯坦登 727 13.9 同上 ― 305 8个健康的农业区 340 ―
[185a] 第2版注:自从1866年我写这些话以来,倒退的现象又发生了。
【134】 指1866年8月20日至25日在巴尔的摩召开的美国工人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六十名代表,他们代表六万多名联合在工联中的工人。大会讨论了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工人的政治活动、合作社、把所有工人联合到工联中等问题。另外,大会决定成立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全国劳工同盟。——第333页。
【135】 这里引用的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决议,是拫据马克思所写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一文拟定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13—223页〉。——第334页。
【136】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76页。——第335页。
【137】 “折磨他们的毒蛇”——套用了海涅的诗《亨利希》(诗集《时代的诗》)中的一句话。——第335页。
【138】 大宪章(Magna Charta),即自由大宪章(Magna Charta Libertatum),是1215年由英王“无地约翰”签署的一个历史文件的名称。大宪章是骑士和市民所支持的起义的大封建主向国王提出的。它对国王的权力规定了某些限制,保存了一些封建特权,并对骑士阶层和城市做了一些让步。马克思在这里指英国工人阶级经过长期顽强的反资本斗争而争得的限制工作日的法律。——第335页。
【139】 多么大的变化啊!(Quantum mutatus ab illo!)——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2卷第274行。——第3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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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资本论》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1867) 第九章 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
在这一章里,也同前面一样,假定劳动力的价值,从而再生产或维持劳动力所必要的工作日部分,是一个已知的不变的量。
根据这个假设,知道剩余价值率,同时也就知道一个工人在一定的时间内为资本家提供的剩余价值量。例如,假设必要劳动每天是6小时,表现为金额3先令或1塔勒,那末,1塔勒就是一个劳动力的日价值,或者说,是购买一个劳动力所预付的资本价值。再假设剩余价值率是100%,那末,这1塔勒的可变资本就生产1塔勒的剩余价值量,或者说,工人每天提供6小时的剩余劳动量。
但是,可变资本是资本家同时使用的全部劳动力的总价值的货币表现。因此,可变资本的价值,等于一个劳动力的平均价值乘以所使用的劳动力的数目。因此,在已知劳动力价值的情况下,可变资本的量与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成正比。如果一个劳动力的日价值=1塔勒,那末,每天要剥削100个劳动力,就必须预付100塔勒的资本,要剥削n个劳动力,就必须预付n塔勒的资本。
同样,如果1塔勒的可变资本,即一个劳动力的日价值,每天生产1塔勒的剩余价值,那末,100塔勒的可变资本每天就生产100塔勒的剩余价值,n塔勒的可变资本每天就生产1塔勒×n的剩余价值。可见,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等于一个工人一个工作日所提供的剩余价值乘以所使用的工人人数。又因为在劳动力价值已定的情况下,一个工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是由剩余价值率决定的,由此就得出如下第一个规律: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等于预付的可变资本量乘以剩余价值率,或者说,是由同一个资本家同时剥削的劳动力的数目与单个劳动力受剥削的程度之间的复比例决定的。
因此,如果我们用M表示剩余价值量,用m表示一个工人每天平均提供的剩余价值,用v表示购买一个劳动力每天预付的可变资本,用V表示可变资本的总数,用k表示一个平均劳动力的价值,用a'/a(剩余劳动/必要劳动)表示一个平均劳动力受剥削的程度,用n表示所使用的工人人数,我们就得出:
M=(m/v)V或
M=k(a'/a)n
这里继续假定,不仅一个平均劳动力的价值不变,而且一个资本家所使用的工人已经化为平均的工人。也有例外的情况,就是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并不与受剥削的工人人数按比例增长,但这时劳动力的价值也就不是不变的了。
因此,在一定量剩余价值的生产上,一种因素的减少可以由另一种因素的增加来补偿。如果可变资本减少,同时剩余价值率却按同一比例提高,那末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仍然不变。按照以前的假定,如果一个资本家每天要剥削100个工人,必须预付100塔勒,而剩余价值率如果是50%,那末,这100塔勒的可变资本就提供50塔勒的剩余价值,或100×3个劳动小时的剩余价值。如果剩余价值率提高一倍,或者说,工作日不是从6小时延长到9小时,而是从6小时延长到12小时,那末减少了一半的可变资本50塔勒,也同样提供50塔勒的剩余价值,或50×6个劳动小时的剩余价值。可见,可变资本的减少,可以由劳动力受剥削的程度的按比例的提高来抵偿,或者说,所雇用的工人人数的减少,可以由工作日的按比例的延长来抵偿。因此在一定限度内,资本所能榨取的劳动的供给,并不取决于工人的供给。 [202] 反过来说,如果剩余价值率降低了,那末,只要可变资本量或雇用的工人人数按比例增加,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就仍然不变。
但是,靠提高剩余价值率或延长工作日来补偿工人人数或可变资本量的减少,是有不能超越的界限的。无论劳动力的价值如何,无论维持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是2小时还是10小时,一个工人每天所能生产的总价值,总是小于24个劳动小时所物化的价值,如果这24个物化劳动小时的货币表现是12先令或4塔勒,那就总是小于12先令或4塔勒。我们前面假定,要再生产劳动力本身,或者说,要补偿购买劳动力所预付的资本价值,每天需要6个劳动小时。根据这个假定,500塔勒的可变资本,使用500个工人,在剩余价值率为100%,或工作日为12小时的时候,每天生产500塔勒的剩余价值,或6×500个劳动小时的剩余价值。100塔勒的资本,每天使用100个工人,在剩余价值率为200%,或工作日为18小时的时候,只生产200塔勒的剩余价值量,或12×100个劳动小时的剩余价值量。它的总价值产品,即预付的可变资本的等价物加剩余价值,在任何一天都决不能达到400塔勒或24×100个劳动小时的数额。平均工作日(它天然总是小于24小时)的绝对界限,就是可变资本的减少可以由剩余价值率的提高来补偿的绝对界限,或者说,就是受剥削的工人人数的减少可以由劳动力受剥削的程度的提高来补偿的绝对界限。这个非常明白的第二个规律,对于解释资本要尽量减少自己所雇用的工人人数即减少转化为劳动力的可变资本部分的趋势(以后将谈到这种趋势)所产生的许多现象,是十分重要的,而这种趋势是同资本要生产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量的另一趋势相矛盾的。反过来说,如果所使用的劳动力数量增加了,或可变资本量增加了,但是它的增加和剩余价值率的降低不成比例,那末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就会减少。
第三个规律是从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取决于剩余价值率和预付的可变资本量这两个因素而得出来的。如果剩余价值率或劳动力受剥削的程度已定,劳动力价值或必要劳动时间量已定,那末不言而喻,可变资本越大,所生产的价值量和剩余价值量也就越大。如果工作日的界限及其必要部分的界限已定,那末,一个资本家所生产的价值量和剩余价值量,显然就只取决于他所推动的劳动量。但根据以上假设,他所推动的劳动量取决于他所剥削的劳动力的数量,或他所剥削的工人人数,而工人的人数又是由他所预付的可变资本量决定的。可见,在剩余价值率和劳动力价值已定的情况下,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同预付的可变资本量成正比。但是我们知道,资本家把他的资本分成两部分。他把一部分投在生产资料上,这是他的资本的不变部分。他把另一部分转化为活的劳动力,这一部分形成他的可变资本。在同一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在不同生产部门中,资本划分为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的比例是不同的。在同一生产部门内,这一比例是随着生产过程的技术基础和社会结合的变化而变化的。但是,无论一定量的资本是怎样分为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无论后者与前者之比是1:2或是1:10,还是1:x,刚才确定的规律都不会受到影响。因为根据前面的分析,不变资本的价值虽然再现在产品价值中,但是并不加入新形成的价值产品。使用1000个纺纱工人,当然比使用100个纺纱工人需要更多的原料、纱锭等等。但是不管这些待追加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是提高,降低,还是不变,也不管是大是小,都不会对推动这些生产资料的劳动力的价值增殖过程有任何影响。因此,上面确认的规律就具有这样的形式:在劳动力的价值已定和劳动力受剥削的程度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的资本所生产的价值量和剩余价值量,同这些资本的可变部分即转化为活劳动力的部分的量成正比。
这一规律同一切以表面现象为根据的经验显然是矛盾的。每个人都知道,就所使用的总资本两个部分各占的百分比来说,纺纱厂主使用的不变资本较多,可变资本较少,面包房老板使用的可变资本较多,不变资本较少,但前者获得的利润或剩余价值并不因此就比后者少。要解决这个表面上的矛盾,还需要许多中项,就象从初等代数的角度来看,要了解0/0可以代表一个真实的量需要很多中项一样。尽管古典经济学从来没有表述过这一规律,但是它却本能地坚持这一规律,因为这个规律是一般价值规律的必然结果。古典经济学企图用强制的抽象法把这个规律从现象的矛盾中拯救出来。以后 [203] 我们会看到,李嘉图学派是怎样被这块拦路石绊倒的。“确实什么也没有学到” 【140】 的庸俗经济学,在这里也象在其他各处一样,抓住了现象的外表来反对现象的规律。它与斯宾诺莎相反,认为“无知就是充足的理由”。 【141】
我们可以把社会总资本每天所使用的劳动看成一个唯一的工作日。例如,假设工人人数为100万,一个工人的平均工作日为10小时,那末社会工作日就是1000万小时。在这个工作日的长度已定时,不管它的界限是由生理条件还是由社会条件决定,只有工人人数即工人人口增加,剩余价值量才能增加。在这里,人口的增加形成社会总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数学界限。反之,在人口数量已定时,这种界限就由工作日的可能的延长来决定 [204]。在下一章我们会看到,这个规律只适用于以上所考察的剩余价值形式。
从以上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考察中可以看出,不是任何一个货币额或价值额都可以转化为资本。相反地,这种转化的前提是单个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手中有一定的最低限额的货币或交换价值。可变资本的最低限额,就是为取得剩余价值全年逐日使用的一个劳动力的成本价格。假设这个工人自己占有生产资料,并且满足于工人的生活,那末只要有再生产他的生活资料的必要劳动时间,比如说每天8小时,对他来说就够了。因而他也只需要够8个劳动小时用的生产资料。但是,资本家除这8小时外还要工人再进行比如说4小时剩余劳动,这样,他就需要一个追加的货币额,来购置追加的生产资料。按照我们的假设,他必须使用两个工人,才能靠每天占有的剩余价值来过工人那样的生活,即满足他的必要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生产的目的就只是维持生活,不是增加财富;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下,增加财富是前提。为了使他的生活只比一个普通工人好一倍,并且把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半再转化为资本,他就必须把预付资本的最低限额和工人人数都增加为原来的8倍。诚然,他自己也可以和他的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但这时他就不过成了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成了“小业主”。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一定高度,就要求资本家能够把他充当资本家即人格化的资本的全部时间,都用来占有从而控制别人的劳动,用来出售这种劳动的产品 [205]。中世纪的行会力图用强制的办法防止手工业师傅变为资本家,限定每个师傅可以雇用的劳动者的人数不得超过一个极小的最高限额。货币或商品的所有者,只有当他在生产上预付的最低限额大大超过了中世纪的最高限额时,才真正变为资本家。在这里,也象在自然科学上一样,证明了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所发现的下列规律的正确性,即单纯的量的变化到一定点时就转化为质的区别。 [205a]
单个的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要蛹化为资本家而必须握有的最低限度价值额,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同发展阶段上是不同的,而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在不同的生产部门内,也由于它们的特殊的技术条件而各不相同。还在资本主义生产初期,某些生产部门所需要的最低限额的资本就不是在单个人手中所能找到的。这种情况一方面引起国家对私人的补助,如柯尔培尔时代的法国和直到目前的德意志若干邦就是这样。另一方面,促使对某些工商业部门的经营享有合法垄断权的公司 [206] 的形成,这种公司就是现代股份公司的前驱。
我们不详细谈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关系在生产过程的进行中的变化,也不谈资本本身的更进一步的规定。这里只着重指出少数要点。
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发展成为对劳动,即对发挥作用的劳动力或工人本身的指挥权。人格化的资本即资本家,监督工人有规则地并以应有的强度工作。
其次,资本发展成为一种强制关系,迫使工人阶级超出自身生活需要的狭隘范围而从事更多的劳动。作为别人辛勤劳动的制造者,作为剩余劳动的榨取者和劳动力的剥削者,资本在精力、贪婪和效率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
资本起初是在历史上既有的技术条件下使劳动服从自己的。因此,它并没有直接改变生产方式。所以我们上面所考察的、单靠延长工作日这种形式的剩余价值的生产,看来是与生产方式本身的任何变化无关的。它在旧式面包业中和在现代棉纺业中同样有效。
如果我们从劳动过程的观点来考察生产过程,那末工人并不是把生产资料当作资本,而只是把它当作自己有目的的生产活动的手段和材料。例如在制革厂,工人只是把皮革当作自己的劳动对象。他不是鞣资本家的皮。可是,只要我们从价值增殖过程的观点来考察生产过程,情形就不同了。生产资料立即转化为吮吸他人劳动的手段。不再是工人使用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使用工人了。不是工人把生产资料当作自己生产活动的物质要素来消费,而是生产资料把工人当作自己的生活过程的酵母来消费,并且资本的生活过程只是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的运动。夜间停止不用、不吮吸活劳动的熔炉和厂房,对资本家说来是一种“纯粹的损失”。因此,熔炉和厂房就造成了要劳动力“做夜工的要求”。货币单纯地转化为生产过程的物质因素,转化为生产资料,就使生产资料变成了榨取他人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合法权和强制权。最后还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所固有的并成为其特征的这种颠倒,死劳动和活劳动、价值和创造价值的力之间的关系的倒置,是如何反映在资本家头脑中的。在1848—1850年英国工厂主叛乱时期,“佩斯里的一家棉麻纺纱厂(卡莱尔父子公司,这是苏格兰西部资格最老、声誉最好的公司之一,它自1752年开办以来,世世代代由同一家族经营)的老板”,这位非常有学识的绅士,在1849年4月25日《格拉斯哥每日邮报》上发表了一封信 [207]。标题是《换班制度》,其中有一段天真可笑的话:
“现在让我们看看,把劳动时间由12小时缩减到10小时会产生怎样的祸害…… 这些祸害‘合计起来’给工厂主的前途和财产带来极其严重的损害。如果他〈即他的“人手”〉以前工作12小时,而现在限制为10小时,那就等于他的企业内每12台机器或12个纱锭缩减为10台机器或10个纱锭,如果工厂被卖掉,那它们就只能按10来计价。于是全国每家工厂的价值都会减少六分之一。” [208]
在苏格兰西部这个世袭的资本的头脑中,生产资料即纱锭等的价值同它们的自行增殖或每天吸取他人一定量的无偿劳动的资本属性这样紧密地溶合在一起,以致卡莱尔公司的老板真的以为,在出卖工厂时,要支付给他的不仅是纱锭的价值,而且还有它们的价值增殖,不仅是包含在纱锭内的劳动或生产同种纱锭所必需的劳动,而且还有借助于纱锭每天从佩斯里的健壮的西苏格兰人身上榨取的剩余劳动。正因为如此,他才认为,如果工作日缩短两小时,每12台纺纱机的出售价格就会缩减为10台的出售价格!
【140】 “确实什么也没有学到”这句流传很广的话出自法国海军上将德·帕纳的一封信。也有人认为是达来朗说的。这句话是针对那些没有从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吸取任何教训的保皇党人而言。——第341页。
【141】 斯宾诺莎在《伦理学》(第一部分,增补)中说,无知并不是充足的理由。这句话是针对那些对自然抱有僧侣主义目的论观点的代表人物说的,他们把“上帝意志”称作一切现象的原因的原因,而其唯一的论据就是对其他原因的无知。——第341页。
[205a] 现代化学上应用的,最早由罗朗和热拉尔科学地阐明的分子说,正是以这个规律作基础的。{笫3版补注:这个注解对于不大懂化学的人来说是不十分明了的。所以我们对它作如下的解释:作者在这里所指的是最初由沙·热拉尔在1843年命名的碳氢化合物的“同系列”,其中每一个系列都有自己的代数组成式。例如:烷烃系列是C n H 2n+2;正醇系列是C n H 2n+2 O;正脂肪酸系列是C n H 2n O 2 以及其他等等。在上面的例子中,(CH 2 在分子式中单纯的量的增加,每次都形成一个不同质的物体。关于罗朗和热拉尔在确定这个重要事实上的贡献(马克思对他们的贡献估计过高),可参看柯普《化学的发展》1873年慕尼黑版第709、716页和肖莱马《有机化学的产生及其发展》1879年伦敦版笫54页。——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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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与版本说明
[55] 第2版注:在英国的著作中,价值尺度(measure of value)和价格标准(standard of value)这两个概念极为混乱。它们的职能,从而它们的名称,经常被混淆起来。 ↩
[114] “超过国内贸易绝对需要的货币是死资本,不会给拥有这些货币的国家带来任何利润,除非把它们用于进出口贸易。”(约翰·贝勒斯《论贫民》第13页〉“如果我们铸币过多,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把最重的铸币熔化,加工成上等餐具,金银器皿;或者把它们作为商品输往霈要或想要它们的地方;或者可以把它们拿到利率高的地方去生息。”(威廉·配第《货币略论》第39页)“货币不过是国家躯体的脂肪,过多会妨碍这一躯体和灵活性,太少会使它生病……脂肪使肌肉的动作滑润,在缺乏食物时供给营养,使肌肤丰满,身体美化,同样,货币使国家的活动敏捷,在国内歉收时用来从国外进口食物,清偿债务……使一切美化;当然〈作者最后讽刺说〉,特别是使那班富有货币的人美化。”(威廉·配第《爱尔兰政治剖视》第14、15页 【80】〉 ↩↩
[186] “这两个阶级〈资本家和工人〉各自的行为,是它们当时所处地位的结果。”(《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第113页) ↩
[187] “受限制的行业都与使用蒸汽力或水力生产纺织品有关。一种行业必须具备两个条件才受工厂视察制度的保护,这就是:使用蒸汽力或水力,并且加工某种特定的纤维。”(《工厂视察员拫吿。1864年10月31日》笫8页) ↩
[188] 关于这种所谓家庭工业的情况,童工调査委员会最近的报告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材料。 ↩
[189] “最近这次会期〈1864年〉通过的法令……涉及到习惯异常不同的各种行业。使用机械力开动机器,已不象以前那样是一个企业在法律上被当作工厂的必要条件了。”(《工厂视察员报告。1864年10月31日》第8页) ↩
[190] 在比利时这个大陆自由主义的乐园,连这种运动的影子都没有。甚至那里的煤矿和金属矿山,各种年龄的男女工人都被完全“自由地”消费着,而不论消费时间多长以及什么时候被消费。那里所雇用的每1000人中,有733个男人,88个妇女,135个16岁以下的男孩,44个16岁以下的女孩。在炼铁厂等处,每1000人中,有668个男人,149个妇女,98个16岁以下的男孩,85个16岁以下的女孩。此外,对成熟的或未成熟的劳动力虽然都剥削得很厉害,但工资很低,每日平均的工资,男人为2先令8便士,妇女为1先令8便士,少年为1先令2 1/2便士。不过,与1850年相比,1863年比利时输出的煤、铁等等的数量和价值几乎增加了一倍。 ↩
[191] 本世纪头十年刚刚结束,罗伯特·欧文就不仅在理论上鼓吹限制工作日的必要性,而且在实际上在新拉纳克他自己的工厂内实行了十小时工作日。这种主张正同他的“生产劳动与儿童教育相结合”一样,同他创办的工人合作企业一样,被讥笑为共产主义的空想。现在,第一个空想成了工厂法,第二个空想成了一切“工厂法”中的正式用语,第三个空想甚至成了进行反动欺骗的外衣。 ↩
[192] 尤尔《工厂哲学》(法译本)1836年巴黎版第2卷第39、40、67、77等页。 ↩
[193] “1855年巴黎国际统计会议”的报告说:“法国的法律把工厂和作坊每天的劳动时间限制为12小时。但它不是把这一劳动限制在固定的钟点内〈即一段时间内〉,而只是规定儿童在早晨5点至晚上9点这段时间内做工。因此一部分工厂主就利用这一不幸的沉默给予他们的权利,让工人每天(也许除开星期日)不停地劳动。他们为此使用两班工人,每班在作坊内的劳动时间都不超过12小时,但企业的生产却昼夜不停。法律得到了遵守,但是合乎人道吗?”除了“做夜工对人体有破坏性的影响”外,报告还着重指出,“夜晚男女工人挤在同一个灯光暗淡的车间内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
[194] “例如,在我这个地区内,在同一家工厂建筑物内,同一个工厂主既是要受‘漂白厂和染厂法’约束的溧白业者和染色业者,又是要受‘印染工厂法’约束的印染业者,并且还是受‘工厂法’约束的上浆业者……”(贝克先生的报告,载于《工厂视察员报告。1861年10月31日》第20页)贝克先生在列举这些法令的不同规定以及由此引起的种种纠纷以后说:“可见,如果工厂主存心回避法律,那末要保证执行议会的这三个法令是多么困难。”[同上,第21页]不过这倒保证法学家先生有案子可办了。 ↩
[195] 因此,工厂视察员终于大胆地说出:“这种异议〈资本对在法律上限制劳动时间的异议〉必将在劳动权利的伟大原则面前屈服……到一定的时候,雇主使用工人劳动的权利就终止,工人就可以自行支配自己的时间,即使他还没有精疲力尽。”(《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54页) ↩
[196] “我们,丹克尔克的工人,特此声明:现行制度所规定的劳动时间太长,没有给工人休息和发展的时间,相反,倒是把工人貶低到比在奴隶制下好不了多少的受奴役地位。因此我们通过决议:一个工作日有8小时就够了,而且法律也应该承认这—点;我们呼吁报刊这个强有力的杠杆来支持我们……凡拒绝给予这种支持的人,将被看作是劳动改良和工人权利的敌人。”(纽约州丹克尔克工人的决议,1866年) ↩
[197] 《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第112页。 ↩
[198] “此外,这种诡计〈例如资本在1848—1850年采取的手法〉提供了一个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一种经常有人提出的着法是多么错误,这种看法是:工人不需要任何保护,而应被看作是他们的唯一财产即他们双手的劳动和额头上的汗水的自由支配者。”(《工厂视察员报告。1850年4月30日》第45页)“自由劳动(如果还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即使在自由的国家也需要法律的强有力的臂膀来保护。”(《工厂视察员报告。1864年10月31日》第34页)“允许每天劳动14小时,包括或不包括吃饭时间……就等于强迫这样做。”(《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4月30日》第40页) ↩
[199]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载于我主编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850年4月号第5页 【136】。 ↩
[200] 在受十小时工作日法令约束的工业部门,该法令“使工人免于完全退化下去,并使他们的健康状况有了保障”。(《工厂视察员报告。1859年10月31日》第47页)“资本〈在工厂中〉超过限定时间仍使机器转动,就必定损害它所雇用的工人的健康和道德;而工人是不能自己保护自己的。”(同上,第8页) ↩
[201] “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这就是把属于工人自己的时间和属于雇主的时间终于明显地区分开来。工人现在知道,他出卖的时间何时结束,他自己的时间何时开始,由于他预先准确地知道了这一点,他就能够依照自己的目的事先安排好自己的时间了。”(同上,第52页)“它〈工厂法〉使工人成了自己时间的主人,这就赋予工人一种道义力量,使他们也许有可能掌握政治权力。”(同上,笫47页)……工厂视察员以有节制的讥讽和经过斟酌的语言暗示,现在的十小时工作日法令,在某种程度上也使资本家摆脱了他作为单纯的资本化身而自然带有的那种野蛮性,并给了他受少许“教养”的时间。从前,“雇主除了搞钱以外再没有时间做别的事情,而工人除了劳动以外也再没有时间做别的事情”。(《工厂视察员报告。1859年10月31日》第48页) ↩
[202] 这个基本规律看来是庸俗经济学的先生们所不知道的。他们与阿基米德相反,认为在需求和供给决定劳动的市场价格这一点上,发现了一个不是使世界运动而是使世界静止的支点。 ↩
[203] 详见第四卷。 ↩
[204] “社会的劳动,即用在经济上的时间,表现为一个定量,比如说,100万人每人每天10小时,或1000万小时……资本的增长是有限度的。在任何一定的时期内,这个限度就是用在经济上的时间的实际数量。”(《论国民政治经济学》1821年伦敦版第47、49页) ↩
[205] “租地农场主不能指靠自己的劳动,如果他这样做,我认为他会受到损失。他的事务应该是全面照料,他必须监督打谷人,否则粮食打不干净,工钱很快就浪费了;他还必须监督割草人、割麦人等等;他必须经常巡视自己的篱笆;他必须查看是否有疏忽的地方,如果他只局限在一处,那末别处就难免有疏忽。”([约·阿伯思诺特]《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一个租地农场主著,1773年伦敦版第12页)这本书非常有趣,从中可以研究“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或他明确地称之为“商人租地农场主”的起源,可以听到这种租地农场主在那些主要是为生存而挣扎的“小租地农民”面前是怎样自我吹嘘的。“资本家阶级最初部分地摆脱了体力劳动的必要性,最后完全摆脱了体力劳动的必要性。”(理查·琼斯牧师《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1852年哈特福版第3讲第39页) ↩
[206] 马丁·路德把这种机构称为“垄断公司”。 ↩
[207] 《工厂视察员报告。1849年4月30日》第59页。 ↩
[208] 同上,第60页。工厂视察员斯图亚特本人是一个苏格兰人,他与英格兰的工厂视察员相反,已完全为资本主义思维方式所俘虏。他把这封信附在他的报告中,并明确地指出,这“是某一位采用换班制度的工厂主所写的最有用的一封信,它特别可以用来消除对这种制度的偏见和疑虑”。 ↩